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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考古学范文1
关键词：考古；研究；模式；对策
引言
中国考古研究时代比较久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考古实践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与考古环境和考古的要求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考古研究的模式分类
不同的分类角度，考古研究模式并不一样，本部分，笔者从考古环境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比较流行的几种考古模式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
地理环境考古模式是由周昆叔最先提出来的，他根据自身的工作实践，结合中国考古环境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强调的是：在考古过程中，首先进行勘探定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探测验证，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挖掘，并从人类的行为、地质结构的构成、地形地貌以及工艺过程中收集有关的考古环境信息。该种考古研究模式主张的是在环境考古工作过程中，考古研究者首先应该去探索环境的演变规律，并根据环境演变的规律所导致的地质结构的变化来分析由此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场所所发生的变化，来分析人类进步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环境——人类活动——文化”三者之间考古关系的表达。这一模式同时还具备了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
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揭示的是环境考古学考古遗存与其赖以“生存”并发展起来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发展的关系，来通过考古研究揭示人类的行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变之间的规律变化。该种模式的环境考古模式具备一定的现实事实基础：（1）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模式基本上都属于物质文化，而这些物质文化基本上都取自于“自然”；（2）传统意义上的考古文化中，尤其是关于生产工具方面的考古都直接取自于自然环境，因此，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是由汤卓炜在其《环境考古学》一书中首先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提出来的。资源考古研究指得是环境考古根据反映人类各个时期生活环境的信息、资料以及开发出的遗存物，并利用环境学考古的理论方法、理论技术等，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环境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之间的规律性，进而根据这些规律来分析环境、人类以及与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特征、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该种模式在前两种模式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系统化了环境考古的理论过程和模式，完整的环境考古模式应该包括踏勘、探测、挖掘，然后再根据挖掘出的文物来分析地质地貌、古代生物学的特征等有关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来分析各个时期的人类的行为、地理环境、物质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完整的考古报告。该种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资源的利用为切入点，环境考古的空间也被相应地划分为考古区域、遗址区域以及遗址等三个层次，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实现了与西方考古环境之间的接轨，标志着以遗址作为核心、以资源利用为关键点、以环境理论为特征的资源性考古模式的正式形成，这也是当前中国环境考古模式中比较常用的一种环境考古模式。
二、考古研究模式存在的问题
三种比较典型的环境考古模式在中国环境考古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其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每一种考古模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该种模式在早起环境考古模式中应用的较为广泛，而且在研究环境与人文、生活形态方面也起到了积极地意义，但是，该种模式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搜集不够准确，而且将信息的搜集与考古研究混为了一谈；古代环境与人类生存行为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我们所猜想的之间的关系；古环境与各个时期生产工艺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该种模式所倡导的环境考古模式将人类的行为、地质地貌以及生产工艺作为环境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与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偏差。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文化历史环境将工具、手段以及人类活动作为考古的重要载体，并单独将手段作为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进行运用，这就为环境考古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比较具有实际意义的“媒介”。但是，该种环境考古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考古学文化背景下的考古学研究的“桎梏”，仍然将考古研究认为是特定的、对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以及作为整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之下的自然环境、遗存两个主要的部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与前文提到的地理环境的考古模式的确定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晰。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在考古实践中，由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和把握是建立在“考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很容易将考古文化作为整个环境考古的核心，对环境背景的考古就出现了偏差，这种先入为主的特征使得环境考古的价值也出现了“折扣”，容易先入环境可能论的误区，而且还将历史环境、人类行为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简化，环境考古的目标也出现了偏差。但是，与前两种考古模式相比，该种考古模式仍然相对比较完善，研究的价值也较高，因此，其成为当前环境考古模式的主体就成为必然。
结论
中国现代的环境考古研究为我们深入地了解历史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渠道，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考古学一直是建立在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这就导致无论哪一种环境考古模式都将考古的核心定位于考古学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环境考古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者们，应该从文化考古中走出来，应该更加尊重当时的历史特定的环境，以实现促进中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许永杰.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之作——《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导读[J]. 南方文物，2012，(01) .
环境考古学范文2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地区的BuracaGrande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和Font-Juveanal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和1100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1]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Downes,J.LingaFiold,Sandwick,Orkney.GlasgowArchaeologyResearchDivisionReport1995.
