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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1
“仁爱”思想青少年人格家庭教育“仁爱”是孔子教育的最高目的，他把“仁”概括为人的最根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标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爱”，简而言之，就是与人亲善，仁爱教育就是教育人学会充满爱心，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爱”也是一种伟大的担当精神，仁爱教育也就是教育学生学会担当责任，学会关爱、帮助他人。
儒家阐述的“仁”，就是“爱”的演绎和诠释。这种爱包含三个大的层次，即家庭血缘关系的爱、社会人际关系的爱和宇宙万物之间的爱。以家庭血缘关系的爱为起点，推及社会人际之间，至整个宇宙自然。儒家的情感教育逻辑起点在家族，“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这都说明爱人要从身边最切近的人做起，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是爱人的着手处和根本点。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提出：“仁之实，事亲是也。”进而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地。“仁爱”思想要建立在血亲情感基础上，但又要超越这种血亲情感，爱人以亲子关系为基础，推及到天伦之乐，扩大到姻娅之情，进而提升到民族认同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爱”思想最后升华为一种关怀人类命运的激情。这种情感迁移体现为个体道德修养的逐步升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今天，尽管“家”的含义较之传统社会有了变化，但家庭关系对人的情感需求和亲子之情是任何德育内容都不可涵盖的。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社会环境，情感最初体验是在家庭中得到的，家庭提供了孩子最纯洁、最简单的情感获得表达的舞台，它对孩子性格、情感的形成与发展，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无论怎么改革，品德教育都离不开情和爱，父母是孩子的最早、最好的老师，父母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家庭的爱心情感体验是什么教育都替代不了的。
在家庭对子女进行爱心情感教育，关键要营造一个民主、平等、幸福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既慈祥温和，又严格要求，让孩子在一个充满关心、爱意、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这就是让孩子在家庭德育过程中体验儒家的“仁爱”，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要建立长幼有序的合理家庭关系。所谓“合理”，是指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子女）之间首先是平等的，父母要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处理孩子自己的事情时，一定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尽可能按他们合理的意愿办事。同时，家庭又是一个整体，不能各自为政，总要有人当家长来“领导”家庭，管理指导家庭全体成员的生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父母要像个父母的样子，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各在其位，各尽其事。父母是家庭生活的供养者，而且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自然应成为家庭的核心。孩子（尤其是未成年人）应在父母的指导帮助下生活、学习。现在，不少的家庭中，孩子是“小太阳”，家长却变成围着孩子转的“月亮”“星星”，这就为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小霸王性格提供了温床，更谈不上培养礼让父母的好习惯了。因此，我们要让孩子明白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知道父母是长者、是家庭生活的主事人，不能颠倒主次。
其次，父母要以身作则，要做孝敬长辈、关爱家庭的的楷模。“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里仁》）。”孝悌是孔子仁爱教育理念的根本。家长既是家庭“仁爱”文化的建设者，也家庭“孝悌”文化的实践者，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孩子对待父母的态度，直接受父母对待长辈态度的影响。现在一部分成年人冷落、慢待自己父母，不照顾自己的父母生活，更有甚者千方百计“啃”老，这样给孩子的影响就更不好了。假如父母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伯伯、阿姨、姑姑不友善，又怎么能教育孩子尊老爱幼。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都没有亲情，更何谈对孩子同情心的培养。因此，作为父母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小家庭，还要时刻不忘照顾年迈的父母。对纯洁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力量比伴随其成长的父母的言传身教更能把他们引向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对父母来说这也才是真正爱孩子的表现。
第三，要让孩子了解父母为他和家庭所付出的辛苦。“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然而当今父母过于惜爱自己的子女，使子女觉得这种爱理所当然，他们全然不懂得感恩。现在不少孩子不知道父母工作情况，不知道父母的钱是怎样挣来的，认为父母给孩子吃好、穿好、用好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孩子怎么会从心底里理解、体谅父母呢？为此，父母应有意识地经常把自己工作和收支情况告诉孩子，从而让孩子明白父母的钱得来不易。如果当家庭遇到困难时，要告诉孩子，让他和父母一起面对，使孩子认识到自己也是家庭中的一员，应为家庭分忧解愁。这样，还可以培养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感，让孩子逐渐学会珍爱家庭、珍惜自己，从心底里产生对父母的感激和敬重，升华为孝敬的高尚品德。
第四，强化孩子孝敬父母好习惯的养成。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孝敬父母就是要求孩子亲爱父母之情，敬重父母之行，顺承父母之意，侍奉父母之心。父母儿女亲情，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情感，是一个人善心、爱心和良心形成的情感基础，是今后各种品德形成的基本前提，也是目前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孝亲教育，对改变目前家庭中存在的孩子专横、缺乏同情心等状况，有着积极的意义。“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礼记•曲礼上》）。”孝亲的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要在孩子刚懂事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孩子懂得孝敬父母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应从一点一滴的平凡小事做起，把基本要求变成孝敬父母的实际行动。这就是对孩子最实在、最有效的“仁爱”教育。
如何做好青少年德育工作，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同时也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青少年道德教育目的是推进社会和谐、国家发展，增进人民的幸福。德育的核心是“使每一个公民懂得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集体、民族、国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与国家正大力提倡的未成年人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及相继推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让人民生活的更幸福，更有尊严”等是相一致的，这些都正在重新开发和利用儒家伦理的智慧和资源，为“仁爱”教育注入了全新的血液。
参考文献：
\[1\]“归根”“知常”――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中小学管理，2009，（9）.
