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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缺点范文1
“瑕不掩瑜”的“瑜”是：“美玉”的意思。瑕不掩瑜的意思是：“玉上的疵点掩盖不了美玉的光彩”。比喻缺点掩盖不了优点，优点多于缺点。出自《礼记·聘义》：“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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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缺点范文2
关键词： 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⑥郭磊：《十六到十七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学西传――以〈四书〉译介为中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儒家思想缺点范文3
关键词：鬼谷子 儒家 思想
《论语》《孟子》等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先秦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有了“独占鳌头”之势，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其他思想派别产生影响，其他诸子派系都从中汲取过营养，以此建立自己的学说，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之下拥有立本之据。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虽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包括儒家代表，例如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在《鬼谷子辨》中指出：“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胡应麟《四部正讹》有曰：“《鬼谷》，纵横之书，余读之，浅而陋也。”[1]但是《鬼谷子》与儒家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外也有很多借鉴和吸收，亦有相同之处。
一、《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同点
（一）积极入世
面对大变革的时代，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是百家争鸣所有思想派别的抉择。儒家积极入世，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人民的安危，圣人聚徒讲学，奔走呼号，游说诸侯，振兴王室。孔子本人是提倡积极入世的，所以他的很多弟子都是春秋诸侯间的外交大使和纵横辩士，史记文献记载子贡就有很重要的三次外交活动，而最为人称道的是救母邦鲁国，他的游说之辞、纵横之术足见其智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传》赞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孟子曰：“子贡善为说辞。”[2]更有将子贡推举为纵横家的，如《韩诗外传》。另外有子思之门人孟轲，儒学亚圣，其本身反对纵横家思想，却先后用“德治和人治”的思想奔走游说齐国与魏国，希望两位君主统一全国。他长于论辩，逻辑严密，说服力极强，常常使对方无以言对。《鬼谷子》代表的纵横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继承者。鬼谷子弟子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悬梁刺股，后博取功名，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之时，父母郊迎十里，妻侧目而视，嫂匍匐而行，前后对比如此鲜明，终成“合纵连横”，不费一卒一兵。鬼谷先生的另一高徒张仪先游说于楚国不成，反受鞭笞之刑，其后积极开拓进取、坚持不懈，最后凭三寸不烂之舌在秦国艰难进取，终究获得了秦王的赏识和重用。而道家面对周室衰微，朝纲败坏，诸侯异政，天下纷争的风云时代，选择了消极避世，明哲保身。老子愿望功成身退，然而“今之从政者怠而”，前路漫漫；庄子一生浪漫逍遥，大智若愚。
（二）“仁”的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仁”是他们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具体表现是爱人与推己及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是仁人贤君，要“以民为本”，必须“重民”“爱民”“惠民”，以“德治”和“仁政”创造大同社会，然而，孔子并没有提出可以实行的具体政策或措施。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也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卿。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通过比较《鬼谷子》与《论语》《孟子》，我们不难发现，《鬼谷子》所体现的思想是继承了儒家以四书五经为纲、以忠信仁义为中心的思想。《鬼谷子·内楗第三》：“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这就是说，进行游说时遵循“道德、仁义、礼乐、忠信”的准则，尽量使言辞中蕴含的计谋产生正面的效应。因为这样更容易被君主所接受。[3]这里还提到《诗》《书》，我们都知道，儒家很是推崇这两本著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场合往往要引用《诗经》《尚书》里面的一些诗或者话来委婉地表达双方的含义，这样的例子在《春秋左传》中不胜枚举。《鬼谷子·谋第十》：“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可见《鬼谷子》并不排斥仁义忠信的思想，然而它又说要“中正”，意思就是不要过了，这个思想又与儒家的“过犹不及”不谋而合。
二、《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不同点
（一）价值观
