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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的知识范文1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规划 葛沽
我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提出对“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予以保护”，拉开了我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序幕。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主要采用物质空间保护的模式，对历史文化街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不够，造成了许多历史文化名镇感觉像仿古的建筑群落，缺乏精神文化的内核，难以再现其曾经拥有的旺盛生命力。本文从葛沽镇实际情况出发，在历史文化遗存破坏较为严重的现实条件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核心，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引导物质空间的复原，以此达到延续历史文化名镇旺盛生命力的目标。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征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义化遗产公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005年，中国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对其定义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从以上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与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这三个方面，而其内涵包含了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多样性价值等，外延扩展到“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特殊的遗产，它特殊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它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特征，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是以一种变动的、抽象的和依赖于人的观念和精神存在，物质形式只是其外在的、必要的载体，而不是非物质文化的内核；其次，非物质文化具有过程性， 它的生成和传承直接表现在人类具体实践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也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具有动态性的；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其存在形态而言，不仅有着不同的形态，就是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形态也不相同；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其文化内涵基本上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直接传达给受众（或物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是其最重要特征之一。
2 葛沽古镇现状与特色
葛沽镇位于天津市津南区东北部，地处京滨综合发展轴与东部沿海发展带的交汇处，是连接天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的枢纽地带。在历史上，葛沽曾以海防重镇，海漕码头，文化昌明，名胜繁多，景色宜人而闻名遐迩，有“北国小江南”的美誉，2006年葛沽被评为天津市市级历史文化名镇。
2.1 历史格局
葛沽于宋代建镇，距今已有千年，是中国北方古镇之一，根据文献考证及清代道光廿十六的镇区图纸可知，镇区历史格局可以概括为：①水流三带，柳影九桥；②九桥十八庙；并分布巡检署，千总署，税局等官衙及大量民居建筑。然而在期间大量历史文化遗存给损毁，虽然80年代中对部分遗存进行了重建和恢复，但由于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的保护，造成古镇风貌破坏较为严重，历史格局已基本不复存在，仅有药王庙、郑家大院、张家大院、津东书院、苏家五号院、万字会、邓岑子贝壳堤、康熙行宫、碧樾行宫遗址等历史遗存散布在古镇内。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
葛沽镇是历史上华北“古镇”之一，自明代就是天津地区著名的水旱码头及贸易货物集散地。由于漕运发达，该镇居民多以船业为生。明永乐年间，当地富商与官府出面，在春节至元宵节期间，把海神娘娘（妈祖）塑像放入官轿，用人抬着沿街观灯，此举引得大批船民前来进香祷告，乞求海神娘娘保佑船民出行平安，最终形成了宝辇花会这一民间祭祀活动。与物质遗存不同，经过几百年的沿袭、创新与发展，宝辇花会形成了以娱神、娱民为内容，以民间花会为载体，含有历史、民俗、艺术、信仰、商贸等诸多文化内容的大型妈祖祭祀活动。整个活动从组织安排到花会表演构成一系列完整系统。古镇花会分为两大类，一为座乐，一为耍乐。座乐指八架宝辇、二架宝亭、八处茶棚、十道法鼓，耍乐指高跷、龙灯、竹马、旱船、渔家乐、海会、小车会、中幡、梆子腔、十不闲等以歌舞、秧歌、杂技、戏曲、语言为表演形式的花会。宝辇花会会规缜密、曲仪考究、气势恢宏、场面壮观，葛沽宝辇成为名扬海外、世所罕见的民间花会艺术珍品，葛沽镇也因此于2003年被国务院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2008年“葛沽宝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保护性规划主要思路
葛沽古镇的发展由于种种因素，无论是历史格局还是传统风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辇花会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延续，因此作为葛沽古镇的保护规划中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延续历史文化古镇的生命力，在非物质要素保护和延续的同时，来带动对现有历史遗存的保护，并通过其逐步恢复古镇的历史格局和传统风貌，最终实现对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
葛沽历史文化名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承载其活动物质空间载体，因此在物质形态的保护规划中，应该保证其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活动相脱节。也就是说，在保持风貌的完整性、传承其历史的真实性的同时，必需保持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性和推动性。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化名镇的生命力，在规划中应引入下列原则，以指导古镇建设“有序、有据”地进行。
3.1 整体保护原则
整体性保护体现在物质遗存与非物质遗存的整体性保护方面，物质遗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和传承的空间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又赋予物质遗存以生命力，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在物质空间保护过程中，除了综合考虑村镇、街区、巷道、院落、建筑等各个层面的保护问题，更重要的是综合考虑“实”的建筑形态与“虚”的非物质文化的关系问题，从全方位制定古镇风貌的保护策略，在保持古镇风貌的统一、完整的前提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3.2 动态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以此在物质空间方面也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保护与更新，在注入现代化需求与现代化生活节奏的时空下，谋求古镇传统风貌的多元表达方式，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更多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即在传统风格的物质空间中，融入新的使用要求，在发展中保护古镇的风貌，完善古镇的功能，使其能够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与传承的要求。
3.3 重点性原则
