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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城市圈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中国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9-114-02
大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以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中小城市，面积达六万平方公里，是目前武汉的七倍多。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合力打造之下的“武汉城市圈”，将形成以大武汉为核心，与周边8个中小城市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共通、利益共有的城市圈经济一体化格局。世纪，经济的主要动力将越来越源于城市圈特别是大都市圈。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决定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分析我省、我市情况，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建设武汉城市圈势在必行，机遇在前。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武汉城市圈的经济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掌握武汉城市圈的大体情况，便于我们采取有利措施加快城市圈发展，早日实现城市一体化。
1、指标和数据的选取及标准化
为了观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从湖北统计年鉴中找到了武汉城市圈的几个经济发展指标，用SPSS统计软件将样本值标准化后，再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这些经济发展指标为：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年底总人口数(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第一产业(亿元)、第二产业(亿元)、工业(亿元)、第三产业(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产值(元)。
由于我们所选取的经济指标的单位各不相同，这不利于我们对它们进行比较，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数据标准化。可以直接利用SPSS软件的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见下表。
2、数据处理
2.1 因子分析
在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中，为了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往往要考虑从多方面观察所研究的对象，要收集多个观察指标的数据。因子分析就是考虑各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个指标转换成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从而使进一步研究变得简单的一种统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公共因子，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就可表述为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殊因子之和。通过构造因子分析模型来研究因子载荷矩阵、分析变量的共同度，再根据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大小选择主要的公共因子，在对因子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最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比重对各因子进行加权汇总，得出综合得分进行评价。
现在对以上提到的8个指标(下面所有用到得数据都是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利用SPSS软件计算的结果。
根据因子分析的有关信息，在做因子分析之前，我们要对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做检验，以得出的因子分析具有实际意义。通过检验，我们采用因子模型分析数据是适宜的。
表2是未进行旋转的的每个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每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是其特征值占全部主因子特征值总和的比率，此次分析全部主因子特征值的总和为8(即主因子个数)，如第一主因子的贡献率为71.281％，是其特征值5.702和8的比率。在提取公因子数量时我们没有选择特征值大于l来决定公因子数的方法而是直接选择提取前三个公因子，就是提取三个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可得前三个因子可以解释总方差的累计比例达到99.425％(其实2个公因子时有98.536已经可行，但为了分析更方便我们取三个公因子)，其余的因子所占比例相对很少。也就是说三个因子可以解释总方差的绝大部分，在此我们选三个主因子时可行的。
图1是一个比较直观的特征值碎石图，可以看出从第三个主因子以后，曲线变得较为平坦了，所以我们拙取三个主因子还是比较适宜的。用四次方最大旋转法可以得到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与每个因子的相关系数。
表3是旋转前的因子载荷矩阵，我们为了使因子之间的信息更加独立和更加容易对因子做出解释，进一步对因子载荷矩阵施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变量较过程末进行旋转之前要好，更加直观明显。从上表的公共因子来看，8个变量的几乎所有信息都能别这3个公共因子说明。且我们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这4个指标主要在第一个主因子上的载荷较大，而土地面积、年底总人口数、第一产业对第一个主因子之间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剩下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对第三个主因子有较大的因子载荷。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因子1上具有较大载荷的4个指标较集中的反映了一个地区工业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因子1定义为工业因子：在因子2上具有较：
大载荷的3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农业及地理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因子2定义为农业因子，而因子3我们可以定义为生产平均量因子。
利用SPSS软件，我们可得武汉城市圈中9个城市的经济指标在三个因子上的因子得分，如表5。
2.2 聚类分析
我们认为，所研究的样品或指标变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于是根据一批样本的多个观测指标，具体找出一些能够度量样品和指标之间的相似程度的统计量，以这些统计量为划分类型的依据，把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或指标)聚为一类，把另外一些彼此之间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聚为另外一类，关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把所有的样品(或指标)都聚合完毕，把不同的类型一一划分出来，形成一个由大到小的分类系统。最后再把整个分类系统画成一张分群图，用它把所有的样品(或指标)间的亲疏关系表示出来。聚类分析不仅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也可以用来对变量进行分类。对样品进行分类称为Q型聚类分析，对变量的分类称为R型聚类分析。聚类方法一般有：系统聚类法、模糊聚类法、K－均值法、分解、加入法和有序样本的聚类。
本文中我们将用到的是系统聚类。系统聚类(HierarchicalClusteringMethod)是聚类诸方法中用的最多的。按照不同的类与类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可以是不同的系统聚类。
用SPSS软件可以得到按因子得分的不同类别的分类，表5为利用因子得分将各个地区划分成2-5类条件下不同的分类结果。
从表6和通过因子和聚类综合分析得到的图2中我们看到对聚类得出的各类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分析知，分成4类的结果是比较合理的，具体分类为：
第一类：武汉――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金融商贸中心、交通物流和通讯中心、科教文化中心及区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它也是整个武汉城市圈的中心，即作为城市
圈发展极核的武汉都市发展区。
第二类：即以武汉东部组群、鄂州市区、黄石市区、黄冈市区为主体，共同构成的武鄂黄城镇连绵带，这是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密集区。
第三类：三区，即西部仙潜天、西北孝应安、南部咸赤嘉3个城镇密集发展协调区，是武汉城市圈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二级密集区，成为城市圈的重要支撑。
第四类：四轴，以交通为导向、以城镇为依托、以产业为支撑点的4条区域发展轴，以此促进产业空间集聚，成为区域发展的脊梁。四轴均以武汉为起点，分别向鄂东、西部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发展延伸。东部发展轴辐射九江等城市，对接昌九景城市群、皖江城市带，联系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发展轴辐射荆州等城市，对接宜昌都市区，联系成渝城市群；西北发展轴辐射随州等城市，对接襄樊都市区；西南发展轴依托京广大动脉，辐射岳阳等城市，对接长株潭城市群，联系珠三角城市群，将作为两湖地区两个城市群的联系纽带，成为中部地区经济长廊和国家级区域发展轴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结 论
本文选取武汉城市圈可反映经济的8个指标，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这9个地区按经济发展分类，以便对武汉城市圈的情形有一个从总到局部，再从个体到整体的认识，为我们最近几年发展武汉城市圈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情形并不是单方面的反应，它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地理位置、人口、资源、政策等众多人为和非人为因素，而此文并不能将所有的因素包含在内，只能选取其中某些指标或某一方面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进行分析，同时在数据上某些地区存在缺失值，故本文的分析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但本文所选用的方法和思想是可取的，同时本文选取指标时尽量从多方面去考虑，从而得出的结论大致看出与实际结果出入并不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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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城市；贫困人口；分布特征；经济生活状况；恩格尔系数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62－05
贫困是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以来一直伴生着的社会问题。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据《2005年民政事业统计发展报告》公布，截至2005年底。全国低保对象已达2234.2万人，如果加上应保未保人员，实际数字应该更大一些。若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必将影响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在21世纪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研究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无可回避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调查方法与过程
