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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1
[关键词] 人性论 儒家 人性可塑 管理哲学
如何认识人性决定了管理哲学的基本模式。在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于人性的认识，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孔子的“性相近”论
孔子对于人性的经典论述是：“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他认为，人由先天遗传下来的本性出生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和本质的差别，就像一张白纸，可以任后天的环境影响和塑造。正是由于人的不同经历，人性之间的差距才拉开了。这里强调是人的成长过程和环境要素影响了人性的发展。孔子曾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论语・季氏》）。其中蕴含的道理就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交的朋友（及周围的环境）是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另外一句古语也正好印证了孔子的主张，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孔子的人性主张还可以从其管理思想中找到线索。在整部《论语》中，出现频率很高且具有很强概括性的概念就是“仁”。关于“仁”的具体含义，孔子在不同场合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从汉字结构上看，“仁”由“二人”组成，总体上是倡导关心人、爱护人、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此外，孔子反复强调以“德”为中心的管理手段，主张通过疏导、示范和感化等方式影响别人和管理老百姓。
二、孟子的“性本善”论
孟子对于人性的经典论述是：“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向善的本性，就像水向下流一样；人没有不善的，就像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孟子通过流水的比喻形象地说明，“善”是人性的本质属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的“仁义礼智”具体指的是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认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
对于现实中那些不善的人和现象，孟子解释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就像通过外力改变水流一样，人干坏事不是因为本性的原因，而完全是因为受外界的影响造成的。所以人性的善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
三、荀子的“性本恶”论
荀子对于人性的经典论述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不是“伪装”，而是“人为”的意思。荀子认为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荀子提出必须要用礼义法度来加以约束。所以他就此得出结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荀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人的生物本性出发，通过对本来的欲望与现实表现的对比分析认为，违背本性的行为都是因为人为影响即外部约束力量的存在才产生的，并不是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因此称为“伪”。荀子关于人自然需求的主张应该引起现代管理者的重视。
四、儒家管理哲学
尽管儒家三位代表人物对于人性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在人性塑造的终点上却是殊途同归。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提出，“涂之人可以成为禹”（《荀子・性恶》）。包括孔子的主张在内，儒家“人性论”最终的价值取向却不约而同的指向了人的善行。儒家期望人能够通过影响、教育、教化而最终成就“善”。如此的“人性论”决定了其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以人为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典型的管理结构就是社会统治体系，国君是最高级别的管理者。所以，“以人为本”在儒家思想中更侧重于“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统治就会遇到内忧外患。因此，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认为，“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对于现代组织也一样，人力资源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尊重人、善待人”是也“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仅适用于人们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协调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在传统文化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力距离相对较大，处于上位者经常是不顾及下属的感受而发号施令，造成管理效率低下。因此，管理者应该换位思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德礼并行。对于管理的手段，虽然儒家强调道德教化，但同时也不排斥规章制度①，即德礼并行。“德”是出于自觉、内化于心，“礼”则重于规范、外化于形。孔子认为，当政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众自然就“有耻且格”了（《论语・为政》）。总的来看，儒家是主张“以德为先”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礼”的作用在于引导人的行为，平衡各种关系，维持一种和谐的状态。黎红雷教授认为，儒家的“礼”说到底也是一种道德性的规范，“礼”对人的外在控制是通过“德”对人的内在控制实现的。德礼并行的管理过程本质上就是塑造人、影响人的过程，是建立在儒家基本“人性论”的基础上的。没有道德原则，礼仪规范无从树立；没有礼仪规范，道德原则也无法推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而言，“德”就是企业文化中的精神实质，“礼”就是企业管理运作的模式和行为规范，唯有二者紧密结合，企业管理才能有效率并产生良好的效果。
3.修己安人。曾仕强曾将中国管理模式总结为通过“修己安人”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说法之所以能被很多人接受，其合理性可以从儒家的经典论述中找到依据。“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修己”对于管理者来说，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品行，提高道德修养，遵守行为规范，以良好的风范来影响下属，实现“安人”的目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中庸》）“修己”和“安人”是同一过程的两端，前者是起点，后者是终点，“仪正而景正”、“圆而水圆”（《荀子・君道》）。“修己安人”不仅充分体现在当今管理实践中，也引起了广大管理研究者的重视：家长式领导研究者把之称为“德行领导”（moral leadership），主管忠诚研究者则把之称为“内化”（internalization）。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论断还充分证明了“修己安人”的跨文化有效性，他认为，“只有那些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②。
五、总结
本文深入分析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主张的基本内涵。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出发点不一致，但最终共同指向了以“善”为目标的“人性可塑”方向。基于此，结合现代企业组织的管理实践，本文指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以人为本”、“德礼并行”和“修己安人”三个基本特征。本研究对于我国中高层管理者深化传统文化认识、扩展管理视野、提高管理有效性有重要指导作用。
注释：
①规章制度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为“礼”，而在法家思想中表现为“法”，本质上都是体现了一套公认的规则或行为约束。
②详见德鲁克1985年为《有效的管理者》所作序。
参考文献：
[1]黎红雷:儒家思想的管理哲学诠释.社会科学战线,1996
[2]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广东社会科学,1996
[3]滕玉成李文明:先秦儒家思想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构建. 孔子研究,2005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2
