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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1
摘 要 考试之旨，首在取士。考试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工具，从技术层面看，有能够撑起其实现公平正义的竞争技巧；从理论层面分析，其背后又有能够合理解释其存在发展的道德依据。本文以科举考试制度出现前后的考试思想比对为明线，以考试思想的发展脉络为暗线；抽象和提炼科举考试制度在古代考试思想发展史上的承接性意义，为今之考试理论的发展方向提供参照。
关键词 科举考试 考试思想 承接
作者简介：袁云龙，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主要从事管理学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28-02
一、考试思想的阶段性划分
我国是最早实施考试制度的国家，完善的考试制度和成熟的考试思想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要贡献。对考试制度的历史考古表明：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考试和考试思想的萌芽。并且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统治的加强日臻成熟。“每一种考试制度的建立，必与一系列基础假设、取向、目的相连”。考试制度与考试思想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考试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考试观念的社会化，使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考试思想的社会化又“刺激”了考试制度的“神经”，使其渐进完善。
科举考试的出现是人类考试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打破了以举荐为主的人才选拔局面，将考试作为衡定人才质量优劣的主要工具。一方面使得人才测量的手段更加公正化、客观化；另一方面，考试形式的标准化和程式化，也使得人才评量的规模化成为可能。与考试技术并行发展的考试思想，在科举考试制度形成后，也应时展之变化，发生了变形。早期的考试思想更多的是围绕要建立一种相对全面的人才测量工具而进行理论假设和实验论证。事实上，一旦假设成为现实，理论转化为实际，观念和理论就要处于“被修正”阶段，围绕已经发生的实际进行修正和总结。科举考试制度社会化之后，对考试的概念设计已经完成，考试形式的假设已取得进展。此时，考试思想也就相应的发生了某种转变，虽然其所依据的核心理论尚未被“移植”。但在后期社会发展中，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考试的规模的增大，考生的人数的增多，考务管理的负担的增重。最初为追求全面和实用型人才而设计的考试理论假设，开始发生偏转，转向为解决考试的“公平性”问题而努力。
据此，可以将科举考试作为古代考试思想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将古代考试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讨论，分别概述为：科举考试出现之前的考试思想——感性认知和基础铺垫阶段；和科举考试最终制度化后的考试思想——理论沉淀及重心偏转阶段。
二、科举考试之前的考试思想——感性认知和理论奠基阶段
（一）选贤任能——考试思想的初认识
“尚贤”思想的由来已久。“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是也。选贤任能的行为和思想可以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时代溯起。原始的人才考核形式还仅是对“举荐”的辅助，最初的考试现象也尚属个例，并未常态化。但至少可以证明“尚贤”思想在当时已经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选贤任能”的思想和实践已初见端倪，萌芽期的人才选拔思想就此形成。殷周所处奴隶时代，相对独立的“考试”概念还没有出现，普遍意义上的考试现象还尚未形成，“考试”还只是对以“荐举”为主的人才选拔手段的辅助。“考核手段和方式所指向的目标，还仅限于士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吏则通过世官任用。及至春秋战国，世官制度出现衰退，明贤思想显著发展，选贤任能成为这一时期的潮流。”“这一时期的“选贤任能”的观念虽与“考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与“考试”互为表里，关系甚密。由于考试的概念和制度还未明定，“尚贤”思想也就成为此一时期“考试”思想的集中表现。”
（二）儒家文化中的考试思想——考试思想的再定位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重新定位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至此，考试制度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也越来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古代考试制度发展到科举制时期，无论是考试制度所依据的理论，还是考试的内容均集成于儒家思想。他关于考试的“认识和观点更是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成为中国古代考试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为以后考试制度的实施提出了具有奠基性的理论依据。
1.“有教无类”——关于考试平等、公平的原则
“有教无类”，本是出于孔子对社会之教育公平性的论述，其意重在表达要打破学在贵族，举在贵族的传统局面，强调无论贫富、贵贱均有接受教育，出世入仕的机会。讲求的是平等和公平。而事实上“孔子的‘有教无类’绝不止是一种教育思想，还是一种使人不拘于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的社会理论”因此“有教无类”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宏观上的“公平”精神，表达的是对社会公平的愿景和呼吁。而恰恰是他首先提出的这种对“公平、公正”的呼吁，以及他首创的私人教育模式实践，为后来大规模、集中化的考试所趋向社会化、公平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2.“学而优则仕”——关于考试的标准和内容
考试的标准和内容，是决定所设考试形式有效与否的关键，也就是选拔什么样的人，和怎样选的问题。考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有用之人来协助统治。量才方能授官，但到底有无可操作的能够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呢？这一论断的提出，成为了千百年来士人阶层不遗余力跻身仕途的潜在动力。同时，也为以后的考试的量化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古代的考试形式，多是以定性考试主。要想短时间内衡定出人才德行、才艺的优劣，靠举荐和个人的主观经验判断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此，要设计出衡定人才优劣的标准，只能依据客观手段进行。这一客观手段就是考试，而决定考试效果的正是针对考试目标所划定的考试内容。
