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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哲学范文1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思想与哲学范文2
弗洛伊德关心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了伟大探索。郭沫若正是用他的理论指导创作，把性升华为人的正当情爱，写真的人，真的性情。他的剧作《屈原》中如果仅写传统的忠奸斗争，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也没新意；他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塑造了真实可爱的人物和真的性情。比如南后迫害屈原，是因为她深爱屈原:爱他的南国才子风度，爱他的高洁品格，爱他的铮铮铁骨，而屈原又那么骄傲，南后爱之不得遂转为刻骨铭心的恨；婵娟敬爱屈原，她说“我愿用我的微躯换得先生的存在”，她对屈原的爱，既是钦敬之爱，又有男女之爱；屈原也不是一个干枯的人物，剧中他有这样的台词“南后，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的赞美，你有许多地方令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时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它化成了诗的。如果我的诗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恕我冒昧吧，南后，这多是你给我的。”这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他对婵娟何尝不是深深的眷恋，他是用人格和责任压制着这情感。这样，郭沫若就把人的主题提了出来，引导我们更好地活着，做有价值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有人的可贵的性灵。弗洛伊德也正是在关心人，他确实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学者。弗洛姆研究有三个原因：一是1931左右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所，并担任讲师，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又与西方学者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二是当时在西方很流行。三是他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迫害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消除种族歧视，倡导人类和平，这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后来苏联弊端显露，资本主义也有危机，弗洛姆更加积极研究，探索人类命运。弗洛姆对马克思评价很高，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同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弗洛伊德。弗洛姆认为的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关于人道主义他提到了三点：第一，马克思主张超越国家集团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和平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交往应平等相待，国家间关系也应如此，这种要求国家、社会如兄弟般相待的真诚，很令弗洛姆振奋。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的命题。异化，这里指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病态，异化摧毁一切人的价值。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借人变成昆虫，警示人世的冷漠，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借军规的荒谬性，指出规则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利益保障，也是平民人性异化的根源。其实异化应有更广泛的理解，比如梁山好汉裸的暴虐杀戮，正常人是不会这样执迷于暴力的，不正常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他们人性的极端扭曲；再如《儒林外史》中，终生在科举路上徘徊的人们，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窘迫，这也是人的异化。第三，马克思提出健康人的标准。健康人就是独立自主，有创造精神，富有的人。富有不是经济的富有，而是精神的富有。马克思指出占有感与存在感的差别:人们拥有了物质财产，但并没有使人道德富有，反而使人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也就是重视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关于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决定精神现象，马克思重视人的活动，把它发展成真正能动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建立更理性更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束缚。总之，马克思的贡献和精髓在于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最终解放。
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三、弗洛姆的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思想与哲学范文3
道家思想中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源,中国武术吸取这一思想,认为武术最根本的特征也是“道”。“道者,万物之奥”,一切的来源莫不是“道”,而“道”又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太极拳的基本拳理就是据此生发的。王宗岳《太极拳论》认为“随变化万端,而理推一贯”,这里的“理”就是老子的“道”,无极生太极,进而才有阴阳变化,这个“无极”也是“理”,亦即“道”。《庄子?说剑篇》是太极拳理论中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观点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与太极拳拳理上的“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慢制快”联系密切。太极拳以太极阴阳变化为拳理,以太极图为根本,阴阳互依,此消彼长,刚柔相济,演变出千般变化,太极拳理讲究阴阳相济,济字有渡与成功的含义,如同舟共济、济世救人等。《周易》第六十三卦即“济”,其卦象是离下坎上,离代表火,属阳,坎代表水,属阴,火在下而其性炎上,水在上而其性润下,水火按这种形态联在一起,中间必须要有个像太极图S线那样的物质把两者分割开,这就叫“济”或“渡”。太极拳强调动静、虚实、刚柔、快慢、开合、升降等阴阳法则,这与道家的“太极阴阳学说”如出一辙。《庄子》认为:“是此亦彼也,是彼亦此也……彼是此,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万变。”这正是太极拳论中的“化即打,打即化”,化打结合“,虚笼诈诱,只为一转”,打和化,引和进都在一个螺旋圈中完成,这与庄子之说是何其相似。
2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技击