东北地区是国有经济成份较大的地区。也是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下岗、失业最严重的地区。因此东北地区也是城市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为了解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生活状况。笔者分别于2003年9月和2004年7月，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哈尔滨市和沈阳市的贫困人口进行了调查。分析单位是领取低保的贫困家庭，访谈对象是领取低保的申请人。当申请人本人不在或无法回答问题时，由其配偶或父母代为填答。综合两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共访谈了443名贫困人口。该样本的统计结果可以向哈尔滨市和沈阳市的贫困人口进行定量推广。哈尔滨和沈阳两个城市的城市贫困情况对整个东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次调查的结果对于认识东北地区的城市贫困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城市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
(一)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被调查的443名贫困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共为1257人。年龄分布如图1所示。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26.2％。这些人中除个别的孤儿外，大都是贫困人口的子女。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5.8％。年龄为30－60岁的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占了城市贫困人口的52％，这是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年龄分布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贫困人口的年龄出现了双峰分布。20岁以下的贫困人口多是中年贫困人口的子女，如果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的话，他们将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也会比较大。因此加强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支持不仅迫在眉睫，也是确保未来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从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分布上看，男性为553人.女性为662人。男女性比例为：54.5：45.4，女性明显多于男性。x检验的结果是，男女两性所占百分比的差异的显著性为0.002。这就是说，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但在不同的年龄段中，男女比例的差异则有不同的表现。在30－40岁的贫困人口中，女性略多于男性。在40－60岁的年龄段中，性别比例几乎无差异。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中女性远远商于男性。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
(二)城市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
15岁以上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如表1所示。从表1的累计百分比一栏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在初中和初中以下的人数占调查总数的75.69％。由该表估算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1年。2002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在5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率在黑龙江是6.54％。在辽宁是5.16％(国家统计局，2003)。样本中文盲的比率是13.52％，远远高于这两个省的比率。这是由于在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的比例比较大。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中，文盲的人数比较多。用黑龙江省2002年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22年，分布的标准差为2.564年；用辽宁省2002年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09年，分布的标准差为2.758。不论以黑龙江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总体指标，还是以辽宁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总体指标，z检验的结果都可以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说，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一般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不能认为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而且，由于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较大，在老年人中文盲率较高。使得样本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偏低。因此，可以认为中年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绝不会低于同龄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三)城市贫困人口的身体状况与就业状况
成年贫困人口的身体状况的调查结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占8.1％，“生活能自理但无劳动能力”的人占31.6％，“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占20.7％，而“身体正常”者仅为39.5％。对于大部分贫困人口而言，并非是他们懒惰，或不积极的生活态度导致贫困。在他们中间，老弱病残所占比例相当大。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而言，脱贫致富只是奢望。政府及亲友的经济支持仅能维持其最低生存需求，仅能起到使其贫困状态不再进一步恶化的作用。因此，政府对贫困人口的经济支持是一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证城市贫困人口生存权利的重要的社会事业。
从就业状况上看，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数所占比例高达77％。在这些人中，有2.7％的人在做临时工，23％的人打零工，还有5.5％的人在做小买卖。三项总计的人数为259人。但样本中有68.8％的人什么都不干。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贫困人口不积极不努力的证明。但实际上，在贫困人口中，只有39.5％的人是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这部分人中去掉6_3％的在职人员，还有33.2％的人属于有劳动能力的人，总数约为330人。在这些人中，有259人.占78.5％的人都在尽力而为。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些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好吃懒做的颓废人群。
在贫困人口中，有一部分人比较特殊，就是在职和退休人员。本文统称他们为在职贫困。对他们的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职人员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280元，退休人员的月平均退休金为275元。尽管有固定收入，但收入都很微薄。对他们的原职业的分析发现，这些人中76.2％是工人。对其原工作单位的分析发现，37.7％的人是集体企业，49.2％的人是国营企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职贫困者主要是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工人。
贫困人口中的在职人员加上非在职人员中做临时工、打零工和做小买卖的人共为319人。由此计算的户均就业人数为0.72人。2002年，全国城市户均就业人数为1.58人(国家统计局，2003)。贫困家庭的户均就业人数还不到城市家庭户均就业人数的一半。
(四)城市贫困人口的婚姻状况
表2是婚姻状况与性别的交叉列表。从总计一列中可以看出，填答婚姻状况的440人中，丧偶的比例为21.6％，离异的比例约13％，未婚者占8％。三项总和为42.5％。也就是说，4成以上的贫困人口没有完整的家庭。2003年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合并计算的丧偶、离异、未婚人员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108－109页数据计算)仅为25.2％。可见，贫困人口中家庭不健全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市民。在女性贫困人口中，有健全家庭的只占32.3％，而男性的这个比例则是78.7％。在家庭不完整的188人中(离异、丧偶、未婚三项人数的总和)，女性占72.3％。x检验的结果是。x值为134.7，显著性水平是0.000。说明不同性别的贫困人口的婚姻状况是有显著差异的。在调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女性表示离婚是导致她们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单身女性或单亲母亲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其他类别的群体相比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David Brandon，1995)。
三、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状况
由于家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关于收入与支出的研究内容皆以贫困家庭为分析单位。在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对上个月家庭的消费与收入情况进行认真回忆并详细填答。这种回忆法所获取的资料比起记账法要略显粗糙，对富裕家庭其效度可能要差一些。但是，由于贫困家庭的收入额度少，消费支出需要精打细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很清楚地描述上个月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因此，调查结果是比较有效度的。
(一)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
表3是城市贫困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贫困家庭平均月收入为537.92元，人均月收入为153.4元。2002年全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 703元(国家统计局，2003)，据此计算的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1.92元。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还不及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1/4。表3是贫困家庭在1个月内各项收入的平均值。其中劳务性和经营性收入(表中的固定工资、退休金、打零工、做生意四项总合)占总收入的57.1％。这部分收入是贫困人口靠自身能力获取的。社会救济性收入(表中的低保金和其他社会救助两项之和)占28.56％。转移性收入，即亲友的资助占13.8％。如果认为他们目前的收入状况还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的话，靠他们的自身能力所获取的收入仅能满足其基本生存所需资金的一半。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城市贫困人口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二)城市贫困家庭的支出状况
城市贫困家庭的平均月支出为704.8元。人均月支出为241.86元。表4中的前两项是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27.3％。这是将样本作为一个整体计算的恩格尔系数。而2002年城市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377(国家统计局，2003)。城市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比一般城市家庭低很多，更远远低于国际通用的0.6以上的贫困标准。这使得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描述贫困程度的指标出现了失效的问题。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贫困家庭衣物支出的费用极少。还有一项令人惊讶的调查结果是贫困家庭的人情费支出竟然高于衣物的支出，而且高于赡养父母或补贴子女的费用。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人情费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多是逆向流动的。也就是说，人情费是从底层向礼会上层流动，从相对弱势群体向相对强势群体流动。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弱传递公理(阿马蒂亚・森，2001)，由贫困人口向非贫困人口或者向比自己富裕的贫困人口转移收入的话。会使贫困程度的度量值增加。也就是说，这部分支出会加深他们的贫困程度。
