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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范文1
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失地是指农村居民丧失依据《土地承包法》所取得的家庭土地经营承包权。失地农民是指农民失去土地的使用权，同时土地的所有权由集体所有变迁为国家所有。据估计，我国现有失地农民4000多万人，单广东就有280万人，并以每年约10万人递增，而广州在其中占有一个较大的比重。广州每年征用土地的数量非常大，失地农民的数量相当多，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发展问题不仅是地方政府急待解决的重要工作，而且成为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协调的重要因素。
在广州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方式，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当前广州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问题。如何建立起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的长效机制，是解决广州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关键。
职业教育是一种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它是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新型农民、开发劳动力资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使失地农民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谋得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岗位，实现顺利就业。
一、广州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宣传工作不到位
笔者以广州市失地农民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401份，以“您对职业培训了解吗？”为问题进行调查，其中了解较多的仅占3.74%，有些了解的占25.19%，听说过占27.18%，完全不了解有近43.89%。由此可见，对于什么是职业教育，失地农民对其相关的信息缺乏了解。连了解都谈不上，又何来能够有效利用职业教育带来的信息优化自身素质呢，更谈不上利于职业教育学到技术促进就业。这说明政府和村委的宣传、组织工作还不到位，有的村组织过培训但失地农民知道的不多。在调查中还发现，在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就业问题中，基层组织起到了一定作用，如街（镇）劳动保障部门和村委会组织技术培训比较多，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政府还没有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
（二）职业教育失地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以“您曾参加过职业培训吗？”为问题的调查显示。有19.50%参加过培训，80.50%的人没有参加过培训。在培训参与度方面，参与度较低。农民不热衷于职业培训也是其在就业技能提升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影响失地农民参加职业培训积极性除去与政府相关的例如缺乏对失地农民培训的配套政策，政府、企业对失地农民培训的经费投入不足等之外，农民自身的就业观念也严重影响了参与的积极性。
（三）失地农民自身就业观念保守是阻碍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障碍
1.消极被动的就业观念。大多数农民据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思想特点，那就是保守、自由、闲散。如今失去了土地，被迫置身于一个激烈竞争的陌生环境中，必然会感到手足无措，从而形成依赖、消极和被动的就业观念。
2.不能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补偿金，缺乏开拓性、长远性，同时缺乏自身再就业发展中的投入意识，不能够合理、科学使用土地补偿金，往往在短期内把有限的安置费消费完，从而出现“坐吃山空”的现象。
3.对自身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投入意识，缺乏长远的打算，对培训内容的选择由于认知有限缺乏选择性；对培训的成本和收益也缺乏必要的选择。同时在调查中以“如果有职业技能培训，您愿意花多少时间参加？”为题，发现45.09%的人希望只参加半个月的培训，32.75%的人愿意参加一个月的培训，愿意参加1～6个月的仅占32.16%，可以看出短期职业培训是比较受失地农民欢迎的方式，并且参加培训的人都希望能在家附近参加培训。
（四）缺乏符合性教材和分类培训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但是对农民来说，他们之前的职业是农民，从事着知识和技术含量不高的种养业和简单手工劳动，在失地以后，政府、企业积极组织，但是由于缺乏对市场的分析、对农民自身知识的分析导致在课程安排上不能适应市场，也不符合农民心理需求，导致不能适应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要求。
二、广州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长效机制研究探析
以广州市为例，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建立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长效机制，促进失地农民培训工作健康、协调发展。
（一）媒体参与，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宣传
