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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1
关键词：凤栖原；墓葬；考古发掘现场；金属元素；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K8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1-0044-07
1 前言
张安世墓群位于西安市南郊凤栖原。自2008年8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对该墓群进行考古发掘。在对墓葬的位置、形制、规模及出土文物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料记载，断定该墓葬群属于西汉时期张安世家族墓群。张安世家族墓是目前唯一经过完整发掘的汉代“列侯”级别的家族墓，对于探讨古代高级别大型墓葬的建造过程、礼制形式和葬俗发展演变等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汉代长安南郊的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为配合考古发掘工作，敦煌研究院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物移动实验室在考古发掘现场应用支撑研究”，并在张安世墓群开展文物埋藏环境等方面的研究。
金属文物在埋藏的土壤环境中易受腐蚀，关于腐蚀机理国内外已进行过深入研究，分析了各类金属器锈蚀物的组成[1-11]。金属文物腐蚀与埋藏环境关系的研究也多有报道[12-20]，研究了不同埋藏环境下所产生的不同锈蚀物及其生成机理。但金属文物在土壤埋藏环境中，受土壤酸碱度、含水率、土体物理性质等多重因素影响，被腐蚀元素在土壤中含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尚不十分清楚。
分散晕（dispersion halo），是地壳中化学元素因扩散和迁移，在一定范围内元素含量呈梯级分布的微观地球化学带[21]。利用分散晕的化探找矿法在勘探隐伏矿的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2]。本文借鉴分散晕的概念，采用便携式X荧光、ICP-MS检测金属文物赋存土壤中相关指示元素的含量，尝试研究这些元素在土壤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并为出土文物的发掘提供文物埋藏信息。
2 实验地点
本次进行的金属文物赋存土壤中的指示元素空间分布规律研究，选择在凤栖原M25耳室进行。M25位于主墓室M8的东南侧（图1），据考证为张安世夫人墓。耳室保存较为完整，发掘工作面距地面约10米，有10多个车伞的青铜盖弓帽以及金属质地的马衔、马镳、铜络饰、方扣等小饰件散落在耳室地面上。耳室里端还有大量的陶制器皿。实验选择在工作面中间的某个未曾扰动过的“T”形青铜盖弓帽的周围，在水平面和纵深面提取土壤样品进行相关元素分析。并采用便携式X荧光仪器，对该处以及另外2处锈蚀严重的铁器文物的周围进行元素半定量分析。
3 分析结果与讨论
3.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
3.1.1 取样
（1）青铜器文物周围土壤横向取样。以M25墓葬耳室中某“T”形车伞青铜盖弓帽为中心，按距离该中心区域依次从近到远采用微钻孔采集地表土壤样品17个，样品编号1-17。微钻孔直径1.4cm，取样深度1cm。取样位置见图2。
（2）青铜器文物附近土壤不同深度取样。在紧邻“T”形青铜盖弓帽的土壤表面，在1号取样点的基础上，向下进行纵深微钻孔取样。每向下1cm取一个样，共采集5个样品，样品编号1A-1E。微钻孔直径1.4cm，每样取样深度均为1cm。取样位置见图3。
（3）铁器文物周围土壤横向取样。以某处锈蚀严重的铁质文物为中心，按距离该中心区域的远近采用微钻孔取样采集地表土壤4个样品，样品编号18-21。微钻孔直径1.4cm，每样取样深度1cm。取样位置见图4。
在M25耳室开挖立面上取表面土壤作为基准对照样，与其他样品进行比较。
3.1.2 ICP-MS分析结果与讨论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ICP-MS）测试金属元素含量准确度高，所需样品量少，适合于本次方法研究。本次采用美国Thermfisher公司Xseries2型ICP-MS仪器，按照标准方法[23]对采集的土壤进行Cu、Pb、Zn、Fe、Sn、As、Hg元素检测。
（1）青铜器文物周围表面土壤中金属元素分析
“T”形青铜盖弓帽经便携式X荧光分析（美国Niton公司，型号Xl3t-800，金属模式测定），其组成主要是Cu、Pb、Fe（谱图见图5），其质量组成比为6.1∶2.4∶1。埋藏文物的土壤pH值为7.80，呈弱碱性。测试时土壤含水率平均为15.1%。土壤中的金属物腐蚀后，随水迁移，在文物的周围形成相关元素的浓度梯度带。青铜器文物周围表面土壤中金属元素分析结果见表2。
对表1中Cu、Pb元素按照测点（14号以后测点略）作图，见图6。元素浓度与距文物的距离呈明显的反比例关系。在距文物1.5cm范围内，Cu、Pb含量最高；3-7cm范围内含量急剧下降，逐渐接近土壤的本底值。1-7cm范围内Cu∶Pb平均含量比为2.43，十分接近青铜盖弓帽Cu、Pb含量比2.52的数值，推断土壤中的Cu、Pb元素基本是由金属器腐蚀所致，且两元素迁移能力大致相同。Cu、Pb浓度与距离大致呈指数关系（图7）。超过7cm后，Cu、Pb接近本底值且变化不大。其他金属元素与本底值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Hg元素在局部区域较高，可能是器物表面的颜料散落至土壤中的原因所致。
（2）青铜器文物附近纵深土壤金属元素分析
在1号取样点的基础上，向下进行纵向微钻孔取样，分析结果见表2。
分析结果表明，紧邻金属文物的土壤中的Cu、Pb元素含量，随深度有逐渐降低的趋势。2cm以下的土壤中，金属元素的含量趋于稳定，说明金属元素在土壤中因腐蚀原因迁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从纵深分布上看，金属元素的扩散在2cm的范围内（图8）。金属元素纵向迁移范围没有水平迁移的范围大。3cm以内的Cu∶Pb平均含量比为3.20，高于青铜器文物Cu、Pb含量比，可能是Cu、Pb元素向纵深迁移的能力略有差别的原因。距离地面6cm深处Cu、Pb含量又略有升高，可能是临近其他埋藏的金属物。因未再进行考发掘而没有得到证实。
（3）铁器文物周围表面土壤中金属元素分析
铁器文物周围表面土壤中金属元素分析结果见表3。距锈蚀物不同距离的土壤表面中金属元素浓度见图9。
随着距锈蚀铁器文物距离的增加，金属元素浓度降低。但距锈蚀中心1cm后，金属元素含量变化趋于稳定。Fe的含量变化不如Cu的显著，说明Fe的锈蚀范围不如Cu的大，可能是因土壤呈偏碱性，形成极难溶于水的Fe（OH）3而不利于Fe离子迁移。在距离1cm范围内，As、Hg异常偏高，高出本底值几十、上百倍，推断该锈蚀物中含有As和Hg的化合物，极有可能是某些红色颜料。
3.2 便携式X荧光分析
（1）青铜器文物周围表面土壤表面金属元素分析。使用便携式X荧光仪（设备同上，土壤模式测定）分析M25耳室地面土壤中金属元素的含量。从金属锈蚀物中心开始向西侧由近到远，每隔20cm测定一个点位（XRF3-XRF8），测点位置见图10。另选远处发掘立面测点作为对照样。半定量分析结果见表4，距中心不同距离土壤表面金属元素含量见图11。
