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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基本思想范文1
关键词：儒教；朝鲜半岛；传播与发展；影响
一、儒教在朝鲜和韩国的传播与发展
（1）秦汉时期传入朝鲜
众所周知，中国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代，秦末汉初传播到朝鲜。公元前一世纪中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取代了檀君的古朝鲜，三分天下。与中国毗邻而居的高丽由于最先学习、使用汉字，孤儿儒教典籍最早传入高句丽。公元32年，高句丽中央政府设立学习儒教的最高学府“太学”，供贵族子弟研究儒学，致力于将其培养成为文武兼备的人才。“太学”以《易经》、《春秋》、《礼记》、《诗经》、《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儒教典籍为教科书，随着儒学传播的深入，五经三书逐渐成为高句丽的普及读物。
（2）新罗国统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公元660年与668年，新罗分别战胜百济与高句丽，实现了朝鲜南部的统一。最初将佛教设立为国教的中央政府，很快意识到佛教的出世思想与现实统治策略上的格格不入，于是在礼部之下设立了以研究儒学为主的国学。以武力战胜百济、高句丽的新罗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开始提倡文治，并致力于培养促进国内融合、精通儒学的辅国官员。
同时，民间的儒学研习者也远赴中国，在儒学的发源地研读经典文籍，其中许多人在中国或回国后立书作传。
（3）李氏王朝达到兴盛状态
在高丽王朝末年，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学随着王朝的衰落而腐化堕落，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抱着挽救国家危亡、维系人心的目的开始从元朝引进朱子学，试图以此取代佛学。而儒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太祖李成桂在建国初年就明确了儒教为国教，贯彻以儒教的“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为核心的王道政治理念。而王道政治又是以道德和伦理为基础、重视社会秩序的政治。在儒学教育普及方面，不仅开办了官学即成均馆，还设立了以地方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学习儒学的教育机构。
（4）清代实学时代走向了明日黄花
清代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十七世纪初，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出现，著名的实学者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
中国实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影响了朝鲜。朝鲜的实学思想也产生于十七世纪。十六世纪末倭寇的入侵，十七世纪初女真的骚扰，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趁机兼并土地，人民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战乱减少，出现和平稳定的局面，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了萌芽。加之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促使朝鲜的一些进步学者，深入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方案，形成了朝鲜的实学思想。
二、从文化互动的角度试论儒教对朝鲜的影响
（1）儒学奠定了朝鲜国人基本的世界观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始于秦末，而真正对朝鲜产生影响的是在汉代，汉儒在天道观上主张“天人感应”，在朝鲜亦然；常以“白狐出”、“黑蛙斗”等自然现象来解释国家兴衰、战争胜败以及人生祸福，朝鲜亦然。而且，儒学几乎是朝鲜最早接受的“强大文化”，其统治地位和历史地位不容忽视。那么，它在已吸收的文化中就会求新求发展，使得儒学在朝鲜得已蓬勃发展。
（2）儒学对朝鲜人伦理观的影响
忠孝思想是儒学的基本思想之一，被认为是人人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并且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点在韩国的企业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国家、社会、企业的统一性，即责任心和忠诚性。第二，重感情、诚恳、热情、坦率；第三、重权威、尊重老人和长辈。而这些正是儒学精神之所在。由此可见，儒学对朝鲜人的影响更加深刻。
（3）儒学形成了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框架
从朝鲜三国到高丽时期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都在儒学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建立了教学机构如太子、国子监和乡学等，并像中国一样采取科举制度，为管理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尤其是对教育的重视更是令人佩服，时至今日，韩国、朝鲜、中国朝鲜族非常重视教育，将孩子的教育放在了家庭的最重要位置。在中国，朝鲜族是全国教育水平最高的几个民族之一，儒学对朝鲜思想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4）儒学成为推动朝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朝鲜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故朝鲜迈进文明时代与儒学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自秦汉以后，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基本上都是在朝鲜社会处于变革的时期，顺应发展的需要。朱子学一传入朝鲜就被掌握在改革派手中；杨明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对朝鲜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儒学一直都是韩国的主流思想，即使有基督教的影响也不能抹杀这一事实。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2]孙丽，，，2009年7月
[3]崔龙水，
[4]朴中锦，，2004年秋季号
儒教的基本思想范文2
关键词：错解资源；剖析反思；教学启示
数学习题教学是数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功能是多方面的，习题教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讲解、练习一些习题，使学生掌握数学基本知识，形成数学基本技能，领悟数学基本方法，体会数学概念的本质，发展数学能力，培养学习能力，改变学习方式. 实际课堂教学中，学生演算一道习题时会出现几种不同的解法，有的正确，有的可能错误，这都是正常现象，作为教师，对于正确的解法要给予充分肯定，剖析其精彩之处，适时进行表扬，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对于错误的解法，除纠正其错误外，如果能充分利用错解这个“资源”，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出现错误的根源，可以从中发现学生学习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从而通过分析、拓展，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思想方法的理解，这样可能会比只讲解正确的解法效果更好. 下面是笔者在实际教学中的一个案例，整理下来供同行商榷、指正.
