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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知识范文1
［关键词］全球化；广告人；素质
加入WTO，本质上是本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而市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广告传播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所有的广告公司与广告人都将逐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因此，WTO实际上是为中国广告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同时也使广告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一个行业的兴衰成败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广告人作为广告行业的主体与核心，担负着行业的重任。当我们以全球化的视角和尺度来审视我国高达近90万人的庞大的广告人队伍时，可以发现其实际的应对能力是不容乐观的。
一、广告从业人员的素质现状
在西方国家广告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广告传播被西方公认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素质，因此广告人受到普遍的尊敬，而且收入颇丰。与世界各国广告人的地位和声誉相比，中国的广告人还没有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造成中国广告人的整体美誉度不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能不承认的一点就是广告人的自身素质是重要原因之一。
1、综合素质不高 与近年来广告公司猛增形成对比的是广告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普遍较低。由于广告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使得进入广告业的门槛很低，一时间泥沙俱涌，鱼龙混杂，滥竽充数者不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告公司很多都处在一种作坊式的运作状态，专业水准低、含量低；一些所谓的广告人，入行前没受过良好的，入行后又缺少专业、正规、长期的培训和教育，这样的广告人和广告业在社会经济文化中的位置是极不相称的。即使是一些大型的广告公司在人才素质上也明显地弱于跨国公司，而且随着跨国公司对本土人才日益强势的争夺，许多优秀人才流向跨国公司，这更加剧了人员素质的差距。
2、缺乏国际广告经验 中国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际广告运作的强烈需求，与中国广告人对国际广告运作经验的严重缺乏，这一矛盾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愈来愈突出。大部分广告公司所经营的都是“进口广告”而不是“出口广告”，换句话说，都是替外国厂商的商品在境内做广告，而很少替国内厂商在外国媒体上刊播广告。大多数广告公司不熟悉国际市场，对跨国企业经营活动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的风俗习惯、教育水平、宗教信仰、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不甚了解，致使其很难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展开广告传播活动。同时，由于出口广告因文化、语言、地域等的差异，在沟通上难度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广告公司与广告人却因为急功近利，自我放弃客户、放弃职能。由此造成我国的出口广告多通过香港的局面。近些年，除了三九集团、海尔集团在美国和法国做过大广告牌之外，我国企业在海外很少有系统、大型的广告传播活动。同样，直到今天，本土广告公司在争取跨国客户方面也几乎乏善可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国公司对各国社会文化因素的高敏感度与高知晓度，其对国际广告运作的经验要远远超过中国广告公司。
3、创新能力薄弱
尽管20余年来，广告人的创意、设计、制作水平和服务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其专业水准的全面性、优质性，尤其是在被视为广告“生命”的创意上，跟境内的跨国公司与国外的广告公司都有明显差距。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我国广告人一边从国外引进的广告、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广告作业模式经营观念，一边进行本土广告的全面运作，在这一单向的传递过程中，如果说作为跟进者，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创意的雷同也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广告人已经超越了以往那种对国际广告知识和经验的被动接受，具备了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此时还在拾人牙慧，就变得不可理喻了。2003年的友芝友乳品广告无论是“健康”的主题，还是“牛奶胡子”的符号（表明牛奶的浓、稠、厚、好）与美国牛奶协会为促进国人的健康而号召人们多喝牛奶的“牛奶胡子”广告如出一辙，即使再怎么“英雄所见略同”，这样的生搬硬套发生在今天也是令人汗颜的。
经济全球化的知识范文2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全球分工日益加深和加剧，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不断完善，并将某些产品的部分生产工序或价值链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安排和布置，为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全球资源、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机遇[1]，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提升其国际竞争力（Ernst and Kim，2002；Schmitz，2004；Giuliani，Pietrobello ，Rabellotti，2005），达成其国际化成长的梦想。一些学者（Lazzarini，Chaddad，Cook，2000）将全球生产和价值链体系称为“网络链”。但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并非不区分区域差异而机会均等，跨国企业将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安排在国内，其他相关环节则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或竞争优势进行安排布置。我国由于改革开放较晚，中小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业为主，缺乏对核心和关键技术的掌握，进入国际市场的信息缺少和渠道有限，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常常受到主导企业的牵制，自我创造力不足，因此向全球市场拓展机会较少。同时，我国中小制造企业仍主要被定位于GVC的低端环节，所提品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偏低，在全球市场中主要依靠低价格进行竞争[2]，这进一步制约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3]，如何突破“低端锁定”和“悲惨增长”的困境，成为当前特定情境下我国外贸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4]。即使有机会全球突围并成为了国际企业的中小企业，也难以在全球市场长期生存并做强做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必须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及其相关知识，知识学习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序列模式的重要决策因素，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就是不断获取和积累知识的过程[5]。因此，关于中小企业通过借助全球分工的历史机遇，主动寻求全球价值链的纵向和横向关联，积极开展知识学习，积累知识资源，利用创新资源，加以吸收和创新整合，从而实现中小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增强其国际化成长能力等的相关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知识学习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机制及相关假设，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全球分工背景下知识学习影响因素及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影响度，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知识学习提供了知识池