便携式X荧光分析结果显示，随着距锈蚀中心距离的增大，土壤表面各金属元素含量逐渐降低，这与ICP-MS分析的结果有一定的相关性，但降低的趋势较缓和。锈蚀物中Cu、Pb金属腐蚀影响范围可达40cm，这也许会与考古工作中土壤的搬运造成的污染有关，但土壤表面元素含量与金属器距离呈规律性分布。从测定结果以及与对照样比对分析，推断锈蚀物含有Cu、Pb、Hg、As等金属成分或化合物。X荧光测定的数据可以给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发掘提供文物埋藏信息。
（2）铁质文物周围土壤表面金属元素分析。
选择耳室西侧靠近门口处某锈蚀的铁器文物，以该文物为中心依次从近到远，每隔5cm用便携式X荧光进行测点（图12）。半定量分析结果见表5，距中心不同距离土壤表面金属元素含量见图13。
便携式X荧光测定的铁锈蚀物Fe含量达20%，但超过5cm范围后，Fe含量下降至2%左右。Fe元素因受腐蚀而迁移的范围小于Cu的迁移范围，这与ICP-MS分析结果相符合。
4 结论
陕西凤栖原西汉墓M25耳室土壤呈微碱性，含水量较高，其上覆盖有10余米的黄土层。在这种赋存环境下，经过对M25耳室考古发掘地面土壤中多金属元素的X荧光和ICP-MS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金属元素在土壤中因腐蚀而迁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青铜器水平面腐蚀范围达7cm，纵深扩散在2cm范围内。铁器的水平腐蚀范围为3-5cm，小于青铜器腐蚀范围。
（2）随着距青铜器文物水平面距离的增加，Cu、Pb浓度衰减变化呈指数下降趋势。
（3）便携式X荧光分析结果与ICP-MS分析结果吻合较好。对于Cu、Pb、Hg这类具有很好指示性的重金属元素，采用便携式X荧光分析可以为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发掘提供文物埋藏信息。
本文中ICP-MS检测数据由国土资源部兰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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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2
关键词：博物馆；文物；化学教学资源
文章编号：1008-0546（2012）06-0037-01
中图分类号：G632．41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2．06．015
化学教学资源是指根据化学课程标准所开发的能进入化学课程，与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有利于实现化学教学目标的各种因素。化学教学资源有多种形式，按空间分布的不同，可分为校内的课程资源、校外的课程资源和信息化课程资源。其中校外课程资源丰富多彩，是校内课程资源的必要补充。博物馆就是一种重要的校外教学资源。
一、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荟萃之地，是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博物馆协会就指出博物馆是以实物的验证而做教育工作的组织，是探讨学问的场所，指出了博物馆所具有的文化性、教育性和学术性，其基本功能是收藏、研究和教育，其中教育功能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博物馆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实物性；二是直观性；三是广博性［1］。因此，博物馆是一部立体的“百科全书”和实物的“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精彩的第二课堂，是辅助教学的重要手段。博物馆课已经正式纳入山东中小学教学计划，全省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上一次博物馆课。丰富的文物资源具体生动的呈现在学生面前，实物教育与校内书本有机结合，有利于增加教学中的趣味性和提高学习效率。
化学是一门基础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学科。中学化学除了化学实验部分，很多教学内容相对枯燥，理论性较强，一些概念比较抽象，若是照本宣科的讲授，学生不容易接受。博物馆文物资源丰富，知识涵盖面广，化学原理、化学方法及化学材料等在文物方面皆有应用。因此教师可以引导提示学生文物中蕴含的化学知识，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二、文物资源与化学教学
文物资源中有很多都与中学化学内容相关。通过把文物资源与教材内容相联系，提取出可以利用的部分，将其运用于化学教学，可以拓展教学的内容。博物馆可提供给学校的参考资料很多，包括藏品信息、文物图片、录像或幻灯片、研究资料等。这些信息资料对教学很有用处。根据中学化学教学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博物馆中的化学资源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1.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
元素化合物知识点较多，涉及面广，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实用性强。文物资源中就蕴含着丰富的元素化合物知识。比如：陶瓷的烧制就包含了硅酸盐类知识和铁铜等金属元素知识。陶瓷类文物是以粘土、高岭土为原料，经过选料、淘洗、沉淀、捣揉后制胎、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制成的器物，各种色釉的瓷器均是以铁、铜、钴、铬等金属做呈色剂，比如唐三彩就是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的。通过我国历史文物的介绍，不仅把枯燥的化学知识生动形象化，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物质结构与性质
物质结构决定物质性质这一化学思想比较抽象，现通过几件不同金属质地的文物来举例说明。不管岁月如何变迁，黄金质地的文物永远金光灿灿富丽堂皇，相比之下，青铜器表面坚硬致密的锈层则有一种古雅的色调，象征着年代的久远，而铁器文物由于其性质活泼以及自身的结构缺陷往往布满了锈蚀甚至通体矿化。相同保存环境下的金器、铜器、铁器，由于三类元素不同的结构，导致了不同的反应活性。
3.有机化学基础知识
文物中的书画、纺织品、竹木漆器等都属于有机类文物，另外，文物保护用材料中也有很多属于有机高分子材料。比如，有机类文物皆易腐朽，对保存环境要求苛刻，本质原因在于其组成物质纤维素易氧化降解造成的。
4.化学反应原理
