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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范文1
文化性质这一遗址的器物可分三组：第一组本地因素，如折口圈足碗、平折沿釜可从本地早期的文化中找到相似。第二组商文化因素，如假腹豆、斝等。第三组结合了第一、二组文化的因素所创新的出来的，如带扉棱足鼎、高圈足假腹豆等。第一阶段主要为本地文化因素，二阶段出现不少商文化因素，三阶段，器类增多，不少是一、二两种文化因素结合下的产物，四阶段，商文化因素大大消退。在这一变化中，本地文化因素一直占主导地位，一脉相承，因此，皂市遗址的性质应该是受商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青铜文化。
斑竹遗址，主要有澧县斑竹、保宁桥等六处。
（1）出土遗物罐：A型：长颈，分三式，颈和器身变矮。B型：粗矮颈，两式，口变小。C型：颈比B型更短，三式。D型：长弧腹，有肩，凹底，饰绳纹，Ⅰ式平折沿，Ⅱ式半圆唇。豆：A型：高柄，折腹。三式，柄变矮变细。B型：矮柄，折腹。两式，变化同A。C型：高柄，弧腹。两式，腹部变圆滑，柄变高。D型：矮柄，弧腹。两式，变化同C。盆：A型：深腹盆，四式，口沿渐窄，器腹变浅。B型：浅腹盆，四式，器腹渐浅。鼎：A型：高足，足尖外撇，。B型：矮足，两式，肩部变圆滑，足跟变尖。鬲：A型：圆锥形足。B型：联裆，饰绳纹，Ⅰ型锥形足，Ⅱ型柱形足。
（2）分期与年代第一期带有皂市遗址最后一期的文化因素，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第二期十字镂空纹和高足鼎消失，相当于西周初年。第三期不见鬲，相当于西周早期。第四期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见鼎，鬲的粗绳纹装饰与后一期接近，相当于西周中期。第五期变化更大，多饰粗绳纹，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相当于春秋早期。
考古学文化范文2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西北约16公里处，南距石河镇0．5公里，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为深入了解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谱系关系，以及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于1987—1991年先后八次发掘肖家屋脊遗址。该遗址文化堆积厚薄不均，东周楚墓、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三种文化遗存顺次叠压，以石家河文化遗存最丰富，共发现石家河文化房址6座、灰坑499个、灰沟23条、井1口、路3条、窑2座、陶臼遗迹7处、水塘遗迹1处和109座墓葬等大量遗迹。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早晚期遗存，基本反映出石家河文化在江汉平原从繁荣到不断衰落的全过程，对于它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到衰亡的过程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分前后两段。前段，其器型主要有高领罐、壶形器、盆、碗、豆、斜腹杯、高劝阻杯、小鼎、器盖、缸等，其他如罐型鼎、盆形鼎等数量较少。在邓家湾同时期遗存中，罐形鼎、盆形鼎较多，且罐形鼎、盆形鼎多为炊器，应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对此，我们认为石家河文化盆形鼎、罐形鼎、小鼎、高领罐、壶形器、高圈足杯、缸、碗、豆、器盖等应该为石家河文化腹地其最主要的器型。检视该时期器型，其不仅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发现较多，即使是比其更早的屈家岭文化晚期也能到其渊源。到了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晚段(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第一组，其主要器型开始发生了变化，该时期器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部分原石家河文化比较常见的器型到了该阶段形制变化较为单一或数量很少，如碗、尊、高圈足杯、小鼎等。
第二．部分原石家河文化较为常见器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高领罐，原报告分为三型，观察其变化，A型高领罐，早期多为宽凹沿，鼓腹，器身整体较高，到了晚段第一组，其多为直口，球腹，较为矮胖，另外B、C型高领罐也基本上略同该形制;红陶杯，数量较多，整体来看，该时期胎壁较厚，腹腔变小;盆形鼎，在早期上腹壁向外斜直，到该段折沿，上腹壁向外斜弧，下腹内折起棱;缸，原报告分为三型，其中Aa型缸数量较多，变化较为明显，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其多为宽沿外撇，上腹壁斜弧，下腹内折起棱，到了该时期宽沿外折，上腹斜直，下腹内折起棱。另外罐形鼎、豆、长颈罐、盆、臼等较早期都有较大的变化。
第三．出现了一些新器型，钵、擂钵、广肩罐、簋、橄榄形罐(中口罐B、C型);观察新出现的器型，观察起来源，应该是来自青龙泉三期类型无疑。以七里河遗址为例，钵，厚缘作风，石家河文化主要为圈足碗，如钵这样的器型很少，而在七里河同时期发现较多，在比其较多的早段中也有较多的发现，可以肯定，应属于青龙泉三期类型无疑。擂钵，从早到晚发展很明确，A型擂钵，出现在七里河石家河文化一期后段，一直延续到七里河三房湾文化;B型擂钵在七里河遗址发现更早，在石家河文化一期前段就发现较多。另外高领瓮、簋在七里河遗址早期遗存中都能找到其渊源。
相对于中期晚段第一组而言，到了第二组其变化更为明显，涉及面更广，表现在原从石家河文化以来较为流行的器型如高领罐、中口罐A型、壶形器、碗、高圈足杯、盆形鼎等已经接近消失，而缸、臼较为形制单一，且与第一组相差不大。第一组新出现的器型到了该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如钵到该组变的较浅，擂钵在第一组多为深盘口，直筒形腹到该组盘口变浅，筒形腹上粗下细、簋等;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三足杯、高圈足杯、盘、碟等。总的来说，到了该阶段，原石家河文化文化因素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石家河文化衰落的历史学观察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石家河文化中期早段，石家河文化基本保持自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器物组合，但中期晚段开始，石家河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中期晚段第一组，从石家河文化北部青龙泉三期类型文化传播过来的擂钵、豆、高领瓮开始出现并流行。到了第二组，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具有北方青龙泉三期文化类型的因素更具强烈。石家河文化到了中期晚段第二组基本上原有石家河文化因素已经很少，以至于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几乎已经消失，而此时中原文化因素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对此其变化的原因，许多学者多是从自身原因和自然环境变化去研究其衰落的原因，除此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应该是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南渐造成的。考古发掘显示，王湾三期文化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如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先进，形制复杂多样，有铲、撅、刀、镰等;农作物种类较为丰富，有粟、黍和水稻等，斝、盉、觚形杯、鬶等饮酒器具的大量出土，表明酿酒饮酒之风盛极一时，它应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制陶业此时期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烧制火候比较高，有的可达1000℃以上，另外还发现了青铜残片。在此基础上，在该时期还发现大量的城址，如后岗、孟庄、古城寨、新碧、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等，尤其是王城岗面积，从而使王湾三期文化发展到足以影响及占据石家河文化的水平。
