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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1
在群星璀璨的区域文化中，河洛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耀眼的明星。与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点?又如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围涵盖哪些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刘庆柱：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区域文化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以今洛阳为中心，地理范围包括今豫西、晋南一带。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谓核心区域文化，就是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所谓根文化，就是国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区南部山区一带，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史前区域文化。庙底沟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孕育出河南龙山文化，继之又在庙底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国家的中心地区，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遗址充分证实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区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区。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遗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说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而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主要历史平台就在河洛地区。如果说庙底沟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化，那么华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则在河洛地区夏商都城遗址得到考古发现的科学佐证。从三代的华夏文化，到汉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函谷关从灵宝东移至新安，促进了汉唐时代河洛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一体化，使汉唐两京成为汉唐盛世的中心。汉唐时代河洛地区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宗教遗存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都城诞生在河洛地区，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影响?刘庆柱：从中国古都发展史看，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的布局，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的二元格局，宫庙政治性建筑的一门三道与一门四塾规制。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中最早的择中而立的典型，它们确立的范式一直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所延续。作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历史物化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河洛地区的东汉雒阳城从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发展为双宫城至单宫城，都城从西汉时代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与古代都城变化相对应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改为东汉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结构由西汉帝陵陵园的帝陵与皇后陵的同茔不同穴、二者各置一个陵园，变为东汉帝陵的帝后同穴。东汉都城与帝陵的上述规制变化影响深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基本继承。
