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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基本知识范文1
一、产权界定与知识产权的制度选择
财产法的经济目标在于最合理地利用有限资源和最大限度地扩大产出，即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产权的界定，产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某一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包括“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1]
在知识、信息（包括作品、发明、标记等在内的精神产品）这一无形资源上界定产权，导源于经济学家关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理论。经济学家对产品的分类是依据其消费形态和使用状况进行的。最早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区别作出明确说明的是保罗·A·萨缪尔森（1955年）。他以苹果（私人产品）和路灯（公共产品）为例描述了两者的经济含义。所谓私人产品是指在使用和消费上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该类物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只能为某一特定的主体所使用，正如学者所比喻的那样，“一条裤子在某个时间只能为一个人穿着”，“一辆汽车不能同时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行驶”。这说明，“在私人产品的消费上具有对抗性”。[2]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使用和消费上不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该类物品“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得到它”。[3]公共产品可以在某一时空条件下为不同的主体同时使用，例如公共汽车为每个乘客提供服务、路灯为不同的人提供便利，即说明公共产品在消费上无对抗性。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信息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某种属性。早在1959年尼尔逊（Nelson）就讨论了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而阿罗（Arrow）在1962年论及信息经济时也谈到知识的公共问题。综合起来说，知识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很难控制知识创新的成果。如果创造者将其知识产品隐藏起来，那么他的创新活动就不会被承认，从而失去社会意义。如果创造者将知识产品公之于众，他对信息这一无形资源事实上又难以有效控制；第二，知识产品的个人消费并不影响他个人的消费，无数个人可以共享某一公开的信息资源。无形的知识产品以有形的载体形式公开，即可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公用性”；第三，知识产品上一种易逝性资产。信息的生产是有代价的，而信息的传递费用相对较小。一旦生产者将其信息出售给某一消费者，那个消费者就会变为原生产者的潜在竞争对手，或是其他消费者成为该信息的“搭便车者”。后者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即是无偿仿制或复制他人知识产品的情形；第四，知识产品的消费与其他公共产品不同，它的使用不仅不会产生有形损耗，从而使知识产品减少，反而可能扩张社会的无形类资源总量。但是，由于“外部性”原因，生产者提供的信息往往被消费者自由使用，其结果虽然是知识产品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大高于创造者个人取得的效益，但同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者难以通过出售信息来收回成本。[4]
知识产品在经济学上是资源，在法律上则可视为一种财产。知识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财产，成为财产法的保护对象，从经济动因来说主要有两点：（1）知识产品的有用性。知识信息是社会中最为有用的资源之一，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知识产品能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也能投入生产领域转化为有形的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产品具备了商品的基本属性，或说是商品化了。它们同物质产品一样，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它的智力消耗大于体力消耗，并作为人类的抽象劳动凝结在知识产品之中。（2）知识产品的稀缺性。资源作为财产的另一原因是它的稀缺性。知识信息不是一种天然生成并取之不尽的资源，其稀缺性首先表现为知识产品生产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高成本化。知识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信息的生产过程包括知识输入、知识加工、知识产品输出三大环节：知识输入是指知识教育和培训、信息的收集等过程；知识加工是指通过智力投入而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从而生产出新的智力成果的过程；知识产品输出是指信息、技术、艺术产品等知识劳动成果应用的过程。整个过程需要社会以至个人的大量投入，并需要长时期的探索性、创造性、连续性劳动才能实现。其次表现为知识产品创造者的数量稀缺和价值珍贵。创造性人才是知识的生命载体，他们的劳动与物质性生产那种重复性劳动不同，它是以依靠前人积累的知识为劳动资料，以抽象的知识产品为劳动对象的精神生产劳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生产者的智力投入有特殊要求：一是生产者智商高于一般人，能胜任高智力投入的劳动；二是通过文献储存和大脑储存，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具备高智力投入的基本条件。对于社会需求而言，此类人才常常存在着供给不足。[5]基于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原因，社会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无形财产制度，调整知识产品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关系，防止知识产品的无偿使用或消费的情形发生。
知识产品要成为知识财产，其产权界定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产权界定的实质是回答知识财产应为私有还是公有？在经济学家看来，选择何种产权，必须考虑公共性资源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并以效益最优为原则。外部性是一种外部的影响或效应。它可以是正外部效应，如某人植树，使他人免费享受环境；也可能是负外部效应，如某单位排污，使他人受到环境损害。在精神领域，外部性问题将导致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效益。信息的生产者拥有天然优良资源（创造能力），在精神产品紧缺的条件下，可能运用精神产权的垄断性而获取各种“经济学租金”（economicrent，即垄断利润）。他们力图使自己的私人利益达到最大化，却可能忽视整个社会文化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需求；而信息的消费者基于使用与消费信息的需求，可能利用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去追逐效用的最大化，从而损害信息生产者的利益。总之，外部负效应采用损害他人利益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效益原则的。对外部性问题采取什么对策，这是知识产品产权界定所要回答的问题。“搭便车”（freerider）是指不支付任何成本而从他人或社会获得利益的行为。例如，公共汽车公司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便利，出资者与未出资者都在乘车，那些没有为公共产品消费而出资的人，即是经济学家称之的“搭便车者”。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将会导致社会生活的低效率。就精神领域而言，如果知识产品一旦公开，则信息生产者很难对付不付费的“揩油者”。后者对信息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享受利益但不向其支付费用，结果信息生产者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足够的收益，以补偿他们投入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市场提供的知识产品的数量可能小于最优值，从而形成信息经济学所称之“不足”（non-appropriablity）问题，鉴于消费者对信息量的需要，社会有必要明确知识财产的权利归属，以建立知识创造的激励机制。
对知识财产进行产权界定是必要的。但是，知识产品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创造性产品的总称，其类别具有多样性，因此不宜简单采取整齐划一的产权形式。在知识产品中，科学成果与某些技术成果采取的是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科学成果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在现代科学阶段，科学活动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去，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一词往往指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发表科学发现。从一般意义来说，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6]，例如对新星球、数学定理、物理理论、地震规律等方面新的发现，科学史记载的哥白尼的“地动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是认识“前人未知”的自然界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发现。关于科学发现的经济分析证明，对此类知识产品采取私有产权的形式是无效益的。第一，科学发现的内容只能是阐明科学事实或者客观规律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这些属于人类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具有认识的“前所未有性”、“唯一性”以及“真理性”特征。因此，不宜为发现人所垄断或专有，也就是说，发现人不能阻止他人运用他的科学发现。正如《科学发现国际登记的日内瓦条约》所指出的那样，它的目的是促进科学发展，鼓励人们使用已经发现的自然法则，而不是限制这种使用。