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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1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相辅相成
中图分类号:G6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4-0175-01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故国。因此,史学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展望新时期的新史学,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随着当代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思维模式的更新,这些都将为历史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广阔的学术空间。
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历来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的进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有这么一个惯性,即在谈论某两者关系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在经过一番煞有其是的论证后,最后一定要得出两者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统领者;而另一方则是次要因素,是从属者的结论。好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有利于事物进一步的发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样往往会导致认识的“一元化”,反而使人们看不到事物真实的本质所在。更多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必然”所决定的,相反则多是由众多的“偶然”综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必然”结果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讲过这样一段值得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这在历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并非易事,更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个“必然”来解释。因此,要想还历史一个客观的真实面目,是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个学科就可了事的。显然,历史研究所需的各个学科,同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学也好考古学也罢,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分割的。历史的真实正是通过它们二者的相互印证而得到证实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转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未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未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着延绵不断记载历史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了解,正是通过那些传世的文献典籍而获得的。可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有关历史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或是语之不祥或是神怪传说混杂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面对此种困境,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补充,历史学家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孔子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当然,有详实的文献资料,也并非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历史注重的是求实。因此,有了详实的文献进一步就是要“去伪证实”。这一过程除了用多本权威史料对照印证是否记载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实物来证明更是具有说服力。不少古文献和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史实,经地下发现的新材料的印证,或被确证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尘封,或被解读其真谛。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证明地下发现之材料确可印证地上传世之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证古文献的材料。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朝诸王的世系和名号。王国维老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证实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从而得出了“《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的结论。再例如近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的大量出土,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进一步推动着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如果因此便着重考古而看轻历史学,也是愚不可取的。因为考古挖掘出的东西虽说是客观的存在但那些(下转177页)(上接175页)毕竟只是一些无意识的无生命的遗物或遗迹,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格林?丹尼尔曾经讲过:“考古学首先是一种工艺技术,那么从事调查、发掘、保护、收藏的实践者都是有技艺的工艺师。其次,考古学又是一门科学研究,在这门科学中已运用了各种科学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历史阐释和写作艺术的专业也无法完成考古学的研究。” 显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经过相关历史文献的印证,也只有经过这样科学的研究,才能赋予死的东西以鲜活的生命,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沉闷的物体开口说话,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历史价值。不然,青铜器再是经过考古研究也只能说明它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皿,除此之外,再无什么可考的了。
总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考古学与历史学必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一方归属于另一方的关系。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揭示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古代社会的。这样,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还是从最终的研究目的上来看,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一致的,二者并无矛盾冲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的话,也只是在研究历史的凭借手段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如果要想从理论上界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为凭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为评价二者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的。历史学需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历史学的诠释。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我们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二者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地位而刻意的把这一问题绝对化。
参考文献
[1]朱孝远.历史的意蕴[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页。
[2]张光直.未定稿[M].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8年第4期。
[3]杨伯峻.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
[4]格林・丹尼尔 ,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2
一
古代印度文明曾经中断的史实，是20世纪20年代起首先为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并为世人所知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在他的《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第三章第一节“印度和文明的发现”中指出：“1925年，考古学家宣布了巨大的城市遗址的空前发现，而这些城市遗址在古典文献中没有提到。”“这就意味着关于印度古代史的所有旧的观点必须重新修正。印度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直线的、合乎逻辑的连续过程，而是表现出向游牧时代不开化的大倒退和无法解释的复归。像哈拉巴这样的大城市表明当时存在着生产足够余粮的供应地，这样的城市往往成为权力的中心，这就是说，一个或更多的城市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城市没有继承者或留下痕迹而消失了呢？它的废墟应该意味着有些受它直接影响或者与之竞争的其它城市的兴起。……但是，在印度没有发现城市文化的这种所期望的连续性。”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印度河流域文明消失的不为人知。印度河流域文明何时消失及为何消失至今仍未能确知，这就是古代印度文明的清晰断点。
二
