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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范文1
关键词 中小学图书馆 思想道德教育 未成年人
图书馆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传承文明、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保存文化遗产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青少年正处于思想道德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其求知欲和探索欲较为强烈，根据其思想形成特点，采取有效的图书馆管理手段对建设未成年思想道德，促进其思想进步，从而更好的为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重大作用。
一、制约思想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因素
作为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道路的初级阶段，其心理、生理和人格正在日益成熟。这一时期，他们不但为走向成年承担着沉重的学习压力，身处社会规范及规定的制约之下，而且受心理稚嫩、生理却日趋成熟影响，呈现日益凸显的自然属性，致使其身体和心理上承担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因此，中小学的学生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在不良诱因的作用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心理安慰和自我调节，极容易走向极端道路；另一方面，未成年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新鲜事物和新奇理念接受较快，对“爱、憎、黑、白、是、非”等具有较强的比较性。受青少年以上特点制约，因而思想道德的形成过程较容易受以下因素制约：
（一）多种经济并存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道德风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日益泛滥、极端个人主义不断滋生，一些地方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失落现象严重，一些地区黄、赌、毒及、封建迷信问题沉渣泛起。受其影响，部分未成年人行为失范、精神空虚，思想道德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二）多种价值观念并存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等方面面临着剧烈的转变，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各个群体、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一元化的价值观念也逐渐被多元化所替代。未成年人受其影响，在思想道德方面也呈现出对同辈群体、学校、社会和家庭差异的价值主张，在思想道德建设由融合向分离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帮助未成年人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掌握正确的道德判断成为亟需探究的新课题。
（三）多种信息并存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迅猛发展，我国的信息传播方式发展了变革，传统电视、广播、报刊等单向信息传播的局限得以改变，通过互动交流的信息传播方式，人类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发生转变，思维方式、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在全新网络文化的影响下，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念、心理发展、政治态度、思想道德取向及行为规范模式等发生了很大转变。另一方面，受网络无限性和虚拟性影响，思想道德形成期的未成年人较容易是非不辨、良莠不分，还有的在网上虚拟的场景和游戏中丧失抑制、失魂落魄、无心学习。
二、中小学图书馆作用
根据国家对未成年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循序渐进、寓教于乐及深入浅出的教育原则，结合生动典型的实例和通俗鲜活语言，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教师疏导和学生参与探究中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同时，在关注课堂教育的同时，还要重视实践教育、养成教育和体验教育，使青少年在增进道德知识的同时，自觉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习惯。中小学图书馆作为“塑造”未成年人灵魂和教书育人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阵地。因此，要加强对中小学图书馆重视，使其特有职能得以充分发挥。中小学图书馆要自觉将培养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有理想的社会主义人才作为其主要任务和职责，使自己的课外教育和主导作用得以积极发挥，使青少年独立教育、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得以形成。一方面，通过图书借阅、指导阅读等多种多样读书活动的开展，为学生提供非常规的参考咨询和教育模式；另外，在重视对藏书主动性的把握中，为青少年提供内容健康、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阅读书刊。中小学图书馆的这些作用对学生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和道德情操的形成，对思想品质的提高有重要影响。
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
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有效引导青少年读书是对其灵魂进行塑造的重要途径。通过调查发现，我国中小学图书馆数量多，藏书丰富，但是其真正效用却难以发挥。为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发挥中小学图书馆作为第二课堂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合理利用，培养意识