(三)城市贫困家庭的负债情况
占总数51.1％的城市贫困家庭都有负债。有负债家庭的平均负债额为14 763元。16.9％的贫困家庭负债在万元以上，负债最高的家庭负债额达到36万元。这么高的负债对于人均收入仅为153.4元左右的城市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
贫困家庭的借债用途见表5，看病(包括生孩子)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为子女上学来举债。买房、租房、修房借债是排在第三位的原因。
四、城市贫困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与住房情况
(一)城市贫困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
为清晰描述城市贫困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状况，以明确其贫困程度，将耐用消费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包括床、衣柜、书桌、饭桌椅子、燃气灶和电饭锅。第二类是城市一般家庭必备品，包括沙发、电视、冰箱、洗衣机、排油烟机、电话。第三类是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耐用消费品，包括电风扇、微波炉、电脑、影碟机、音响、手机和摩托车。由于贫困家庭几乎都不拥有第三类耐用消费品，极个别拥有第三类消费品的家庭也基本上是属于不贫困家庭。因此，我们仅对其拥有前两类耐用消费品的情况进行分析。
下页表6是城市贫困家庭所拥有的维持基本生存必备的耐用消费品的情况。贫困家庭中的这些耐用消费品大都是旧的。50.8％的家庭中没有书桌，40.2％的家庭中没有燃气灶，15％左右的家庭连床、饭桌、椅子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具备。而且除燃气灶和电饭锅外的物品中30％以上都是别人给的。
下页表7是城市贫困家庭所拥有的一般家庭必备品的情况。除了旧电视的拥有率比较高以外，大部分家庭没有沙发、洗衣机、排油烟机和电话等物品。而且在有这些物品的家庭中有近三成或三成以上都是别人赠送的。至于电风扇、微波炉、电脑、影碟机、音响、手机和摩托车的拥有率分别为16.9％、1.1％、0.9％、4.7％、2.2％、2.3％、0.5％。现将贫困家庭拥有的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三类物品的拥有量与全国城市的平均情况进行比较。2002年，全国城市中洗衣机的拥有量是每百户92.9台，电冰箱的拥有量是每百户87.38台，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是每百户126.38台(国家统计局，2003)。而城市贫困家庭的拥有量是洗衣机为每百户49.2台，电冰箱为每百户43.3台，电视机为86.4台。可见贫困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与城市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巨大。
由于贫困家庭中基本没有电脑，也很少有影碟机、音响等现代化的家电设施。在他们的消费生活中也基本没有上网等内容。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被学者们所担心的“数字鸿沟”已经在贫困家庭和一般市民之间出现。由于现代信息技术未能进入或较少进入贫困家庭的生活中，因而这些家庭不仅存在经济上的贫困，也存在着“数字贫困”。这种“数字贫困”使得贫困人口难以进入现代生产和服务领域中，而且“数字生
活”内容的缺乏使他们与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大，这种鸿沟也将成为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与现代信息技术之间的障碍，进而成为他们将来进入主流社会的障碍。
(二)城市贫困家庭的住房状况
城市贫困家庭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12.66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为18.86平方米。2002年全国城市人均住房的建筑面积为22.8平方米(国家统计局，2003)。由此看来，贫困家庭的居住面积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还不是太大。也可以说，中国目前城市贫困的特点之一是，虽然贫穷但还基本安居。贫困家庭住房面积的具体的分布情况见表14.55％的贫困家庭居住在使用面积为20－40平方米的住房内。17,2％的贫困家庭居住在2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中。也有5.3％的被调查对象住在60平方米以上的较大的住房中。在这些住房中。有24.1％是平房，26.5％的贫困家庭住在楼房的一楼或顶层，也有49.2％的贫困家庭住在比较好的楼层中。有43.6％的房屋是有产权的，40％的房屋没有产权，13.8％的贫困家庭靠租用或借用房屋居住，有2.5％的贫困家庭住在自建的房屋中。i5.8％的房子是1970年以前建的旧房，50.2％的房子是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内建的房子，也有近30％的贫困家庭居住在1990－2000年之间建的较新的房内，甚至有4.1％的被调查者住在2001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有67户被访者对房屋进行了简单装修，还有17户对房屋进行了精心装修。从其自报的装修费用上看，装修费用在1000元以下的有37.9％，装修费用在1000元到5000元之间的占51.5％，有三户家庭的装修费用在6000元到8000元之间，有三户的装修费用为10000元，还有一户花了20000元进行装修。
五、问题与分析
(一)城市贫困已出现和女性化和青少年化倾向
在贫困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明显偏高。青少年的比例也在逐渐增长。儿童、少年和女性作为社会中的相对弱者，在社会剧变和转型过程中更容易陷入贫困。儿童、少年和女性的贫困是离婚率增高和家庭解体的必然结果。令人忧虑的是，我国目前的城市的离婚率正在迅速攀升。2004年哈尔滨市共有72 000对新人结婚，有5 000对夫妇离婚。与2003年相比，结婚率上升了33.3％，而离婚率则上升了87％(王建威，2005)。高离婚率的结果将造成单亲家庭的比率迅速提高，而单亲家庭的女性和儿童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贫困的青少年化也对我国城市贫困的代际延续提出预警。很多家庭的孩子由于缺乏教育投资，不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进入成年后也很难获取较好的就业机会。这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成年子女家庭内滞留，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必将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应保尽保的目标尚未达到。有一成以上的家庭不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
不同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不尽相同。沈阳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是205元，哈尔滨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是2005。在样本中，在拿到低保金后，沈阳的贫困家庭中有146户，占71.7％的贫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仍低于205元。哈尔滨的贫困家庭中有183户，占77.9％的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200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实际总收入仍然达不到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如果考虑到执行低保政策时，对于身体健康的，没有就业的劳动力人口都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确定了虚拟收入。即便是加上虚拟收入后，沈阳的样本中仍有63.1％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达不到205元。哈尔滨的样本中仍有69.4％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达不到200元。这说明.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的状况离政府“应保尽保”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对贫困家庭的收入进行调查时，贫困人口为了保住低保金，或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低保金，往往有自报的收入会低于实际收入的倾向。尽管如此，在贫困家庭的全部收入中去掉了亲友资助、其他社会救助和其他收入三部分后，在沈阳的样本中，有21.2％的被调查者报出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205元。在哈尔滨的样本中，有17.6％的被调查者报出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200元。我们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假贫困户，因为人均月收入稍高于低保线也是比较贫困的家庭。但是它们是不符合领取低保金条件的家庭。在样本中有11.02％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240元，最高的人均月收入达750元。这些家庭基本上可以视为不贫困的家庭。
城市经济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房地产 融资市场
，我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国民的支柱产业，然而，与房地产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速度极不相称的是，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却步履蹒跚。作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对金融市场具有天然的高度依赖，而发展滞后的房地产融资市场必然会危及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当前，如何加快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已成为整个房地产业所面临的最紧迫课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逐步实施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日趋严格的土地和金融信贷政策使房地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为了因应融资困局，房地产业开始探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诸如信托、基金、上市以及私募融资等形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而房地产融资也成为业内最受关注的议题，房地产金融创新的探讨与实践尝试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房地产业的主旋律。
一、房地产融资市场格局的形成背景
当前房地产融资市场格局的形成有着其深刻的政府政策背景和产业发展背景。认清融资市场格局的形成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地产融资市场的游戏规则，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及时地把握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政府政策背景
政府政策背景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配合宏观调控，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实施了比较严格的土地和信贷紧缩政策；二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金融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业务做出了进一步的限制，诸如停止流动资金贷款、提高资本金比例、严格贷款审批等。