[3]Buntintg,M.J.,Tipping,R.“Anthropogenic”pollenassemblagesfromaBronzeAgecemeteryatLingaFiold,WestMainland,Orkney.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01,28:487-500.
[4]Figueiral,I.Terral,J.-F.LateQuaternaryrefugiaofMediterraneantaxainthePortugeseEstremadura:charcoalbasedpalaeovegetationandclimaticrecostruction,QuaternaryScienceReviews,2002,21:549-558.
[5]Heinz,C.,Thieabault,S.CharacterizationandpalaeoecologicalsignificanceofarchaeologicalcharcoalassemblagesduringLateandPost-GlacialphasesinSouthernFrance,QuaternaryResearch,1998,50:56-68.
[6]Proesch-Danielsen,L.,Sandgren,P.Theuseofpollen,magneticandcarbonanalysesinidentifyingagriculturalactivityandsoilerosionfromtheNeolithictotheIronAge–astudyoftwolakesedimentcoresfromJearen,South-WesternNorway,EnvironmentalArchaeology2003,8:33-50.
[7]Dumanyne-Peaty,L.LateHolocenehumanimpactonthevegetationofsoutheasternScotland:apollendiagramfromDogdenMoss,Berwickshire,ReviewofPalaeobotanyandPalynology1999,105:121-141.
[8]Pitkaenen,A.,Huttunen,P.A1300-yearforest-firehistoryatasiteineasternFinlandbasedoncharcoalandpollenrecordsinlaminatedlakesediment,TheHolocene,1999,9,(3):311-320.
[9]Adams,J.M.,Faure,H.PreliminaryvegetationmapsoftheWorldsincethelastGlacialMaximum:anaidtoarchaeologicalunderstanding,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1997,24:623-647.
环境考古学范文3
关键词:考古学;区系类型学;文化区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00-02
考古学文化的区,指的是文化区。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空间)就是一个文化区。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区分各种考古学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分布,从而为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横向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是建立在文化遗存之间或遗址之间的比较之上的。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思维中最经常的一类活动。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比较,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也无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较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现象,才有可能发现出他们各自得内涵,才有可能对他们产生概念上的认识。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比较法,这里所指的比较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识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种联系与依托,同时,这些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鲜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依据。
我们在做判别和区分的时候,是离不开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来做依托的。首先,我们应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借助现代科学测年法,确定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及相对年代;其次,在具体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时,应先从单件的器物,或个体遗迹入手,从对遗迹遗物形态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体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内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聚落之间的比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较,通过聚落群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确定文化区,这便是所谓的从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层次,即社会层次。在对某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据一定数目的已发掘的遗址,设法搞清某种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农业生产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不同遗址,从而认定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要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区,一定要经过反复比较;同时,这些要比较的遗址,必须经过正式发掘并具备一定量的遗迹遗物基础。在进行两个遗址比较时,主体部分至少应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这样才可确定两个遗址或两个遗址中的某个文化层属于同一文化。如果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况下,仅仅能视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时,在比较中,我们还应注意某一文化区周边器物的其它文化区。在同一文化区内,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区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离文化中心最远的地区为文化边区地区。这些边区的文化由于多数情况下处于两种文化区的交界地,一般都是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划分边区文化区的范围十分繁杂,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经过正式发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做出划分。当然,确定文化区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确定不准确,那整个文化区的范围就会被划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区的范围,即文化边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通过精确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较,才有可能确定出不同时期文化区的范围。