古代希腊文明曾经中断的史实，是1900年以后首先为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并为世人所知的。这次考古发现的克里特文明是古代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世界考古和历史学界是没有争议的。
在克里特的最重要考古发现是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斯的发掘，他的考古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续进行。从那时以后，古代希腊文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克里特文明考古发掘出大量泥板文书上的线形文字A至今尚未被古文字学家解读成功。这一点与古代印度文明研究的情况很相似，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至今也未能被古文字学家解读成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古代文明的大量文献记载至今无人知晓其内容。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次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英国史学家伯里的《希腊史》1900年第1版中尚无克里特文明的内容，10多年后再版时他在该书新版序中说：“伊文斯爵士在诺索斯的考古发掘始于1900年，亦即这部《希腊史》第1版面市之年。他的许多令人惊叹的发现，以及其他探索者在克里特许多史前遗址上仿效并补充了他的工作，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公元前2千年时爱琴文明的知识，并将早期希腊的问题置于一种新的聚焦点中。由于这些发现，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具体书名略），本书第一章较大部分内容不得不加以重写。”在此20世纪之前克里特文明，消失的不为人知，这就是古代希腊文明的清晰断点。
以上知识首先见诸西方学者的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科研成果，也见诸各种有关的历史专著。由于至今没有更新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对此提出颠覆性异议。
三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3
关键词：红山文化；构想；条件；要素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提出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战略设想。2009年郭大顺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创建红山学的意见。赤峰学院的学者们遵照先生们的意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团队，投入专门经费，本着开放、创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来一直参加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召开了七届红山文化学术论坛，一直在这方面收集资料，坚持不懈进行研究探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创建红山文化学的初步认识。
一、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条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区考察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红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来风生水起，路转峰。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显学。经过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事件之后，红山文化的重要现象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时下的国学热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经典上寻找到进行红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径；随着史前考古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引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断把学者们的目光吸引到对红山文化的关注。
由此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事业，经过近百年发展即将进入到一个大的综合时期。即以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基本支撑的史前文化重构。这个文化重构过程不仅是考古学的深化过程，更是历史学的延伸过程；不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综合更是中华史前史的构建；不仅是对已有的考古现象的分析，更是对四千年来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探源。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也许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标志，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第一缕霞光。
这个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必将产生新的理论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谈到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样，“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特殊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各方面条件的趋于成熟和时出的大声呼唤，这是我们对构建红山文化学充满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红山文化学的学科要素
众所周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即特有的范畴、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三是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从工作起点上来看，红山文化学应该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学科。从工作结果来看，它应该属于尚未创立的史前史学科，即文字诞生前的历史。
（一）学科研究领域
以红山文化的本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时长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继承、交流和演变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内涵。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时间的科学。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对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包括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等。
拟设子课题：红山时代的自然环境；红山时代的人地关系；红山时代的生业模式；红山时代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
2.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重点分析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及文化交流。
拟设子课题：红山文化人群的种属及与后红山时代人群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居落与族群关系研究；墓葬群中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红山文化的社会分层与组织结构及古史中记载的大同社会；红山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3.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概括。包括世界观、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其他意识形式。
拟设子课题：红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龙神崇拜研究；红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动与红山社会的生存状态；红山文化诸神系统中的天神与祖神；红山社会中巫觋的地位与作用；祖先神与巫觋之间的关系；上古“三代”文化传统与红山文化理念比较分析（特别关注商族的文化传统）。
三、红山文化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学说。
（二）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
国家产生的“三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见，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论断；“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的论断。②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4
关键词：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参照点
中图分类号：K85;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1-0039-04
On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Archeology
ZHAI Shengli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is not the precision of time but the reference point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absolute chronology may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known; however, the reference point of relative chronology must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not known by now.