\[2\]让中学生保持阳光心态的128个故事.九州出版社，2008.
\[3\]家书.万卷出版公司，2008.
\[4\]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2
关键词：儒家；美国研究生教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3-0065-02
一、招生
伴随着教育的国际化，我国研究生培养方式和培养目标也同步国际化，其表现之一就是研究生的招生办法趋向多样化。招考分离+综合素质选拔式的研究生招生以美国为代表。招考分离，指的是由第三方考试机构组织测试，学校自主决定选拔程序，确定招录名额，院校招生委员会拥有最终录取决定权；综合素质测试，指的是考生分数只是参考指标之一，申请材料质量和申请人综合素质测评占有更大的权重。美国高校对综合素质的考察主要包括：（1）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GRE）是最主要的参考依据，不同于我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着重于测试一个人已经发展和具备的能力，并不特别指向于某一学习领域的技能。它既有考查每个考生能力的一般测验，也有考查学生专业知识的专业测验。（2）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包括：①大学本科阶段全科学习成绩，且GPA在3分以上；②数位知名学者或者老师签署的推荐信，推荐信中要对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给予客观评价，好的推荐信对考生的录取至关重要；③申请人的领导力、志愿者活动的证明、爱好及特长、工作或实践经历、所获奖项等都是综合素质的佐证。总体来说，实行招考分离和综合素质评价结合的体系，其优点是招生管理环节实行分权管理，各利益方的权责界定清晰。招考分离和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竞争同时使高等教育系统形成开放的传统：一是对知识研究的开放；二是对学生即教育消费者开放。竞争使高校关注大师的同时，也关注学生的根本利益。竞争使他们较好地做到了“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统一。首先，制度设计赋予学生更多的参与选拔和选择入学的机会。一次标准考试的成绩在有效期内可以申请多所学校，学生可以在拟录取高校和专业间做出权衡，高校为争取优秀生源展开竞争，使导师挑选到符合自己科研需求的生源。正是导师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模式，促使招生工作必须兼顾学生和导师的双方需求，服务更加人性，信息更加公开，程序更加合理。其次，导师能否招生与其职务、职称无关，主要取决于导师能否有足够的经费支撑科学型研究生的培养，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精力去培养新的科研力量。所以，招生过程中形成开放格局，特别是给予学生对学校的选择权，会促使学校不断提高自身的软硬件水平以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导师在面试挑选学生时也会更加认真，整个招生过程才会更加透明、公正。学生与学校双向竞争的机制有利于帮助导师建立对招生与培养的同等关注，形成报考、录取、培养、指导的良性循环。近年来，我国也在逐渐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高校根据专业和培养目标的不同，积极试点自主招生方式改革，旨在通过不断完善研究生准入机制，真正选拔出优秀的苗子，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二、教学过程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3
关键词：东亚崛起；文化独立性；儒家思想；“内圣外王”
一、绪论——东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东亚地区社会经济的一体化也日益成为必然的趋势。①任何一个区域的稳定与强大都需要统一完整的文化体系为其思想支撑；一种新的完善的文化体系的建立，是维护社会发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海纳万象，既包括社会普适的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也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东亚一体化和东亚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建立适合东亚地区的文化体系。
崛起的东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在发展中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我们当代的东亚人必须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冲刷着太平洋西海岸，传统价值观面临解体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愈加迫切。
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补
（一） 东亚文化构建中的民族独立性因素
东亚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二战后持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这场由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在为古老东方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夹带了来势汹涌的商品经济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这股强劲的文化飓风所经之处，各国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强烈的冲击与震动。这种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与盲从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长期迷信西方强势文明，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而不加以辩驳和思考，东亚文化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性。
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坚持民族独立性的原则，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为主导。这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是东亚各国保持国家与区域独立的根基，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也是东亚地区悠久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离开其所依存的社会土壤。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文化发源于欧陆，其产生和发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为特色的欧洲古代城市社会②，商业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重视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利，相对漠视集体与社会观念的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经济意识正顺应了欧洲大陆的社会情况。东亚古代社会文明则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直至今日，绝大部分的东亚人口仍生活在乡村，人们世代在一块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保障。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要适应东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文化独立的保障。欧洲历史上，古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们的武力，第二次用他们的宗教，第三次用他们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维持长久，法律的颁布未必让人甘心臣服，文化的进攻却能在潜移默化中破坏民族的向心力，保证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永久顺服。民族文化的沦丧实际上远比经济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来的危险的多。对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要想实现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享有永久的独立与和平，除了发达的经济成就，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健全的法制体系，还不可缺少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东亚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点，东亚各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对中华文化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国间的理解友谅与交流合作。