第二，科学发现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但是其本身是没有商品价值的，或者说是无价之宝而不能计算其价值量。这是因为，对于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科学发现者的活动是发现他们、认识他们，而不是创造他们、改造他们。这就是说，人类的抽象劳动并未凝结在这些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之中。[7]上述情况表明：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是社会需求的重要信息，其投入成本很高，私人生产将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而且该类成果无直接的商品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实际上无法就使用费进行谈判；同时，该类成果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不宜由生产者个人垄断，换言之，采取私人的产权的形式将会造成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低效率。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既要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要，避免产品在市场消失而影响所有消费者的福利；又要设置特殊的制度，让消费者间接支付成本，以支撑和激励生产者的精神生产活动。其主要办法有两点：一是从税收中提供生产成本，让大学、科研机构得以生产基础科学成果类的公共产品；二是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以非市场机制的报酬系统来换取社会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
关于科学成果的非市场机制的报酬系统，在经济学家那里被称之为优先权（priority）报酬系统。[8]这是一种与优先权有关的各类报酬的奖励制度：首先是科学发现的命名权，即在某项科学成果上以完成该项科学发现的科学家来命名；其次是科学奖金的获得权，即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那里领取奖励科学发明的科学奖金。优先权报酬系统的实质是确立科学发现者拿走的只是“命名”与奖金的报酬，作为这种收益的对价支出，社会获得了对该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及一些学者曾认为，发现权制度不是私人专有财产的知识产权制度，而是一种科技奖励制度。
与科学成果相类似，某些技术成果也往往适用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这即是发明奖励制度。发明是一种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具体而言，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经过实践证明可以应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发明奖励制度通过对发明创造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价，由国家给予奖励，即颁发发明荣誉证书、奖章和奖金。与此相对应的是，发明成果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但任何人可以无偿使用。总体而言，关于技术成果的产权界定有三类情形：（1）单一制的发明专利制度，即技术成果产权私有；（2）单一制的奖励制度，即技术成果产权公有；（3）双轨制的发明专利一奖励制度，即对技术成果产权采取私有与公有两种形式。这里涉及制度选择问题。选择何种制度更为经济，我们可以将其置于一个成本、收益模式中进入考察：制度（1）实行产权私有，使得生产者得以控制信息的外溢效应并得到成本补偿，刺激私人生产知识产品的积极性。但是，获得私有产权的知识产品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在单一制度条件下，就会使得某些技术成果产权归属不明，最终会导致该类技术成果从市场上消失；制度（2）实行产权公有，使信息充分公开并广为使用，在一定时期内使社会支出极小的成本而取得收益。但是，将知识产品当作纯粹的公共产品而由公众自由使用，就会使私人失去生产信息的积极性，最终造成信息供给不足；制度（3）以技术成果产权私有为主，兼采以奖励为对价的公有产权形式，较好地弥补前两者的不足，因此机会成本较小，符合“相对优势定律”的一般原则。[9]同上述的发现权制度一样，狭义的发明权制度，也不宜归属于具有专有权性质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
就主要知识产权而言，概以采取私人产权的形式，即知识产权制度。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赖以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所有人将自己作品、发明创造等公布出来，使公众能看到、了解到，得到其中的专门知识，而公众则承认作者、发明创造者在一定时期内有独占使用、制造其知识产品专有权利。知识产品是公开的（公共产品属性），但知识产权是垄断的（私人产权属性）。西方法学家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社会契约关系，即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同知识产品创造者之间签订的一项特殊契约。[10]按照经济学家的表述是，财产占有人认识到在财产上存在着规模经济，各方即会就组建一个用于承认和保护其产权的政府进行谈判。“一旦他们达成了协议同意建立一个由武力为后盾的政府，每个人就能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安全。哲学家把经过这些协商最终达成的谈判称为‘社会契约’，因为它建立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条款。”[11]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动因，在于“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12]正是农夫能够获得土地作物的财产权，才有诱因促使农夫支付并尽可能节约耕种土地所需要的成本；正是创造者能够取得无形财产的垄断权，才有诱因激励其在知识、信息的生产方面投资。
二、产权交易与知识产权的利用
依照微观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智力创造是一种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样，精神生产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交换，只有经过交换，个人才能获得各类物品的最佳组合，达到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品具有与物质产品同样的商品属性，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这样交易活动应是高效益的价值实现和价值增殖的过程，市场经济中资源（包括知识、信息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依靠交易来实现的。
交易的实质不是物品本身的交换而是产权的交换。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不同于商品所有者的劳动的交换。在商品交换之前，商品所有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13]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交易或者说交换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核心是所有者的权利。权利根据其交换性与否可以分为两类，即可交易的权利与非交易权利。产权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因而是可以交易的。知识产权之所以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其理由有两点：一是产权客体系人们智力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它们虽无外在的物质形态，但有着内在的价值；二是产权本体具有潜在的经济上的利用价值，即给主体在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带来经济利益。产权的可交易性特征告诉我们：要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就必须实现产权的流转，即在流转中产生效益。[14]
知识产权立法的首要目的是界定相关产权，保护信息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要规制产权交易，促进信息的广泛传播与使用。知识产权的这种双重立法目的是相辅相成的。法律经济学曾对信息产权的设定提出过一个悖论。它认为，在信息方面确立产权的每一种方法的显著经济特征，在于这些产权都是垄断权。一般来说，垄断性产业比起竞争性产业缺乏效益。一方面，新信息生产者在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中收回其价值是困难的。通过给予信息的生产者以垄断权，该生产者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去发现新信息。另一方面，垄断者对产品索取高价将阻止该产品使用，消费者可能难以支持费用去充分使用信息，从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益。简而言之，这一问题的困惑在于，“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15]笔者认为，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法律途径是，在保护无形财产权的基础上对这种垄断权利实行必要的限制，在保证生产者独占使用其信息的前提下规制他人以不同的条件利用该信息。上述情形在相关法律上表现为知识产权的利用，其主要制度是授权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和合理使用。
经济的基本知识范文2
论文关键词：交易成本，管理会计本质，交易，制度安排
一、引言