企业的知识是企业获得持续的国际化竞争优势的源泉（Grant，1996）。全球分工加速了价值链的整合，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不同企业和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协同（Tallman，Fladmore-Lindquist，2002；Sam Palmisano，2006），是企业早期国际化的推动者（Kiss，Danis，2008）。在全球分工体系下，知识资源嵌入全球分工所形成的价值链互动网络中，并在网络中相关主体及其关联机制作用下，激活分布在网络中、嵌入网络内的累积性知识资源，加强不同区域间、不同产业间、不同企业间的多种形式的互动链接，促进知识的有序、有效扩散和转移。同时，中小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其拥有的经营资源有限，全球价值链为不同工序、不同区域间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合作和学习机会，凭借全球价值链网络以整合外部知识资源，丰富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构建了国际化竞争优势。根据知识的流向，可把知识流动定义简化为从知识源到知识接受者间的转移过程，即在一定的情境中，知识从源单元到接收单元的传播或者转移的过程，由于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源单元与接收单元可以互换角色。全球价值链就是一个全球知识流动平台，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提供了较好的知识源单元，通过全球价值链的联系，更容易促进价值链上下环节间的中小企业的“无摩擦”对接，知识的无缝连接。从全球价值链中知识源的角度看，知识流动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中小企业内部的知识流动，以及中小企业所在区域构建的模块型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可以概括为中小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如部门内部和研究开发部门生产制造部门、供应和销售部门之间对知识的共享和转移，以及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企业与外部的知识流动，包括中小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或其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知识流动。以上两方面的知识流动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同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基于合作和互动的频繁性、经常性，可以深化价值链内企业间互动和信任，有利于价值链形成“知识池”。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1：全球价值链内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提供了知识库，价值链内知识源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1a：全球价值链内中小企业内部组织间的知识流动正向显著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1b：全球价值链内中小企业间的有效的知识流动正向显著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二）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知识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又非等级制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特的网络经济型组织模式，有利于形成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分享环境和机制，主要表现在，第一，节约了知识交易成本。跨国公司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的重要驱动力。跨国公司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东道国的中小企业，由此，相应的知识、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也随之流向东道国中小企业[6]。另外，跨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的产品，是知识溢出的重要介质，有利于东道国中小国际化成长中模仿创新，带动中小企业的知识学习，推动中小企业产品创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企业中的人员流动和交流，也为中小企业创造了知识学习的机会，只要在东道国有生产合作、人员流动和商品贸易，就存在知识的溢出。由于同处一个价值链，承接跨国公司的生产安排，价值链邻近环节的相关企业也会相互沟通、切磋和互动，经过横向和纵向的长期合作，有利于减少国际市场知识获取和取得的交易成本（Uzzi，Lancaster，2004）。第二，提高了学习效率。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相互关联的中小企业，围绕同一产品形成一个生产体系，由于组织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和认知邻近性，上下游企业间为确保产品质量和数量，以及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它们通过资源共享、技术转移和外溢等进行生产协同、组织协调和知识共享，同一环节企业之间的国际化成长相关知识和经验，不再是秘密，而是公开的。由于技术和知识的差异性，同一价值链内的企业，存在“拉拨效应”，通过价值链环节的频繁的交流和知识溢出，促进更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交换，提高中小企业整体的学习效率，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所在价值链的知识创新，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2：全球分工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知识共享环境，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2a：全球价值链作用下节约了学习成本，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2b：全球价值链作用下提高了中小学习效率，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三）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学习提供了中介组织
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型活动的全部主体（Sturgeon，et al.，2001），由于高度专业分工，存在着大量的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种类繁多，有利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和信息扩散，节约了交易成本。
知识学习资源分布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位置，中小企业在参与全球分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介组织对中小企业国家化成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左右。Howells（2006）指出，中介组织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知识，具有诊断和预测、信息搜索和筛选、知识处理和整合、守门把关和连接、鉴定等10个作用。中介机构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搭建了各种平台，促进国外市场知识向价值链渗透，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相互学习，也可以孵化国外市场知识，为学习和积累知识的双方建立外部对话平台。
同时，中介组织既可以反映供应商的知识和信息，又可以反映购买商的国际市场信息，为处于中间环节的中小企业生产和学习提供指导，而且有的中介组织就是专门负责技术咨询和知识服务的，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重要的知识源。中介组织通过自己的技术网络和研究，从不同层面对显性知识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国外的交流和合作，传播隐性知识，譬如，国际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经销商等，既反映了市场信息，也反映了生产技术信息，这些都有助于中小企业知识学习和资源共享。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3：全球价值链有益于中介组织的诞生，中介组织促进了全球分工体系企业间知识的交流与互动，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3a：全球价值链下的中介组织搭建了中小企业交流平台，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3b：全球价值链内中介组织能提供丰富的知识学习资源，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四）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知识学习构建了知识学习通道
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全球网络中的龙头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是中小企业实现创新升级的重要知识源[7]，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一个强有力的知识携带网络，能够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提供相关技术和市场知识（Yang ，2006），全球价值链是对分散在全球的地方生产网络进行整合后形成的知识通道（文蟾等，2005），为企业间相互学习提供了知识通道。第一，一个区域内总存在着国际化成长的先行企业，它与后发企业要么存在合作或竞争的关系，这都能为后发企业带来国际化成长的显性或隐性知识，减少中小企业国际知识的学习成本。先行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中，通过多种渠道较早学习和掌握特定市场的先前的国际化经验和知识，并与国际市场建立了的国际市场网络关系，通过与中间机构、国外市场或合作企业的联系，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学习到特定市场知识和经验知识，逐步构成了“开展国际业务学习反馈学习创新开展新业务过程”等知识学习循环活动。先行企业国际化知识，对处于同一地区的中小企业来讲，可以减少邻近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加速国际化成长的过程。第二，全球价值链的先行企业可以丰富本地国际化知识。先行企业国际化成长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网络之中，处于同一区域的价值链上的企业存在较强的多维邻近性，它们通过产业内部存在长期的横向和纵向上的关联，对区域内进行知识的溢出，尤其是全球化较高的多国企业，不仅包括市场、管理、技术、营销等知识，还包括不同的国际市场的信息和知识，有利于提升本地中小企业或集群中小企业的产品国际化竞争力，由于本地也存在价值链关联，产品的生产环节必然带动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联动，并不自觉地带动所在区域国际化知识的积累。区域内价值链内其他企业在学习中通过结合自身实际，消化、整合和创新并加以利用，也会在区域内反复进行回流、循环，这也有助于本地国际化知识的提升。第三，全球价值链先行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集体学习。集体学习是指相邻空间中的行动者行动、劳动力流动、供应商及客商互动以及面对面交流等活动，先行企业的知识创新，必然带动价值链的集体学习和价值链整体知识的提升，有助于产业的知识学习和产业创新，增强产业的国际化竞争力。