在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对重点区域局部改造的方式具有灵活性、有利于公众参与、有利于资金流动以及建筑环境质量的控制，从而能够迅速形成初步效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个空间平台，为其传承和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在历史文化名镇更新改造工作中，抓住最能够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特质或者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区域，进行重点改造是历史文化名镇更新改造中较为常用的手法，也是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协调局部与整体关系的方法。
3.4 公众参与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此在其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离不开人，因此在历史文化名镇更新改造过程中要充分体现这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参与者的想法。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根植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只有这样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规划应该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当地居民谋求发展的自觉行动。大家的集体参与，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物质空间载体这些历史上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推到一个新的境界。
4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葛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对策
4.1 分层次展现古镇的传统风貌
规划依据宝辇花会会道、水流三带格局和历史建筑和文保单位的分布，将古镇区域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筑控制区和风貌协调区三个层面分别进行保护，并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渗透在保护规划的每个环节中。
4.1.1 古镇核心保护区层面
这是整个保护规划的核心和重点。北侧紧临海河南岸，南侧以南大街为基准向南扩展约80米的街坊范围，西侧以水流三带的西沟为基准向西扩展约100米的街坊范围，东侧以水流三带的东沟为基准向东扩展约100米的街坊范围。核心保护区域中包含历史上的九桥旧址、十八庙中十六座庙宇的旧址和现状宝辇花会茶棚中的四个茶棚。
首先，对整体空间肌理进行梳理，重点是以宝辇花会会道作为空间组织的核心，保证传统巷道的宜人尺度和传统的文化氛围，强调四大茶棚之间的空间联系和会道各个空间节点的控制，同时将历史建筑和历史遗迹有机的组织在这一空间体系当中，形成以弘扬古镇的传统文化特征的步行游览线路。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创造前提条件，又能引导古镇传统风貌的恢复。
其次，对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要严格进行控制，对一至二层建筑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建筑形式与郑家大院民居风格相统一，采用坡屋顶建筑。对现状体量大、风格与古镇强烈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历史遗迹上的现代建筑，要逐步进行拆迁重建，新建建筑以院落式为主，为清至民国末年华北民居风格，采用坡屋顶建筑形式。对历史遗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恢复重建，以此提升核心区的整体形象和空间品质，为文化的展示提供了一个平台。对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采取抢救性整理，在保护过程中，对这部分内容加以重视。
4.1.2 建筑控制区层面
依托葛沽古镇现状道路肌理，划定古镇建设控制区范围：北起古镇核心保护区界限，南至津沽公路，西接顺利一条、建华一条等现状胡同，东到古镇原有护城河。其中，历史上十八庙中两座庙宇的旧址和现状茶棚中的四个茶棚在此区域内。
该区域要注重与核心保护区的衔接和延续，尤其是在宝辇花会会道两侧的建筑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对四大茶棚等空间节点要严格按照历史风貌进行控制，使其能够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空间体系当中。其他区域在建筑在满足现代生活功能要求基础上，控制其体量和风格，使其能够与核心保护区保持一致。
4.1.3 风貌协调区层面
依托葛沽古镇原有护城河、老城墙的位置，划定古镇建设协调区范围：北临古镇建设控制区界限，南至津沽公路，西接古镇原有护城河，东到古镇原有护城河。其中，历史上的护城河和四座古城门：西营门、东平门、南靖门和南定门在此区域内。
风貌协调区是为保证整体风貌和环境的完整而划定的环境风貌协调区域。要做好区内建筑与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之间合理的视觉景观过渡。建筑功能以居住和对环境不产生污染的公共建筑为主。建筑服从“体量小、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绿化带”的原则实行控制。
4.2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塑物质空间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它们往往无法触摸，难于把握，容易被忽略，甚至受到损坏不易觉察。因此，解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脆弱的传统方式，需要通过有形的载体来实现对其安全有效的保护。而存在于历史文化名镇中的历史格局、街巷空间、历史遗迹等，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
葛沽镇的宝辇花会具有500多年历史，是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街巷空间是宝辇花会会道的重要物质空间载体，正是在这一载体中展示其无穷的文化魅力。因此在葛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中，将花会会道作为整个古镇保护的核心，不仅力求保留原来的街巷走向、尺度，而且对于两侧建筑风貌也进行严格的控制，以力求原汁原味的展示宝辇花会的文化魅力。而对于承载宝辇的另一物质载体——茶棚，经历了拆毁——重建的过程，当前由于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逐渐破损和荒弃。在保护规划中除了对其进行必要的修复了和更新之外，还将其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使其在平时作为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通过赋予其新的日常功能以保持其生命力。
4.3 塑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具有无形性，而其保护和传承需要一种物化的形式在展示，才能使其具备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在保护过程中就需要通过塑造景观将非物质文化展示在大众面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示，一方面是通过相关活动的策划，在宝辇花会的进行过程中将自身的文化魅力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在古镇的空间中塑造出与宝辇花会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景观。在规划中主要在一些空间节点，比如祭祀中心、主会场等标志性的空间节点运用雕塑作为主体景观以及以壁画的形式展开一幅宝辇文化景观长卷，使人们从中切身感悟到宝辇悠远的历史渊源和浓郁的民俗节庆氛围。
4.4 以产业性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
要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成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到活态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靠口传心授，而许多项目的传承人，都是七八十岁高龄，并且人数屈指可数。没有年轻人来传承“绝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变成博物馆中的展览品，而不是活灵活现的原生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植根于产业化的拉动作用，借助于产业化载体，特别是现代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拉动，使其在实现文化价值的同时，也能够实现一定的经济价值，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葛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创造出各种物质空间，并赋予这些空间旅游、接待、休闲、文化等功能，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同时也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提供生活来源和保障，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运作的二元互动和良性循环，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4.5 以地段设计导则的管理手段推动规划的实施