Keywords: relative chronology，absolute chronology， reference points
考古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科学。在整理考古发掘资料时，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对考古遗物和遗迹的年代加以判定，这就是考古年代学。年代学的研究涉及一对基本概念：“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对于这对看似简单的概念，学者在理解和使用的过程中却多有分歧。笔者不揣简陋，尝试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基本含义
对于“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基本含义，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定义。学者们对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争议，多体现在适用范围与精确度方面，主要观点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将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研究限制在考古学范畴之内，他们认为相对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一项特定内容。有学者认为[1]：相对年代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绝对年代是指遗物和遗迹形成时距今的具体年代。这也是多数考古学家的观点。
考古学上，人类的历史遗存按形制分类，形制相近或相同的遗存归为一类，以某一方面的特征为标准来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然后按照型式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序列，排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便代表该类遗存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各遗存在这个系列中的位置，就表明了它们的相对年代。“相对年代”的研究就是通过考察多个考古遗存在演变系列中的位置，来判定其相对早晚关系。
另一些学者则将相对年代的研究推广至历史学范畴。《辞海》认为：“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具体年代，称为绝对年代。不能确定具体年代而仅能比较和推定先后时序者，称为相对年代。”[2]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再限定相对年代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是关于时间的科学。无论对于考古遗存还是历史人物、事件，如果只能比较先后序列而不能确定具体的年代，都可以称为相对年代。
刘华夏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以现今或与现今距离可知的定点为起点，用公认的时间单位（如一年、一世纪等）计算的年代。相对年代则不同，其既无起点，亦非用时间单位来计算，仅仅指甲早于乙而已。”[3]刘先生对绝对年代的界定是比较中肯的，但其关于相对年代的看法却存在问题。遗存之间既然有早晚关系，那么至少是互为时间起点的。
也有学者从时间轴方面对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作出定义。曹书杰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将历史事件置于时间轴上（例如公元前1975年）或时间区内（例如12 000~10 000年）的纪年法，年代可以直接测定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所谓相对年代纪年法，就是把一段时间、事件或对象安插到已经确定好的时序之内的纪年法。”[4]这种说法较为形象，但其对于相对年代的界定却较为模糊。
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然而又都存在不足。笔者认为二者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形式。从狭义方面：相对年代是指一系列考古遗物和遗迹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系列考古遗物和遗迹距今的年代数据。从广义方面：相对年代是指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遗存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是指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遗存之间距今的年代数据。
二 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相关论述中，不少学者都曾涉及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多将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区别理解为时间精确度的差异。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妥之处。
1.二者的命名与时间精确度无关
为了说明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联系和区别，有学者曾经提出“具体年代”“精确年代”等概念。有人认为绝对年代就是具体年代，相对年代就是大致年代。曹书杰先生将历史年代分为绝对年代、具体年代、概括年代、稳定年代、约定年代等几种类型。他认为绝对年代是指那些已精确到某一具体年份的月和日的时间结论，而且是确定不疑的，也可称为精确年代[5]。
马承源先生提出青铜器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区别在于时间幅度的不同。马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青铜器铸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铸造的年代。相对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时间幅度彼此对比而借以决定的期限。”[6]马先生所谓的绝对年代是指青铜器铸作于某一时间点，而相对年代则是指对比研究以后所能确定的时间段或时间区。二者精确度有所区别。
林先生曾说：“考古发掘中的层位，只能用以判断遗物的相对早晚关系，对遗物的具体年代则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计。”所谓“相对早晚关系”无疑是指相对年代，那么“具体年代”应该是指遗物的绝对年代[7]。彭裕商先生则认为：“根据确切年代或其他有关内容的铭文资料和考古学地层关系，就可以知道某个型式的器物的绝对或大致的年代。”[8]此处的“绝对的年代”相当于确切年代，而“大致的年代”应该指相对年代。
