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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1
关键词：下肢骨折；护理干预；深静脉血栓
Influenc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on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
WANG Yan
（Xuanhan County People's Hospital，Dazhou 636150，Sichuan，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lower extremity fractures in patients us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deep vein thrombosis. Methods Patients with lower extremity fractures in our hospital 10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including the use of usual car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n analyze the effect of differences in care. Results In the postoperative deep vein thrombosis incidence， 1.78%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18.22%， P
Key words：Lower limb fractures；Nursing interventions； Deep vein thrombosis
下肢深静脉血栓属于下肢骨折患者的常见术后并发症，其发生率可以高达40%，如果不能有效预防与治疗，在血栓脱落后会导致急性肺栓塞。其发生原因与术后长期卧床导致静脉血流减缓、血液高凝以及静脉受损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因此围术期要做好相关问题的护理管理，从而控制静脉血栓形成。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在2013年1月～2015年8月收治的下肢骨折患者450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25例。其中对照组男性131例，女性94例；年龄为17～78岁，平均年龄为（38.4±2.9）岁；骨折位置上，胫腓骨37例，股骨干118例，髌骨21例，股骨颈49例；损伤原因中，交通事故为134例，跌倒损伤为45例，高处坠落为46例。观察组男性126例，女性99例；年龄为14～75岁，平均年龄为（36.1±3.7）岁；骨折位置上，胫腓骨25例，股骨干120例，髌骨15例，股骨颈65例；损伤原因中，交通事故为141例，跌倒损伤为48例，高处坠落为36例。
1.2方法 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主要是下肢按摩、抬高和自主活动，做下肢情况观测，做必要的抗凝与抗感染治疗。观察组运用护理干预，具体操作如下。
1.2.1健康宣教 让患者对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原因、危害性和注意事项做必要的健康宣教，让患者提升对下肢静脉血栓的重视程度，积极的配合护理工作的开展。让患者充分意识到个人长期卧床的不利影响，做好床上大小便的适应，避免便秘与尿潴留，做好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工作。同时针对心血管疾病、肥胖、高血凝、外伤或者感染者，要积极的做针对想健康宣教，提升个人对相关并发症发生的警觉意识[1]。
1.2.2心理护理 在心理护理上，一部分需要联合健康宣教展开。要充分的说明骨折治疗的专业性、成熟性，要充分掌握患者心理状态，特别是骨折带来显著疼痛影响下，要做好患者心理安抚。心理安抚要根据患者综合情况展开，充分贴合患者病情、个性、年龄特点等。沟通中要保持充分耐心，避免患者情绪波动，适当情况下可以保持沉默，给与患者充分的内心压力舒缓空间。
1.2.3饮食护理 饮食上要禁止烟酒、保持低胆固醇、低脂、高蛋白的食物摄取，多食用粗纤维食物，蔬菜瓜果、黑木耳等食物，可以有效的减少血液粘稠度；同时要禁止食用含有维生素K的食物，避免诱发血栓；保持2000～3000ml/d的饮水量；进行2～3次/d的顺时针腹部按摩，促进胃肠蠕动，避免便秘[2-3]。
1.2.4 功能训练 对于功能训练的频次、力度和幅度要做针对想讲解，充分贴合患者具体情况。可以运用早起的踝关节活动，下肢肌肉收缩和被动屈伸活动等，帮助血液回流。例如可以让患者将腿部肌肉做10s绷紧后放松，反复操作20～30次；同时在活动中避免患肢出现过度外展活动而造成损伤，应该保持15°～30°的外展幅度，同时做好摆放与翻身，提升患者功能训练中的防护能力[4]。
1.3评估观察 评估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满意度、住院时长、下床时间、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上的差异。护理满意度采用百分制调查表进行，60分以下为不满意，90分以上为非常满意，60～90分为基本满意，满意率为60分以上群体总比。
1.4统计学分析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SPSS 17.0统计学处理，以P
2 结果
2.1两组患者住院时长、下床时间、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情况 在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上，观察组为1.78%（4/225），对照组为18.22%（41/225），具体情况有显著差异，P
2.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在护理满意度上，96%（216/225），对照组为84%（189/225），具体情况有显著差异，P
3 讨论
下肢骨折患者发生下肢静脉血栓一般在术后长期卧床情况下发生，①由于长期卧床、麻醉以及下肢制动等情况所引发的下肢静脉血流变缓，进而促成血栓形成的基础条件；②由于静脉壁受损，而其内壁的内皮细胞所含有的抗凝肝素受损，进而导致其对血小板的抗粘附能力降低，主要是因为手术操作中引发损伤所致，会导致血小板粘附，进而导致纤维蛋白沉积促成血栓。③由于血浆蛋白与血细胞的变化导致血液高凝情况。一般是由于骨折手术后抗凝血酶等抗凝物质含量降低，从而导致血液更容易出现高凝情况，进而导致血栓形成[5]。因此，在围术期的护理工作中，要针对其血栓原因做功能训练、抗凝治疗、食物管理以及相关知识宣教，从而达到血栓抑制效果。
参考文献：
[1]罗平.护理干预对下肢骨折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4，04：163-164.
[2]潘丽然，陆美花.下肢骨折术后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及护理干预研究进展[J].中外医疗，2014，24：194-196.