对于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中从总体到局部单元，都相应地制定了措施。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引导建设，规划没有现实意义了。因此，建立保护规划与建设管理之间的联系很重要。
根据古镇范围内保护要求的不同，规划采用的是引入地段设计导则的方法，把规划与控制管理衔接起来。使不同区域或地段在面临改造、重建等情况时，有所依据和指导。就像控规图则为城市建设管理提供依据一样，我们利用地段设计导则，分析评价地段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的措施和改造的依据，并给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地段空间示意。
这种用图则的方式，分项分类对各个建筑的高度控制、建筑风格、色彩、材质、街巷空间、沿街围墙、景观要素、配套设施进行说明和规定，并分为控制性和引导性两个方面。高度和配套设施为控制性的要求，而街道空间和建筑风格、色彩、材质，则属于引导性要求，以为居民参与保护改造，提供了一个容易理解和操作的媒介。
5 结语
葛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为核心，通过对古镇的历史格局、建筑风貌、景观环境的更新改造，把历史的文脉牢牢地镶嵌在古镇的空间形态中，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性发展创造条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物质空间环境。把握隐含在物质空间下的文化要素、精神要素，保持历史文化名镇的旺盛生命力，这是保护规划始终关注的问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认识的发展，还需不断研究探索，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共同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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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余姚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从“端午祭”由韩国人“申遗”成功到皮影戏称为印尼人的文化遗产，国人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眼下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和意识也不断高涨。我们的祖国素以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著称于世，我们的祖先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了绚丽多彩的文化，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但到了今天，在炎黄子孙手中传承了千年的中华文化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如何让无比珍贵却又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永远保护和传承下去，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余姚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
余姚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1973年在这里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以大量出土文物，展示了七千年前先民们的光辉业绩。它使中国整个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被确定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不仅有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青瓷为代表的古越文化，以浙东抗日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还有被称为余姚四大先贤的东汉高士严子陵，明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明末清初的浙东史学派鼻祖黄宗羲和中日文化交流先驱朱舜水，都是名重当时、光照后世的名贤大儒。
余姚历史文化悠久，底蕴深厚，不仅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还拥有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不少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充分展示该市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张靓丽名片。
余姚市于2006年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指导思想，初步建立起了以“命名重点项目，倡导多元参与，实施分批、分类、分级保护”为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余姚模式”，整体保护工作走在了兄弟县市的前列。
1，建立健全机制强化责任。余姚市在宁波地区最早成立了专门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落实了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工作，成立了以分管文化副市长为组长的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余姚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最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群众文化发展规划，并建立了以绩效评估为基础的乡镇（街道）保护工作推进机制。
2，开展项目普查申报注重实效。2006年—2009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我市共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2，3万余条，确定重点项目1600多个。2010年《甬上风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余姚卷》正式出版，全书以乡镇（街道）为分册，共21卷，80余万字，内容涉及17个大类，近150个子项。余姚市政府出台了《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指导性文件，专门将非遗保护工作作为市政府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6年建立了项目申报制度，目前已公布了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累计有72个项目被列入市级以上名录，其中17个项目列入了宁波市级名录，9个项目被列入了省级名录，2个项目（姚剧、土布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名录。如表1所示，这72个项目在非遗申报项目十大类中都有分布，足以显示非遗工作的深度与广度。2012年3月，余姚被省文化厅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综合试点县。
3，加强项目保护管理保障有力。2007年开始，市政府每年安排不少于50万的专项资金用于补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1年，非遗专项资金达到86，7万元。2009年出台了《余姚市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管理办法》，建立了以文化局、非遗保护中心、乡镇（街道）文化站、传承基地（代表性传承人）为基础的四级保护网络，其中乡镇（街道）文化站代表当地政府开展区域内各类保护工作。《办法》还对包括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基地、传承活动等涉及的各类责任主体明确了补助标准，其中对省级以上的项目和对象采取定额补助，对市级以上项目和对象每年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进行分级补助，对一些保护工作开展不力的责任主体降低补助标准或者取消补助。截至目前，我市有宁波级非遗传承基地34个，省级非遗传承基地2个。余姚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3名，宁波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6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2名。