回顾我国管理会计发展轨迹，不难发现，管理会计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遗憾：其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财务会计。翻阅我国有关会计理论研究文献，可知大多集中在财务会计方面，相比之下，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数量来看，管理会计所占的比重很小。正如余恕莲和吴革（2006）所说：“究其原因是基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会计准则和外部审计的制度安排，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对财务会计的关注所引起的社会效应”[①]。其二，管理会计研究重方法轻理论。西方国家自管理会计产生之初，一向重方法轻理论，而我国的管理会计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西方引入至今，其发展路径一直以效仿西方为主，因此管理会计理论方面鲜有著作产生。管理会计本质，作为其理论基石，更是少人问津。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近年来，在管理会计研究上，理论界经常慨叹先进的管理会计思想不能得到推广和普及，实践工作者则抱怨管理会计的可操作性差，有时甚至与企业的管理实践南辕北辙。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在其合著的《管理会计兴衰史》中,深刻地批判了管理会计相关性的遗失，引发会计界的广泛思考[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凸现。人们对管理会计的印象就像一个“万花筒”，囊括所有却又缺少灵魂。究其根源，是管理会计缺乏系统完备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学科将很难承担起指导实践的重任。解决管理会计面临的尴尬境地，关键是要加强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研究管理会计理论，首先应该解决管理会计是什么的问题即管理会计的本质。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管理会计始终注重在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其产生就是管理与会计的结合。行为科学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心理学等都促进了管理会计的发展。正如哈耶克所说：“只要掌握另外认识一个领域的某种抽象原则，并进而了解其相随属性的能力，即使是全然不同的因素，只要具有这些抽象的属性，也能运用同一种思维方式”[2]。 交易成本经济学为管理会计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我国会计学界制度安排，已有多名人士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财务会计学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如伍中信、田昆儒、刘峰和雷光勇等，而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并不多，且大多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应用于某一具体管理会计方法，而将其应用于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鲜有发现。本文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管理会计本质，将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思维模式，为其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推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选择交易成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要是因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从更微观的层面研究企业,将企业视为一种治理结构(Williamson,1996)。管理会计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其作用机理是依据市场和层级体系的建立，通过规则和惯例的制度化，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长此以往，形成组织成员普遍认可的“理所当然”的思维认知，以实现节约交易成本之目标。
二、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现状
1、国外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国外关于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成果大多由专业的管理会计组织，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体上来看，可以将其研究划分为广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和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两类。
第一类广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1981年美国全美会计师协会（NAA）管理会计实务委员会在其公布的《管理会计的定义》中，将管理会计定义为：“管理会计是向管理者提供用于企业内部计划、评价、控制以及确保企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经济管理责任的履行所需财务信息的确认、计量、归集、分配、编报、解释和传递的过程。管理会计还包括编制供诸如股东、债权人、规章制定机构及税务当局等非管理集团使用的财务报表。”1982年，英国成本与管理会计师协会（ICMA）认为除审计之外，会计的其他各个组成部分，包括财务会计和司库，均属于管理会计。由以上可知，称其为广义管理会计，是由于从范围来看，该观点将管理会计视为一个涵盖众多的范畴，财务会计等作为其分支；从服务对象来看，该观点认为管理会计的服务对象不仅局限在企业内部，还包括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第二类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的《基本会计理论》指出：“所谓管理会计，就是运用适当的技术和概念，对经济主体的实际经济数据和预计的经济数据进行处理，以帮助管理人员制定合理的经济目标，并为实现该目标而进行合理决策。”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常设分会——财务和管理会计委员会在1988年4月将管理会计定义为：“管理会计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对管理当局用于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信息（财物的和经营的）进行确认、计量、积累、分析、编报、解释和传输的过程，以确定其资源的利用并对它们承担经管责任。” 1997年，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认为，管理会计是提供价值增值，为企业规划、设计、激励和管理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系统的持续改进过程，通过此过程指导管理行动、激励行为，支持和创造达到组织战略、战术和经营目标所必需的文化价值。
从以上表述可知，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将管理会计视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把管理会计在从属于财务会计的地位提升到了与财务会计并立的地位，但并不包括财务会计。这有利于厘清管理会计的概念边界，更有利于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开展，因此，目前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在管理会计本质研究中是主流观点。
2、国内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国内关于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大体有以李天民（1994）[3]、余绪缨（1999）[4]、胡玉明（2001）[5]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和以孟焰（1997）[6]等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两种观点。
以上对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均是从会计学科的立场出发。因此，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理论界关于管理会计本质的定义就好似一个百宝箱，将大量涌现出来的管理会计新生现象全部堆积于管理会计本质之上，于是现在看来管理会计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杂烩，缺乏理论性、系统性和抽象性。
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界中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的融合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从研究重点来看，主要停留在应用层面，如探索利用管理会计对交易成本进行计量或建立交易成本会计的技术论证。
2、从研究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会计的方法论方面，如将企业的预算管理、转移定价、纵向一体化、企业并购等问题与交易成本相联系，涉及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较少。
3、从研究深度来看，大多范围宽泛，缺乏深入研究。为数不多的关于交易成本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大多起到启发思考的作用，缺少对管理会计理论的深入研究。
三、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回顾
康芒斯[7]最早把交易作为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范畴，定义了交易的内涵：首先交易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制度经济学最小的单位，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都可以在“交易”这个一般化概念下进行讨论；其次认为交易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的权利的出让和取得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权的转移；他认为交易作为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单位，必须含有“冲突、依存与秩序”，即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是一种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断反复和有必然性地发生。他认为不同的具体的交易和在一起便构成了经济研究上的较大单位---“运行的机构”或制度。制度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
科斯[8]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明确提到交易是有成本的，并运用交易成本进行经济分析。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企业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根本原因。同时企业本身会产生交易成本制度安排，诸如行政管理费用、监督缔约者（工人）的费用、传输行政命令的费用等。