[3]郑明香.综合护理干预对预防下肢骨折手术术后并发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J].中国医药导报，2014，36：115-118+125.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2
【关键词】文化认同 文化身份焦虑 EFL 学习者
“文化认同 ”即 “文化身份认同 ”（cultural identi-ty），是指某个文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成员身份（文化归属）的认同感。
从宏观上讲，文化身份是指国家身份、民族身份；从微观上讲，文化身份代表着同一主流文化群体中因个体的职业、地域、受教育情况、经济收入等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具有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同一文化群体使用同一文化符号，具有相同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同时文化身份又具有动态性，即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个人的成长，文化身份可能会随之改变，得以重新建构。
“文化身份焦虑” 是由文化问题而产生的身份焦虑情绪，即对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是跨文化交际中的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问题。
这种焦虑情绪在跨文化交际中会造成文化信息的缺失、不对称，甚至情感的挫伤，弱化文化身份的归属感，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有效进行。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学习者的文化身份焦虑指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了外来文化，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身份焦虑。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文化过度欣赏和向往，对中国文化缺少认同和自信，产生迷茫、怀疑、排斥、甚至否定等心理。它反映了 EFL 学习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迷失、模糊和不确定性。
如何保障 EFL 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对等，使他们不仅掌握目的语文化，还能学会如何使用目的语来表达中国文化，继承和传播中国文化，达到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需要在英语课堂上进行双重文化的教学。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教育管理部门的配合。
一、教育管理部门
1.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纲中中国文化目标的缺失，是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失语的根本原因。建议教育部之后出台的《教学指南》，明确提出中国文化教育的目标，规定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将表达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英语”词汇列入大纲词汇表。
2.学校层面。调整课程设置，增加中国文化类英语课程。增设《英语话中华》、《中国文化概况》、《中国文化掠影》 等关于中国文化类的英语课程，给学生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让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掌握更多中国特色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教师
1.优化英语教学内容，增加中国文化元素。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中，往往是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有关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介绍少之又少。对此，教师在选用或编写教材时，要注意增加中国文化内容，补充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语表达方式，使学生能用英语恰当地表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增强他们跨文化交际的信心。
2.课堂教学多渠道互动，增加中国文化体验。可通过多媒体为学生创设更加自然、真实、有趣、轻松的语言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更充分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可要求学生在给定的具体场景和大量语料中进行短剧表演、角色扮演、情景对话和演讲等，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兴趣。还可以通过翻译、写作等形式来培养他们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元素的能力。通过这些方式，学生可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中感受文化氛围，体会中西方文化差异，消除文化身份焦虑，增强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
3.发挥测试的指挥棒作用，增加中国文化的测试内容。
三、学生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只有增强他们的自我文化意识，中国文化的输入才有保障。因此，教师要引导他们多途径、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英语”，鼓励他们阅读英文原版或英汉对照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及中国文化读物，通过报纸（如《中国日报》、《21 世纪英文报》）、电视（CCTV 英语新闻频道）、互联网等渠道学习中国文化元素的英语表达方法，增大中国文化输入。同时利用各种与外国友人相处的机会，积极主动地沟通交流，以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总之，全球一体化衍生了跨文化交际，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英语，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重要性也被过分强调。研究发现，EFL学习者接触了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增强了目的语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时削弱了母语文化身份的认同度，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产生了文化身份焦虑。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和学生共同努力，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输入并行，接受目的语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要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学会用英语流畅地表达中国文化，真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J].外语学刊，2000，（1）.
[2]韩海燕.中国语境下 EFL 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12）.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3
[关键词] 多发性硬化；尿酸；神经伤残程度；EDSS评分
[中图分类号] R74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9（a）—0017—02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性疾病，临床症状多样，最主要分型为临床缓解型，致残率较高，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神经系统功能。目前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研究认为它是多种因素共同致病的结果，其中免疫介导的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1]。近年来发现尿酸（UA）对多发性硬化患者具有一定的保护甚至是治疗作用[2]，本文通过多发性硬化患者血清尿酸水平与其神经伤残程度相关性的研究，以进一步探讨尿酸在多发性硬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Poser的MS诊断标准（临床或实验室证据支持），选择2000年1月～2010年1月于本科住院确诊的多发性硬化患者68例为研究对象，均为复发缓解型。其中，男11例，女57例，年龄22～65岁，平均（39.1±9.6）岁。MS缓解期为急性期患者经治疗症状缓解后，急性期为原有症状加重、恶化或突然出现新症状者。另选择同期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68名为对照组，其中，男10名，女58名，年龄20～65岁，平均（37.9±10.1）岁。两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临床可比性。
1.2 方法
1.2.1 MS患者血清尿酸检测方法 分别于急性期及缓解后抽取MS患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静置1 h；4℃，3 000 r/min离心15 min，分离血清；血清UA水平的检测采用日立全自动生化仪进行。正常参考值208～428 μmol/L。
1.2.2 扩展残疾状况评分量表（EDSS）评分 EDSS量表被认为是目前评价多发性硬化患者神经功能残障程度的金标准。利用EDSS量表评价MS患者缓解后（治疗满6周）的神经伤残程度[3]。
1.3 统计学分析
对所有资料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不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性别、年龄、患病时间、血清UA水平对EDSS评分的影响的关系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清UA水平检测结果
具体结果见表1，MS患者急性期、缓解期血清UA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MS患者急性期血清UA水平明显低于缓解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MS患者的EDSS得分及人口统计学
本研究MS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点见表2。
2.3 MS患者性别、患病时间、血清UA水平与其缓解期EDSS得分的回归分析
MS患者的患病时间及血清UA水平对其EDSS得分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血清UA水平与EDSS评分呈显著负相关；患病时间与EDSS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表3）。
3 讨论
近年来研究发现免疫学因素在MS发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免疫细胞的效应阶段发挥作用的过氧化亚硝酸盐（ONOO—）[2]。在神经元变性病中，ONOO—是氧化应激和兴奋性毒素所组成的终末毒性途径的关键因子，在炎症、脱髓鞘损伤过程中有重要作用[4]。
尿酸（UA）为体内嘌呤核苷酸代谢的终产物，是内源性的抗氧化剂和ONOO—的天然清除剂。从本研究结果中亦同样发现无论MS患者急性期或是缓解期，其血清UA水平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人群。本研究还发现MS患者急性期血清UA水平显著低于缓解期，这与Toncev G等[5]发现的MS急性复发的患者给予甲基泼尼松龙治疗后血清尿酸水平渐升高的结果是一致的。但MS患者血清UA水平降低是原发性还是继发于MS中其他病理过程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发现MS患病时间与EDSS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曾有研究发现EDSS评分3.5分的MS患者血清UA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血清UA水平与EDSS评分呈显著负相关的结果，说明UA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MS患者神经功能伤残的发生率，这与目前一些研究[6]中所提到的UA对MS保护性作用的结果是一致的，同时进一步为临床中尿酸治疗MS患者提供一定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MS患者血清UA水平与其神经伤残程度密切相关，UA对MS有重要作用，升高血清UA水平可能成为一种有效治疗MS的方法，希望本研究可以为MS的治疗进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商永华，林海谅. 多发性硬化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11，32（3）：23—25.