3.“听其言观其行”——关于考试的方法和范围
只有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人才进行综合全面的裁量，才能得出与考试目标一致性的结果。“听”和“观”指的人才考核所使用的手段，在没有先进的人才测量工具的古代，对人才的甄选，主要是通过直接的“观察法”和“访谈法”。就是要对被试者进行谈话交流，通过观察其言行举止，来对其品行和才德进行估量。这种考核方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但应该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言”和“行”指的是指对“被试者”进行测量时的范围界定。孔子云：“不知言，无以知人也”，通过“听其言”来了解被试者的言辞反应能力，考察的是其知识积累与口才。然，在政治统治中，统治者更看重对其行为的考核，“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通过“观其行”可以了解被试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听其言观其行”还应是包含有对考试范围界定上的理论依据。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言与行的统一，是这一思想中对考试范围界定的深层表达。
当然，构架于封建统治基础之上
的传统儒家思想，在论述人才选拔的意义和作为考试定义的基础理论假设方面所给出的贡献非止于此。但就之后的考试思想发展来看，无非是围绕考试制度建设展开的基础理论拓展，而以上的几种考试思想才是最初的理论打造。两汉以来，无论是察举孝廉还是九品中正，无论是重才技的考试，还是重德行的考试，其都是对儒家思想中有关考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性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并无异议。
三、科举考试形成后的考试思想——理论沉淀和重心偏转阶段
考试形式和考试思想发展到了隋唐之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科举考试制度逐渐形成并确立，并日益成为人才晋升渠道的主流。“以考试为中心的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是传统尚贤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人才选拔实践的总结”。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渐进发展和成熟，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趋向繁荣和多元化，对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人才选拔机制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单纯的定性考核已经很难应对日益增长的士人阶层。因此，如何通过完善科举制，来提升人才选拔的效率，保证人才流动渠道的畅通，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了当时考试制度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建立起程式化、标准化的考试模式，成了科举考试发展的新动力。对考试过程和考试内容公平性的诉求趋向也越来越明朗。
（一）科举之初，考试思想的摇摆
隋唐科举考试确立之处，各项考试规则尚未成熟，考试中仍然有较多的传统考试思维，夹杂着更多的主观性判断，“行卷”“问卷”的流行，仍然带有前朝察举的旧影，对科举考试的认同上也存在很多相异的思想。一方面以唐太宗和魏征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考试是相对有效的人才选拔手段，因此极力主张“以考代举”。为达到知人善任的目的，他们还为科举考试的施行，努力设计考核标准；增加考核科目，以应人才多样性的需要。而另有“守旧派”则尽列考试之积弊，“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为还原和复辟前代之察举制奔走呼吁。杨绾就曾上书建议太宗取消科举，回复察举制。他提出“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新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引来是非正义，遭到质疑。但其中更多的是因为新制度的不尽完善所致。
（二）科举考试之中，对考试公平性的诉求
科举考试到了两宋时期，已经基本被广泛认同。当然，其中不乏有不同声音出现，科举存废之争虽时有起伏，但已不再是主流。在科举发展史上，关于科举考试的存废利弊之争，曾有过六次较大影响的争论和改革，但到了宋元两朝时期“思想斗争最激烈、探讨问题最广泛、参与人数最多”“也使人们对有关考试的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许多矛盾与纷争也取得了初步的结论”。但最终大势所趋，考试任官的人才选拔渠道已经被士人广泛接受，科举考试的基本理念也普遍社会化。已由对考试思想的认同上升到对考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的认识。两宋是文官集团相对泛滥的时期，“重文轻武”造成文官集团的拥挤，考试人数的增加，使统治不得不相应地对考试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为了克服创始时期不够完善的缺点，在制度上采取了一些使其客观化、严密化的改革措施，以实现公平取士。”在理论上，为设计“公平”的考试程序和“标准化”的考试内容展开了全面论述。
（三）科举考试的“瓜熟蒂落”——考试思想的反思
明清是科举考试发展的极盛阶段，有关科举考试的形式和规则已经定型，士人的政治观念已经基本被科举考试的思想占据。科举考试的制度发展伴随着君主集权的最终形成达到了极致，关于考试程序的设计和考试相关法制的规划也已经达到了至善，但接近完美的“制度外衣”难以掩盖和替代破落的政治基础。为最大程度上标榜“公平、公正”的科考精神，科举考试在内容和形式上极力追求“公开、客观和标准”。也正因为看不到科举考试背后的真正“腐朽”，才导致其最终自掘坟墓。
到了清朝末年，八股取士的积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甚至已经成为统治无能和官僚腐败的直接原因。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亦或是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屡遭失败的举子们开始对这一对士人毒害很深的选任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尤以对八股取士的批判最为激烈，认为它“敷陈大义”“代圣人之言”严重地禁锢士人的思想；批判它的“科第功名”腐朽了士人举子们的心，腐蚀了社会的机体。以其弊病丛生，毒害知识分子为由，建议将其废除。科举考试思想的发展也最终回到了原点，走向了理性回归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朱明哲.从考试有效性理论看科举考试的非意愿后果.消费导刊·教育时空.2008（5）.
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2
一、中美课堂比较
