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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1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追溯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政策的因素，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其所涉及的关于职业道德的一些内容和要求，比如要求领导者要带头率先示范、刚正廉洁、诚实守信等，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对推进现代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要求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道德在教育体系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闪烁着现代光芒，尤其是关于职业道德相关要求。
（一）遵纪守法
儒家历来都强调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严格遵纪守法，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对此，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邓禹是汉武帝建立大汉王朝的重要功臣之一，后被封为高密侯，位高权重。尽管如此，他还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要求，强调子孙的法纪教育。 “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 。”\[2\]616历史对此评价是“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而其后代也严格遵守其教导，并延续了数代，结果造就了“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东京莫与为比。” \[2\]619
(二)廉洁刚正
东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震，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又博览群书，被誉为“关西孔子”，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官职。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为官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生活上艰苦朴素，出门从不坐轿子，坚持步行，子孙经常食野菜。他的子孙们深受这种廉洁刚正的作风的影响，都以他的作风为榜样，传习数代。他的很多做法在当时并未被理解，一些同僚曾劝他应该多为子孙购置产业，他却认为：“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2\]619后来，虽然他因上疏批评中常侍樊丰等人，被诬陷罢官后自杀。但是，他廉洁刚正的作风给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以身作则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汉代儒家十分强调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如陆贾就十分强调当权者要以身作则，他认为统治者在品德方面的一言一行，对老百姓的德行会产生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指出：“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故其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母后，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王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着，莫不仿之。” \[3\]陆贾认为，当权者坏的作为、不良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当权者应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坚持为政以德，以促进社会风气的优化。纪武昌，喻长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四)言行一致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说教层面上，要通过各种具体实践将其展现出来，用道德行为来检验教育的效果。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主张“知行合一”，特别强调要躬行实践。他们认为躬行是内在道德品质在具体行为中的体现。通过实践，最终达到“道术兼修、内圣外王”的境界。因此汉代儒家士人非常重视自我修身和自我道德实践，主张在道德实践方面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些对我们如何提供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对诸多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让受教育者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首先，我们在制定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时，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要求，因人而异，要使教育具有可行性，尽量避免那些抽象的假、大、空的内容。其次，还要采用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考察方式，不能单纯根据其言语或文字描述衡量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德高低，而要将言行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二、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
在《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一文中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敬业爱岗和服务质量意识，养成既讲竞争进取、又讲团结合作的风气。” \[4\]
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建设，比如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
(一)坚持依法治国，主动学法守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绝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践踏民意的行为，一经发现必将严惩。当前有些人认为违法乱纪能够捞到好处，不惜铤而走险，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那些最终受到法律严惩的人，最初都毫无例外地怀有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处，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正义的宣判来临之际，才开始悔恨、自责，但悔之晚矣，只能警示后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涌进，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的学习，忘记了党的宗旨，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置之脑后。放任不良思想侵蚀自我，享乐主义、弄权思想尘嚣甚上。他们将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阿谀奉承，放弃原则，为所欲为，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建构终生学习型社会，我们也应顺应时展的要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知识，夯实自我本职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等理论知识。尤其要结合纪律教育学习，切实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讲操守、重品行，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东西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涉足，能够抵制各个方面的诱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做到权为民作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确保权力在服务人民、服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三)领导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
2012年3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他强调，领导干部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 ①反观当前有些领导者对下属、对别人，严格要求，强调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制定出若干规章制度约束他人,要求他人严格遵守,而把自己游离于这些制度之外，有时甚至带头破坏相关管理制度。长此以往，各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领导者无威信，没有号召力，不良社会风气滋生，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作为领导或管理者在严格要求别人前，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只有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方可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四）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
现阶段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与汉代儒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教育相比，本质不同。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借鉴并加以吸收的，我们应积极使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现现代化和时代性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实现良好的融合，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现代化之路。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职业规范的要求，吸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中的关于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部分，比如关于刚正廉洁、淡泊名利等要求，将其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将其合理的内容纳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系，丰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内容。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效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优化社会主义职业规范道德教育方法。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得以增强等，其优势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是难以克服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导致市场主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国家、集体的利益，诸如此类的弊端正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我国市场积极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也可以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积极促进良好社会职业道德的形成，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职业道德体系。
总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坚持用的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吸收并加以转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用。对反映封建专制需求、糟粕的、与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我们要坚决的予以抵制，深入地批判。在批判中借鉴，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07.
