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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1
摘要：聚落是人类居住环境的基础单元，聚落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生存的发展史。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刘森林教授《中华聚落》一书，详细、整体、系统的阐述和探讨了中国聚落的产生、发展、变迁与湮灭。通过多种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系统辩证的探究聚落景观艺术及民居建筑环境，完整的展现了中国区域内的聚落艺术。中国的聚落研究荆棘载途，然而刘森林教授以一己之力，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研究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对于研究聚落人居环境的研究者乃至整个学界来说，是积极的、向上的、具有榜样性的。
关键词：聚落景观；人居环境；村落市镇；民居建筑
1概述
聚落，作为人类居住生活环境最基层和最大量的空间单元，成为构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体系与封建制国家机器赖以依托的基础地理单元。《汉书・沟洫志》中记载“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史记・五帝本纪》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管子・治国》篇中的“舜一徒成邑，二徙成都，叁徒成国”，以及《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中“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这些记载细致的阐述说明了聚落在构筑国家体系框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聚落广义上指的是人类居住的场所，而吴良镛院士称之为“聚落”的含义，已不再局限于“房子与房子的简单叠加，而是人们多种多样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所”。聚落的释义不再是简单的群居场所，而是延至更深层、更广泛的系统化、多学科的人类聚居科学（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因此，对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更加具有社会意义。
《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以下简称中华聚落）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刘森林教授历时十年撰著的“刘森林中华传统人居环境文化研究书系”的第四册，该书基于聚落在社会体系框架构建和国家行政机器组成的重要性，以聚落景观艺术为中心切合点，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艺术、宗教、建筑等多方面因素，对中国传统聚落进行详尽的调查、分析、比较与探究。书中近千幅精美的图片，数百个乡陬聚落案例，以直观形式将中国辽阔疆域上风格迥异、独具匠心的聚落形态予以展现。其范围从寒冷、辽阔的东北平原到多彩、绚丽的西南盆地，从高亢、雄浑的西北高原到秀丽、别致的东南丘陵，从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到悠闲的巴蜀天府之国，从牛羊遍地的内蒙草原到湖光山色的豫章湖广，从港澳的围拢大屋到金门的客家宗祠……，可以说该书是一部集理论探讨、史料研究和田野调查于一体的环境艺术学术专著。
景观艺术，依托建筑环境而存在，是建筑在外部空间环境的延伸。《中华聚落》中的景观艺术，“指的是乡村环境和城镇环境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历史价值和技术价值的自然与人工的物态环境”。这也就预示着该书中的景观艺术，是聚落中的环境艺术，其考察“范围明显小于普遍或宽泛意义上的环境艺术的范畴”。自从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我国高等院校设立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以来，环境艺术专业发展空前的蓬勃、壮大，上千所高校设有环艺专业，从事环境艺术专业的研究员、高校教师等达上万人，职业设计师更众，然从事环境艺术理论研究尤其是聚落景观环境艺术理论研究者屈指可数，与之相关的文献，则更是寥若晨星，这更加凸显出聚落环境艺术研究的紧迫感和重要性。
2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聚落景观艺术的研究中，各种思路与研究方法不断被吸纳和采用，使得研究的范围、层次与角度得以扩大和提升，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多角度的了解聚落景观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刘森林教授在《中华聚落》一书中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纵向研究：所谓纵向研究，就是以时间为轴线，对村镇聚落景观的形成、发展、繁盛、消亡等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时期聚落的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和探讨。在《中华聚落》中，时间轴线“大体指古代至1940年，重点是近古时期，即宋、元、明、清、民国五代，尤其是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即明洪武元年（1368）至1940年代，时间跨度约为580年。为了论述需要，亦上溯至隋唐乃至上古，或下延至20世纪中叶后”。（2）横向研究：所谓横向研究，就是以地域空间差异为主，地势地貌、气候植被等差异为辅，对聚落进行探究。中国疆域辽阔，经纬度跨越幅度大，在中国的疆域内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地形地貌，如高原、平原、山地、丘陵、盆地、滨海等等。如此多样的地形地貌，势必使得聚落的空间形态和平面组织形式在其影响下产生多种多样。著者将其分门别类，并就每种不同的类型进行举例说明、分析与探讨。（3）民族差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除占90%的汉族外，还有占不到10%的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居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其聚居特点为大杂居、小聚居。各个少数民族的聚落特点各不相对，即使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民族之间，聚落形态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同一民族因处于不同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聚落形态也迥异不同。（4）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通过对生产生活中的田园模式、家族家庭观中的共居模式、堪舆风水观中的聚落模式、文化象征观中的人居模式、宗教习俗观中的村寨结构、安全防御观、政治权利观中的建筑方位布置和生态知行观中有关环境的悖论等八方面进行描述和分析，进一步探讨其实践理性精神、小农经济观念和方式与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之间窖藏的悖论结构和矛盾。涉及社会历史形态、文化习俗、政治制度、人地和谐与持续发展等不同内容在村镇实体环境和空间景观中的映射，解析其成因和赖以形成或蔚成风尚的外部条件。