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至秦汉时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北魏王朝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孝文帝营建的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郭城组成，北魏洛阳城三城制取代魏晋洛阳城、两汉都城与先秦都城的双城制，从古代国家层面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帝国时代的两汉都城与魏晋洛阳城的双城制和帝国时代的时间差，应该是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决定的)，并为此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袭。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2
关键词：玉文化 历史发展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6-0100-02
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独特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重要文化。玉文化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渗透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宗教、伦理、美学和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人独具魅力的崇玉、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观念。
一、新石器时期――巫神法器、宗族图腾
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生活Y料有较可靠的来源，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原始宗教和祭祀活动比较频繁。这一时期玉石器、玉器时有出现，玉制器具中片状玉占绝大多数，动物形象占很大比重。新石器时代，“玉石分化”已经完成。
1.巫神法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和装饰性用品，制作简单，功能分明，如玉铲、玉斧注重的是玉器的使用价值，璧、璜、i、珠、管等注重的是玉器的审美价值。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万物有灵”的观念物化到“玉”，于是“玉”被赋予了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成为沟通天地鬼神的桥梁。由于用来制作玉器的工具相对简陋，玉器的制作相当耗时耗力，再加上开采工具和技术的局限，精美的玉料颇为难得，这一时期的玉器因珍贵少有而多数用于祭祀，宗教功能是其主要功能。
2.宗族图腾
原始社会玉被琢成鸟兽等各种图案，用于图腾崇拜，出现在一些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中。史前时代的玉文化以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6000年）和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最为发达。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都有图腾崇拜的功能。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除常见的珠、璜、璧一类佩饰外，成组的鸟兽形的玉制品出现是其一大特点。红山时期的玉器雕琢上所出现的动物造型，大都风格质朴，豪迈奔放，抽象概括，讲求神似，体现出原始的动物图腾风格，比如C形龙。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礼器，包括玉璧、玉琮、玉璜等。龙首纹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也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头。良渚文化玉器是图腾制度的产物，是纯巫术与的产物。
“玉文化”是“石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从无意识地使用简单粗糙的旧石器到有意识地制作、使用精细的磨制石器，甚至开始工艺上的雕琢，“玉”的美学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初步建立，中国玉文化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二、夏商周时期――祭祀重器、王权威仪
夏商时期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玉文化的发展。原本作为权力象征的圭、璋、钺、戈等玉器，逐渐演变成了祭祀的礼器和礼仪的仗器，成为王权政治的重要物质体现，为王室贵族专有。
1.祭祀重器
进入夏代之后，玉器制作技术随着青铜工具的出现而大为提高。夏代玉器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出土了不少圭、璋、琮、钺、七孔刀、戈、柄形器等玉礼器。与史前玉器相比，这一时期玉器的巫术风格淡化，更侧重于作为祭祀和礼仪用的礼器。
