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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计划范文1
【关键词】考古学；马衡；李济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虽已平息，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史学传统依旧缺乏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西方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现以马衡、李济为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技术层面，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马衡生于1880年，幼时从业瀚受学。岳父叶澄衷曾资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书法、骑术等研究会的导师。同年秋，为史学系三年级讲授金石课程，这也是该系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①1922年2月，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议升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马衡获悉后，迅速至新郑调查出土古物地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马衡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来发掘经过，“先后开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划定范围，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四丈五尺，层层发掘，至三丈深，见有墓穴作椭圆形，上易明砂，中有残骸残玉，穴外环列各器。”②马衡到达新郑时，发掘己经结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旧坑北面新开一坑。马衡根据他人所言绘一《新郑县发掘古器物图》，大致标明发掘坑、墓穴、骸骨及遗物的位置。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详细报告了新郑铜器发现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制作材料，并绘制了图纸，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马衡偕同傅振伦、常惠等人，以《水经注》及顺治、乾隆年间的《易水传》为线索对燕下都作了实地调查，并于1930年组成“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姥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③经过一个月的发掘之后，由于“东陵盗墓案”的发生以及时局的不稳，发掘工作遂告结束。
马衡从1919年任职北大以来，积极筹划各种考古事宜，不过，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发掘。综观马衡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会发现马衡非常重视实地发掘，虽然他仅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马衡注意的是地点与器物出土情形，知现在的出土地点便可推知古代何时曾称作何地。马衡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发掘还可以观察出土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风俗制度。在数次考古调查中，马衡都很注意这一工作。当他参观朝鲜乐浪古墓发掘时，特意绘制了一幅棺椁布局图。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显受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的启发。
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活动的负责人，“虽然，马衡缺少现代考古学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步伐。不过民国以来的多数考古发掘，都与金石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也是如此。到李济主持安阳发掘时，“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张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因为这次发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正如陈淳所说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④殷墟发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过作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恐怕还要追溯到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1925年李济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考古学课程，并于1926年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合作，对山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阶段。李济把山西作为考古发掘的首选，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济到达山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发掘地点定在西阴村，除了这一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这些都表明李济在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鲜明地定格在史学范畴上，在学术定位上将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李济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节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⑤
关于李济这次发掘方法的得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这是国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创新之处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个坑分八“方”，分成两排，后面一排四个面积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学采用严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还是采用探沟法，同时李济在发掘中还在各个探方中保留了关键柱，这也是一大创举。其次，采取了“披葱式”方法，即水平层位法来开展发掘工作，第三，李济用“三点记载法”，详细记载了出土物的情况，并用“层叠法”来记录常见的遗物，在当时都应该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图、地层图的绘制则是由参加过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来完成。李济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虽然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细节。当时的考古分析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他的分类只是中国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类型学。李济在“西阴村所实践的考古学方法也不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范例，也不是即将取代近代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但总的看来，“李济的发掘是相当科学，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掘的较高水平。”
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对于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是以他在西阴村的发掘方法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首先，李济对殷墟的陶器进行研究，写成了《殷墟陶器初论》一文。此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遗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过去金石学的巢窠，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学中固有名称，结合功能原则，对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定名，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体现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3、从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与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年代学的探索。⑥不过李济的陶器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比如说，他主张从甲骨文以及后来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来确定陶器的名称，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与铜器比较，由铜器的名称，推定陶器的名称。其次，李济对中国考古学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类型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安阳殷墟第七次考古发掘开始，李济就脱离一线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对铜器进行化学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然后对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同时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当时国外先进理论来进行考古学的探索。