除上述的四点外，著者还运用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对聚落的产生湮灭、结构图式、空间格局以及演进变迁等加以探讨。这种跨学科或融汇诸种角度的探究，无疑视野宽阔，新景迭出。
3研究现状与局限
在聚落景观艺术的研究中，理论研究著作凤毛麟角，而众多的本专业的专家学者也极少触碰，究其原因，大致有六方面的原因：（1）分布广泛：中国疆域辽阔，幅员近千万平方公里，每个区域的聚落景观艺术都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很难举一反三或是以一盖全，所以在聚落景观艺术的研究中，大都选取其中某一个或几个区域环境进行研究，如果对全国的聚落景观没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把控、掌握和了解很难做到对中国范围内的聚落环境进行全局性的、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考察、研究、论述、比较和探讨。（2）位置偏远：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城镇发展的三十年，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城镇的面貌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大量的聚落景观被成幢、成片、成坊的圮毁、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摩天大厦、高档写字楼与公寓住宅。仅在较偏远、经济欠发达、城市化进程较慢、人口数量较少的乡陬山野还保存有较完整的聚落景观。之所以较为完好的保留是由于其远离“现代文明”，问题随之而来，对这些区域进行考察、研究、探访，是需要有较多的时间与财力、较好的体力与毅力的一项工作，这是聚落景观研究至关重要的前提之一。（3）圮坏严重：近年来，由于盲目的土地开发、追求高GDP、城市形象工程以及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漠视，致使大量城镇中具有人文历史价值的聚落景观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是被拆除、隳圮，仅有少数得到了维护与整饬。现存众多的聚落面临着亟待整饬修缮及被拆除殆尽的问题，这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城市、中国东部、中部及沿海地区，尤为严重和突出。（4）设施陈旧：中国现存众多的聚落大多兴建于明、清、民国时期，基于中国传统建筑青睐于具有生命力的木质结构，显而易见的把问题凸显出来，经历了上百年风雨洗礼的市镇聚落，建筑主体、构件及相关设施等均已陈旧不堪甚至已经圮缺、隳堕，有些构件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大多已风化，无法再发挥作用，危险系数成倍增加。部分建筑的屋顶、墙身也已破损，屋顶漏雨、墙体圮塌之类的问题频频出现，致使一部分的村镇聚落被圮废、拆毁。（5）文献资料少：中国自古以来重“道”而轻“器”，关于聚落景观艺术的专著也是极其稀少，仅《考工记》、《营造法式》等少量著作。其余相关记载星罗棋布的散落于卷帙浩繁的各类典籍中，如通史、地方志、家族谱及诗词歌赋等。而关于聚落景观的文化历史及建造时间等，则通常是由祖祖辈辈人的口口相传，鲜有文字记载。种种因素给聚落景观的研究、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带来了巨大的难题。（6）研究者的综合能力与素质：聚落景观的研究，通常要涉及到多学科的综合，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考古、民俗、建筑、艺术、地理等跨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储备。并且研究不仅仅需要调查，更需要大量数据测绘、资料整理以及分类总结。因此，研究者不能只是具备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需要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知识这无形之中就把聚落景观艺术研究的门槛提高到了一个难以触及的高度。
4启示
《中华聚落》是一部集理论研究、实践探索、田野考察、史料研究等多方面于一体的环境艺术学术专著。该书涵盖了民族宗教、建筑艺术、历史地理、社会考古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和价值，包含着丰厚宽广的人文观念、精神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正因为是一部涉及到多学科、跨领域的专业著作，文中涉及到的大量的文史资料，不仅需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需要较强的汉字识别能力阅读起来颇费功夫。在进行案例分析时，对其所处地理环境以及堪舆风水等方面的探究和分析，则需要长时间、大量的阅读加以专业的知识才能得以理解，读者尚且如此，可知著者的艰辛。
《中华聚落》一书，体现了著者高度自觉自律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纵观全书，可见其付诸的艰辛劳动，“板凳坐得十年冷”，数十年如一日的秉承传统学人的治学精神。正如吴良镛院士在其《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说到：“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这表明，研究聚落人居环境是一项全局性的、整体的、多学科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刘森林教授仗一己之力，耗十年之光景，撰著一套“中华传统人居环境文化研究书系”，“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术精神是值得后继研究者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刘森林.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2]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3] 藤井明（日）.聚落探访[M].宁晶，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2