崇玉、尚玉成为殷商王朝重要的时代特征。殷商时代崇信鬼神，崇尚祭祀和厚葬。这一时期的玉器中，很多都蕴含着浓重的神鬼观念和宗教意识。商代盛行占卜，凡事大自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小至私人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以此决定凶吉与行止。其中，交通鬼神过程中所用的器物就有玉器。“玉”被视为神物之后，其祭祀鬼神的神秘功能得到了加强。
2.王权威仪
殷商奴隶制王朝的礼器，开始成为国家政治典章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实物载体，“玉”的制度化、人格化的功能得到强化。
西周时期，人们开始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束缚，肯定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玉不再纯粹用于神秘的天地鬼神祭祀，而是开始与礼乐制度结合，以礼用玉，以玉节礼，逐渐使玉的使用与宗法、伦理、道德融合到了一起。周统治者在继承商代玉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将用玉等级化、礼仪化，使“玉”成为政治阶层“分贵贱，辨等列”的礼器，形成了该时期佩玉文化的一大特色。
经过夏商西周约一千五百年的发展，中国礼玉的种类日益齐全，服务于宗教和社会等级制的功能渐趋完备，被赋予浓厚的人文色彩，这为其后来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春秋战国时期――财富象征、寓德于玉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这也促进了这一时期玉器制作数量上和用途上的进一步拓展。同时，玉的功能被人为地规范化和礼仪化，出现了一系列具体细致的用玉制度，礼玉文化由此产生。春秋战国时期，玉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1.财富象征
春秋时，诸侯国的玉器工艺十分发达，诸侯贵族不仅继承了前朝佩戴玉制项饰和胸佩的习俗，而且作为相互之间酬谢和交际等方面的珍贵礼品。此时虽然已“礼崩乐坏”，但是，玉文化的发展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受到各诸侯国的大力推崇。玉器在上层贵族间的广泛使用，使其成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同时，这一时期 “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道德观念得到完善和加强，玉佩饰盛行，玉器的使用开始摆脱上层社会的垄断。东周时期，玉器盛行，玉被广泛应用到祭祀、装饰和丧葬等场合，等级森严的用玉制度也被打破，除上层王侯贵族外，平民百姓也掀起了用玉、佩玉的浪潮，社会上掀起了尊玉、爱玉的习俗。
2.寓德于玉
在“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各学派各执一说、为己所用，对玉器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诠释和演绎。“玉德”理念始于西周，最早见于管仲的“九德”说，而后有孔子的“十一德”、荀子的“七德”、西汉刘向的“六美”，最终到东汉许慎的“五德”。儒家的奠基者孔子从“玉”的质地、色泽、声音、瑕瑜、器形等自然属性与君子的道德操守相比附，进一步阐述了“玉”和“君子”的密切关系，将“玉”道德化，“君子比德于玉”的理论创立，奠定了玉文化的核心理念。
在儒家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玉器从最初活跃于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上层阶级用以尊显身份地位、标志志向的佩饰，“玉”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观念和深厚的人文寓意，用玉制度进一步完善，礼玉思想进一步强化，尊玉之风由此盛行，“玉”的文化含量和文化意蕴得到进一步提升，使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
四、两汉到南北朝时期――事死如生、琼浆玉液、极盛而衰
秦始皇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秦代出土的玉器寥寥可数。秦朝玉器遗存量极少，只有著名的“传国玺”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实物无存。
汉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玉器的制作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玉器雕琢技艺大大提高，日益精湛。汉武帝时，削弱诸侯王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儒家的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儒家推行孝道，汉代流行厚葬，葬玉之风极为盛行。
1.事死如生