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4：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信息通道，有利于国际化知识的流动，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4a：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化先行企业的知识溢出，降低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学习成本，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4b：全球价值链下丰富了中小企业间的知识域，有利于形成国际知识场，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4c：全球价值链下先行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集体学习，提高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五）全球价值链提高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在全球化竞争的市场上，创新意味着创造或改进产品和过程[8]。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快速变革的今天，中小企业由于资源有限性不可能依靠单打独斗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生成是以企业现有技术为基础，内外部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9]，中小企业嵌入全球网络，全球价值链网络为中小企业编织了一个多样化异质性知识流动的个体网络，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向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各种最新产品的相关知识，为保证产品质量，以及规定的交货期限，跨国公司通过生产手册、产品规程甚至派往技术人员进行知识的传递，中小企业通过学习，改进自我的技术知识结构，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资源，提高自我的创新能力[10]。同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了持续创新，中小企业通过创建新的利基市场，提高自己的国际化竞争力（Brok，Evans，1989），并以国内市场和国内研发为起点，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国际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分工体系对国际市场的反应异常敏捷，中小企业可以有效把握同行最新生产的产品及所适用的工艺，这些信息和知识总是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外溢出来，就像弥漫在本地的空气，并通过逆向工程的研究和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创新，内化为企业自身价值，提高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和获得较高附加价值，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
H5：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创新力，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
H5a：全球价值链下中小企业具有生产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知识，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H5b：全球价值链下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反应和创新能力，正向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二、数据与变量测度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采取调查问卷方式收集相关数据，发放对象是具有国际化业务且参与了全球分工的中小企业。样本主要以浙江和广州等国际化中小企业发达地区中所调查中小企业为主，行业主要涵盖纺织、农林牧渔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制造业、电子信息、计算机和软件业、化学纤维等。采取随机抽样，通过实地走访、通过校友、同学以及E-mail等方式发放问卷，时间为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本文发放问卷252份，回收问卷223份，回收有效问卷185份，问卷的有效率为82.9%。主要以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概况非常了解的资深员工，能够对本研究所调查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二）变量与测度
全球分工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影响，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和调研问卷，本文将企业能够了解行业内国内外知识学习资源的最新进展；企业能够将国内外先进技术知识或科研成果投入商业化运营；企业在价值链中能获得国际化成长的技术和知识；企业在价值链中通过知识学习能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熟悉东道国的政策、金融、法律等的知识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定义为知识学习对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贡献绩效，并将此定义为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
本文将全球分工下形成的中小企业内部组织间的知识流动；中小企业间的有效的知识流动；节约了中小企业国际知识学习的成本；提高了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效率；搭建了中小企业交流平台；中介组织搭建了知识学习交流平台；国际化先行企业的知识溢出；丰富了中小企业间的知识域；先行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集体学习；中小企业具有生产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知识；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反应和创新能力等这11个方面定义为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在回归分析表中依次以D11、D12、D21、D22、D31、D32、D41、D42、D43、D51、D52）。
三、实证分析
（一）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的目的在于衡量测量结果稳定性或一致性。在量表正式测试前，由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以及湖南省内12位专家开发的量表进行了评测，并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对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完善，然后实施了预调查，对相关表述和条款进行了改进。本文采用Cronbach's ?幌凳?来检验信度。信度系数的值越大，则测量的可信度也就越大。各变量的Cronbach’s ?恢刀季?大于0.7，这说明本问卷设计在内容一致上的可信度良好（见表1）。
根据Bartlett球体检验，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进行KMO值判断，当KMO在0.5～0.6之间时是能够接受的，当KMO在0.6～0.7之间时是可以接受的；当KMO在0.7～0.8之间时是相当好；当KMO在0.8～0.9之间时是非常好。由SPSS20.0数据统计软件分析，KMO值都为0.6以上，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
（二）统计描述及变量的关联度
首先，分析F值和调整的确定系数R2，若F值对应的Sig.值是0.000
运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本文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见下页表4）。
由下页表4可以看出，调整的确定系数R2为0.405，F值为10.716，达到了较显著的水平，这表示11个预测变量共可解释“贡献绩效”变量40.5%的变异量。常数项t值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均大于0.05，这说明其和0没有显著性差异，不可出现在回归方程中。从回归分析表中可以看出，11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大于0，这说明各个自变量对贡献绩效即对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本文所提出的假设相符。通过以上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如下标准回归方程（Y为贡献绩效即知识学习对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作用；X1～X11依次为D11～D52的自变量），见式（1）：
Y=0.216X1+0.344X2+0.292X3+0.026X4+0.389X5+0.364X6+
0.137X7+0.046X8+0.139X9+0.354 X10+0.065 X11 （1）
从以上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之前所提出的11个假设得到了验证，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形成了知识池、中介组织搭建了知识学习交流平台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起到了最大的作用，而知识合作共享机制提高了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效率对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所起的作用较小，创新能力还不强。
结论及建议
经济全球化的知识范文3