春秋战国之乱，诸侯并起，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世人找不到赖以依靠的圣主贤君，内心凄惶无比。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如此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也从以前单一的从政生涯中得以解脱，有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中，积极入世的诸子派别对于从政又有着不一样的选择。儒家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他们有自己兴邦的政策和理论，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这样的谈话俯拾皆是，政治清明就去从政，期望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把权力和地位放在了后面。“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果政治昏暗，便脱身而去。孟子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甚至可以为道而牺牲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无道的时候也只能独善其身。《鬼谷子》所代表的诸子同儒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但是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却与儒家有区别，“是以圣人居天地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次先以知之，与之转化”（《忤合第六》）。纵横天下的策士们，必须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掌握天下的大权，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教化群众，发扬声威，使天下人及后世人都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重要的是观天象时机之所宜，预先知晓事物的变化，而学会随机应变地处世。[4]《中经》篇中又说：“盖士，当世异时危，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岁月中，环境险恶，生命是那么脆弱，这些纵横策士们想要“扬声明名”是何等困难？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何等艰难？因此才有了权术，才有了谋略，才想在希望渺茫中寻找机遇，不论什么样的机遇，一旦把握住，便将从政与自己的人生事业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去建立不朽的功业，所以他们积极入世的态度和价值观相比较儒家就显得更坚定。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背后，像苏秦、张仪等大批纵横家游说各方诸侯，希望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成就一番功绩，除了纯粹的名利争夺外，还隐藏着浓烈的自我肯定的理想抱负，或者说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5]
（二）教育思想
鬼谷子与孔孟在聚徒讲学、积极入世和门人弟子整理著述等方面是极为相似的，相同之中却各有差异，我们就拿教育来看，在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结果方面的不同。
一说到儒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柔敦厚、中庸之道。孔子是一位改革家，他首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兴办私学，“有教无类”。他想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就要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学生，他们必须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如何才能把他们教育成理想中的君子，就要看所教育的内容了，它是关于“人性”“天道”“仁”“礼”“中庸”等的学问，如何学做“君子”的问题，这些学问又有主次之分。孔子教育的首要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注重德育，然后才是知识。孔夫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特别看重，并做过高度的评价，涵盖的内容很广，所以儒家用这些典籍来教授学生。除了《六经》作为专门的理论知识外，他还开设了“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培养学生从政以后战争中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军事教育。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是因为他很欣赏音乐，很重视音乐，所以音乐也在教授之列，等等。儒家采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启发诱导”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把学生打造成很精致的商品，不仅有华丽的包装，而且很有使用价值，其中就有著名的七十二贤人。然后，他们走向市场，寻找能让自己发光的地方，可历史告诉我们，虽出现了像冉求、子贡这样的出仕者，但是儒家的思想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现实是不相适用的，其政治理想也根本不会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理论等，自说自话，不了解游说国家及其有关人员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其国君、主政卿大夫的真实想法。[6]