考古学文化范文3
目前，由于学者们对晋文化定义的理解仍存在歧异，致使对晋文化的渊源、晋文化的分期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莫大影响。鉴于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廓清晋文化的概念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将晋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谈谈对“晋文化”中的“晋”字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并非如此，而是正确理解晋文化概念的关键。从上述第一种观点来看，“晋文化”中的“晋”字指晋国及三晋，而第二种观点似乎认为“晋文化”中的“晋”是指山西（山西简称晋），因而将晋文化的上限追至东下冯类型。我们基本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晋文化是指两周时期晋国及三晋的主体考古学文化，而不宜用来统称山西境内从东下冯类型开始至秦统一期间先後存在过的若干考古学文化。
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以及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考古学文化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考古学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的地点或典型遗址来命名。毋庸置疑，以往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通常适用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而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则需要作特殊处理，因为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已经牵涉到族属、国别、疆域等问题。目前，学界约定俗成的是，对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等，由于其文化族群相对单纯，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因此，均可视为以某族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至于两周时期分封国的考古学文化，则不宜用族属的单一概念来命名，而不得不考虑到国别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俞伟超先生《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3]一文对我们认识晋文化的概念有很大启发。
关于晋文化的主创群体问题，显然，我们不能认为晋文化是“晋族”的考古学文化。因为，历史上并无“晋族”存在，当然也无此提法。事实上，晋国的统治者是来自关中的周人，而在晋国统治疆域内，不同的族群则共同生活于此。如除土著居民和从关中迁徙而来的周人以外，还有不少北方民族。可见，晋国社会组织的群体构成来源是复杂的。因此，只有以晋国人来界定晋文化的主创群体才是妥当的。至于三晋时期，晋文化继续发展，其主创群体自然演变为三晋国民。
关于晋文化的时空问题，就时间而言，上起晋国始封，下至三晋灭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随着秦人势力的不断推进，各地晋文化被秦文化所取代的时间存在先後之差，如在侯马地区，秦文化对晋文化的取代明显早于三晋其它地区。因此，严格地讲，对晋文化的下限不必一刀切，一般而言，其下限大体可以秦灭三晋为尺度，但还应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地域而言，晋文化的分布范围，随着晋国及三晋的地域扩张而不断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晋文化的分布范围完全等同于晋国及三晋的政治疆域。
那么，晋国统治疆域内的考古学文化是否都是晋文化呢？非也！众所周知，晋国由弱到强、由小变大，疆域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大，晋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在相应地变化，但二者并非完全同步，或者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一般而言，政治疆域与文化分布范围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西周时期，晋国乃区区小国，其地域仅限于汾浍之间的方百里之地。春秋武、献以下，兼国多也，晋国疆域自是向南延伸至黄河北岸。但今晋东南地区当时仍为北方部族赤狄所盘踞，霍山以北也为北方部族所占据。直至春秋中期，晋灭赤狄余部；春秋晚期，赵氏苦心经营晋阳继而灭代、智氏灭仇盂；晋文化才开始逐渐向东南、向北推进。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晋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呈犬牙交错之势，如春秋中期以前，在晋国疆域之内，河东地区基本上为晋文化，而今晋东南、晋中乃至晋北地区则活跃着北方青铜文化。但随着晋文化的不断推进，有时北方青铜文化甚至处于晋文化的包围之中。如是，晋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晋国的统治疆域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晋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晋文化的特征也在不断演变。也就是说，晋文化的特征有其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如同其它分封国文化一样，晋文化与宗周文化保持
同步发展。晋文化的面貌与宗周文化大同小异。
第二阶段：春秋中期。晋文化开始孕育新的文化因素，并萌发出新的文化面貌。
第三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文化在吸收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形
成自身的特色，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同时对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阶段：战国中晚期。由于秦国势力向东扩张和秦文化的东渐，而且，三晋出于自
身的发展，各自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因三晋力量分散及其它
社会原因，晋文化的发展受到遏制。至此，晋文化开始走向衰落，直至最
终被秦文化所取代。