威廉姆森在20世纪60年代后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他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研究交易成本，提出影响交易成本的三因素：（1）人的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2）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3）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威廉姆森认为不同治理结构应该与不同的交易类型相匹配，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
四、企业是交易的集合
依据康芒斯对交易的认知，企业可以被看作是交易的集合。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1997）认为由于队生产的存在，企业是一组资源所有者自愿与团队中的个体签订一系列的契约的集合点[9]。契约的签订过程即交易的实现过程。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来看，企业不再是一个简单的 “生产函数”，而是关于交易的治理结构。无论是在企业内部通过层级结构来组织，还是在企业之间通过市场自发地配置，都是交易的不同实现方式。
企业外部交易更显著地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的博弈。如果说内部交易是资源的内部流动，尚在企业的控制治理之中，那么外部交易是资源的流入流出，非企业单方力量所能左右。因此，在双方协商认可的条件下，签订合法合规的契约成为必需。由此可见，外部交易的治理更多的是借助于行政法律的力量来规范[②]。
企业内部交易受层级体系的影响。依据层级结构的设计，内部交易可以划分为垂直交易（上下级部门之间）、平行交易（同级不同部门之间）、斜向交易（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以及网络型交易（网络型组织结构）等。其次，企业内部交易的实现形式多样。有的是以实物形式存在，如产品购销；有的是以非实物形式存在，如新生产技术的推广，职工管理条例的落实等等。再者企业内部交易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色彩。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大型企业，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由业主经营的手工作坊完成，此时的生产活动大多是由市场交易与价值联系在一起。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进步，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发展，企业的活动半径不断扩展,外部交易逐渐内化,内部交易的频率、规模等较之前都有较大变化。
五、企业交易成本的产生
威廉姆森（1985）将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说明其无处不在。交易的发生，必然产生交易成本，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易成本呈不断增加之势。
从理论上看，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假设之一就是有限理性，企业中存在大量不完全合同，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发展，合同的重新修改、制订将带来成本的增加；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承认机会主义的存在，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和利己动机的当事人达成交易将耗费大量的协商、谈判成本；再次，由于企业成员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资源内耗将再所难免，从而造成成本的增加。
从实践上看，之前人们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大多站在会计学科或管理学科立场上，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均最终将其定位于企业价值提升。固然追求价值最大化毋庸置疑。但是过分关注价值创造，却忽略了成本费用的发生。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将生产成本清晰地列示出来，但另外一项重要的交易成本却在人们的眼前溜走或混淆在生产成本之中。在度量美国经济效益费用的一份研究中，Wallis和North（1988）对1970年体制中所作的估算是，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大体上为46.66%--54.71%。交易成本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它在数量上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现代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占净国民生产总值将近50%-60%。而且，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建立新制度和组织的初始成本[10]。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不仅要加强生产成本的控制，同时还应关注交易成本的节约。
六、管理会计是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
企业内部有限理性的交易双方，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和利己冲动，为保证交易的顺利实现，节约交易成本，适当约束机制的建立必不可少。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世界中, 会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现象,而解决经济管理问题只能依靠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企业层级及其对应的行政权威机制的建立、使用和运行(Miller, 1992)[11] 。管理会计内生于企业层级体系,通过层级命令而非价格机制发挥效力。正如John Burns和Robert W.Scapens（2000）[12]所说，企业的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构成组织的“规则( rules)”和“惯例(routines)”。“规则”是指形式上的关于 “事情应该怎样做”的规定，如标准成本制度、预算的设定、内部转移定价制度、绩效评价指标的设定等。规则必然是整齐划一的，要求群体的行动保持一致。以规则为导向的行为是对可用被选方案的明确评价，选择遵守规则是为了避免或减少任何时候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例如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如果缺乏具体的评判指标，将导致评价过程的主观臆断，相伴而生的是旷日持久的谈判、协商成本；握有裁量权者“寻租”行为造成的“租金”成本；不公正评价带来的“偷懒”成本和不满情绪导致的成本等等。经过重复地遵守规则，行为变得程序化，进而形成“默认”的知识储备，这种程序化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即为“惯例”，它代表了整个组织的行为偏好。因此，惯例被定义为“事情实际怎样做”的程序，如成本分配、预算分解、差异分析、存货管理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会计在组织中被强化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的 “理所当然”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制度安排，此时由规则和惯例演化而来的管理会计将成为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
从较长时期来看，企业所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等不可能凝固不变，企业内部交易参与者的知识结构也在不断的更新、扩展之中。管理会计只有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规则和惯例，才能存续、发展下去，这一过程正是管理会计的变迁。而管理会计变迁的内驱力正是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一管理会计本质。以存货管理为例，早期的存货管理大多以生产为导向，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防止缺货带来的损失，盲目扩大存货规模，造成了存货积压，采购成本、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等随之升高，除此之外，存货占用的资金成本，存货技术过时带来的机会成本等亦不容忽视。为了减少上述交易成本的发生，企业后来开始逐渐采用经济批量模型进行存货管理，这一方法较好的控制了企业的采购成本、仓储成本、缺货成本等诸多交易成本。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一种全新的存货管理方法---适时生产（JIT）开始为企业所熟知，JIT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是只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消除各种没有附加价值的动作和程序，彻底消除浪费，即“零浪费”，杜绝浪费任何一点不能产生附加价值的材料、人力、时间、空间、能量和运输等资源。JIT生产方式作为企业的一项制度安排，所体现的正是不断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管理会计本质。
综上所述，诚然管理会计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经济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会计系统只有在能够产生足以弥补其成本的利得的前提下，才能得以继续存在”[③]。管理会计发展至今的历史表明，管理会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本质是必然存在的客观，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进步，管理会计必然围绕着这一本质推进其发展、变迁。
[①]余恕莲、吴革,管理会计的本质、边界及发展,财务与会计[J],2006年3月第6期（总390期）,P68.
[②]鉴于本文主要探讨非法律因素对企业交易行为及管理会计的影响，因此外部交易不作为研究重点。