关键词:比较文学 危机 研究生教学 中西比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陆复兴之后,国内已陆续出版了多种主要以本科生或同类层次的人群为读者对象的比较文学教材。其中,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乐黛云、陈、刘献彪、卢康华、孙景尧、方汉文、孟昭毅、谢天振、曹顺庆、刘象愚、杨乃乔等教授独立编著或与人联合主编的概论和入门类教材。(此外,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现任主任方汉文教授还独著有《比较文学高等原理》,该书系统性和理论性较强,主要以博士研究生为读者对象。)与此同时,国内也陆续翻译出版了数部国外比较重要的同类著作,如:基亚的《比较文学》、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文学理论》、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及迪马的《比较文学引论》等。然而,“就教学和研究的基础准备看来,我们似乎还没有一本真正是研究入门性质的书,没有特别考虑到比较文学研究生的需要而写的参考书”。 近年来,国内相关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中文系、外语系或比较文学系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已具相当规模。因此,在国内目前已有的多部比较文学概论或原理类教材的基础上,出版一本针对硕士研究生的教材或专业基础参考书就显得非常必要。
在此背景下,张隆溪教授独著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应运而生。张隆溪先生为国内著名的中西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曾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曾出版有《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及《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等著作;2009年荣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称号。他新近出版的这部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系列中的一种。该书的写作目的是“希望能为攻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以及对此有兴趣的其他读者,提供一部切实有用的参考书。本书尤其注重介绍比较文学的学科历史和研究方法,注意把我们的研究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力求为研究生和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读者们,探索研究的途径。” 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简明扼要而有的放矢,非常适合于引导硕士研究生乃至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
什么是比较文学(研究)?怎样的研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西方学者屡屡断言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的前途何在?我们怎样才能进行真正有价值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和其他研究者们必须首先弄明白的问题,但要对上述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却需要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史有所了解,要知道目前国际上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对于中西比较研究,我们需要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明白我们当前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并且掌握研究的途径和方法。而《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一书正是按照这样一些问题开组织安排的。该书不到十三万字,主要分为“引论”、“中西比较文学的挑战和机遇”、“比较文学研究典范举例”、“中西比较研究典范举例”和推荐“参考书目”五部分。
在“引论”部分,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比较文学自19世纪在欧洲产生以来的历史,尤其简要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整个历史状况和思想文化环境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比较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比较作为研究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而是在很多学术研究中得到普遍使用的。“因此,比较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研究的特点,也就不在比较,而在其研究范围超出在语言上和政治上统一的民族文学。” 这一点与前几年聂珍钊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即“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以本国的视角所进行的外国文学研究理所当然的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以本国或本民族的视角所进行的外国国别文学研究,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文学”(当然,目前国内是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其命名的)这一大的学科范围的。比较文学研究既然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要求比较学者懂得多种语言,对不同的文学、文化传统有广泛兴趣和相当程度的了解。“不懂外文,完全靠翻译来研究不同语言和不同传统的文学,就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而把握两种或多种语言和文字,可以说是比较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指出这一点应该说非常重要,目前,我们比较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一般在外语能力方面有所欠缺;而外语系出身的一些研究者则对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和历史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这一缺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因此,培养能够用两种或多种外语来阅读原著的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就显得非常迫切。