看到学生的三种解法后，笔者先是有些惊讶，惊讶的是一道容易题也能引出这么多解法，不由对学生刮目相看.笔者发现这些解法很有价值，通过对这些解法的剖析，可以让学生对Sn与an的关系式理解得更深刻，于是让学生讨论这些解法并请给出解法的学生代表作一些简单评析.
学生1：解法1可以快速得到正确结论. 作为一道选择题，肯定是有答案的，只知道是四个选项中的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只要选择正确的或排除错误的就可以了.
学生2：考虑解法2的思路，因为要求Sn的表达式，可以考虑将条件Sn=2an+1中的an+1用Sn+1，Sn表示，研究数列{Sn}的规律，将Sn看成是数列{Sn}中的第n项，寻找解题途径.
学生3：利用数列中Sn与an的关系式an=Sn-Sn-1，代入已知条件，研究数列{an}的特点，发现数列{an}是以1为首项，为公比的等比数列，再用数列求和公式求解，没有答案，故该题有误.
教师：要评判这些解法的正误，需要对数列通项与前n项和重新认识一下.
1. 知识再现
2. 审视反思
3. 追根求源
认清了解法3的错误所在，问题是否都解决了呢？笔者觉得学生心中一定会有疑惑：何时用解法3？何时用解法2？难道解法3就不能给出正确结果？等等. 于是就抛出了下面的问题：我们有了这些认识后再来审视解法2、3，思考并讨论下面的问题：
问题1：解法2为什么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呢？
问题2：解法3难道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办法求出正确的结果？
1. 错因探究思考
产生上述求解错误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使用结论an=Sn-Sn-1时没有注意其成立的条件n≥2，n∈N*，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学生对知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会“照着葫芦画瓢”，缺乏应变能力，对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对结论的使用范围、注意事项不理解，一遇到新的问题就束手无策.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高中数学课程应该返璞归真，努力揭示数学概念、法则、结论的发展过程和本质…使学生理解数学概念、结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体会蕴涵在其中的思想方法，…”目前，在应试教育的大潮中，在唯分数论成败的形势下，许多教师以为，让学生去思考、去探究结论逐步形成的过程太浪费时间，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形式，直接将结论告诉学生，三年的教学内容两年甚至一年半完成，然后花大量的时间去做题，试图通过模仿训练、穷尽题型或以题海战术形成学生机械地应对问题的“能力”，结果只能出现“我讲了n遍，你怎么还不会，怎么还做错？”的无奈局面. 章建跃先生说过：“如果教师讲的n遍是不讲理的、越俎代庖的、强加于人的，少了循循善诱，缺乏心智启迪，没有给学生以豁然开朗的思维体验，那么这个n趋向于∞也是枉然.”数学教学不是结果的教学，而是思维活动过程的教学. 数学教学中，要把问题的提出过程，概念的抽象过程，知识的获取过程，结论的探究过程，结论使用时的范围、注意事项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艰难曲折思维过程暴露给学生，而不是简单的向学生展示成功的结果.
2. 如何看待错解
数学学习是一个认知过程，由于学生认知水平、理解水平的不同，解题中出现错误属正常现象，教学中如何对待学生学习中、解题中的错误很重要，心理学家盖耶认为：“谁不考虑尝试错误，不允许学生犯错误，谁将错过最富有成效的学习时刻.” 也就是说，错解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它最能直接暴露出学习中的薄弱地方，改正它能弥补学习中的不足，反思它能深化对概念、公式、定理的理解. 教学中充分利用好错解资源，可以深化、完善习题的教育作用，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罗增儒教授关于“错解”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弄清了错解的内容和性质，使我们更接近问题的深层结构，解题的思维也随之而开朗.”