[③]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邱寒,熊焰韧,李芳译,决策与控制会计[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版,P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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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基本知识范文3
[关键词]自我中心；混沌；潜意识；诗性逻辑；游戏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4-0001-06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指出，现代传媒技术的普及正侵蚀着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界限，“童年”的概念正逐步趋于“消逝”。当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儿童的生活便距自然、游戏、童话与梦想越来越远。走进儿童的精神世界，观照儿童的精神特质，彰显和释放儿童的天性，是现时代捍卫童年文化、回归童年生活、呵护儿童成长的必然要求，更是对儿童的早期教育进行人性化设计以促成儿童和谐成长的逻辑前提。
一、儿童精神的基本特质
儿童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它的自我中心化、整体混沌性、潜意识化、诗性的逻辑以及自由的游戏性展示着完整的童年生活与童年文化。
1、自我中心化
儿童在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倾向。这种自我中心化倾向就是儿童“世界观”的反映。
儿童以自己的感知和动作，乃至情感、想象、观念等为中心，从自己的视角或立场看待和理解周围世界中的一切，他无法从他人的角度去观察、审视和对待外在的人、事、物或者某种观念。在儿童的精神视野里，外部的世界是因他而存在、以他为中心、围绕他而联结着的。自我中心化状态中的儿童常常认为，太阳因他而朝升晚落，月亮也跟着他走，电灯为他而照明，玩具为他所拥有；他能分辨自己的左边和右边，却难以分辨别人的左边和右边；他因饥饿而本能地把食物放入自己的口中，却不能意识到人可能比他更需要；当母亲生病希望他安静时，他依然吵吵闹闹，因为他不能站在母亲的立场了解母亲的痛苦。皮亚杰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3岁半的男孩和姨妈一起去为妈妈买生日礼物，他选择了一辆小汽车，小心地包好，期待着妈妈能喜欢他选的礼物。这个男孩的行为是自我中心的，他没有考虑到妈妈的爱好与自己的爱好并不相同。
儿童的自我中心化并非只是片段性地体现在他的某一个具体行为或某一个偶然产生的观念上，而是弥漫性地渗透于儿童生活的全过程和自我体验的各个细节中。譬如，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具有重复和独白的性质，他们不考虑听者的需要，只是表达自己的幻想或意图，或用以维持和指导自己眼下的行动，甚至只是为了体验言语过程的愉快。儿童最初的道德判断总是把规则看成是绝对的，把成人的权威看作是公正的，他们只能从单一的角度进行价值判断，无法理解道德准则是建立在双方或多方协调和合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儿童对客观物理现象的认知中尚未具备守恒的概念，当看到一个玻璃杯里的水倒入另一个较矮、较胖的杯子里时，他们会认为水变少了，因为他们只能关注单一的维度，不能同时考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维度，他们是借助于简单的、单一的行为去感知事物的。儿童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倾向源于他们不能区分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因而把周围的客观事物纳入自我中心的主观世界，赋予他物以生命和意识。
自我中心化的精神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由“个体化”向“社会化”行进的缓冲阶段，使儿童的发展更加稳定和巩固。自我中心化的世界观置儿童于“万物皆备于我”的生存境界之中，使儿童表现出一种能动性与自主性。它让儿童拥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由天地和独特的内心世界，使儿童的成长由此而获得了呵护自我的“保护层”，使儿童精神免于被成人世界和外界文化强压式地过度侵入，保证儿童安全而踏实地度过漫长的童年。
2、整体混沌性
儿童精神是整体混沌性的存在。对此，福禄贝尔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儿童面前，外部世界“尽管总是由同一些事物按照同一种结构组成，然而对他来说，最初是由迷雾般无形的黑暗和杂乱无章的混沌状态的、甚至儿童本身和外部世界也相互混合的那种虚空构成的”。儿童精神的整体混沌性首先是源于儿童未曾完全分化的心智结构。这种蒙昧的状态是不自觉的、非人为的，表现为一种原始意义上的一体化，即自在的混沌性倾向。儿童发展的连续性意味着儿童精神的主客体分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儿童的精神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持续着这种主客互渗的整体化状态。基于个体精神之感性与理性的二维视角，儿童精神的整体混沌性也就是一种主观感性笼罩客观理性的状态。儿童越是年幼，其思维与动作、逻辑与感知等心智“图式”的分化就越不充分，并直接表现为感性成分以压倒性优势成为支配全部精神的力量，统摄其微弱的理性成分。而那些审美的、幻想的、直觉的、感悟的、模糊的、冲动的、热情的感性成分本身就天然地具有混沌一体的趋向。
儿童精神的整体性进一步表现为儿童精神视野中自我与世界的一体化。儿童带着一种原始性的整体心智系统，以一种整体感知的方式去建构与外界的联系，并实现自我与外界的联结。儿童这种整体感知方式表现为在活动中将所有感官都调动起来，是视觉、听觉、动觉的全身心的投入与释放，是将肢体的运动、身体的姿势、肌肤的触摸、肌肉的张弛等融入其中的整体感觉过程。于是，“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时儿童会深深地向前弯下腰，用手指尖撑着地，从自己的胯腿间去看世界；有时候他张大嘴巴用新奇的眼神看眼前既陌生又熟悉的风景；他们会倒退着走路，仿佛脊背上长出了几百只眼睛”。实际上，儿童在以一种艺术的或审美的方式看世界，身心诸感知觉的统一与联结是艺术通感或审美统觉得以实现的最基本途径。
马克思曾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可以说，儿童的这种与外界联系的感性方式就是人类进化史的积淀，是人类掌握世界最原始的、最根源性的方式，也是儿童最自然、最擅长的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方式中，儿童的身心得以统一，精神得以和谐发展，同时自我与周围世界成为一体。
儿童以整体的精神去整体地感知世界。纷繁复杂的世界统统笼罩于儿童的感觉范围之内，由此而成为一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世界。它们没有自然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领域划分，也没有物理现象与化学现象的学科区别，世界因儿童精神的整体化而归复于原始的统一，并构成儿童完整的生活内涵与范畴，正所谓“万物皆备于我”。
3、潜意识化
相对于显意识而言，潜意识存在于不被主体所意识到的、自发产生的心理活动及行为中。它是不可选择、不可预设的心灵动力或因素，表现为一种直觉的、非逻辑的、感性的主观心理过程。在儿童精神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当显意识因主客体
尚未完全分化而无法成为主导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强大力量时，正是这种原发性的潜意识功能最为活跃的时候。
如弗洛伊德所说，潜伏于儿童心灵深处的潜意识精神是人进化过程中在个体身上存留下的“原始遗产”，是出生时就携带的“种族发育根源的碎片”。荣格也认为，潜意识作为一种群体的、类的、种族的无意识，是儿童一生下来就携带着的远古心灵的痕迹，并伴随个体一生的成长历史。我国学者刘晓东指出：“儿童的年龄越小，他的意识的发育程度也就越低，也就越深地被他自身本能的先验的内容所占据。”这里所谓“本能的先验的东西”无疑就是促成儿童精神潜意识化的生命力量。正如罗大佑那首名叫《童年》的老歌中唱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它不只是勾起人们对过去童年时光的回忆，也是在表达成人对童年潜意识情结的一种缅怀。
潜意识化意味着儿童精神的发生动力首先受制于先天性的潜意识力量。可以说，潜意识的精神力量越是在年幼的儿童那里越是显示出支配性的地位和优势。弗洛伊德将其对于精神之潜意识以及“本我”人格的关注聚焦于人生的早年，无疑是符合个体精神发生发展的事实的。童年期潜意识化的精神让儿童对于世界存在的感知成为一种非理性、非自觉的过程，并通常以一种不能自制的冲动和情绪化的特点直观地表现出来，因此，儿童可以轻易接受情境化的暗示和熏染，却无法被逻辑和道理所说服。氛围暗示、环境陶冶、榜样示范、动之以情比摆事实、讲道理更能为儿童所接受。对于儿童精神潜意识化的解读，反映在蒙台梭利那里就是不自觉的“吸收性心智”，反映在维果茨基那里就是无意识的“自发型”学习，反映在杜威那里就是所谓“低年级的特殊问题当然是要抓住儿童的自然冲动和本能”。
儿童精神的潜意识倾向是个体精神成长不能超越的必经历程。在教育中，尽管不能任由儿童为所欲为，但也不能一味地堵压或抵制儿童潜意识里的需要或冲动，否则，就会导致儿童本真天性的过早萎缩。而且儿童越是年幼，其潜意识的力量就越是一种主导性的精神力量，教育者也就越应顺其天性。正如荣格所说，儿童的潜意识“具有门神的两张面孔：一张脸向后朝着史前时代，朝着未开化的本能世界：另一张脸朝向人未来的命运。无意识可能是一位宝贵的向导，为人指出通向真正目标的道路。这个目标是人真正的归宿，它不会被意识心灵的偏见所歪曲。”
4、诗性逻辑
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世界充满着逻辑；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因此，逻辑是人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儿童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以他自己特有的逻辑展开了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然而，儿童的逻辑却是一种前逻辑，是诗性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逻辑。成人的逻辑是形式化的概念性逻辑，以其抽象性、普遍的规范性和直线型的特征，超越了具体的直观表象和直接的现实性情境的制约和束缚；儿童的逻辑则涂满并跳跃着诗意和浪漫的色彩，是充盈着鲜明而强烈的感性倾向和审美意蕴的诗性逻辑。
在儿童那里，万事万物被赋予了主体的特征，注入了儿童的意识、愿望和情感。儿童借以把握世界的逻辑充满着他强烈的个人感性主义色彩，其中，泛灵主义的拟人化就成为儿童进行逻辑心理活动的惯常手法。在儿童看来，花是活的生命，因为“花是能呼吸的，它的叶子就是它的手，它的枝条是它的身体”；房子也是活的，因为“窗户就是房子的眼睛”；汽车之所以会跑动，是因为它“喝了油，有劲了”。
儿童周围的每一个事物一旦被潜意识地予了他个人感性主义的主体特征，各种事物就从它们共同所拥有的主体特征那里获得了最本源的联系或联结。正是这种联系或联结自然地衍变成为儿童进行判断或推导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依据。于是，儿童会认为一切事物肯定都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或者说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而这种联系或原因肯定是指向人或者就是他自己。儿童的“目的论”“人为论”都体现了这种逻辑信念。在儿童的眼中，山川湖泊是为了人们的游玩而人工制造的，日月星辰是为了人们获得光明而送到天上的，刮风下雨是类似于人的“神仙”或“上帝”的意愿的表达。