1、宏观调控政策仍将持续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近年来我国的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状态，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突出表现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尤其是房地产投资。2003年房地产贷款突破1万亿大关，同比增长29.7%，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23.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出现了诸如信贷规模极剧膨胀，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过快，产业结构失衡等方面的经济。为了抑制这种不正常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政府有计划地出台了相应的紧缩调控政策。
具体到房地产业而言，政府将继续执行严格的土地与信贷政策，从土地和资金两个方面对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调控，尤其是接连出台的信贷紧缩政策更是有力地限制了银行系统对房地产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是土地价格的不断高涨，另一方面是银行系统的资金阀门被逐步拧紧，面对调控的双重夹击，原有单一的房地产融资市场格局受到严重冲击，供血不足的房地产业被迫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与惯性理论，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可能迅速被降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政府的紧缩政策将在一段时间内（3－5年）持续下去，而打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也将成为房地产融资市场的核心任务。
2、紧缩信贷意在化解金融风险
除了配合宏观调控政策而实施紧缩金融政策之外，紧缩金融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根据央行的《房地产业发展和金融的支持》（央行研究局，2004）以及《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央行房地产金融分析小组，2005）这两份研究报告，目前我国房地产金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风险：
第一，土地购置与房地产开发资金过分依赖银行信贷，超过60%的开发资金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银行系统，房地产投资的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集中于商业银行。一方面，较低的融资成本与贷款门槛容易诱发企业利用银行信贷杠杆来进行高负债经营，这在增加企业财务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贷款企业的违约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由于市场过热而存在较高的市场投资风险，一旦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下跌，作为抵押物的房地产将会大幅度贬值。
第二，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经营不规范、管理不严格，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合作，特别是信息共享程度很低。这突出表现在：贷款审查不严格、抵押物管理不规范、利用“假按揭”骗贷等等。与房地产业市场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金融业的垄断与落后，由于缺乏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经营机制、监管机制与激励机制，因而造成银行系统存在许多经营漏洞，这是导致近年来金融机构在房地产业务方面频繁出现大案要案的根本原因。
第三，由于土地储备制度不完善，再加上银行监管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担保措施等问题，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发放的土地储备贷款也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
通常情况下，上述这些潜在的风险可以通过业务创新、强化管理以及改进经营机制等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进行化解，但由于近年来房地产金融业务发展过猛，金融资产规模与风险同步迅速累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当局便借助宏观紧缩调控的时机对房地产业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紧缩信贷政策。
结合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发展进程以及国际上房地产业通常的资本构成状况，我们认为这种严格的银行信贷政策在商业银行系统完成市场化改革之前很难有所松动，但是监管当局在限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的同时也将有意识地积极推动建设其他的融资渠道，特别是信托以及房地产产业基金。
（二）产业发展背景
产业发展背景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由市场竞争引发的行业集中度提高，房地产企业在大规模扩张的同时对房地产融资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房地产行业运作模式的转变，使得房地产运营重心向金融运作倾斜。
1、市场竞争引发行业集中度提高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房地产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必然导致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房地产暴利也将终结，素质低、实力差和经营不规范的企业将被淘汰出局。据权威部门预计，今后5至10年，现有近3万家房地产公司将有90%以上在竞争中消亡，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形成一批年销售规模过百亿元的跨区域经营的特大型房地产集团，事实上，这种全国性的地产大鳄早已浮出水面。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使得融资主体对于地产融资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而其影响意义非常深远。
伴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企业资产规模的迅速膨胀，一方面房地产企业迫切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数额庞大的、稳定的、低成本的融资服务，而传统上以商业银行为主渠道的单一地产融资体系根本无法满足企业扩张的需要，这就迫使房地产企业必须打造自己的金融平台，包括发行信托计划、收购上市公司、参股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地产基金以及海外上市等等；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又要在扩张的同时竭力规避融资风险，保持财务稳健，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对其资本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通过诸如降低资产负债率，扩大股权融资比例等，保持稳健而灵活的资本结构。
2、房地产行业运作模式的转变
随着房地产行业专业化分工的日益深化，传统的“开发商主导”运作模式正在逐步向“投资商＋发展商＋建筑商”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转变。在该运作模式下，投资商为项目提供资金但不参与具体项目的管理；发展商除了组织实施投资之外，还要负责项目的选择、评估、协调以及项目建成之后的运营管理；建筑商负责项目的规划与施工建造。如果不考虑资产证券化以及定向投资等其他因素，单从运作模式上看，这种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已经具备了不动产投资基金管理运作的基本雏形。
行业运作模式的转变可以说是房地产企业在行业竞争过程中走向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房地产金融职能将得到不断强化，房地产业的运营重心逐步由地产项目运营向金融运作倾斜，房地产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一种金融运作。从发展趋势来看，那些善于借助多种融资渠道、谙熟金融市场运作并具有深厚的行业运作背景的开发商将有望转型为房地产投资商或者不动产投资基金管理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商和不动产投资基金也将成为主导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两种主流业态，房地产行业的竞争最终将集中体现在投资管理能力与金融运作技巧方面的竞争。
综上所述，无论是市场竞争引发的行业集中度提高还是行业运作模式的转变，都深刻地影响着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融资主体需求的转变则是推动房地产融资市场再造的决定性力量。未来房地产金融市场必将呈现出融资渠道多样化与资金性质多元化的局面，而走产融结合的道路将是未来房地产金融市场最显著的发展趋势。二、当前房地产融资市场的主要特征
监管当局不断出台的紧缩政策削弱了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在客观上带动了信托、地产基金等金融创新工具的；而产业自身升级与分化则决定了未来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崭新格局。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综合下，当前房地产融资市场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一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单一融资格局；二是其他融资渠道虽然总量不大，但是却代表了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方向；三是房地产融资市场体系不健全。
（一）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单一融资格局
2004年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总额为17168.77亿元，同比增长29.9%，相应地，房地产融资总规模也在逐年攀升。房地产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自筹资金、定金及预售款和其他资金②。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银行信贷增长幅度一路下滑，2004年银行信贷只占开发资金总量的18.4%，自筹资金与定金及预售款增幅较快，分别占资金总量的30.3%和42%。由于预售款中大部分是银行对购房者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因此总体上看至少有60%以上的资金是来自银行系统，融资渠道过分依赖商业银行。
由于融资渠道单一，所以在银行信贷被收紧之后，没有相应的融资渠道能够进行有效的资金弥补，因而造成房地产企业的严重贫血。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资金匮乏，而是缺乏资金注入房地产业的高效渠道。
（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日趋活跃
其他资金来源尽管占开发资金总量的比例不到10%，但是它们对房地产融资市场的意义却是不容小觑。
尽管仍存在障碍，但是业内对于房地产产业基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是有着难得的高度共识，而市场中已成功发起设立的几家准地产基金正在积极地进行探索式房地产产业基金道路的有益尝试。可以预见，随着《产业基金法》的出台，产业基金合法地位的确立，产业基金模式必将成为房地产融资市场的中流砥柱。
资金信托计划是近年来最活跃的地产融资工具，虽然其融资额在整个房地产融资总量中仅约占1%，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却让我们叹为观止。为了改善房地产融资市场的疲弱局面，2004年10月银监会公布了《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暂行办法将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房地产信托业务放宽限制，这将有可能把资金信托计划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信托。
此外，上市也是近年来业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融资话题。上市融资虽然门槛较高，而且上市后要接受较严格的监管，但是从规范经营管理，实现企业长远发展战略规划的角度看，走上市的道路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由于现阶段我国股票市场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期，国内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难度较大而且不稳定因素较多，因而纷纷寻求海外上市融资。
