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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机遇范文1
关键词：老龄化；劳动力；供给
人口老龄化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劳动力供给一个后果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劳动力人口中高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和低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总体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一、广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特点
据2005年人口抽样，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656.8万人，比2000年增长24.8%。按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省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进程较其他省份稍慢，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吸引大量外省人口迁移，尤其是引进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而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广东调查显示，老年人发展、分布特点是：
1.老年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并呈现出中、高龄化趋势。通常以65—80岁及以上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十五”时期，广东老年人口净增147.57万人，增长27.6%，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省总人口的增长率； 2000—2005年，低龄组（60—69岁）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中龄组（70—79岁）和高龄组（80岁以上）人群则分别上升2.68、1.2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高龄化，高龄化比重迅速增长。
2.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出现人口老龄化。15—65岁劳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4 933万人，预计到2030年达到6 200万人左右，其人口比重也达到70％左右。从数量和比重来看，目前广东省劳动力供给相对比较富余，但劳动内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0—14岁少年比重从2000年的27.15％下降到2030年15％左右，数量由2000年的2 033万人降到2030年的1 500万左右，呈明显的递减趋势。65岁人口比重和数量明显上升，从2000年523万上升到2004年的2 000万左右，比重也从7％左右提升到20％左右。其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增加供给幅度和少年儿童递减速度。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老龄化。
3.珠江三角洲人口老龄化低于粤东、西、北。2000年，广东省老年人口中，珠江三角洲地区老年人口占总量32．8％，粤西占27．9％，粤北占19．5％，粤东地区占18．5％。除江门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都低于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而粤北、粤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都超了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粤东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标准。从四大区域整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4％，粤东为9．4％，粤北地区为12．2％，粤西地区为10．96％。也就是说，粤北、粤西地区已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行列，“未富先老”情况严重，而粤东也即将进入老年型社会，相比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离老年型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趋势预测
为揭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老年人口及劳动力进行预测。根据生育水平和模式的不同，死亡模式假设、人口迁移模式假设、人口流动假设和出生性别保持不变，引用方案：中生育率假设＋死亡率假设＋迁移假设＋流动人口假设。此方案在对广东省2000—2040年老年人口的人数规模和比重分析后，提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未来40年中，广东总人口仍然增长，但老年人口比重占整体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从未来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看，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对人口和经济生产都有极大挑战。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少年儿童比重过轻，预示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出现短缺。
“十一五”期间广东户籍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634万人，2010—202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年均增加26万人。2020年老年人口规模为900万人，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开始进入老龄，2020年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时期，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下降，假如出生率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长期必然会导致总人口缩减，劳动力供给的严重短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从区域看，珠江三角洲老龄化速度慢、程度轻，而粤东、粤西、粤北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重。受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影响，粤北迁出人口和流出人口多，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最高，2005年高达8．5％～8．6％，2010年超过9％，2020年达到11％以上。珠三角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最低，2005年为5.4％，2010年为5.7％，2020年可达到8.8％，明显低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粤东和粤西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的变化介于珠三角和粤北之间。但无论哪个区域，21世纪30年代以后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粤东、粤西老龄化程度在2040年后将达到15％～20％，粤北和珠三角达20％以上。
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家庭和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加重。衡量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负担，采用老年抚养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反映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抚养与被抚养程度和数量上的关系。
1.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是劳动适龄人口总抚养负担加重的主要因素。人口结构预测和人口抚养比可知： 15～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增加，从数量看，劳动力供给还算充裕，对广东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随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减少，其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减少。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2020年将占总劳动人口数71.72％，其比值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到2040年达60%左右，且更有递减的趋势，低年龄人口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
2.人口高龄化、农村老年人口增多使社会老人抚养负担愈加沉重。高龄老人的抚养将成为老年人抚养问题的难点。高龄老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和疾病护理等方面，需要更好的社会和社区专业化服务。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都高于城市，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既无退休保障，又绝大部分不在社会养老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农村老人的供养只能更多依赖子女，这无疑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2005年农村、城市老年抚养率分别为43.4％、29.3%，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镇和城市，农村老年抚养比可能有再上升的趋势。
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遭淘汰，不断引进新技术手段和工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主要是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思考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逐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平衡。可在一段时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增长转变，也可通过调整适当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广东省人口结构还在进入老龄化路上，需要一段时间才充分进入老龄化阶段。通过科学推断，在生育低峰时间内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可填补老龄化后的劳动力空缺。另外，人口中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必然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同时造成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越来加重。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合理生育对象多生、优生，逐步改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
2.把握人口红利机遇，适当引进外来工，填补劳动力短缺，分担人口老龄化压力。 一般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广东成为人口红利的直接受益者，“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也比全国早到来，延续的时间比全国更长。人口年龄结构低负担的“黄金”时期，受惠于人口红利阶段。广东仍然要适当引进外来人口，同时，对外来人口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合理有序引进所需劳动力资源。对人才资源上，鼓励外地人才的流入特别是紧缺人才的引进，合理优化人才引进结构。
3.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广东省老龄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老龄化时间的到来前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吸引全国劳动力优秀资源，并且优化配置各个行业和区域，防止人口集中珠三角地区。特别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广东的劳动力供给形势决定今后不能走劳动力密集行发展之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资金、技术密集行的先进制造和现代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行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