要重视新闻媒体在失地农民宣传中的作用。利用媒体宣传失地农民培训的政策、信息、策略，努力争取农民和社会各界对失地农民培训的参与和支持。职业教育培训不仅仅包括职业技术培训，还应包括就业观念的疏导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宣传。作为培训参与主体的农民，其态度对培训工作的成效起到至关重要。培训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认识不到提高职业技能提升对于找工作、提高收入的重要性。因此要通过宣传，调动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要积极引导农民认识到正确权衡取舍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还要通过宣传职业教育对提高失地农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性，使其明白，要适应城市化、工业化中的竞争机制必须改变、创新。新的就业岗位需要失地农民走出原来较为封闭的空间，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媒体需要宣传，才能使弱势农民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就业层次，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处于上风，在不断的尝试、摸索、感染中完成市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模式的转变。如果能够有典型的失地农民成功化身的事例，需要树立榜样和楷模加以奖励和宣传。
（二）政府主导，建立长效培训机制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出力、出人、出才”，成立专门机构做好失地农民技能素质摸底调查与调研，再此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实施统计调查和监测。其次，应定期调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做好培训服务和就业指导，使农民尽快在第二、三产业中实现就业或创业。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市、区、镇三级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体系。每个层面要担负起不同责任，在职业教育引导中起到“牵头、组织、实施”三大责任。在各级财政应拨出专款，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与培训机构及学校共同以政治任务和目标构建职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资源，开展免费培训，同时将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
（三）培训把关，设置合理培训内容
在培训内容的选择上，培训主办方和承办方必须要了解失地农民的思想状况，了解市场的需求，一方面引导失地农民在众多行业及专业中有前瞻性的选择，另一方面要依据调查报告，制定适合农民层次和水平的教材及课程。此外，在培训师资的选择中要有针对性，因才配置各种教学资源。在培训内容在选择和考核培训机构时，要突出把培训教材的开发和修订、培训师资、培训学员、提供后续扶持、培训质量的监控和评估等作为重点内容，对认证合格的培训机构实施激励政策，对不符合要求、弄虚作假的培训机构取消其培训资格。此外在培训层次上，建议开展多层次的培训。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青人要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的专业技能、技术工种的培训，并鼓励其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对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失地农民，然后重点开展以社区服务业、家庭手工业、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实用技能培训；对年龄偏大的女性可多开展家政服务业培训。
（四）职业院校参与，共享教育资源
职业教育和培训效果不佳，除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职业教育和培训本身注重实践和操作，无法提供实践和操作的环境也是导致满意度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职业院校不仅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专业素质、教育教学理论水平，较强的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而且具备一定的教学环境和实践教学资源，将职业院校拥有的教学资源运用到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中来是解决培训师资及培训机构费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另外，很多职业院校都设有相应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站，让参加培训的失地农民可直接考取相应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持证上岗。职业院校有完善的就业指导机构，就业渠道广，信息多，与企业、行业、协会联系紧密，具备实施订单式培养的条件。因此可配合企业和政府实施失地农民“订单培养计划”，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
（五）多重模式并存，竞争带动发展
各方都在为失地农民培训做着各种努力同时也为失地农民培训项目在运行模式上提供创新空间。广州失地农民培训运行应允许多种模式并存，鼓励各种创新。在模式上可采用由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的“订单式”培训；根据不同对象提供不同采单的“超市化”培训；依托社区教育的“学校+社区”联合培训；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等方式，创建灵活高效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
充分调动政府、培训机构、企业等各方的积极和创新性，将生产功能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改变目前仅有的政府一方努力的局面，在广州失地农民培训中引入竞争机制，是发展失地农民培训的方向。将生产者由政府部门的单位扩展到其他各类组织，构建一定的公共培训市场的规则，形成一定的机制，开展公共培训生产者之间的公平竞争，是失地农民培训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竞争中，政府要加强监督考核，跟踪各种培训模式和培训机构的培训服务及培训效果，依据就业状况对各培训企业的进行考核与评定。
总之，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大力开展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是提高失地农民素质、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教育业面临这常态化、常规化、科学化、长效性的发展问题，需要社会各级积极探索，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1]胡伟等.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调查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个案[J].职业培训，2008.