关键词： 山水画 古典哲学 艺术构成 艺术形式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主要以儒、道两家的哲学体系为中流砥柱，兼以南北朝时传入我国的佛教为主要内容；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系，古典哲学对我国诗词、书法、绘画、建筑等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中国山水画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文化历程中，一直沐浴着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阳光与雨露。顾名思义，中国山水画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隋唐时期开始独立成派，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本文在理清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定义的基础上，从艺术构成和艺术表达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从艺术构成的角度看，中国古典哲学是中国山水画的文化内核。
中国山水画是山川自然与人格之美完美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干的哲学体系对山水画艺术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1.儒家哲学思想
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的主流哲学思想，渗透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样影响着历代山水画家的世界观和审美标准。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山水画中的山、水、树、花等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被赋予有机主义的象征和隐喻，寄托着作者的思想表达、价值取向。
首先，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中国山水画最常见的思维模式。儒家孔子在《论语》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这是儒家思想首次在哲学的立场审视山水，不仅引出了“动”与“静”的辩证概念，更提出了“人”与“物”的哲学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察自然的方式，为山水画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调。后世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无法分割的艺术整体，山水画创作应该把自然和人格之美结合起来，通过大自然的山与水表达出人的理想心态和人格。
其次，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是中国山水画的主题之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对山水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家在画中对自己的心意与大自然景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刻意表现人与山水之间的依存关系，并赋予了明劝诫、著沉浮、建立社会礼教的说教功能。《林泉高致》：“春山淡冶如笑，夏山苍翠如滴，秋山明净如妆，冬山惨淡如睡”，充分体现了儒家物我融和积极入世的思想。以北宋的范宽为例，他一生致力于把传统山水画的世外情节改造为入世的山水画，不仅独成一家，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李可染、张仃、罗铭等画家的山水画风格。他的传世作品《雪景寒林图》篇幅满大，气势恢宏，呈现出雄伟峻厚的气势，给人以重厚结实的大印象，明显带有冲和、中庸的儒家积极入世思想。
再次，儒家思想中“尊卑、主次”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山水画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宋代山水画成熟时期的李成尽管因为不得志，言行怪诞，但是在绘画中却皈依儒家哲学精神。他主张“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决定远近之形，然而后穿凿景物”，这不但是其作画的风格，更是儒家所推崇君君臣臣、父子主次有别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在其山水画中的充分体现。
2.道家哲学思想
闻一多曾断言“中国文艺家精神出自道家”，鲁迅指出“中国根底全在道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儒两家为主脉而不断发展的，道家的贡献主要在哲学方面，而对山水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道”是贯穿中国山水画的一根红线。“山水以形媚道”是山水画的基本理论，不仅符合“画以载道”的绘画思想，还影响着山水画创作的技巧和方法。山水画创作中浓淡干湿的运用、造型和布局、构图和设色……无不体现着老子所言的“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历史上很多山水画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唐代的张璪作山水画后云：“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宋代的韩拙论山水画云：“夫画……默契造化，与道同机。”这便说出了道画一体的重要性。清代山水画家王昱说：“画虽一艺，其中有道。”“道”是贯穿中国山水画的一根红线。《画山水序》是中国第一部以哲学精神为主导的山水画论著作，宗炳认为山水画是用来体现圣人之道的，并阐述了：用画的形式把“道”的哲理内容表达出来，作山水画是为了体“道”、观山水画是观“道”。与他同期的六朝玄学家也认为山及水和“道”相通。自此形成的“澄怀观道、含道映物”道家绘画哲学取向，成了中国山水画发展史的基本审美趋向，让中国山水画呈现出素朴自然，简淡肃静的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艺法自然”是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常用方法。“自然”是道家哲学思想永恒的主题，老子云：“道法自然”，并认为“造乎自然”是美的极致，这是道家哲学思想追求素朴自然、简淡肃静的艺术精神。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王希孟、范宽、董源等人因为不得志而纷纷选择归隐自然。所以，“自然”在中国山水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富有哲学内涵的创作主题，大自然中的山与水成了绘画的对象，“艺法自然”成了中国山水画美学脉络之根本所在，提出“妙造自然”、“同自然之妙有”、“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等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山水画创作理论，这都与道家哲学思想对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因此，诸多山水画大师善于用“艺法自然”这种道家哲学精神完成山水画创造。例如，五代时期的荆浩是用老庄哲学进行山水画创作的典型代表画家，他强调在绘画中“思而取物之真、去伪存真、肇于自然、造乎自然”。又如，致力于南方山水创作的董源以江南丘陵溪流为山水画题材，让自己的山水画形成独具一格的“平淡天真”特色，而且作品中融入了浓厚的高隐哲学色彩，这正是道家宣扬的出世隐居思想在山水画中的体现。
二、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中国山水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
如果说中国哲学是内在的文化的话，山水画就是一种外在的艺术形式，作为两种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中华文化，山水画是我们更好学习、理解中国哲学的有效方式，因为中国山水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
1.山水画是画家表达悟得宇宙自然本质的有效途径
深受道家哲学思想影响的中国画家，一直以来都与自然山水有着不解之缘。画家长期游历、隐居于山水之间，启发灵性，借助山水之灵气感悟生命真谛，对激发自身精神和情感有着不可估量的功效，更是获取宇宙精神体验，通达精神王国的桥梁。所以，古代画家明志修道，往往借助于山川大地以求悟得宇宙自然的本质。
当山水画家对宇宙自然本质的这种感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需要把自己这种最真切的感受表达出来，从而创作山水画无疑成了最直接、最有效的表达途径。因此，山水画不是画景，而是画家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寻求生命内在颐养和灵魂的安顿。这是中国书画家独特的表现方式，不仅仅是对山水的简单写生或再现，还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是自己内心对自然规律的感悟和表达，是一种对大自然哲学化的依恋和敬重。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在《清秘阁》提出的“写胸中之逸气”，形象地解释了山水画的创作欲望，倡导通过山水画创作实现宇宙的生命之美与其形上本体的圆通和回归，奠定了我国书画家精神净化之美的审美心理建构。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宗炳的“畅神说”，从艺术审美的角度阐述了山水画的本质是“澄怀观道”，也就是通过山水形式实现对中国哲学精神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王希孟的长卷《千里江山图》不仅是一幅山水图，而且融入了作者“生命有限、江山无涯”的感悟，作者穷尽自己毕生精力表现“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表达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哲学辩证思想。