接下来,作者简述了比较文学研究在西方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审美历史主义、法国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其中,在谈到西方呼声不断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比较文学已死之说时,作者指出:“……宣告比较文学已‘死’,和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一样,多多少少是一种戏剧性姿态,是耸人听闻的夸张,是一种论证策略,其目的正是希望重振那被宣告已经死亡的学科…… 比较文学已死的讣告无论说得多么有戏剧性,其实都是虚假的,因为比较文学完全不会理会这类威胁性的预言和警告,一直存在下去。”作为一名在西方高校学习和执教多年的中国学者,作者此言可谓一针见血。他以真正国际学者的眼光,指出西方“比较文学危机”屡屡出现的真正原因是西方的很多学者把研究的范围囿于欧美的狭小地界之内,并特别批评了这种仍然把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做法。进而指出,“比较文学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文学广阔的范围内,以全球眼光来欣赏文学创造之多样性和无穷的可能性。依此看来,东西方的比较或中西比较文学,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取得成果的机会。”
第二章题为《中西比较文学的挑战与机遇》,重点阐述了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而文化则趋向多元化的今天,如何使东西方比较研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本章开首就指出,要使比较文学真正有所突破和发展,就不能把西方理论和方法机械应用到东方的文本上,而必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以东西方共有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基础,以开放的心态和多元的视野来研究世界文学。接下来,作者主要分析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和克劳迪欧•纪廉的《比较文学的挑战》两部著作;进而批评了前者而肯定了后者。因为前者还主要的是以英国和欧洲为中心的;完全缺乏一个当代学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的开放心态和全球视野。相反,纪廉的著作不仅充分承认东西方比较研究的重要,而且宣称从事东西方研究的比较学者们大概是比较文学领域里最有勇气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特别欣赏和认同纪廉的如下观点:东西方比较研究打开了东方文学的宝藏,使欧洲文学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扩展了研究的范围和眼界,所以,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这是“一种真正质的变化”。然而,张隆溪教授在指出中西比较研究正在和将要迎来机遇的同时,也同时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某些西方汉学家,还有某些治中国文学或历史的中国学者们,总认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传统独特无‘比’,所以,对中西比较研究,他们总是投以不信任的眼光。” 这样,作者不仅批评了西方一些学者狭隘的“欧美中心主义”,而且还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国内一些学者的固步自封和盲目自恋的心态。其实,这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虽然拒绝进行比较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但导致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即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这种放弃沟通和交流的做法显然与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是不相适应的,而且有可能带来本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乃至其他更严重的灾难。
第三、四两章的题目分别是《比较文学研究典范举例》和《中西比较研究典范举例》。在前一章里,作者以自己多年来的读书和研究经历,重点分析了弗兰克•凯慕德的《终结的意识》、彼得•布鲁克斯的《为情节而阅读》、帕斯卡尔•卡桑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戴维•丹姆洛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等几部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有关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的著作。通过对这几部著作的分析,作者力图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比较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浅层次的为比较而比较上。被比较的对象首先要有内在的可比性,从而能够使我们找出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之间的某些内在规律。作者还指出,在确认西方的某些理论具有普世性之前,我们一定要避免将其生搬硬套到东方、尤其是与中国的时代和背景迥异的作品上。迁中就西或迁西就中的做法都是比较研究中的大忌。指出这一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国内的比较研究中,尤其是在比较文学的初学者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为写文章而生搬硬套、迁中就西、为比较而比较的拉郎配式的做法。而从一开始就引导我们的学生避免这种毫无价值的比较做法、少走弯路,无疑对于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第四章中,作者主要解析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前辈们的几部重要著作,如:朱光潜先生的《诗论》、杨周翰先生的《攻玉集》和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等中西比较研究中的典范之作,以兹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作者在书中对以上著作已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例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般学者是很难达到上述三位前辈、尤其是钱钟书先生的高度的,张教授本人也自叹弗如。但他还是激励我们要多读书,勤思考,尽量地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和从事比较研究的能力。他认为,要想从事真正有价值的比较文学研究,只能勤于用功和思考,舍此别无他途,更没有捷径。“只有在多读多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在讨论一个具体问题时才可能左右逢源,从自己记忆积累起来的知识中,寻找可资使用的材料,并把它们组织起来,成功地回应时代的挑战。”