李济的考古学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西学的真义还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学者指出“李济先生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时力图打破宋人的命名分类体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几个部位标以字母符号，欲建立现代考古学类型学上的分类。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没有从结构上根本替代旧有的分类。”⑦“由于自信，中国考古学虽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类缺乏普遍认可的类型学。”⑧作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别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专家，同时他在美国也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自从梁思永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西学东渐中产生，无论在方法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在中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以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为例，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梳理，探讨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近代考古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希翼对当今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①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49
③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4）
④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⑦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4）：27
⑧福尔肯霍森 著、陈淳 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世界》，1995：86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2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古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大批的古代珍惜文物相继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得以欣赏和研究，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长期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也急剧损坏，由于人为的破坏，考古学家不能够清楚地揭示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考古及对地下文物的调查、勘探、鉴定和保护工作，继续划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建设，坚持先勘探发掘，后进行建设的原则，在旧城内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依据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 ，加强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从而把考古工作列为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阻止文物被损坏，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该被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更根本的是切实提高保护意识.遗址考古的核心是保护，应尽可能不发掘或仅进行小面积发掘来解决学术问题 .应将文物保护作为考古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的必要内容，确保重要遗迹和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获得妥善保护.应充分考虑遗址整体保护和科学展示的需要，按照最小干预和永续保护原则开展考古工作.应根据考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出遗址保护，展示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他们懂得历史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保护文物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应该创新举措，完善遗址考古工作保障体系，具体办法如下：
（一）省级文物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为遗址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规划和设计单位应联合考古单位共同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展示方案，考古单位应积极参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保护方案制定、保护和展示工程实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在诠释遗址内涵、认定遗址价值、评估遗址保存和保护现状、划定遗址保护区域、选择遗址保护和展示方式、确定遗址展示对象和展示方法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
（二）遗址所在地文物部门及遗址管理机构应主动加强与考古单位的合作，在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日常管理中，支持考古单位严格执行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管理机构应委托考古单位在有关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考古监理，确保文物安全.施工单位应配合做好工程前期考古和施工过程中的考古监理和文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考古单位应向遗址管理机构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考古监理报告，内容包括施工时间、施工区域、文物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现场新发现文物情况和处理措施等.考古监理报告应作为工程监理报告的一部分，并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科技和设施保障.推进遗址考古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建立遗址考古数据库和科研平台：不断改善遗址考古工作条件，逐步建设完善文物标本库、考古工作站等基础设施.
（四）加大投入力度.在充分保障连续性遗址考古工作经费的同时，遗址管理机构还应将结合遗址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以及工程文物影响评估和工程施工考古监理等工作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五）加强大遗址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引进，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努力创造条件，保持专业队伍的相对稳定.努力吸纳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参与遗址考古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学性.
（六）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与验收，检查、验收结果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拒不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国家文物局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或终止遗址保护项目的立项和审批，或取消相关资质.
二、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作为东方历史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亘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从未间断，而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不为后人所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考古工作正是通过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等科学手段及科学仪器，以历史实物印证历代文献的记载和丰富史籍内容，探索祖国历史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向世人揭示中国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
多年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对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文明要素进行探讨等等.这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考古勘探对了解中华古老文明的发展和它对人类的贡献，深刻认识自然、人类的发展及其历史的关系，预见我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科技考古对古代遗址、古代气象、古代地理、人文条件以及遗物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历程.