1.中式课堂教学。在传统中式课堂中，学生往往专心安静地听教师讲授，专注地记录课堂笔记，很少对教授的知识提出质疑，或是主动提出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即使在学习中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不愿意在课堂上提出来，而是要等到课后再单独找老师提问解答。而中式教师也已经适应了扮演主角，更倾向于按照预设好的教案和节奏进行知识讲授，不希望计划好的教学思路和进度节奏被学生的提问打乱。
2.美式课堂教学。在美式课堂中，学生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充分展示自我，彰显个性。同时还喜欢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并把这种质疑理解为对教师教学能力和渊博知识的信任和认可。美式教师主要扮演的是引导和启发的角色，十分鼓励和提倡学生的积极参与和质疑提问，然后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等途径进行自主学习，自行探索出答案。在教学环节设计上，教师也给提问答疑留出了很大的时间空间，鼓励学生向权威挑战质疑、大胆创新。而对于学生提问，教师并没有视为是对自己教学课堂的“添乱”，而是学生对课堂的投入、对教学的积极回应与认可，故而持肯定认可的态度。
3.利弊分析。中式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从课堂上获取的信息容量较大，学生的硬性知识储备和记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但是自我表现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非常有限。美式课堂注重学生独立思考，以学生参与为主。教师对学生给予充分的鼓励与肯定。这种教学模式比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表现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学生从课堂上获取的信息量就相对有限。
二、文化析因
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下，课堂氛围也大不相同。究其根源，在于中美两国文化上的差异。
1.中国的集体主义VS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世代熏陶下，中国人崇尚的是谦卑有礼的中庸之道，强调个人是集体的组成之一，不好出风头。在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下，在衡量个人行为时，往往注重和谐、群体利益的维护，个人表现行为会被冠以“张扬”、“爱出风头”、“好大喜功”、“集体观念意识淡薄”、“个人主义旺盛”等负面评价，容易招惹是非，并可能会落得“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不堪下场。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学生往往不愿意在课堂上打破沉默，开口发言了。美国是一个人口多元化的年轻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人群为了享有公平的权利而需要不断主动争取。人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激励，自我肯定，开拓进取。所以，这就造就了美国人民充满自信，喜欢自我展示、参与竞争的性格特点。所以，在美国文化中，个人展示、张扬个性的行为，则会被解读为“勇敢”、“自信”、“有个性”、“可以提升集体”等正面形象，个人表现是获得认可和鼓励的。
2.中国的等级权威观念VS美国的民主平等。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中，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受到辈分、等级权威观念的制约。所以，人们认为，学生就应该绝对听从教师的教诲，不能有半点违抗，甚至质疑。学生在课堂中的提问行为，则被视为是对教师的不敬和质疑，是对教学能力的不信任，是对教师权威的一种挑战。美国文化深受基督教的新教思想影响，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更注重民主、平等。所以，学生把教师视为追求真理的同盟，提问、探讨被视为是严肃认真治学的表现，也体现了对教师的尊敬。而教师，也认为学生积极提问是对其民主平等的课堂和开明的治学态度的一种认可。
三、对策
针对以上文化根源上的成因分析，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出具备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对现行的中式教育做出适当调整。
1.纠正个人主义观念误区，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要让学生明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可以共存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由此来去除学生自我表现就是出风头，会打破集体和谐氛围的思想负担。只有当每个个体都出色地完成自身建设、发展和自我完善时，集体生命力和竞争力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所以，积极的自我展现，自我建设，也是集体建设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为集体争光。
2.打消对权威性的盲从心理，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能力。告诉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归纳总结，举一反三，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新，或是提出质疑，那也是良好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一种体现。而学生经过思考提出的疑问在得到解答之后，势必会加深其自身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与掌握，又是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最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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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举制 现代考试制度 学生全面发展
一、科举制的利弊及其影响
所谓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形式选官的制度。科举制为当时的社会选拔人才、稳定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唐太宗时期，一方面大力兴办教育，出现了“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的局面。另一方面开科取士。正是由于通过科举制“选贤任能”，才出现了唐朝的兴盛。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官吏选拔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科举制的“利”。