以上专家所论虽不无道理，却有不妥之处。例如：“高卢人攻占罗马是在羊河战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战役前16年，与斯巴达人批准同波斯国王签定的安达尔西达斯和约同年。”这些年代是通过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相互对比系联而得出的，显然属于相对年代，然而它们都是非常具体的数据。人类旧石器时代开始于三百万年前，虽然三百万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数据，但仍然属于绝对年代。所以笔者认为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二者精确度的高低。
2.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所选参照点不同
相对年代之“相对”，在于必须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古遗存或历史事件相互比较才能得出其先后关系。而绝对年代之“绝对”应指某遗存或事件可以与今天的纪年系统产生关联，进而能表明它与今天的时间距离。正如李雅书先生所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直接的纪年方法只能是相对纪年：即把要记的事件同前后已知的著名事件联系起来，用它们之间的距离来标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特洛伊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亚人定住于现在的彼阿提亚。再过二十年，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9]这里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为纪年起点，显然是一种相对纪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使用的纪年方法主要有帝王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大事纪年等几种形式。帝王纪年以某一位帝王即位时间为起点，干支纪年以天干、地支组合为周期循环运转计算，年号纪年以某一帝王的年号为纪年起点，而大事纪年则以过去某著名事件为起点计算年数。这些纪年起点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先民们将后来的事件与主观选择的起点相联系，所得即为相对年代。现在通行的西方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为纪年起点，从科学上并无道理可言。其实公元纪年与其他纪年方式一样也都属于相对纪年，那么可以说，包括公元纪年在内的一切年代都可以被称为相对年代。
另一方面，一切被使用的纪年在当时人看来肯定都属于绝对纪年。因为被当时人选作参照点的事件或者时间在他们看来肯定是明确无疑的，这是该事件或者时间被当做参照点的前提。今天也是如此，公元元年即耶稣诞生的时间，这一点必须是公认的。假如由于历史的变迁，今天的人已经无法了解某种纪年的使用情况，历史上的绝对纪年就会变成今天的相对纪年。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进行年代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历史遗存或者事件的相对年代，然后将相对年代转变为与今天相关联的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是将遗存或历史事件置于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之上，其区别在于参照点的不同。绝对年代以当下或其他能够与当下产生关联的时间为参照点，目的在于了解某一遗存或事件与当下的时间关系。而相对年代则可以用当下以外的未知时间为参照点，将数个遗存或事件联系起来，以标明它们的先后关系。每一个记录下来的年代，只有明确它们在今天的纪年体系中所占的位置，这个年代才有意义。也就是必须把相对年代换算成今天通用的纪年体系的年代，相对年代才能起到纪年的作用。这样，这个相对年代即变成了绝对年代。作为判定绝对年代的纪元，“公元”显然并非唯一可能的起点。公元起点是约定俗成的，因此最终推断出来的绝对年代可能有好几种表示方式[10]。
在进行考古学断代时，考古学家经常将遗存与某一王世年代进行拟合。彭裕商先生认为：“指出铜器的绝对年代，即将某器具体归入某王世。”[11]而杜勇、沈长云两位先生则认为，彝铭记事内容所在的王世即西周金文的相对年代[12]。
以上专家的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将遗存与王世拟合后的年代既可称为相对年代又可称为绝对年代。例如汉武帝元鼎三年，当我们对汉武帝或汉代一无所知时，它只表明该年比元鼎元年晚了三年，其实是一个相对年代。只有当我们弄清楚该年代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或者汉武帝在位的大致年代，这个相对年代才能被称为绝对年代。当然，仅知道汉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大致位置，也足以将元鼎三年称为绝对年代，时间精确度的高低并非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都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它们都是将历史遗存或事件置于时间轴上，其区别在于所选参照点的不同。绝对年代的参照点是当下已知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相对年代的参照点则可以是当下未知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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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5
关键词：学科价值 音乐考古学 音乐史学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音乐考古学是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有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是音乐史的一个部分，也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音乐考古学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音乐文物学方面。但是从学科的性质，特别是从研究的目标考察，音乐考古学是以阐明中国音乐艺术发展史及其发展规律为第一要义。①
音乐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随着近年来音乐考古学成果的不断出现，这门学科对于音乐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也日益展现出来。
一、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的影响
在参观博物馆时，我们能看到编钟的精密和气派，古琴的纹路优雅而自然，这些来自数千年前的乐器，这些承载着古人的喜怒哀乐的音乐载体，常常使我们对先祖的思想和智慧肃然起敬。我们不得不思考应怎样面对和研究这些丰富的音乐遗产。
音乐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代音乐实物的考证。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音乐史学家在上个世纪对于骨笛的年代论断是公元前8000年，而随着音乐考古学的深入考证，这个时间被向前推进了整整1000年。古人流传下来的音乐文献中，有的也许是谬误，有些是正确的论断，这些都需要后人不断地考证，才能客观地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真实性。音乐考古学突破了传统的音乐史只用文字说明问题的局面。如对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残片，这些残片上所记录的内容，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多内容。