考古勘探工作也是认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系列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远远超出所有文献的记载甚至人们的想象，通过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社会历史文化，能使世人更为全面地领会到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
三、形成良性循环，保护文物遗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限制，也有社会的限制，然而历史文物遗存却深厚悠久，不一定也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代内就能够完全完成整个文物发掘，造成这样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对于那些不可抗性因素，人们不能做什么，只有通过考古勘策调查为后人留下足迹，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完成文物的发掘和保护，让人类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文化，传承历史发展.通过向公众展示向遗传考古工作的过程和成果，积极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遗址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文化发展.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3
习报告：初来乍到
这次实习从通知到启程只有一周的时间，时间短，自然准备也就不是很充足，不过物质条件看来都是次要的，心里的承受能力反而更加重要。之前我对生活条件的猜想基本准确，不过实际条件仍然比我想象的差，工地的条件则是始料不及的，接下来逐一阐明。我们是2月26日中午到达工地住处的，我们住在当地一户普通农家的2层小楼里，我们的房间只有两个椅子和一个破沙发，还有两张看似刚刚做好的木质折叠床。吃过午饭，我们就开始整理房间，原本以为生活用品会比较齐全，没想到，洗衣粉、洗发水等等都没有，虽然这里不能洗澡，但是这些东西还是需要的。整理完毕，我们把一些生活上必须但又缺少的东西向领队提出来，他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生活上的这些短缺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最大的冲击还是我们使用的厕所和水，那可能就是农村的特色，厕所就是几块木板搭的茅坑，饮用水、使用水都是各家各户打井的井水，也就是地下水。当天下午我们就去工地上工作了，第一次去工地还真有长途跋涉的感觉。我们上坡下坡，曲曲折折的来到了工地，泥泞和大坡度的山路让我格外的小心，同时也让我下了决心把脚下的鞋奉献给这片土地。晚上的洗漱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大挑战，忙忙碌碌上上下下的打水把洗漱变成了一件累事，我们使用的水要从一楼厨房里的大桶里舀到我们自己的桶里，然后提到楼上去使用。还好，我们用几天的时间就摸到方法，不用折腾几次下楼提水了~出来乍到，南方阴冷潮湿的气候也让北方人很不适应，第一个晚上，我们都觉得房子四处透风，除了自己根本没有发热的东西。待续.........
实习报告：所谓田野考古
提到考古学，可能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因为这门学科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而我，偏偏是这门边缘学科的实践者。说说我做考古的个人感受~田野考古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从领队到工地主管，下到每个探方的方主，最低层的就是民工，也是最贴近考古现场的人。作为实习生，需要全面的了解和体会考古学，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看方，也就是探方的方主，管理自己所属探方的几个民工，并且指挥和监督他们干活。这种工作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好像工作性质如同工头，刚刚来到工地的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其实，学问自在其中，考古学既然能成为20世纪重要的学科之一，必然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当我们考古工作的日渐深入，对于地层的判断、对于出土物的分析以及层位的叠压关系，尤其是当有遗迹出现的时候，对于遗迹性质的判断和对于下一步发掘计划的制定都是相当考验考古学功底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所学就显得十分薄弱，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
田野考古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工作，一次发掘最少要持续2个月左右，而往往发掘地点都是在现代文明不是十分发达的乡村地区，因此，做一次发掘就要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艰苦，对于从事考古的人来说，不洗澡，毒虫叮咬，水土不服都是家常便饭，还有很多难以预测的艰难。从一个侧面来说，考古工作者的应变能力都很强的。而对于一个遗址进行一系列的主动性发掘的时候，就更考验一个人的耐性和韧力了，这种发掘往往要持续2-3年，其生活之艰苦无聊可想而知。已经提到无聊，顺带也要说几句，条件的艰苦多少是物质上的，而精神上的就更难克服，由于物质条件的有限，考古生活除了每天在工地上工作，其他的业余时间只有睡觉是好的消遣，生活极其无聊单一，而睡觉之余只得找几本有限的书籍充实一下，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不如呆在屋里数头发了~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4
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人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11月6日上午，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渑池县体育馆召开。11月6日下午至7日下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燕明研究员相继主持了三个时段的学术研讨会，共有26位与会代表进行了大会学术发言。闭幕式上，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发表了讲话，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进行了大会学术总结。
一、田野考古新发现介绍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题为《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新发现》发言中介绍了西坡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该遗址自2000年到2006年共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了特大房址和墓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所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2011年9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此次发掘重大发现之一是遗址中心区的大型房址F107。F107门道向南，内可能有火塘。根据F107的剖面，推测房址的建筑程序大约为挖坑——立柱——填土——挖地穴——垫土——铺白灰面。该房址的发现为深入探讨仰韶时期大型房址的建筑工艺提供了新线索。新的发现总能带来新的启示。一个文化内涵的丰富取决于细致的田野考古，我们现在许多定性的研究需要大量考古信息的支撑。