2.山水画是画家抒情达意的一种表现手法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厚重的沉淀，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历代书画家都有通过山水画抒情达意的创作习惯。可见，山水画既是自然山水用笔墨进行表现的成果，又是画家的精神诉求与流露，是画家人生态度的表达，是画家人生追求的体现。倪云林的“余绘画不求形似，草草数笔，以解胸中之逸气耳”，董其昌的“寄乐于画”，石涛的“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都印证了通过山水画进行抒情达意是中国山水画家表达主观情思的一种强有力的绘画手段。
纵观山水画名作，山、水、河、树、草等自然景物无一不被赋予儒家哲学思想的“象征”与“隐喻”，是作者借笔墨表达自己的心态，传递自己的感情。正如清代画家石涛所言“山川托予代言也”，也才有了后世的“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佳木繁荫，人坦坦；秋山明净遥落，人萧萧”、“山如春如庆，于夏如景，于秋如病，于冬如定”等山水画创作理论，这些正是儒家“物我相融”哲学思想在山水画创作中的应用。
研究证明，中国山水画、中国古典哲学是两股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中华文化形式，在艺术构成、艺术表达上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古典哲学是贯穿山水画发展的文化主轴，对其内容选材、艺术风格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山水画以其形象性和意境，为古典哲学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艺术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3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基础
（一）东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儒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在“天人合一”问题上，儒家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仁者爱人”，其生态思想可概括为“人伦中心”。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博爱，它是一种有差等的“仁民爱物”态度，并非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人伦中心”倾向。在其“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主要是“人”的一种背景，儒家的“仁民爱物”，把自然价值看作是人伦价值的一种延伸。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通过人对自身的修炼来实现。在看待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儒家对人的价值比较重视，它将人看作社会与自然万物关系的中介与核心，将人在社会、自然中的纽带性地位突显，另一方面又克制人作用的发挥，主张克己修身，由己推人、由人及物。既要重视人的价值又要克制人的作用，似乎儒家思想在价值观上存在矛盾，但实际上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旨意却正是古人的智慧之所在。
总的来说，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心固有的至善本性，这个至善本性就是天地的生生之德。“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周敦颐：《通书·顺化》）天就内在于人之中，人人都具有天地仁义的德性。人通过反身而诚，把内在的德性开发出来，也就实现了天德，达到了天人合一，就可以廓然大公，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做到物来顺应，无所不至，体物不遗，爱物不私，民胞物与。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人伦化的自我超越特征，也包含着把自然人道化的错误。
2.道家“道法自然”哲学思想
道家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儒家不同，道家的观点可概括为“道法自然”，它强调人与道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宇宙生命和宇宙精神的合一。在天人皆来源于道的自然演化的含义上看，天与人本来是依自然之性而产生的，而且原本就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故它们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而且人是由天地和气所生，天地又是由道自身的无为自化所生，故此，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就是要通过体验宇宙过程的自然本性，认识到自然之化是生命之本源和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依循自然而为，去除一切对天地万物和人本身的有意造作和加工，把人的生命融入自然生态的大化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即道家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同时，由于天、地、人具有统一协调的关系，社会秩序亦为天道运行自然形成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社会只有依循天道运行的法则才能治理好社会，也才能实现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相处。本文由收集整理
（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人文主义”哲学思想
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用“人权”对抗“神权”，向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和宗教教义提出英勇的挑战，所以人文主义有时又称作人本主义。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人文主义提出个性解放的要求。人文主义者否定教会宣扬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孽，否定人生的目的是死后的永生的来世思想，猛烈抨击教会鼓吹的禁欲主义。他们肯定现实生活，颂扬尘世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人文主义批判中世纪对科学、文化的摧残，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知识，接受新事物，全面地、和谐地发展个人才智。为了反对封建压迫，人文主义还宣扬自由意志，提倡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仁爱的关系，否定以人的出身、门第来决定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强调个人的品德、才能决定人的地位。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使理性获得高度弘扬。人文主义对人性的颂扬，自然主义对认识自然的现实主张，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抽象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取代。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二分以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观念上树立起人是自然主人的信念。而西方基督教与哲学则成为形成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核心——人类中心主义的两大因素。在基督教教义中，人高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形式和存在物，是大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一切非人的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人对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2.“深层生态学”哲学思想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及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观念，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中心思想和宗旨对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保护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深层生态学聚焦于整体（如生态系统、物种或地球本身）而非生命个体（整体主义），它主张以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确认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本体同一），强调相互关系，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有机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于体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具有重大价值。