[2\] 范 晔.邓禹传附孙骘传\[M\]//范 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2
关键词： 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⑥郭磊：《十六到十七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学西传――以〈四书〉译介为中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3
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多少认为文化就是人们的所想和所做。文化同样也可以看作为人们行为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世上很少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但毋庸置疑，社会当中的人也有一定的共性，因为他们的文化有一种主要的特征来影响着他们。在过去的2000年里，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都受到了儒家思想得影响。
【关键词】文化；社会成员；解释；特征；儒家思想
Ⅰ.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Their Thoughts
The Confucian school “treat Six Arts as law, believe people should have proper manner according to their status”, and “think the Tao is paramount”. The marrow of Confucian thoughts is kindness. The main content is “三纲五常”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advanced by Dong Zhongshu, an famous ideologist [179B.C.-104B.C.].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re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ruler guides subject, father guides son and husband guides wife]. The five manners refer to仁义礼智信[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fidelity],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five manners. The wisdom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ethic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knowledge and the human’s born abilities.
What is said above is the controlling kernel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ll theories and thought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re derived from these basic theories. Regarding “three rules and five manners” as a starting point, one can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nfucian school only focused on secular reality, never paying even little attention to ideals on “ the other shore”. As far as Chinese society is concerned, the purpose of Confucian thoughts is to make it orderly and peacefully developed. For individuals, from the emperor down to the mass of the people, all must conside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 the root of everything besides. Logically speaking, the final purpose of Confucian thoughts is to lead the world to a flawless future. In the perfect future, all things are concordant, and the society and emperor are still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These thoughts did a great favor to Chinese feudal rulers. The emperor would enlighten people by Confucian though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med by degrees under the control of Confucian thoughts.
Ⅱ.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sentially spea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polyhedron. When researching such a complex topic, one will come to assorted conclusions if one focuses on different aspects,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equally correct.
Some other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marr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pragmatism, which means that Chinese people had eradicated dream, and paid all attention to reality. In other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secular culture, ignor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y. This conclusion is also reasonable, though it is hard to offer objective evidence.
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主体的自我中心性[Basically, Self-centered orientation may be a summa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does not connote selfishness or individualism. It implies human-centered-orientation. As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part, this kind of human-centered orientation differs from western humanism. After the Renaissance, western people treated human as paramount beings. The ultimate value of society was the self-achievement of human beings, which signifies that people should study the nature, research the nature, and conquer the nature at last. Conversel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centrates all attention to realize human’s temperament, to set up moral norms, and to reform the world in subjective ways. This is why self centered-orientation is practiced instead of Human-centered-orientat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elf-centered orientation, can be found when comparing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progresses with the research of humans themselves. In contract to western philosopher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 phers did not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value of existence. They never deeply probed the difference of objects and subjects. Western philosophers put hearts into what is real existence and what is illusi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were only concerned about subject.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treated man as the center of all researched subjects. Thus,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was actually formula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So the theory of life was fully developed. Mostl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concerned about human life. The topics of it have been discussed deeply in varied aspect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believed that people’s disposition was the world’s disposition. But, which is first? In other words, which is the basis? As discussed above, it can be sure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believed that people’s disposition was the basis. They added the people’s disposition to objective world by illusion. The world became the “ world” in people’s minds.
Without focusing on human’s practic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studied objects by feeling instead of precise practice and experiment. The result of this was that knowledge had been got from only inspiration. It might cause Chinese natural science to lay behind western science.
Ⅲ. Confucian Though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In order to be convenient to discussion, it is researched in cultural patterns, which are shared beliefs, values and norms that are stable over time and that lead to roughly similar behaviors across situations.
Beliefs are ideas that people assume to be sure about the world, and that form the basis for cultural members to decide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true and correct .Chinese people do not have real beliefs, because they have accepted the worldly sense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y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common life and seldom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is. The psychology intention of it is also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or we can say that Chinese people’s beliefs are equal to those mor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had emphasized the ethics for two thousand years. Chinese people refer to themselves as paramount beings, and believe their lives are only true things because they can feel happy when they put their hearts into their own lives. Yet, it is well known that human abilities are limited. One can never know all the truths of the universe. When people hold the “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as principle, anything but themselves can be easily ignored.
Norms are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 of beliefs and values, which are socially shared expectations of appropriate behaviors. Norms are invisible, but one can find them in search of people’s behaviors, because people follow norms voluntarily. For example, Confucian thoughts underline filialism. It is good that Chinese people have accepted it. But, in ancient ages, filialism developed in an abnormal direction in China. If parents were hungry, they may eat their children as nourishment when food was not enough. It was ever regarded as filialism. Nowadays, situations have totally changed. However, as a child, he or she is required to obey parents, even including how to dress. All of these originated from the “the Three Rules and Five Manners”.