1.公正
与世卿世禄的重血缘、察举制的重品德、九品中正制的重门第相比，科举制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更利于选贤任能。科举制由封建王朝设科招考，士人“怀牒自进”，自由报考，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择优录取原则。显然，它比以往的任何选士制度都更为公平和公正。
2.严明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科举制以其严明的纪律和有效的措施确保了它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文化考试要经过层层选拔、淘汰，要求极为严格。历代对考生健康也有要求，如唐代考中后，要由史部组织再“试身”，即考察外貌和健康状况；宋代规定“其有残疾、笃疾并不得予解”，元代规定“患废疾”者不得应试。
3.相对“务实”
科举制的目的是选拔优秀人才，维护封建统治。科举制强调实德实才，按封建官吏的要求，设置考试科目和评价标准。政治理论是最主要的考试科目。文化素养特别是写作的能力是必考科目，同时也注意考查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知识分子关心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二）科举制的“弊”。
1.学而无用
科举考试如同一根魔棒，指挥着广大的士人，考什么就学什么，致使大批的士人受限于科举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束缚了人们的心智，使人片面发展。科举制的实施必然扩大“学”与“用”的距离，产生学而无用的后果，这是科举制最终被废除的重要原因之一。
2.败坏学风
科举制背后的优厚利益对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为了能够达到其目的，一部分考官、家长、考生及其亲属等急功近利，甚至是不择手段，致使社会不良之风盛行，腐蚀了士人的思想，败坏了学风。
3.损身害体
科举制考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体能。许多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忽视了自己的身体的承受能力，即使考中了秀才，中了举人，也落得个疾病缠身甚至英年早逝。科举制造成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损害，它还毒害人的心灵，导演了无数“范进中举”喜极而亡的悲剧。
二、改革现代考试制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明确考试目的，改革考试内容。
考试的目的一方面是选拔人才，另一方面考试本身不仅是检测知识的手段，而且是不断学习知识的途径。简言之，考试服务于教育，教育又作用于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其终极目标。考试内容应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试题内容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试题设计增加应用性和能力型题目。这样做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升学压力，同时也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会。
（二）学生评价方式多元化、过程化。
要采取多元的教育评价机制，开发不同的测量手段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的发展。要探索并建立有助于反映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特长的多元化考试评价系统，可考虑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录取的依据之一，同时兼顾考生在校学习情况、校长推荐信、教师评语、个性特长等综合因素进行录取，并逐步增加它们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注重学生评价的过程化，增加学生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加强对学生平时的考核，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灵活运用多种方法，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以改变那种上课记、考前背、考后忘的局面，采取多元评价机制，鼓励学生、家长、老师都参与到评价中来，将评价变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打破传统思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封建社会科举制推崇儒学，提倡入世，以“建功立业”为其目标；道家提倡出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追求无为的境界；佛家让人摒弃欲望，寻找自性本心。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当今的人才观，进而影响了中国考试作用的有效发挥。反观中国近代的科技落后，甚至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与传统文化中强调内修而不重实践密不可分。所以，文化中要创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来改变当今的人才观念，丰富和完善考试制度。建立多元竞争的文化机制和开放的思维境界，才会创设出现代考试制度的新局面，从根本上，打破考试变革的僵局，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完善自身。
总之，“通古宜知今，有今方成古”。辩证地认识科举，会发现现代考试制度大体上是符合当今社会的需求的，当然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应以史为鉴，创造条件，使现代考试制度适应人的发展，以适应教育规律，做到教育科学化，从而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促进人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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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4
论文摘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天人相分”哲学命题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二、主客二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