物质腐蚀变质的根本原因是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本体发生了化学反应。电化学反应是中学化学的一个重要化学反应原理。2007年广东化学高考题就有一选择题，关于青铜器保存环境，该题目就考察了电化学反应原理在青铜器上的应用。青铜器腐蚀本质是一种电化学腐蚀，是环境中的氧气，氯离子、水分与青铜中的铜发生电化学反应的结果。也可以利用电化学的方法使其还原，电解质溶液可以用10%氢氧化钠溶液，还原金属则用锌粉或铝粉。具体操作方法是：先把锌粉或铝粉与电解质溶液调成糊状，立即将糊浆敷在有锈蚀的部位，待反应结束后，立即用棉花抹去，接着用蒸馏水冲擦干净，以去除残余溶液。该部分可以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培养学生利用化学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开发博物馆中的化学教学资源的意义
通过走进博物馆这种课外实践活动，把化学知识应用于文物，学生可以将自己从学校、课本上学到的化学知识和技能运用于社会实践。在巩固课堂所学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应用化学概念认识事物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创造相互动，教学与兴趣相统一，可以使教育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且可以大大激发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促进自我学习的发展。
另外，博物馆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合理地开发利用博物馆中的化学教学资源，不仅能加强学生对化学知识的了解，还能加深学生对我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崇尚科学的精神。
四、结语
兴趣是青少年在博物馆接受素质教育最好的诱因，在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博物馆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博物馆中开发化学教学资源，不仅能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促进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能把人文知识与化学知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使学生从一个更完整的角度去理解化学、学习化学，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各种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博物馆有着丰富多样的化学课程资源等待着去开发，我们必须以现代教育理念去积极开拓。教师要做有心人，不断为学生提供生活素材，为素质教育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3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20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200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年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通过调查与钻探,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
后期主要发掘了21号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和少量小型墓葬。其中,祭祀遗迹包括乐器坑和人祭坑两部分,乐器坑内的木质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3件铜虎(附于)、8件甬钟,和甬钟各附带有一件青铜挂钩。青铜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舞部及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文20余字,内容甚为重要。大堡子以乐器坑为代表的祭祀遗迹是在该遗址遭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身份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考古发掘是甘肃省早期秦文化考古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04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成立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组,并组建了联合考古队。2004年和2005年,分别对礼县鸾亭山和礼县西山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06年和2007年,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群和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2008年,对清水、张家川县进行了考古调查;2009年,对秦安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清水李崖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这些考古新成果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了解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早期秦人的都邑和陵墓、探索秦戎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翔实、科学的依据。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张家川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
马家塬墓地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西戎皇室家族墓地。整个墓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甘肃省从2006年开始对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进行了全面钻探,共查明墓葬59座。之后几年,共发掘了17座墓葬和1座祭祀坑。
马家塬战国墓共出土随马车30余辆。车辆漆绘,金银饰件、铜饰件以及料珠等装饰极为豪华,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物和金银随葬佩饰,主要有青铜壶、青铜茧形壶、金臂钏、金腰带以及金质耳环、银杯、釉陶杯等,还有大量玻璃态管形珠、肉红石髓珠金帽饰等。这些随葬品工艺精致、种类繁多、用料精良,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据史料记载,秦人西迁后杂处于戎、狄之间,正是礼县、清水、张家川一带。结合墓葬所出土遗物既有秦文化的因素,又有当地土著――西戎文化的因素,甘肃省文物考古专家认为该墓地的族属当是西戎的一支,有可能是秦人羁縻下的戎人贵族或其首领的墓地。