4，注重项目精品培育助力传承。近几年来，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培育工作硕果累累，目前已经有2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表演艺术重点培育项目，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姚剧《母亲》、《王阳明》先后获得第十届、十一届浙江戏剧节剧目大奖，传统戏《打窗楼》获得2010浙江传统戏剧展演最佳传承奖；犴舞获得2006浙江省广场舞蹈群星奖银奖；木偶摔跤获得2010年浙江省传统表演艺术绝技绝艺展演活动最佳表演奖，并先后参加了2010年浙江省第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式、杭州市第五裙风雅颂文化节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广场演出和2011年中国动漫节巡游等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
5。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影响。一是活动推广，在每年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中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展示和展演，同时积极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展示、展演。二是媒体推广，积极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各类媒体的专题推介和参与性推介等活动。近几年来，成功利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等知名媒体进行国内海外推介，取得明显的成效。三是精品推广，将姚剧、木偶摔跤、余姚土布制作技艺等精品项目予以重点扶持、重点推介，鼓励参加各类宁波级以上的展演和比赛活动，已经获得省级专题性奖项8个。
6，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多轮驱动。以项目普查为代表，全市发动了近300个村（社区）1000余名业余普查员进行地毯式田野调查，在全市营造了“非遗普查、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并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地方文化专业研究人士参与到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村（社区）、企业单位为主的项目结对扶持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仅以泗门镇为例，已经有10个精品项目实现了与当地村、企业“三位一体”式的结对共建模式，即以村名为传承基地，以企业为冠名单位，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对外形象展示来达到宣传推介的作用。
二、余姚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系统工程，近年来余姚市的保护工作已经取得护工定的成效，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体制创新还是机制建设仍然在不断摸索当中，当前的各项保护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1，保护机制仍不够完善。根据新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目前急需制订整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重点项目的专项保护计划，使之成为市级十二五规划的有益补充。乡镇一级的保护机制建设方面，由于工作力量不足，对具体项目的研究和挖掘工作相当欠缺，以致许多优秀的项目仍然散落在民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项目的有效传承方面，通过设立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津贴制度，传承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师徒形式的传承发展上面仍然缺少有效的激励手段，给今后的项目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
2，保护方式仍不够丰富。目前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是以专项财政分类补助为基础，以《余姚市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依据，对项目、传承基地和代夷性传承人进行年度补助。对照新的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一些方面正在凸显出不足，土复是现在专项资金对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还有一定距离，乡镇（街道）级的配套资金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一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没有很好地培育起来。
3，保护力度仍有待加强。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精品培育、基地建设等方面。目前每年大概有40万左右的资金，落实到140多个具体项目的责任主体，平均不足3000元，这对一些继续重点保护的项目来讲，远远不够。与先进的县市区相比，余姚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品还不够多，除了姚剧之外，能够在国家级调演和比赛中获奖的项目还没有，主要原因是没有做好整体件的项目策划和提升工作。在目前的30多个传承基地中，大多尚未形成规模，可供游客、专业人士参观的非遗专题馆、陈列馆更是屈指可敬。
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建议
1 解决好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的问题。文化是一棵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属于当代人的，更是属于子孙后代属于未来的。留住历史文脉，是政府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着眼长远，就是要强化规划意识，体现前瞻件。而且规划是要组织实施的，必须工程化、项目化、具体化。我们要从市级层面制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可以有效解决保护工作领导机制、传承保障机制、各级政府上下联动、专业力量有效介入和社会团体充分参与等一系列的保护难题。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除了出台整体保护规划的指导件意见以外，还需要对重点项目进行分类保护和规划，尤其是对一些已经列入国家级、省级的项目，如姚剧、余姚土布制作技艺、木偶摔跤、陆埠佛雕等项目进行专题论证，充分吸收省内外同类项目成功保护的经验，制订出科学的保护计划，通过分批保护和分布实施，更好地实现项目的有效传承和发展。
2 解决好普遍性保障和重点保护的问题。这也是点与面的关系，既要以点带面，又要以面促点，或者说既要抓好重点，又要统筹兼顾，握紧拳头抓重点，张开手指弹钢琴。点，体现了力度跟深度，点上经验对面上工作有着实验性和示范性；而面，体现了宽度和广度。我们开展非遗工作，始终要坚持以点带面，示范引导。对列入市级以上的名录要落实有效的保障措施，要优化一批、扶持一批、抢救一批，特别是要落实好项目传承基地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政策。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保护原则，对一些特别濒危的项目，要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要体现政策倾斜，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和扶持措施，优先改善项目的传承环境。每年要划出专项资金，安排2-3个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项目落实重点扶持政策，鼓励项目做强做大，努力提高项目的自我生存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非名录项目的整理和挖掘，努力做到挖掘一批、培育一批、成熟一批、命名一批。