吉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在题为《内蒙古通辽市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言中介绍了哈民忙哈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堪称中国史前考古的空前大发现。遗址地处内蒙古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清理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遗迹中发现了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完整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这在全国来讲尚属首次。另外在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有一座房址内多达97具，反映了当时部落战争的真实场景，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哈民遗址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之间，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极其罕见。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的文化中心大体分部在中国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地区，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所以，哈民忙哈遗址的考古发掘，健全了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序列，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
二、仰韶文化区系类型研究
张居中(中国科技大学)在题为《三论仰韶时代文化》的发言中把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典型仰韶文化”、“典型仰韶文化的亲缘文化”以及存在典型仰韶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原始农业发展水平，随着气候的波动，各地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由于典型仰韶文化的大举东进，与大河村文化的剧烈冲撞，才产生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西山古城，并随后形成了强大的王湾三期文化，出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的古城址。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5
由来：从亡村到“大溪文化”
三峡之首的瞿塘峡，两岸高山耸峙，直入云霄，自古有“纵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之说。峡中江水滔滔，滩险流急，自古以来就是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间的交通屏障，有时甚至成为两种文化的分界线。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就坐落于瞿塘峡的东出口处，那里地形狭窄，前临长江，侧绕大溪小河，背倚大山，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并不太好的地方，却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人叹为观止。
200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我坐在峡中一块冰凉的礁石上，月光皎洁。那时候，我受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的指派，来发掘抢救这一行将淹没的古遗址。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中，大溪遗址将会向世人展现一个怎样的世界。回望身后夜色中黑黢黢的遗址，我只知道它过去发掘的辉煌，并且以“大溪”命名了一种文化，而这一文化涵盖的主要范围却是两湖平原，这不能不说是考古史上的一个特例。
我知道早在1925年，大溪就已经再一次复活，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那时，一群来自美国的探险队员踏上了大溪的土地，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石器、残陶器的口沿及腹片，同时还发现了一些鱼骨渣。那时的大溪古遗址仅存在于外国人的头脑中。
大溪的价值真正为人们所重视是在1959年和1975年的三次发掘后。1959年7～8月及11～12月，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两次发掘了大溪遗址，虽然仅仅发掘了228平方米，但却出土了74座新石器时代墓葬。这是奇特的大溪墓葬首次展现在现代人面前，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人骨姿势所震惊。那些随葬的风俗，那些精美的器物，令人对五六千年前人们的死亡观念十分讶异。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批发掘材料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失踪，发表的简报只是根据部分资料写成。但是，考古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考古文化，其意义重大，于是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
1975年，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大溪。那年的10月至次年一月，四川省博物馆、万县市文化馆、巫山县文化馆联合对大溪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33座。人们在上文化层发现了墓葬64座，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屈肢葬次之，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下文化层发现了墓葬69座，以屈肢葬为主，直肢葬次之，随葬品以石制工具、装饰品为主。第三次发掘无疑在大溪遗址的探索发现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发掘报告较详细地披露了墓葬信息，所以在研究大溪文化的多数文章里，大溪墓地成了一个不能忽略的对象。
现在，大溪面临着6000年以来一次真正的消亡――因三峡工程的修建，它将永沉江底。我们必须抢在江水上涨前，尽量了解更多的地下秘密。我们要感谢林向、范桂杰、胡昌钰等人，正是他们所做的三次发掘，使我们有幸认识到大溪遗址的价值。这次发掘必须要有所突破，才能向世人有所交代；必须要有课题意识和针对性，才能更深入地认识相关问题。
江风已经凉了，浪涛打湿了礁石，我必须得回到亮着油灯的村里。正是42年前的一次浪涌，卷走了一名参与考古实习的大学生的年轻生命。
新发现：精心安排的墓葬
这是一则有关死亡的故事，一个已经消亡的村落的历史。4年以后，当我从最后一个探方中抬头仰望天空时，发出了上述感叹。
2000年上半年的踏勘钻探，基本搞清了遗址的内部结构和分布，为后来的发掘工作奠定了基础。那一次，全体人员就住在村民的土坯房中，晚上在摇曳的蜡烛和煤油灯光下整理资料。整个大溪村没有水井，水都从地下暗河流走了，房东每天从长江中挑水，经过简单澄清，就拿来作饮用水，时间久了以后，身上会长出各种小疙瘩。大溪的艰辛、艰难在五六千年前也许司空见惯，但是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我们在大溪的现实里看到了太多的死亡故事，疾病、翻船、坍塌、失足等都可能终结人的生命。不知道远古时候，这样的情景也是否经常发生?