（三）房地产融资市场体系不健全
尽管房地产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些渠道所提供的产品却难以满足市场需要。例如，单个资金信托计划不得超过200份信托合同的限制，而且需要提供齐全的项目手续文件。房地产项目的银行信贷审核就更为严格、贷款条件也更为苛刻。由于市场存在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从而直接导致了房地产融资成本的高企，相当多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出让项目，有的企业铤而走险借助地下金融或者进行资金“寻租”。这些不正常现象反映了由于房地产融资市场体系的不健全所导致的诸如金融创新不足、监管限制过多、政策引导不利等诸多。监管当局在强调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同时，却忽略了构建一个适合国情的、符合发展需要的、健全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
三、 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趋势
通过深入细致的市场，并诸多房地产行业数据指标，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房地产业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是符合市场的。同时，鉴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政府不可能对其进行打压或者对房地产业的生存困境不予理睬，肯定会考虑在银行信贷紧缩环境下房地产业的融资出路问题。从短期来看，由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成效并不理想，有可能继续出台不利于房地产业发展的土地与金融政策，诸如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来平抑房价，提高首付比例限制投资性购房等等；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政府必然会适时地放松相关的调控政策以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仍然是极具活力与投资价值的行业，而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前景也将非常乐观。
根据前文的研究，我们预计房地产融资市场将呈现以下重大的发展趋势：
（一）融资市场格局多元化
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单一融资格局将会逐步被多元化的融资格局所替代。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融资政策的逐步放松，除银行信贷之外的各种融资渠道的发展空间将被进一步打开，预计房地产信托业务管理办法也会在近期有所突破，而直接融资环境的改善将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届时，我们会看到融资市场将出现产业投资基金、银行信贷以及房地产信托三足鼎立之势。
（二）房地产融资体系逐步健全
房地产融资体系的健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围绕房地产融资而构建的具有不同市场功能的金融机构体系，二是构建提高房地产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市场体系。就金融机构体系而言，除了原有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之外，还将出现专业化的房地产投资基金、抵押资产管理公司、互助储蓄银行以及储蓄贷款协会等金融机构。就构建市场体系而言，关键是要建立房地产金融资产的流通市场体系。通过借助资产证券化、指数化、基金化等金融手段，房地产金融资产才能顺利地实现流通和交易，流通市场把本来集中于房地产信贷机构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有效地分散到整个金融市场中。
（三）资产证券化积极推进
资产证券化是构建房地产金融资产流通市场的前提条件，巨额的房地产资产经过证券化之后就可以实现分割交易，极大地改善了资产流动性。由于住房抵押贷款信用风险相对较小，资产质量较高，因而证券化的住房抵押贷款将成为流通市场的主流品种。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过程应由抵押债权者、政府担保机构、债券发行人、投资者以及中介机构共同参与完成。
（四）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
房地产市场中不断变化的投融资需求是金融创新的原动力，随着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未来房地产融资市场中的金融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满足企业日益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例如目前市场中资金信托计划的花样就层出不穷，资金的性质可以是债权或股权，资金的期限可以是单期或多期滚动，资金的投向可以是定向或非定向；二是如何帮助企业规避融资风险，通常融资主体都会面临利率风险、期限配比风险③，有时还会面临一定程度的汇率风险。金融产品创新在客观上降低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融资市场的效率，有助于融资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决定房地产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随着房地产业的不断深化发展及其融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我们相信中国的房地产融资市场必将步入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阶段。：
1. 央行房地产小组，《2004房地产金融报告》，2005.8
2. 央行局课题组，《中国房地产业和金融的支持》，《金融时报》，2004.3
3.张红，《房地产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4.王希迎等，《房地产融资新解》，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
5.特瑞斯·M·克劳瑞特［美］，《房地产金融：原理和实践》，经济出版社，2004.12
城市经济的特征范文4
一、对监管者缺乏监管的证券监管博弈分析
证券监管博弈模型的博弈双方是证券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从证券监管的实践来看，证券监管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交易商协会，还可以是证券交易所或者别的什么机构。不过几乎各国的证券监管都是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共同完成。我国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代表政府进行强制性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进行自主监管。至于被监管者，笼统的说就是整个证券市场，即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以及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的活动和行为。不过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证券监管的直接对象定位于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具体包括发行各种证券的筹资者(政府、企业)、投资各种证券的投资者(政府、企业、个人)、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服务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托管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以及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和个人。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监管者是有成本的，即监管者的行政成本。为了实施监管，监管者需要设立监管部门来专门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条例和细则(如证券发行审核、证券稽查等)，这一过程中自然需要耗费人力、物力以及监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并且监管越严格行政成本越高，为了分析方便，假设监管者只有两种纯策略选择，分别为低成本(low cost)的普通监管(监管成本为cl)和高成本(high cost)的严格监管(监管成本为ch.chcl) 。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被监管者也是有成本的，即被监管者的奉行成本。被监管者为了遵守或者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不得不承担额外成本，如为按照规定保留记录而雇佣专人的费用、提供办公设施和材料的费用、聘请专门中介机构的费用等，只不过这种奉行成本以抵减收益的形式存在。在利益的驱使下，被监管者有可能为了增加收益(包括一非法收人)、降低成本(包括奉行成本)而进行违规操作。所以假设被监管者的纯策略选择是遵纪守法或违规操作。若遵纪守法则可稳定获得收益凡(已扣除了证券监管的奉行成本);若违规操作且未被查处，则可获得超额收益(违法所得或降低的奉行成本)r ( reward )，但若被查处则不但要没收非法所得，而且还会被处以罚款，此时的罚没总成本为p( punishment )。进一步假定，在被监管者出现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普通监管是查不出来的，而一旦监管部门采用高成本的严格监管，就一定能予以查处并处以罚款。
基于前述假设，考虑到证券市场上博弈双方得益信息的可获得性，建立证券市场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并用矩阵形式示如表1。
利用划线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被监管者进行违规操作。最终结果是:监管者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监管成本却毫无作用;一部分被监管者违规操作获得了超额收益但却使其它的证券参与者遭受损失。显然，这是一个低效率的组合，只会加重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违背了实施证券监管的初衷。
二、对监管者实施监管的证券监管博弈
若我们对证券监管部门实施监管，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里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监管者通过严格监管查处了被监管者的违规行为，就会得到一定的鼓励b(bonus)，这种鼓励既可以表现为物质奖励(比如来自违规者的罚款，用以增加办公经费)，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其褒扬带来的精神鼓励，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如果监管者为了节省成本(或偷懒)只进行了普通监管而导致被监管者的违规操作得以成功，则要对其施以一定的惩罚f(fine)，这种惩罚可以是行政上的、法律上的或是经济上的。如此一来，上述博弈模型就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如表2。
仍然利用划线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对监管者的监管力度较大、使得对其的鼓励与惩罚的量化绝对值之和大于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和严格监管的成本差时(即f+b>c-c})，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从而避免了(普通监管，违规操作)这种低效率策略组合的出现。这种情形下，博弈双方都将在博弈中采取混合策略，即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严格监管或是违规操作。让我们定义: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遨纤二几登三寻多笼罐熟:弓多雀诺态咬乏导铸泉录名室圣聆多石杀涟返络题透汉蛋定召砖罗亨恶璧三兮概率为r，进行普通监管的概率为(1-r);被监管者选择违规操作的概率为e，遵纪守法的概率为(1-e)。
给定e，监管者选择普通监管r=0和严格监管二1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小于(c‑-c,)/(f+b)，监管者会选择普通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大于(c‑-c洲(f+b)，则监管者选择严格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等于(c‑-c,)/(f+b)，监管者就随机地选择普通监管或者是严格监管。