3 解决好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政府是主导，文化学者是主脑，民间是主体（赵德利2006）。政府主导主要体现在“五个纳入”，就是要纳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党政领导岗位目标的考核体系。文化部门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承担着项目普查、项目申报、项目传承、项目传播等重要职责。政府应积极统筹和协调财政、规划、建设等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政府介入以权力为依托，具有某种强制的功能，构成一种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可以以其强势地位统辖全局。也因此，如果认识或措施上出现偏失，将会酿成大面积损害（贺学君2005）。因此政府要学会借势、借力、借题发挥，要强化多元投入机制，要积极发挥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力量，通过项目共建、活动赞助、文化基金（传承基地）冠名、传承人结对扶持等措施来有效推动当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从而来有效缓解政府财政的投入不足。我们要重视调动全社会支持和参与非遗保护的热情，在非遗大普查中，人民群众体现出了蓬勃的热情和可贵的文化自觉。我们要保护这种热情，珍惜这份热情。以“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为目标，可以通过建立志愿者队伍、协会、研究会等形式，进一步引导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非遗保护。
4 解决好保护和利用的问题。国务院文件提出的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非遗工作，抢救保护是前提，合理利用是必然，关键是要科学的开发利用。王淼（2012）提出的观点是保护优先，开发服从于保护，开发促进保护。非遗保护的目标既要保持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也就是说既要为历史存档，为民族续脉，也要发展弘扬，服务社会，融入群众、生活和社会，使非遗保护成果惠及人民。苑利、顾军（2006）认为，实践证明：单纯的保护不仅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很难实现，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也很难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完全展示出来。而在确保文物安全的情况下将这些遗产推向市场，不仅可以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费用，同时也会在最大限度上凸现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并力争实现我们利用遗产保存历史、教育后人的最终目的。从目前的研究和发展现状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化开发主要有以下7种模式：建造主题公园模式；节事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商品开发模式；旅游休闲演艺模式；旅游形象经营模式；与工业旅游相结合模式；与仿古街、古民居、古城镇等结合开发模式（别金花，梁保尔，2008）。
积极倡导对一些表演类、手工技艺类以及传统美术类项目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寻求机会甚至创造条件使一些表演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回归舞台，通过获取一定演出报酬的形式，有效解决演出队伍的传承生存问题。对一些传统手工技艺和美术类的项目，要从扶持打造地方特产、名品的角度，通过扶持手工作坊建设、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专题馆（陈列馆）以及加强产品销售推介等手段鼓励项目参与市场化竞争。对传统文化消费的社会引导不可能仅仅靠商业运作，更重要的是需要培养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消费观念（高小康，2009）。比如传统工艺品的社会需要从根本来说是要重新唤起社会对手工劳动技能的尊重，因此，保护工作不应当仅仅限于工艺品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产品的销售，而应当着力于培养社会对传统工艺劳动过程的关注、理解与兴趣。
综上所述，非遗见证了历史，历史洗刷了非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将责无旁贷地扶持和振兴传统文化，让古老的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我们的社会撑起人文主义的浓密绿荫。让它如流淌的母亲河，源远流长，延绵不绝。让它成为人民心灵的归宿，充满诗意和梦想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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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的知识范文3
(一)模型构建本文的计量模型是基于Coe和Helpman(1995)的国际R＆D溢出模型(简称CH模型)构建的［3］，由于我们试图把服务贸易进口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三类，而且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来研究三类服务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因此我们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其中，TFPit为运用不需要事先假定具体生产函数形式的DEA方法计算而得。RDd，sit为剔除了经济规模因素的本国R＆D资本存量;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分别为剔除了经济规模因素之后的通过货物贸易进口以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①服务贸易进口渠道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mmer，sit、ml，sit、mc，sit和mt，sit分别为一国的货物贸易进口存量和三类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存量占该国GDP存量的比例②;IPRsit为知识产权保护;IPRs2it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平方项，用于研究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国内R＆D投入、货物贸易进口以及三类服务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α0，it，…，α15，it为拟合系数;δit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1.RDd，sit、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这5个变量的测算包含两步:第一步，分别计算国内R＆D存量以及通过货物贸易进口和三类服务贸易进口溢出的国外R＆D存量;第二步，把计算出的各种R＆D存量除以GDP，获得相对指标。在第一步中，本文使用了永续盘存法，起始年度的存量计算公式为S=A0/(g+δ)，S表示存量。表示起始年度的流量，g表示变量从起始年度到2012年的平均增长率，δ表示折旧率，本文涉及的所有折旧率均以常用的5%计算。RDd，sit的计算直接利用统计数据即可，对于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则须考虑国际间的溢出。为此，我们借鉴了Lichtenberg和vanPottelsberghe(1998)的测算方法(简称LP法)［13］，而且考虑到某一期的国外R＆D溢出在后面各期依然会发挥作用。同时我们注意到目前难以获得服务贸易的双边统计数据，只能获得一国对全世界的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所以，我们最终将计算公式修正为。3.IPRsit。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算，借鉴了唐保庆等(2011)的方法［4］。计算该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基于中国1994—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27个OECD国家①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以上计量模型进行拟合。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为了能够使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供中国借鉴和学习，我们分别运用中国数据和27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并且进行对比研究。1.中国数据的拟合结果。(1)国内R＆D投入未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与Coe和Helpman(1995)等人研究的结论不同［3］。据调查，大量的企业仅仅满足于眼前良好的发展状况而不愿意承担研发投入的风险，低成本发展的原有路径一直是企业试图保持的优势，这导致整个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之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R＆D投入的协同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一方面受到R＆D投入强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2)货物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原因之一，在当今的全球国际分工格局下，尽管某些进口品(尤其是中间品和资本品)可能具有较强的技术属性，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保密意图致使中国很难在最为核心的技术层面上操作。