老龄化的机遇范文2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经济对策；产业结构；老龄产业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124-06
关于老龄化国际上的定义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10％(本文以此为标准)，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解决得如何，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截止2004年底，重庆市现有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约414万，占全市人口的13％，这表明重庆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预计2036年左右将是重庆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全市老年人口将突破900万，占总人口的23.6%。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和家庭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受制；国家、社会和家庭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老年人需求的投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关系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调适等等。
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老年人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他们对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人口老龄化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挑战，老年人口的比重加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社会赡养比上升，财政压力加大，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1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底部收缩所引致的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导致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即底部老龄化）；第二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顶部延伸所形成的人口老化(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促成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即顶部老龄化)。老年型社会象征着人类社会的成熟，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老年群体是蕴藏着技能、经验、智慧的人才宝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人口老龄化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2 人口老龄化将带动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老龄产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又是老龄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在这部分人口庞大的数量规模背景下，其对社会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已经并将形成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
老年群体特殊需求的扩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需求带动供给，可以形成可观的消费市场。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会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老年市场是竞争性极弱的市场，开发潜力巨大。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文化背景、不问民族习俗、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心理素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人生经历的老年人对各种商品与社会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必将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消费市场。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引导，老龄产业必将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1.3 人口老龄化具有影响消费市场的结构,深化产业分工、在“人口红利”时期可化弊为利
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影响了社会储蓄和消费的方式,老年人的消费以老年日用商品、健康医护、精神娱乐为主，储蓄意愿下降。实证结果表明,35～50岁年龄段的人储蓄意愿最高,之后便逐步下降。日本的高储蓄率曾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人口的老化,其储蓄率持续降低,1980年为17.3%,1990年为13.9%,2003年仅为 7.5%。同时,年轻一代的负债率上升，这两方面因素将导致日本的消费市场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而劳动力年龄结构较小，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压低了利息水平，这两者都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众多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催生了相关产业的产生。因此，“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将呈现出投资活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持续，一般只有15～20年，而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加速经济发展。
乜堪雄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对策与产业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1期1.4 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使劳动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提高
人口抚养比即平均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的老年人数量。重庆目前的平均抚养比是1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全市内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口平均抚养费用要远远高于青少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从经济学角度讲，青少年抚养费用支出可以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则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多属于消费性的。老龄人口增多导致储蓄水平下降，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导致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1.5 劳动力的老化，必将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尤其是在2025-2040年之间，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和人口高龄化的高峰时期，低龄人口比重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最后形成老化程度较高的老年型人口结构。届时劳动力将出现严重短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开始从需求制约型向供给制约型发展。
1.6 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公共开支增加，导致税收负担加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口的病残率上升，社会养老和医疗的压力加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储备不足，支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基金的风险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急剧增加又严重削弱了本市企业的竞争能力。按照现行的社保制度规定，企业单位必须为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支付大量费用，养老金支付增加了企业负担。
1.7 人口老龄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由于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决定了其消费能力、消费偏好、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决策等方面的特殊性，引起了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新了要求。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①，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我们需要改善老年人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慰籍、文化生活、临终关怀等，调整现有对老年人的供给结构，发展老龄产业，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业，改造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住宅、社区和环境，发展老年人衣、食、住、行、用、文等各种消费品。
1.8 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老年空巢家庭增多，家庭养老资源减少，使后代难以承负照顾老人的重任，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状况下，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日益突出。“4-2-1”型的家庭结构，使得一对夫妇要供养4位老人，不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据统计，2002年，我国家庭平均规模是3.32人／户，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都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赡养老人能力的降低。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独立意识的增强，都使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轻人来养老。不仅使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了，而且对社会代际互动产生重要影响。这要求加快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2 重庆市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状况