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的重要发现,是研究战国中晚期戎人的丧葬制度、秦人与戎人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有助于对该地区青铜器、金银器、金银饰铁器的制作工艺的深入研究。多种文化因素在该墓地中的体现,为我们从多角度去了解、认识、研究战国时期秦人与周边少数民族、西方文化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渗透,以及当时秦的强大势力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经过了四年的连续发掘,现发掘和保护工作仍在进行中。因遗址及墓葬对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临潭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
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对临潭陈旗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进行了保护性科学发掘。两年多来,共发掘面积约4300平方米,清理墓葬562座,其中齐家文化墓葬542座、寺洼文化墓葬20座,共发掘出土随葬品4520件,其中陶器3140件,铜、石、骨、牙、贝、金等工具或装饰件1380件。 已发掘、清理的齐家文化墓葬共计24排,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同排墓葬之间的距离不尽一致,宽者1米左右,窄者则存在叠压关系。墓葬结构有竖穴土坑和竖穴偏洞室两大类,其中以竖穴偏洞室墓数量居多,约占70%。埋葬方式上,既有多人埋葬,也有单人埋葬。墓葬中出土有各类随葬品和陶器,个别墓葬还出土有铁器。
寺洼文化墓葬除个别零星分布于齐家文化墓葬中间外,大部分集中分布于齐家文化墓地的西区,并与齐家文化墓葬有叠压关系,墓葬方向多数与齐家文化墓葬方向一致,呈西北方向。墓葬结构以口小底大的土坑竖穴为主,比齐家文化的竖穴土坑墓更深。多有“井”字形棺木,棺木与墓壁间的空隙填土较硬,似经踩踏,形成熟土二层台。埋葬方式以多人合葬为主。从墓葬结构和埋葬习俗看,寺洼文化墓葬对齐家文化墓葬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发掘不仅发现了近百座墓葬在墓葬开口的原始地表矗立长条形石块作为地面性标志,还在墓地南侧发现一座保存完整封土的齐家文化墓葬,墓口上铺垫碎石块后用黄土堆砌而成。这一发现说明,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墓葬已有使用封土作为地面性标志现象的存在。
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保存较完整,且规模较大,墓葬形制多变,并存在殉人现象,尤其首次确认了合葬墓所具备的多人多次合葬特点,充分揭示了齐家文化墓葬的复杂性,为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家庭及婚姻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考古材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该遗址荣登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首。
秦安王洼墓群
秦安王洼墓群位于秦安县王家洼村北部的老爷头山南坡台地内,海拔1600米。老爷头山绵延伸展,呈东西向走势,西邻清水河,东邻上沟,南部为王家洼村,墓群区域内自然地貌北高南低阶状下缓,地面目前多为农耕梯田。
近年来,王洼墓群严重,墓地内随处可见盗洞及骨骸。为使王洼墓群不再遭遇破坏,2009年8月起,甘肃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墓群所在范围进行了钻探与发掘。钻探共发现墓葬30座,发掘3座。3座墓均为竖穴偏洞室土洞墓,对于墓室部分的清理均采用大揭顶的方法。
3座墓均由车马坑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盗掘情况都十分严重。经初步判断,1号墓墓主人为女性,年龄为25~30岁,从墓室被盗后的残存痕迹观察可知葬具为木棺。在盗洞中出土陶珠、玛瑙珠、金带饰、铜带钩、铜泡、盖弓帽、骨器等共27件。在车马坑与墓室中出土铜壶、陶鬲、陶单耳罐、铜钟、铜泡及铜车马器等共计63件。2号墓发现人骨一具,仰身屈肢葬,初步判断或为男性。车马坑中随葬一完整马车,整车青铜装饰完整,车厢前有长方形铜饰,后有戈形铜饰。另出土随葬品有陶壶、箭囊、铜戈及车马器共计171件。3号墓车马坑内原葬木质车2辆,均为两轭单辕车。由于盗掘的严重破坏,车厢体已荡然无存。
从目前已发掘清理的墓葬来看,无论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品等各方面,该墓群的墓葬与张家川马家塬墓群极其相似,应该都是戎人贵族墓葬,只是分属两个不同支系而已,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国戎人贵族墓葬以及戎人的分布情况、文化发展等信息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高台地埂坡魏晋墓葬
地埂坡墓群位于高台县罗城乡河西村南3公里黑河南岸一、二级戈壁台地上。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土洞墓5座。5座墓葬的结构大致相同,由墓道、照壁、墓门、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构成,有的前室附设耳室,地表都残存有封土及茔圈,其中三座墓葬中绘制壁画。
1号墓南、北壁各有梁柱承载“人”字拱,两壁各附有两根立柱,一为棒槌形,上有方斗,下有柱础,周身彩绘穿壁纹;另一立柱位于侧壁与后壁交角处,似方柱。前室前部两侧各有一耳室,平面长方形、拱顶,南耳室规模较大。后室平面近方形,覆斗顶。顶部中央彩绘方形莲花藻井,四面坡各有彩绘。
3号墓有彩绘照墙,高达7.4米,雕绘龙头、托梁赤帻力士、兽头、熊面力士、交叉纹等。
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4
关键词：文物藏品 博物馆 文物管理
中图分类号：G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194-01
一、文物藏品入库保存的规范操作
（1）博物馆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馆藏藏品，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文物的入库保管、资料等级、移动展览以及科学研究都要有明确严格的规范。
（2）科学合理地引进收藏管理。收藏入库主要是做好基础的分类以及入库前的各项工作。对于藏品一定要做好登记整理，文物详情记录在案，为后续的科研展览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对藏品进行保护保养