原因之二，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本地企业会进行激烈的竞争，前者在东道国所产生的竞争负效应可能超过了技术溢出正效应。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后发现，货物贸易进口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效应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货物贸易进口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及当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货物贸易进口对TFP的非线性影响因素时，其回归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并不是很稳定和显著，我们认为一方面原因是前文所说的跨国公司控制了进口品的核心技术环节，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3)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均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品主要表现为本国居民的出口旅游，其中包含的技术含量较低。资本密集型服务品主要表现为运输服务，它的特点是资本投入量大、技术含量低，而且运输服务难以深入地融入到国内上下游产品的价值链中，所以很难促进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之后发现，两类服务贸易进口依然未能和知识产权保护产生协同效应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见，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技术属性较弱的服务品进口对不断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敏感，无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4)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服务业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品更是服务业中高科技、先进理念和知识的典型代表，中国对此类服务品的进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自主研发和探索的弯路，节约了大量的物资、人员和人力资本投入，最终显著地推动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之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同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的协同效应依然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品的科技含量较高，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敏感度高于低技术水平的服务品，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从规模上鼓励了此类服务品的大量进口，而且也有助于提升其内部的技术结构，使得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能够与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较高的匹配性并且产生协同效应，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倒“U”型特征的“先扬后抑”的作用。由此可见，欲使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和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共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那么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必须适宜，以便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传导机制，降低反向传导机制的不利作用，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模拟结果显示，当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达到5.815时，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达到最大化，这也是以国内R＆D投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目标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此外，当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达到6.084时，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达到最大化，这是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目标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根据计算发现，2012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5.349，与两个最适强度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可见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之所以前者低而后者略高，可能的原因是国内R＆D投入仅仅是国内行为，而服务品进口则属于跨国活动，它与国内活动相比需要克服市场准入和人员跨国流动等贸易障碍，只有在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这种产品才能够进入进口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挤出效应和垄断势力效应也会推迟出现。2.OECD国家数据的拟合结果。用OECD国家数据的拟合结果与用中国数据的拟合结果绝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OECD国家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均强度已经超越了最适强度。模拟结果显示，这些国家在2012年的平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6.486，而国内R＆D投入以及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时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分别为6.227和6.278。也就是说，OECD国家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已经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与Scotchmer(2004)的研究结论相似，Scotchmer(2004)认为发达国家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不应当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应当重新判断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是否已经过强［15］。
(四)稳健性检验由于我们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R＆D投入、服务贸易进口分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而且考虑到以上回归结果可能具有偶然性，所以分别通过改变指标选取以及考虑滞后效应的方式来做稳健性检验。在指标选取方面，我们借用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的方法重新计算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16］;在考虑滞后效应方面，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分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故分别选取一阶滞后和二阶滞后来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来看，三种不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始回归结果十分相似。从稳健性检验的三个结果的平均值可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4.126)尚未达到国内R＆D投入所需的最适强度(4.302)，也未达到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的最适强度(4.329)。进一步观察发现，国内R＆D投入所需的最适强度都小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的最适强度。