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在天人关系上，古希腊虽有天人和谐说，但希腊哲人更擅长于将“天”—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的认识对象，形成较为发达的自然哲学。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这种主客两分的观念，成为近代西方思维的起点。同时，古希腊还用神话的形式折射出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一方面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局部分化，使人得以从自然本体中挣脱出来，审视自身、观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以自然神论的形式保持着对自然的崇敬。
在欧洲中世纪，上帝出现在人和自然之间，人间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幻化为上天的神力。宗教哲学代替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一神论将人从自然中分裂出来，赋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对神的崇拜，将人和自然统一于神力，忽视了人对自然的关怀。由此可见，西方的传统哲学不论是自然哲学，抑或宗教哲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种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产生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天人观，只能派生“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思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已隐含了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进人近代之后，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觉醒，突破了欧洲中世纪僵化的神学秩序。人文主义高扬“人性”的旗帜，以与“神性”抗衡，对人自身的力量和创造性充满信心，一时间，大写的“人”，为万物之灵的“人”，成为被崇仰的新偶像;科学精神则激起对自然界、宇宙万物的不倦探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托勒密体系，使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婶女的卑微地位，成为认识自然、进而征服自然的锐利武器。
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成为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座右铭。培根指明的方向，促进了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这种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实用功利性的观点，在当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笛卡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与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一切在过去被确立了的“权威”与“信仰”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经受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检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因此，笛卡尔豪迈地提出“……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还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两分的二元论，认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这种“笛卡尔主义”引导近代人类走向与自然分离以至对立的道路，正如阿尔·戈尔所说:按照笛卡尔的解说，我们与地球无关，有权将地球仅仅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随意掠取。
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物，一种供人类加以运用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使人的主体性更加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终于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弘扬理性，倡导实验科学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了许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许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挑战时，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生态伦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5
关键词：汉英习语 国俗语义 翻译
1.引言。
习语是语言中不可缺少的、富有表达力的因素。习语以其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生动形象而深受各国人民喜爱。但习语的上述优点也正是理解和翻译习语时最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英使用者想要了解彼此习语的欲望越来越强。为了更好实现两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作者在本文中将着重研究汉英语言中富含文化特色的习语。尽管此前也有许多学者也就此方面问题进行过研究讨论，但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了语言学的范围内。事实上，习语的研究，特别就其翻译而言，既要考虑语言的转换，也要考虑文化的转换。（本文研究的习语包括成语、俗语、格言、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
本文从王德春教授提出的国俗语义学这个全新的视角出发对汉英习语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汉英两种语言有的富含文化的不同类型的习语，证明离开文化背景知识，理解不同民族的习语是很困难的。即使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汉英习语翻译后的文化对等程度也是不同的。习语的翻译策略也一直是学者们多年来争论的焦点，本文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翻译方法。以达到从国俗语义视角研究汉英习语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习语翻译中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的效果。