我们认为，狭义地讲，晋文化是指从晋国始封到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止、在晋国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但由于韩、赵、魏三个政治实体皆出自晋国，且三晋文化只是晋文化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其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晋国虽亡，晋文化并未因此而终止，而是随着三家政治势力的不断壮大而继续走向繁荣。因此，根据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原则，三家分晋以後所形成的三晋文化仍应纳入晋文化的范畴。晋文化的年代当然应始于周初封唐而终于三晋之亡。我们认为晋文化的概念，应指从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晋被秦所灭这一时期内，在晋国及三晋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及三晋国民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
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必要，有助于我们对两周时期列国文化的宏观认识。李伯谦先生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4]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东周时期周郑晋卫、齐鲁、燕、秦、楚与吴越六个文化亚区。孙华先生在其《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青铜文化（即周文化）已分化为晋、秦、楚、齐、燕等几个亚文化，并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文化区。其中，晋文化区包括晋国和由晋国分裂出的韩、赵、魏“三晋”、周王室以及郑、卫诸小国的遗存，分布地域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由此看来，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不仅包括两周时期晋国及三晋疆域之内的晋文化遗存，还包括晋国及三晋疆域之外同时期且具有与晋文化共同文化特征的考古遗存。例如，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西周遗址，经研究是杨国的文化遗存[6]。由于其与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几近相似，因此，可将其纳入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的范畴之内。又如，战国中期以後的中山国遗存，其文化面貌已彻底被统领中原的晋文化所同化，鉴此，完全可将其视为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总之，晋文化是中原地区两周时期一支重要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尤其在东周时期，随着晋文化的繁荣、壮大，晋文化对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以晋为核心的晋文化圈（包括周郑晋卫等国），与东齐西秦、北燕南楚、乃至吴越等考古学文化曾有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列国文化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晋文化概念的探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问题。
[1] 刘绪：《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2] 王克林：《论晋文化的传统性和综合性》，《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
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3]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後收入《中
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5]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商务印书馆，
考古学文化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进行了梳理，在回顾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音乐传播学理论，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化的探索与思考。
在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会的时代，各种事物的流行与传播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中国的乐坛上，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乐更为火爆，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与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她、分析她，让她不断良性地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几个热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乐也有同样的区分标准。但是，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流行音乐”的称谓显然是“舶来品”。
所谓流行音乐，英文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乐曲式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易懂，主要以爱情、友情、亲情为主题，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也有的会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本质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地表现出流行音乐的特性。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那么，像《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等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歌曲绝不能称为商品歌曲，因为它们绝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异质的。
流行音乐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众音乐演变而来，并成为大众音乐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是现今流行音乐最早的起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迅速风靡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直到世界各地。爵士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是美国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音乐与欧洲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形成了以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摇滚乐，hip－hop，r＆b，rap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风格。这种世界性的流行音乐风潮，给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以重要影响。