给定r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e=o和违规操作e=i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小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违规;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大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遵纪守法;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等于r/(r十p)，被监管者则可能违规也可能遵纪守法。
因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r=r/ (r+p).e=(c,}c,)/(f+b)即，监管者以r/(r+p)的概率进行严格监管，被监管者以(c‑c,)/(f+b)的概率选择违规也可以解释为，市场上大量的被监管者中(c,}-c}/(f十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违规，(f+b-c‑+c,)/(f+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监管者随机地对r/(r+p)比例的被监管者进行高成本的严格监管，而对剩余的被监管者则仅采取普通监管。
三、结论
城市经济的特征范文5
1. 关于生态城市的认识
生态城市（eco-city）是由苏联城市生态学家亚尼茨基于1981年提出的一种理想城市――自然、技术、人文充分融合，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保护，建立生态、高效、和谐的人类聚居新环境。
对于生态城市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诠释。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认为生态城市的全部内容是追求人和自然的健康和活力。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环境，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生态城市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黄肇义等（2001）提出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杨志峰等（2008）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王如松（1987）将生态城市定义为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去改变城市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挖掘城市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建设的一类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富足、健康、文明的生态社区。戴天兴（2002）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并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有利于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2. 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以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自然系统和谐，即“人―社会―自然”和谐为其发展目标的。彭晓春、李明光(2001)认为，生态城市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其一自然地理层次，是城市人类活动的自发层次，是城市生态位的趋适、开拓、竞争和平衡过程，最后达到地尽其能，物尽其用；其二社会功能层，重在调整城市的组织结构及功能，改善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增加城市这个有机体的共生能力；其三文化意识层，旨在增强人的生态意识，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冯端翊(2001)认为生态城市应包括八个方面的内涵：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规划；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倡导清洁消费；建立城市清洁交通体系；搞好市区立体绿化；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城区周边环境，缓解中心城市的生态压力；控制区域城市密度，保护绿色城市间隔；改进和完善城市发展考核办法及指标。
关于生态城市内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认识。从系统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个由社会―自然―经济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建立生态产业为手段、发展循环经济为目的的理想经济运行系统；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二重体，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生态意识观为主导观念，社会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人居环境。
3. 生态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生态城市思想直接起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人类对生态城市的理解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升华而不断加深。国内外典型的生态城市建设措施及其取得的成果见表1。
生态城市的建设发展，在国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其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相关理论、经验也较成熟。而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成熟的经验不多，且在国际上的影响相对较小。
二、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理论
1. 生态城市建设需要城市经济理论的指导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通过分析城市经济运行，解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经济、外部经济、聚集和扩散经济以及分布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揭示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城市系统和城市经济结构，以指导城市建设的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任务正是通过阐明城市经济发展规律，为经济政策、对策等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系统地研究城市经济产生的基础和条件，研究城市的性质、功能和产业结构升级，预测城市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协调城市内部经济结构间的比例关系，协调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城市的经济要素、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分析，回答有关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揭示城市经济的本质和发展的动力与条件，为管理好宏观和微观的城市经济、形成有效的调节和控制系统奠定理念和方法基础。
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生态城市的建设适应了这两大主题的要求，是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代表了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向。与传统城市相比，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见表2。
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具有与传统城市不同的特点，较传统城市的建设更为复杂，甚至在一些层面，生态城市的理念与原有的城市理念是冲突的，有其特有的内在规律。因而，需要根据生态城市的内涵与特点，进行城市经济理论的创新，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生态城市的健康发展，否则生态城市建设就会流于形式，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 城市经济理论创新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客观需求
我国的城市经济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了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城市经济政策等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协调运行、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管理等问题。
生态城市作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模式，从城市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很少，又由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能拿来照抄照搬。现有的城市经济理论主要是以传统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其理论成果为传统城市的开发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而针对生态城市特点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却存在着不足，无法满足生态城市建设的需求。因而，为满足生态城市建设的需求，客观上要求城市经济学必须进行理论创新，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全面研究生态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其产生的基础与条件、内部经济结构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目标和生态城市的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三、生态城市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起步较晚，且多数生态城市的建设以外在的城市形象和环境的改变为主要目标，考虑眼前目标多，长远目标少，出现了与生态城市内涵相背离的情况，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生态城市建设表面化现象严重
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城市政府往往强调生态城市的表面层次，即城市外在环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盲目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建成一批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观，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
一些城市为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外在化指标，将生态城市建设停留在城市景观生态化的层次上，单纯依靠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等方式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2. 生态意识普及推广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对于生态城市相关规划的落实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口号响亮，但却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框架和建设指南，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推广的力度不够，缺少必要的实施规划及细则，来指导城市建设和配合生态化发展。
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理念欠缺，环境保护意识淡漠，在建设过程中群众参与力度不足，生态城市建设延续性不够，没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由于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难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们对生态城市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