西汉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礼制隆兴，祭祀频繁，提倡孝道与厚葬，帝王臣子们希望死后尸体能被长期保存，永世不朽，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不朽之说应运而生，再加上道教“长生不老”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这些都推动了汉代葬玉的空前发展。以玉器殓尸，成为汉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汉代玉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葬玉制度的完备。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塞、含玉和握玉等，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著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玉衣被列入了汉王朝的明文定制之中，具有最崇高的礼仪地位，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政策，也是汉代政治用玉的集中反映。
2.琼浆玉液
玉作为一种天然矿产，其中的矿物元素也是中的组成部分。西汉时，由于受到南方楚国神仙思想的影响，以及北方燕齐地区重丹药、求长生的做法，两者合流形成盛极一时的神仙方术，加上帝王的肯定，上行下效。东汉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兴起和冲击，玉被赋予了世俗宗教的观念，玉文化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性的突破。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当时人们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尤其是魏晋时期玄风盛行，食玉可以健康长寿、长生不老的观念流行开来。
3.极盛而衰
三国初年，东汉帝国的崩溃，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礼玉制度渐渐衰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大迁徙，社会动乱，统治阶级提倡俭朴，对玉器的使用加以限制。社会的动荡、军阀的割据、经济的萧条、手工业的衰败，这些都成为玉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央政权势力衰弱，自顾不暇，无力兼顾和控制西域地区，因此，盛产于西域地区的玉石原材料的供应也得不到保障。此外，传统的儒家礼制艺术受到了玄学和佛学的冲击。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玉文化是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
秦汉的社会发展与思维的变化增强了玉的精神意义，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都视“玉”为高洁儒雅的圣物，“玉”的文化意义进一步加强，其文化内涵和品质得到沉淀和巩固。汉代的玉文化高度发达，逐渐走向了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并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参考文献：
[1]张丽辉.中国玉文化的发展[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118-120.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3
最近，我读了一本《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名楼文化是历史赋予的贵重财富，是厚重的历史文化，它承载了古代文人与士大夫的极大造诣。”
我读了以后心想：“古代的人可真厉害啊，连大（dai）夫都会造纸了！”结果晚上读给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笑得都直不起腰来，爸爸还“夸奖”我：“你造纸方面没有造诣，造字方面倒是很有造诣！”听了爸爸的解释我才明白，原来，“造诣”是指学问、技艺等所达到的水平，应该读“zao yi”而不是读“zao zhi”；“士大夫”呢，是古代有地位的读书人，应该读“shi da fu”，而不是现在当医生的“大（dai）夫”。
小朋友们，大家以后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千万记得要查字典，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闹出笑话的！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4
［关键词］苗族；历史文化；写作；古歌；刺绣
历史需史学家来记录储存，以期留住前朝往事的长河史迹。一如司马迁之于《史记》、班固之于《汉书》。历史文化要文学家来写作流传，期许前尘旧事的情愫得以千古流芳。一如屈原的《离骚》、曹植的《洛神》。苗族历史文化光辉灿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远古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靠古歌来记录，一代一代，口口相传；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只有靠刺绣来写作，一辈一辈，手手相授。严复说：“学主知，术主行”。而苗族则无意识地将其演化为：“歌主知，绣主行”。
一、我歌故我在
“苗族古歌”是我国流传下来的唯一非宗教典籍的传世记史诗，也是集苗族历史、伦理、民俗、服饰、建筑、气候等为一体的百科全书。苗族古歌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史诗。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开天辟地、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大迁徙、苗族的古代社会制度和日常生产生活等，无所不包，成为苗族古代神话的总汇。