二、结论与政策含义
保护文物的知识范文4
这些政策、法规地颁布，措施的实施，工作的开展，无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共识给与重视；无疑是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开辟了新天地和新途径；无疑是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发展搭建出了平台和开拓出了空间；无疑是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营造出良好的保护氛围，在社会群众中产生出积极的影响，并打下初步认识、认知的基础，并使之能在现在的多元文化中，有了立足之地而不被淹灭，受到国民的追崇、继承、传播、发扬光大之。
但仅靠自上而下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不够的，其保护力度、影响力度都是有局限性的。要真正意义上在全体国民中开展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笔者认为：必须提升公众参与保护的认知度，才是保护的关键，才是最好的保护。
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民众约定俗成的，源自、产生于民众中。非物质文化，是由一个民族，或一个集体，或一个地方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在长期艰苦的生产、生活劳动中，把从自然界中或社会群体中所发生的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或突发偶然现象、异常现象，有意识的归结在一起，再通过反复接触、感触的实践验证，从中归纳、发现、分析出其中所含的共同点或共性、或相同性、相近性，成为一种定性模式，或思维定型模式，也可说是生产、生活经验、体验，并把它保存在记忆里，通过口传身授向下一代传授的东西；也是先民们对自然界、社会群体所产生最原始的感性认知的东西。后来的一代代人们对先民所传下来的东西，再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给与检验、验证，给以去伪存真，去繁就简，去劣除糟的加工、提炼、纯化后，逐约定俗成，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被保留、延续、发展、传承下来，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我们中华民族所过的农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以及反映四季变化，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等，既是先民们约定俗成的，而被传承下来的，因此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生的源头来自于民众，是民众经过一代又一代口咏嘴噬加工而成的，是民众在生产、生活劳动实践中创造的，是民众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它深受民众的喜爱，她倾吐了民众的心声，它描绘出了民众的生活情景，凝聚了民众的智慧，结晶了民众的血汗，表达了民众的情感，反映了民众的爱憎，寄托了民众的理想与愿望。所以说，提升公众参与保护的认知度，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提升公众参与保护的认知度，就是要广大民众在思想意识里形成共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就是守卫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留下根脉守住魂，给他们留下念想，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就是要广大民众有意识、有目的、积极的、主动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继承、传播、保护、发展、创新等活动，并且使非遗项目保护的诸多活动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出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产生出轰动效应，形成浓厚的氛围，培育出适合非遗项目产生、继承、传播、保护、发展、创新的肥沃土壤，清新、温馨的气候，优越舒适的环境。就像我们中华民族的子民们每年都要过春节那样，不仅我们每个家庭的长者要带领全家大大小小的成员过春节，要进行烧纸焚香祭祀，要燃放爆竹，要张贴门神对联，要吃饺子，要走亲戚串朋友拜年的仪式或程式；我们的国家也带领全社会的成员过春节，进行团拜、慰问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影响着人的生长，烙印于民众的脑细胞中。众所周知，人一出生就受到周围固有的传统文化背景、情景、环境、氛围，和家长所固有的文化元素、情愫、情结、习性、习惯等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不仅影响着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也直接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形成，甚至直接影响着人的思维理念、概念、模式的定性形成。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是传统的。不管这个人出生不出生，这种文化传统已经形成，这种文化氛围已经形成，这种文化元素，情结、情愫已经形成，都无所不在的，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人在没诞生之前，就受传统非物质文化文化中的生儿育女观念的制约、影响。要不民俗中咋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人出生后，非物质文化就扑面而来，把他包围在其中，让他无法冲出重围，一直伴他生长、成长、长大成人。在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过程中，长辈们无所不能的及时地、随时地，把他们从他们的长辈嘴里继承来的非物质文化，一一灌输给他，或从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中影响、熏陶着他。这种灌输或熏陶，是从头到脚的，由表及里的。无论在衣、食、住、行，还是在语言行为，以及在思想观念的演变，性格的变化成熟等上都能反映出来。
长大后，人的骨髓、脑细胞里留下了非物质文化的烙印；人的血液里流淌着非物质文化血细胞；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里留下了抹不去洗不掉的非物质文化元素、情愫、情结、习性、习惯等。当然，人的成长过程中，也受现代先进文化、流行文化、外地文化、外来文化等文化的影响，但直接给予影响的还是非物质文化――给了刚懂事的儿童以启蒙教育；使青少年的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使青壮年的思想走向定格。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给了一个人在一个族群里或整个社会中生活的各种元素和营养，从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文化人，从一个有着原始思维和野性思维的人，变成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理性思维的人。因此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影响着人的生长。
既然一个人是这样，以此类推，一个地方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民族的人更是这样，所以说，非物质文化烙印于民众的脑细胞中。那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不能不提升民众参与保护的认知度。只有唤醒了，调动出了，发挥出了民众参与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以及作用，才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精神寄托、信仰的依据，民众是传承的基础。非物质文化之所以是一个地方或一个民族的根，是精神寄托、信仰的依据。这是因为，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无时无刻不受本民族文化所形成的宗教、信仰、道德意识的影响、熏陶，能使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文化人；使一个有着原始思维和野性思维的人，变成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理性思维的人。这种变化，是从人的思想内核里，由积聚的能量所产生的变化。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就积淀在人的思维空间里，就在人的思想、意识、观念、理念中扎下了根，结成了情结，在人的骨髓、血液、肌肉里生长，形成了人的精神信仰、寄托，和人生追求的坐向标。譬如，幼儿在刚会说话走路时，就能会辨别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谁要他的东西，谁吓唬他，谁扬手要打他，谁就是坏人；谁给她东西吃、玩，谁亲她抱她斗他笑，谁就是好人。幼儿的这种辨别能力，是从父母等身边的人的言传身教，在思维空间里形成的印象而来的。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就积淀在脑细胞里记忆储存下来，形成了概念，像树根一样在思维空间里生长起来，是除不掉铲不净的。譬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对佛教的追崇和信仰，在大破四旧时，人们迫于形势的压力就远离了对佛教，可当结束后不久，人们被压抑的信仰，不打招呼地就雨后春笋般地迸发出来。