[2]董倩倩等.职业教育与失地农民市民化[J].河北农业科学，2012，（14）.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范文2
关键词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评估；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5-0057-06
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系统评估，是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判断政策决定正确与否、政策执行得力与否的主要标准，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也是如此。为解决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就业中遭遇的多重困境，我国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与培训政策，但却缺乏对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有效评估。为此，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紧制定农民工培训质量效益评估指标体系，统一培训考核指标、考核程序和考核办法”。可见，对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已成为客观、全面考察相关政策实施状况，以促进相关政策贯彻落实的迫切要求。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缘起
农民工作为我国现有“城乡二元结构”下特有的产物，在国外对其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对城市移民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城乡人口流动提出了多种理论视角，如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同化理论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移民职业培训及相关问题进行经验研究。而国内已有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现实困境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反映政府责任问题的研究居多，如政府培训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和培训经费使用效率不高[1]，培训资格认证中存在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为[2]、政府督导缺失、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配套政策[3]等。其次，企业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常会出现问题的对象。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企业对于农民工的培训缺乏动力[4]，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中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度低下[5]。另外，许小青等提出了企业不愿意或难以独立承担企业内农民工培训的任务是导致培训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除了政府和企业，农民工群体本身的问题也很多，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因素之一[6]。李亚芹等认为这一群体自身教育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残缺”以及农民工群体弱势化导致自身话语权缺失这两个问题使得他们很难自主推动培训的进行。二是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7]。有学者认为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和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并且对培训过程缺乏有效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8]。三是提升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的对策研究。钱桃英等认为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因而应科学制定体现多元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的农民工培训政策，并努力建构保障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制度体系[9]。关晶等认为，应当建立阶梯化的现代学徒制体系，并纳入将其纳入正规学制，为农民工构建继续学习和社会向上流动的路径[10]。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研究农民工培训政策的主体、内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居多，而系统研究审视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的较少；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局限于定性研究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描述性的居多，而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于其中的居少。因此，本文基于贵州省的实地调查，通过运用实证研究范式，系统评估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以探究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与其实施效果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界定
自变量：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体系，即贯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和实施农民教育培训政策的组织结构及其组织过程。本研究将其具体化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组织体系、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教学体系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保障体系三个方面。组织体系是指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中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及管理部门，是农民工培训的主体。
因变量：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指现行的农民工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本研究主要从农民工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与职业适应性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具体操作化为就业机会的增加、职业技能的提升、择业能力的增强以及职业收入的增长等四个维度；农民工职业适应性具体操作化为职业技能的适应性、人际关系的适应性、职业心理的适应性和职业环境的适应性等四个维度。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在政策实施体系与农民工个体之间持续的互动过程中，对农民工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受到组织体系、教学体系和保障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组织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组织体系越规范，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2：教学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教学体系越完善，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3：保障体系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即保障体系越健全，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假设4：组织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组织体系越规范，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假设5：教学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教学体系越完善，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假设6：保障体系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即保障体系越健全，农民工职业适应性越强。
（三）资料来源与处理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课题组2011年9月在贵州省内的贵阳、遵义、安顺、毕节等四个地级市或地区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在抽样过程中：首先，采用配额抽样方法，预定样本量为300个。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多样性，贵阳市分配样本90个，因为该地区教育培训基地与机构数量多，培训项目类型覆盖面较广，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其他地区各分配样本70个。然后，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贵阳市抽取3个区，在其他地级市或地区中分别抽取2个区或县级市。最后，在贵阳市抽中的每个区的培训机构中随机抽取30名，在其他地区抽中的区或县的培训机构中随机抽取35名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最终抽取300名农民工作为本次调查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8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7%。本研究采用SPSSl6.0统计软件包对相关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