解题是学习数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但是工夫不能仅仅下在解题上，而是要用在反思上，特别是对错解的反思. 数学题目是无穷的，我们不可能解决完所有的题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解决、分析典型问题，领悟数学机智，提高综合能力. 对于一些概念、公式、定理的巩固理解，不能只是为解题而解题，还要注意其内涵、外延，注重其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用，还要知道什么时候用，使用范围是什么等等，否则就不能说是掌握了一个数学概念或公式. 有效利用错解这个资源，从错误中反思，从错误中学习，学会突破障碍，学会调整思维方向，从错误走向正确，从失败走向成功，这正是教学的最终目标，也是错解资源的价值所在.
儒教的基本思想范文3
关键词：王夫之；学术思想；渊源；贡献
关于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学术界历来认识不一，大致说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一、本于张载；二、师承张载和程朱，是二者的合流；三、亦儒亦佛；四、儒、道、佛之合流；五、自成一派。本人认为，王夫之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具独立精神的学者之一，他能够在明清之际建起了一座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高峰，决不是仅仅借助于一个或几个门派的学说就可以做得到的，他的创造性贡献得益于他拥有一个坐集千古之智的学术机遇，他抓住这个机遇，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批判、吸收和转化。下面我们就择几个重要方面逐一分析和说明。
一、王夫之与王充
侯外庐先生认为，王充比起王夫之所尊许的张载，在王夫之的思想中有更多的脉络可寻。第一，王夫之继承了王充的批判与实证精神。王充《论衡》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武断与盲从。王夫之同其精神，太极图说、星象家、变覆家、方术家等都受到过他的批判，王夫之也因此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妄议古人。与王夫之的批判精神相呼应的是其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王充称之为“事有证验以效实”，王夫之称之为“征之以可闻之实”，认为理论观点正确与否只能由事实证明。第二，发展了王充的知识论。不过，王夫之不像王充那样把知与不知看成是绝对的，而是看成相对的和发展的、提出了知识论上的相对性与发展观。王夫之说：“可见者，所撰者也。有撰者可体，故未有撰者可通。圣人依人以为则，准见以为道。”“所撰者”指人可以掌握的事实根据，王夫之认为，人们正是由“所撰者也”认识和理解了“未有撰者”，这是人由可知达于不可知的最一般的认识规律。第三，发展了王充关于人性的学说。王充认为“性本自然，善恶有质”，意思是说，人性本是一种自然性，无所谓善恶，善恶是由人们后来养成的素质所决定的，王夫之在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王夫之提出，“性在气质中，无性外之气质”，这就在认识人性的自然性与后天性关系方面融入了对立统一思想。王充认为人性重在教导，可使之为善，王夫之认为“性重养其习，失教失导即为下愚”，二人都是在发挥孔子的“习相远”之说，而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新”之论更多的是把人性放在不断创新发展的生活活动中去看，这是王夫之的卓见。第四，完善了王充的无神论。从《礼记》到王充、张载都认为鬼神是气的特殊的存在状态，王夫之也据此立论，坚持了古代唯物论者关于鬼神的一般观点，认为“鬼神者，气之往来屈伸者也”，从“气”和“实有”的角度来说明鬼神，以鬼神填补了物所不可能占有的领域。
二、王夫之与张载
为了找到儒学的正流，王夫之对宋明学术流派进行了谨慎的梳理和研究，将宋明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道路概括为：先由周敦颐开创太极学说，勾画宇宙蓝图；二程将其发挥，主张通过主体实践来体悟世界的本真，引伸出了静、诚、敬的修养论，但最后却偏向了佛教的寂灭教义；朱熹为救其失，倡导格物穷理之学，双峰、勿轩诸儒不得要领，使朱子之学退化为训诂学；陈白沙致力于真知之学，在重振朱学方面功不可没。但不幸的是白沙之学直接导致了王阳明“阳儒阴释”的心学，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的说教成为异端流行、社会动乱的祸根。王夫之显然夸大了思想学术对社会动变的作用，但他对宋明两代学术思想流变的分析是准确的。在宋儒各派中，王夫之认为，朱子和二程之学虽都是正统儒学，但皆有矫枉过正之偏，所以在战胜异端方面缺乏力量，只有张载的学说是“引万派而归墟”的正学，但由于张载是无官职的平民百姓，缺乏辅助，所以他的学说没有流行于世，如果张子学说得到广泛传播，那么，不管是浮图邪说，还是它的同盟陆学和王学，都将“不折而自摧”。
王夫之推崇张载不仅因为张载是一个唯物论者，还因为张载也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本主义思想的学者，其对人的情感志向和人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与王夫之时代声势浩大的反道学的近代人本主义理想有更多的契合之处，虽然张载也算在道学家之列，但却与朱熹等人有根本不同。对此，王夫之作了精细的分辨，认为张载以“志道强礼”为治学之本，把获得知识作为人进步的阶梯，这样，人们就会在自己不断的求知中达到更高的境界。考虑到这一层，王夫之认为张载的学说是人本之学，是“圣功之学”；而朱学以“格物”为前提，以“致知”为目标，把人生的命运都押在“一旦之豁然”上，很不牢靠，而且也看不到人生境界提高的连续性和无限性，这样的学说只能称得上是“贤者之学”，是理学，与张载的“圣功之学”不可同日而语。
三、王夫之与程朱
对于二程与朱熹，王夫之一方面充分肯定其正统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又在众多的理论学术问题上对之质疑或否定。如关于“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王夫之认为，周敦颐创立的《太极图说》着重阐述了“天人合一”问题，但人与万物是怎样区别开来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是由程朱在辨明“理一分殊之义”时详细说明的，但是程朱又没有说明人的发展及其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张载解决的。张载阐明了这样的观点：从宏观上讲，人的产生和成长是大自然运动的成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循并利用着自然规律，“人之与天，理气一也”，但从细的方面，即从“其切处”而言，人又有人伦，人以人伦而别于天，“而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同时，人又是从人伦中理解了天，“即父母而溯，其德通于天地也，无有问矣”，离开了人伦，人便不能知天。将此说推而广之，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其类的生存规律与秩序中来理解天的，即所谓“此其诚之必几，禽兽且有觉焉”。王夫之盛赞张载将“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发展为遵从天道而善待人事的完备的“天人相继”理论，而对程朱理学，王夫之则批评其“引而不发，未能洞示来兹也!”