（3）收藏文物的登记分类。历史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博物馆文物在入库登记上也应该有详细的规范制度。根据文物不同的质地类别分为丝织品、书画、陶器、玉器、印章、铜器、货币、民族文物、考古文物等。博物馆管理人员应该针对其不同条件、级别等分类保存。对研究价值、级别高的文物应当设置专库重点保管。
（4）馆内库存管理。对于馆内已有的藏品，工作人员应分类编制账目卡片，整理资料建立藏品的档案，做到每一个藏品登记在案，制订其存放修复计划，收集与藏品有关的Y料信息，便于后续对藏品进行研究。
（5）藏品的鉴定。藏品的鉴定是博物馆收藏管理不可或缺的步骤，它是对藏品价值的认定，是为藏品确定相关保管条件的依据。因此，博物馆在藏品入库登记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鉴选。
（6）定名鉴定。每件收入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要用定名方法给文物定名，鉴定并填写意见表。
（7）藏品入库管理。前阶段工作应当取得文物相关资料，做好数据库登记、处理以及科学技术实测，有必要地做技术处理，除尘除垢简单修复等。记录文物的尺寸、重量、成色以及拍照绘图，记录图像资料，入库前必须填制入库凭证。
二、藏品管理的工作重点
在我国馆藏博物馆的收藏历史上，早期的藏品管理比较简单，在一般情况下，藏品只存在于库房以及展厅两个空间，很少有变动，只要为每一件藏品做好相应的档案编辑，做好相关的保护管理就好。但如今，各地博物馆开始利用馆藏文物频繁组织对外的展览，举办知识讲座，藏品频繁出入藏库。在移动的过程中，文物极有可能受到损坏，因此现阶段博物馆藏品动态化管理已经成了日常管理中的重要部分。
在当今博物馆馆藏的管理中，必须制定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日常管理中重点保证文物提用的安全。对此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提取应当有一套完善的审批手续。馆藏出入博物馆只有一个出入口，每一件馆藏的移动提取交由专人负责。严格管理填写相关馆藏的出入库凭证，清晰登记提借日期原因以及馆藏的名称、藏品的保管情况，经由相关的领导签字之后，形成一份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应的藏品出入库凭证。
藏品的出入凭证妥善保管，做到每一件馆藏的来源去处都有迹可循，有理有据。进出库的藏品是为了使用，博物馆对动态藏品的登记跟踪要做到位，同时做好统计，分析出各类藏品的利用率以及藏品自身存在的宣传教育意义。
三、利用科学技术保障藏品安全
针对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科学养护，博物馆各类藏品中如纺织品、书画纸张、毛皮等其他纤维制品保管相对困难，他们对环境的湿度、光照以及空气等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延长藏品收藏的寿命，博物馆应当及时做好环境湿度以及各项环境指标的控制。例如丝织品的保管，为了防止藏品退色，藏品保存环境应当在库房阴面，避免自然光的垂直照射。保持环境适宜的自然温度和湿度，以防丝织品的曲卷、脆裂等。还有其他科研、经济与艺术价值较高的玉器、陶器、铜铁器等的考古发掘品，应当配置专门的囊匣，防止震碎损坏。器具的摆放遵循上轻下重、高卧矮立、前大后小的放置顺序，以及垫入海绵软隔防止滚动碰撞等损伤。
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发达的科技技术有利于改善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环境，让科学技术投入到文物保管中来。2008年，我国文物局就已启用“文物安全与行政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在未来的博物馆馆藏管理中，通过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实现对藏品的统计和查询，及时反馈文物被盗、损坏等信息。在馆藏藏品的安全管理中，也可以慢慢引进机械、电子、计算机等多方面的先进技术对文物进行修缮保管，在文物动态移动甚至运输过程中利用科学技术的定位跟踪，防止移动途中遗失损毁等突发状况。
四、结语
博物馆馆藏文物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它传承着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祖国的年轻一代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更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精神的寄托，是人们精神发展上不可磨灭的一笔。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重视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存与管理，努力提高藏品动态化、现代数字化信息管理，推动国家新形势下整个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保存好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一笔珍贵的财产。
参考文献：
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5
关键词：3S技术；遗址；保护
3S技术是对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的简称。近几十年，随着3S技术的发展，其在考古文保领域的运用越来越多，使遗址的考古调查、信息管理、测绘等方面的工作效率提高，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数据库，便于文保工作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对遗址信息的了解和利用，实现了资源共享和最大利用化。
一、考古调查
遗址是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留下来的遗迹，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加工而遗留的一些场所（如生活、生产用地、村址、居址） [1] 。通过对各种类型遗址的调查与分析，可以揭示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状况[2] 。
传统查找遗址的方法是徒步调查、钻探等手法，主要依靠人工，工作量大，耗资源、时间多，受自然条件限制等，有时即使花费很长时间也很难确定其位置和范围[3]。20世纪发展起来的3S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是以获取和分析处理空间信息为目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对地观测的同时记录了大量人类历史文化痕迹，客观保留了它们的分布规律和特性[4]。在遗址调查中，利用3S技术可以缩小实地调查的范围，减少调查工作难度和工作量。