其次，深层生态学强调自然的固有价值和生命物种平等权利，它认为个体特征与整体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人类在对待自然界时，应彻底抛弃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结构，追求自我（self）实现与生态系统的平等，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万物走向真正的持续发展，即“活着，让他人也活着（liveandletlive）”（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深层生态学创始人阿伦·奈斯把这一思想定义为“生态智慧”，对人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存在给予了足够尊重甚至充分张扬，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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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于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应该而且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实现”，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3.“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认为，由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也由于人类不满足于自身的生存状态，不断地从自然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不断地提升自己对自然掠夺和改造的能力，在加强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然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态从资产阶级维护其合法性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环境的必然性，指出由于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人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对于物质产生永无止境的追求。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合法性，以及继续维持高生产和促进高消费，就会借助科技变本加厉地“榨取自然”、“盘剥自然”，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进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公害的频繁发生（唐宏，2007）。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h·马尔库塞（1969）在《论解放》一书中更加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生态危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压抑人也压抑自然，造成人的异化也造成自然的异化，人不再是“人”，自然也不再是“自然”。
人类急需一种新的整体性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理论指导，而西方思想在此时正慢慢发展壮大，在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哲学思索的基础上，生态对前述两个流派的理论进行了重大发展和补充。如前所述，对环境问题的探讨，生态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它更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实际是源于人们的异化消费观，后又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加重，技术虽然造成了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主要原因，但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要实现自然的解放，我们不仅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合理本文由收集整理应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界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对科学技术无限制的追求中解放出来。由此，西方的环境哲学走过了一条从二元分立（重视人的作用）—二元分立（强调客观世界的平等权）—实现二元统一的思想发展道路。
（三）东西方环境哲学思想比较
1.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
传统西方哲学和科学把世界普遍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认为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实体，人是精神性的，自然则是物质性的。在这一认识论下，西方哲学思想分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僵化的自然在与人的关系中，只能扮演工具的角色。培根提出，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洛克更是宣布“听命于自然的土地……只是一片荒原”，只有人的改造才赋予自然以价值，“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类中心主义实际是一种把人看作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以人的利益出发，主张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由于它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存在过于极端的观点而被某些学者批评为“鼓励了人对自然的掠夺，是占有性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
与西方环境哲学思想片面强调物种之间的平等和平权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既不极端地认为只有人有价值，只有人有利益，只有人能获得待遇和权利，也不只推崇对生命的重视，信奉生物平等主义，而使物种和生态系统的道德原则远远高于人的道德权利原则。它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和自然生物有共同起源，人性和天道在终极意义上相通。它承认自然界和人一样都具有主体地位。在看待“天地、人”以及二者关系问题上，它既不否认人作为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是宇宙创造过程辅助者和促进者这一重要价值，也不过分强调人的作用，而是主张人应具备“民胞物与”、“转贴于
仁者爱人”的思想，以“克己修身”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2.基本方法
东西方环境哲学由于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性，导致二者在处理生态环境中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又各具特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以一种整体性思维看待生态环境，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的生存和意义实现，都是在与他人乃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它以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向我们强调，个体只是整体中的个体。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则注重分析，擅长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将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归纳，从定量的角度把事物之间、系统之间的矛盾量化与分解，然后以数据为佐证，制定针对性建议措施，即在方法上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撑。虽然这种方法对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分解、量化系统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因其依旧无法摆脱二元论思想影响，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把事物进行一级一级的抽象归纳，结果越来越远离了事物的本原，导致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千年之蔽——本源性、本真性的存在被遮蔽了。