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主要通过农民工在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状况两个维度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对8个评估指标均进行正向赋分，每个指标分为完全不符（1分），有点符合（2分），符合（3分），较多符合（4分），完全符合（5分）五个等级，缺失值则以所有调查对象在该问题上的平均得分来替代处理。数值越大表明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在问卷中则反映出农民工再就业状况越好或职业适应程度越高。在数据处理时，本研究将这些定序变量视为定距变量，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反映量表项目指标内部一致性程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见表1。通过观测表1中Cronbach’s alpha系数的数值可知，用于测量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实施效果各维度的项目指标其内部一致性程度符合要求，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通过本次调查统计可见，这些政策的落实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工就业与城市融入，但从整体而言，其实施效果尚未达到最佳（均值≈3.3），与政策预期仍存在一定差距。
（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分析
1. 农民工培训前后就业状况对比分析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见，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之前，农民工未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其职业收入、职业技能、择业能力、就业环境等测量指标的得分均值为2.71，而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其相关测量指标得分均值提高至3.35，得分提高了0.64分，总体均值提高了2.55分。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可见，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t=5.73，df=286，Sig=0.001）。
2. 农民工培训前后职业适应水平对比分析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见，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之前，农民工未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其职业技能适应、人际关系适应、职业心理适应、职业环境适应等测量指标的得分均值为2.53，而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其相关测量指标得分均值提高至3.24，得分提高了0.71分，总体均值提高了2.84分。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可见，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t=5.73，df=286，Sig=0.001）。
（三）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的各维度与实施效果的相关性分析
为深入探究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的各部分因素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实施效果，其影响程度如何。本研究以农民工培训后的再就业状况、职业适应水平，即实施效果的两个维度为因变量，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体系为自变量，依据统计学原理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见表4。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关检验。两个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1且小于2，说明四个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DW值为1.815、1.762，说明两个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分别对回归模型以标准化预测值为横轴、标准化残差为纵轴进行残差项的散点图分析，散点图呈无序状态，说明两个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而从回归分析结果中的修正后判定系数Adjusted R2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的解释力较大 （R2=0.314），对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的解释力相对较小（R2=0.226）。具体而言，从表4中多个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可以得知：
第一，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组织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1（P
第二，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教学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46（P
第三，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保障体系的各个维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培训经费来源渠道对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2（P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从以上的统计结果及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方面，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各种制度性不平等，以及劳动个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职业技能缺乏，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就业和生活中面临多重困境。为解决该群体在城市的就业问题，我国政府下发了多个指导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并在全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教育与培训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现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体系仍呈现出培训主体的单一化、培训机构的良莠不齐以及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不同程度的脱离、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单一等现象，导致现行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现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是一个由组织体系、教学体系、保障体系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共同为现阶段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进而直接关系到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表明，组织体系、教学体系、保障体系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实施效果均具有显著影响。
（二）对策
研究表明，保障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已成为与贯彻落实当前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题中要义，而这一目标可通过 “三位一体”共同推进的方式来得以实现。
一是要规范组织体系，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培训效率。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机构良莠不齐，上级主管部门或组织应当对其培训资质进行定期审查，采取动态筛选机制，对不能达标者果断取消其培训资格。并且，政策解读与执行过程的灵活性特征给予了政策执行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而组织中的有效激励设计能诱导有利于组织目标的行为。而在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对政策执行主客体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农民工培训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动力不足，偏离政策初衷。因此，为促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保持一致，增强农民工培训政策实施的实效性，应当创新激励机制，激发政策实施主客体的积极性。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范文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基础性战略任务，必须系统谋化，有序推进，把握关键环节，整合资源办培训，创新方式搞培训。激励农业生产经营能人愿意留下来、大中专毕业生愿意到农村兴业创业成为职业农民，让更多高素质农民通过教育培训成长为职业农民。