中小学图书馆要在合理利用现代化技术和馆藏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大力推荐优秀图书和科普读物，通过将爱国主义主题等既贴近青少年生活又具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影视艺术或科普知识等传输给广大未成年人，使他们在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接受教育；通过积极引导学生走入图书馆，使中小学图书馆“无人问津”的现状得以改变；通过图书馆、家庭、学校三位一体阅读机制的建立，在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引导中，有效培养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阅读习惯，使其在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中，培养浓厚的阅读兴趣；通过组织学生双休日或节假日参观图书馆，在零距离的接触中对图书馆的借阅方式、藏书情况及工作内容有一定的了解；通过向其推荐名人传或名著等内容健康、主题鲜明的优秀图书，在因势利导中激发其好奇心和探索欲，通过对学生选书、检索书及阅读方法等进行辅导。总之，要在合理利用图书、培养学生阅读意识中对其思想道德教育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拓宽领域，培养兴趣
要强化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小学图书馆还要对其服务领域进行拓宽。首先，服务措施全方位的建立，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具备热情的工作和服务态度、掌握熟练的专业技能、坚持文明礼貌的导读用语、具备工作责任心、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细致耐心中做好导读工作。其次，通过人性化借阅方式及适合青少年阅读时间的提供，为阅读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建立采光充足的阅览室、保持阅览书架的干净整齐、悬挂醒目的格言和名人字画、装点花草装饰等，为读者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在清新的空气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使走入图书馆的小读者仿佛踏入知识的殿堂，在对美好人生、性格塑造及审美情趣的起点明确认识的同时，获得自主学习和自由体验的独立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使学生在充满好奇的探索阅读中获得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滋养。同时，通过让青少年身临其境的体会美、爱、善良、勇气、忧伤，使其从书籍和报刊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寻找生活的榜样，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净化；通过将书中的人物作为自己生活的旗帜，将书中的哲理作为自己人生的坐标，使这些好的作品，好的书目成为引领小读者精神过渡的桥梁，在桥梁的沟通作用中可以奔向崭新的天地，可以抵达精神的彼岸。
（三）利用资源，培养能力
在合理利用和拓宽服务领域的同时，中小学图书馆还要将图文并茂的多种现代化设施设备和图书馆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使青少年获取信息知识的能力得以提高。一方面，可以有意识的对其开展关于图书馆知识的专业教育，通过文献信息检索课的开设，通过鼓励其积极进入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等有利于搜集信息的机构获取文献资料，对其进行摘编能力、信息利用能力的教育；另一方面，要有意识的加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可以向青少年读者传授相关的现代化检索技术技能和信息检索方法。在学生掌握图书馆利用技术的同时，还要强化西医意识的教育和培养，要加强摘抄优美句子、摘录名言佳句的指导，引导学生对读后感和读书心得进行撰写，还要鼓励学生制作信息资料卡和有关的篇目索引，使学生建立属于自己的资料档案；引导学生通过整合其搜集的相关资料，使其“信息指南”得以做成。这样，在对学生思想道德进行教育的同时，还有利于其搜集整理资料能力的提高，有益于其写作水平的提升，帮助其寻求正确的信息积累方式。
（三）开展活动，强化教育
作为人类进行终身教育的基础，中小学图书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读书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不仅有利于其教育资源作用的发挥，也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比如：可以利用节假日或双休日组织学生进行科技展览馆的参观活动，通过对所在城市相当长时期的变迁及改革开放引起其巨大的城乡变化进行了解，通过对所在地区获得的有关成果进行参观，对生态园区进行参观，使学生在亲身感受中认识到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家乡的日新月异。另外，还可以组织和开展故事会、优秀作品欣赏和朗诵比赛、专家讲座、英语口语对话、数学游戏、科技小制作、小发明以及寒暑假组织冬令营、夏令营等专项活动；可以开展“环保小卫士”、“我心目中的家乡”、“未来家园畅想”、“党在心中”等主题绘画、演讲、朗诵及读书征文活动，使青少年在对推荐书目的阅读中陶冶情操、增进知识，在激发其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同时，使其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得以培养，在树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自尊心的同时完成其思想道德教育。
四、结束语
总之，中小学图书馆要将强化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其职责和任务，在合理利用图书馆资源、拓宽自身服务领域的基础上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
参考文献：
[1]欧俊洁.公共图书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经验探讨――以柳州市图书馆为例[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23）.
[2]文萍.公共图书馆肩负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使命[J].四川图书馆学报， 2008，（06）.
[3]尹秋琳.图书馆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中核心价值的实现[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8，（11）.
[4]王流芳.试论公共图书馆如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9，（06）.
[5]魏红，王军.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之实践[J].图书馆建设，2008，（05）.
[6]江亚娣.公共图书馆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几点思考[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9，（01）.
[7]薛庆玲.浅谈图书馆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J].西域图书馆论坛，2010，（01）.
[8]刘丽娟.图书馆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J].图书馆学刊， 2008，（03）.