现在，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众说纷纭，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依然谨慎。我认为，这次复苏将会是一个较长曲折的过程。首先，从金融本身看，巨大的泡沫没有彻底化解，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比年初估计的规模翻了一番，大量中小银行不良资产有待清理，金融体系不排除出现新的局部动荡。其次，从各市场主体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居民受资产泡沫破裂影响，深陷债务困境，加之失业率上升、预期收入下降，国际市场消费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量企业因实体经济继续衰退而倒闭，各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大多在实体经济外循环，中小企业融资仍很困难。全球总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新经济增长点有待培育。很多国家的政府应对之策已用到极限，财政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不大。第三，更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经济正常运行机制，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改革现行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这必然触及各方利益，对其中难度应有充分的估计。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外需急剧收缩，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明显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压力增大。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出台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鼓励居民消费，培育家电、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汽车销售量已连续5个月居世界第一位；制定了若干重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促进结构调整；加强改善民生的投入，今明两年投资4000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后3年政府投资8500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稳定出口市场，尽可能减少外需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稳定外需短期内难见大的成效，内需扩张还无法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缺乏为农民和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回升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从全球和中国的情况看，危机总体趋稳，世界经济正处于低位震荡的时期。为了避免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和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覆辙，防止刚出现的复苏嫩芽夭折，国际社会应该凝聚共识，稳定并继续推进前一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当然，对可能预后不怠的政策，如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审慎和节制地使用。我相信，应对危机的政策将是今后两天交流的主要议题。
这场危机暴露出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矛盾。随着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将突破旧有的秩序和格局，传统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都会面临新的变化。这就需要立足当前，着眼于解决后危机时代更为复杂的中长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标本兼治之策，从根本上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推动形成和谐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智库同仁研究思考。
第一。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今年G20峰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形成了一些共识，现在的关键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落到实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推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制定普遍接受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对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跟踪、监测和及时的干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向稳定、可预期、多元化方向改革。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动，“你的货币”容易成为“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储备货币币值稳定，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风险必要的监督，对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约束，促其币值稳定。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在东亚地区，应当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二，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危机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储蓄与消费关系的失调。美国多年经常保持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居民大量借贷，寅吃卯粮，这种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易受金融风险的冲击。这种全球“消费―储蓄”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各国经济实力、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的影响，改变这种模式绝非一年半载就可能实现。当前，可以从发挥各自优势、调整贸易结构人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补、互赢，逐步促进消费储蓄结构的调整。
第三。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全球市场萎缩、就业下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种做法既损人也不利己，反而加剧了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危机以来，全球反倾销总数同比增长了40％。虽然危机中出现了“去全球化”的声音，但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各经济体对市场的管制应当坚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并接受各方面监督；在对外资进入的审查中，应当避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并购等市场行为的干预；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严格限制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垄断经营。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谈判授权，坚持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和模式，灵活务实地解决遗留问题，推动谈判早日达成协议。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可能烟消云散，甚至出现逆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发达国家应当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恪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减债承诺，避免因金融危机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
第四，推进经济绿色复苏。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应当慷慨地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使之尽快实用化、商业化，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发展中国家要解决面临的困难，很可能在复
苏中重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复苏，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社会应当在共享先进的绿色技术方面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为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应当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长期、有效和持续实施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当然，实现绿色复苏从根本上讲要靠“长期投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包括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的投入，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这种投资有别于短期的金融投机，是实现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和增长所必需。