阴阳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易经》最基本的思想。《易经》主要是探讨阴阳变化广泛存在的规律,指出世界上千奇万变都是阴阳对立使然。阴阳对立观念衍生出一系列对应概念:动静、刚柔、虚实、开合、内外、进退、攻守、起伏等等,它们所代表的诸多对应因素的不同组合,及其对立转化的种种变化,构成了太极拳丰富繁杂、色彩各异的技击原理与方法。太极拳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思想,并以此作为其技击的指导原则。“反者道之功”是老子哲学中的着名命题,意思是说对立的事物向其反方向转化是运动的规律。老子这一辩证法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武术战略思想之中,成为武术战略的基本原则。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先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是为微明。”对应了太极拳拳法中讲究的“往返须有折叠”、“欲左先右,欲右先左”;同时也对应了太极推手中的“欲要先给”、“欲顺先逆”“、欲逆先顺”。《庄子?说剑篇》中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说的是技击一道,贵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因敌变化,后发制人。其中一静一动一先一后,正是利用敌手旧力已过、新力未生的空隙,迅速攻击,这就是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最高境界。这一思想正是来源于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法。“示之以虚”旨在诱敌冒进,然后看准机会予以反击,后发而先至。
3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锻炼方式
太极拳锻炼所追求的最重要的是强身健体,不是注重发达肌肉,而是为了内脏的坚实和舒适,这就与养生息息相关。《庄子?外篇?刻意》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庄子将“道引之士、养形之人”与“山谷之士、非世之人”“,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江海之士、避世之人”等四者相提并论,认为皆属“刻意尚行”的无道之士,是不为道家所提倡的。只有达到“不刻意而高”“、不道引而寿”的境界,才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德”。这表明了先秦道家所讲究的是依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呼吸,以达到养生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是认为“天地之至精,生于无征,长于无形,成于无体,得者寿长,失者夭死”。要点在于:强调深呼吸,“翕(吸)气之道,必致之末……息必探(深)而久”,太极拳在练习时也要做到深呼吸,气沉丹田,从而改善呼吸系统,进而改善心肺功能,舒适内脏,达到健身之功效。同时练习时间有朝暮之别,“宿气夜散,新气朝聚,以彻九窍而实六府”。四季也各有避忌,“食气有禁,春避浊阳,夏避汤风,秋避霜雾,冬避凌阴”。《老子》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太极拳在锻炼时要尽量做到“随人则动。随曲就伸”即所谓“能吞才能吐,能主动才能放”能够引进落空,才能够四两拨千斤,在平时锻炼时要练习能容纳对方来力的本事,这样才能发放自己的劲力,注意保持自身平衡,做到“左重而右虚,而右已去;右重而左虚,而左已去”,多多体会对方来力的方向、大小等,从而提高肢体感觉。
4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锻炼价值
太极拳运动具有很高的健身价值,其健身健心的原理也是源自于道家学说,“气”是道家用于表达宇宙万物事件的另一个概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另有“宋尹学派”乃战国道家学派的一支,代表人物为齐国稷下学宫的两位学者———宋钘、尹文。由于稷下学宫为各派学士“讲集议论”之所,久而久之,各派主张自然会相互影响。所以宋尹学派虽以“道”为主,但其学术思想实杂儒墨,趋于名、法。以本体化的道、精、气、神等概念解释天地万物和精神活动。“夫道者,所以充形也。”“气者,身之充也。”因而对于他们所说的“虚而无形谓之道”,必须注意从“虚而无形”乃是“没有固定形状”的角度去理解。对于心理、思维这类生命现象的复杂表现形式,他们以“精气”说来加以解释:“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而本体化的“心”,乃是这种禀受于天之“精”的寓存之所———“精舍”。所以“心”的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循此而进,“修心”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修心静音,道乃可得”;“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怒生怨,忧郁生病,病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蚤为图,生将巽舍”。所有这些哲学思想都对太极拳锻炼价值给与支持,其可以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道家推崇师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谓“天”,即指自然,人作为自然的元素,在本质上与自然是相通的,所以一切人事应顺应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太极拳在锻炼时就顺应了道家学说中的自然规律,不是局部的锻冶,而是对整体力量和协调的锻炼,经过长期练习可以自然地发出整体的力即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劲”,从而提高身体的机能,可见太极拳的健身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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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小说儒释道思想的多视角表达1.明清小说的儒释道思想创作基础明清小说遵循着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极力推崇的“孝悌”、“忠恕”等观念几乎是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在佛家理论中，“孝”也是一个重要伦理支撑，道家的“隐士”理论中“大隐”、“小隐”之说，放弃了道家在形式上的出世态度，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三家合一的伦理体系。《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是掌握教化的官员，其礼乐仁政的政治思想，在人格上仍然是儒家占主导，但是并不妨碍他的道家隐逸情愫。《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内圣”理想追求、仗义疏财、资助贾雨村赶考等都反映了“忠恕作风”、“仁义礼智信”的理想追求。2.明清小说对儒释道思想呈现的冲突明清时期，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人性”的本质需求开始表现出来，启蒙思想开始冲击儒释道的主体地位。明清小说中，在贵族社会和民间百姓之间都渗透着方方面面的儒释道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文化。但是反观小说中的贵族子弟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亵渎，整个贵族阶层熏染的不良风气深深体现出对儒释道传统思想的严重冲突。《红楼梦》中，贾雨村之流的伪儒败坏儒家精神，虽终日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却把儒家经典作为一门仕途的敲门砖。佛家讲究因果，《金瓶梅》中善良的人遭遇不幸，如武大、宋仁、西门大姐等，而坏人如韩道国、苗青、西门庆等人反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报应”，有的通过投胎再生而减免了果报。另外作品的“戒”主旨与“宣”的作品创作，也体现了作品对佛家的重要冲突。明清小说也有着重要的道家因素，《金瓶梅》中李瓶儿之死就由潘道士言中，体现了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但作品也对道士的场景进行了夸张和讽刺。道家无法深入伦理道德同现世和来世的人生评判，道家在《金瓶梅》中虽然闪耀着善恶有报、天堂地狱的戒律，但仍然体现着现世的人性追求。明清小说的儒释道精神和思想被封建末世的道德家所败坏，他们完全为了一己之私而我行我素，甚至谋财害命。明清小说中，有极多的作品体现了对儒释道思想的怀疑与批判，甚至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否定。