作者简介：
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范文2
韩国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与儒学有关的遗迹，如纪念孔子的“大成殿”、专修儒学的“明伦堂”等等。在汉城的成均馆，至今每年春秋都举行隆重的“释奠大祭”，祭奠孔子及其弟子以及韩国的儒学大师。这项祭孔活动被韩国政府注册为韩国国家级的“第85号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成均馆大学教授林鹤璇还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整理出17种古代祭孔舞谱，并在此基础上创编了祭孔舞蹈―文庙佾舞，使成均馆的祭孔仪式更具有一层尊圣的含义。
儒家的“克己复礼”和“忠孝”思想，给韩国文化留下深刻印迹。在韩国，长幼之间礼节很多。长辈要抽烟时，小辈应当趋前递烟点火，显示恭谨。小辈与长辈同桌饮酒时，小辈要给长辈斟酒敬酒，自己喝时则要转头往后“悄悄地”喝。小辈见长辈，下级遇上级，都要鞠躬为礼。每逢中秋节、春节等传统大节，小辈向长辈敬大礼、赐祝福，至今是韩国民间流行的礼节。
韩国已没有帝王，不必再忠君，但子女仍要对父辈尽“孝道”，听从父母之命、长辈之言。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韩国人重血统、讲亲情，努力维系以血缘为中心的大家族。很多韩国年轻人认为，离开父母自己去过小家庭生活是不道德的。进城谋生的成年人，周末或节假日也会返回老家看望年迈双亲，以尽“孝道”。
不过，韩国的男尊女卑现象比较严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另一种影响。韩国的中高级女性官员和女性企业家凤毛麟角，各种重要岗位绝大多数为男性所占据。很多做丈夫的一下班就下馆子饮酒，妻子却得做家务和教育子女。韩国大家族中的长媳过年过节时要为全家人做饭、刷锅洗碗。
回顾韩国30多年来的经济腾飞历程，虽然将大量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制度为我所用，但其根基仍然深植于儒家文化之中，这突出表现在尊敬上级、忠于集体、团队精神、家长式领导等韩国企业文化理念上。此外，韩国企业文化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儒家“中庸之道”的特点：个人主义让位于集体努力；极端手段让位于协商妥协；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高于生硬的条条框框；个人之间的感情沟通胜于公事公办的理性说教……
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范文3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范文4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 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范文5
【内容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及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却很少提及孝道。通过比较中西方孝道发现，不提并不等于没有。只是二者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所决定的。
【关键词】孝道;中西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差异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孝亦如此，孝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那么在孝文化鲜有提及的西方社会，孝道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体现?比较了中西方孝道之后，会有怎样的文化学上的发现?在对比之前，本文先探寻孝道在中国的发源与特质。
一、中国孝道的审美形象
道在时间美学意义上是为“永恒，无限”，也在与保持本性的真。儒家赋予道于孝，是因为道与孝极为接近。孝，合乎人性本真，道，则形象揭示出孝的美好属性。孝，是美的，是人格完整的体现。另一方面，孝的动态意义也在于对生命的不断追寻，我们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辈，所以孝就有了更高的敬祖之意。道也是时间轴上对生命本源意义上的探索，也是更为深入的对“我从哪里来”永恒的追寻，在这里，孝道不仅仅局限于孝，更多了些曾变幻莫测的哲学意味。儒家对这样永恒的追寻却是现实性的，不同于道家肉身不老灵魂不死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佛家来世幸福的虚无主义，而是源于最本真的愿望———血脉延续，以此来对有限的生命做无限的追寻。儒家思想上的孝道形象由和谐性、积极性、自由性等风格组成。
(一)孝道主体形象是和谐的。和谐就是中庸之道，孝源于发自内心的爱，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道德和情感的平衡，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说文解字》中“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成老也”，这里的承既是顺从，取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和谐之意。汉代赵岐虽然也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他也认为人格的不平等必然带来该体系的崩塌，从而向相反方向去发展，所以无论是孝道的内在情感还是主客体关系，孝道必然是倡导和谐的。
(二)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也可以称之为主动性。“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给父母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孝道的根基，另外也对积极性进行了划定，不但如此，孝道还鼓励人们通过积极的努力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
(三)孝道主体内在体验的自由性。儒家传统的孝道提倡道德的自觉自律。孝不是物质上的攀比，也不是炫耀于世的刻意做作，而在于物质赡养上的尽全力而为，在精神赡养上的保敬心之诚。孝父母事，唯“色难”，不仅态度上和颜悦色，发自内心更为主要。“尊敬”是孝的内核，它跨越了物质束缚，以达到崇高精神境界，它超脱于功利主义，以达到绝对精神自由。
二、西方孝道的精神内核
相对于中国孝文化的源远流长，重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甚至找不到一个完美对应的单词，但不能说西方没有孝这个概念。相比中国孝文化的由来已久，西方在这方面则显得薄弱，西方文明源头有三，古罗马文明，犹太教文明，以及最重要的古希腊文明。它们后来融合发展后构成了西方文明。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从西方文化集大成的典籍《圣经》入手。很多西方社会中的品德规范，谚语典故也都发源于此。《圣经》有言，基督徒第五条中要求“当孝敬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中也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除《圣经》外，对于孝顺或老年的著述几乎是空白，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老年观不同的反差，西方哲学家们注重的是社会养老而不是家庭养老。这些致使了西方几乎没有孝道这个概念，但却使社会养老保险等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并不是没有孝，而是不同文化视域下思维方式的不同。为了更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采访了美国人大卫，他年逾50，在中国人看来该准备养老或应在家乡的年纪，他却在异国他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妻子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想必他子女的孩子是不用他们来照看的。隔段时间回国和家人团聚，隔段时间再来到国外来，他的本身和他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说“在美国，我们也尊重、尊敬、照顾我们的父母，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年长的父母希望孩子长大了甚至有家庭和下一代仍然服从他们，在美国，当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他们仍然孝敬、尊重、关心他们的父母，但不是有义务服从他们，年长的父母不控制他们，成年孩子自己做他们自已的决定。”