纵观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背后，往往都活跃着一批智者的身影。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为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正确的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研判与谋划。各国智库是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汇聚了各学科、各领域的知识精英。目前全球共有智库5000多家，在解决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焦点等问题上，都贡献出了宝贵的智慧。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智库，在改革和发展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政策建议，部分机构和专家直接参与了政策研究制定。近年来，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的交流日益广泛，合作更为务实，共同语言日渐增多。特别是本次峰会，使我们有机会分享来自全球智库同仁的有益经验。我相信，这对于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对决策者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智库应当发挥知识高度密集、善于运筹谋划的优势，加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在引领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实现绿色复苏中发挥更大作用。
首先。应对金融危机需要智库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出危机解决方案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各经济体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受到的伤害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智库对危机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在防止危机深化、防范“次生灾害”等方面，形成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以尽可能缩短危机持续的时间。
第二，科学制定公共政策要求智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代社会的公共决策越来越趋向理性和科学，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提高智库对决策的参与度。智库应当开展公正独立、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同时，智库应主动加强同政府、企业、公众的联系与沟通，搭建畅通互动平台，争取获得决策者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
第三，智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政府间对话与交流。这次危机治理的过程表明，没有全球有效的政策协调，就不可能带来全球有效的复苏。除应对金融危机以外，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进行广泛的政策对话。各国智库应当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国际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与沟通，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将有助于政府间的政策协调，为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知识范文4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国际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走势。一些学者以经济全球化损害多数国家和民众利益为由，断言经济全球化将会出现逆转。而主流观点认为，只要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发展将是可持续的。
历程和前景：发展动力大于阻力
从历史上看，近2000年来世界出现过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通过建立交通网络、形成共同的语言、法律和货币等，促进了从英国到中东贸易的发展；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出现在500年前，哥伦布等航海家开拓海上通道，推进了欧洲、美洲及东亚地区的贸易。这些贸易后来为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在此期间，因一些欧洲国家内部出现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势头受挫，经济全球化一度陷入低潮；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增长，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被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政府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赢的理念，开放政策对国际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产生重要作用。科技发达和资本充足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中心，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成为其。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劳动力等从“中心”流向“”，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流向“中心”。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发生，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并出现倒退；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
与前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相比，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第一，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超过20%，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比例为21%，而19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及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正在空前扩大；第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中心”与“”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换回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技术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十九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巨大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经济体输入资本；第三，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购买政府债券等少数领域；而现在的投资者拥有涉及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第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的水平。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过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浪潮不会出现逆转，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实行开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因素。科技进步的直接结果是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以及通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进一步降低运输和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了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战结束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持续发展，多边贸易谈判多次达成协议取得进展，较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近15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从1980年代30%降至目前10%；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直接结果是人口众多的东亚和南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是通往繁荣的道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参考的发展范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正遭遇不少阻力，主要体现在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选民的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增大，其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俄罗斯及一些拉美国家实施经济国有化举措；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次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而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贸协定谈判；三是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将使所有国家和群体都得到好处，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及群体并没有受惠，他们的态度对全球化发展不利。总的看，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仍不会重蹈倒退的覆辙。