2.什么是国俗语义。
国俗语义是指在词汇的概念意义上添加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的语义。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客观地反映了使用该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 （吴友富1998）。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及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引起词义的不同，这是国俗语义学的基本特征。国俗语义词是国俗语义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习语作为典型的国俗语义词语极具民族特色。当人们，尤其是不同国家的人们想要理解这些词语的时候就不只是语言间的转换，更多的是不同文化的转换和交流。
3.富含国俗语义的汉英习语。
单从字面意思是很难理解习语的，对其国俗语义的了解可以有效帮助读者理解习语的意思。
3.1汉语中的习语多种多样，有的来源于文学作品中，有的来源于日常生活中，但都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民特有的国俗文化的结晶。
3.1.1佛教、道教、儒家思想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也体现在汉语习语中。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A wrongdoer may become a man of virtue once he does good
3.1.2众所周知，中国是农业大国，自然有很多来自于农业的习语。
百业农为本，民以食为天――agriculture is the root to other businesses； and food is the root to human
3.1.3当今，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越来越爱讨论的一个问题了，好的身体状况与良好的饮食是分不开的，以下是一些关于健康和食物的习语。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eating radish in winter and ginger in summer will make you be away from doctors
3.1.4含有中国标志性建筑物的习语。
不到长城非好汉――He who does not reach the Great Wall is not a true hero
3.1.5源自我国经典著作的习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Dream of Red Mansions）
3.2在对英语习语的调查中发现，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实践是重要的来源。此外，大量的习语还来自于古代神话、历史、风俗、习惯用法并广为使用。
3.2.1源自历史的习语。
All roads lead to Rome―people could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solve the same problem. （When Ancient Rome governed Europe， they had built road network extending in all directions， each could get to Rome.）
3.2.2源自希腊和罗马神话的习语。
Pandora’s Box――the root causes of disaster（Pandora brought disaster to human）
3.2.3小麦是西方人的主要弄产物，他们主食面包、牛奶、黄油和奶酪，由此而得来很多习语。
bread and circuses――food and entertainment
3.2.4由特殊名字得来的习语。
Uncle Sam――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山姆大叔）
3.2.5源自文学作品的习语。
one’s pound of flesh――legal but unreasonable remark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从以上汉英习语我们可以更加体会了解国俗语义对习语理解的重要性。没有国俗语义做基础，准确理解和翻译习语是比较困难的。由于汉英两语言使用者的地域差别、风俗、宗教差别以及思维模式等的不同也极易导致习语使用过程中国俗语义信息的缺失。再如中国人在盖房子或者办丧事时，大都要看风水、算日子；而西方人通常不会觉得此类事情和风水有什么关系，大多去世者只是被安葬在教堂墓地就可以了；另外中国人在办喜事的时候大多要选一些“双数”的日子，而西方人无论单数双数皆可，只要避开“13”这个他们认为不吉利的数字就可以了。
4.汉英习语中国俗语义的翻译。
为了更好地理解目的语国家的习语，只有国俗语义是不够的，掌握一些汉英翻译技巧和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以求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对于“对等”这个概念很多学者都曾提及，奈达（1986）在他的著作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中也表示要形式和功能的对等都要注意到，他提出要使目的语能够最自然的和源语对等。但其实要达到汉英习语翻译中的文化对等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除了要有扎实的双语言基础，还要具备较强的双文化背景知识，同时译者的立场也不能动摇、不能忽视。做好汉英习语的翻译 不仅能够使语言学习者理解更多的异国文化信息，还能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因此，掌握适当的汉英习语翻译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4.1归化、异化。
归化和异化是近些年来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两种翻译方法。其中奈达的归化论和韦努蒂的异化论最具代表性。作为两种重要的文化翻译策略，归化能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的理解源语中富有文化特色的词汇，却容易掩盖源语的特色文化；异化则强调原汁原味地传递源语文化特色，却容易令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利弊。
4.2其他一些具体的翻译方法。
4.2.1取代。
体壮如牛――as healthy as a horse
4.2.2意译。
解铃还须系铃人――It is better for the doer to undo what he has done
4.2.3直译。
雪中送炭――To offer fuel in snowy weather
4.2.4增减法。
借香献佛――borrowing joss-sticks from a neighbor and burning them before Buddha for your own sake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inexhaustible.