同时，中华文化是一种“和为贵”的文化，重视睦邻和谐，反对扩张战争，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东亚人民古来就有热爱和平的传统。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区域内部的冲突，尤其是中日两大国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建立区域的共同思想文化体系，提倡主张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是实现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有丰富的本土资源作为根基。悠久辉煌的历史，灿若繁星的哲学流派，孕育了东亚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是属于东亚人民的独一无二的宝贵财产。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东亚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们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他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③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本土资源中找寻适合当代东亚需要的文化形态，是我们建立新的文化体系的最优选择。
（二）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我们确立了构建东亚文化要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观念，再回头审视东亚本土的文化资源时，我们会发现在东亚历史上，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各种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种思想曾脱颖而出，跨越国界成为古代社会东亚地区共同的显学，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中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经是东亚古代社会稳定的根基，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现实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行为规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纲常关系，强调人际关系中的长幼尊卑，倡导社会的和谐。作为一种价值观与道德论，“与自由主义者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论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论。这种以德行为基础的道德，强调的不是合法的主张和自己权利的要求，而是成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会不是一个人人都要求个人利益的集团，而是由与别的社会成员保持和谐关系的有德者组成的社会。因此儒家强调：德行先于权利，实质的正义先于程序的正义，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个人利益。”④与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义核心地位的是德——即为增加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工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和冷漠，而儒家倡导的“君子”品质在避免人际关系紧张，维护社会和谐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实践已证明，“儒家思想在东亚诸国由儒家伦理所发展的同情、公义、责任、礼仪、公心以及集体精神等‘亚洲价值’也仍然是工业东亚所自然认同的社会行为准则”⑤，在亚洲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历史溯源——儒家学说在东亚历史上的地位
东亚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会发现东亚历史的每一个篇章都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亚诸国，仁义礼智信已不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会道德标准，更内化上升为社会的每个个体对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历史的进程。
儒家思想发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孔子的三千弟子在孔子死后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显学，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无论何朝何代，这一地位都没有遭到动摇。中国儒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因其立场﹑观点、视角、方法、师承的不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辩，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独立的文化系统。儒家学派的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再加以创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这是两国学者都公认的事实。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时代），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将《四书》《千字文》传到日本，儒学圣火始在东瀛点燃。在中国的唐宋时代，日本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儒学。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文化。接着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国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确立了中华式的社会体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进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时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遣唐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儒学典籍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9世纪初，在日本流传的儒学典籍就达1579部、16790卷。孔子成为日本的圣人，儒学变成了日本的官学。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接，历史关系源远流长。在朝鲜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纪，孔子思想开始在朝鲜传播。《朝鲜金石总览》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大而国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庙，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儒学成为朝鲜半岛诸国的国学，是朝鲜规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一点和古代的中国如出一辙。⑥
通过对儒家学说在东亚传播与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思想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东亚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以儒学为文化内核，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根基，更加符合东亚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结论——“内圣外王”