在人性问题上，王夫之对程朱理学同样有许多不满，认为程子将人性分为两个方面，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程子的功劳，但是程子混淆了人性与人的才能的概念，把人的才能当成人性，因而不能认清人性的相对稳定性，是张载把“才”与“性”区分开来的。关于“心性天”的问题，程子将其归于理要比异端将其归于“无”和人心要正确，但不如张载将其归于气更精当和符合实际。
对于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论调，王夫之则完全反夫之的文艺美学思想中都留有十分明显的痕迹。比如王夫之通过对中国历代教育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指出诗歌礼乐等审美文化凝聚了天地间的“清刚粹美之气”，可以“养其未有用之心为有用之图”，并认为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保持创造活力的必备条件，同时诗歌礼乐文化是“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的最佳方式，因此诗歌礼乐等审美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刘勰的《文心雕龙》对王夫之文艺美学思想的形成也是影响巨大的。虽然王夫之直接提到刘勰的地方不多，但却深得其精神，刘勰提出的“神与物游”、“敏在虑前，应机立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夫之的现量观。
大体而言，王夫之对孔孟、《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诗品》、《沧浪诗话》、高启、汤显祖、祝允明、唐寅、蔡羽等的基本文艺美学观点持肯定态度，而对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沈约、《诗式》、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三苏、黄庭坚、陆游、前后七子、李贽、三袁等的文艺美学观点持分析批判的态度。王夫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于他能辨证地看待古人的理论思维成果。在《楚辞通释》、《古词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王夫之许多闪光的思想就是在对古代诗词的评点与分析中形成的。
八、王夫之与佛老
儒教的基本思想范文4
关键词:人贵知学;杂学并包;尊师重友;当思则思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安丰场人｡王艮是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认为“不乐不是学”[1]｡怎样才能做到乐学?除了要学好良知之学以外，王艮还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去除私欲｡他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2]二是学不累人｡他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3]三是坚持学习｡他说:“不学不是乐｡”[4]人要真正地获得快乐就要不断地学习｡王艮认为，人性之中有“气质杂性”，“以学能变化气质也｡”[5]同时他还从更高的角度阐明了学习的意义:“学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6]所以他特别要求人们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
一
王艮逝世后，有人问邹元标:“泰州崛起田间，不事诗书，一布衣何得闻斯道卓尔?”邹元标答道:“惟不事诗书，一布衣，此所以得闻斯道也｡”[7]意思是说，由于王艮不事诗书，才不受正宗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束缚，而重于创造，这样才使他逐步形成本质上不同于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成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
其实，邹元标的这种评价是一种偏见｡笔者认为，王襞对王艮的评价是最为中肯的｡他把王艮的思想发展过程概括为“三变”｡他说:“先君子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不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自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告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则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正中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侔委身屈辱者伦也，皆大学格物安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足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8]由此看来，王艮理论创新也是经过学无师承､发愤读书､“逢人质义”，拜师学习､修身讲学的过程的，并不是如邹元标所说“唯不事诗书”才有创新的那么神奇｡