儿童尚未具有发达和成熟的理性意识以及抽象概括能力，其诗性逻辑必然表现出直觉性和具象性特征。儿童的“实在论”以及推理上的接近性原理，即表现出儿童逻辑的这一特征。作为自在的“实在论”者，儿童不愿意承认假设的存在。皮亚杰曾拿这样一个问题问儿童：“如果你能摸到太阳，太阳有没有感觉呢?”儿童干脆否定了这一假设：“你肯定摸不到太阳。”再进一步问：“假设你能够摸到的话，太阳有没有感觉呢?”结果他仍然否定：“不能，因为它太高了。”儿童还会认为“现在不是下午，因为我还没有吃午饭(或午睡)”。在这里，“下午”成为他自己私有的象征，而不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
可以说，儿童的诗性逻辑是充盈着、涌动着儿童特有的天真、幻想、憧憬、灵性和自由的。正所谓“与儿童人格结构最接近的不是逻辑学者的心理结构，而是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因此，儿童的世界不会是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和理性的逻辑世界，更不是一个符号化的科学世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是真实而具体的生活世界。当儿童的逻辑成为生命激情、浪漫诗意的一种本真表达，它就应该可以作为克服当今成人社会技术理性的机械、僵化、功利与冷漠的精神通道。
5、游戏性
正如J・沙托所说，“儿童是一个玩耍的精灵，而不是什么的。要是问儿童为什么玩耍，就如同问儿童为什么是儿童一样”。儿童与游戏从来都无法分离。
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游戏是儿童生活的基本内容。在现实中，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儿童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游戏情景之中，或者说儿童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以游戏的形式进行的。然而，游戏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当我们以一种精神的特质来理解儿童游戏，把儿童的游戏看作是儿童生命的一种存在时，我们就会发现儿童的生活处处是游戏，时时有游戏。因为儿童游戏性的精神表达并不只存在于儿童的游戏活动中，而是渗透和贯穿于儿童生活的整个过程，弥散和遍布于儿童生活的所有空间。给花草浇水时，他会口中念念有词：“你口渴了吧，给你喝水”；临睡之前，他总是不忘把心爱的洋娃娃搂在自己的怀中，作出母亲哄孩子睡觉的样子；洗碗时，他常常会给碗盘排起队，却忘记放到水池里去洗刷……这无一不是其游戏精神在不自觉中的流露和展现。
在儿童那里，那种浪漫主义的童话意识，天马行空的奇思怪想，轻松自在的玩笑幽默，泛灵主义的物理观念，荒诞不经的酒神逻辑，毫无掩饰的爱恨情仇，无拘无束的活泼天性，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游戏精神在幼年时期的呈现。游戏精神是一种状态和趋向，一种态度和境界，一种激情与力量，它诚如一根贯穿儿童所有生命活动的主线，从生命的源头一经生成就一直绵延向前，从
不间断，即使个体随身心的日趋成熟而越来越远离了儿童期，游戏精神也不可能彻底地从人类的生活实践中消失。
游戏精神的释放使儿童营造出一个主观自我的梦想世界或自由王国。在游戏的精神世界里，棍可做马，椅可为车，而他自己也可以忘记自己，一切物理的和社会的人、事、物都可超越现实中的约束和羁绊，同时也可返回原来的真实。儿童由此获得了架构自我内在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的桥梁，并可自由穿梭、化入化出。儿童因这一桥梁的存在，保持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连接，不至于自身被动、机械地顺从于外部世界的束缚和压抑，而丧失自己对外部现实的主观能动地把握、控制、确定的权利。正如艺术心理学家德拉库瓦说过的，“儿童的游戏……对于世界是执著也是遁逃；他一方面要征服它，同时又要闪避它；他在这个世界上架起另一个世界来，使自己得到自己有能力的幻觉”。可见，儿童精神的游戏性表达所赢得的是自身对于自我和外界的自由与解放。在现代技术理性文明中。打破唯科学主义把主客观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局限，经营和重建一种不为物役、不被技累的人文状态，实现高技术时代下的人性解放与自由，其实质乃是向童年有灵性的生活和游戏精神的回归。
二、儿童精神的教育启示
凭借其独特的精神特质，儿童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儿童的世界就是一个由游戏、童话、涂鸦、儿歌、梦想所编织起来的人文世界，它自在地焕发着原初的生命激情，涌动着自由的创造冲动，弥漫着诗一样的天真与浪漫。无疑，把儿童精神的特质作为一切早期教育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是实现教育与儿童的文化世界及其成长过程的和谐与融会的必然选择。正如克鲁普斯卡雅说的，儿童教育“应该能够站在儿童的位置上”，而且“站到他们的肺腑里去”。教育对于儿童精神特质及其独特的文化世界的观照，其永恒的意义在于儿童精神作为种族进化和精神进化的历史沉淀，是生发和孕育人类一切精神因子乃至完整精神谱系的根基与渊源，即所谓“儿童是成人之父”：其现实的意义在于儿童精神与童年文化可作为矫治现代技术理性文明之弊病和回归人类精神之人文价值的教育起点，即所谓“儿童是成人之师”，向儿童学习、向儿童回归实在是现代人重拾久违的入文诗意和浪漫，克服成人理性生活的世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文化选择。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教育对儿童精神特质及其独特的文化世界的观照，在越是年幼的儿童那里越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越是年幼的儿童就越是远离由成人的逻辑规则与客观理性所编织起的文化世界，其精神的存在也就越是表现出朴素而自然的人文特质。任何对于儿童精神的淡漠或无视的行为，都极易导致以成人理性为主导的现实文化对于儿童精神及文化的侵蚀和干扰。“教育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儿童当成是儿童而不是成人看待”，这堪称是儿童早期教育的首要命题。在个体受教育的全过程中，越往后越靠近人才的成品，而越往前也就越远离人才的成品，其发展的潜能或倾向也就越是不可预测、不可支配。因此，任何定向化、专业化、功利性的超前训练，都是对于儿童无可限量的多种潜能或倾向的一种扼制或限定。儿童犹如一棵幼芽，其主要任务首先应是当下的率性生长，而不是预先虚拟的结果。那些诸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习xx从孩子抓起”的口号，其教育内涵乃是完整的人类精神的幼年培育。教育的首要职责是培育和释放儿童精神，而决不是运用外力强加给儿童某种纯粹的知识或对儿童进行单一性的技能训练。
照应于儿童精神的特质，教育应该是对于儿童精神的释放和童年文化的激活。顺应和尊重儿童独特的精神与文化世界，儿童教育就是一种生活化及活动性的教育，一种生态化及陶冶性的教育，一种性情化和充满诗意的教育。
1、儿童教育是一种生活化及活动性的教育
生活是真切的生活、经验的生活、现象学的生活。在这里，主观情意世界与客观物理世界，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科学逻辑界限统统为感性而实在的生存体验与实践过程所消解，并归于同一。于是，真正的生活的过程便是儿童精神的解放与施展的过程。儿童教育与儿童生活归为统一，教育融于儿童的生活中，儿童的生活便是教育的过程。当生活成为教育的过程，大自然与大社会便成为早期教育的“活教材”，课堂与书本便不过是生活的“摹本”而已。如果说儿童降生于斯、生存于斯的生活世界是逻辑与概念的科学世界的根基，或者说科学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象，那么这种生活化的教育过程便绝不仅仅是顺应儿童精神的发育水平和发展现状，也是儿童精神走向科学世界或理性世界的必经之路。
儿童教育生活化的表现形式应是其活动性。对于儿童来说，活动是直观的、感性的、动态的。只有在活动中，儿童的身体与冲动、感觉与动作、行为与意识、激情与幻想才能融于一体，也只有活动才是儿童全身心投入的整体感知，乃至儿童主观自我与客观外界的联结与统一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儿童亲自参与的活动便是儿童教育的基本过程与方式。正是在儿童的跳跃与欢唱、嬉戏与表演、涂鸦与手工、言说与倾听中，儿童教育才可勾勒出儿童生活的一幅幅生动画面。可以说。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便是儿童教育与儿童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活动中探索，在游戏中体验，是儿童把握世界和建构自我的基本方式；“玩中学”或“做中学”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原则。无疑，那种剥夺了儿童自由活动的权利与机会而要求儿童静坐或静听的教育必是压抑儿童天性、窒息儿童精神的教育。
2、儿童教育是一种生态化及陶冶性的教育
儿童精神的独特存在让儿童自在地抵达一种主客融合、物我同一的生命境界，并呈现出儿童和世界的一种自然而和谐的一体化状态，即所谓“我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中”。儿童无意识地创造出了他独特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物理的与社会的、自然的与人为的都归于统一的文化系统，而且也只有这样的文化系统才是真正适宜于儿童的天性与精神特质的。为了保障与呵护儿童自然而和谐地生活与成长，顺应儿童精神及文化的一体化以及无意识化特征，从宏观上讲，儿童教育的过程必须协调各方关系以形成开放化、网络式、立体化的教育影响力，为儿童营造一个生态化的成长背景与人文氛围，关注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与组织，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被陶冶、感化或熏染，以实现其人格与性情圆满而完整的发展。
3、儿童教育是一种释放主观性情和充溢诗意的教育
以感性倾向为主导的儿童精神让儿童在处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时不自觉地含有性情化的体验、理解、感悟、象征或隐喻。儿童精神堪称是一种具有浓郁的审美意蕴的艺术精神和诗性精神。儿童精神赋予儿童的生活与文化以独特的人文化取向和性情化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儿童精神的教育过程就是充满童年情趣和诗意体验的过程。可以说，当儿童的那种浪漫主义的童话意识、天马行空的奇思怪想、轻松自在的玩笑幽默、泛灵主义的物理观念、荒诞不经的酒神逻辑、不加掩饰的快意恩仇、无拘无束的活泼天性真正可以在教育过程中自由表达和充分施展时，儿童教育便具备了人文化特质。
经济的基本知识范文4
【关键词】产品成本 企业效益 成本管理 途径