（二）明清小说中生死观的丰富展示我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中生死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影响着中国长期的生死信念表达与生死价值的判断和追求，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有精神。儒家的“天命论”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关照，把生死问题同宇宙的本真融合，形成了“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它不讲求来世和求得永生，但是充分追求精神的不朽，是积极的重生轻死的生死观。《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对人的死亡仅仅用了一句“其实堪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是作者浓笔重写的一个人物，然而在描写其死时，也仅仅用“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做结。明清小说对死亡的另一层展示是对“死亡的最佳理想”，即长寿、无疾而终；而死亡的最高境界是羽化成仙。我国古代多以“寿终正寝”为福，早在先秦典籍《尚书》中就提出“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的终命。《山海经》也有“不死国”等传说，长寿与永生不死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习俗。《三国演义》中忠义的关羽之死，使其最终羽化成神。《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冯主事大义救沈家，死后为神。这正是长久以来人们追求的死亡的最佳理想。
二、明清小说中的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哲学思辨形成
明清小说中儒释道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儒释道思想经过封建王朝的发展，早已深深渗进每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思想洋溢着智慧的火花，内化成中国人对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和自我的独特哲学体系，毫无疑问，它对当代大学生的哲学思辨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世界观的形成如何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不仅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同样也是每个人思考的问题。明清小说儒释道思想集中表现在“因果报应”的观念，讲究“轮回”的佛道两家的观念，给作品呈现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宿命论思想，这固然是由于文艺作品的历史性所造成的，不仅显示了作品的局限性，更表达了明清时期传统中国人的普遍道德观念及世界观。当代大学生突破明清小说的认识局限，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摒弃明清小说对世界本原的认识，经过去伪存真、以“扬弃”的科学态度，更加坚定了“世界是物质的”这一科学哲学的命题的深刻认识，完全抛弃了世界是由鬼神主宰的世界观认识。
（二）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辩证思想的形成明清小说表现出的儒家伦理秩序、“孝悌之道”、“忠恕”思想以及封建秩序体现的“三纲”、“五常”，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在追求“无为”、“与世无争”的理想人生，追求洒脱人生的境界上，“人世解脱”、“轮回因果”等哲学命题上，将其与现代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观照，大学生不难发现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社会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加以认识，强化了当代大学生认识世界的正确历史观。明清小说也体现了强烈的辩证法，如《红楼梦》中就有“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还有秦可卿临死说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都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法。哲学在于思辨，当代大学生的哲学思辨形成离不开明清小说中深刻的辩证思想的重要影响。
（三）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人生观的形成明清小说不仅有儒家的“舍生取义”、“重生轻死”以及佛道的“羽化为仙”等生死观，更体现了浓厚的宿命论思想。大学生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时期，是人生的重要年龄阶段，在死亡这一观点上，更能正确区分正确的观念与错误的认识。对明清一系列小说的生死展现，使大学生重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正确的人生方向和自我的努力让大学生脱离哲学思辨的层次，从而追求理想人生的脚步，为其人生观及价值观形成发挥着巨大的理论影响和现实导向作用。在正确人生观的指引下，大学生充分展示时代风貌，展现自我精神与追求，形成了健康的人生观。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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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与认识间的辩证关系
正确处理实践和认识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是实践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思想自身功能要求得到充分体现与正确发挥的内在规定。就哲学观点而言，深化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就是实践与认识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所以，正确处理实践和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实践与认识间的辩证关系的深层本质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属于有目的的自觉能动活动，也就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活动。因此，需要将人的思想、认识、理论集合与人本身，把认识看作是进行实践活动时重要的控制因素，不然，将使实践活动变成盲目的活动。