可见，无论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还是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其局限性，亟待为认识、解决人与环境之间各种矛盾关系建立一种彻底的生态世界观，它是一种既能承袭“天人合一”思想精髓，又能克服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中人文精神不足的缺点，它带着生态科学理论和绿色生存技术而来，为了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生的一种整体生态可持续发展世界观。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旅游环境哲学尚存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本体论构建。西方作为研究现代环境哲学的先行者，诞生很多环境哲学流派（这其中包括环境伦理学、生态、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神学5个比较大的派别），且更为偏重通过理性、技术手段实现其理念。但“一分为二”是西方环境哲学非常牢固的思想传统，想要完全推翻这个思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西方环境哲学受到“斗争哲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存在很多局限性。这方面东方较之西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路线，这里最重要的有3点：（1）“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主干；（2）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3）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是中国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但东方环境哲学思想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一面，有忽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面，过于强调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过于强调人的内候内证的精神体验。
第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发展观，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旅游环境哲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外还鲜有专家学者专门针对旅游环境哲学进行系统阐述，零星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哲学问题、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游客容量问题、生态旅游与生态伦理等方面，严格来说这些研究成果远远没有达到旅游环境哲学的层次，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个学科要进入范式研究，一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是要求有基本的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而上述需要研究与思考的核心问题（包括旅游环境哲学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实现途径）实际上也正是长期困扰旅游学界的重大问题之一。该研究从深层次上触及了旅游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问题，触及时空观、规律观、运动观、因果观、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是旅游学基础理论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1.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
任何一个发展成熟的学科都必须具备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旅游环转贴于
境哲学也不例外。理论体系研究一般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概念体系。明晰研究对象是一切研究的起点，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简单来说就是旅游业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体到研究内容，则侧重于研究旅游环境这一复杂系统中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伦理，从哲学层面寻找旅游活动背后对旅游复杂系统影响的根本原因、机理，以及从环境哲学的视角来解决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人—地和谐发展。在构建了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研究内容之后，就必须寻找其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取得研究成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旅游环境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思想，提炼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明确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就可以构建确切的相关概念体系。概念体系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也是核心环节之一。只有构建了合适的概念体系，明确研究对象所应该涉及的概念，才能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旅游环境哲学是研究旅游环境的哲学方法论，旅游环境不仅仅只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是复合环境系统。它是围绕旅游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多种组合，由旅游环境构成各要素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耦合形成既有特定结构与功能，并与外部环境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以适应外部环境，实现系统内外平衡的复杂体系。其涉及的概念包括环境伦理学、旅游伦理、旅游环境、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概念。
总之，作为旅游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进路，构建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以及理论基础等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旅游环境哲学取得学科进步和跨越的必经进路。
2.旅游环境哲学实践研究体系构建
旅游环境哲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旅游环境哲学研究思想框架（包括研究对象、概念、思想体系、研究视角等）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该哲学思想运用到旅游业实际开发与规划管理中去，以便更好地服务和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4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5
[关健词]人物的社会思想研究方法 荀子 背景 批判 继承
一、荀子生平及其思想体系产生的背景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6年。荀子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适应当时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而产生的。