一直以来，成本领先就是所有企业进行市场经营活动的最重要优势和最关键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深入影响，当前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市场信息瞬息万千，企业间经营活动的竞争日益激烈，成本领先作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壮大发展，不断提高的根本与关键，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深化企业的成本管理，改革不合理的、不科学的成本支出与浪费问题，是企业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对于企业的持续经营与积极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深刻把握企业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意义，探究企业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这对当前我国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降低成本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降低成本对企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降低成本是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直接途径。
众所周知，“利润=销售额-成本”，从这个公式不难发现，如果销售额不变，持续的降低成本，将会极大的增加企业的经营利润，扩大公司效益。也可以说成本的降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经济的效益，对于企业的积极经营与壮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市场经济中，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一般情况下，谁拥有良好的成本优势，谁就更具有市场竞争力，更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获得持续的发展。
（二）降低成本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
由于经营实力是衡量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尺度，只有企业的总体经营实力增强，企业才有能力进行扩大规模。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成本，大幅度地增加企业的净利润，在其他费用开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流动资金增多，能够使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能够用于扩建厂房、购置机器、支付工资等，企业的总资产得到增长，这样企业的总体经营实力增强了，使企业具备扩大现有生产规模的能力，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使企业做大做强。
（三）降低成本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同类商品在市场上往往具有众多品种，竞争非常激烈。而我国加入WTO以后，大量国外商品的涌入更加加剧了市场竞争。如何才能使自身的产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呢？除了提高产品的质量外，成本的控制也是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手段。有数据统计，在相同的产品经营活动中，消费者更加亲睐于价格低廉的产品，因为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成本的差异将会极大的压缩产品的销售价格，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尤其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形成较为明显的成本领先优势，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从而有效的提高产品的销售额，增加产品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经营利润。
（四） 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利润最大化。
对于任何的企业的经营活动而言，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持续不断的目标追求，可以说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多的都是围绕着最终的获利而展开的，利润是企业经营的不懈追求，而成本领先，降低成本，减少企业的经营消耗与损耗等措施则是实现这一追求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降低产品成本能够通过扩大产品销量提高企业的利润；降低产品成本还能够树立企业的品牌，为企业形成无形资产。这些都对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降低成本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
通过产品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增强企业自身的凝聚力。企业为了降低产品成本，实现预定的降低产品成本目标，就需要从生产的各个环节入手，加强对各个生产环节的控制与管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积极有效的将相关企业的成本降低计划进行分解，有效的落实到各个工作岗位与工作个人手中，大力培养企业全体员工的成本控制与管理参与意识，积极为降低企业的整体经营活动成本而努力。在实现目标时，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也逐渐加深，把实现整体目标作为自身的任务来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企业为有效地实现整体目标，加强对各部门及个人的管理，从而完善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使企业管理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
二、企业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和建议
（一）科学设计，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产品设计阶段是决定产品成本高低的关键。产品的设计有效的决定了产品的生产状况，决定了产品的相关功能情况，对于整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要求企业首先要不断的坚持技术创新，大力优化产品设计。积极开展产品设计改革，为增产节约开辟广阔的道路。比如，通过积极有效的产品改革，有效的改进产品配方，降低产品的原材料等成本损耗；优化产品的结构设计，增加产品的安全、环保、低能耗生产特征，有效降低产品的相关生产成本。此外在产品的设计与研发过程中，还可以采取采用易生产性设计、节材设计，开发特有产品，降低产品成本。
其次，产品的科学设计还要求企业积极的优化工艺方案，实现工艺标准化。对于企业现有的传统工艺进行大力的改进与完善，要求积极淘汰能耗大、耗时多的工艺设备与工艺方法，积极的优化工艺方案，进行低能耗、高环保、高效益的工艺方案设计，有效降低产品制造成本，积极实现产品生产的工艺标准化，有效的规范企业生产管理行为，从而达到实现企业相关成本与材料损耗降低的目的。
经济的基本知识范文5
关键词：成本控制；经济学分析；企业；实践
在当前实体经济运行乏力的背景下，企业需要在成本控制上下功夫。从现实所反馈的信息中可知，诸多企业通过压缩产能水平和优化销售渠道的方式来进行成本控制，对此笔者表示赞同。但在这里也有一些担忧，即产能水平的压缩意味着在面对经济环境复苏后将难以在短时间内给予恢复，从而在产能上升到适度水平前将产生更大的成本支出。由此，在遵循上述成本控制思路的同时，还应在生产本身中进行成本控制。
业界往往把生产中的成本控制归属于会计核算范畴，然而会计核算这种事后行为，难以为企业建立起事前和事中成本控制效能。特别在针对信息不对称的内部环境和信息不完美的外部环境时，上述传统手段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在经济学视角下进行成本控制优化就非常必要了。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一、传统成本控制所面临困境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惟有建立起全过程的成本控制手段，才能避免因会计核算所带来的困境。这里将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美等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一困境。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困境分析
作为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信息不对称，在这里主要指向生产领域的成本控制监管问题。随着企业内部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在有机分工格局下各岗位之间形成了模块生产模式。同时，在模块生产小组中又存在着更精细的有机分工环节。这样一来，在技术流的不可分性作用下，管理者难以获得员工在产品生产中的成本控制努力程度，从而就促发了监管缺失的现状。在传统会计核算的方法下，对于上述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问题几乎无能为力。为此，建立事中成本控制职能则显得紧迫。
（二）信息不完美导致的困境分析
一般而言，企业管理者较为重视信息不对称对成本控制带来的影响，似乎对信息不完美较为陌生。从概念界定来看，信息不完美现象的发生源于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其表现在企业与外部环境交互之间的不确定风险使然。而这一风险时常出现在产品的销售领域。我国普通商品领域还未形成较为完善的销售渠道，这就使得因人为或客观因素的制约，导致了营销成本被无故抬高。可见，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也只能起到统计数据的作用，而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管控机制来。
二、经济学分析下的困境解析
不难看出，随着经济学分析手段的引入，就拓展了我们对企业成本控制问题的认识。那么如何来应对这些困境呢，则需要针对困境展开解析。这里需要强调，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美现象普遍存在于商业环境中，从而即使在应对措施的构建上也主要在于减少它们的负面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困境解析
在上述分析中可知，客观因素促成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而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员工在生产中的机会主义动机。尽管目前普遍采取计件制，但在大规模合作生产环境下，仍难以发现员工在成本控制中的消极表现。因此，这里需要形成员工利益诉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将外部监管转换为他们的自觉意识。