1997年重庆直辖后，60岁以上的老人33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0.25%，而GDP增长7.5%；2000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61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1.32%，而GDP增长8.5%；2002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86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2.1%，而GDP增长10.1%；2004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8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2.7%，而GDP增长12.2%；2005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414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3.1%，全市GDP完成2650亿元，年增长1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 550元，跨上1 000美元台阶。 预计2010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50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5%。
2.1 重庆老年人的收支状况
重庆市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有政府统一发放的养老保障金、企业定期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子女支付的抚养费、个人其他收入等。目前重庆市城镇退休老人的平均年收入8 000元左右，人均月收入在600～700之间。城镇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老年人年收入在12 000元左右，而大部分企业退休老年人处于月收入在400～500元左右的低收入状态，其次是处于低保状态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农业劳动收入。收入决定了消费，这种低收入状态使得老年人的消费指向为解决温饱和物质享受，很难上升到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老年人收入也将逐步提高，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仍持谨慎的消费观念。基本生活的消费只占其支出的一少部分，而且老年人身体状况多较差，据统计，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支出除满足温饱外多用于医疗方面。由于重庆市现有的家庭结构仍以较为稳定的“2-2-1”形式存在，且受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影响，老年人的收入中有一大部分仍然用于支助子女后代，这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用于自身的消费。
虽然直辖以来，重庆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用于个人消费的积累越来越丰厚，用于老龄事业的支出也有所提高，但相对与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还显的不够。根据重庆市老龄委于2004年对全市40个区县（自治县、市）城乡范围内贫困老人进行的摸底调查，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状况是：城市老年贫困人口每月退休金或其他收入300元以下的占11.2％，为11.24万人；农村贫困老年人数约为44.57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数的17.8%，合计占全市老年人总数的16％。我市贫困老年人城乡贫困老人性别差异较大，农村男性贫困老人占40％，女性占60％。城镇男性贫困老人占47％，女性占53％。这是因为，在农村女性劳动能力低，主要依靠男性劳动力来维持家庭生活，经济上的依赖性较强，一旦遇上丧偶，就会导致贫困，而且女性的寿命普遍高于男性，由于年龄原因再婚的可能性低。在地区分布上，全市40个区县都有贫困老人。按地域片区统计，其地处三峡库区的渝东、渝东南片区农村贫困老人比例较高，达到农村贫困老人的60％。
2.2 重庆居民的消费状况
根据1985-2003年重庆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变化，我们把这段时期分为3个阶段：
(1)1985-1990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84，回归系数为1.001。
(2)1991-1997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97，回归系数为0.929。
(3)1998-2003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94，回归系数为0.797。由以上三阶段的数据，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回归系数呈下降趋，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弱化。
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说，重庆市居民的平均消费一直比较稳定，而消费倾向自1996-2003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98年之前，边际消费倾向剧烈波动。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96年的0.733突升至1997年的0.863，然后急剧跌落至1998年的0.754。
（2）1999-2003年间，虽然下降幅度有变化，但总下降的趋势比较稳定。
显然，从长期下降通道的图形看，其图形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波动相关性很差，90年代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对重庆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的下降通道几乎没有影响，这说明决定重庆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绝非景气波动短期因素。
（3）2003年，边际消费倾向曲线突然呈剧烈上升趋势，由2002的0.573 升至 0.744，这主要是因为近年由于通信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通信费用猛增，而且人们对教育的投入到今年进一步达到高峰。
尽管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传统、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等，但影响重庆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中，老龄化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老龄化使老人收入下降。随着老龄化加快，老年人口的增加，持久收入增长缓慢，短期收入变化大使得老年人的高收入幻觉消失，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对未来收入预期乐观者比重下降，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定者增加使储蓄倾向上升。多数老年消费者持久消费增长只能根据持久收入增长来决定，他们将短期收入多数储蓄起来以便生病养老备用，使得储蓄倾向增加，带动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3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对策
3.1 正确认识老龄化问题
首先要承认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辨证的看待老龄化问题，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医学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是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老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体弱多病，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多了，必定会加重处于劳动期人口的负担。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先富后老”，而重庆“未富就老”，使得重庆市的老龄化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必须高度重视它和认真地对待它。
3.2 构建符合地区实际的养老模式,降低社会养老成本
重庆的养老模式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社会机构养老为补充。
机构式养老是指由专门的养老机构将老人集中起来，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家庭式养老是由家庭承担老人的物质、娱乐、医疗保健和日常护理等工作。社区式养老则是社会化养老的基本模式，指老人不离开家庭，而由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士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很多家庭的子女忙于工作，经常无暇顾及老人，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式养老之间的过渡形式，将是许多老年人和家庭首选的养老方式。社区养老网络主要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以社区敬老院、社区托老所、家政服务中心、社区卫生康复中心为依托，社区志愿工作者为补充，以社区内有老人的每户家庭为服务对象，建立一个畅通的网络服务体系。
3.3 进一步建立健全老年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支撑体系（如图3所示）。三者之间既有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各种社会保险，以“防贫”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最根本的制度；社会救助主要包括救灾、救济、扶贫等，以“济贫”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最基础的制度；社会福利服务主要为优抚安置对象，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特殊群体提供福利和服务，以扶老、助残、救孤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极具发展的事业。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老年人救助的投入，凡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建立针对老年人特殊困难的专项救助经费，并形成制度。建立和推行依靠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力量认助、认养、认捐特困老年人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特困老年人救助体系。建议市政府利用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福彩收入、政府财政、社会上的捐助及其他各种方式筹集的资金设立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运作和管理，这样可以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源源不断。在农村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助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并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深入农村。
3.4 建造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老年人综合活动场所
老年活动场所可分为室内和露天。室内场所主要是老年人用来聊天、下棋、打牌等；露天场所往往用来安排健身的，如跳舞、打太极、练香功等。通过老年人之间的沟通，疏解心理矛盾，通过室内和露天活动设施的分流，解决不同层次的老年人之间需求差异的矛盾。最常见的是老年人就近在其居住小区的广场或中庭做健身活动，但很多小区不具备这样的广场，而且具有条件的广场可供老年人使用的面积又较小。像其它城市的老年公园就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活动设施，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但这在重庆几乎很少。建议根据重庆城市发展规划，在各区住宅小区密集的中央地带建老年公园。
另外在县（市、区）要建立老年文化活动中心，乡（镇）、街道要设立老年活动站，有条件的村委会、居委会要开设老年活动室，构筑重庆市全方位、多层次的老年活动场所。
3.5 政策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建立老龄事业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扩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手段是不够的。要大力推进老年福利事业社会化、产业化和法制化进程，在坚持政府主导，加大对老年福利事业投入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政府要制定优惠扶持政策，简化项目立项和审批手续，鼓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私营企业和国内外人士投资老龄事业，发展老年产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群体对设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发展多元投资主体，鼓励社会捐助，鼓励社区自办经济实体，多种形式创办老年服务机构。另外，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启用闲置的社会设施进行再利用，招募社会志愿者扩充老龄事业的人力资源。