影响和问题：利益不均
从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正对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据世行统计，1980年以来，全球人均收入增长近1倍；1990年以来，世界有4.5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丰厚利润，出口扩大，生产率提高，消费物价降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价格计算，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每年GDP增加约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至5000美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大，美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为25%，支持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机会。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国创造600万个就业机会。近几年，美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数千亿美元资金，以弥补其“双赤字”。除老牌跨国公司外，许多西方中小企业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大发展的机会。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成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据世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2000年的3.4%提高到2005年的6.6%，其中东亚和南亚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分别从8.5%、5.4%提高到9%、8.1%。不少国家还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产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其跨国公司也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如韩国1960年代仍是个穷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其经济快速增长，目前韩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行列。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都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及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于困境，工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美国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几百万，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和IT业务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作岗位及工资水平受到影响。据预测，发达国家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3年的150万个增至2008年的410万个，其中美国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56.5万个增至120万个；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挑战，特别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较弱和自然资源缺乏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受到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即使较成功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东亚和南亚国家，其国内两极分化也在加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不利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保及失业救济等机制来缓解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此类社保体系，缺乏规避和减轻风险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发言权很小，无力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内部原有贫富差距拉大，不少中产阶层沦为新的贫困阶层。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的业主、高管等是经济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区的企业主和工人却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能够适时融入经济全球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其经济快速增长。而拉美、东欧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非洲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绝对贫困人口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新世纪初的47%。
原因和症结：
不是来自经济全球化本身，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诸多问题，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支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其总体设计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缺乏有效的管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危害其民主进程。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不同步，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协调力度，但世界却仍缺少能够进行高效、民主协调的机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发达国家缺乏有效调整机制，而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缓冲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趋于失灵，给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
经济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物质价值高于其他价值，忽视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出路和对策：标本兼治
从全球范围、长远角度进行谋划，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制定综合性方案。
改革全球治理体制。从全球层面上看，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存在单边主义倾向、国际经济机构“民主赤字”、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代表性等问题。要让经济全球化的益处得到更广泛和公平的分享，须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改革经济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强国际机构自身的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的能力，加强国际法规的实施。通过签订全球社会发展协议等，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
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相关政策和机制。为更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应通过加强国内教育、培训等方法提高国内工人素质和竞争能力，而不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阻挡外国竞争。应更多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国内输家，对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如资助工人再培训，为非熟练劳动力提供工资补贴和教育经费等。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不仅影响数以千百万计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还将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目前，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发展理念主要有两种，一是突出自由市场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二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综合发展理念”。西方国家在拉美等地区推行“华盛顿共识”，但效果不佳，原因是它过于弱化政府的作用，极端倡导私有化，强调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过分强调GDP增长，忽视经济和社会公平性。东亚国家采取“综合发展理念”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发展理念”主张市场、政府、个人和社区协调发展，值得借鉴：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教育和就业政策需要考虑如何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同时要加强社区建设。