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因此，苗族古歌的创作与传承只能靠历代人口耳相传。古歌大多在民俗活动如“鼓社祭”、婚丧仪式、亲友聚会、民间节日中演唱。演唱者多为老年人、巫师、歌手等，通常以比赛的形式进行，可以几天几夜地连续表演。直到20世纪50年代，民间口传文学作品“苗族古歌”，才出版了苗文文本。
古歌中所表现的苗族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因为苗族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古歌在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阅世千古而日益发展。古歌分格律体和自由体两种，每组歌都有个引子称为“起沙”，古歌讲究韵律和声调协调，语言含蓄精炼，旋律优美动人。
笔者曾在黔东南苗族的大山里调研过，曾多次听（看）到他们唱歌的场面。例如叙述人类和万物起源过程的“开天辟地”歌：“我们看古时／哪个生最早／哪个算最老／他来把天开／他来把地造。……这是远古事／这是远古史／苗人辈辈传／传到了现在……”歌声高亢嘹亮、地动山摇，听得人激昂澎湃，思绪杳渺。
“妈妈（泛指老人）……去东方／沿着老古道／沿着迁徙路／赶路去东方……”这首古歌名为《焚巾曲》，是黔东南流传的丧葬歌，叙述民族的来源、战争和迁徙的过程，死者从生到死以及死后怎样回“老家”的各种礼仪。唱的人哀伤切切、似泣似诉，听的人倍感地老天荒、思绪苍远。
“八层人坐，十层人站”。苗族的飞歌、酒歌、夜歌、情歌――唱得你跟着亢奋、幽思、遐想。你听不懂歌的词句，可你听得懂歌的情感、意境，甚至“看得见”它的状态，似乎你就在歌曲中的情景现场――几天几夜、十天半月，你方唱罢我登台，歌声饶梁千日延绵不绝……
我必唱着，历史才有所附丽！这是他们的信念。
二、我绣故我存
苗族老人曾说：“凡苗衣皆述历史”。苗族素有“无花不成衣”之美誉。姑娘自幼学习针法，嫁妆多为亲手刺绣。刺绣是苗族妇女的特长，很多作品都具有技术高超，造型奇特，想象丰富，色调强烈，风格古朴的特点。苗族刺绣图案色调多种多样，松桃地区以花、鸟、虫、鱼为主，喜欢用粉红、翠蓝、紫等色，较为素净。黔东南多以龙、鱼、蝴蝶、石榴为图案，喜欢红、蓝、粉红、紫等颜色。黔中地带喜欢用长条、长方、斜线等组成几何图案，喜欢大红、大绿、涤蓝等颜色。艺术大师刘海粟对苗族刺绣的工艺给予很高的评价：“缕云裁月，苗女巧夺天工”。
苗族刺绣大都依附于服装而存在。苗族服装大多遍施图案，刺绣、挑花、蜡染、编织、镶衬等多种方式并用，做工十分考究，令人眼花缭乱。
如“花苗”在其黑色圆领斜襟窄袖衣的领边、袖肘绣有红、黄、蓝、白等花纹，纹路多呈花状、江水状，据说这些花纹象征着苗族祖先所居之地：红、绿波浪花纹代表江河，大花代表京城，交错纹代表田埂，花点代表谷穗。而大花苗爱披加花披肩，上绣三道方形图案，与苗族古歌上“格蚩尤老练兵场广花三道”的说法正相符。所以，传说它象征古代的练兵场和令旗，披肩两头的花纹则代表过去京城的城市和街道――这些服饰的来由，大多与上古九黎三苗与黄帝逐鹿中原，战败后从黄河流域退到长江，又退到云贵高原的历史有关。因而，苗族的衣装图案并非每个能织会绣的男女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织绣，什么地方饰什么图案，什么图案表示什么，什么身份年龄的人该饰什么图案，都有严格的规定。
如黔东南苗族女子有一种肩背、胸前、袖口、裤脚都有滚边绣花的服饰，名“兰娟衣”。传说，兰娟是一个苗族女首领，在带领族人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她常常回头，用彩线在自己的衣服上绘出迁移的路线。过黄河时，她用黄色的丝线在左袖口上绣了一条起伏的黄线；过长江时，她用蓝色的丝线在右面袖口上绣了一条婉转的蓝线。过洞庭时，在胸口上绣一个湖状图案。越往南走她身上的图案越多。最后，她的衣服上布满各种各样的花纹。当然，这些花纹只有她读得懂，只有她的同胞读得懂。兰娟衣后来被复制了千百万件，被复制了一代又一代――就如同有文字的民族印行书籍或传承字画那样。这是另一种经典；是另一种文字；是另一种印刷方式。它是迁徙文化最深刻的铭记物。
又如“蝴蝶妈妈”图案。苗族妇女古藏衣上刺绣的蝴蝶纹，是苗族纹饰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装饰文化，除了蝴蝶纹绚丽的因素外，苗族传统观念认为，世界万物的生命都出自一个母亲――蝴蝶妈妈。这与苗族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相关：“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从枫木中孕育出来，长大后同“水泡”游方，生下十二个蛋，由宇鸟孵化出龙、虎、蛇、水牛、蜈蚣、雷公和姜央等兄弟。
“蝴蝶妈妈”刺绣纹样至今仍然深受苗族人民的喜爱和沿用。
苗族刺绣还有一种极常见的人骑龙或骑水牯纹样，体现了苗族人民英勇无畏的气概和生活情趣。苗族民间艺术中的骑龙、驯龙、双龙的各种图案，再现了人们对龙敬而不畏的心理。
苗族刺绣图案的不朽价值在于培养着苗族人的历史意识，教育苗族后来者永不忘祖先故土，显示出苗族人对祖先的追忆和寻根的浓重乡思。这里，图字画文在历史的苍茫中，作为联系苗族群体生存的、最重复不已的经验，被视为本民族凝固的历史而展示与传承，使苗族群体得以在形成上拥有他们的“黄河”、“长江”、“平原”、“洞庭湖”、“城池”和“骏马飞渡”等等，完成其壮丽辉煌的“精神还乡”。
对于没有文字的苗族，刺绣图案代替了文字，发挥出文化符号的功用，从而使没有文字的苗族在这刺绣文化史书中找到了自己特殊的文字。