三、中西方孝道的具体区别体现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根植于于中国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卖身葬父被主流文化所推崇;如孝感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但西方不仅没有地方以孝而命名，也没有传说故事因孝而广为流传，更没有二十四孝。谚语成语方面中国有很多关于孝道的，但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中国的孝道文化分两层，第一层是家庭，第二层是社会。中国的孝道主要表现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则显得尤为重要。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遵从父母就被视为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里说子女在规劝父母时要委婉，父母即使不接受，态度也要毕恭毕敬，不能流露出气愤的情绪，不能冒犯他们，也不要过分抱怨。孝在中国古代不仅有家庭意义，更有对社会和谐上的维护。是家天下时代的主流规约，更是古代宗法社会的道德准则。而西方，他们的社会意义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对父母的尊重上，不是绝对的顺从。他们强调彼此人格独立，并且多表现在宗教领域。生产、生活模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异形。在中国，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承担，类似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却是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养老。
在中国，子女奉养老人，养老的形式以家庭养老为主。中国比西方更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为人子女最为基本的要求。然而在英美国家，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并不是十分明显。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其父母年老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完成。如美国法律规定父母抚养子女是必须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因而，英美社会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在中国家庭中，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通常甘愿为子女牺牲所有，付出相当大的体力与精力，为子女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并为此深感欣慰与自豪。这种做法与西方教育子女的观点截然不同。由于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西方社会主张个性自由与独立发展，即使是父子关系，也不因此给孩子过多的照顾。中国家长有些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为孩子包办的事情很多。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不够，除了个人原因外，这与民族习惯、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这样的孩子长大到赡养父母时，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中国人一般恋家心思重，即使工作在外地，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怕子女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则相反，他们不用为了事业考虑父母，父母也不需要被考虑。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这样有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爱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有的人会搬好几次家。继承方面，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是由子女继承的，这几乎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是约定俗成的，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来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中国人将繁衍后代与孝顺相结合，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现在，这种传统的思想依然存在。这是民族心理的一脉相承。
西方却并没有这种民族心理与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他们，可以为了自由事业等等而放弃结婚，甚至选择丁克家庭。这就是当“断子绝孙”被翻译成恶毒的诅咒在他们的文化视域看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社会形成、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是农耕文明，自然倡导群体本位。中国自来受儒家思想深重，中庸思想也是群体本位的体现，历来也是在中国各个朝代受到推崇的原因。以集体利益为重，牺牲小我，以全大我，安居一隅，且安土重迁。而西方文明发源于海洋文明，地处多山，不适合农业生产，使他们早早发展了商业与海洋业，西方土地面积匮乏，使他们很早放眼于四海，这是他们强调重商主义的原因，也是他们追求个性自由的原因。所以不能说西方没有孝，是不同文化下孝的表现不同和对孝的内涵认知不同而已。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一种文化流传。尽管《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记载，但孝文化并没有形成一种广泛的文化流传，也没有得到社会群体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西方人不重视家庭，他们的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一样是非常注重家人间的团聚和节日精髓的，这和我们表面看上去的实则不同。