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强公平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处地位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际贸易协议充满了不平等的内容，没有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世贸组织应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原则的法律框架。实施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助于保证多数国家从贸易中得到好处，确保更公平地分享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措施保证社会最低层工资得到增长。只有在这些改革措施到位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才会真正使全球多数人受益。
改革国际储备体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特别是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并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其回报率很低，无法用来支付国内有巨大资金需求的项目。在交易过程中美国银行收取交易费，又使发展中国家蒙受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使其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公正性的承诺，并支持全球减贫事业。
促进资源的合理和有效使用。丰富的资源本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却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西方国家过于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其追求短期利益的政策考虑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资源富集的发展中国家自身找原因，一是经济上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资源容易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三是资源行业的繁荣容易造成其他行业的萧条。为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使用，国际社会应制定共同行动计划，包括积极参与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健全产品认证制度，保护合法生产的资源物品，切断非法生产的资源物品的销售市场，增加资金援助，开采自然资源应限制环境污染。
改革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带来垄断和不公平。知识产权建立在知识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从中无成本受益。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垄断集团追求最大利润，将多数人排除在外。二是压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意味着应自由获取知识，但现行知识产权体制旨在限制对知识的使用，增加使用知识的成本。由于知识产权和专利压制知识的传播和使用，延缓了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再创新的研发活动。因此，应建立公平的知识产权体制，全面考虑对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实现垄断成本和创新收益间的平衡，激励创新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还应设计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体制。
促使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积极作用。为减少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应加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感，改进公司治理，通过规范竞争行为等限制其权力，通过法制和监管减少腐败。
经济全球化的知识范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是依赖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实也不尽然是如此，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倡导并推进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利用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权，以实现国家利益极大化的目标。 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要客观全面，毕竟经济全球化这种制度在全球已经运行了两个世纪，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风险与动荡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的机会。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开放性。这主要体现在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在世界范围的涌动日益广泛，已不可逆转。高科技和信息网络化，也支持了经济全球化的这种高度流动性。
2.高度的渗透性和高度的互补性。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文化等将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渗透，资本、知识、资源等也将在全球市场流动并趋向合理配置。这有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知识、资源等上的互补，从而有助于全球化问题的缓解以及全球性行动的协调，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高度的集约性和高度的垄断性。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上。跨国公司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几乎涉及世界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而且大约控制了世界上 80% 的新技术、新工艺专利，70% 的国际直接投资，60% 的世界贸易。
4.高度的依赖性和高度的异步性。这主要体现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资源的依赖性增强。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可以有选择地输出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设备，甚至直接将物质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强化其对输出资本的控制，从而形成不对称的依赖性。
5.高度的风险性。这主要体现在资本、技术、管理的快速流动和思想、文化的渗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程度不一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等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开放战略是成功的。可是鉴于全球化经济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风险与动荡，为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目标，中国政府采取如下几策略：
1.立足国本，面向世界：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努力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努力推进建立公正、合理、持续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
2.营造经济发展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快实施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结构合理，基础稳健国民经济，并操持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对内，即设计稳健的产业结构，清除经济泡沫，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外，即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债务规模，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和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倡导世界各国提高国际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建议各国货币当局彼此间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管信息系统。