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调整与产业选择
当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年人的需求就决定了一些产业的生存与壮大，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任务十分艰巨，建议采取相应对策：
4.1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政府应有计划、分步骤地大力扶持和发展老龄产业，坚持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和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并重。在税收、资金、贷款等方面给予老龄产业各种优惠，在政策上鼓励全社会、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设计人员为老年人开发、研制、生产老年用品和老年设施，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推动老龄产业发展。老年人的消费偏好主要取决于老年用品能不能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即保健功能、便利功能和精神满足功能。可以根据目标人群需求类型的不同对老龄产业市场进行细分如下：
（1）养老助老需求市场。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负重的中青年在强烈地呼吁老年服务的社会化和商业化。建立老年公寓、“老少户”合住的新型住宅，“聚家养老”的方式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目前重庆除“三无”老人安置在敬老院、福利院，家庭照料困难的老人居住在老年公寓外，绝大多数是“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因此，开发更多方便、舒适，价格适宜的老年型住宅，应成为城市房地产业一个重要的市场取向。此外，中国人寿保险市场极为宽广，商业化养老前景看好，重庆也不例外。
（2）健康医护需求市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高龄化，高龄老人患病卧床率日益增加，有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别人护理。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自我保健，是老年人最急需、最舍得花钱的市场，因为老年人对健康有比其它人群更为强烈的需求，这将促进健身器械、运动和抗衰老产品的发展。老年门诊、家庭病床和护理、健康咨询、老年医院、康复中心和临终关怀等类服务需求面广量大，极具发展前景。
（3）老年日用商品需求市场。老年人受自己年龄和心理特征的影响，在饮食、衣着、医疗保健和文化消费用品等方面都需要符合本年龄群体个性的老年型商品，甚至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和中青年需求有别，这些是老年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4）精神娱乐需求市场。老年人希望的娱乐用品一般兼顾两个方面：既好玩，又利于身心健康。如对老年玩具的开发就极富市场前景；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开发也很有潜力。根据有关调查，大多数老人喜爱短线旅游、登山、游泳、气功、钓鱼、球类活动，还有的喜爱书画、跳舞、收藏、花鸟养殖等等，企业可据此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产品和服务。
（5）学习深造需求市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趋突出。老年人就怕一个“空”字，无事可做，必然产生很多心理生理的问题。“老年教育产业化”是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方面。如在老年大学里可以开设很多新兴的健身娱乐知识，提倡“活到老，学到老”。
（6）生活咨询需求市场。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知识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老年人毕竟是过去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有些知识落伍于时代也是必然的。而老年人遇到的问题往往又格外地多，他们有疑难就需要有人帮助解决，其中有偿的咨询服务就是一种。
4.2 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要重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老龄服务业
重庆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有几十万的下岗职工，而且农村众多的剩余劳动力也需要转移。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关系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②。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劳动力资源优势是重庆市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注意解决的大问题。在普遍的老龄化到来之际，扩大就业，尽快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筹措正在劳动大军行列中的这批人的养老金，以保证他们在年老退出劳动行列后，有相应的生活保障，对缓解未来老龄化高峰的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目前抚养系数较低的情况下，筹措养老金是增加积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将为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提供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4.3 优化传媒产业和教育产业结构，构造终身学习的市场体系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需要大批人员从事直接以老人为服务对象的工作。因此，中短期的服务培训工作就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和一个中长期的任务。培训是解决老龄从业专业人员短缺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建立老年教育网络，发展老年电视大学、老年网上学校等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帮助老年人增长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学习教育、文化娱乐需求，同时要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5 结 论
面对社会人口的老龄化，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养老制度和福利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老年消费市场状况，规范、引导投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用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发展，促进重庆经济协调发展；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有计划地发展老龄产业、开发老年用品，增设老年服务项目，满足老年人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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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Measure and Industry Choosing Under the Aging Population
Background On the Rasis of Aging Population of Chongqing
NIE Kan-xiong1 HE Xiao-zhou2
(1.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2.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老龄化的机遇范文3
[关键词]老龄化 养老保险 风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总体中的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或份额）不断增加，或青少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断递减这样一种渐进过程。根据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定义，当一个国家 60岁以上人口占本国总人口的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本国总人口的 7%时，则称为老年型人口社会。1我国在 20 世纪末 60 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三个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二分之一，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我国人口结构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从成年型转向老年型；三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从中国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政策的特殊性，国民财富的累积还未达到相应的程度却要承担庞大的老年人群各方面的需要，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详见表 1。
表1 中国六次人口普查中年龄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务院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二、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的社会经济压力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提高了老年人口的赡养率，使得养老保险金支出迅速膨胀。计入社会统筹账户的养老保险金采用现收现付制。显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制度内现有生产性劳动人口无法负担规模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的退休养老费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受到严重威胁。此外，截至2011年，我国个人账户空帐规模已达到1.4万亿。这严重制约着制度转轨，使得个人账户只是作为计发养老保险金依据的名义账户。
人口老龄化导致了社会保障费用支出膨胀，因而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研究表明，2040年仅养老保障费用的比重将是1984年该比重的两倍。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保险面临的主要风险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面临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笔者通过综合分析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总结出了以下主要风险，有：
（1）基金运行和基金投资风险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管理有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双重特点，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管理和操作风险。我国缴费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目前主要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然众所周知，国债的收益率和银行的存款利率是低于工资增长率的。因此，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的保值增值并未得到实现。对于投资而言，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政策的不稳定性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因而经济周期和其他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投资风险很难得到有效控制。此外，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严格限制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项目和比例。这造成过分追求风险相对较低而忽略了养老保险基金必须达到有效的保值增值的刚性的局面。