整合资源办培训。要把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提高农业院校、农民教育培训机构人均经费标准，大幅度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财政投入，同时加强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和农民现代远程教育设施建设，构建农民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在为农民提供长效性教育培训服务上取得新突破。要整合政府和社会各种办学形式，以县级农广校为基础，对县职教中心和乡镇农民技术学校以及各类民办培训机构，进行资格认证，逐步构建“一主多元”培训体系，形成专业门类齐全、办学形式多样、供求密切结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网络。一要通过农业职业教育，开展培训。重点搞好初、高中毕业生和退伍回乡军人的培养提高，不断增强新增人员的就业能力。二要通过建立农村人才培训基地开展培训。统筹各方面的培训资源，打破界限，筛选建立一批有技术实力、有生产经营实践环境、有培训设施条件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增强职业农民培训的实效性。三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培训。充分发挥低成本现代传媒教学的优势，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农民科技书屋、农民科技培训直通车等培训手段，搭建农民再学习、再培训的平台，进一步拓宽培训渠道。
创新方式搞培训。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重点在培训，关键在责任。要以“农民是否需要、农民是否接受、农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和检验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农口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系统办学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优势，加大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管理服务的力度，要把需求系统调查、教学规划安排、教师选调管理、教学资源供应、质量评估和学员跟踪服务等作为重点，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和新举措，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向纵深推进。同时，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注重规范性，增强针对性，富于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需求。在培训类型上，要针对“生产经营型”、 “专业技能型” 和“社会服务型”的特点，分门别类，制定专门培训计划，促其成为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骨干农民。在培训方式上，要尊重农民的学习特点和规律，以方便农民、实惠农民为出发点，坚持教育和培训并重，大力推进“送教下乡”模式，建立“农学结合”弹性学制，坚持“农民田间学校”和“创业培训”模式，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农民培训制度。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范文4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民工的涌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工问题，我国政府、学术界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用以解决农民工问题。诸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专项整治行动、“两为主”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等等。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环境，推动了他们社会融合的步伐。另一方面，社会融合的国际经验表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技术、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培训，即可提升移民对流入地的适应能力，实现移民的融合。因此，近年来，我国也大力倡导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希望以此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职业教育及培训与农民工社会融合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既有的研究中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国外有关移民经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发现，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其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1]。我国相关实证研究指出，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3]。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技能缺乏的现状，是造成农民工收入低、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以及就业竞争和替代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可以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其经济地位。
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然而，既有相关研究中，“农民工个体”是缺位的，我们在制定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计划时，还鲜有对农民工的特征、需求进行系统、细致的分析。“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我国既有政策遵循的假设，然而，若对农民工的特征和需求缺乏深刻了解，职业教育与培训实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
二、新生代农民工特征
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渐成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报酬而暂时来到城市，大量的实证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具有很强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享受市民权利[4，5]。因此，在制定“社会融合”取向的职业教育政策时，必须考虑“农民工”群体的这一变化，特别需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如下特征。
1.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职业的正确认识，敬业精神不足，职业流动较为频繁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较高、见识较广，他们对职业的认识远非父辈那样认为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然而，从他们的职业选择行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也表现出了较为感性的一面。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一般而言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对大量缺工的家政、餐饮等服务业兴趣都不大;工作缺乏持久性，不能踏实工作，不是因为待遇低，就是觉得没面子，受不了一些客户的脸色等;遇到不顺心的事就闹情绪、提要求，甚至辞职，对企业的计划执行不认真，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本职工作，经常让企业蒙受损失等[6]。此外，一项针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深圳2010年的调查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老一代农民工在一个单位最长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7年，新生代在一个单位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3年;新生代每年平均更换工作0.63次，老一代平均每年更换工作0.26次。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不足，更惶论其“爱岗”[7，8]。
2.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吃苦精神，重视“做什么”而忽视“怎么做”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当中不少人具有下列特征：家中的独子、城市中出生长大，“农民”这一称呼对他们而言只是对父母“出身”的继承。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缺少吃苦的精神。例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学习时，只愿意学电脑、开车、外语等看似轻松时髦，实际却已普及、缺乏特色专长的本领，而不愿意学焊工、厨师等真正需要专业本领但比较辛苦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们一定程度还存在着上进心不强、依赖思想残存、忧患意识不足、得过且过以及功利性与保守性等一系列的消极心理特征[6]。此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非常关注自身发展，但是他们往往重视“做什么”而忽视“怎么做”，有点好高骛远，缺乏踏实做事的务实品格[9]。
3.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是纯官能享受性活动和被动消极的观看活动
面向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需要一定的空闲时间。农民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较少，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他们会选择学习或培训吗？一项基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闲暇价值理解得并不深刻。在“闲暇生活最主要的目的”的选择中，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放松休息（38.2%）;娱乐（29.4%）;愉悦精神（20.1%），而选择“自我发展和提升”的仅占10.6%。可见，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意识不到闲暇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是把对闲暇价值的理解放在放松身心、追求快乐等直觉体验上，进而呈现出对闲暇认识的世俗性特征[10]。