在随后的发掘工作中，我们选择了遗址最北部的一片地方，那里应当属于聚落的边缘地带，人类活动遗迹不多，但文化堆积深厚，有助于建立大溪遗址各时段文化的演变序列和年代标尺，对下一步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些红的、黑的、泥质的、夹砂的陶片告诉我们，从距今6000多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起，第一批人类就已经活动在这片土地上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一直持续到大溪文化末期。此后，来自于瞿塘峡以西地区的一支人群占领了这块地方，他们断断续续在这里生活了约1500年。商周时期，大溪遗址上的身影与峡江多数地区一致，属于早期巴文化系统的人群。春秋中、晚期，楚人西进，他们在大溪遗址留下了大量的鬲、盂、豆、等陶器。
密集的墓葬出来了。在2000平方米的发掘区中，这些墓葬重重叠叠，充斥了探方的各个角落。在2001年度的发掘中，我们终于向那些沉睡了五六千年的灵魂发出了召唤，我们的手铲下面一具具入骨从泥土里被剥离出来。这些墓葬入骨保存如此之好，超出了大家的预想，使我们得以窥其全貌。
从这些躺在墓穴里的人骨的姿势看，大溪文化的墓葬经历了直肢葬(同时有二次葬)――屈肢葬――直肢葬的发展历程。最早的直肢葬，墓圹多为圆角长方形。随葬品极少甚或没有，有的姿态不太标准，有的交脚。其后的屈肢葬，经历了跪屈和蹲屈两个发展阶段：跪屈葬的墓圹为椭圆形，双腿下屈，但膝盖不过盆骨；蹲屈葬的墓圹多为圜形，大小仅能容身，双腿上屈，膝盖上举过盆骨，整个人骨缩成一团。最后，屈肢葬重又消亡，仰身直肢的葬俗重新回到人群中来，此时，墓圹多为转角方正的长方形，随葬品大大增多。
这些墓葬的数量将近200座，加上前三次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也就是说，在整个大溪文化时期，至少有400余人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延续了1000余年的大溪文化村落，重回人世，连同那些当时祭祀死者的鱼骨坑、牛坑、狗坑和器物坑。这些坑密集地穿插于各种墓穴间，却很少见到打破关系，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而且，与墓葬有关。
2001年的发掘显然给考古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两年的发掘工作，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充满了乐趣和惊险。由于发掘队伍的日渐庞大，从2001年开始，考古队就搬到了大溪河对面的大溪乡场镇上。大溪河喜怒无常，渡河时常常听到船家的一句话就是“漕口变迁，河道危险”，这时候，我们就只有乘坐小机动船，从长江上绕行过去，那得冒险渡过三峡第二大滩――铁滩。在惊涛骇浪中体验一
下大溪先民的艰辛，显然对我们的发掘工作有所帮助。幸运的是，几年间我们一直平安地在两岸往来着。
谜题：神秘的葬仪
大溪文化是一种分布于以两湖平原为中心，在当时长江中游地区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代表性的远古文化，一般认为其时代约在6300～5000年以前。按照不同学者的意见，大溪文化也可以分为多个不同的类型，但多将鄂西地区的大溪文化称之为关庙山类型。鄂西地区的大溪文化主要源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之后，屈家岭文化分布到了这一地区的火多数地方。