在以上四章之外,作者还另辟一章,列举了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其他研究者们应该阅读参考的四十八部基本中外文书目。这些书目都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一些著作;其中大约有十六部还是2000年之后出版的。因此,阅读这些书目对于我们在新世纪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是会有不少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总之,张隆溪教授的这部《比较文学研究入门》是一部很见学术功底且极具针对性和实用的研究生教材。它不但非常有力地消除了经常困扰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科“危机”问题,而且通过分析几部经典著作为我们的研究实践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典范。针对性、可操作性、资料的翔实和国际视野是该书不同于国内已有的一些同类著作的几个显著特点。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使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生和其他研究者们获益匪浅并将能够为国内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注入一股强劲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空间考古学导论范文3
关键词：教学论；历史自觉；教学论史；实践转向；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3-0063-06
迎着践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浪潮，面对学校教育中层出不穷的教学问题，学人们大声疾呼，教学论研究应该“转向”并“回归”教学实践，使教学理论“走下去”[1]，只有实践才是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的“根基”与“原点”。[2]教学论作为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研究者当然应该积极投身教学实践、有效回应实践中的教学问题，构建具有时代感和针对性的教学理论体系，而非关在象牙塔的书斋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为教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教学理论创新又引领着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转向。然而，教学论研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转向”和“回归”实践？教学论研究者应通过何种途径使理论向着实践“走下去”？换言之，人们在教学论研究中能否脱离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而纯粹基于当下实践中的经验或现象？黑格尔曾经告诫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脱离学科发展历程中已有的思想和成就，他以哲学研究为例，提出“哲学就是哲学史”[3]。
借用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及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4]，尤其是在强调“回归”教学实践的今天，教学论研究（包括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研究）尤其不能脱离教学论史，两者无法彻底分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教学论研究者不仅要适应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和教学实践的发展方向，也需要顺应国内外教学理论研究的演进逻辑和趋势走向，对教学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持有清醒的认识，具有一种学科建设的历史自觉意识；从研究者个体的角度来说，数学研究者不了解数学史不会妨碍他成为一名卓越的数学家，但教学论研究不同，其关注的是人生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内容的丰富和复杂正是在教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教学论研究者只有与以往的教学论学人进行不断的“对话”，才能真正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解答。对教学论史一无所知，一来就大胆提出一整套“自己观点”的“教学论研究者”，难以真正进入教学论研究的殿堂。[5]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具有历史的胸怀与国际的视野，研究者才能明了和把握教学论的发展方向，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要深化教学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选择教学论实践转向和理论创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历史自觉的意义上，“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的意蕴到底是什么？其价值何在？是否能够脱离教学论史而进行专业的教学论研究？并以教学论的立场和方式面向教学实践？能否离开教学论史而实现理论体系的创新？本文将深入分析并努力解答这些问题，以期在教学论研究回归实践、创新理论的过程中，人们能够切实推动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持续发展，而不至于脱离历史、矫枉过正。
一、“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的意蕴