5.总结。
总之，在当今社会，一种文化已经难以满足本民族发展的需求。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文化的融合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以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的翻译方法，旨在使跨文化交际更加容易。同时也发现单独地使用归化或者异化是不可行的，只有将两者相结合，灵活的适用才能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交流和消除文化障碍的作用。文中列举的富含国俗语义的汉英习语以及翻译方法，希望对语言学习者在翻译汉英习语时有帮助，争取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更轻松、快捷地了解更多的异国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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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文仲.（2004）. 英汉习语与英美文化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王德春，杨素英，黄月圆.（2003）. 汉英谚语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儒家思想利弊分析范文6
关键词：班主任；中职学生管理；惩戒；利弊
在中职学校，许多班主任喜欢依靠惩戒来作为对学生行为管理的一种手段，就因为它能产生一种短期的速效，这种方法对于改变学生某些违反规定的行为，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班主任对惩戒的依赖和倾向得到了强化。不过，过多的惩戒从长远来看，可能具有累积性的副作用，如持续地对某位学生做惩戒，或多次对学生作相同的惩戒，对学生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导致反感甚至对立，过多过重的惩戒虽可以抑制个体不良行为的发生，但对集体的情绪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影响到班级学生的主动精神和灵活性。
一、惩戒的可行性
我个人认为惩戒作为职业学校班级管理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按作用可以分为两种：预防性惩戒和惩处性惩戒。预防性惩戒即在有个体学生具有违反管理规定行为以后，对其进行的一般性处罚，可预防本人和其他学生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起到告诫和警示作用。如，学生上课看课外书、讲话影响课堂纪律、手机突然响起、在宿舍中违反熄灯规定、发型不合适、作业不交等，可作一般处理，在与其谈话中切勿用词过重，语言激烈，尽可能分析产生其行为的原因，解释对其做出处罚的必要，对他的惩处也应权衡轻重，以达到劝告、提醒其他学生再次发生类似行为的目的。在班级中大多数学生还是能够坦然接受处罚的，并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但也有个别学生会再次或多次重犯，这也是对班主任耐心的考验。但从时效的角度来看，惩戒已经是对事件的后处理了，因此，预防问题行为的发生，更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来把握。
二、惩戒的有效性
在中职学校中还有些学生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有着道德和原则上的错误，具有主观故意的，可以进行惩处性惩戒。如，结伙打架、赌博、敲诈勒索、偷窃、夜不归宿等行为，已达到了触犯法律的程度，只不过是为了保护青少年而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于这类行为，我认为可适当加重惩戒的力度。这类学生，以我的经验看，他们在违反严重的校纪校规之前，大多已有很多小的违纪行为的出现，估计教师也对其多次做过规劝和告诫，但效果甚微。因此在做学生思想工作的同时，有充分的必要和他们仔细分析违纪行为的原因和动机，让他们懂得相关规定的存在必定有它的必要性，其违反了就会得到相应的惩戒；并且让他们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违纪行为对其本人、同学、家庭甚至社会带来的危害，让他们从内心认识到错误，并感到后悔。在处理这类学生时更要讲究方式方法，过轻，不足以达到惩戒的目的，对教育班级中其他学生不利；过重，可能导致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自暴自弃，和教师产生对立，出现更加严重的行为。