To this extent, we can come to a final conclusion that Confucian thoughts played a chief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had precipitated in people’s mind in ancient China for 2’000 years or so. Today, People are still influenced to some degree, though China has not been what it was.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庞朴. 中国儒学[M].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4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 山水画 画风 审美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184-02
一、前言
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现，由于当权者政权的不断更替，儒家思想屡次受到巨大冲击，造成人们内心焦虑、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一次又一次的无处安放和解脱，一些文人墨客们宁愿选择隐居山林，终日追求清净、安逸与超脱，继而通过一种令人清净舒爽、心旷神怡的安逸心情表达在山水画面中，以舒缓压抑的情感，这对大自然形成一种特殊的亲和感。中国山水画出现更多的是容纳天地万物，做到吞吐自如和来去无阻。因此，“因再现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中国画的一大特征。
西方艺术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听、去看，认为“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这是西方风景画起源和发展的美学基础，也使西方早期的风景画家在描绘自然的时候忠实而贴近于自然。基于此，从中国文化入手研究中国山水画，以及西方文化入手研究风景画，笔者将浅谈其巧妙又息息相关的差异，进而对中西方画风的比较有初步的认识。
二、中西方画风比较
1.中西方画风审美差异
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山水的空灵、素雅，以画传达心境和姿态的基础。比如，中国山水画在石面及松叶上往往着浓厚的石绿色，在廊檐及木柱上着明艳的朱砂色，将隋朝以来的金碧山水演绎成一种以青绿为主的青绿山水。然而，树木山石的刻画则比以往细密、老成。山石轮廓勾画生动而无皴，杂树或枯枝，或有叶，枝叶均用双勾线描。松树更具特色，不画松针，只用绿色点染，画法古朴，更有多数绘画作品会先用石绿点染，而后又用石青加上两笔交叉的线，以示松针。
反观西方风景画，西方人主要强调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观察自然。总的来看，理性因素大于感性因素。油画在起源及发展初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奠定了古典油画的写实倾向，甚至在西方油画初期它仅仅是服务于宗教，但后来许多著名画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后，逐渐开始对当时生活中的人物、风景、物品进行观察和直接描绘。这样不但使宗教题材的作品明显带有现实世俗的因素，也使得后来的风景画家走上了完全描绘现实生活实景的道路。这就让生活中鲜活的色彩进入了西方风景画。因此，西方风景画在色彩的表达上比中国山水画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早期的作品只是对不同的物象、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色彩进行描绘。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画家们对光的认识逐渐深入，以及光与色彩关系也了解的较为深刻，也才使得西方风景画的色彩表达更为丰富。通过莫奈、西斯莱、雷诺阿等画家的作品，大致可以看出西方风景画对色彩表现的细腻及极致。
2.中西方画风差异的原因
中国画讲究天人合一、心有万象、天马行空的创作方法和心态，以及西方风景画家追求的是尽最大量的再现自然，采用不同的手法描摹自然景色。当中国艺术家在儒道的影响下，致力于自身与天道的融合。中国山水画情感表达较为含蓄，大多数山水画画面表达出的内心情感是一种半虚半实的理想境界。西方山水画的画风大多在描绘自然的时候忠实而贴近于自然。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技法，比一般的人物、花鸟画还要丰富多变。中国画的笔法主要表现为多种皴法和点苔法。若墨法多了，则有“染”、有“擦”、有“破墨”、有“积墨”。笔中有墨，墨中有笔，彼此互相渗透，“极尽千变万化之能事，有效地提高了笔墨状物抒情与表达独特风格的作用”。
西方画家则是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光环中完成自己理想的嬗变。若是深度探究其审美差异，就需要从他们不同的发展历程入手，从他们所处的不同地域、不同人文环境出发去分析，进而才可有较为细致的认识，以及真正了解中西方画风的审美差异。由此可见，西方风景画的表现形式始终是围绕自然的色彩展开，借此表现进而得到发展。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不管是古典，还是近代，对于大自然的表现方式，以及如何代表作者身临其境的理解表达这种变化和感觉，一直是西方风景画家的创作方法及目的。随着技法及理论的成熟，西方风景画家对于色彩的认识和表达趋于全面。体现在作品中也就千姿百态。
三、结束语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5
论文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对商法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以及配套法律制度；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使得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使得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使得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儒家文化主导下商人阶级未真正形成使得商法发展欠缺阶级基础。因此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论文关键词 儒家文化 商法发展 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劣根性也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不胜枚举的文化流派，而儒家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正统文化，其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国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政爱民、名贵君轻、以和为贵、尊师重教，仁义礼智信等伟大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更是超越国界带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时间越过千年直到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早已经深入国民的内心，无形并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人们各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抉择方式。正如李厚泽先生所说：“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祭奠在他们的行为模式、观念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儒家文化的确在完善社会的伦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的劣根性对国民思想的禁锢。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保守封闭、重农抑商，特权等级等糟粕思维都深深地压抑了国民的自然属性和创造能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个人的解放。这些劣根性有些延续至今仍然无法解决，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碍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文化与法律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笔者着重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商法的发展具体造成了哪些消极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商法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重农抑商政策——统治阶级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儒家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为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儒家哲学原，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成“天不变，地亦不变。”即保守的儒家思想主张在自然经济下维持一种稳定的男耕女织世代交替式的社会形态。只有农耕经济才是社会经济的主轴和支撑；只有男耕女织，安分守已才是正统的生活方式。