经过上述比较，可见中西方孝文化各有千秋，皆是不同文明孕育的成果，中国的“孝”文化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西方的养老制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全球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养老问题日益严重，独生子女日后将可能面临更重的负担，建立健全养老保险体系是现代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当今时代，中西方孝文化势必会在彼此影响中不断发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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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范文6
关键词：儒家孝道 小农体系 经济绩效 中国经济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对产权的必要保护则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根本特性（North，1973；Acemoglou，2010）。而一些简单的现象就能够佐证这一观点，例如，同样文化体系下的朝鲜和韩国、东德和西德分别处于一个集权的集体产权经济制度和一个自由的强调私人产权的经济制度，集体产权制度下的朝鲜和东德经济萧条，但自由的强调私人产权的韩国和西德则经济繁荣（Acemoglou，2001）。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有学者（李金波，聂辉华，2011）从我国古代际交换契约的性质着手，研究儒家孝道这种特殊的社会规范的作用、形成和维持的内在机理，以此来解释我国古代经济的增长。他们认为，在缺乏储蓄技术和信贷市场的古代经济社会中，家庭会以内部代际物品转移的形式来进行储蓄，平滑消费，应对不确定性。然而，代际交换契约天然地存在难以证实、容易违约的问题，这种履约问题将影响到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投资激励，需要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对之进行规避。以孝为内容的社会规范正是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储蓄机制，是对纵向代际交易产权的保护，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代际交换契约和孝道本身的特性，其实施需要统治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而统治者的干预则面临着两方面的权衡：一方面推行孝道可以给统治者增加社会总产出和税收，但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其征召军队和对外竞争的成本。因而，统治者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本国的生产技术影响着这种权衡，当统治者面临较强的外部威胁时，其推行孝道的激励就会下降，当生产技术更加偏好于青年人时，统治者推行孝道的激励也会不足。以此为基础，他们撰文描述了古代社会经济的两种均衡：一类均衡和二类均衡。通过梳理历史，认为古代中原文明是一类均衡的典型，匈奴文明是二类均衡的典型，而罗马文明则经历了由一类均衡转向二类均衡的过程。
现有关于近代中国迅速落后原因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国的农业发展路径问题：文化约束说从我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文化价值层面解释这一难题；产权约束说则从我国古代社会没有建立起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发明模式说则从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地理禀赋说则从我国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人地比例约束说则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古代的生产要素禀赋着眼，解释这一问题。而笔者认为，解释中国在近代迅速落后更应该从构成我国古代宏观经济形态的微观经济主体—小农家庭入手，研究他们的储蓄、投资行为，进而以微观视角理解古代中国社会以小农体系高度发达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经济制度的强“路径依赖”效应，而这正是现有的关于解释中国近代迅速落后之原因的文献所忽略的。虽然已经有学者通过这一视角来解释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特性及绩效（李金波、聂辉华，2011；赵冈，1994），但是，这些解释有如下三个逻辑漏洞：
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推行，确立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到底是否为封建社会有待考证）的官方意识形态根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孝道成为上至王公贵族、朝廷大臣，下至黎民庶人所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孝道治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同时，汉武帝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规范、国家律法体系的影响。这一系列措施包括：一是继续执行奖励孝道的政策，促进敬老孝顺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二是举孝廉，构建汉王朝统治机构体系，以“孝”为主要标准的察举制成为定制，同时汉代以来的官学由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体系支撑，强化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思想对精英阶层意识的影响，形成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是引孝入律，从法律上体现孝的精神，“不孝”成为大罪。因此，古代中国政府的种种诱致孝道成为社会准则的行动证明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孝道”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拟律法”（quasi-law）的体系，孝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类似于一种制度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次，现有的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过分强调文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投资决策的影响，而轻视了古代中国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对微观经济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如果文化因素真的是古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那么，为什么没有“孝道”机制约束的古代西欧也经历了古代中国一直经历的人口扩张和耕地扩张？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详细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的西欧的经济增长图景。在中世纪盛世阶段，西欧经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人口扩张与耕地规模扩张的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张使得原有规模的庄园系统不能承载过剩的人口，激励人口大规模向边远的土地质量较差的地区转移，而此时的人口扩张并没有引起农业的边际报酬降低到无法承载剩余人口的程度，因此，在农业的边际报酬能够承载新增人口的阶段，西欧社会经历了持续的人口扩张和耕地扩张。但是，当农业的边际报酬降低到无法承载新增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时，“马尔萨斯幽灵”便飘荡在西欧上空，以瘟疫和战争消灭了过剩人口。难道这种文化因素能够超越个人的“经济理性”让人们做出非理性的投资、生产决策？