随着音乐考古的逐渐深入，音乐史古文献中的内容能够找到相应的出处，有些谬误也应当得到及时的纠正。
二、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汉族音乐史，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一部中原地区的音乐史。因为在当今的音乐史著作中，罕见边疆地区、西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音乐论述。由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学科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的传统音乐研究相对于中原地区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从整个传统音乐的大视野来看，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丰富多样，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的地域特殊性，其音乐形态的变化比较缓慢。中原地区，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任何一个统治者必征服中原才能统一天下，因此，中原地区的音乐形态受影响最大，变化最多，如城市音乐的发展最核心和最发达的地区在中原。而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往往保留了比较古朴和原始的风貌，比如福建南音这一乐种，唐代时中原的移民到了福建，随之带去了他们的音乐文化，因此，研究福建南音，可以对认识唐代中原地区的音乐文化有所助益。又如，目前的传统音乐著作中，关于四川地区的音乐文化，往往只提到“四川清音”“川剧”和个别的四川民歌。②而在音乐考古发现中，巴蜀地区的文化相当璀璨，乐器中还有诸如钮钟、甬钟、于、扁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出土的器物上的图像，如嵌错宴乐图像铜壶，这些都说明巴蜀地区在当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今的四川地区音乐文化，依然具有鲜明的特点。那么，巴蜀地区的文化和楚地的文化有何相似之处？巴蜀地区的音乐在后世是怎样发展的？与最早发现的可以确定的巴蜀音乐文化有关联吗？这些古乐器即使是失传，对于后世的蜀地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了吗？音乐考古成果带来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三、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意义
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随着近年民族音乐学的兴盛而逐渐热起来的。音乐学界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一度处于很简单的认识，局限于几个单一的乐种。最早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的还是当地的研究者，笔者2001年到云南采风的时候，云南的音乐学者就在大力进行云南当地民间音乐的研究、保护和宣传，提出了中国音乐不是单声，也有多声，就在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里有体现。音乐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中国音乐是单声思维，西方音乐是多声思维，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成果改变了这一看法。但是，少数民族学者较少，精力有限，依靠本民族的学者去研究自身的音乐文化未免力不从心。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发展，是完成真正的中国音乐史的必然之路，而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就离不开音乐考古的参与。如“有些出土的楚汉笛子，在有按孔的一面，都削去一个平面，其原因为何？乐器本身不会说话，文献也没有记载，不好理解。结合民族学的材料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竹制管乐器也有这样的实例”。③历史上的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迁：战争、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杂居通婚……这些都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转变，我们研究音乐史，结合音乐考古学的成果，可以明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改写了历史，一些传统被保留下来，代代相传，有的却消逝了。
历史是一条长河，传统是奔腾不息的水流，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去孤立地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了解一个事物，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客观地分析和理解它。我们身边的任何一种音乐现象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只有不断地探寻这些问题的出处和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也正因如此，在音乐的源头徘徊的音乐考古学才体现出其伟大的学科价值。
注释：
①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
②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6
三星堆文化简介：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起连续几期文化遗存称为三星堆文化，其年代下限存在争议。
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以及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
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同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形成发展：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
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
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当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传播路线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