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国家始终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并给予了很多优厚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奖励农时、奖励耕织、兴建水利等等；然而对待商业经济却持不鼓励和压制的态度。古代将人分为四种，分别是“士”、“农”、“工”、“商”。“士”排在最靠前面，是最理想的社会职业。儒家文化主张学而优则仕，正所谓“一朝中举，光宗耀祖”，读书人也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早已深入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内心。然而国家对商事经济奉行干预和压制政策，例如对盐、油、茶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官营。相应的，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被认为是不求上进不务正业的表现。虽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商品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绑，例如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减轻商税、山西票号的出现等等。但实际上这些表面的促进政策并不能真正促进商业的发展。如山西票号的出现并没能最后真正发展成为早期的银行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契约执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难以在规模上更上一层楼，无法增加其竞争力。”因此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些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也仍未脱离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轨道。中国的法律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故统治阶级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思想下是不可能制定适合商事经济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等，也更不可能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商法。
（二）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们只信赖血缘——商法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狭小
儒家文化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社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刚性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无论是经济财产权利方面还是道德人格方面，家族的长者和社会的尊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要求晚辈和地位较低下者的绝对服从。
“三纲”因符合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而也出现在许多的法律条文中。例如在《大淸律例》中“卑幼私擅用财”条中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此。”又如《大清律例》中，“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杖一百。谓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另外在刑事方面还规定了，辱骂殴打长尊者将受到十分严厉的刑事处罚，甚至被处以极刑。
古代法律条文中为保障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比比皆是，这实质上建立起了全社会以长尊者为权威的宗族文化体系。在宗族之中，一切以血缘关系排亲疏，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儒家的家文化提倡下，人们习惯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互通有无、利益交换和相互提拔。“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和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然而，商法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儒家只信赖血缘关系，把血缘关系当做信用体系，凡有需求都习惯在内部解决，这就让市场呈现出一种内开外合的状态。例如，在贷款观念被接受之前，中国人无论办企业或购买房子都更喜欢在亲邻好友之间借款，而不是在资本市场上去筹资。这说到底就是儒家的宗族家文化在起作用，人们更愿意信赖血缘而不是陌生人。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上的经济行为，无法延伸至家族或宗族的内部交易，这使得商法的存在和发展空间狭小。
（三）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无诉目标——商法发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
在公元前五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商事贸易日渐兴起，也带动形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在那里人们把经商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样的自然，并经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事交易习惯。在相对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为了保障商事活动目的得以实现，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的雏形也随后产生，这为日后商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在民主法制的氛围中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了调整商事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如《罗马法》，以及稍晚些形成的《德国商法典》和《法国商法典》。
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西方，并未形成民商事法典，商经法的发展十分的缓慢。笔者以为原因存在两方面：
第一，在儒家文化维护的封建统治阶级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皇帝的话就是权威，就是法律。封建法律中并无“公民”概念，有的只是“臣民”。在这样一个讲究一切服从权威的社会里无民主可言。商法对伦理道德的要求不如民法刑法那样高，但对民主法制环境的要求却十分的高。不仅需要在真正民主的社会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维护和保障，如契约自由和产权保护等。
第二，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大同思想使得统治阶级尽力的实现“无诉”目标。但是资源配置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的物质生产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就都会产生争讼的问题。正所谓“民之讼，争是非也。地之讼，争疆界也。”然而在古代社会中，“大量的民、商事案件被宗族制度所网罗，经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威影响和族规、家法的整饬而冰消雪融。一个商事争议案件在一个社会中，并未经过正规的司法程序，而是受制于等级权威的意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法制环境是很差的。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压抑本能——商法发展的价值渊源缺失
千百年来，中国人做事讲求稳妥安定，不喜欢冒险为之；交际讲求温良恭谦让，不喜欢与人争利；说话讲求婉转含蓄，不喜欢直截了当。因为儒家所主张的中庸之道早已根植进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一种国民性格。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在生活中是不耻于直接讲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若遇见利益纠纷一般也不十分争取，主张以和为贵各自退让。同时对逐利活动有着“生死有命，富贵由天”的被动观念。
儒学中陈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也极大的压制了人之为人的欲望和本能。人除了自然生理欲望之外还存有自我发展和自我获益等欲望，而个人的充分发展会带动全社会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让国人不敢大胆逐利以实现个人发展，甚至在长期的观念浸下丧失了敢于实现个人意志的想法。诚如陈志武教授所言：“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两千五百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逐利和冒险是商人的天然性格。商法的责任则是要保护这种逐利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自然商经法的价值基础就在于鼓励大胆逐利，勇猛精进，敢想敢干，并努力促成安全高效的交易。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提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张解放人性解放本能。不同于民主的西方，在儒家思想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古代中国，压抑的国民缺乏这种冒险性格和价值观念，故商经法形成和发展的价值渊源十分缺失。