[2] Spitsin S，Koprewski H. Role of uric acid in multiple sclerosis[J]. Curr Top Microbiol immunol，2008，318：325—342.
[3] Sotgiu S，Pugliatti M，Sanna A，et al. Serum uric acid and multiple sclerosis[J]. Neurol Sci，2002，23（4）：183—188.
[4] Gonsette RE. Oxidative stress and excitotoxicity：a therapeutic issue in multiple sclerosis？ [J]. Mult Scler，2008，14（1）：22—34.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4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开启与失败
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说就在中国渐渐盛行起来了，且“精神分析”这样的“名词随处发现”(张东荪语)，然而，能够主动借用并以此创作的第一人当属鲁迅。在鲁迅创作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从《补天》到《肥皂》，再到《弟兄》，无不烙有精神分析的印痕，其中《补天》尤甚，用鲁迅自己的话说，“那时，动手试作的《补天》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
就《补天》的题材和内容来看，鲁迅对欧洲思想，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的借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以“创造说”来解释人的起源问题。在《补天》里，鲁迅若隐若现地借助弗洛伊德的“生命力说”强化了“创造”在故事中的力量，似乎从此“创造”便有了依据；其次，《补天》也是从“释梦”开始的：“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在表现女娲创造中感到的“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时，从最初的“不由的”跪下一只足，到最后的“近乎失神”，这就是体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本我”的“享乐原则”。……总体来说，尤其是故事的第一部分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创作是非常清晰的：“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这就是故事的创作缘起。
然而，鲁迅在创作《补天》的时候，中途停了笔。渐渐由原来的“认真”转而“油滑”起来，这是有悖鲁迅初衷的。最后竟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的兴趣也减弱了，于是在第二部分，也就是在描写共工与颛项的战争时，“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事实上，在故事中，鲁迅描写古衣冠的小丈夫“站在女娲两腿之间向上看”，并没有违背弗洛伊德的说，然而，随着“轰!!!”的一声，“军阀战争的现实”就把作者的“原意”打碎了，易言之，精神分析说在此也就“夭折”了。
当然，鲁迅也绝对没有否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中受压抑的可能性，只不过，在他看来，这样的“偏激”如果拿来说明“独身者的生活”和描写“的生活”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将文艺和梦直接联系的文学家就是躲在象牙塔里面，特别是通过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文艺极为难解，且与实际人生相差甚远，以至于，他在评价二者的区别时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认为必须在“为人生”和“为艺术而艺术”之间做出选择。后来的一件事充分说明了这个“选择”的必要性，鲁迅在评价杨振声有意无意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创作的小说《玉君》中的人物时说，这是用人工来制作的理想人物，这样的人物“不过是一个傀儡，他的降生也就是死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换句话说，理想人物并没有在中国扎根、更不可能繁衍。这进一步暗示了，鲁迅和弗洛伊德的对话失败了，或者说，精神分析说没有成功渗入中国思想。法国汉学家兼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曾在《建议，或关于弗洛伊德与鲁迅的假想对话》中对此进行评述说：“简而言之，精神分析没能成功地渗入中国思想，两者之间的对话很早就失败了。”
精神分析1：重估文人思想
如果说鲁迅和弗洛伊德的对话是失败的，并因此让人感到失望，那么，当我们努力试着寻找失败原因的时候，是不是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易言之，是哪些因素促使了精神分析在中国思想的渗入，由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又有哪些要素阻碍了精神分析说在中国思想的畅通?于连曾在《对话》中对此给予了深入分析，他从话语的层面探究了其中原因。
首先，从中国传统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微言”、甚至“无言”来看，精神分析要求“尽言”(tout dire)，即要求精神分析的对象尽可能地说出一切作为操作规则。“鼠人”的“不要强迫我说出一切……”以及由此相关的理论都认为言说能够呈现所需要的意识，通过使他人获得意识的同时进而呈现患者的症状。然而，中国经典文本恰恰表现出在言语面前的犹豫：孔子的话“予欲无言……”以及庄子强调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天道》)和“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等无不在说言语对内在一致性的阻碍，或者说有损于“大道”。一旦言说，各种困难或者“问题”便会纠集在一起，而这正是哲学为之着迷的地方。
在《对话》里，于连认为，造成上述差异还在于精神分析，或者说西方哲学对“意义”的关注，即面对病症的问题时，一切都有待解决或者解释。就精神分析而言，要在病症中理解“冲动的信息”，于连简单概括为“意义――信息――解释”。而在中国思想中，“意义”却并非主要讨论的问题，相反，倒是有对“理”的解读，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解释其中的意义，而是寻求“内在一致性”(co-horence)，让自然之物，依据其内部的纹理自然地显现出来，这区别于哲学中主体“赋予意义”。