3. 城市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管理力度缺乏
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关系难以协调，城市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力度薄弱，各相关部门协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够，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使得城市政府无法完成对生态城市的整体协调调度，工作效率较低。
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向良性发展，但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对于与生态城市建设有关的法律问题研究较少，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不足。
4. 生态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相对落后，整体来看还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基础设施薄弱，第三产业滞后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峻，城市发展和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
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企业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浪费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及其周边的环境、资源质量。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对绿色GDP评价指标的认识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优势不明显。
5. 生态城市规划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仅是打着生态城市的旗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使城市的生态建设与城市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脱节。
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不合理，对城市的扩张和城市自身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开放空间的利用和保护，使城市开放空间日益减少，生态质量随之下降；交通组织形式混乱，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土地集约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扩张城市用地范围，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6. 缺乏科学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结构的维护规则。单纯重视城市绿地面积指标的完成和生态景观的建设，城市绿化没有为城市生态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没有将生态城市的内涵融入到城市的复合生态系统之中，淡化了生态资源培植，考虑经济建设过多，考虑生态资源再造少，其综合效益较低。
总之，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着诸多背离其独特内涵的问题，涉及城市建设的诸多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缘于缺乏生态城市经济理论的指导，因而创新城市经济理论的研究，形成适宜生态城市建设需求的城市经济理论成果，纠正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各种偏差，为构建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的城市生态体系，促进城市的良性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四、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城市经济理论创新的思考
生态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理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但基于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实际和生态城市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目前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城市经济理论创新应重点围绕如下方面进行：
1. 生态城市的本质与内涵
对生态城市本质和内涵的正确认识是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关于生态城市内涵的解释，学术界尚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城市经济学应该在已有的关于传统城市本质与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通过与传统城市的比较研究，深入研究生态城市的本质特征和具体内涵，明确生态城市运行的目标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域。
2. 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目标的基础和条件
“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是生态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谐的社会运行为经济的长效发展创造了条件，高效的经济运行为居民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生态”是共生的客观存在，但“和谐、高效、良性循环”的目标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却难以共存。城市经济学应在区分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城市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与条件。
3.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关系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有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同心圆型及其轴向结构、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变形形式，其中同心圆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结构。然而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地理空间概念上，它区别于传统城市独立于周边乡村的特点，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区域，因而在空间特征上，生态城市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学应该在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上，研究适应于生态城市特点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律，找到最适合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
4. 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选择
要素禀赋是城市在特定的区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空间上多种要素大规模聚集的结果。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相对完备的要素构成及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需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生态化要求，根据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人文条件等要素禀赋的不同，选择适宜的建设途径与方式。城市经济学研究应能揭示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途径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判定标准。
5. 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市经济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开放性经济，它不是封闭的，因而城市经济的运行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生态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地域界限，将城市与乡村融合到了城镇化区域之中，具有更广阔的经济运行环境。因而，城市经济学应该研究生态城市的经济构成，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所遵循的特有规律，已有的传统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有哪些可以运用到生态城市的发展之中，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怎样指导生态化的经济运行，如何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问题，尤其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律。
6. 生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不同于以非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将是一、二、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模式。又由生态城市复合式生态系统的特点所决定，其集约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传统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将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区别对待，研究符合生态城市内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包含第一产业在内的新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城市产业结构的构建问题、城市三次产业布局的合理分配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传统工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及第三产业转型的问题等。应特别关注对生态城市区域产业传导机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态、经济、高效的产业链，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发挥生态城市产业的带动机制，加快生态产业的发展。
7. 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依据，对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的优化具有引导作用。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应该构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应从生态城市自身经济运行特点着手，重点研究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生态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方式和责任分工、进行生态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问题。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充分考虑节能、降耗、环保等内容构建适宜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五、结语
城市经济的特征范文6
一、体育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状