（2）通胀风险与贬值风险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个人账户面临很大的通货膨胀风险，这是因为记账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并不是同步变动的。通货膨胀使得养老金不能从价值上增值而只能从数量上增值，当通货膨胀率大于记账利率时，养老保险基金会贬值过高的通货膨胀使得即使优化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也难以实现保值增值，甚至可能贬值。
综上所述，在目前人口老龄化高峰期背景下，养老保险主要面对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风险，基于对每种风险的特质的分析，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外部政策风险是根源性风险，运行与管理风险是最普遍的风险，基金投资风险和通胀风险是最明显风险，贬值风险是最持久的风险。
注解：
①徐晓，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经济研究导刊，2012.08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风险在哪里[J].中国金融，2010（17）
[2]徐晓.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经济研究导刊，2012.08
老龄化的机遇范文4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时，就意味着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为“老龄社会”。据此，我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观察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占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6亿，其中中国占近30%；2010年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比重是5%，中国高出该数值的3.87个百分点。
2.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另外，从进入老龄化到峰值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用9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只需要不到40年的时间。
3.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方向性特征完全不同，中国老龄化社会则表现出了未富先老的基本生态。观察发现，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均在5000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806美元，即使是快要进入“老年社会”的今天，我国人均GDP也只有4000美元。
4.老龄化的地域次序化。其中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化的地区是上海市，该市早在 197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 7.2%，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 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标准，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而作为老龄化时间分布的另一极，宁夏要到2012年才正式进入老龄化。另外，与城市相比，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出城市的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5.特殊老人群体涌现。特殊老人群体是指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以及留守老人组成的一个群体。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1.78亿老年人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899万，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人3300万。由于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城乡留守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农村留守老人目前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问题严重性在于，未来特殊老人群体还将继续膨胀。据全国老龄办预测，到2015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
二、人口控制政策的负面效应分析
1.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迅猛下沉，进而加剧了老年人口的绝对占比。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1980年为2.29，而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报告，自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但是，据专家学者的计算，即使考虑进“偷生”因素，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5至1.6。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口生育率只有0.9左右，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以下。
目前我国人均寿命为73岁，相对于20年前提高了5岁；同时，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从0-14岁少年人口占比来看，2010年我国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双重力量演绎的结果是中国老龄化的步伐一路提速。
2.由独生子女政策推动而成的男女性比失衡成为了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强大力量。众所周知，偏爱男孩是中国传统的生育观，而这种生育观在“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驱动之下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助力中得以实现，但由此造成的中国男女性别失衡的矛盾却格外突出。按照国际标准，0-4岁男婴与女婴的正常比例是1.03～1.05∶1，我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2000年达到1.18∶1，2010年升至1.2：1。据此,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从2010年起，中国20多岁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开始递减,到2020年底前中国可能会有多达2400万的年轻单身男性，这些人没可能结婚，也不会有自己的子女。显然,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拉低中国的生育率,相应老龄化程度将日趋加深。
3.管理层对人口结构趋势的误判进一步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人口结构趋势上，决策层的误判明显表现为高估人口生育率和低估老龄化率。按照“十一五”人口规划，2010年人口总规模应为13.6亿，这一结果是依据1.8的生育率在2005年总人口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但是，到2010年底我国实际人口只有13.4亿人，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显然，按照最新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5甚至更低。同样，按照官方1.8的生育率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应为12.42%，65岁及以上人口应为8.18%，但实际结果却分别高于预估值的0.84个百分点和7. 1个百分点。对于人口结构的误判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未能进行及时地调整，尤其是在生育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人口老龄化没能得到有效的缓冲，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愈发严重。
三、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的巨大压力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
1.养老金缴存与支取的失衡是导致养老金缺口的直接原因。一般而言，养老金是以职工在职期间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为依据，同时综合考虑即期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后计发的。按照目前男性60岁退休和女性55岁退休的政策以及他们分别大致可活到72岁和74岁而论，男女在退休后的生存年限分别是12年和19年。粗略估算，目前正在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大军在其退休后存活的岁月中所领取的全部养老金，大约是其退休前所缴全部养老金的10-13倍，资金缺口由此产生。
2.历史欠账是撑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在社保制度推出之前，企业职工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并未以基金形式积累，而是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投资与生产过程，正是因为当年拿走了他们的“必要扣除”，而且这些被“扣除”的部分也没有办法返还，因此这一时期的员工退休后就不再单独缴纳养老金，而其所领取的养老金则由后来参保的新人所缴资金来补充。由此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养老金“现收现付”模式，也产生了现有企业员工养老金账户“空转”的别致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这种现象讥讽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3.人口赡养比的萎缩是捅大养老金缺口的根本力量。我国目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有效运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退休人员，缴纳的社保收入超过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因此，“人口赡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量的比率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养老金支付力量强弱的关键因子。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人口赡养比稳定在3：1，即三个劳动者抚养一个老年人，因此可以勉强维持现有老年人养老金的正常支取。但是，随着老龄化的逐步提高和退休职工的迅速增加，在生育率日渐下降的前提下，赡养比将出现降低甚至恶化趋势。据专家预测，到2038年，中国只有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负赡养率”的状况，即一个以下的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果真如此，“现收现付”养老金模式必定难以为继，而且目前1.3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这个缺口还会迅速放大。
四、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即将丧失。必须承认，正是过去30年中每年高达为1000万的劳动力供给量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要素中，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了26.8%。然而，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
一定意义上而言，“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一方面，由于抚养比的降低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所引起的后续劳动供给断层的情况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常步伐因此可能会被打断。另一方面，在“先老”意味着劳动密集比较优势消失的同时，“未富”的存在使中国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形成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这样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据此，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7%。