《鬼谷子》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和内容不像儒家那样单一，它融合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一部以纵横家为主体的集大成的思想著作。它和儒家一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但在看到先前各个派别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后，他们进行了总结，成就了《鬼谷子》这样一本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就其内容来看，涉及面非常之广，有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情报学等，直到现代它还是很多行业的必修书。从篇目名来看有捭阖、反应、内健、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都是纵横家游说的技巧和方法，是教授一个人如何择主共事，“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忤合第六》），不会像儒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不会像屈原那样固执于楚国；而是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方法和策略建功立业，可以说《鬼谷子》及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运用这样的思想和策略才能参与政治，说服人主，统一六国，谋官取爵。
相传鬼谷子在教学中极善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其方法别具一格。[7]和孔子一样，鬼谷子也有很多弟子，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孙膑、庞涓，道家茅蒙、徐福，谋略家毛遂和尉僚。鬼谷子的这些弟子在当时入相出将，坐而议论风生，起则叱咤风云，是战国诸子百家中直接对当时社会释放能量最大的一家：张仪相秦，诸侯震恐；苏秦合纵，六国亲附；尉僚谋略，六国统一。无怪孟子感叹他们是“一怒而诸侯恐惧，安居而天下息”[8]。
三、《鬼谷子》思想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
孔孟思想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也没有得到很高的重视，然而自汉代始，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多年，而在战国时期起到“对症下药”作用的纵横家思想在后来却销声匿迹，还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主要原因在双方的价值观上，儒家“忠君”“舍利而取义，杀身而成仁”等思想，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而鬼谷子他们受时代所迫，以自我为中心，择君处事，有很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没有儒家的那些准绳规矩，在后来大一统的朝代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说他们“朝秦暮楚”“品行卑劣”，唐代柳宗元《辨鬼谷子》：“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惬，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险坠”。[9]《鬼谷子》一书中确实有些地方应该摒弃，比如利用对方的缺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先秦其他各家著作中没有的思想资源。[10]比如心理学、辩证法思想、写作技巧等，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的高似孙、清代田雯都对之有高度的评价，所以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它独到的品格、思想、内蕴和智慧， 把它放到时代应有位置去评价，并取其精华。
注释：
[1]梁伟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2]杨天才：《与战国纵横家之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许富宏：《鬼谷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4][5]黄森：《鬼谷子文本研究》，广西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6][10]赵逵夫：《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中国古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
[7]梁言顺：《鬼谷子与创新式教育》，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期。
[8]刘海文，刘海诗：《战国时期的使用谋略教育家鬼谷子》，史学月刊 ，1996年，第4期。
儒家思想缺点范文4
一、天道意识
在某种意义之下,虽然它们都表现出天,但对天的内在本质还是处于将之神秘化阶段而并未给予充分揭示。同样,我们也无法用在有限世界想到的某一称谓为尺度去衡量无限者。由此,儒家与道家对于天的认识虽然都是在指代上帝,但却都仅仅是“指向”而已。相比较之下,佛教对天的认识的探索似乎要更加深入一步。“佛教却将我们引领进了一个更深更高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怀疑,疑惑我们的疑惑,认识到也许在宇宙之上另有一个大心。”[1]217-222但是,这种认识却是朦胧的,“佛教的致命缺点在于它否认上主”[1]225,而且,佛的教导更倾向于属于道德教训而非宗教教训,他没有认识到有上帝存在,所以他给人的那些教导与沉思都完全是属于自然和物理领域,因此在吴经熊看来,佛家仍然没有找到真理,而只是触碰到了真理的“预像”。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虽然各有妙处,但还只是在朦胧中意识到有一个“真理”存在,未能真正找到并揭示出来,而以西方基督文化的立场来看,吴经熊认为,这个真理“必须是从上面启示来的”,也就是神的恩典。若想脱掉自我的蚕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灵性的种子———即成圣的恩典以及这颗种子不断增长直到基督在心中形成,而中国哲学对天道的认识却在中途止步了。由此,吴经熊用西方基督文化来理解并体证了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而在此过程中,三家的思想也使其本人产生了“一种灵性觉悟”,从而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西方文化。
二、悦乐精神