1、GIS方法的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空间关系的计算机系统，它使考古学家得以借助计算机的信息存储、整合分析、管理检索、模拟展示等优势，实现考古资料的数据管理、更新和空间信息整合、分析功能，为解决考古学的空间性和多变量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5] ，还可以用于精确考古制图。
将GIS 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开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主要集中于欧洲和北美[6]。欧美应用GIS 在考古学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70 年代末，计算机图形学、数据库和统计分析等技术开始应用于考古研究；80 年代，遗址预测成为考古GIS的主要研究方向；90 年代，GIS 开始被欧洲考古界所认识并接受，景观考古GIS 分析逐渐盛行[7]。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GIS技术逐渐与考古工作接轨，首先应用在遗址调查和相关资料的管理中。国内相继开展的工作有：1996年6月至8月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河南颍河上游两岸长约100千米范围内的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调查中，将GPS和GIS成功地运用于考古勘察工作中，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综合处理了各遗址的调查资料，并且绘制了精确的聚落遗址分布图，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8]；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应用GIS进行的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9]；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齐乌云等将GIS应用于"山东沭河上游人地关系研究"[10]。
2、、GPS方法的应用
在遗址调查中，GPS主要被用于遗址空间位置和范围的勘测。
国外考古中GPS应用已更加成熟，在景观考古中广泛采用了亚厘米级的高精度动态GPS（RTK）来提取精确的地面控制点以建立数字地形模型（DTM）[11-13]。
Chapman和Van de Noort在2处英国铁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探测时，对RTK测量的高分辨率微地形数据进行内插建模，形成连续的数字地形表面，再通过GIS分析和处理，识别出掩藏于湿地景观中的古遗存特征。
2004年和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次使用GPS对长陵、阳陵2座西汉帝陵地面现存遗迹及部分地下遗迹进行了测量[14]。在田野考古中，除了遗址范围的测量外，GPS对可移动文物的原出土位置或发现位置也能提供准确的方位标定。2006年全国第3次文物普查中，浙江宁波市的文保专家通过GPS对发现的每一件文物都进行了精确定位，记录该文物所处经纬度及地理位置，为普查后期建立文物基本信息数据库、制作文物分布电子地图提供准确的基础资料[15]。
3、、RS方法的应用
遥感考古于20世纪初由英国考古学家创立，在欧美已历经了近百年发展，主要被用于遗址的空间分布探测，为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参考[16]。
我国将遥感技术运用在考古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如：张立等利用遥感技术对苏州及太湖地区做了大面积的地学调查与分析，并在研究史料和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春秋吴国都城遗址位置的遥感调查和预测，为进一步有计划地发掘提供了参考[17]；2007年，考古人员从陕西唐乾陵地区的航空像片上发现了一组清晰的地下建筑影像，从影像中分析判断出了乾陵下宫的建筑布局及宫垣结构，为唐代帝陵的下宫遗址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18]；同年，浙江遥感考古工作站经长期遥感探测，基本确定了江南最大皇家陵园---宋六陵内8位皇帝、皇后陵墓的具置和布局[19]。
二、信息利用
1、信息数据库
基于GIS的信息系统的建立将不仅为全国各级文物保护管理部门提供丰富的遗址基础信息，同时为文物部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建立信息系统目前的功能有：普查与管理数据库、地图基本操作、空间查询分析、文物风险评估以及文物信息输出等功能[20]。
在国内的应用实例有：南京师范大学谢志仁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开展了GIS支持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研究[21]；浙江教育学院祝炜平等开发的"浙江文物管理信息系统"[22]；苏州教育学院陈得超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刘树人教授开展的"上海考古信息系统研究" [23]；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等开展的"田野考古信息系统研究" [6]；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联合开发的"开封市文物考古信息系统"[24、25]；山西侯马晋国遗址测绘与文物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全国土遗址数据库、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信息系统[26]等。许多单位也建立了自己的文物数据库系统如浙江文物管理信息系统[27]滁州市不可移动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南阳市文物管理信息系统、重庆市文物管理信息系统等。
2、信息提取处理
单独利用某种技术所提取的信息量十分有限，联合利用3S技术和其他技术可以丰富提取的信息，有利于保护工作的开展。如利用虚拟场景的技术再现古遗址时，既需要应用RS技术（如航空3维扫描成像系统），又要应用GIS技术来共同开发完成[28]；在侯马晋国遗址的测绘中联合使用3S技术和4D技术，对文物精确定位；2004年，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中，我国首次将"3S"技术联合应用于考古发掘[16]。这些有益的尝试拓宽了3S技术在文物领域中的应用，也为获得更多文物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3S技术利用的不足