今天，流行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即兴性很强，并且音响色彩多变、丰富；乐队规模不大，织体层次简明。而现代，为了寻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电声乐器及更多的电子音色。
流行音乐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容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风格的被大众熟知的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及对音色的处理，自然亲切，加之小型乐队的伴奏与歌者的歌声融为一体，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备的三种特性也与其他大众媒介区分开来：一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主题内涵不断重复，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二是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形式，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乐文化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的体验。
二
从音乐的流行程度来看，中国宋词的传唱达到“凡有井水处”（即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的广泛性，可以说是传统流行音乐文化的兴盛。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走入人们的生活。1979年以后，那种政治教条式的音乐、农耕式的音乐形式渐渐远去，逐渐被新音乐所代替：《祝酒歌》给了亿万人民心灵的慰藉；《在希望的田野上》向人们传达了变革的神州大地到处充满生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信天游》、《心愿》等，适应了当时大众心理上对于改革开放事业所抱有的希冀、期待和渴望。后来随着邓丽君一曲《甜蜜蜜》和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风靡全国，更多的描述爱情、亲情的歌曲油然而生。20世纪90年代初《小芳》和《同桌的你》这样的“乡村民谣”和“校园民谣”，使流行音乐具有民歌的风格。随着国外流行音乐文化的涌入，摇滚乐、hip－hop、r＆b也相继在国内风靡。2004年的《老鼠爱大米》和庞龙的《两只蝴蝶》相继走红，因为这两首歌的蹿红，流行音乐的网络传播正式开始。
传播技术的进步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开拓了崭新的市场。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同样离不开类似的大众传媒。1979年后，音像出版社发行盒带极大地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此后，cd唱片的出现发挥了与盒带相同的作用。与盒带、唱片共同推动流行音乐发展的是电视的普及，以及电台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兴起。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成功选秀，成为流行音乐传播的又一“亮点”。电视传媒跃上船头，成为推动明星出现的超级舞台，电视大赛开始专业分类，提升了流行音乐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歌手除依赖电视传媒外，音乐电视开始以崭新面貌推动着原创。同时，各地电台音乐歌曲排行榜的盛行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为歌手的个性化发展和更新换代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新兴媒体给了流行音乐一个机会，让音乐更加贴近大众，让潮流更加符合大众的需求和情感需要。网络音乐传播的新形式也导致了人们音乐观念的变化，包括音乐创作观、音乐审美观和音乐价值观。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流行音乐传播，我们大体可以将之归结为：
80年代早期，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而言是一个“培养”期，全国以模仿港台地区歌曲为主。80年代中后期，内地第一批流行音乐制作队伍开始成型，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90年代初中期，歌手签约制在内地出现，歌坛逐渐从无序走穴向有序的经纪人管理过渡。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体的威力凸显，唱片业升温，全国的唱片公司出现野火烧不尽势头。90年代后期，流行音乐逐渐更新换代，流行歌曲不再容易流行。大众将目光锁定海外，对于中国内地歌手的关注开始减少。21世纪网络音乐盛行，粗制滥造的歌曲不断挑战着大众的接受力。各电视广播媒体推出选秀模式，各娱乐公司开始强力效仿欧美的歌手包装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内引人关注的年轻歌手开始增多，而引人关注的流行音乐继续减少。
三
从模仿走向创新，从关注创作走向歌手的选秀，在传播平台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应该从现实状况出发，对于未来作深入的思考。
(一)过多的商业化传播形式是否能加快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步伐？
流行音乐的受众无需欣赏高雅音乐需要具备的素质，换句话说，只要听力功能健全就可以成为流行音乐的受众。当流行音乐在商业化的齿轮下急速运转，流行音乐的受众就成为“买方”，在高举消费主义旗帜的后工业时代，流行音乐受众成为“消费大军”。
流行音乐文化的传播本质注重的是音乐的传播，而在商业化传播中，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听到的是对于流行歌手的传播。歌手的一言一行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喜欢一个歌手不像原来那样是通过音乐，而是直接成了个人崇拜，音乐变得无关紧要。这样势必导致：音乐不再流行，而歌星成为流行；歌星不再专注于演唱，更注重于曝光率，并不断通过其他的一些行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演唱的作品粗制滥造，很难被广泛流行，失去了流行音乐的意义；大众开始对流行音乐阐释出一条新的定义，而其中没有音乐。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流行音乐是商业化的产物，但不能以商业化为指归。流行音乐需要推出和包装歌手，但歌手需要实力和好的作品。我们只有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依然坚持音乐文化的追求，坚持创作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坚持不断发现和推出新的实力歌手，流行乐坛才能有长久的魅力。
(二)流行音乐创作模仿什么时候到头？
一种新的音乐形式的介入，必然会对原有的音乐形式带来一定的影响。不一定是打破原有形式的重新建构，也可能是完善，但要是完全性地组建，那就不是音乐形式的介入了，而是彻底的颠覆。