2.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引起财政资源的分流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资本约束。虽然与美国的老人福利要消耗掉该国GDP的9.4%以及德国的退休金占去了GDP的10.3%相比，中国的养老金支出目前只占GDP的4%左右，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用于老人福利的开支将呈倍数递增，而且递增的速度势必超过发达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在国家未来不得不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老年人口的福利投资之上时，其形成的“挤出效应”必然拖曳经济增长步伐。
3.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家庭养老成本的增升，从而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的漏斗型状态，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小太阳(第二代独生子女)；而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小太阳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将面对12个老人。如此之大的养老压力附加于身，不仅仅是家庭经济与财力负担，还有为赡养老人而不得不透支的时间与精力，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势必遭遇无情的压抑与稀释。
五、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基本对策
1.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1/2在种地，另外1/5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继续担当建筑与搬运工人，但他们可以在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和医疗等经验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实，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的有效匹配还具有另一层面的意义，即高端的产业层次能够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使得新生的劳动人口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赡养能力。
2.构建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针对在我国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现实，我国有必要推进社会化养建保障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推进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包括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在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组建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3.充盈养老统筹账户和改革养老金的投资管理体制。充盈养老金账户的途径很多，包括财政补贴、国有股或土地红利的划转、将农民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扩展为新的投保人等，在此基础上，为了防止养老金被挪用和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我国可以借鉴智利的养老金管理投资模式。与中国目前的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于是智利政府在1980年底宣布执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其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只有当养老金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宣布破产时，政府才最终出面弥补资金缺口。智利自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其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私人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
4.适时变革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至今日，已经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放松。目前可以考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并严格控制生育3个孩子的生育管理取向。当然官方可能担心放开“二胎”政策将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其实未必如此。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但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0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放宽而引发的出生反弹。显然，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防止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同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5.适度延长职工退休时间。除了目前退休人群的增加导致养老金难以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外，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即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10年左右，然而，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职工退休后可以存活20年甚至30年。正是如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至少目前可以考虑推行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如根据与年龄的关联度对不同的工作岗位设置有区别的退休年龄，符合一定条件的劳动者可申请提前退休，但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继续发挥余热且身体条件允许的可以推迟退休。
老龄化的机遇范文5
关键词：人口 老龄化 影响 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从山东省胶南市的情况来看，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超过国际通用标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1.胶南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截止到2011年底，在胶南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6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2.17%。这表明，胶南市不但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1老年人口数量多、规模大。2011年底，胶南市户籍总人口为841222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47980人，其年龄段分布情况为：60-69岁的老年人口为77703人，70-79岁的老年人口为46682人，80 -89岁的老年人口为21040人，90-99岁的老年人口为2510人，10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45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也显示，胶南市老年人口已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见表1）。
1.2人口老龄化程度高、速度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胶南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例为11.35%，高于青岛市的10.26%、山东省的9.84%和全国的8.87%。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对比，胶南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18个百分点（见表2），而青岛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仅上升了0.91个百分点。这表明，胶南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处在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前列。
1.3老年人口中女性比例偏高。2011年底，胶南市户籍人口男女比例为1︰0.988，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男女比例为1︰1.029；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男女比例为1︰1.128；80岁以上老年人口男女比例为1︰1.396；90岁以上老年人口男女比例为1︰1.839；10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男女比例为1︰4。这表明，在老年人口中，女性偏多，而且年龄越高，偏差越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越到高龄老人阶段，女性比例越高于男性（见表3）。
分析人口老龄化的成因，胶南市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除受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等因素影响外，主要是由于生活保健水平的提高延长了老年人的整体寿命形成人口积累，同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出生率的下降速度，相对加重了人口老龄化程度。但反过来，由于出生率下降，降低了少儿负担系数①和人口总负担系数②，形成了人口红利期③。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积累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影响
虽然胶南市人口老龄化处于人口红利期，为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提供了财政资源等有利条件。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仍给胶南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
2.1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年攀升，被抚养人数也逐年增加，这就直接导致老年抚养系数④的提高和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加重。2011年底，胶南市户籍人口中，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574557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47980人，老年抚养系数为25.76%，也就是说近四个劳力养1个老人。老年抚养系数的攀升，预示着劳动年龄人口在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而劳作的同时，还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生存与发展的费用。
2.2社会赡养负担加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需要社会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带病生存或卧床不起的比率较高，需要别人照料，生活费用也就比较大。2011年底，胶南市共有8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人23595人，占老年人口的15.94%，几乎是每6个老人中就有1个高龄老人。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离休、退休、离职人员也逐年增多，这也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胶南市2011年共有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离休、退休、离职人员7056人（含遗属702人），共发放养老金20612万元；截止到2012年，胶南市共有企业退休职工14248人，仅1至5月份就发放养老金1.2亿元；截止到2012年5月底，胶南市用于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专项财政补助为9721万元，青岛市及以上专项财政补助为7410万元。
老龄化的机遇范文6