4.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客观上阻碍了其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我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往往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挤到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他们常常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11]。各城市的相关实证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现象。王春光的调查表明，农民工中只有54.3%的人享有8小时工作权利，有45.2%的人每天工作达9-14个小时，还有少数人每天工作多达15个小时以上，处于超强度的劳动状态[12]。超长劳动时间带来的不仅仅是高强度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自由支配时间的减少，客观上阻碍了其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5.农民工工作环境不理想，不友好的工作环境阻碍其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曾将近年来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称为“短工化”，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尤其明显。“短工化”包括“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高流动体现为农民工换工频率高，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短，前后两份工作之间的待业时间较长。水平化则体现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无论是在用工单位的内部，还是通过变更工作从而实现用工单位之间的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高流动”性的原因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用工单位不满，超过六成的受调查农民工是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而离职。“水平化”则强调结构性的制约，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内部发展机会相当有限，被调查的2000多个农民工中，约有三分之一认为自己在单位没有获得任何提升，而获得提升的方面主要是薪酬待遇的改善，用工单位管理层级的改善所占比例仅为一成左右。
“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友好工作环境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工作环境实质性的改善，甚至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讲，频繁的换岗会降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而不利于其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
三、面向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建议
1.基于农民工职业观的特征，将“职业价值观”的教育置于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位置
当前我国相关政策在谈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时，总是习惯性地将职业教育与培训摆在首位。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工掌握一定的技术，即可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这一想法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观。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爱岗程度欠缺导致他们的职业流动非常频繁。职业流动频繁本身就为职业教育提出了难题，因为职业教育还没有完成，他们可能就已经换工作了。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树立正确职业观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很难认真对待职业教育与培训，从而使职业教育培训达不到预期政策目标。因此，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时，首先应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其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然后才是职业技术上的培训。
2.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教育，帮助其树立长远打算，为其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打下心理基础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需要付出包括时间、金钱等一系列的机会成本，相对而言，其收益可能不会立竿见影，需要漫长的等待。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关注眼前的利益、缺乏职业的长远规划，面向其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就不会成功。因此，需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职业规划的思想，惟其如此，他们才能视职业教育与培训为“合理”。此外，前文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重视“做什么”而忽视“怎么做”的问题，归根结底，也与缺乏职业规划意识有莫大关系。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农民工对职业发展做出清晰的定位，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应对各种困难的心理准备;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置于自身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位置。
3.倡导积极的休闲观，引导农民工自主地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等个人发展事项优先列入休闲时间表
在功利主义的就业观的驱使下，在缺乏职业规划的情况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时间里追求纯官能享受性活动和被动消极的观看活动，不重视利用闲暇时间去“自我发展和提升”。因此，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职业观、制定职业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应倡导积极的休闲观，引导他们利用休闲时间从事与个人发展有关的事情。力争让职业教育与培训占据其休闲时间的主要位置。
4.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方式上进行科学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点意味着其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从而客观上阻碍了其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因此，统一时间、集中面授的传统方式有很大局限，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形式和方式上需要进行灵活的安排和有针对性的设计。
5.通过立法、财政等手段增强雇主的责任，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利
鼓励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离不开雇主的支持。利润最大化支配着雇主的用工行为，却损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长远利益。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因此，目前在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时，必须增强广大雇主的责任。通过立法确认雇主的法律义务，通过财政手段保障经费的落实，通过税收杠杆激励雇主主动参与等措施，从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利。
参考文献：
[1] 赵东延，等.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8-15.
[2] 刘林平，等.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J].社会学研究，2011，（4）：1-21.
[3] 姚先国.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及其人力资本的约束[B/OL]，2003.
[4]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J].兰州学刊，2009，（7）：71-73.
[5]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1，（5）：1-24.
[6] 卞桂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主体意识及其培养
[J].理论学刊，2011，（6）：70-72.
[7] 高荣政.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聚焦和探究[J].农村经济，2010，（12）：9-12.
[8] 深圳市总工会.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B/OL]，2010.
[9] 刘会贵，龚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与教育作为[J].中国特殊教育，2011，（5）：69-73.