尽管儒、释、道三家修身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对天道的理解。而在追求天道的过程中,吴经熊看到了以三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悦乐精神。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吴经熊主要以孔子、孟子、王阳明以及宋儒程明道为主要代表,分析了蕴含在他们思想中的共性特征以及由此四人所穿连起的儒家思想传承脉络。在吴经熊看来,儒家的人生哲学讲述的即是做人的道理,其最显着的特色就是注重脚踏实地地逐步渐进,而这种特色所到达的最高峰即是“乐”。《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着作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就在于它洋溢着的悦乐精神。吴经熊以《论语》中的开篇之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例,认为在孔子身上,最能反应“悦乐精神”的就是孔子的好学。“孔子对于任何学问,只要是值得研究的东西,都是用全副精神去学,直到醉心忘食,乐以忘忧的地步。”[2]2一个如此好学之人能与友人间进行学问上的切磋琢磨自然使其看到“有朋自远方来”后满心欢喜,而“人不知而不愠”背后的“极浓厚的天道意识”则是此种悦乐精神稳固的形而上的基础。此种悦乐精神在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身上得以充分体现的则是他的人性本善说。此学说被吴经熊认为是孟子对悦乐哲学的最大贡献。孟子认为,人性是天所赋予的,之中固有仁义礼智。
《孟子》给吴经熊最深印象的是他天爵异于人爵的思想。与人爵相比,天爵因其永久性得显可贵性。而在人反身自问的时候,发觉人性中的仁义忠信,且“乐善不倦”,心中便充满了悦乐。儒家此种“乐”的观念,明儒王阳明是最得力于孟子的,但似乎比孟子还要更进一步。在王阳明看来,乐是心之本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进,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而在宋明诸儒之中,最能体会孔子和颜回乐处的,就是程明道先生了。他将儒家的这种悦乐精神的形而上的基础与形而下熔为一炉,形成其致良知的理论。深得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心传。程明道认为,最理想的是行于六合之内,而道通六合之外。向大处远处着眼,而从小处近处做起,这样才是将形而上和形而下打成一处,从而才能致良知,“能致良知,便是人生之至乐”[2]8。而这些思想的形成,在吴经熊看来,是宋儒吸收了庄子以及禅宗部分思想精华的产物,不排斥其他学问,没有门户之见,这也是儒家思想之伟大的一个证明。其结果恰恰是光大了儒家的门楣,复兴了儒家的人生哲学。在吴经熊看来,与儒家思想相比,道家思想看起来更加辽阔。儒家思想中的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整齐而明显,而道家思想则充满了神秘的意味。“简而言之,儒家处理的是道德生活,而道家主要对默想的生活感兴趣。”[1]177与儒家强调有意识地下功夫并运用理性思考相反,道家的特点则在于强调无意识和自然而然。这种在自然怀抱中寻找到的乐趣正是道家悦乐精神的体现。
“如果说儒家将人类看作一家,那么道家就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体,如果说儒家从人际关系的和谐中找到快乐,那么道家就是从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到快乐。”[3]6之所以道家有此博大与辽阔,就在于其对“道”的理解。道本身超出人的理解与言词之上,其既超越又内在的特质,构成了道家最大的神秘。而道家所追求的自然的最终源头以及最高实际就是天与天道(天指上帝,道则指上帝的能力、智慧与做事方式)。庄子的对“道”的真知灼见使得无论是佛教还是儒家的很多思想家,都借鉴来充实自己的思想。由此也使得道家和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共通性。如《庄子》一书最后的《天下篇》,尽管很多大家都承认它并不是出自庄子之手,而是其徒弟所作,但仍然无法否认其特殊的重要性。吴经熊认为,《天下篇》对“六艺”的认可可以将此传统理想总括成“内圣外王”四字,而此理想正是庄子对政治哲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庄子在晚年慢慢地吸收了孔子的中庸精神,正如同孔子在他晚年也逐渐接近老子的无为哲学,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互相借鉴,在成就自家理论的同时,也使得“儒家与道家完全合在一起”,成就了彼此的相生相长。对于在中国影响同样广泛、根深蒂固的佛教,吴经熊给予更高评价。从此世超越到彼岸正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最大区别,佛教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悲观与消极,大乘佛教中“涅盘”观念的积极就在于它将救世的热情和普渡众生的慈悲施于每一个人,其中之乐是无可比拟的。而被描述为“中国人灵性中最美的花中的一朵”的大乘佛教中的禅宗则是最具悦乐精神的。禅宗“可以说是道家结合了佛家的悟力和求世的热情所得的结晶”[4],它是在大乘佛学的推动下,以禅的方式复兴并发展了老庄的透彻见解,同时又将儒家的人道融合于一炉,其乐趣就在于“自己开悟和觉悟他人”,既拥有道家超脱的空灵,又体现了儒家的美德。“儒家的悦乐导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消遥自在,无滞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3]1吴经熊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研究各家的精髓所在,认为悦乐精神即中国哲学整体具有的内在精神。
三、悦乐精神中的苦难意识
作为一名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文化濡染使吴经熊体悟到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而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又一直深信有一种神秘力量在统摄着人的生活。两重身份引起的思想上的碰撞,使他一直试图寻找中国哲学与西方基督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会通的契合点。在吴经熊看来,西方的基督文化中也有悦乐精神存在。耶稣因为爱世人而走上十字架,在经历了背叛、死亡,七天后复活,他向世人揭示神奇的上帝的力量,其所带来的悦乐须是经过苦难与爱才能得以彰显、才能深切体悟。这是上帝用自己的儿子给世人的永恒启示,也是基督文化悦乐精神之所以深刻的原因。只有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苦难意识,才能真正地爱天主。吴经熊在《内心乐园》中探索了痛苦在基督文化“爱”中的位置,指出内心的悦乐和苦