其次，“主体”在中国经典文本中的缺失也是这种对话无法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并没有确立相应的主体，于是就有变化的多样性而非系统的形成。于连在《对话》中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主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规范这个概念，但是却实实在在具有大量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这类概念。中国没有把“灵魂”看做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没有对“肉体”作相应讨论，因此，哲学上的二元论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灵魂”这个概念在西方却成为一个重要概念(柏拉图：《斐多篇》，)，并由此确立的真正意义上的二元论。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孔子主张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显然，孔子不是要我们抛弃自我意识，而是说要避开任何固定的立场，或者说，“我”的“主观性”总是把“意义”引向偏见。
最后一点，就是精神分析关注的“堕落”或者“罪恶”的概念在中国这里也无法建立相应的理论。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创世纪中的原罪说，而这一点恰是精神分析中一个重要问题，正因为如此，鲁迅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的启发才构思了《补天》以及其中一位以头撞击不周山的首领；我们也没有看到《圣经》中的洪水，以及由此以“原罪”出现的惩罚。倒是出现了“过”这样的概念。然而，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来，有了过错，如果能改之，也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左 传・鲁宣公二年》)，反过来说，如果有了过错，拒不悔改，那才是真正的“过”(《论语・卫灵公》)。
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难以渗入中国传统思想就不难理解了，而中西思想之间的对话也因此难以进行。我们不是说中国传统思想处于“哲学的欠缺”状态，因为中国思想中有哲学发展的可能性(《墨子》就是证明)，而是要说明，由于中国思想在发展自身思想的同时，掩盖了另外一种思想得以发达的可能(例如，由本体论代表的西方哲学)，而重启鲁迅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对话，有利于通过“哲学的发问”重新思考中国经典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思想。
精神分析2：本体论移位
在精神分析中，无意识的话语对象完全被视作对事物的映射，并通过作为研究对象的映射方式来强调“自由言说”(selaisser dire)的重要性，易言之，精神分析中的映射在于“解决”映射之谜，而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映射思想；反过来，中国经典文本中却不乏这种发达的映射思想。正是这一点，使得精神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人思想所容纳。
在《对话》里，于连借用庄子的话“无谓有谓，有谓无谓”(《庄子》第二章)来说明话语的映射价值。这句话虽然只有三个字，但经过两两颠倒，便获得了独特意义：话语在无确切指谓时，实际上已经有所指了，即某些东西我们并不一定想把它们说出来，但它们却出现在话语中；而有指示时，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说并以为在说时，却从来不能完整地将其说出，所谓在某些地方消失了。
同样，在《庄子》第二十七章，我们看到庄子对“卮言”的重视。庄子认为，“卮言”不同于“寓言”和“重言”：“寓言”经过改变，借他人之口实现自身；“重言”属于长者的话语，因此具有权威。“卮言”从一开始并不设定方向，因此才得以四处“流溢”，这些话的特点就在于“任其自流”，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深入变化的内部，才可以“尽言”。在精神分析中，我们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带有映射的言语吗?这是一种通过不断变换来获取意识的话语，甚至，由此会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出乎意料的内容。
从精神分析对麻痹心理的分析来看，即由于主体无法从某种状态中摆脱自身而有害于主体来看，这时，人们往往通过伪装来保持对它们的迷恋。对中国人来说，如果阻滞(blocage)和固恋(fixation)是道德上的“恶”，那么这样的“恶”不是通过自由意志或者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消除的，而是把这一点看做道德感的丧失，像肢体末端一旦与整个躯体失去联系立刻就会变得僵硬，或者说“麻木不仁”，因而，阻滞便发生了，它不利于“仁”，不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不利于“道”，不利于变化的畅通。易言之，在中国思想中，如果要说有什么“恶”的话，那么这种“恶”纯粹是无变化现象，或者说过程受到了阻滞。
我们还是看看于连对“无拘束性”的(disponibilito)理解吧。精神分析所达到的目的与中国传统思想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倾向就在于：摆脱阻滞，也就是使自己面向变化，易言之，调节自身。由于，精神分析说是建立在“主体性”的理论基础上的，因此，“无拘束性”便有了两层意义：既可以看做“分散注意力”，也可以作为召唤，让分析的对象从“固恋”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开启新的可能性，让自己变得“开阔”。就“无拘束性”这个词本身来说，“dis-”已经表示了“开放”的意义，而“-bilis”就是“留有无穷尽的可能性”。反观中国思想中的儒道不是这样要求的吗?孔子所谓“毋意”，所谓“无可无不可”(《论语》第十八章)，以及“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论语》第四章)就是要求我们自己不要有“偏执”，以便调节自身，适应变化；道家方面，庄子不是要我们摒弃“成心”吗?