关庙山类型大溪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三峡、清江流域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北达汉水西南岸，南及湘鄂边界。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关庙山、红花套、大溪、清水滩、中堡岛等。其中，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分期，常被人们作为大溪文化分期断代的基础。大溪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和泥质陶占多数，另有一定数量的夹炭陶和夹蚌陶。泥质陶中的一些细泥陶，经过专门淘洗，制作的陶器规整、精美，一般多磨光，器表上有红陶衣。器形多为圜底器和圈足器，有少量的平底器和三足器。大溪文化的典型器有圜底釜、圜底罐、双折壁碗、圈足盘、器座、猪嘴形支座、单耳杯、曲腹杯、筒形瓶、圈足簋、高柄豆等。早期陶器器表多施绳纹和戳印纹，晚期多素面和镂空。
大溪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大溪文化的城址，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围墙的聚落。许多遗址发现的墓地，随葬品开始出现多寡不一的差别。各种反映战争迹象的遗迹和遗物频频出现，聚落之间开始出现分化。同时，大溪文化的对外影响不断增强，岭南地区的同时期文化，就深受大溪文化的影响。大溪文化也受到其他一些文化的影响，例如彩陶，就带有强烈的仰韶文化的痕迹。大溪文化的生计经济，主要属于稻作农业。但在三峡地区，可能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而山地旱作农业处于辅助地位。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以出土大量的石、玉器和骨器著名，因当地具有仁富的资源，可能当时已经存在一个专门化的石玉骨器手工业，其产品与峡外地区存在一种长期的交换行为。
大溪遗址是大溪文化分布最西面的一个遗址，可并不因为偏远，而失掉了其在大溪文化中的地位。相反，此处的大溪遗址所呈现出来的许多文化现象是其他大溪文化遗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大溪遗址价值的焦点，全在于其墓葬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在前三次发掘中，世人已经见识了那些千奇百怪的屈肢葬。人们提出了多种观点予以解释：一是认为是摹仿睡眠的姿势；二是认为可能当时已经有了一些解剖学知识，让死者模仿婴儿在母腹内的姿态，以重新投胎；三是认为那是专门针对非正常死亡者或凶死者采取的一种葬式；四是认为死者死后马上被捆绑成屈肢，以免其灵魂出来危害活人。现在看来，无论哪一种观点，似乎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大溪屈肢葬也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大溪的谜远不止屈肢葬。在2001年发掘的ⅡM147号墓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一名30～35岁的壮年男性，被六支骨镞分别从他的锁骨、肋骨、胸部等处刺人，据鉴定人员说，被刺的正是死者的五脏六腑!我们无从知晓，大溪先民对自身人体的了解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但我们知道，这具骷髅不应当是战争的“杰作”，而是一种惩罚的结果!同样的惩罚手段还见于ⅡM128号墓，墓主的右眼眶上，一支骨镞由下而上紧紧地扎在眼眶上缘，现在仍难以拔出!他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而遭此磨难的吗?远古的残忍有时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那些没有头颅，或者没有身躯的尸骨就不去说了。那位没有上身的79号墓主，是一位受到腰斩的罪人吗?