[10] 马淑芹.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与思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2）：164-166.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范文5
一、培训内容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是一次性培训，至少应由四部分组成：
1. 首期准入培训。根据各地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对符合或基本符合新型职业农民标准的培训对象按不同专业分别进行首期准入培训。内容可分四个方面：一是专业基础知识培训；二是实用技术培训；三是综合素质培训，包括政策法规、经营管理、现代农业等；四是专业实训。特别是实用技术和专业实训应结合农时以提高效果。首期准入培训结束进行考试考核评定综合成绩，该成绩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准入资格之一。
2. 学历教育。对基本符合新型职业农民条件、学历未达到高中以上程度的，可组织开展学历教育，通过两年左右时间系统学习，在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上有较全面的素质提升，达到中专学历。在后续教育中对有条件的学员还可组织参加成人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其水平。
3. 专业职业技能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象应根据不同专业，通过培训取得国家人社部门颁发的专业职业技能证书，并通过继续教育不断提升其职业技能的等级。
4. 继续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对符合或基本符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条件的对象在通过首期准入培训，达到高中（中专）学历要求，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后，方能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并接受每年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包括资格复核、基本情况申报、知识更新和技术培训等。
二、教学管理
1. 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时间长、要求高，为避免学员工作和学习之间的矛盾，可以将整个培训计划分块分段实施，分块上包括文化学习、专业理论学习、实用技术学习、实践交流等。分段上做到闲时学理论，忙里讲技术，当季重实训，季后促交流。统筹全年时间，确保完成学习计划，而每次集中学习时间安排3天左右，不耽误学员生产经营。
2. 创新学习方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以往一般农民培训不同，它不单单是实用技术培训，而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理论、文化知识和综合素质的学习培养。按照以往的培训模式恐难保证质量，必须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一些创新。一是编写配套的乡土实用教材。除了发放规范的各种培训教材外，针对本地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编写乡土教材及配套的实用技术问答，使学员既有丰富的理论读本又可对照问题找答案；二是编写习题集。可以为主要课程编写习题集，帮助学员消化听课内容和课本知识，掌握知识点，也有助学员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习题集按时上缴批改作为平时成绩之一；三是增加实训、讲座、交流等课时量，丰富课堂内容，提高学员学习兴趣，避免由于时间长产生培训疲劳。
3. 优化学习管理。农民培训需要建立一套严谨的学习管理制度，以保证按计划完成培训项目所预想的目标。管理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学员培训成绩的考核认定。成绩一般可由三部分组成，即到课率、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最终根据三方面情况确定综合成绩并进行评优活动。这样使学习管理和成绩认定贯穿了培训的全过程，以保证培训项目的顺利完成。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范文6
（一）进一步加强农业培训体系建设
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培训体系的建设，通过大力整合农业部门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农业部门和专业协会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积极作用，为文化型、技术型和经营型新型农民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打造特色，改进职业教育培训方式
针对农民对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应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如调整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层次、时间、方式。从授课地点来讲，也可以采用真正适应农民需要的其他方式，如直接到农民所在的村、乡、镇授课。授课形式也不必要求班级授课，可采用面对面授课和现场实习的直接培训方式，调查显示农民对对短、快、直接的技能培训更感兴趣，可采用一事一训或短期培训，也可以依托网络，构建农村远程职业教育网络平台培训新型农民，促进农民终身学习。
（三）强化实用技术培训和实用技能培训
为顺应新形势的需要，对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重点应进行适当调整。首先，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的不断加快，新农村建设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今后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要向农民职业素质培训进行倾斜；其次，应逐步对部分农民实行多技能、多工种的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选择能力，因此可着重安排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
（四）多种形式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师资
农村职业技术的实用性和现代性要求高水平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师资，而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师资比较薄弱，因此有必要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师资力量。通过公开招聘、改革师资培养模式、可以加强企业与教师培训的合作、聘任兼职教师、通过再培训提高现有的师资水平。
（五）强化政策引导，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培训
基地建设按照合理布局、方便农民、有利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县（市、区）、镇（乡）、村三级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各县（市）区应整合本地区教育资源，建县级综合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基地。乡镇建乡镇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同时，比较大的行政村要依托村民学校等教育资源，建成一批村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各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建成后，各系统、各部门规划布置的各类农村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依托培训基地来实施，形成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网络。
（六）加强教育引导，调动农民学习积极性
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素质教育培训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目的性、重要性的认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充分调动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主动性。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如对经过职业教育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学历、职称等的农民予以一定补助或在其创业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性倾斜等，以激发广大农民学习积极性。
（七）争取各方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目前职业教育成本相对较高，这将抑制受教育者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阻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降低农民的培训成本，减轻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负担是进行农村职业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争取政府扶持力度，增加公共财政在农村职业教育中的投入必定能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实用型、技术型新型农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