考古学文化的系,是指文化发展的系统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纵向的发展脉络。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若干个有时间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的,是某一区域内文化发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每种文化又一定与该地区先后的文化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到考古学文化上,则表现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其产生渊源及发展方向。所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都是由若干纵向发展关系的文化构成的,而要确定一个文化系统,也必须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具体来说,考古地层学主要靠研究判断在某地区内各种考古文化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考古类型学则是通过对具体的遗物的研究分析,以此来确定器物之间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指的是文化类型。关于它的具体含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由于微环境的条件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其它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在主体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现出某种地域性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通常就会用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定义。当然,每种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由几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地区类型)构成,由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相似的若干个遗址构成。因此,尽管文化类型也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更多的表现却是空间上的不同。这种文化类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考古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文化即有普遍文化与亚文化之分,亚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职业性。在文化的主题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类型就可以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支、或是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亚文化。文化类型主要表达的,是一时期内不同空间上所表现得文化差异,而分期则注重表现相同空间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应该把它们的侧重点搞清,不要混淆。
从理论上讲,统计的器物类型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从具体的器物、遗址、到遗址群、再到文化区、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因素比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较,这样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在运用比较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依据某单一方面,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据一个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得从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比较,我们要从纹饰、器形、陶质、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判别出文化的属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与早晚关系,不能仅依靠简单的比较就得出某两种文化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在历史时期,区、系、类型学都是一项基本的研究问题。在史前时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它更是一项基本任务。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框架的建立,为我们从宏观上探讨历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区、系、类型学是从实践中得出,再回到实践中检验,并且在反复检验中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确立区、系、类型学的基础前提是正式发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也就是说,只有当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资料,才能设法确立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同时,这个区系类型必须在日后的发掘中不断检验并完善,并进一步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分析。要通过反复的验证,不能拘泥不变,轻易下结论。我们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国第一个被确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自从它最初被确立开始,直到今天,有关它的认识都是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的逐渐深入日益完善并改进的。并不是从它一经发现便得出今天的结论。我们对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都要经过反复验证,要掌握大量的真实材料,同时采取科学的态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对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来说,区是块、系是条、类型则是分支。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我们要从宏观上加以注意,不能将它们割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考古学文化有一个更为科学的认识。
环境考古学范文4
要了解考古工作，我们当然得先明白什么是考古学。
考古小常识
什么是考古学?简单讲，考古学就是研究古物的科学。古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会留下他们生活过的痕迹和物品，考古工作不单只是把遗物和遗迹挖掘出来就完事了，更重要的是仔细观察和记录每一个物品的详细位置，还要考证这些物品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关系，根据这些遗迹和遗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状况，弄清楚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确定文化变化的方式和原因。
了解了考古工作的内容，现在你一定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地把地下的那些瓶瓶罐罐挖出来进行研究呢?也就是为什么要考古?
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用文字写下来的文献记载，只占人类活动的一小部分。在使用文字之前，人类已经生存了非常久的史前时代，必须利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透过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推理，遗物和遗迹能协助我们复原古代人的生活样貌，推敲当时的文化生活。像这些大陶罐和青铜器，可以让我们联想当时古人是在生火煮饭还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考古可以让我们发现更多先人生活的世界，也能让我们更了解人类的历史。
有人以为考古只是在挖宝什么的，其实考古学是在努力还原过去的历史轨迹。过去的文化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有时会兴起“我从哪里来”
“会到哪里去”的疑问，而前人的生活和经验，可以给我们鉴往知来的体悟。透过考古学，我们能得知这块土地上过去就存在着惊人的人文多样性，一如今日你我之间的差异。考古、知古、惜古、鉴古，使得我们能珍惜和尊重彼此文化的差异。
可是，古人的遗迹和遗物都是埋在地下的，我们怎么去发现和找到它们呢?所以，我们要先展开野外发掘工作!