在这处白骨累累的墓地，也有古墓温情。三人合葬墓、五人合葬墓体现了家庭的温馨，双人合葬墓中既有成年男女的并排同眠，也有母子情深。在一座男女合葬墓中，男性仰天而躺，旁边的女性侧身相迎，身体微屈，体现出夫妻间男尊女卑的地位差异。另一座蹲屈墓中，先死的母亲蜷缩在墓坑中，后来的人又将此墓挖开，将她不幸夭折的孩子放人怀中，使孩子能继续感受到母亲给予的温暖。大溪人对于祖先是充满敬畏之情的。尽管墓葬重重叠叠，但后逝者的墓一般不会打破祖先的墓。偶尔不小心破坏了祖先的墓葬和人骨，他们也会将那些挖出的人骨随己一起安葬。像这样的情况的墓已经有多座被发现，一具人骨架往往会多出一些肢骨或者半边头盖骨，而这些骨骼正是被打破的墓葬所缺失的。
大溪文化中期，人们对于装饰品有着特殊的嗜好。一些死者的颈部缀满了洁白的蚌珠，那些蚌珠是由蚌壳切割而成的小圆片，径约0.3～0.4厘米，中间有小穿孔，可以穿系。佩戴的时候，几千枚蚌珠串联在一起，间以粗大的熊牙，挂满了整个脖子，显得十分漂亮，充满了原始的、古朴的、野性的美。能够向人们展示这些华丽装饰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人应当是特殊的，或许是一些富人?或许是氏族的头人?或许是一些巫师?对于普通人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奢侈品可望不可及，玉珥、手镯、臂钏、绿松石坠等则是大家都可以享用的。
除了陶器外，大溪人的一些陪葬品及其摆放的位置也十分有趣，ⅡM178号墓是一座仰身直肢葬，在其双股间，竟然随葬了一枚蛋壳!另外一座俯身直肢葬墓，其盆骨下则摆放了一枚动物肢骨!这些看似令人费解的现象提醒我们，大溪人可能存在一种生育方面的观念。或许那些有随葬鱼的一些墓葬也在表达着这一意义。鱼一般摆在墓主的上半身，手上、胸部、嘴唇边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据第一、二次发掘的报道说，曾经发现一墓主口含两鱼，鱼呈八字形摆放于胸前两侧，这一图案简直就是半坡的人面鱼纹彩陶的现实版。鱼是一种生殖能力特别强的水生动物，大溪人对于鱼的特殊情感，很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
大溪肯定已经产生了一批专业的玉石工匠和骨器工匠。遗址的文化层中可以见到一些绿松石矿的碎屑，以及一些玉、石的钻芯，应是当时加工过程的副产品。许多墓葬里都随葬有通体磨光的石器，这些石器多较大，最大者约有30多厘米长。有的墓主手里还攥着石器，其中一位左手持斧，右手握锛，仿佛在向后人述说他的身份。骨器在大溪墓地中普遍发现，有些墓甚至专门随葬骨器，多的数量达几十件，种类有匕、镞、锥等。这些墓葬的主人中有一部分是制作骨器的工匠，因为在一些墓葬中，甚至还随葬了尚未加工成型的骨半成品，也有的随葬有未用完的骨料，在他们死后，也要依依不舍地放在身边。
沉没：死亡，或者复活
若干年来，大溪因了这些重要发现，而受到世人的持续关注和重视。作为重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溪遗址在2001年又被列入“20世纪中国lOO大考古发现”，2000、2001连续两年被评为重庆库区十大考古发现。这些光环固然不能完全反映其重要性，但足以说明它在中国考古中的地位。
大溪留给我们审视的时间是短暂的。199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面积试掘了大溪遗址。而那次试掘，似乎是大溪告别历史舞台的前奏曲，大溪的海拔成了大溪的遗憾，它将在9年后永沉三峡水库的库底。按照试掘制定的规划，大溪遗址被列为三峡地下文物的A级发掘点，这是最高级别的保护。从2000年开始，笔者作为发掘项目实际负责人，见证了大溪遗址最后的辉煌。能参加大溪的抢救发掘，是我人生的幸事。大溪遗址的全面发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幸事，因为近几十年来，它一直受到长江洪水的冲刷和破坏，面积在不断减小。我们也有遗憾，由于时间和准备上的不足，有一些事先计划的研究项目没有开展；大溪遗址的遗憾则是，它可能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2003年盛夏，我再一次返回大溪，是为了与遗址谋最后一面。缓慢上升的江水浸过遗址的最高处时，一点解脱、一点伤感同时漫过我的心坎。我不知道，发掘究竟是保护或是遗址的再一次死亡?我宁愿它留一点在水底，作为与后人再晤面的礼物。事实上，我也那么做了，就算是给自己心头留一个纪念的角落吧。