王艮对学习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学习｡孔子虽天生圣人，也是通过认真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才成为“明彻”之人的｡由此他认为，学习要一个好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入太庙每事问;惟其入太庙每事问，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9]这里王艮对“入太庙每事问”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进行了相互论证，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人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他还提醒说:“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后看书，所谓温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书本便没有功夫做｡”[10]王艮的这些话有他的缺陷，但也有很大的道理｡即先要学习一些知识，然后进行实践，通过实践验证知识，在实践很“得力”的基础上，再去看书学习，就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他强调了抓紧时间读书的重要性，也重视了从实践中学习的意义｡王艮认为学习必须认真仔细，马虎不得｡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莫因简易成疏略，务尽精微入细详｡”[11]就是说，不要因为提倡“简易”学习，就在学习上草率疏略，马虎了事，还是要“精微”､“细详”地学习｡
同时，王艮还认为，学习要在勤奋上下功夫｡他十分赞赏孔子的学习精神｡他说:“孔子之时中，全在韦编三绝”[12]，所以他经常教育学生:“人生贵知学，习之唯时时｡”[13]他告诫学者:“瑞气腾腾宝韫山，如求珍宝必登山｡”[14]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非勤奋不可｡
王艮对老实而勤奋学习的人是非常赞赏和支持的｡如徐樾在嘉靖七年和十年，两度从学，都没有得闻所谓的“大成之学”，直到嘉靖十八年，王艮经过十一年的考察，才写信给徐樾，称赞他恭谦好学，说他闻道以后，便有“解官善道”的志向，是“信道之笃”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他身边的许多学生所能企及，表示要授他以“大成之学”｡这封信的名称是《再与徐子直又》，全文是:“屡年得书，必欲吾慈悯教诲，于此可见子直不自满足，非特谦辞已也｡殊不知吾心久欲授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会，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幸得旧冬一会，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笃，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闻别后沿途欣欣，自叹自庆｡但出处进退，未及细细讲论，吾心犹以为忧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闻此，当有不容已者，余俟而讲不备｡”[15]有人曾经研究王艮为什么要传给徐樾以“大成之学”，就是因为徐樾具有勤奋好学为精神｡
王艮一生都充满了学习精神｡这种精神不只是来自于他老师的教导，而在于他的一种志向｡王艮先祖来自姑苏(今苏州)，世占灶籍，家境贫寒，七岁上学，十一岁辍学｡后随父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成为一名灶丁｡十九岁起经商，贩盐山东｡《年谱》上说，王艮二十五岁时，“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徐樾在《王艮别传》中也说:“(艮)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归，即奋然有任道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16]从此，他放弃了经商､行医的职业，开始了他发愤自学成才的道路｡王艮一边经商，一边读《孝经》､《论语》､《大学》等书｡由于王艮自己识字不多，缺少文化基础，加之当时在安丰一带找不到老师，他只好逢人质义，以知者为师｡从二十七岁开始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贤之志”｡三十岁时，他“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17]耿定向撰《王心斋传》说:“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教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听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之后，开始通过刻苦学习与矢志耕道，成为一派宗师的｡观王艮先生一生，他能够从一名社会地位低下的灶丁､盐贩，而成自立门户的一代儒者，在学术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二
王艮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广阅博览上｡王艮对孔子之学非常厚爱，他认为“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18]王艮在《大成学歌寄罗念庵》中说:“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惟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19]王艮所说的“大成学”就是指孔子的儒学｡“孔子之学，唯孟子知之｡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真是一句道着｡”[20]从总体上来看，王艮仍属儒家一脉，他始终是把儒学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的｡王艮说过:“谚云:‘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师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须知孔子之学｡知孔子之学，而丈夫之能事毕矣｡”[21]有门人问他“志伊学颜”，他回答说:“我而今只说志孔子之志，学孔子之学｡”[22]在他看来，儒学理论是一种“至简至易”之道，孔子就是以“简易”为宗旨｡他说:“康节极称孔子，然只论得孔子玄微处，至其简易宗旨却不曾言｡”“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随地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盛也｡”[23]所以他尽心尽力学好儒学理论，事实也正是这样，王艮在成为王守仁弟子以前，学的是儒家经典，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服尧之服，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