那么，究竟中国的文人思想反过来是如何作用于精神分析的呢?易言之，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结果――精神分析理论――如何从中国这里得到怎样的启发呢?对此，于连总结说：“以最笼统的方式来讲：精神分析，或者说至少是我所理解的精神分析，不是通过一种暗中移位，将自身从欧洲哲学传统以及――更确切地说――欧洲最基本的本体论中分离出来了吗?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中国用作思维方式的那些与众不同的隐藏的成见和模糊的选择――那些与众不同的“褶皱”(plis)――具有了价值。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结果，而西方哲学的主要形态就是形而上学，其标志便是本体论。“精神分析退出了我们的本体论，而中国与后者拉近了距离。”或许，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契合点。
精神分析的困境与希望
在中国，由鲁迅开启的精神分析终究是失败了，然而，由此我们便有了领会其背后异质思想的机会――更确切地――中欧思想的关系不是基于共同范畴的差异(diffSrence)，而是“毫不相干”(indifforence)，前者基于从欧洲遥望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幻象，因为要建立差异，就要有一个共同的范畴，然后围绕或者在此范畴之内进行对照；后者标明中国思想的根本外在性或独特唯一性：一是中国语言的独特性，由此脱离了印欧语系；二是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没有受到西方世界的感染，由此区别于阿拉伯世界或者希伯来世界；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中国提供了具有发达思想的文献，由此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世界。由于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因此要建立相互对应的对照关系以便比较是不可能的：福柯将东方称作“异域”(与乌托邦幻象相对立)，而在于连看来，真正可以称得上“异域”的只有中国，确切说是由中国代表的独特思想，而这一点恰恰是中西思想“毫不相干”的根源。
今天，我们重启鲁迅和弗洛伊德的对话便具有了双重意义：如果把精神分析限制在欧洲领域，无论限制在古希腊思想还是限制在希伯来思想都会使其在面对“问题”时所借助的资源变得日益枯竭；另一方面，当精神分析面对中国独特的文人思想时，可以借助其中的思想――例如，映射的价值一对本体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进行暗中移位，或许，这样能够为哲学的理性打开一扇窗户。易言之，精神分析――从中国的思想带来的启发来看――应成为对整个哲学传统的分析，即对形而上学，也就是本体论的分析，进而，借助中国外在性带来的迂回策略走出这个传统。
反过来，我们看看，重启这个“对话”对中国的意义：中国不是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急需一场精神自救吗?不是在“别求新声于异邦”吗?我们不是可以借助概念的力量(中国思想中的概念)解读中国思想，同时通过哲学质问，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思想吗?这是不是一个让我们的传统焕发活力的机会呢?然而，由于文人语言及其思想的开放性，哲学在质问的同时，会不会受到“中国化”的危险呢?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5
关键词： 主体 自我 他者 镜像 主体间性 身份认同
“主体”是拉康学说中最具哲学意义而又最玄虚的概念。在他看来，自我与主体之间存在着区别：自我不是主体，自我与人、与显像、与功能的距离比意识或主体本位更近。“自我位于想象界一侧，而主体则位于象征界一侧。自我是主体的想象的同化场所。”[1]
拉康所说的“主体”，是指个体的言语、语言的等价物。“主体”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提供给精神分析学家的文本。主体的和行为的一般结构，存在于与“象征界”相联系的语言中。话语的象征功能具有一种主体间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它对心理“想象”层次所形成的人的主体性而言是重要的。”[2]由此我们将“主体”与“自我”作为理解拉康文论的和精神分析文论的切入点。
一、“自我”的溯源——从“回到弗洛伊德”到对“自我”的重新界说
作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最后一位大师，拉康被喻为“法国的弗洛伊德”，他“独自一人就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开拓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路向，他的文论与其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甚至后者就是前者在文本方面的具体实践，因而其以精神分析学说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结构主义分析法自然要溯源于弗洛伊德。
拉康首先肯定了精神分析学这门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学说的革命性。弗氏提出的“力比多”的性本位观念，其言必称性的自然生物性，似乎是把人当成了与自然生物一样的动物体，生存本能、性本能也使其学说无法脱离自然物种进化学说的达尔文观点，而拉康看到了弗氏在此方面的颠覆性价值在于其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发现：弗洛伊德指出了人的自我精神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单元。人的主观思想是个有层次有结构多元体，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和谐一致的合作。相反，冲突和斗争是恒常现象。正是这种内在冲突构成了人的精神生活。[3]同时，他亦对弗氏“自我、本我和超我”的三分法中“自我”的概念的提出了批评。与后者将自我等同于人所具有的“感觉—意识系统”，认为“自我”就是这个系统用来回应现实的所有机制的总和不同，拉康认为这其实是用“知性”定义人的特性，反映的仍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旧理性主义哲学的色彩是他所要批判的对象。[4]至此，他认为必须重新构造一个“自我”的观念。
二、“自我”的推演：从主体到他者
（一）镜像自我——幻象的产生与本质的疯狂
拉康认为在幼儿生长的镜子阶段——幼儿心理形成期即是“自我”的形成期。婴儿与镜子中的自我认同：他认识了自己的全貌，并把这个全貌作为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自我”便从被反映的样子中形成了：通过镜子、母亲和其他社会关系。在人生而为人的最初阶段意识到“自我”是获得身份的起点，因而，自我功能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觉得是在度过同一个生命的原因。”[5]“自我”使你必须变成你原本应该是的样子，尽管这种结构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或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我们都必须找到自我，成为自我，事实却是我们不能成为我们被认为应该成为的那种人。[6]为何如此呢？拉康指出这皆缘于自我形象所具有非直接性和不可靠性：镜中像是虚像。这种从寻找身份认同的欲望出发将心目中的形象据为”自我“的行为必然会导致幻象，导致“自我”的“异化”，而这样的“自我”最终成形于认同的某个机制，人是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这种认同产生了自我与认同对象间的“主体间性”），人的一生就是持续不断的认同于某个特性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和不断变化。与弗氏不同，有论者认为，拉康的“自我”观显示了他对人的精神世界所持的一种非常低调甚至完全悲观的看法。[7]弗洛依德的潜意识取决于父母子三元关系中的心理动势，而拉康的“镜像说”无疑是在作如下断言：自我永远无法抵达真实。自我就是一种虚假的幻象。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心作用，那么这种虚假的认同结构必定同时主宰着人对普遍事物的认识。