从时代背景看，早在西周后期，奴隶制就已经出现危机；春秋时期，奴隶制加速崩溃，在奴隶社会内部，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已经发生并日益成熟；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相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并逐渐具备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秦始皇最终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了中国。荀子就是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有着要求实现封建大一统的强烈愿望，他的学术活动，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服务的。
从战国时期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生产水平与科学水平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影响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关于“可以知，物之理”的认识论，就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成就所作的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概括。
从战国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客观环境来看，战国时期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荀子说当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年代，正说明那个时候在政治领域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学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十分复杂、激烈的。这种独特的思想环境为荀子哲学社会思想的建立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二、荀子对百家之学的批判和继承
荀子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哲学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对当时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特别是他对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总结的结果。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受了道家天道观的影响，道家天道观否定了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的学说。荀子在此影响下，把天看作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的天；同时荀子又把道家作为神秘实体的“道”改造成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道”，因而建立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但是，荀子批评老子“有见于多出，无见于信”（《天论》）；对于庄子，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宋尹文学派对荀子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他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但是荀子又吸收了宋尹学派关于“气”的学说，从而使自己的自然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气本原论的基础之上。对于宋尹学派的“虚壹而静”的“心术”论，荀子剥掉了其神秘的成分，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认识论中来，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的内容。
对于墨子，荀子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他对墨子的批评集中在其“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的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荀子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荀子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
对于法家，荀子也是有批评的。他主要批评了慎到和申不害，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而不知知”（《解蔽》）。这是批评慎到片面的法治主义和申不害片面的权势主义。当然，荀子本人并不否认法治和权势的重要，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礼治和尚贤使能的重要。
荀子自称是属于儒家的，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评得特别尖锐。他说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荀子还批判了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并提出了人性恶的理论。荀子把孔子这个儒家创始人誉为“大儒”，似乎还颇有孔子继承者自居的胸怀。然而从实质上看，荀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的批判态度。荀子否定了孔子唯心主义“天命”观，否定了孔子关于“圣人”“先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面（不过他同时也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关于“学而知之”的论点），改造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正名”论。在荀子的思想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有意地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在批判和继承其他学派思想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
荀子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以地主阶级利益为标准，去各家之“蔽”，取各家之“见”，既有批判也有吸收与继承；同时对当时提出来的一些哲学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综合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荀子观点述要
1.唯物主义自然观。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包括：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气是世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自然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等基本内容。
2关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他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论。
3.唯物主义反映论。荀子肯定认识是具有认识能力的主体对可以被认识的客观对象的反映，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并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此外，荀子还提出了“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主张克服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在知行关系上，荀子重行，把行看作认识的来源和目的。
4.先天性恶论。荀子所说的人性，指人的原始的自然本性，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理，人的本能和与礼义，辞让、忠信相反，是社会冲突暴乱的根源，故人性为恶。道德是对人的自然本性加工改造的结果。荀子的性恶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先验的人性理论。
5.辩证法思想。荀子肯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皆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荀子宇宙观基本倾向于朴素辩证法的宇宙观。其辩证法思想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矛盾对立普遍存在，看到了矛盾着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矛盾诸方面的对立斗争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猜测到了矛盾的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关系；提出了由量变而引起质变的辩证观点。
参考文献：
［1］杜国庠.荀子对诸子的批判.杜国庠文集，1962.