考古研究之野外发掘篇
勘察与测量
我们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古人的遗迹呢?在开始发掘前，我们还有功课要做，那就是——调查和收集资料。首先要在地表采集标本、勘察环境，同时要进行文献阅读。集齐各方面的资料，拟定好发掘计划以后，才能展开发掘工作。
采集地表样本，进行考古钻探，以发现耕土层是否有古人因农业活动而累积产生的文化层，以此进一步确定是否有在此向下发掘的价值。
利用全站仪和卷尺等工具进行测量，以此确定探方的位置，遗迹、遗物的三维坐标。
考古工具看过来
为了寻找古人生活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洛阳铲相当于一个土层探测器，半圆形刃缘向下取出土层样本，根据土样的颜色、质地、包含物判断文化层的变化以及遗迹类型，如墓葬、房基、灰坑、窑址等。
手铲用于刮平土层，判断探方的文化层变化和不同的遗迹。
棉线绳则用于基线，如标识探方边缘和遗迹的方向。
全站仪、绘图纸(米格纸)、铅笔、量尺记录遗迹单位在遗址中的位置，解读营建居址的规律。
测距仪、描图纸、铅笔与量尺，记录挖掘坑位与整个考古现场的关系。
除了上面讲到的工具，我们还需要准备电脑、相机、CPS(全球定位系统)、罗盘、毛刷、钢卷尺、15米长的卷尺等基本工具。
野外发掘
工具备齐，就可以动工发掘了。考古挖掘可不能像那些盗墓贼一样乱挖一气，那可是有严格的步骤和方法。一般考古学家倾向于使用探方发掘方法，逐层发掘，清理每一个地层和文化单位，获得出土遗迹、器物的层位和出土位置信息。
考古小常识
什么是探方?探方是考古学发掘的方格形区域，一般大小为5×5平方米和10×10平方米。在其东、北两侧各留有1米宽的隔梁，隔梁上保存有垂直的地层信息。
考古小常识
地层学是从地质学引入到考古学中的。考古地层学基本原理与地质地层学基本一致，但有其自身的特征。如在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地点可能有早晚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群生活过，他们创造了特定的文化遗存，并形成了地层上的叠压打破关系，因此被称为考古地层学或者文化层，考古学就研究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或层位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一般情况下，地层越靠下，年代愈早。第一个注意到考古地层学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他于1784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发掘印第安人墓葬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遗址中常见的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及其他各种人工遗留下来的痕迹。灰坑是考古发掘、田野报告中最常提到的，是古代人类留下来的遗迹之一，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如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其特点是呈灰色，或被有机物分解而呈褐色和黑色。因此灰坑一般包括垃圾坑、储物坑(窖穴)、祭祀坑等。
要挖掘出完整的遗物，必须细心再细心，同时要掌握好力道，否则可能会忽视或破坏遗址上的现象。哈哈，原来考古也是个技术活哟。瞧，考古专家们正小心翼翼地清理和挖掘遗物。
为了发现土层中有用的小颗粒遗物，专家们会动用筛子，细致筛选其中可能存在的谷物、根茎等炭化物。
为了采集和发现肉眼不易发现的植物种子、动物骨骼碎片，以及根茎类的炭化遗存物，还可以采用浮选法或水选法进行。利用浮选法，考古学家可以了解古人的食物结构、建筑技术、生活环境及社会结构等各方面的信息。
什么是浮选法呢?浮选法就是把土样等置入水中或其他溶液中，炭化的植物种子、树木、动物骨骼碎片等因比重较轻，浮于水面之上，而土壤、石头则下沉，再用水冲洗，这样就可以把不同比重物质分离出来，然后烘干保存以供室内研究。浮选时若加入硅酸钠或氯化锌等物质，可以把骨头和植物遗存物分选开来。
环境考古学范文5
[关键词]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知识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济先生的著作《中国文明的开始》，成书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万家宝（）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第一讲挖掘出中国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史），第二讲概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第三讲讲述中国的青铜时代。目前大陆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谟编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出版，其书除了主体部分，另外还选了几篇相关的文字与之相补充并互为辉映。应当说，从其一生的学术著作来看，多数都与中国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关。各篇多按发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结合李济李济的主要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此著作大陆版本的主体部分作以评述。
在这本著作中，他首先谈到了考古学研究的目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构成了对中国考古学及其历史研究的最核心内容。而考古学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在他所倡导的“重建上古史”、“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以及“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等之中。
如若不以严格西方学理意义下的学科分野来论述，中国的考古学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而在20世纪以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支持下的考古学，则成为率先“现代化”的学科之一，这门科学成为了革命性的科学。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罗列，自儒、释、道三家并立，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宋明学术、乾嘉学术、晚清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在事实上拆毁它赖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来他引述了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刘先生接下来评论说：“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学术界响应者甚众，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而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门的建立，也是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相联系的……二十世纪初，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李济、董作宾、郭沫若诸人，与有功焉。”回顾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即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之嬗变过程，“疑古学派”、“考古”与“二重证据法”是几个关键方面，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谓：“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在当时所带有的宣言性质，实际上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学术之变并非仅有新旧嬗变，因为所谓“学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知识活动的体现。