最后，纵使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对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地一是着眼于某一地区的小农家庭的生产行为，如Mark Elvin在《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Changing Patterns in Land Tenure》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古代中国租地制度的演变。二是消费行为，如郑起东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以详细的小农家庭生活收支数据还原历史，进而重新评价近代小农家庭的生活质量。三是当地的商品流通情况，如慈鸿飞在《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文中，对近代华北的自由市场制度建立、农民私有产权的建立两方面重估华北农村在近代的经济发展实况。大量的、呈现出互相矛盾情况的史料使得我们无法更准确地、从理论的高度理解古代中国小农家庭的行为逻辑，尤其是古代中国小农家庭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储蓄以及投资行为，这种矛盾可见《驳斥》与《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两文的争论。同时，现有的部分考查小农体系的文献过分偏重于其经营规模狭小、产权不明、低效、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并没有客观公正地评价小农体系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这种过分贬低小农经济的看法则是现在国内关于小农体系的主流观点。
对于上述缺憾，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体系的详细考察，从理论上构建一个真正符合古代中国特性的小农及其家庭的储蓄、投资、生产模型，帮助我们以微观的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的生产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进而更好地解释古代中国在近代迅速衰落的现象。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理论的高度构建一个古代中国小农家庭的储蓄、投资、生产模型，弥补现有关于古代小农经济行为研究的理论缺失；第二，将“儒家孝道”视作古代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理论模型，详细考察这一制度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第三，以更加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消除现有文献对小农经济的不当误解。
古代中国小农及其家庭的储蓄、投资与生产行为：一个理论模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与封建王权结合，成为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封建王朝通过以儒家学说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向全社会灌输这一意识形态，最终，政府建构起了一套以儒家“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而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养儿防老”这一具有代际财产交换性质的储蓄行为便可以在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约束下实现。因此，我们假设一个人的生命分为三期：幼年、中年、老年，一个人在幼年和老年时期没有收入。在幼年期，个人的消费来自于上一代人的养育，在老年期，个人的消费来自于下一代人的抚养。由于古代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的货币市场，因而我们将个人的投资渠道简化为两个：土地和劳动力，即一个人的储蓄的利率即为其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上的回报率。为分析简便，我们假设个人在幼年时期的消费为零，该时期的个人消费只作为上一代人的净投资，同时，假设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所以，古代中国的小农家庭的跨时期消费选择实际上是一种集合储蓄与不同时段的消费选择为一体的二重决策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个人来说，其跨时期预算约束函数为：
（1）
在该式中，c1表示一个人在中年时期的消费，c2表示一个人在老年时期的消费，m1表示一个人在中年时期的收入，m2表示一个人在老年时期的收入，r表示一个人进行储蓄的回报率。由于我们假设个人在老年时期没有收入，亦即m2=0。
对于个人来说，由于有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政府人为地形塑以“孝道”为核心的架构于儒教思想体系之下的社会规范体系，因而对于个人的跨时期消费的效用函数，不仅仅取决于其在不同时期的消费量及其权数，还取决于个人遵循政府人为塑造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儒教社会规范体系所带来的效用。而就实际情况来看，一般虔诚地遵循着这一社会规范体系的个体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以增加储蓄进而增加未来消费。因而，我们定义个人的跨时期消费的效用函数为：
（2）
方程中的表示个人遵循政府所形塑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规范体系的程度，个人遵循的程度越高，其第一期消费的权数越小，第二期消费的权数越大，且a，b，∈（0，1）。
联立方程（1）和（2），由跨时期消费选择的最优解条件：
可得最大化个人的跨时期消费效用的最优解为：
（3）
（4）
则由方程（3）可知：
由方程（4）可知：
亦即：一个人在中年的消费与其在中年的收入成正比，与其遵循“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成反比；一个人在老年的消费与其在中年的收入成正比，与其遵循“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成正比。那么，政府推行“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力度越大，个体就越会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投资于下一代与土地，以增加未来的消费。同时，结合方程（4），并对c2折现可知，个人在当期的储蓄数量为m1，则个人的储蓄率ε为 （且该储蓄率公式说明了个人储蓄率与其遵循“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成正比）。
则有命题1：随着政府建构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力度增强以及普通微观主体在这一背景下对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遵循程度的增强，微观主体会有更高的储蓄率。