原有的中国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的音乐模式、音乐趋向，进入现代以后，西方音乐的理念传入中国，五声调式变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配乐原理。中国的流行歌曲从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风，90年代的摇滚风后，在21世纪又开始进入韩国风。
不能说作曲者没有努力，但大多数作品只是将本国的元素作为点缀而已。其实作为一个专业作曲者单纯创作一首中国色彩的歌曲并不是太难，但作为大众的年轻一代似乎对之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对欧美的流行音乐接触太久，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接收模式。
这里存在三个方面的维度：一是创作者，需要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元素为重点，为根基，为底色，不断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流行音乐作品，并且形成一种体系和时尚。二是流行音乐的推介者，同样对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创新负有使命。如音乐排行榜，既是已有情况的反应，又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导向。对于中国特色流行音乐作品的推介，同样会影响乐坛和大众。三是歌手的自我定位和调适。作为流行音乐歌手，一味地模仿和演唱模仿的作品，很难有个性，有独特的韵味。只有原创作品，才能更好地使歌手增光添彩。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难道仅仅局限于国内吗？
从目前来看，中国流行音乐走上国际舞台的数量几乎为零。虽然新媒体为流行音乐发展带来新契机，但全球化成为主流的时下，中国流行音乐并未像欧美流行音乐一样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要走向世界还需一段很长的征途。虽然周杰伦将流行音乐的演唱形式、内容进行了发展，但是周杰伦及其歌词创作者方文山这些少数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虽为流行音乐文化带来新的亮点，但这并没有将中国的流行音乐引向世界。
中国流行音乐能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如何走向世界？这是两个有关联度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文化的多元化也是现实的存在。但是，要使某一方面的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竞争力，就必须有强壮的肌体和活力。中国流行音乐也逃不脱同样的规律。在这里，关键是为世界所欣赏的作品，有享誉世界的演唱者，还要有能与世界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只要有多方面的合力，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就是水到渠成的。
总之，流行音乐文化处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中国的流行音乐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我们还是应当投以热情的目光，抱以严肃的态度去审视、去研究，让她茁壮成长，并且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和散发出持久的芬芳。
考古学文化范文5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考古学文化范文6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是我国最权威、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评选活动。本届评选活动自去年11月底启动，48个候选项目进入初评。初评工作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中国考古学会、全国65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参与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排名在前25位的项目入围2011年度终评。
哈民遗址地处内蒙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这里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是大兴安岭东南边缘，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遗址在一片相对低洼平坦的林网带北部，被掩埋在1米多厚的风积沙层下面，遗址总面积达17万余平方米。
2010年5-9月，因通（辽）－霍（林河）铁路复线改扩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对铁路沿线进行文物调查，这期间发现了附近正在被盗掘的哈民遗址。鉴于遗址保存现状堪忧，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上报国家文物局，经批复后对遗址进行了局部的抢救性考古发掘。201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哈民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
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发掘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近千件珍贵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等。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中发现了较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情况，这在国内史前考古当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此外，在其它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了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其中一座房址内有多达97具人骨遗骸，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部落生存景象，对于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哈民遗址距今约5500年之前，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残存的木质房屋顶部结构和房址内大量凌乱的人骨遗骸为复原史前生活原貌，以及有自身特色的装饰麻点纹的陶器、种类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的玉器等，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房屋结构、经济生活、制陶工艺、宗教习俗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介绍，这处遗址是我国内蒙地区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面积巨大、保存完好，出土遗迹、遗物极其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属于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