儒家思想缺点范文5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小材料：鸡嘲笑猫头鹰不认识太阳，猫头鹰嘲笑鸡不认识月亮，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应该嘲笑他们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说我们是高级动物，有着强健的四肢和发达的大脑，满腹经纶，但是请不要忘记，人无完人。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十分赞同这句话的意思，但对于其中侧面展示出的“人是圣贤就没有过错”，我觉得是不对的。圣贤也是人，只不过道德修养比较高，通晓的知识比常人更多罢了。就拿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来说好了。他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儒家思想对几千年后的我们仍有借鉴作用，并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他的个子很矮，长得也很丑。他的奇丑还被一些名人记录了下来。我想，长相和身高就是孔子最大的缺憾吧！
雪，大自然的神来之作，儿童的天然玩具、农民的生存之宝，它是如此的纯洁无暇、晶莹剔透，常常被作家比作是大自然的精灵、纯洁的象征，它给人一种置身于童话世界般的美妙感觉，使人忍不住张开双手，让它轻轻滑落在指尖，用嘴去亲吻它的冰凉刺激，儿童可以用它来堆雪人、打雪仗，在严寒的冬天也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身体感到暖烘烘的；农民是多么盼望大雪的到来啊。雪一点一点地落在田地里，落在庄稼上，就像一层厚厚的大棉被，将农作物盖得严严实实的，免受冰冻之害，为来年的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过大的雪可能造成交通事故等，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孔子，固然是一位伟人，但身高、长相是他的缺点；雪，固然是冰清玉洁的，但过度的反而会给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就是它的缺点。
是啊，万物都有其缺点，就像猫头鹰和鸡，一个不识太阳，一个不识月亮。所以我们不能嘲笑他人。但万物也有其优点。我们要扬长避短，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并为我所用，那将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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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字经》 德育教育 活学活用
1、技工学校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冲击，各个工厂、企业纷纷开始注重员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素质教育，技工学校作为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的主要阵地，如何为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现在的中学生，由于在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在九年义务阶段，学校绝大多数都只重视学生的分数，而疏忽了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而技工学校的生源主要来源于参加中考以后的初中毕业生，也有辍学在家后又想读书的青少年，是一批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文化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较差，有的甚至失去了学习兴趣；学生在文明行为方面、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道德观念缺失、缺乏责任感、不讲诚信、人生态度消极、崇尚暴力；有相当数量学生在遵守社会公德上严重缺乏自觉性，某些不良习惯严重存在、不良行为较多，距离文明社会的要求相差较远，但是他们又具有愿意探索、勇于实践、可塑性较强等特点，其心理状态呈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于18岁以下未成年的技工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上网、打游戏、逃学、赶时髦、贪图享乐、说脏话，这些现象在中学生中已经是很普遍了，而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德育教育，挖掘他们本性，引导他们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这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2、技工学校学生在德育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技工学校德育工作虽然讲究品德教育，但脱离学生实际，脱离社会实际，依然灌输的是空洞的、跟不上时代需要的教育内容。只注重资料是否齐全，做表面文章，使学生形成逆反心理，表现为学生的双重人格一一思想观念与行为表现不一致。有人说；“现在的教育是‘缺德’教育”。的确，现在的学生面对开放、多变、复杂的社会环境，急功近利，一味追求的是金钱和权势，至于做人之道却无从说起。由于初中阶段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运行，只注重尖子生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致使到中职学校继续就读学生的种种不良表现，让我们中职学校的教育者们对学校德育教育工作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感到担忧。技工学校学生在德育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技工学校在德育教育工作上领导不够重视。技工学校招不到学生而面临着生存的巨大压力。在德育教育机构方面没有成立专人、专职和专门的办公地点和设备设施，用在学校学生德育教育的资金更是凤毛麟角。
2.2 有的同志认为招收的学生都是各个学校的“渣子”，教育难度大，不可能有很大的长进，投入的精力大而成效不明显，存在着畏难情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在作怪。
2.3 技工学校学生的思想处在“亚健康”状态，教育形式的单一不够灵活，方法刻板不够生动，导致学生在心理上的逆反情绪更加激进，不愿意接受一些空洞的教育。