可以说，苗族妇女是用她们的一生抑或可以说是前世今生，都在双手和彩线中写作，她们将自己的历史文化用刺绣记录下来。其中有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艰辛苦难的迁徙过程。母传女绣，传承至今――我绣故我存！
别林斯基说：“史诗是在民族意识刚刚觉醒时诗歌领域里第一颗成熟的果实”。
苗族古歌正是这样，集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文化于一炉，是苗族古代的“百科全书”。
而苗族刺绣又何尝不是写在身上的历史呢？它以其构图的美观和夸张、丰富的色彩以及饱满雄浑的针法而得以闻名于世且流芳万代。
如今，古歌流出的神话，苗绣带来的传说。这些听着有声，拿着有物的历史文化，已经被“有根有据”地写进了苗民的心里、书里。这些苍凉、凄美的苗族神话传说乃至图腾纹样，都会永远附丽在她们歌声中、刺绣上，直至“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参考文献：
［1］石朝江．中国苗学．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5
关键词：历史文化元素；植物造景；布展
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在全国各地均有栽培。开封作为全国唯一命名的名城，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花色艳丽，栽培形式多样。“开封甲天下”作为开封市市花，每年一届的展览促进了的栽培和养植技艺，为爱菊者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激发了养菊爱好者的热情和创作灵感。随着现代养菊水平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对布展营造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更加崇尚历史文化元素的有机的介入，既有观赏性又有艺术性。因此，在菊展植物造景布展中成为现代文化节园林绿化布展的主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园林植物作为造景的重要材料，主要观赏其色彩美、形体美、芳香美、线条美和韵味美。而历史文化元素的加入能起到影响观赏效果最独特、最敏感、最直接的元素。造型艺菊是艺术构思与养植技艺的完美结合。通过构思和艺术加工，使栽培的构成特定的外在美和形象美，以突出主题内在的意境美，达到以形传神，栩栩如生。多株造型艺菊体量一般较大，形式新颖，或雄伟壮观或精巧奇特，经精雕细琢而形神兼备，成为历届菊展中的视觉焦点。
历史文化元素运用到布展中是以古代的历史文化佳品，通过艺术造型成为具有观赏性的艺术珍品，通常包括用观人物、花鸟、鱼虫、景物、事件等手法。使历史文化元素的运用在今后的布展中，将为开封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在城市园林绿化中运用起到积极作用。现将设计构思制作过程浅述如下：
1 设计构思
开封市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养菊、爱菊、赏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习惯，开封不愧为菊城。通过近30年的花会的成功举办，开封可以说因在加上古都的历史而更加出名。每一届的菊会布展都办有新意，但是，笔者认为如何将开封的历史文化元素加入进去，让人们一看作品就知道这就是开封联想到古都开封昔日的繁华兴盛。于是通过近2年的布展看到了一些历史的元素。比如北宋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五牛图等等，包括宋代的科技发明就是一个很好展示，民众喜闻乐见，象征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形式。
古代的仕女图，用五颜六色的装扮的美女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可以将开封市的文物古迹用植物造成的微缩景观向游人展示，把开封古老的文明传递给大家，用装扮的美景灿若云霞，让人们一看就像艺术博物馆一样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
2 植物微缩景观造型菊的栽培过程
2.1 选择品种和培育小苗
首先培育造型艺菊的品种要求节间长，长势强，分枝多，花多又繁，目前我们在实践中比较常用的品种有：悬崖白、悬崖黄。还有的利用小品种多、色彩艳丽的特性，广泛用于景点的制作中，这样有利用花会的气氛渲染。
通常培育小苗从11月开始，挖取品种小菊带根的强健脚芽，放置于冷室通风和阳光充足处，根据生长势，每隔10～15天施1次稀薄腐熟饼液肥，促其茁壮成长。
2.2 上盆定植
提前按事先准备好艺术图案比例制作好骨架，到来年4月初，把精心养护的小苗，把骨架固定在特制花盆容器里，将小苗均匀定植在骨架周围，层层攀附在骨架上，然后将微喷管固定到每一个容器中，用植物掩盖好，填上培养土。培养土是按比例配置、充分腐熟、疏松透气，并施足底肥的营养土。
2.3 植物造型微缩景观的日常养护
2.3.1水肥管理。因为植物造型艺菊棵型较大，生长期长，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料，除施足底肥外，还需要经常根外追肥，如常用的无机肥是浇灌二铵和喷施尿素、磷酸二氢钾；常用的有机肥是充分腐熟的人粪尿和豆饼肥。施肥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所以说植物造型日常水肥管理显得非常重要。