衡量实践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是实践吸收和消化理论的程度。对思想、认识以及理论的指导要求和依赖程度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提升。换个角度看，人一旦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论，就会对实践活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所以，人类认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即是指导实践和改造世界。就实践及认识的特点威严，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需通过认识对其进行指导和规范，此外，还需要认识承担评判实践活动好坏的尺度。反过来，认识也要通过实践活动为其提供更深层次的认识材料。考虑到实践和认识间的关系，我们在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既需要避免实践与认识相脱离，有需要防止认识背离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与认识相脱离的实践活动，可以说是与动物行为无差别的盲目“冲动”，而与实践活动相脱离的认识活动，也仅仅是只开花不结果。
思想、认识以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本质而言，体现出认识的超前性。思想、认识特别是理论，出于自身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间接体现事物的发展趋势。若是不具备这种超前性，认识将不可以有效的指导实践活动。通常情况下，思想、认识及理论反映事物本质的深刻程度与其指导实践的作用成正比。
列宁曾说：“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因为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需要经过实践活动的检验对其进行改进和修正，所以，实践活动会指导自己的思想抵制所有抽象的公式和教条，这就要求人们不断的解放思想，进行理论更新来有效的指导实践活动。
二、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关系的更深层次哲学基础――对立与统一
正确处理深化改革和解放思想间的辩证关系，需要通过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度进行相关的解释和论证。事实上，深化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之间是存在者对立和差异的。譬如，改革开放的属性之一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所以会体现出不健全不明确的一面，然而，经过解放的思想即使具备超前性，却还会存在某种与改革开放的性质及规律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会导致深化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于运动在运动方向上相互背离的趋势的出现。此类情况一旦出现将导致解放了的思想难以有效的发挥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严重的还将限制改革开放的发展。就深化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具备同一性和一致性，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悖现实的，在现实发展中，二者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可能在同一和一致的状态下发展。所以看待深化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需要以一种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待。
三、正确处理深化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间的关系的措施
第一，需要把深化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去。目前所开展的改革开放实践活动，无论是渐进或深化，其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于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改革开放，能够有效的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根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扩大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第二，将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作为解放思想的要求、内容和标准。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持续变动可以说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行各业。考虑到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成熟的理论、观念为其的行动进行指导，此外，考虑到它的进步性，也不应该继续把陈规陋习或僵化的观念当做调控自己的精神动力，所以，深化改革开放的持续变动需要人们不断解放思想来适应不断前进的实践活动。
第三，一定通过解放了的正确思想规范和促进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解放了的思想是存在正误区别的，所以，在指导深化改革开放的活动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两种结果。所以，只有解放了的正确思想，才能将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沿着正确轨道引向深入和成功。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较好的预测，能够指导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活动中摆脱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尽量降低失误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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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锐哲学思想的发端往往是建立在对于哲学传统的突破与背离之上，海德格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提出了许多与西方传统本源化思维截然不同的哲学观点，在西方近代哲学界影响深刻。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刻，突出体现在先秦时期，而当时的老庄思想以其思辨、翩然、不羁和幻化的色彩成为了这个万紫千红的哲学世界里的佼佼者。海德格尔与老庄哲学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譬如他们对于生死的态度，存在的意义的探讨上。