（二）信息不完美导致的困境解析
相对于企业内控而言，应对信息不完美所形成的成本控制缺失更为艰难。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尴尬的市场地位决定下很难向中间商施加足够的影响。因此，解决这一困境仍需要从企业能够掌握的资源上做文章，即通过内控手段来最大化规避外部因素的干扰。对此，可以把“滚动计划法”引入到资金管控环节，从而在权变管理的思路下来灵活监管。
以上两个方面的困境解析并不意味着传统手段的无效，但需要形成融合态势来进行应用。
三、解析基础上的解决方案实践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解析基础上，解决方案的实践路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构建。
（一）针对产品生产成本控制的措施优化
1.针对班组合理授权。企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班组，班组成员间在有机分工和混成分工形式下，共同完成特定生产任务。在此形态下，企业管理层需要额定生产经费，并在保证生产质量及在财务制度规定下交由班组组长支配。这样一来，就组促成了班组组长对成本控制的关注。
2.针对成员完善绩效。完善绩效的目的在于，激发起班组成员对成本控制的意愿和努力。从而，就需要设计出因成本控制而使得生产经费得到节约，而又如何分配这一剩余经费的问题。事实证明，事先制定出提留比例并公布出来，将显著增强班组成员的成本控制态度。
（二）针对产品销售成本控制的措施优化
1.针对信息不对称方面。在企业职能型组织结构下，针对销售环节的成本控制任务应有销售部门来执行。因此，这里仍可以采取以部门为单位的经费额定措施，进而就把成本控制的压力转嫁到了部门管理者身上了，接下来的工作同上。
2.针对信息不完美方面。信息不完美来自于市场环境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企业管理层在监管市场部门的成本控制工作时，应采取灵活、弹性化的态度。通过分析资金回笼率、同行销售成本均值等参数，来权变管理成本控制工作。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本文主题还可以从其它方面进行，但笔者仍在独特的视角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结论
本文认为，针对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内部环境和信息不完美的外部环境时，上述传统手段则显得无能为力。由此，将经济学思路充实到企业成本控制措施中便显得格外必要。
具体实践路径包括：形成员工利益诉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将外部监管转换为他们的自觉意识；把“滚动计划法”引入到资金管控环节，从而在权变管理的思路下来灵活监管。最后，还可以考虑建立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的契合态势，从而双管齐下来完善企业的成本控制手段。
参考文献：
[1]赵奕凌.物流成本管理与控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
经济的基本知识范文6
本论文探讨了人力资源的资产属性、人力资源成本的经济实质、及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对象及处理措施。
一、人力资源的资产属性
首先，人力资源是企业的资产。人力资源会计与传统会计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力资源会计将人力资源投资视为资产，而传统会计则作为费用。所以谈论人力资源会计，首先就要确认人力资源是否是资产？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以货币计量，预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据此定义，人力资源是企业的资产，因为人力资源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劳动者的这种劳动能力显然是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的；而且，人力资源的成本，即企业投资在人力资源上的招聘费、培训费、保险费、工资及福利费等支出都是能够以货币计量的；还有，人力资源也是企业可以实际控制的，一旦劳动者被企业雇佣，他的劳动力事实上就已经为企业所控制，在劳动契约解除以前，劳动者不能再自由地向他人出售劳动力，特别是正常上班时间，劳动者的时间和所做的事都不能为自己所控制。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以货币计量，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重要经济资源，是企业的重要资产。
其次，人力资源应属企业的无形资产。因为，无形资产是不具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资产，具有无实物形态、用于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而持有、可以在一个以上的会计期间为企业提供经济效益、所提供的未来经济效益具有不确定性等特征。人力资源符合上述定义和特征：人力资产不具备实物形态。人力资产本质上是指员工的服务能力和潜力，这种能力、潜力是没有实物形态的；人力资产是用于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管理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投资的受益期通常在一个会计期间以上，服务期低于一个会计期间的员工的工资等支出一般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不予以资本化；人力资产到底能为企业带来多大的效益是很难估计的，另外，由于人才的流动性大，使人力资产的受益期事实上也很难确定。综上所述，人力资源应属企业的无形资产。
二、人力资源成本的经济实质
马克思指出：“按本文由收集整理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价值，用公式表示是w=c+v+m，如果从这个产品价值减去剩余价值，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上耗去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只是补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商品的成本价格。”在这里，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成本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指的就是商品的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对人力资源成本的把握上，要注意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其基本的经营目标就是向社会提供商品，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同时要以产品的销售收入抵偿自己在商品的生产经营中所支出的各种劳动耗费，并取得盈利。人力资源是一项重要的资源，企业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指主要研究有关人力资源投资支人力资源会计论文出的计量、核算和报告的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源会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目前，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在经济工作中起到愈来愈大的作用。
但二者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二者都是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值、成本、利润等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只是它们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有所不同。二是人力资源成本与一般商品成本有很大区别。一般商品的理论成本由两部分组成：（1）已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c），（2）劳动者为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v），因此，一般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可以概括为：“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自己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所耗费的资金总和”。但人力资源与之不同，它在使用过程中为商品创造了价值，也为自身创造了价值，但其本身不仅不会发生耗费，而且还会增值。综上所述，可以对人力资源成本的经济实质概括为：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为商品创造的价值和为自身创造的价值的货币体现，即企业在取得和使用人力资源过程中所耗费的资金总和
三、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对象及处理方法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对象是指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反映和监督的内容。从理论上讲，也就是人力资源成本包括的内容，即企业为取得和使用人力资源而发生的招聘、录用、教育、培训、医疗、保险、工资、福利和管理等的费用和支出。与其他资产成本的分类相似，人力资源成本包括历史成本和重置成本两种。
1.人力资源历史成本，它是指已经发生的现实成本，伴随着人力资源的获得、拥有、使用、安置和流动，所发生的实际费用，它可以按照历史成本计价原则进行记录和核算，它由三个部分组成：①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特别是在初期，要经常进行人力资源的购入和更替，为此企业所支付的全部价值，构成了人力资源的原始成本；②人力资源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企业在使用人力资源过程中会消耗掉许多费用，即要为其载体支付工资薪金、津贴和各种福利费用，这些构成了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毕业论文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是目前人力资源成本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③为了提高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使他们适应新形式下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企业必须为从业人员支付培
训和继续教育等费用，这些构成了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