2003年，当时在学生中正是盛行网络游戏的时候，我所带的中职班中有一部分学生是走读的，每天都在课余和自习课上交流网络游戏的体会和心得、武器装备，导致了几个寄宿学生偷偷溜出学校通宵游戏，早上偷偷溜回教室的事情发生。特别是王某某同学，平时在宿舍中舍友就反映他很懒，可以几天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性格上意志和控制力较薄弱，平时说话结巴，同学经常要取笑他，加上性格固执，不宜说服，令他在班级中很孤僻。自从他迷上了《魔力宝贝》这款网络游戏以后，连续旷课，甚至在寒假里，连续20多天是在网吧里过的，连大年夜都没在家过，父母把大街小巷里网吧的位置都知道得很熟了。开学前他父母找到我，一起做了他一天的思想工作，后来，我利用带他实习的机会又和他陆续谈了很多次，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但过后效果都甚微，实习工作不肯做，经常一个人发呆。找他谈，他认为只有在游戏中能找到自我，幻想里面的人物就是他自己，去克服障碍，完成一个个任务，感受着在现实中没有的幸福感和荣誉感。最后王某某发展到上课就是睡觉，布置的作业也不完成，严重影响了班级的管理。于是，我用到了罚站、罚抄、停课的手段，这导致了他在一个学期里更加自暴自弃，出现了对我反感的情绪，并又多次出现了旷课。最后他父母看来无望，帮他买好了电脑，退了学。王某某的退学给我们的触动很大，我也在班里和学生特地讨论过这件事，分析了各方面的原因，我自己也作了检讨：一方面是我对王某某同学的个性了解得不细致，没有深入地察觉他情绪和思想上的变化；二是对他的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处理得过于简单；三是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对他的帮助不够，使他逐步脱离了班集体，在网络游戏中寻找快乐和成就感，以此来逃避现实生活的压力和不如意。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也是我所有带的班级中唯一一位没完成学业的学生。至今我还在反思，对于个体的他，我的引导和教育是失败的，但对于班级中的其他学生却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甚至有学生一下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了游戏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班级中避免了类似行为的出现，旷课去游戏没有再发生，最后学生都顺利完成了学业，甚至进入了很好的企业。事情孰大孰小，我想大多数班主任在处理班级的问题学生时肯定会准确权衡的。
自古以来，我国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至今还未脱离“先生教，学生受”的传统教学模式。教育的改革，也只是在一些评价和进阶的形式与内容上作了调整。我认为就目前我国教育的体系，还是以教师的教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还是被动的学，特别是在班容量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进度和目标，适当地引入惩戒的方法和手段，也是为了将德育教育和知识教育更好结合地传授给学生。一些教育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有对学生进行惩戒的制度，只是将规则制订得更加详细和规范，比如，规定了戒尺的宽度和长度、受戒的部位和次数等。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都适合惩戒，学生管理工作本来就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需要适时、适地、适情地开展工作，这需要教师运用更多的智慧。现在，社会、家长、学校对老师管理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各方需要多元化的管理班级、引导学生，甚至把一部分需要家长去做的，也要求老师去做好，这更要求教师需要更多的学识，掌握更多教育的方法，了解学生更多的情况，提高与家长沟通的能力，寻求更好解决问题行为的办法。
三、惩戒的局限性
惩戒是一把双刃剑，过多地使用，可能会导致学生采用另外的违纪行为、方式逃避处罚，致使师生矛盾激化，甚至导致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在考虑对全班或人数较多的惩戒时要特别慎重，这样容易使他们产生条件反射式的畏惧感，和老师的交流会减少，甚至采用欺骗的方式回避，不利于班主任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造成开展班级各类工作和活动的困难。我觉得，在对学生教育过程中适度地引入惩戒，把握好分寸，可以让它来磨砺学生青春期那些躁动而脆弱的性格。教育研究所刘京铎教授说过：“没有经历过教育惩戒的人，其生命成长是有缺憾的；经历过适当教育惩戒的人，其人格才能健康和谐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