（1）营养生长期管理。开封在每年的4～6月份天气温度适宜，是营养生长期，最适合跑条，可适当增加施肥次数。此时若长势弱，可用尿素催苗，结合植物生长调节剂赤霉素920 喷施主茎，每隔7～10天1次，连续3次。以促进植物生长，效果更佳。（2）夏秋管理。开封在每年的7～8月份天气炎热，常进行叶面喷水，便于及时补充水分和降温，增强叶片抗病力。根部表土发白时浇透水，浇水时间定在早晚进行，切忌在烈日下浇水。此时生长缓慢，不宜施大肥。浇灌稀薄的有机肥和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结合杀菌剂，促进枝干强健。如遇持续大雨、气温高、湿度大，要及时排水，防涝、防病。以免引起基部脱叶、发黄感染病害，对后期生长不利，此时要勤观察，强管理。（3）秋后管理。立秋后，进入第2次快速生长期，也是花芽分化的开始，秋后管理对后期长枝、增叶、现蕾、丰花极为重要。常施磷肥，促使花蕾发育良好；勤施微量元素全面、营养丰富的有机肥，可以适当增加浓度和次数，施肥要尽量避免浇到叶面上，施肥后要及时用清水喷洒叶面。在后期生长过程中，生长量大，所需养分更多，可根据叶色浓绿程度和生长势，用0.1%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叶面喷施，1周1次，以改变叶色发黄和增加叶片厚度。如遇雨天也可撒一些化肥，以促进叶绿花肥、茎长、花艳。
2.3.2摘心。植物造型艺菊的摘心，依长势而定，一般15～20天摘心1次，通过反复不断摘心促成多发枝、多开花、增宽冠幅、丰满造型。每1次摘心前4～5天对枝条进行有目的的绑扎牵引，填补空挡，使花柱布枝均匀，不漏钢架。最后摘心时间一般在8月底，分2～3次完成，间隔3～7天，先从基部向前顺序摘。在完成前2次摘心后5～7天再次对前半部进行摘心，这样菊梢比基部多打1次头，以平衡花期达到整齐一致。
2.3.3病虫害防治。危害的主要有菊虎、蛾类幼虫、红蜘蛛、 蚜虫。4、5、6月主要是蚜虫和红蜘蛛危害，用50%锌硫磷乳剂1000倍液和敌敌畏1500倍液喷杀。10～15天1次，以防为主。7、8、9月是病虫害高发时节，1周喷洒1次杀菌剂加吡虫啉混合液，防治霉病和蚜虫发生。雨后因高温高湿要及时喷洒并交替使用各种强力杀菌剂，防范于未然，确保安全渡过酷暑。使柱达到花朵密、叶肥绿、不“断腰”、花期一致，圆滑紧致的整体效果。
3 植物微缩景观定型完善备展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6
【关键词】《诗经》；文化现象；概说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歌谣总集，反映了殷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的历史、宗教、军事、农业等方面的文化蕴含。
《诗经》的文化价值除了文学艺术方面之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诗经·大雅》中保存的五首古老的周民族史诗，反映了周代的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周始祖后稷诞生直至武王灭商的一系列史迹和传说。《生民》追述了后稷的事迹，神奇的诞生、奇异的成长以及天赋的才能；《公刘》描写了后稷后代公刘从邰迁豳的故事；《绵》从古公亶父迁岐写起，描写他开国奠基的功业，直至文王继承古公之志，修建宫室，平定夷狄，外结邻邦，任用贤臣，使周民族日益繁盛；《皇矣》主要写太王开辟岐山，打退昆夷，王季继承先祖遗业，传位给文王，之后文王伐密伐崇，发展壮大周民族。《大明》叙写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的婚姻，并着重赞扬武王伐纣的胜利。
综观这五篇诗篇，可以窥见周民族从发祥、创业、建国到兴盛的发展历史。除了诗篇中虚构的传说部分，基本上都是尊重史实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文化的途径。《皇矣》、《大明》都以周民族自太王到文王时期的重要史实为叙写对象，《大明》更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1]34
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一些记载祭祀、占卜等现象的诗，还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一些宗教行为。
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运用神话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的理论来研究古代祭祀，并对其作出全新的解释。日本汉学家赤冢忠通过《诗经》来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西周文化史，他认为《诗经》中的原始意象与兴象联系密切，含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诗经》大部分是歌舞诗，而歌唱和舞蹈的形象，都具有宗教性的象征意义。他的《鹊桥——振鹭之舞和鸟的兴》，以日本“鸟形灵”的原始观念作比照，认为《振鹭》的鹭也是神灵的象征，巫振鹭而歌舞，表现神的降临。白川静以日本古代歌谣集《万叶集》的日本古代风俗为参照，探索“兴”的发想，深化了对“兴”的特质的认识。他认为兴是受原始宗教观念和集体意象的支配，带有咒语或祝祷词的性质。在他的《诗经研究》中，以日本古代歌谣的内容，推论《诗经》一些诗篇意象的涵义。这些国外文化学的研究思想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国内研究的变革。郭沫若、闻一多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著。