3S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利用文物信息提供了便捷可靠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文物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在国内遗址保护中3S技术的利用更多的是单个技术的应用，并且只利用了其很少的功能，很少将几种技术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其功能；学科间的脱节，文物工作者与具体技术操作者的沟通不足，不能很好利用技术将文物工作者的意图表达出来；对于已经建立的数据系统，不能充分利用个，只有系统但是没有具体的数据，不能发挥数据库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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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范文6
关键词：财计组织；国家财政；帝室财政；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21-03
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是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早在夏代就有了“会计”一词的出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当时的会计专业性并不突出，专业化程度也不是很强，只是处于萌芽阶段。真正全面的、连续的、系统的、综合的反应当时所记录的经济管理活动是在西周时代。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专掌朝廷钱收支的官吏“司会”，并进行“月计岁会”，把每个月零星的计算称为“计”，把年终总合计算称为“会”。周礼中记载：“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这时的会计在专业化程度上有了较大的进展，权责分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会计体系。到了汉代，随着统治阶级强化封建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逐渐形成了两大会计体系――民间会计和官厅会计。
民间会计
民间会计相比官厅会计发展比较缓慢，史料中的记载也并不多见，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决定的。西汉时期禁止私铸钱币及伪币流通，剥夺商人的财富，盐铁之事均收归官府，算缗和告缗等一系列打击商人的经济措施，严重阻碍的民间会计的发展。由于长期的这种社会环境，民间会计的资料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任其散落在民间，只有在一些诗词，文献中能够找到一丝蛛丝马迹。“庶民农工商贾，率亦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中可以依稀重现民间会计发展的缩影，有明细账、备查簿、流水帐和早期的核算资料，可见我国西汉时期的民间会计虽然相对于官厅会计落后，但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官厅会计
官厅会计是汉代会计的另一大体系，并且在中央统治机构中有专员负责管理，形成了权责分明，井然有序的会计体系。并且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定期向朝廷汇报，称其为“上计”。在官厅财计组织中分成两大部分，中央财计组织和地方财计组织。
（一）中央财计组织
中央财计组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总称。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均由丞相来管理。丞相“掌丞天子，日理万机”就是说丞相负责的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包括财政，并向天子呈报上计报告及资金运动管理等一切事务。“丞相，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又有记载“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至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丞相还负责定期询问地方的情况，“窃见丞相请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丞相所主管的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分别由大司农和少府、水衡都尉来掌管。
大司农是掌管国家财政的首席官，负责国家的一切财政收支并且在丞相的领导下负责各种经济事业。“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大司农在国家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均输法调拨各地盐铁来辅助赋税。“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第二，又在京师设置平准令，收受天下上交的物品，然后按其所需分配给官吏。“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大司农所属的机构垄断了天下的货物，高买低进，抑制了商贾。在其之下主要有太仓令、均输令、平准令、都内、籍田令来负责具体的会计工作。它们分工明确，为后来的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
太仓令主管京城的粮仓，负责粮食的收支，储存，保管的工作以及核算一年的粮食收入。“太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国传漕谷。”在《睡虎地秦简・秦律・效律》中记载，“至计而上X籍内史。入禾发（漏）仓，必令长吏相杂以见之。刍X如禾。”大概意思是到每年上报帐目的时候，应将仓的簿籍上报内史。谷物入仓，打开漏仓，必须命长吏会同验视。刍X和谷物同例。可以看出，在粮食上计的账目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这些均有具体的人员负责。
均属令主管运输物资。“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再由均输手下的人员对运输等费用进行核算，转运到价贵的地方，收到别处运来的物资后供官府使用或加价出售。这样便增加了财政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平准令是主管调节物价的官吏。“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利，故曰平准。”为了垄断商品交换、买卖及控制物价，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收受天下货物，进行买卖交换，当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时，平准则销售商品，使商品的价格下降。当市场上的某种商品供大于求时，平准则收购该商品，使商品的价格上升。