三、改革开放新阶段下商法制度设计应极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6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着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这大多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文化冲突,使交流能顺利进行。本文论述了中美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了导致中美文化差异的渊源。旨在说明:了解中美两种文化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东西方文化,更有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儒家思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的交往日益增加,特别是中国加入WTO 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例如,英语中的Blue Room ,如果不了解这是指美国白宫中总统接见至亲好友的那个粉刷成天蓝色的房间, 你就不可能准确地把它翻译成“内客厅”。这种由于不了解对方文化而造成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误解与损失,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中美两国有着迥异的文化特征。
一、中美文化的差异
1.中国文化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孕育了悠久灿烂的东方文明,形成了神秘而古朴的东方文化。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深深植根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中国文化涉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由善到美,带有浓厚的人化色彩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刚健有为的进取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崇礼重德的伦理观。其特点是相对内敛、温和、沉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认为,个人的价值是通过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出来的。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别人和社会负责。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作出必要的牺牲以保全集体利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尤其是在人与人交往时都必然要受到各自的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例如,晚辈见到长辈或下级见到上级时要主动先打招呼,以表示尊重。交谈时,职位高或年长者常是谈话的主导一方,另一方则要表现出洗耳恭听的谦卑举止。
2.美国文化
而相对历时较短的美国文化,是一个受到众多文化影响的多元文化,其文化特性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殖民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其他众多移民文化的影响。早期的清教主义思想居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本土宗教萌发并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要素。美国社会是比较开放的社会,其国民热切希望实现个人奋斗目标,亦即“美国梦”的文化特性也非常显着。
此外,美国文化特性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美国人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父子、师生、不同职位的人并无尊卑之别。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在美国文化中,人与人交往时较少拘礼。熟人相见,不论辈分与地位,一律以平等的 “你好”(hello)表示问候。
二、中美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
任何—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最初时期都深受自然环境如气候、地理位置的影响,是自然环境给文化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框架。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们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滋生于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受到政治、经济、地域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文化具有地域性、超地域性、时代性和继承性。
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其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注重群体主义,而不主张突出个人。其历史文化传统强调群体意识,重视集体的作用,注重互相帮助,相互依靠,注重人际间的和谐。中国又是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需要用伦理之说来教导人们忠于国君(家长),恪守本分,谨守礼数,平安相处,以利于巩固其政治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传统的思想规则、方法延续至今,为大家所认同,变成了集体的意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占主导地位,受其影响的文化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儒家伦理历来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中等级观念较强的根本原因。
美国文化则为地道的滨海商业文化,希腊、罗马是这种文化的发源地,地处海滨及近海各岛屿。众多的岛屿使人际往来不如平原方便,故强调充分发挥个人作用,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包括个人的作用,个人的独立性,自主选择,注重自立和独立;重视突出个人,追求个体差异。美国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观念,信奉个人主义,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力与自由。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欧洲文化(西方文化),而****观念正是西方思想传统的产物。****最早见于1628年英国议会向国王提出的权力请愿书,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天赋****”并使其理论化。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则用政治纲领的形式宣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美国文化强调****,因而等级观念淡薄。
三、结语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切文化都是独特的、互不相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其间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异,有文化差异就会造成交际障碍。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可改变, 但可以相互了解。中西两种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斗争、融合与发展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要进入西方社会,开拓西方市场就必须熟悉西方文化,了解差异的根源,以求知己知彼。因此,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和美国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我们和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往来。跨文化交际研究帮助我们把本民族文化置于全球大环境中,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比, 这样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在研究中发现本民族文化需要健康发展,不仅可以拓宽视野,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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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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