关键词:终身教育;积极老龄化;路径;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being deepened, in order to pro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active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of the elderly,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effective path of active aging. Through research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tive ag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 life-long development. Its realization path involves policy guarante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Changes in employment concepts, and innovations in pension models, etc. Active aging can only be implemented by focusing on active aging from all aspects.
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8年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4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665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9%。联合国人口数据统计显示中国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中国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将超过20亿[1]。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必然要面对“未富先老”的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逐渐为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随之而产生的“空巢老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中国将面对的是深度老龄化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比许多国家都要严重,计划生育的实施使中国的老龄化具有独特的特点,如空巢老人比例的快速增长,年轻一代赡养压力的加大,政府养老金支出压力的增大,需要护理的失能老年群体的增加等。对于老年人个体来说,还有发展性需求的满足、价值的实现,继续过有价值、有创造、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广积极老龄化理念,探索积极老龄化实践路径是新时代的现实诉求。
一、终身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的理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1965年成人教育国际会议上提出“终身教育”的理念。终身教育概念从最初的成人教育发展到涵盖整个教育过程,内涵不断丰富,时间跨度涉及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作为教育对象,其主体地位也不断加强,构建服务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体系,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终身教育是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哲学基础,积极老龄化所涉及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终身教育,特别是老年教育有密切的联系。
二、积极老龄化理念
(一)积极老龄化理念的产生
由于身体生理功能随着年老而逐渐衰退,传统上老龄化往往有一种消极的色彩。根据美国老年学家卡明和亨利的脱离理论,老年人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逐渐退出,老龄化的结果是脱离[2]。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寿命得到延长,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积极看待老龄化的观点开始出现。在积极老龄化理念出现以前,已经有学者提出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健康老龄化是指社会中大多数老年人在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上保持健康状态[3]。成功老龄化生活方式的特征为保持认知水平和身体机能、维持健康和积极生活[4]。生产性老龄化指老年人继续参与生产活动、志愿者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而不是成为依赖者[5]。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日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提倡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积极老龄化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尊重个体的选择权,也更能体现人的终身成长发展的理念。积极老龄化主要包含健康、参与和保障等三个方面。
(二)积极老龄化的基础
健康是积极老龄化的基础,最大限度地维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才能促进他们参与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支持健康老龄化以降低健康和社会护理成本已成为公共卫生日益重要的任务[6]。研究表明,积极锻炼的生活方式与老年人身心健康、活动能力改善、幸福感增强以及因各种原因致死的风险降低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7]。
(三)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促进幸福的三个要素,即乐趣、投入和意义[8],同样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因素。乐趣是一种主观体验,对于不同的个体,其内容和形式都可能不同,老年人经过一生的操劳,到了老年阶段,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活动,也是人之常情,应予以鼓励和支持。个体对于家庭、爱好、社会活动等的投入越多,其幸福感越强,所以创造条件,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能增强其幸福感。发挥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在精神层面有追求,生活有目的感和意义感,是持久幸福的本源。许多在晚年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的共同点是生活有目标,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勤奋的状态。老年人要保持积极的情绪,就要接受不能改变的过去,利用现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同时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积极情绪能使个体在生活中作出更明智的决策[9]。积极情绪对于老年人尤其重要,由于社会参与的减少,家庭成员的分离,老年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情感找不到寄托的消极情绪,因此也很容易为社会上一些不良商家所利用,骗取他们的信任,花费大笔退休金购买保健品、医疗器械等可能并无实际功效的产品。而具有积极情绪的老年人面对同样的情况,就会比较清醒、比较明智,不会作出非理性的决策。
三、积极老龄化的实现路径
(一)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积极老龄化的参与不仅指参与体力方面的活动,还指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参与以及社会事务的参与。参与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途径,对于许多低龄健康老年人,身体条件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而且他们经过多年工作,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完全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同时还能增加自身的收入。对于相对健康状况较差的或处于高龄的老年人,同样有参与的需要,只不过他们的参与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孤独感和不良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相关性。社会联系是老年人健康和幸福感的独立预测指标。社会隔离与抑郁症、认知障碍、较低的自我健康状况评估和较高的老年痴呆症患病率有关[10]。参与不仅指老年人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还包括对于社区活动、代际教育、志愿者活动和老年教育等的参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获得的情感支持是影响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社会参与度与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正相关[11]。应鼓励老年人参与娱乐活动,对于娱乐活动的追求可以调节总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2]。社区建设规划中应该包括老年人的娱乐活动设施,为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创造条件,增进老年人的福祉。
(二)为积极老龄化提供政策保障
保障是积极老龄化实现的支撑,只有在政策上对老年人的权利作出保障,才能使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得以落实。政府层面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为老年人参与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便利条件。由于长寿人口的增加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护理和医疗保健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需要制定政策以增加社会护理和支持的供应,促进健康的老龄化和预防疾病与残疾。将医疗保健系统从治愈模式转变为预防模式,将社会护理系统从对老年人依赖性的支持转变为促进老年人康复和独立生活的能力[13]。
(三)创新养老模式,解决养老困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问题还是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要实现积极老龄化,就必须创新养老模式,促进老年人的自立和互助。目前,我国居家养老还是主流,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依托社区服务,并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提供保障[14]。瑞士采用时间银行机制,低龄老年人付出时间照料有需要的老年人,将时间计入时间银行,等他们将来需要他人照料的时候,可以免费得到照料,这是一种互助模式,值得借鉴。在我国南京等城市,已经在尝试这种模式,志愿者的范围也扩大到年轻人群体,年轻人付出时间做一些服务老年人的志愿工作,计入时间银行,在将来步入老年时可以支取存储的时间,享受免费服务。这种模式发挥了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作用,既有利于解决养老服务资源不足的困境,又有利于形成年轻一代尊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发展老年教育
1.老年教育的积极作用
(1)老年教育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多数老年人有继续学习的愿望,参加老年教育能使老年人心态更加积极,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15]。老年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追求,还为老年人维持和拓宽人际交往搭建了平台,使老年人走出封闭的家庭环境,重新参与社会交往,结交新的朋友。学习兴趣和爱好相似的老年人还可以组成学习团体,形成互帮互助的自发性社会组织,这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积极心态,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