也就是说：人的认识（包括科学）的根源就是一个幻象。[8]此处隐隐闪烁着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的火花！然而与康德的“先验认知图示”不同：拉康的注目点在于我们自身不可能认知仅仅是幻像的东西，即便认识了也是一种虚假的认识，谈不上真实可靠。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能够获得真实认识的可能性。因此，拉康在“自我”学说研究中认为深植人类心中必然有一种疯狂。此处显示了其对福柯的影响，后者在《知识考古学》中也在探讨权力、文明与疯癫之间难以摆脱的微妙联系。在此，拉康以对“自我”的界定，力图给精神分析学正名！性冲动如果为文明人所不耻，那么如今在人认识论的发生处就存在非理性的萌芽。这样就把精神分析学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学理化高度。在拉康看来，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高峰到以绝对理念统摄一切的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都是以幻觉的方式被构成，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势必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疯狂的普遍格式”，而“疯狂”的基本特性就是“误认”。[9]进而拉康得出结论“由于这种来自偏执于幻象的疯狂，人不可能直的接的把握真理。人只有希望在体系与体系的冲撞、幻象与幻象的交往中才能接近真理！”[10]由自我的幻象导致了认知中真理的不可知，深植内心的疯狂又会将自我引向何方？“自我”又该在这无限的冲撞中如何自处呢？
（二）“他人”与“主体间性”——张力中存在的主客关系
在精神分析学中，精神病患者总是籍由向分析者的言说来疏通自己已经梗阻的历史性心路，而分析者则要通过言说找到病人心中的那个潜藏在意识层面之下的伤痛融点和阴影。弗洛伊德的“对别人的言说”中要求分析者的隐形就含有“他人”的概念萌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对话者：主体说话时寻求的是他人的回应。没有他人，主体就没有了说话的理由。主体说话，目的也是要得到他人对自己的承认，因此他人就是说话的我所得以组成的处所，也可以说主体与他人在言语中连结了起来。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法正是以此为关节，对弗氏的分析者的缺席和不在场则形成了“他人”的概念。拉康说，“一个‘我’对于相互主体的共同尺度的参照，或者可以说就被当作是他者的他者，即他们相互是他者”。一个人只能在他人身上认出自己，在此，他者只是个象征性语言介体，个人只有通过这个介体才能成为人。换句话说，“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11]研究者张一兵曾指出：“在他关于无意识的理论里需要以他人的概念使得话语得以成立，而在他的关于自我的理论里需要他人的概念来使主体具有认同的对象。这个他人的概念赋予了拉康学说的各个部分以理论上的统一性。”[12]
拉康据此提出自己的重要论断——无意识是他人的话语。这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内涵——主体是分裂的；无意识是有语言结构的；主体中包涵着他人；主体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是相似的；主体和语言都是由差异而构成的。这一论断被称为是“谈话疗法”的精神分析学的本质，而一般论者皆从宏观上赋予其当代哲学的基础的地位，足见其重要。如果我们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对其价值进行解读，当自然生物性的存在一步步延展成文化社会性的存在，决定主体的不是动力、禀赋或倾向；而是主体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简单说指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互影响。“他者的逻辑前身是主体间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认。拉康自己承认，这个“他者的逻辑前身是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了他和弗洛伊德的立场区别。如果说前者着眼于生物学的归属、科学理性、严谨性，试图建立一种关于人的新科学，“本能”、“冲动”、“生物学机制”这些词语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基本的说明；那么后者无疑是在文化学、人类学的方向上加以探索，其所设想的是一种以主体间性为对象的新诗学。因而这也是一个影响后世，泽被众多后现代文论的话语范畴。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学究者克里斯蒂娜的“互文性”皆受其启发。而维持主体间关系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主体间指称事物传递意义的活动。语言的使用是主体间性的本质所在。至此，通过“他者”而牵引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顺次使拉康以语言学对精神分析的介入必然而不可或缺。
三、自我形成之基：语言
在《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中的语言的功能》中，拉康详细阐述了以语言为介质如何最终形成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自我”概念。
基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的对出概念，他提出了“能指的连环”。与语言学中的平分秋色的划分不同，拉康此处特别赋予了“能指”的精神内涵：“人的精神世界全由无远弗及无所不在的能指所构成。能指可以影响和预定所指，能指可以规定和导向人的思想。”[13]无疑，与所指相比，能指在此具有主导和指示意义的优先权。他认为，能指与所指互相串联相通，构成了一片能指的网络。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形成一个个独立的能指，而是在于产生成串的能指的共同作用。能指与所指也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层层嵌套，环环相扣，级级递归的关系，构成所谓“能指的连环”——人们的意义表述成了指此而言彼心是而口非的游戏，理解随之成了一个个追踪循迹捕捉意义的过程。正所谓“言在意外，言不尽意”。
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对“隐喻”与“转喻”曾作此区别：作为语言表意的两种基本方式，隐喻可以理解为语言所代表的事物的相互代替；转喻则是词与词之间的勾连，带出了另一词汇（即是这词汇背后代表的事物）。在精神分析的视域中，拉康认为这均是对人欲望加工的使之隐蔽的方法。他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则表现为释梦与能指、所指的同一性。“释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梦的所指是隐蔽在一层扑朔迷离曲折隐晦的所指网络之下的”；“释梦的过程就是在破译这些隐喻和转喻，弗洛伊德说是压缩和移位。”[14]拉康以语言的概念排除弗氏学说中对无意识附加的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他提出：无意识是可知的。无意识就是语言，就是话语。
与弗氏认为无意识是先于语言表述或被剥夺的语言表述的内容不同，拉康认为，“既然我们在处理无意识时所遇到的只是语言，为什还要假设别的永远无法证实的东西呢？梦的语言提供了通向无意识的唯一途径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语言学的规则而循着能指的连环达到隐藏在后的无意识。”[15]因此，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自然就成了呈现主体无意识的舞台，文学作品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迥然不同而异彩纷呈的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如何达成的过程。
四、身份、认同和主体——文学理论的研究重镇