所谓“教学论史”，顾名思义，是指对教学论这门学科发展历程的探讨。它通过剖析历史上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产生以及变革过程，探寻教学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当下的研究提供借鉴。教学论是教学论史的总结，教学论史是教学论的展开。教学论史实际上是积累教学知识和学说的一种方式，它与教学论的发展有着天然联系：一方面，教学论的发展要基于以往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和积累的成果。翻阅教学论经典著作，无论是中国的《学记》或是外国的《大教学论》，会发现当下关注和研讨的教学问题并没有完全超出这些经典教学论著所涉及的范畴，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都是教学论史中“相似的问题和相继的问题”[6]；另一方面，教学论史研究无法脱离对教学论的整体思考及其具体教学问题的考察。对教学论史的梳理和阐释要以研究者的教学理念作为参照系，需要不断借鉴教学论的已有研究成果。因为教学“相当忠实地重视人类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历史的兴盛时期，还是衰败时期；无论是历史的进步时期，还是失望时期i也无论是历史的和谐时期还是冲突时期。”[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学论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它同时也是教学论的研究，是将论、史和现状相结合的探索，主要是为了现在。到了一定层面，对教学论史的梳理和阐释实际上已同教学论研究的阐发难以隔离，最终达成两者的整合与统一。因此，“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强调教学论研究中以“思想”呈现的“理论和实践”同“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教学论是历史性的教学思想，而教学论史则是教学思想的历史。
教学论是由研究者在对教学实践的探索中和教学观念的构建中形成的理论体系，研究者自身的思维特征、关注的教学问题、继承的教学传统、生活的社会年代等都会对其提出的教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者个体对所处时代教学现象和问题的思考与探究，同历史上已有的教学思想、所处时代的教学思潮密不可分。从古至今的教学论研究者，都是在以时代的名义阐发个体的教学思想，同时以个体的身份讲述时代的教学思想。因此，教学论研究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以及个体性的风格”[8]去探索人类社会中的教学问题，总是以一种历史性的教学思想形态而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由教学思想所构成的教学论史，就是教学思想的历史。在这一历史当中，不同时代的教学论研究者在其学说中展现了历史性的教学思想及其所思考和探索的教学问题，推动着各类教学实践不断发展、各种教学思想相互碰撞，并呈现了理论形态的教学研究成果，从而构成了教学论持续发展的基石。每个时代的教学论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否则，无论是普通学者还是学界大师都无法在教学论研究的道路上前行和攀登。
虽然中国近现代教学论的发展与引进西方的教学论分不开，但在研究当下中国的教学问题时，“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系统的教学原理的观点”，完全照搬西方教学论的思想、或打算在教学实践研究中丢掉“历史包袱”和“理论负担”、一味“创新立异”的“雄心壮志”，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古代教学思想在学校教育类型逐渐多样化、层次结构日益复杂化的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教学论体系。”[9]“我国教学论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先秦诸子百家之言、《学记》和‘朱子读书法’等等之中所蕴藏的教学论思想，有许多是非常精辟的，至今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辉。”[10]因此，如果刻意忽视或脱离这些传统教学思想，便难以真正掌握并有效解决当下的教学实践问题。研究教学实践的过程，也是与传统教学论思想不断“对话”的过程。
教学论史作为“教学思想的历史”，在发展历程中，任何一类教学论学说都不是某个研究者的“自圆其说”，而是同一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教学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其基础则是理解和掌握历史上已有的教学思想。对教学现象或问题的研究如果脱离教学论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就会因为缺乏教学论史的根基，而误将某种教学理论视为能够解答所有教学问题的绝对真理，甚至把一些早已被时代和实践所抛弃的学说，当作新颖的教学论知识。因此，在研究教学问题时，以“教学思想的历史”中“历史性的教学思想”为背景或参照系，便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就当代中国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发展而言，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中国教学论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教学论研究的科学化发展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多元的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与文化重构。因此，应正确认识到“教学思想的历史”中内在的历史根据和源头活水，这种意识就是教学论研究者的历史自觉。
就教学论中的专业概念和术语而言，某一“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尽管人们会分析、使用各种教学论概念，但对于专业性的教学论研究者和普通的教学研究者是不同的。在前者眼中，这些概念中积淀着丰富的教学论史，是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元素；而对后者来说，教学论概念仅仅是教学研究中的词条而已。以对“教学”的界定为例，在普通的教学研究中，只是一个确定的“定义”和“结论”；在专业性的教学论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与比较中思考和把握这一概念，“教学”既不是给定的“定义”也并非固化的“结论”，由此才成为各个时代研究者批判反思和创新发展的对象，从而提出了各种富有时代精神和文化气息的“教学”定义。人们在阅读缺乏专业性的“教学论”著作时，通常会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即其论点是“独到的”，论据却是“教条的”，论证则是“独白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作者不了解教学思想的历史，缺少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坚实的研究基础。因此，深入理解并正确把握“历史性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思想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教学论史作为教学论研究的基石，就显得特别重要。