(2)老年教育能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积极老龄化有强相关性,心理健康的老年人生活更加积极[16]。通过老年教育的引导和启发作用,使部分情绪消极的老年人转变视角,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老年阶段,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社会角色的转变,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对于婴儿来说,学习是刺激,是变化,是成长,对老年人,学习同样是成长的催化剂。老年人在学习速度上,可能比不上年轻人,但是,只要老年人保持学习习惯,他们的学习能力并不会有明显的下降,甚至由于晶体智力的发展,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会超过年轻人。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大脑在人的一生中,都具有可塑性,通过学习,可以维持大脑的功能,从而对身心健康都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发展老年教育,对于维持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经济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口的加速老龄化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带来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只剩下老年人和儿童留守农村,而这一部分老年人却缺乏养老保障,如果遇到生病等意外事件,往往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开展老年教育,增加农村老年人的保健意识和知识,有助于农村老年人维持身体健康,另外,通过老年教育这个平台普及家庭教育相关知识,还有利于发展代际教育,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3)老年教育能提高老年人的权利意识。
在提倡终身学习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同样应该享有学习权。学习权是社会对个人学习自由的一种保障,这种保障应该是持续人的一生的[17]。许多老年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权利,通过老年教育,使老年人了解终身教育的意义,以持续成长发展的视角来看待老年阶段,同时意识到自身享有的学习权,有利于促进老年人树立积极的心态,把“活到老,学到老”落到实处。
(4)老年教育能增加老年人心流体验。
心流是人们在从事具有一定挑战性,同时又可掌控的任务时,受内在动机驱使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心流体验有九个维度,即享受、时间转换、行动与意识的融合、专注于手头的任务、缺乏自我意识、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反馈、控制感以及挑战与技巧的平衡。 更准确地说,后四个维度(即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反馈、控制感以及挑战和技能的平衡)代表了享受和心流的先决条件[18]。心流体验有助于产生积极的情感状态和减轻压力,与较高的幸福感和个人成长相关[19]。老年人选择参加老年教育,多是出于兴趣爱好,是一种由内在动机驱动的“我要学”的主动学习,而且老年教育的设置一般都顾及老年人的特点,其教学进度和内容安排都有利于老年人产生心流体验。
2.世界主要老年教育模式
目前,世界上常见的老年教育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由高校创办老年大学。比如,世界上第一所老年大学就是由法国图卢兹大学在1973年创办的,办学经费由高校承担。二是社区办学模式,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建立的“社区教育学院”,经费来源有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是英国的自助型老年大学,由老年人自发组织,形成互教互学的模式,经费主要来自个人和社会捐助。四是如德国等国家,由政府拨款发展老年教育[20]。我国的老年教育在初始阶段多为各地创办的老年大学,但是老年大学一般都是只对政府机关单位退休人员开放,受众很小,不能满足广大老年人群体的学习需求,近年来,随着老年开放大学的建立和推广,一般社会人员也可以享受到老年教育的福利,但是相对于社会需求,现在的供给还远远不足。
3.创新老年教育模式,实现老年教育普惠化
中国老年教育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老年教育机构的增长速度毕竟比不上老年人人口的增长速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老年教育的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老年教育供给能力显然不足。要破解这个难题,就必须创新老年教育模式。随着互联网移动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学习平台也日益丰富多样,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移动学习成为可能,老年教育“互联网+”是老年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既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又能克服学习物理空间不足和交通不便等发展老年教育的现实障碍。
4.形成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机制
老年教育因其特性,不应该完全由政府来主办,而是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能动性和灵活性,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共同承担老年教育的责任。在老年教育经费方面,也可以采取政府专项拨款,老年学员自身承担少数费用,子女单位赞助一部分学习经费作为敬老资金,企业或社会机构赞助等多种融资方式,拓宽老年教育经费来源,使老年教育持续发展有经济上的保障。在老年教育办学模式方面,也可以尝试更加灵活多样的模式,比如,英国的第三龄大学多为自主性组织,老年人自发组织,教师和学员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有些老年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师,充分发挥了老年人群体的潜在资源,形成互学互教的良好氛围。
5.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再就业率
老年人再就业,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对于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维持身心健康也有好处。老年人再就业应该建立在老年人自愿的基础上,对于成就感需求高的老年人,再就业不一定是经济所迫,而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老年人再就业还能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2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再就业的数量也持续增长,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老年人就业率较低[22]。这一方面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就业机会较少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经济不发达地区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机会较少有关。发展老年教育,不仅为了“老有所乐”,还可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
6.发展老年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虽然农村许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但是农村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自然条件比价好的农村地区,可以发展农家乐,老年人可以把空置的房屋作为民宿进行经营管理,增加收入。居住在景区附近的老年人,可以利用对于本地地理环境的熟悉和对于本地风土人情的了解,经过培训,成为当地的导游,也可以增加收入。另外,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比较贫乏,具有单调性和低质性特点[23]。发展农村老年教育,也有利于丰富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五)鼓励老年人从事志愿活动
参加志愿活动是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能使老年人维持生活的价值感,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老年人的交际面,使他们走出封闭的空巢环境,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志愿服务促进了社区参与,并且在老年人中越来越流行。志愿服务与心理健康、生活质量、自尊和降低抑郁症的风险呈正相关[24]。志愿者活动增加了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和社会联系,给他们带来成就感和生活目标。参加志愿活动的障碍主要有缺乏同伴、信心不足、害怕遭受团体排斥、坏天气、交通不便、不想改变固定的生活习惯等。参加志愿活动的动机主要是有事做、避免孤独感、被需要的感觉、获得乐趣和利他主义。建立鼓励老年人参加志愿活动的机制,形成老年人愿意参加志愿活动的良好氛围,为老年人参加志愿活动提供机会,都有利于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
(六) 积极老龄化应该涵盖人的一生
人的老化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延缓老化过程,维持肌体的功能,实现健康的老化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从小培养健康意识,提高健康素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个体面临不同的任务和发展需求,也将面临不同性质的压力,如何应对人生不同阶段的压力,将其转换为成长的动力,也需要有实时的指导和教育。老年期是个体发展自我的又一黄金时期,在退休之前,即使是在求学的儿童和青年时代,人们也往往在很多时候不能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踏上工作岗位,进入社会后,又往往为生计所迫,忙于工作、家庭等事务,退休之后,老年人有了充足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机会。如何分配利用充裕的闲暇时间,也就决定了老龄阶段的生活质量。如果闷在家里,无所事事,极易感到空虚无聊,也不利于健康,这是消极的老龄化,积极的老龄化应该是利用闲暇时间继续学习,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参加义工或志愿者活动,服务社区或其他有需要的高龄老年人或教育下一代。总之,终身教育视野下的积极老龄化应该落实在人生的整个过程。
(七) 建立宜老型社区
建立活跃、联通和参与的社区。社区为老年人社交活动创造条件。增加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会增加他们的步行锻炼的机会。户外活动的增加,会增加老年人的运动量,从而使他们维持身体机能和独立性。锻炼能提高个体活力,有助于产生心流体验等积极情绪,而且可以减少个体焦虑和疲劳等消极体验[25]。老年人外出活动的频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活动设施的多寡、活动项目是否丰富、是否有各种团体可参加、参与社区活动的信心、社会支持度以及参加活动的可能性等。社会联系、户外活动和体育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表明,鼓励社区参与的政策能为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目前不活跃和与社会隔离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和幸福感方面的好处。
四、结论
终身教育是从摇篮到拐杖的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积极老龄化要真正落到实处,也需要从幼儿开始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终身学习、毕生发展的观念。终身教育的理念是积极老龄化的哲学基础,终身教育在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和内涵,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应该贯穿于人的发展的每个阶段。发展老年教育对于积极老龄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如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增加老年人的权利意识、提高老年人的保障。积极老龄化的实现,需要在政策层面提供保障,在机制方面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总之,积极老龄化的实现是终身教育对于人的毕生发展观和开发人的潜能,使个体得到全面发展的哲学理念落到实处的体现。积极老龄化不但使个体充分发展,增加个体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且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举措,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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