在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建立的文本范型中，文本、作者、读者和世界四者的互动一起构成了一个交叉存在的结构网络，文学意义产生于其恍兮忽兮的对话中。如果说“作者”和“读者”作为两大有灵主体有意识的存在，那相对的“文本”和“世界”则是连接两者的桥梁，它们以虚构与现实的映像、表象与本质的层叠、情感与逻辑的知觉使主客合一具有可能。文学的人学属性决定了文学理论研究无法脱离哲学与心理学的母体。哲学探寻的是智慧形成的过程，有灵生物（人）的思维方式，推而广之是世界宇宙形成的模式，是存在和同一的抽象性；心理学关注的是有灵生物（人）的内心世界的浩瀚和隐秘，是人思维的可见性，是情感与意识形成的类生物性；那么既然都与有灵生物（人）自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人的身份特质就成为了二者研究的交叉核心。
基于此，美国当代文论家乔纳森·卡勒认为有必要将理论对身份的处理做一些深入的探讨，在《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就单辟一章加以说明：许多现论的争论都是关于身份和主体或自我的作用的。我就是的这个“我”是什么——人、行动者或参与者、自我，是什么使它成为这样？[16]除去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此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传统一直把个人的个性看做先天给定的东西，是一种用语言和行为所表述的内在本质，即“因为我是我，所以我做了这样的事。”[17]并且要解释我的所作所言，你就应该看我的言语和行为所表述的“我”（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文学作品对“自我”身份之谜的追踪也或清晰或含蓄的描绘出答案：“在不同角色界定自己，同时也被他们各自的不同经历、不同选择和社会力量对他们的作用这个大混合物所界定的过程中，叙述文学始终追踪着他们的命运。”[18]简而言之，在虚构的文学中，是角色自己创造命运，还是被命运折磨呢？同一个主体的身份到底是先天给定的，还是后天建构的？卡勒认为，文学作品为身份的塑造提供了各种隐含的模式，比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在历尽艰辛回到故乡伊塔刻岛的斗争中界定了自己；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试图在所阅的浪漫小说与她周围枯燥乏味的环境的对比中界定自己（或者“找到自己”）。读者自己也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潜在的自我，文学的价值一直与它给予读者的经验相联系，它使读者知道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感受，由此得到了以特定方式行动并感受的性格。文学作品通过角色的视角展现事物而鼓励读者对角色的认同。
从所述两位文论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对“主体”与“自我”从定义到特点，从形成过程到呈现形式都做了不同程度的理论建构。无疑拉康对主体身份与自我认识的研究正是在此意义上，以其交叉的视角展现其独到的价值。
五、结语：阅读中的“自我”与拉康文论的“他者”遇合
“主体”与“他人”以及“主体间性”是拉康学说的结构纲领，是理解拉康文论哲学背景的关键。他以“自我”为核心，建立了主体认知和他人之间的认知和沟通的桥梁——语言；主体通过语言和他人对话，交互影响下形成了不断变动充满张力的主体间性空间，最终建立起双重自我与他人的意识，并展现为实体性与精神织的存在。语言学理论的引入恰恰丰富了精神分析学一味注重人体生物性的本质的问题，虽然他在某些理论的阐释上有机械的嫌疑，甚至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悲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但整体来说，正是拉康对语言学概念范畴的适度移植，以及对无意识与语言关系的开拓，使得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联姻，最终不仅使二战期间行将就木的精神分析学浴火重生，更使西方文论开启了“向内转”的趋向，使文论研究更加关注主体的精神状态，之后关于人，关于主体，关于自我，关于文学艺术与人的意识领域的关系的探究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阅读拉康的过程是一个并不轻松甚至是有些自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自我的认知不断加深的过程，是一个意识与潜意识、前意识交织和碰撞的过程，是大写的自我与小写的自我交锋和融合的过程，你不知道在何时何处你就听到了“无意识语言”的发声。有论者评价说，“那里的疯狂如魔鬼般的自我有时会让现实的自我不寒而栗。你永远都无法真正认识‘自我’”[19]。若说隐秘诡谲的文字是其个人风格的表现，那理论概貌的呈现则是密不透风的能指的连环。或许正如《拉康全集》的译者褚孝泉所说：“拉康的文章是无意识的语言；是无意识的倾述；他如此隐晦而艰深，它带来的是挑战的痛苦与认识的快乐。”[20]在其文字当中大致可以窥见进行理论思维者构建的一个“统一世界的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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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6
关键词：精神分析 人本主义 心理咨询
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相对于其他本科类院校的学生来说，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面临更多学习方面的困难和压力，体验到较多的挫败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一直以来得到的关注、家人的理解、外界的赞许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自我体验。所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行为问题及相应的心理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当然，可能正因为如此，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对爱和尊重的体验是比较敏感的。这就容易造成两个极端的表现：一方面，有的学生很容易自我开放，与咨询师敞开心扉的交流；另一方面，有的学生较喜欢自我封闭，对外界警惕性过高，容易产生阻抗反应。除了以上这些特点，其实无论什么类型的院校，心理咨询都有一些更明显的共性，这种共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心理咨询的。比如问题相对一般和单一，更多的是一些发展性的问题，较少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和障碍；来访者的理解能力和自我体悟能力较强，可塑性较高；群体中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较大等等。
一、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理论简介
1.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由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类的一切个体的和社会的行为，都根源于心灵深处的某种欲望或动机，特别是的冲动。欲望以无意识的形式支配人，并且表现在人的正常和异常的行为中。欲望或动机受到压抑，是导致神经病的重要原因。”“无意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荣格认为，这种力量是一种最基本的力量，“是一种能使你取得你所希望的成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为别人创造价值的你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使你明确自己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引导你自己的个人王国。”虽然精神分析过分强调无意识作用以及其泛主义的特点，而饱受批评质疑，但不可否认，精神分析在二十世纪的心理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即使是今天，精神分析依然是人类心理学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因为精神分析强调研究人的无意识，所以对应的，也就产生了一些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方法和技术，比如在临床上经常用到的释梦、绘画、沙盘、催眠、自由联想等等。