3.坚持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力推进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就应当适时收回，让市场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力度，促使政府的角度由直接引导改变为间接诱导型转化。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加强民主监管机制， 防止和克服出现官商不分和政治腐败现象，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公平。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物质文明的程度，推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步伐，使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4.循序渐进地扩大对外开放，注意提高防范和抵御各种风险能力。要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作用，规避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当前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远去，因此只有增加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既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要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5.坚持以“人”以本，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把人作为社会发展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在力开发人力资源，走“人才兴国”之路，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达到长治久安，这是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的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和运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和文明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2.
经济全球化的知识范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变革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西方学者西奥多·莱维特提出来的，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经济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民族国家和信息科技前所未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就要求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际经济法变革的几大动力
(一)国家
国家是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者，在当今它仍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要求尽量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这就使国家行使的范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某些在传统上一贯被认为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事项进入了统一的国际经济法规则调整的范围。例如GATI和WTO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谈判来降低关税并约束关税，这无疑就是一种国家经济的让渡。其次，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扩大，将越来越多的各国国内政策纳入其视野。WTO协定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就是国际经济条约调整各国国内政策的表现。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凸显起来。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确在向市场让步，适当放松了其对国际商业交往的管制。但是，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如果缺乏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资本的扩张不一定能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相反地，会使财富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不利于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因此，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探求建立某种有效的调节机制，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还应当意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也不同。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会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
(二)商人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商人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跨国公司。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那么商人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商人会冲破各种限制，将价值规律推向全国，进而也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商人可以编撰统一的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普遍运用和政府的承认；另一方面，商人还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创设他们所需要的法律规则。为了保障他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影响国家赋予其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进一步放松对商品、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并对本国商人的海外利益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要求本国政府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以限制。
(三)非政府组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了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转三、国际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尤其是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的国际经济法，必须作出相应的回应，有新的发展。
(一)国际经济规则统一的进程不断加快
经济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跨国经济交易的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规则，特别是推动世界范围内规则的统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首先，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主体的商人(尤其是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机构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惯例。国际商会近几十年来，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人们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化，成为统一的商事惯例，来便利商人们所从事的跨国交易。
其次，各国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一些国家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规范，也推动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
最后，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还借助于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体系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弱化
规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部分法律规范在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其原因主要是：(1)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要求市场规律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事实上是各国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2)各国政府认为扩大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总体上是有益于本国的发展的。
(三)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加激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财富在大量增加，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大为加速。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而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0倍。由此可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只有最终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经济全球化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环境下发展o
(四)电子商务对国际经济法的挑战
电子商务就是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直接进行交易，从洽谈、签约、交货到付款均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新的交易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法律问题，由电子商务所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均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因此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