到了八九十年代，许志刚、华锋、孙克强、刘朝谦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诗经》所表达的宗教情感，体现了中国宗教思想的人文精神。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战争诗是指以战争为题材，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2] 《诗经》中的战争诗包括：《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这些战争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周代的军事文化，“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场的厮杀格斗，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敢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的不同的风格。” [3]57
《诗经》虽不是军事著作，却也体现了作诗者和编诗者的一些军事战略思想。首先，注重战争的人民性，用政治教化争取民心、鼓舞士气，用怀柔政策安抚战败之地的百姓。郑玄在笺注《小戎》时认为“作者叙内外之志， 所以美君政教之功。”《江汉》中“王命召虎， 来旬来宣”，遍示功德，以德来感化百姓；其次，言先教战，然后用师；先期武备，积极防御。《出车》《六月》都是先写敌军气焰，后写我方气势，将充分防御与适时进攻紧密结合。最后，十分注重心理战，夸饰军容而不具体些厮杀场面，显示出了以威慑取胜思想。《采芑》中主帅方叔“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军队是“其车三千，旂旐央央”“嘾嘾焞焞，如霆如雷”，《常武》中不仅夸耀周宣王的外貌，还注重描写其内在的修养与智慧，“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奋厥武，如震如怒”，歌颂了王师的威力。
我国农业文化历史悠久，在《诗经》中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很重要的位置，周人甚至将自己的祖先与农业的发明联系到了一起。
“诗经中一些秋冬烝尝祭祀，春夏祈年报赛的诗歌，因诗中提到或涉及到一些农事活动，被称为农事诗” [4]141包括：《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周颂》中的《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这些诗展现了周代的农业文化，为有关西周农业生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农作物的品种、农田的管理以及劳作时所使用的农具，在《诗经》中都能看得到。
《诗经》中涉及的农作物，包括：黍、稷、禾、麦、稻、菽、麻等。《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稌”是一种稻谷；《周颂﹒思文》“贻我来牟”，“来”是小麦；《周颂·臣工》“于皇来牟”，“牟”是大麦；《大雅·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荏菽”是一种大豆，“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秬”是黑黍，“秠”也是黍的一种，一个黍壳含有两粒黍米，“穈”谷子的一种；《鲁颂·閟宫》“黍稷重穋，稙稚菽麦”“重”是早种晚熟的谷，“穋”是晚种早熟的谷，“稙”是早种的谷物，“稚”是晚种的谷物。在农田管理方面，周人不仅要规划开垦荒地，还要休耕治理田地。《大雅·皇矣》记叙太王迁岐后，除草翻地、开垦荒地的情况：“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其剔之，其檿其柘。”《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记述的也是翻地除草的事情。《大雅·公刘》的“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和《大雅·崧高》中“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的“彻”是指通治田畴的治田方法。《大雅·绵》“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宣”指开通沟渠，“亩”指筑其田垄。“综观周代的农具，可分为垦荒耕种农具，收割农具，除草农具三类。”[4]156垦荒耕种农具有耒、耜、钁、锸；收割农具有铚、艾；除草农具有钱、鎛、耨。由上可知，《诗经》为我们了解周代农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可以通过它勾勒出周人田间劳作的基本图景。
综上所述，《诗经》“不只是我国最古最可靠的文学作品，而且含有丰富的古代历史、民俗、社会、政治、宗教、道德、语言、音韵等材料。”[5]28因此，可以说，“诗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最具价值的大制作，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历史、社会、政治、语言、音韵等学科所必读的一部书。”[5]28
【参考文献】
[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裴金华.论《诗经》中战争诗的特征[J].学术论坛，2006（8）.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