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生平事迹丰富，褒贬不一，其哲学思想对于后人影响很深刻，主要表现在对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影响上。他很早就开始关注东亚思想，尤其对道家思想最感兴趣。据莱因哈德·梅依考证，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德文译本熟知《庄子》 的思想。1946年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作，仔细研读并翻译了 《老子》 中的八章。海德格尔把对 “道”的思考整合入自己的思想当中。他关于无、语言、人、物、技术等的思考都与道家思想有关，对道家核心文献的研究是他思想灵感的重要源泉之一。[1]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他们思维方式中最大的相同点就是脱去表象性思维方式，在原初的境域中讨论问题。海德格尔的学说主要体现在存在之说、死亡观以及时间观等等，在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不存在那种异质性断裂式的“转向”, 但始终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思想搏杀和构境论意义上的深渊化,不时的, 最常发生的是不断返回到初始,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点也是思之原点。[2]
老庄思想由老子和庄子思想共建，老子思想具有强烈的思辨精神，庄子思想具有强烈的幻化色彩，但是二者同源一宗，在对于权术、人生的态度上都是高度的一致。对于政治的态度老庄主张无为而治，对于生死的态度老庄重视死而轻视生，认为生与死是辩证相生的，对于生活提倡一种本真的态度。老庄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在政治思维上二者截然不同，儒家提倡君臣纲常，宣传等级思想，注重礼乐传统，而老庄思想的纯粹在于恢复一种本真的状态，在无为的意境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海德格尔与老庄的生死观比较
海德格尔的生死观突出体现在 “向死而生”的观点中。关于死亡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若粗略地归结一下，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把死亡看作终结。死亡是在生命的终点才出现的事件，就是说，死，只是单纯地对生命否定，它终结了一个生命，与过程无关。另一个是将死亡看作是消失，不复存在。这个方向把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它认为，在人类尚未出现前世界就已经存在着，而人死之后世界依然存在，即是人不能离了世界，而世界可以离了人。[3]海德格尔不赞成上述两种观点，他认为死亡是“我”之死，是站在以死亡为中心去研究死亡的问题，“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4]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是站在存在之点去思考，只有真正融入死亡的过程，才能真正理解死亡的含义，而存在论里面死亡的真正含义也就是“向死而生”，是在死亡的可能性里面，感受死亡。“正在追问的向死存在显然不能有操劳着的汲汲求其实现的性质。首先，死作为可能的东西不是任何可能上手的或现成在手的东西，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其次，实现这一可能的东西的操劳肯定意味着引起亡故。但这样一来， 此在就会恰恰把自己所需的生存着的向死存在的基地抽掉了。”[5]所以，死亡是唯人类独有，动物与生物只有消亡。由上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世界里，死亡近乎于一种永恒之物，它伴随一个人的生而行，而一个人要真诚地活在这个世界里必须勇敢地向死而生，去参悟死的精髓。在这一点上与老庄的生死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老庄的思想是玄妙的辩证法。老子谈及生死时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对待生的态度是明显，与流俗人重死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生反而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人处于生存的状态之时它是柔弱的，而死，在他看来反而等于拥有了一切，反而能抗拒外界的伤害。这个观点用老子的玄学是易懂的，因为在常人看来美好和无限的东西，在老子看来是富含隐患和极度有限的事物，如生与死的关系，人们很难放下生去面对死，而在老子的有无相生的观点看来，生抑或是死，而死抑或为生，此所谓“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另者，在老庄思想的又一集大成者庄子看来，死是更加翩然的一件事了。在《庄子》外篇《至乐》中庄子妻死，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一则故事中鲜明地传达了庄子对于生死的态度。
原文如下：“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所以在庄周眼中，时间万物朗阔生死都是幻化相生的。人们将生看做始端，却将死看做终端，而庄子对于这种想法是不屑的。他认为其实本无生也本无死，本无形也本无气，生死幻化相生，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所以，不论生还是死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由上分析了老庄的生死观，可以看出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的生死观共同突破了流俗对于生死的看法，是一种既不看重生也不畏惧死的态度，认为死亡本来就寓于生的过程之中，生既不是生命开端，死也不是生命的结束，二者总是在幻化的过程中相易相生。所以对待生死，一句话用以总结“生亦何哀，死亦何苦”是老庄思想与海德格尔对于生死的共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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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德格尔与老庄的生存观比较
在海德格尔与老庄这里，生存是一种栖居的方式并不是一种简单存活。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生存与存在是互寓的，存在的关系之中蕴含生存，“只要存在在它的生存本质中, 也就说在出离着的本质中,在自身中持守着这种生存,并且把这种生存作为在存在者中间存着在的真理的处所聚集于自身,那么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因为作为在这一关系中生存着的人就保留在这个关系中,存在也作为这种关系遣送出自身。”于是存在于生存的关系成为了一种玄学。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走向恢复本真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方式，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融为一体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把人与天地神人的关系称为四化了的关系( geviert) ,四化区别了把天地神人机械地堆砌在一起的看法。由于人心灵的敞开,由于人在世界之中的居留才使天地神人进入到由心灵敞开的境域之中,由于心物一体的境遇才使万千事物得以显现化生。[6]海德格尔设想了一种理想的栖居方式那就是两百多年前黑森里的农家住舍，“在那里能在恭谨恳切地筑造屋舍, 把天地神以及会死之人都素朴纯一地放置进物中。”[7]海德格尔试图引导人们远离尘世中机械的喧嚣和现代生活的浮躁心情，找到回归于自然与天地神不分彼此物化为一的状态，这即是他的生存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