但是，王艮又是一个十分开放的人｡他曾经说过:“道理，若只见得一边，虽不可不谓之道，然非全体也｡譬之一树，有见根未见枝叶者，有见枝叶未见花实者，有见枝叶花实却未见根者｡须是见得一株全树始得｡”[24]那么如何进行广博的学习呢?王艮认为，最重要的是“杂学”｡他治学不分派别，广览百家，所以他自称“东西南北之人”｡他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观念，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他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25]又如他对王守仁与湛若水之间关于天理良知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学派的思想｡再如，他对“道学”不感兴趣，但对“道学”理论也有所涉猎｡他还谈及“佛老”与儒学的关系:“或言佛老得吾儒学之体｡先生曰:‘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则自是佛老之体也’”｡[26]可见，它虽崇尚儒教，但不排斥佛道，对其有用的东西也是兼收并蓄的｡
王艮的杂学还表现为向实践学习｡在如何“知”的问题上，王艮与王守仁有着极大的区别｡王守仁认为，“知”“行”是相互并进､相互渗透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27]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8]“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29]他还认为，真正的知必能实行，不能实行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有时知在先而行在后，有时行在先而知在后，所以知与行是相互推移的｡王守仁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他的“心即理”说，因此在学习问题上他是持学问要旁人“点化”不如自己“解化”的观念｡王艮不同意王守仁的事物之理在我心里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即事是学，即事是道｡”[30]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也就是说要到客观事物中去学习，去求道｡他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去学习､去探求，才能够获得知识的道理，获得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要学真理，就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知识｡这里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观点｡他认为所谓“道”，就是百姓日用之事，主要表现在百姓的知､行上，而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与万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31]“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32]所以“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3]他鼓励学生们到百姓中学道，他教育学者们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他说:“途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34]｡要求学生不耻下问，以天下百姓为师｡
三
《礼记礼运》篇指出:“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形象地反映了师与父相连的社会意识｡荀子则将君师与天地､先祖并列，作为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35]对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36]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扬雄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37]隋代教育家王通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38]任何人的知识与才能都是从师求教并经过个人勤奋学习取得的｡“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唯明主乎?”[39]可见，我国古代对于从师的作用看得是非常重要的｡
王艮也一样，他是非常重师教的(有人因为王艮在某些观点上与其师不合，就认为王艮不重师教，这也是一种误解｡)据史料记载，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三十八岁，他在家乡讲学期间，当时有一个叫黄文刚的塾师，是江西吉安人，他听到王艮讲说《论语》，感到诧异，说他和江西巡府王守仁所讲的观点相似｡王艮听了这一消息，立即产生去江西会见王守仁，进行验证的欲望｡赵大洲在《王艮墓铭》中说:“有黄塾师者，江西人也，闻先生论诧曰:‘此绝类王巡府公之谈学问也｡’先生喜曰:‘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40]徐玉銮也介绍说:“先生从塾师黄元刚闻其语，诧曰:‘海内士大夫亦有明圣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证’｡”[41]听说有人的观点与已相似，王艮就要去验证，去学习，这一方面说明王艮对于“学问”是不肯马虎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艮重视向他人学习｡王艮之所以重师教，主要在于他对学者拜师学习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王艮说:“学本无异，以人之所见者，各自以异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则执其名为是，而以称字者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则执其字为是，而以称名者为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见者为是，以人之所见者为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是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也｡夫然后洞然无疑矣｡”[42]而要做到“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就要有他人的指导，特别是老师的指导｡他说:“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43]王艮在自我成长的经验中，对于“师友提携励进”有深切的体会｡早年他独自摸索学习长达十年之久，这段时间固然有其独特的心得与收获，但在师事王守仁并与同好切磋数年之后，他在见识与胸襟上所展现的成熟气象，无不归诸于“明师良友鼓舞于前，诱掖奖劝抑其过，引其不及以至于中”｡[44]所以他感叹地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此至简至易之道｡然必明师良友指点，工夫方得不差｡故曰道义由师友有之，不然恐所为虽是，将不免行不著､习不察｡深坐山中，得无喜静厌动之僻乎?”[45]