保护文物的知识范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我国有很多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属于知识产权，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都具有无形性、财产性、人身性这些特征，而且从客体范围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因此，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确实存在着某些相容的地方，但利用现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存在绕不开的制度障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瓶颈
（一）传承权缺失
尽管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仍然是不容乐观的。首先是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传承权保护体系。虽然非遗保护工作已进行了多年，相关部门和单位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由于缺少理论的支撑，很多工作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国家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办法，但是对于如何保护这些传承人却没有具体的法规和政策。其次是投人不足的问题。而在传承人的保护方面，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当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传承人难以凭借某种传统文化技能维持基本生存条件；二是传承人的价值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中得不到充分重视，其文化环境、社会地位日渐萎缩；三是传承人的基本权益尚未得到保障，传承活动缺乏足够的外部环境支撑，包括财政、技术、法律等方面的支撑。
（二）隐私权受到侵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保护的是受社会认可的道德价值和文化尊严，具有非财产属性；商业秘密是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权益。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受到侵害后，构成一种人格尊严的伤害，造成群体成员内心的不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对实现文化和精神目标非常重要。如果公开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破坏某一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有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只传承给具备条件的特定专家，不能向外人披露。因为这种文化遗产承载了群体的自我意识；公开它会毁坏群体的自我理念。所以，侵犯非物质文化隐私权的行为应由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法调整，而企业法人的商业秘密受到侵犯后会造成企业的经济利益损失，应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调整。
（三）知识产权问题开始凸显
对非遺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打破档案原有的时空局限，实现资源共享，加快非遗的传播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侵权等问题。从非遗范围来看，知识、技能等非遗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在进行归档时，应充分考虑非遗资源的所有权属性，不能简单地将属于个人财产的非遗作为公众资源进行分享。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一）传承权的实施
1.建立档案。由于传承人的特殊的“传”与“承”的作用以及我国传承人群体的现状，也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要素得以更完美地展现，为每一位传承人建立档案是非常必要的。建立有关档案不仅规定了要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建立档案，而且对档案的内容规定了具体的要求。2.经济扶持。国家有义务扶助民间文学艺术发展和利用，而作为在国家有关机关登记备案的传承人来说，他们有权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物质补助。3.宣传、推广与引导。国家在传承权实施中的宣传与引导作用，即通过大众传媒、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维护并创造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的文化环境、社区环境和公众环境同时，对社会力量参与的各种保护行为，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
（二）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受到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隐私权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为了维护文化尊严和文化完整，有权决定是否向族群或社群之外公开其传统文化信息。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而言，则意味着有权决定是否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公之于众，以及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将其公之于众。通过禁止他人未经其同意擅自公开作品，就可以实现对传统文化隐私的有效控制。
（三）利用网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工作
我国大多数档案管理部门已开设网站，档案内容的增值服务、档案资源的展示与宣传等成为档案网站的重要功能。档案工作人员应抓住机会，借助网络力量多方互动，展开相关的收集整理工作。
三、结束语
综上，无论是传承权、知识产权、隐私权还是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制度，均不能全部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内涵，更不能全面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利害关系方的利益。事实上，能够纳入现代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只能是基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创造，而不是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
作者：胡亮
参考文献：
保护文物的知识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学科建设；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既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珍贵记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建立并完善了具有方法、预案、规范、条例作用的工作指南，展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重托，为达此目标，我们愿吃尽天下所苦，且虽百死无憾！”的学者风范和文化使命感令人钦佩。作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来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总结，该著作的问世必将为保护工作者正确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学术指导和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