2.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善良的，他们不是受无意识欲望的驱使，并为实现这些欲望而挣扎的野兽。人有自由意志，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受阻，潜能在发挥的过程中受限，是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在如今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体系中，人本主义以来访者为中心，积极关注个体自身需要的满足，引导个体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促成人性的和谐完整发展观念深得人心，也有利于建立安全良好的咨访关系，给来访者较大的独立空间。其倾听、共情、角色扮演、转移等技术手段也为各心理咨询工作者经常使用或必不可少的普及性常识。
二、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趋同点和异同点
直观上看，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是存在本质差别的，是两个对立的心理学派，但是在实际的心理咨询工作中，如咨询师能以宽容和融合的心态加以运用，将二者有机结合，至少在应用技术大学类院校中，是可以快速、高效的解决学生来访者的问题和困扰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二者确实存在一些结合点。
1.异同点
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二者的人性观，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精神分析坚信人的驱动力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和欲望冲动。而人本主义则相信人性是善良的，具有自我成长、自我实现需要的个体。
其次，与人性观一脉相承，精神分析认为人同时具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人类的这两种本能支配着人的行为，产生了各种欲望，正是本能和欲望的存在，人性中才产生了邪恶的那一面。但在人本主义看来，即不绝对反对本能论，也不赞同本能论，而提出“似本能”的概念。承认人受内在动力的驱动，但反对本能的负面性。本能和“似本能”的差别在于“首先，似本能不像动物本能那样强烈；其次，似本能不像本能论者认为的本能那样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好的；再次，似本能的需要与理性之间并不存在像弗洛伊德本能论中所阐明的那种本能与理性的对立；最后，似本能的需要不像我们理解的生物本能那样，在物种发展的阶梯上相互排斥，而是在一个强度有差异的层次序列里能动地相互联系的。”
基于以上主张的不同，在实际运用中，技术方法也不一样，总体来看，精神分析重视挖掘来访者潜意识的欲望、情结，关注早期生活经历对后天的不良影响，主要研究人的异常或消极心理活动和状态；人本主义重视激发来访者内心自我实现的潜能，引导来访者积极地采取适合的策略和途径，完成自我协调完整发展，主要关注人的积极心理能量。
2.趋同点
虽然提法不同，但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都研究和关注人的内在驱动力，都认为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都受到内驱力的深刻影响。二者在研究结论上差异明显，但研究对象上，是趋同的，如人性、本能、需要（欲求）等。相同的地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能和需要都是人的内在动力。“内在动力”使二者具有本质的联系。
第二，本能和需要的满足都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和幸福体验，反之，带来挫败感或引发心理问题。
第三，需要是一种“似本能”，“似本能”依赖于人类本能而存在。
第四，生存本能和似本能（需要）对于个体成长都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是同向的。
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在应用技术大学心理咨询中的融合与运用
精神分析的部分理念以及其独特的治疗技术，有利于深入快速地了解来访者，挖掘心理事件背后的意义，找出问题存续的潜在能量和驱动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精神分析也容易走入模式化的偏激，特别是初用者尤其应当注意。通过对应用技术大学心理咨询的不断尝试、摸索，笔者认为沙盘游戏治疗、释梦治疗、绘画治疗等均是很实用的心理咨询技术，但如果对原型物或象征物的工具化、固定化，只是沿用国内、外的一些分析方法和象征意义来解释发展着的、不同个体的诉求和欲望，就难免有失偏颇。而且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总体上是积极的、常态的，哪怕来访者，其社会功能一般也是相对完整的，对问题也具有较强的自知能力和水平，内心充满自觉、和谐成长的欲求。
从这一点看，与人本主义观点是较为一致的，来访者充满善与积极的力量，只是在特定时期或特定事件上心理失去平衡而已。人本主义对人性的尊重、关怀、激励以及基于此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都是对症下药的良方。但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面对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学生和教师间还是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从业者一直在试图超越或消解的，然而事实上，它不可避免的存在，这体现在咨询过程中，学生对教师的依存感、信任感（或不信任感，体现在阻抗、回避）和期待感。所以，如果单纯用人本主义的方法和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并可能遭遇失败。
综合以上论述，一方面坚守人本主义的人性观，构建良好的咨访关系，注重人的自我成长能量的引导，也即现实需要的策略性满足和调整；另一方面，以精神分析的理念和技术，深入探寻人性中的原始成长点和固着点。换句话说，就是以精神分析探查问题根源，以人本主义解决问题。当然，不管是用哪种方法，必须与来访者感同身受，也即人本主义说的“共情”，更深入者，如我国学者许金声提出的“通心”，必须寻求一种途径，带着来访者在他（她）困境的世界里游走，最终只有自己先找到问题答案和出路，才有可能引导对方走出困境。
以曾经的一个个案为例，来访者由于性格问题而困扰，但是找不出问题的原因，通过沙盘游戏，可以明显看到沙盘左半部为不协调的开阔空白地带，右下角有一凸起沙堆（意为小岛），隐藏于房子前面的一个角落，也不协调。
此时如果全然按照象征意义或纯精神分析，就至少会遗漏一些东西。比如空白地带，来访者称为那是开阔的大海。我们要怎么理解呢？但是运用深度共情去理解对方的人性特点，就能很快发现，那块空白地带恰恰就是来访者问题所在，显然事实上，来访者尽力掩饰，不愿回忆，并为此而痛苦挣扎，将这一切物化于沙盘上，就成了那片不和谐的空白。而那个角落里的岛，就是来访者内心安定的居所，远离喧嚣、痛苦，只隐秘于某一角落，那是一种无奈的孤独。
总之，不论沙盘、绘画、释梦，还是情境角色扮演，都从具体生命物化而来，在解读时，当尽心力去赋予它鲜活的生命，而非物对物的释义。当然，这就需要在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之间寻找一条融通之道。简单来说，就是同时运用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理念去理解、解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中所指的原型和意象。
参考文献
[1]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
[2]【瑞士】荣格原著，刘烨编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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