王艮认为，要学有所成除了要善于向老师学习以外还要善师友｡他认为师友也是获取知识､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师友，可以得到相互影响，彼此切磋，都能得到提高｡他说:“予幸厚诸友相爱，彼此切磋砥砺，相勉于仁，惟恐不能迁善改过者，—体相关故也｡”[46]王艮关于学习要重师友的观点，也是王守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王守仁主张广泛交友，即使是学生也应当成为朋友｡因此，王艮无论是讲学还是与友人论道，都不断强调“明师良友”的重要｡当然，王艮的“师友”并不局限于讲堂之内，而是广泛地指一般人际往来之人，因此举凡社会中的每位众生皆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如他所说:“途之人皆明师也｡”[47]王艮讲学时期，前来问学求教者甚多，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者皆有，不论身份或高或低､年龄或长或幼，王艮皆不以小辈或晚辈视之，而是以并列的朋友关系相待｡王艮这种虚心向人求教，视他人为师的态度，与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48]的气概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王艮重老实的学习态度､勤奋的学习精神，重老师之教､师友之学，但王艮学师不为师之缚，学诗书“不泥传注”｡王艮虽然“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地学习，但他不是死记硬背儒家经典，而是以个人的思想去解释经典，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王艮虽然提倡学习要“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49]“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50]这种不重视章句诵习的学习方法，也是王艮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
王艮是一个“以自然为宗”的人｡对于学习他主张顺其自然，反对“人为”､“着意”｡[51]所以学习不要太废事｡“一友持功太严，先生觉之曰:‘是学为子累矣｡’因指旁斫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尝废事?’”[52]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王艮所说的不废事､不累人，并不是说学习就不要用功，关键是要顺应“自然天则”｡[53]
事实上，王艮十分强调思考的作用｡他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54]如王艮在三十八岁师事王守仁之前，思想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如他所说的:“王公论良知，某讲格物”[55]，就说明他早已形成了淮南格物说，与王学有所区别｡王艮从学王守仁之后，固然受到王学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在从学王门期间，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盲从｡他治学不主一经，其学旨不重视“章句诵习”而注重实践｡他自称其学说是“五经总义”，就是并非出自哪一经，而与“章句世学”对立，是封建正宗思想的异端｡所谓讲经书，他“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56]，其实质就是背弃正统思想的教条，用自己的新意作异端之说｡他的基本思想和王学貌合神离｡
王艮的学习重思考的观点是直接接受了王守仁“心学”思想的｡王守仁认为:“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故必学以存其心｡学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诸其心而已矣;求诸其心何也哉?谨守其心而已矣｡博学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皆谨守其心之功也;……后之言学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离决裂，愈难而愈远｡”[57]所以在学习方面他强调静坐体悟和独立思考｡他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58]这就是说，做学问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即使大家都说是对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不符，也不能认为是对的;大家都说是错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相符，也不能认为是错，决不能人云亦云，不经过思考而随声附和｡
王艮接受了王守仁的这些思想，治学是十分严谨的，他反对本本主义，不唯书，不唯上，即使是他的老师，他认为不能理解或不切实际的东西也要反复进行“辩难”｡如，王艮拜王守仁为师时的一段故事就表现了这种重思考的治学态度｡王艮初见王守仁，“讲及至良知，先生(王艮)叹曰:‘简易直接，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师事之｡辞出就馆舍，绎思所闻，间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复见公，亦曰:‘某昨轻易拜矣，请与再论｡’先生复上坐，公(王守仁)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予所甚乐也｡’乃又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公谓门人曰:‘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59]可见，在学习上不是随意之人，而是一个重思考､真正搞学问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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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论语[M].述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