二、教学论研究实践转向的历史自觉
以历史自觉的方式转向并回归教学实践，是以掌握已有的教学思想和理论为前提。在教学论研究中，“理论”并不是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由历史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所升华而构成的思想体系。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提出了一种共同的说法，即“实践渗透理论”、“实践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实践”、“实践总是被理论‘污染’”等[11]。这就是说，教学论研究者怎样认识教学实践、看到怎样的教学实践、如何要求教学实践、期待怎样的教学实践、将把当下实然的教学实践变成何种可能的教学实践、如何评价变革后的教学实践，都离不开教学论史中已有的教学理论。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和变革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应该明白，正在从事的实践探索“渗透”和“负载”着什么样的教学理论？是一种拥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理论，还是某种“时髦”的、或“过时”的甚至“偏狭”的教学理论？
教学作为一种培育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特殊交往活动，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推移不断生成。[12]当下的教学实践固然是历史的积淀，但对于缺乏历史自觉的研究者来说，当下的教学实践可能只有未来没有过去，或者只明白教学有历史，但是教学的历史在他们头脑中仅是一个概念，与当下的教学实践并没有联系。这种研究者发展到了极致，便成为关注于“当下”教学实践的“教学专家”，而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的教学论研究者。教学论研究毕竟不是局限于“当下”教学实践的研究，当然也不是专注于“过去”教学实践或教学理论的研究，而是作为历史和现实连续体的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研究。“历史”和“当下”在教学论研究中并非截然对立，因为教学论“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13]教学论如果缺乏“教学思想的历史”，其本身便难以成立，研究者不仅无从了解教学论的过去，更无法在前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教学论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从而有效推进实践研究。
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教学经验与教学理论两种方式观察、理解和探究教学实践。教学经验作为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中介，教学理论是对教学经验的提升，通过教学理论探索教学实践，两者之间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教学理论研究才能超越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从而全面地洞察教学实践、深层地反思教学实践、理性地剖析教学实践、有效地引导和变革教学实践。因此，当前人们对教学论研究“脱离实践”的批评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人们通常忽视了教学论研究到底以何种方式“面向”并“回归”实践，换言之，究竟是以教学经验的方式还是以教学理论的方式转向实践。部分研究者甚至对教学实践研究持有一种误解，即以探究教学实践之名，往往只局限在“经验”或“表象”，而非教学论的层次上提出、思考和解答教学问题，并冠之以“叙事研究”或“行动研究”的名号。这种缺乏批判反思的“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缺少深厚的教学理论基础和扎实的教学理论探究，把教学实践研究变成“调研（实验）数据的堆砌”或“教学（经验）案例的总和”，[14]因而无法对教学实践做出应有的理论把握与提升，将实践与理论、现状与历史相对立，刻意限定研究的视野与范畴，就“实践”论“实践”。
例如，当前我国教学论学界正积极呼吁开展“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研究[15]，这对于突出教学论研究的中国本土特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有研究者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学论研究狭义地理解为继承中国的传统教学思想、关注中国特有的教学问题。“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不是地球中的孤岛。”[16]实际上，当人们从国内外教学论史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时，便会感受到“中国特有的教学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教学问题，以及研究者以何种方式解决世界性教学问题，而并非地域意义上在中国的教学实践场域中所发生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一方面要强调教学思想有效转化为教学实践，另一方面也应重视教学实践积极向教学思想趋近。因为教学思想对于人们观察和解释教学实践问题、理解和变革教学实践方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价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教学论研究，不只是要实践地“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更要以理论的方式“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从而在教学论研究历史自觉的意义上反映和表达中国教学实践的传统与特色，塑造并引导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未来。
三、教学论研究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觉