从研究体育与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关系来看，首先要清楚“体育”的基本概念。国际公认的体育概念，其内涵可分为“大众体育”和“运动竞技”两大部分。我国的竞技体育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为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城镇居民“大众体育”的发展却不容乐观，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总体发展水平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
1.城镇居民的体育健身意识淡薄，兴趣和热情欠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休闲和娱乐的时间相应的增加，人们的锻炼身体，提高健康水平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目前居民的健身意识却令人堪忧。虽然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但多数人的锻炼热情不高。据调查资料反映，对体育无兴趣的居民接近不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一半，这也充分反映出对体育锻炼，提高健康水平的宣传力度不够，城镇居民的锻炼身体的意识有待加强。
2.城市中体育基础设施存在明显差异。
大城市主要是省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高校、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集中之地，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基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在资金的投入以及体育场馆的修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社区、居委会、乡镇的体育健身中心和健身点，由于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发达城市和较发达城市及不发达的地区之间的体育设施差距十分明显。一些省市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人体健康状况，对公共体育基础设施条件正在不断的加强和改善。
3.城镇居民健身活动场地严重不足。
从全国的体育场馆开放和经营情况来看，体育场馆数量和利用率水平还很低。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体育场馆远没有达到国家相应的建设要求水平，在城市的体育场馆中，只有44.1%对社会全部开放，21.3%部分开放，34.6%的体育场馆尚未开放。从居民活动点看，目前平均每个街道、乡镇只有2.77个体育活动点，体育活动人数一般为31-100人，而且是锻炼者自发组成，缺少体育社会辅导员的帮助，这些均无法满足城镇居民对体育健身的要求。
4.居民的健身、休闲、娱乐消费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我们来看一种新的消费指标“体育消费”，在我国还处于相当低的状况，人均体育消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仅为0.5元，而我国的邻国日本达到了20元人民币的水平，虽然我国居民娱乐、教育文化费用的支出，从1985年至1997年的12年间，占工资支出的比例提高了2.6%，但是增长的幅度缓慢，并且地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大部分中部或西部的中型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居民的体育文化水平还远远低于全国消费水平的平均值。分析我国城市体育这种状况的原因：
4.1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的旧思维模式认为，体育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是国家的投资行为，这种惯性思维阻碍体育在城市经济中的正常发展；
4.2政府机关人员对体育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认识不够充分、深刻；
4.3体育的资金投入有限，公共基础设施缺乏，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率较低，许多居民的体育健身因场地设施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
4.4人们普遍参加简单的运动，所以在体育文化消费支出方面比较低。
二、体育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1.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大力发展，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在国家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体育事业将促进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增加国民的收入，与其它需要大量投资的经济部门相比，体育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优势。体育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首先，由于体育的功能具有健身、娱乐、休闲、竞赛等特点，它能够推进和带动城市旅游、商业、交通、电信、新闻、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通过消费，城市取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其次，体育最明显的经济作用就是促进体育产品的消费，而主要的消费人群集中在城市。最后，体育能够增强人们的体质，提高身体素质，提高人的基本劳动技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以达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
2.发展体育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型的体育赛事是塑造城市形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它不仅能打造城市文化、体现城市活力、优化城市经济结构，更能够加快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与内地各大城市比较相对滞后，但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及体育冰、雪项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一些大型的国内、国际赛事，可以促进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大大提高我们城市的知名度，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3.体育的发展能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国内、国际各大城市举办大型赛事的实践已经证明，其都能够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比如，体育场馆、道路交通、城市绿化、宾馆、饭店等等，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品味，同时也改善了城市的软环境，引起了很多外商的兴趣，既加大了资金的投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添了诸多的活力，又为各个行业的发展充满了生机。
4.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休闲、娱乐的时间也在增多，因此对体育需求也就越来越高，体育产品的需求量也就会不断加大，为了满足全社会所有参与体育活动的人们对体育产品的需求，就必须增加体育产品，如体育服装、鞋类、运动器材等生产数量，因此需要增加劳动力从事体育产品的加工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加了城市就业人员的数量，带动了相关行业人员的就业机会，无疑为缓解日益突出的城市就业压力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5.体育的发展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合作与交流。〖HTSS〗我们都知道体育运动是国内，外大量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汇的过程，是城市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纽带"，同时可以吸引外来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经验等，提高地方特色产品知名度，通过媒体及信息交流打入国内，国际市场。
体育事业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动力，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和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首先，是竞技比赛大型体育场、馆，专业性很强，承担赛事以后，有可能处于闲置状态。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公益性及后续效应。其次，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型赛事人流聚集，空气污染、噪音、废物垃圾等问题不容忽视，故此要充分宣传“绿色体育”理念，最后，每次赛事要有适度的商业运作。如国际上的奥运会，第21届蒙特利尔就负债20多亿美元，不仅没有带动经济发展，反而给城市经济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民间主办的奥运会，在金融界人士彼得•尤伯罗斯的领导下，一改亏损局面，获得了2.5亿美元的盈利。但过分的商业运作还会伤及赛会和运动员偏离奥林匹克宗旨，因此商业运作要适度。
三、体育开发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1.体育应与城市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道共同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2.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文环境等自然人文因素，必然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每个城市的历史渊源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因此体育开发要符合当地人们的心理特征和人文特征，以便普及、推广和提高。另外，不同城市可以利用其地貌特征和气候特点发展不同的体育项目，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不同城市体育文化。
体育开发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不同的城市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差异，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区域体育政策，对于体育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沿海地区和中部省会为中心的周边经济发达地区，资金雄厚，信息快捷，全民健身运动及体育基础设施相对普及，形成体育与经济同步双赢格局。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人口众多，资金匮乏，体育产业以国内大众需求的体育用品为主进行生产，在各自管理的辖区内，给群众提供一些必要的体育健身场地与设施。经济不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少数中部及边远山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他们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体育用品业的生产则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为主，人们以开展少数民族传统项目为主要内容。
四、体育开发与城市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1、项目的开发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
城市开发体育项目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预测市场需求，调研摸清开发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公益的社会效益，注意超前发展战略研究和制定正确可行的长远发展计划，切不可盲目的进行开发，影响城市的整体经济规划。
2、发展应与相关部门大力配合。
发展体育需要其它相关部门与行业的支持与配合。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从事体育锻炼、休闲、观赏，就需要取得道路交通、服务接待、社会治安、餐饮、检疫等部门的有机配合，形成以体育为中心的服务网络，让人们在锻炼与消费过程中，心情舒畅，身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