2.4 在现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缺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式，职业教育中的德育教育也成为现行教育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3、传统的《三字经》在技工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当前，思想品德课程考虑学生实际情况不够，在解决学生思想、行为习惯等基本问题方面有些欠缺，反映技工学校学生和青少年道德存在的问题的方面不突出，极大地影响和削弱了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效果。如今，技工学校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品德较差主要表现为酗酒、赌博、斗殴、早恋、沉迷网络游戏等。作为技工学校的学生在生理和年龄上已过儿童的时代，但是在伦理、道德等方面仍然处在“儿童”时代，适用我国儒教文化瑰宝的《三字经》来对技工学校的学生在德育方面进行教育和“补课”。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三字经》这样一部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教育著作，强调教育以“德行”为先导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技工教育的意义。技工学校也要把传承中华民族经典传统文化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中德育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来实践。
3.1 学校在德育教育过程中通过“一看二望三诵”，把《三字经》中儒家的思想意识烙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
《三字经》中说：“首孝悌，次见闻”，可见在传统的教育中，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一个人首先得要有“孝悌”，即德行。又如“子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是强调一个人只有有了高尚德行，然后才去学习知识。这说明了德育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而在现代教育中虽然也讲德育，但学生的思想品德实在让人有点担心。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讲得很实在，他说“小学生最可爱”，有礼貌，尊敬他人，体贴父母，热爱劳动……，能按小学生守则要求自已。等到了初中、高中、大学，就没有社会公德，不会因为父母辛苦而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为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穿名牌……，正如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三字经》这样一部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教育著作，内容就是将儒教思想高度地浓缩在了其中，《三字经》从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体系。可以说：“儒家思想已经是我中华民族的思想基础。”我们学校在德育教育过程中通过“一望二看三诵”三个步骤，把《三字经》儒家的思想烙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强调教育以“德行”为先导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第一个步骤是“一望”。在学校教学楼两侧的上、下楼梯通道上，把《三字经》中部分激励人上进的经典语句，让学生积极参与雕印在楼梯通道各个台阶的正垂面上，学生上楼时首先印人眼帘看到的经典语句，接受的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三维立体教育”。
第二个步骤是“二看”。组织全体师生观看由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讲解的“国学经典”《三字经》，从而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学习。
通过组织观看和学习得知《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第三个步骤是“三诵”。学校学工处要求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朗诵和记忆。学校给每位班主任发一本《三字经》教材，把《三字经》做必考内容安排在基础知识竞赛中，要求各班利用课外活动、晚自习、班主任课有组织的安排学习国学经典《三字经》。学生们高声齐读和记忆，这种齐诵显示出的力量感，增强了每个学生愿意读下去的信心。他
们可以从中体验到韵律带给人听觉上的美感。
通过多种感官获得综合信息则所记忆的形象必然是鲜活的、丰富的。在集体齐声朗读或个人高声朗读时，自己不仅是一个读者，同时也是一个听者。在读的过程中容易忽略的内容在听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注意，这样在视、听、思等共同作用下不但容易再造出纸上难以言表，只可意会的东西，体验到进入意境的快乐，也有助于加深记忆。读是为了感受真，而朗读却在感受真的同时又感受到美。对于优秀的片段要求背诵。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让学生学会记忆而教，因为学生并不仅仅是一个容器，等待着我们将这样那样的知识灌进去。学生有兴趣学习才是关键的。我们可以借助学习《三字经》，利用学生喜欢听故事的优势，讲解三字经中的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提高学生对学习三字经的兴趣，孟母三迁、孟母断机、五子登科、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小故事在学生们听起来津津有味的同时，既提前渗透了对三字经经文的理解，通过故事也达到了教育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的目的。为学生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自愿地学习，同时促使学生人格健康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学习《三字经》的真正目的。
3.2 正确引导学生领悟《三字经》内涵，让学生思想升华、行为上加以实践，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