教学理论是教学论的构成与实体，其生命强度和发展趋势事关教学论学科的生死存亡。但在当前，随着教学实践工作者和研究者“反理论倾向”的露头，教学理论无用论甚嚣尘上，教学理论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挤压，生存危机接连浮现。有学人分析指出，教育教学理论正处于“萎缩、退化”之势。[17]在这一“危机”下，为满足社会发展和学校教育的需要，教学论研究者胸怀历史、立足实践，切实推进教学理论创新就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教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获取丰富的教学理论资源；二是发现教学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只有获取相应的教学理论资源，才有可能发现其中存在的理论矛盾；而发现了已有教学理论中的矛盾，才能优化并合理运用相应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获取教学理论资源和发现教学理论矛盾的双重互动中，教学理论的创新才能得以实现。
（一）以理论的方式探索教学问题
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教学论研究者必须首先以理论的方式洞察并剖析所处时代的教学问题。学校教育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教学问题，涉及教学制度、教学政策、教学领导、教学目的、教学价值、教学模式等不同领域。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属于促进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教学问题，既不能仅仅凭借某个教学工作者或研究者的“经验”、“思考”或“独创”来解答，也不能只依靠“调研（实验）数据的堆砌”与“教学（经验）案例的总和”来论证，而是需要以建立在通晓教学思想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教学理论思维为基础，才能在历史自觉的层面上达到对当代教学问题的全面洞察、深层把握、批判反思和有效变革。离开以“教学思想的历史”为基石的教学理论“创新”，既经受不住“教学思想的历史”的追问，也难以接受所处时代教学实践问题的考验。
（二）掌握教学理论的内外部冲突
教学理论创新，还需要教学论研究者在对所处时代教学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时，一方面重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外部冲突，另一方面深刻掌握各种教学理论之间的内部冲突。由于教学论研究者身处不同的社会文化、继承不同的教学传统、面对不同的教学情境，这些差异较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背景或导向，通过研究者对教学实践和已有理论成果的研究，构成各种理论形态的教学论学说，进而成为人们观察和思考教学实践的教学理论。例如，教学论研究者在探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教学启发”、“教学对话”等主题时，无法回避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夸美纽斯、洛克、卢梭再到康德、赫尔巴特、杜威等人的教学思想。一个中国学者研究这些问题时，不仅要重视国外经典的教学理论和学说，更无法回避从孔孟、老庄、朱熹到程端礼、朱孔文、俞子夷、陶行知等学人的教学思想。离开对这些教学理论资源的关注和反思，就难以深刻地提出和研究教学问题，更谈不上教学理论的创新。
（三）化解教学理论资源中的矛盾
在把握教学论研究内外部冲突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应“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18]，发现教学理论中存在的矛盾，以新的理论去突破和解决存在的矛盾，正是在不断发现和扬弃教学理论矛盾的过程中，教学论得以持续发展。忽视教学理论资源中的矛盾，缺少教学论史的深厚积淀，教学理论创新将始终是纸上谈兵。当然，发现和把握教学理论资源中的矛盾无法一蹴而就，研究者不仅需要长期艰辛的教学文献积累，更需要灵活扎实的教学创新思维和能力。比如，布鲁纳在继承杜威教学思想的过程中，客观地扬弃了杜威建立在“做中学”基础上的实用主义教学理论中存在的矛盾，诸如缺乏系统性、过于生活化等，根据当时美国社会发展和教学实践的新形势，构建了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在教学论史的意义上，正是由于布鲁纳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获取了杜威教学论的理论资源，真实地发现了其中的理论矛盾，并以变革教学现状的历史自觉面向教学实践，才提出了一套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结构主义教学论学说。
综上所述，要使教学论研究保持必要的实践张力与理论动力，必须将“教学思想的历史”纳入研究视域。因此，倡导教学论研究的“历史自觉”以及“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并非刻意标新立异，也不是反对教学论研究“回归”实践、实现理论创新，更非把教学论归结为教学论发展的历史或把教学论研究限定为对教学论发展历程的探索。其真实意蕴，是坚持教学论研究的历史自觉，避免将教学论研究（尤其是教学实践研究）与教学论史研究相互割裂，将传统经典教学思想有效地纳入当代教学论的研究范畴，从而在教学论研究的“历史”同“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对话机制和思想交流平台。“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这个命题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要刻意凸显或夸大教学论史在教学论研究中的地位，更不是要以研究教学论史替代对当代教学实践问题、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而是强调在教学论研究逐渐转向实践并积极创新本土教学理论的时代背景下，应避免将教学理论误认为教育家教学思想的罗列、教学文本的堆砌以及教学经验的总和。教学论研究的生命力，源于在教学论史的基础上，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深入探究，不断丰富和创新教学理论。因此，只有理解和把握“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的真实意蕴与核心价值，才能实现以教学论历史自觉的方式面向和创新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这种研究转向，要求从事教学论研究的学人深长思之、谨慎行之，在思想上悬置对域外流行教学思潮或研究模式的盲目崇拜，在实践研究中合理运用科学方法，避免对“实证”、“数据”、“经验”和“案例”的痴迷，让自己置身教学发展的历史情境之中，从历史源头开始，顺流而下，按照中西传统教学思想的内在理路，去呈现其所包含的教学思维方式、教学价值体系、教学知识性质等在内的完整的“教学思想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血脉联系才能在教学论研究中重新贯通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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