其次，我们需要考察古代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在没有货币市场条件下的“储蓄”行为。由于古代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的货币市场，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小农家庭的投资手段是：将当期收入的剩余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上，同时辅之以政府形塑的儒家“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机制，实现代际间的财富转移。投资于土地即个人将当期部分收入用于投入肥料以改变土地质量，投资于劳动力即个人将当期收入用于养育下一代劳动力、开发其人力资本的开销。同时，由上一部分可知，个人在当期的储蓄量已经给定，因而，个人所做的投资决策就是将其储蓄分配于土地、劳动力之比率的决定。则我们可以构造土地和劳动力的投资偏好函数：
其中，Iland为个人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进行投资的数量，Ilabor为个人所拥有的子女的数量（以个为计数单位），则个人在面临投资决策时的预算约束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q1为个人养育一个子女所花费的数量，q2为个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则联立上述两方程，求解最优解有：
则由上式可知，若增大，则个人将会把更大一部分的当期储蓄投入到劳动力上，即养育更多的子女，而个人在土地上的投资将会相对减少。
则有命题2：若社会遵从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越高，那么，个人在给定的投资预算约束条件下，将会把更多的当期收入投资于劳动力，养育更多的子女。
接着，我们需要考察个人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回报率。个人将当期部分收入投资于土地以改进土壤质量，这持续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而由于古代中国农村有土地财产均分的制度，个人当期改善土壤质量的投资在提高了当代人在其拥有土地的收益能力提高的同时，实际上也提高了下一代人在该土地的收益能力。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孝道”规范体系，子女赡养父母是约定俗成的义务，这也相当于个人对下一代的投资通过在未来的转移支付实现回报，而子女回报父母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其继承的上一代人所拥有土地的质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其生产技能、劳动努力程度等。而上一代人对土地投资的回报实际上隐藏在了下一代对上一代进行转移支付的过程中，那么，考察古代中国小农的投资回报可以简化为考察其接受下一代人的转移支付的数量。则我们可构造小农的投资回报率函数：
其中，qT为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转移支付数量，为分析简便，我们假设下一代人的转移支付为固定值。将Iland的最优解带入上投资回报率函数，则有：
将上式对求偏导数，有：
则有命题3：古代小农将其部分收入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回报率与社会遵循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正相关，社会越遵循这一规范体系，中国小农的这种特殊储蓄行为的回报率越高。
进而，我们需要考察在这种特殊的“储蓄行为”下，我国古代小农体系中要素变动情况对我国古代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我国古代小农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是家庭，因此，我们需要考察这些要素变动对古代小农家庭产出的影响。在小农家庭的生产函数中，定义L为小农家庭为生产所投入劳动力的数量，为小农家庭投入土地的数量。同时，为符合现实、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在短期内，劳动力的投入数量L为可变生产要素，而土地的投入数量为固定生产要素，且一个家庭中男主人只有一个妻子。由于小农家庭中的劳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包含老年人、小孩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另一方面来自于其雇佣的工人，即可得其劳动力函数：
由此，我们可得古代小农家庭的生产函数：
则由y对求偏导数可得以下结果：
由上偏导数可知：
则有命题4：古代小农的产出与其遵循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正相关，小农家庭越遵循这一规范体系，小农的产出就越高。
结论
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对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进行研究，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关于近代中国迅速落后原因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国的农业发展路径问题；第二，相关研究过分强调文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投资决策的影响，而轻视了古代中国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对微观经济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第三，许多研究更多地一是着眼于某一地区的小农家庭的生产行为。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体系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尝试构建出切实符合古代中国特性的小农及其家庭的储蓄、投资、生产的理论模型，以微观的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的生产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进而更好地解释古代中国在近代迅速衰落的现象。
本文通过构建古代中国农户代表性家庭的储蓄-生产行为模型，说明了“孝道”能够促进产出增加。本文推导出的命题主要有：第一，随着政府建构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力度增强以及普通微观主体在这一背景下对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遵循程度的增强，微观主体会有更高的储蓄率；第二，若社会遵从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越高，那么，个人在给定的投资预算约束条件下，将会把更多的当期收入投资于劳动力，养育更多的子女；第三，古代小农将其部分收入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回报率与社会遵循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正相关，社会越遵循这一规范体系，中国小农的这种特殊储蓄行为的回报率越高；古代小农的产出与其遵循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正相关，小农家庭越遵循这一规范体系，小农的产出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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