在这个变化的整体趋势之中，考古学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这是由它的学科性质及学术运作的特征所决定，相比于“传统学术”中那种强烈的书斋性，这门学科的重视实物的实证主义态度和获取研究资料的方式，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鲜明的初生之气和青春气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股新鲜血液和“现代学术”的一支生力军，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考古学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为了充分地了解这个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必须把考古学纳入学术思想史之中。而在这门学科之中，李济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文明的开始》时，必须把李济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济，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1923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以上这个学业简历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李济先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线索。如果与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苏秉琦等先生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济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国人类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李济先生认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解释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不是凭想象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须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其中包括几大范围：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资料；二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种研究成果；三是人类的文化遗迹（史前考古学，主要针对古器物即古代人类遗留下的工具等）；四是体质人类学的成果（包括对古代人身体遗骸的研究、其分化演变的过程以及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狭义的考古学资料（即古器物学家所承认研究的考古资料，青铜时代以及以后的历史），但李济先生同时指出，因为在采集方法与看法上的不同，这批材料的价值在过去都没有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注意，而在现代考古学的视野下，它们的学术重要性会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体质上；七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即传统的经学与史学文献，而如何辨别这些庞杂的资料和评价它们的价值，均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研习。
环境考古学范文6
农业可能起源于
新月沃地西部
对于农业起源于什么地方的问题，考古学家都把目光投到了西亚的“新月沃地”，即从地中海沿岸弧形向东，延伸到今天伊朗、伊拉克的一大片土地，因为形状如新月，所以得名。而且考古学家曾经认为，新月沃地的西部，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和土耳其等地，是农业最初的起源地，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容易耕种。
过去考古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考古学家的观点，大概早在大约13000年前，狩猎-采集者们开始聚集在一起，从野生的谷物和豆类中选择了一些种子，尝试着种植，这些种子中有小麦的、大麦的、扁豆的等等。经过几千年的培育后，野生的植物变成了驯化的农作物，更容易种植和收获，农田的产量也更多，生产更有效率。已知最古老的村落都是在新月沃地西部即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发现的，通过放射性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考古学家认为那里驯化农作物出现的时间在大约10500年前。
伊朗也是农业和
驯化山羊的起源地？
然而最近考古学家在伊朗有了新的发现，对农业起源于新月沃地西部的观点发起了挑战。
由于政局不稳定，所以长期以来伊朗地区对于远古农业没有太多的考古发现。不过最近几年，德国考古学家与伊朗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始对伊朗西部山区的早期农业村庄遗址进行研究。在2009年和2010年，德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农作物加工的证据，包括磨和杵等工具。他们还挖掘出了大约2万多个烧焦的农作物颗粒，数量巨大。
这些村庄和农作物都是什么时候的呢？考古学家利用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法进行了测量，发现那里的村庄大约从距今1.2万年前到9700年前一直存在，而且很可能更为古老。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让考古学家可以跟踪这个村庄地区古老农作物的驯化、种植过程。结果发现，这里的远古农民在大约11500年前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大麦、小麦和扁豆，而小麦驯化种的出现是在大约9800年前，这个时间几乎与新月沃地西面驯化农作物的出现是同时的。
德国考古学家猜测，也许自地球最后一次冰期在1万多年前结束后，地球变暖，整个新月沃地不论西部还是东部，环境都变得适宜种植，所以农业的起源地也许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点，比如在新月沃地西部和东部各自平行地培育了驯化的农作物。
最近科学家对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基因研究，也给农业多地区起源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比如他们在伊朗的另一个地点发现，那里有野生山羊到驯化山羊的各种过渡类型，很可能是驯化山羊的起源地。更加有趣的是，驯化山羊的时期和前面提到的伊朗地区驯化小麦的时期是同时的。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山羊是在新月沃地西部驯化的，现在看来，不光是小麦等农作物，也许山羊这样的牲畜的起源地也不止一个，而是多个。
农业起源于
一地还是多地？
农业、驯化牲畜的起源地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呢？
德国考古学家的发现支持多地起源的观点，但有些考古学家却并不同意。后者认为，虽然伊朗地区驯化小麦出现在大约9800年前，但是同新月沃地西面的最早出现的驯化农作物相比，还是要晚几百年。几百年的时间，新月沃地西面的远古农民完全可以把驯化种子带到东面了。驯化的山羊也类似，也可以随着农民的迁徙携带过来。也许农业的起源地就是一个，即新月沃地西面，远古农民在那里驯化动植物成功后，开始四处扩张，寻找适合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地点，于是他们的足迹很快遍布新月沃地，甚至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