［2］郭志坤.荀子论“变”.东岳论丛，1987，（2）.
［3］郭志坤.荀子与百家之学.齐鲁学刊，1987，（3）.
［4］邵汉明.荀子天人观论析.管子学刊，1992，（3）.
［5］夏甄陶.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夏甄陶.荀子关于自然和人的关系的思想.人民日报，1961．6. 22.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6
[关健词]人物的社会思想研究方法荀子背景批判继承
一、荀子生平及其思想体系产生的背景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6年。荀子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适应当时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而产生的。
从时代背景看，早在西周后期，奴隶制就已经出现危机；春秋时期，奴隶制加速崩溃，在奴隶社会内部，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已经发生并日益成熟；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相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并逐渐具备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秦始皇最终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了中国。荀子就是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有着要求实现封建大一统的强烈愿望，他的学术活动，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服务的。
从战国时期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生产水平与科学水平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影响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关于“可以知，物之理”的认识论，就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成就所作的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概括。
从战国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客观环境来看，战国时期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荀子说当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年代，正说明那个时候在政治领域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学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十分复杂、激烈的。这种独特的思想环境为荀子哲学社会思想的建立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二、荀子对百家之学的批判和继承
荀子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哲学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对当时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特别是他对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总结的结果。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受了道家天道观的影响，道家天道观否定了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的学说。荀子在此影响下，把天看作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的天；同时荀子又把道家作为神秘实体的“道”改造成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道”，因而建立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但是，荀子批评老子“有见于多訁出，无见于信”（《天论》）；对于庄子，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宋尹文学派对荀子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他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但是荀子又吸收了宋尹学派关于“气”的学说，从而使自己的自然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气本原论的基础之上。对于宋尹学派的“虚壹而静”的“心术”论，荀子剥掉了其神秘的成分，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认识论中来，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的内容。
对于墨子，荀子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他对墨子的批评集中在其“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的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荀子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荀子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
对于法家，荀子也是有批评的。他主要批评了慎到和申不害，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執而不知知”（《解蔽》）。这是批评慎到片面的法治主义和申不害片面的权势主义。当然，荀子本人并不否认法治和权势的重要，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礼治和尚贤使能的重要。
荀子自称是属于儒家的，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评得特别尖锐。他说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荀子还批判了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并提出了人性恶的理论。荀子把孔子这个儒家创始人誉为“大儒”，似乎还颇有孔子继承者自居的胸怀。然而从实质上看，荀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的批判态度。荀子否定了孔子唯心主义“天命”观，否定了孔子关于“圣人”“先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面（不过他同时也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关于“学而知之”的论点），改造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正名”论。在荀子的思想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有意地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在批判和继承其他学派思想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
荀子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以地主阶级利益为标准，去各家之“蔽”，取各家之“见”，既有批判也有吸收与继承；同时对当时提出来的一些哲学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综合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荀子观点述要
1.唯物主义自然观。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包括：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气是世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自然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等基本内容。
2关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他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论。
3.唯物主义反映论。荀子肯定认识是具有认识能力的主体对可以被认识的客观对象的反映，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并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此外，荀子还提出了“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主张克服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在知行关系上，荀子重行，把行看作认识的来源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