大溪虽然沉没了，但对于大溪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近年大溪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如以前通常认为，大溪遗址的大溪文化仅仅属于大溪文化三、四期遗存，而现在则在大溪遗址发现了一、二期阶段的遗存，在时代上应是一个大的突破。另外，三峡文物保护成果表明，大溪遗址并不是大溪文化孤军深入瞿塘峡口的唯一遗址，近年巫山欧家老屋、人民医院等遗址均发现了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欧家老屋的发现还提示我们，早在大溪文化之前，重庆东端的巫山地区文化面貌就与鄂西地区相一致了。大溪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有些方面对整个大溪文化的认识都非常重要。如大溪遗址墓葬葬式的发展演变关系的建立，无疑为大溪文化的墓葬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在文化间的关系上，大溪遗址告诉我们，早在大溪文化末期，重庆本地的考古学文化――玉溪坪文化就开始与大溪文化有了接触，后来更是扩展进入了瞿塘峡以东的地区，这为研究瞿塘峡东西两地的文化进退和交流，以及玉溪坪文化的年代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6
公元79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火山浮石从天而降，附近的庞贝城因此被埋葬。最近对庞贝遇难者石膏铸模进行的CT扫描揭示，被称为“庞贝两美女”的一对死者实际上是男性。1914年，在对庞贝隐廊别墅花园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两名死者的骨架遗骸以及火山岩石中的空腔（因为尸体软组织分解而留下）。当时，在对这座小型列柱廊花园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一共发现了8名死者的遗骸。
这8名死者的遗骸都被发现于细灰层中。考古学家提取了这8人中3人的石膏铸模（适合创制铸模的条件不常见。在庞贝发掘到的超过1000具遗骸中，只有86具被成功提取铸模），其中的一对“美女”尤其引人注目。这对死者之所以从当时起一直被认为是两名女性，是因为“她们”死亡时的姿态和“她们”的腿部特征。另外，面对死亡威{时寻求安慰也被认为是女性特征。
CT扫描发现的骨学、形态学特征表明“庞贝两美女”其实都是男性，其中把头靠在另一人胸部的那个男子很年轻，死时大约18岁。另一人至少20岁。提取自一颗牙齿和骸骨的线粒体DNA，确凿地证明这两人中的年轻者是男性。DNA检测发现他俩既非兄弟也非父子。一些西方媒体渲染他俩是同性恋人，但考古学家提醒说不能匆忙下此结论，就像当初判定他俩是女性那样。 隐廊别墅花园遗址中的人骨架及人体铸模（1914年）
上述扫描是“大庞贝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保护庞贝古城的大多数濒危特征。这86具人体铸模中最早的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当时，富有创新才能的考古学家菲奥雷尼向庞贝城地下岩石空腔注入石膏，从而捕捉到当初火山遇难者死前的最后悸动。不仅这86具铸模，而且庞贝城的建筑遗迹都亟待保护。这是一项大挑战，因为这些建筑遗迹包含人类遗骸。为了更清楚了解石膏壳内的骨骸（许多石膏铸模的状况越来越差），科学家借来最新式CT扫描仪扫描铸模，这些扫描仪能看穿致密材料。有扫描仪做向导，由于能够精确定位，做到损伤最小，因此科学家得以从骨架遗骸提取线粒体DNA（它们比核DNA更容易保存）。这为探索庞贝古城遇难者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