均输和平准设置以后，很快便有了显著的成效，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保持商品价格稳定，货源充足，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保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使经济稳步协调的发展。
都内令负责主管钱库，核算钱币的收支。“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注文颖曰：“都内，主臧官也。”也就是相当于现代的现金保管员。
籍田令负责皇帝籍田的事情。“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籍田所获之物，按规定供祭祀之用，并负责核算籍田物资收入，亲自耕地，以身作则体现了天子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告诉人们土地是民生之本，引导人们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以此来增加农民的收入。
翰官是专管盐铁之税。“斡音管，或作干。斡，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
铁市长是管理铁器买卖之官。“县官鼓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元程，不给民用。”
此外，大司农在各郡国有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都是管理农业的官员。在大司农的各属官之下，都设有“计”，从事具体的会计工作。将各郡国的户籍、耕地情况、钱赋收入、服役情况、粮食仓储等情况上报官府。
中央财计组织的另一个部分是帝室财政，由水衡都尉、少府来掌管。帝室财政占比国家财政的收入要多，占了主导地位。“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少府主要掌管皇帝的私养，“秦官也，汉因之，掌禁钱以给私养，故曰少府”少府的属官很多，掌管范围广，与财计相关的主要就是中藏府令和尚书。中藏府令，是东汉时期“掌中币金银诸货物”，“赖中藏府调金钱物，增助军费。”相当于大司农的都内官，对帝室的财货收支情况进行核算、保管的工作。尚书负责文书的保管工作，“奉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文书，谓之尚书”这里的所说的尚书指的是西汉早期的尚书，到了武帝以后，尚书的职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少府之下都设有“计”，用来负责具体的会计工作。
水衡都尉也负责掌管帝室财政，但是他并不从属于少府，而是和少府并行的财政机构。由于在武帝时期扩大建设上林苑，财政货物增加，便设立了水衡都尉来执掌上林苑。“初，大农`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务聚，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水衡都尉下也有相应的“计”负责会计方面的核算，年末的时候向朝廷呈报。
（二）地方财计组织
在官厅会计中，与中央财计相对的是地方财计组织。总管财政的是郡太守，掌握整个郡的民政大权。“郡守，秦官。秦灭诸侯，随以其地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晋江左皆谓之丞。尉典兵，备盗贼。汉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为都尉。”郡太守还在春季的时候巡视审查各县，勉励百姓种田养蚕，救济贫困，年终的时候派吏员入京呈上计簿，将全县人口的钱粮、盗贼、狱讼等事报告朝廷。“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太守手下有具体的官员负责财政工作。有“主仓谷事”的仓曹和“主货币、盐、铁事”的金曹，还设有上计吏，分别管理会计及上计的工作。县一级的县令是掌管县财政之事的官员，“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大乡设有秩，小乡设啬夫，掌一乡人的一切事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这样便与国家财政成为一个完整的官厅会计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上计”人员相互联系沟通、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收支分别核算，互不干扰，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是西汉统治时期的一大特色。不但解决了西汉早期的财政困难，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并且设立了规范的考核制度，使中央能够对全国的经济进行控制，使西汉时期的经济有条不稳的发展。
东汉时期的财计组织
东汉时期的财计组织和西汉基本相同，分为中央财计组织和地方财计组织。但是由于武帝以后，尚书的职权逐渐扩大，以前由丞相总理的中央政府，变成为司徒、司马、司空分权的中央政府，职权逐渐划分到尚书，到了东汉时期，尚书台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枢纽。“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台设置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设六尚书分管六曹事务，掌管国家的政务。
由于东汉光武帝精兵简政，裁掉了很多职官。大司农职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司农丞比西汉减少了一个，变为一丞。属官也只剩有太仓令、平准令和导官令，其他的属官全部裁省。另外水衡都尉也被削减，并职于少府，而且少府的财政事务也减少了。“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离宫燕休之处，世祖省之，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刘之日，辄暂置水衡都尉，事讫乃罢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汤官、织室令，置丞。”少府逐渐失去了帝室财政的执掌，“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但在基层的财政机构中，依然有做会计工作的“计”和“计吏”。
结论
财政大权是封建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的重要方面，在财计组织与制度方面，在汉代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中央到地方有了比较完整的系统，是会计发展的繁荣时期，为我国在会计方法上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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