在肯认儒学为东亚文化内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将其放大适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所有方面。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虽然在作为社会道德伦理的指导思想方面有着其天然的优势，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却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需要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的规范与约束，而已经在东亚地区有着广泛民众与社会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权法制在这一过程中将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笔者认为，最适合东亚的文化是“内圣外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精神内核，以儒家学说指导社会伦理与思想价值体系，为人们的行为确立一套“君子”的价值坐标系；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外部制度框架，为社会生活确立现代与民主法治秩序，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提供具体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说虽首见于《庄子》，但却是儒家的基本命题，就连现代新儒家的主张也仍然如此。从原始儒学到汉代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理学以至现代新儒学，两千多年里，时代在变，儒学的诠释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模式里运思。“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它体现了儒家思想实则是一种入世的学问；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体现了道德与法治的直接统一。法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法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法治，乃是恶法，这样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在东亚的崛起过程中，无论于宏观的社会政治观、伦理观的构建，还是于微观的个人德品的养成，我们需要的都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文化。“内圣外王”，这一来自东方遥远历史的智慧，使东西方两种文明实现了完美统一。
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势，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协调西方价值体系与传统的东方儒家价值体系的关系，使其共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是东亚诸国在新世纪的共同使命。
回归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内圣外王。这是我的答案。
（作者单位：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注释：
①不仅仅是东亚人对此满怀乐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东亚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兹（Hofheinz）和柯德尔（Cald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合著的《东亚之锋》中就提到：“欧洲与美国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曾经红红火火过的近百年已经结束了，它们已不能在这个世界处于主导位置了。”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参见《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第10页：“在希腊，最具特色的当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义就在于它们相互之间是各自独立和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这些蕞尔小邦既是独立的国家，同时也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尹伊君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③引自《东亚之锋》，作者：Hofheinz，Calder，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出处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参见 李承焕《自由权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之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刘厚珍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9页.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4
[论文关键词]儒家；生命伦理；贵生；仁爱；生命和谐；超越生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这一精神决定了关注人类生命的存在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与现代生命伦理学以现实问题为取向，侧重解决现实的涉及生命的技术伦理问题不同的是，儒家倾向于从形而上的高度反思生命，它关注的是对生命的最深层次的看法，比如人类如何看待自身生命的价值，怎样处理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应该处于何种生存状态，如何面对短暂而又脆弱的生命，等等。本文即对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予以挖掘和分析，以期为现代人如何道德地对待生命提供启示。
一、天道贵生
如何看待人类生命的价值是儒家首先关注的生命伦理问题，对此儒家予以大力推崇，表现出一种贵生精神。作为一种主体价值，人类的生命价值必须在生命主体和生命客体的关系中得以确立。积极人世的儒家选择社会作为生命客体，它侧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考察和确定人的生命价值。
儒家首先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长视为天地的本性：“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经·系辞上》)，同时也将其定性为天地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系辞下》)对于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自然现象，儒家创始人孔子赞叹不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既然生乃天地大德，根据天人合一的道理，人道效仿天道，因此贵生是必须的。
儒家十分强调人在宇宙间的崇高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和天地之性，《孝经·圣治章》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类又何以成为万物之灵呢?儒家的回答是因为人具有伦理道德意识，《苟子·王制》日：“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并且，正是因为宇宙中只有人有伦理道德意识，因而儒家认为“人贵于物”。《论语·乡党》记载马厩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后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在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看来，人类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出于贵生精神，儒家反对任何亵渎人类生命的行为。如《孝经·开宗明义》就反对自杀轻生的作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则对当时的陶俑殉葬发出尖锐的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儒家认为，生命如此珍贵，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它，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活着，造福于国家和民族。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儒家重视的不仅是人的肉体生命，还包括其精神生命。相对于人的肉体生命而言，精神生命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儒家护敬父母所赐予的身体其前提是人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没有发生冲突，一旦它与更高的社会价值发生冲突，儒家就要求人们“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这不仅没和儒家的贵生精神相矛盾，反而再次证明儒家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人的生命的价值。
虽然儒家只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确定人的生命价值，这种单一的视角难免片面，不能全面揭示人类生命主体意义，因为人类面临的不仅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我们还是应充分认识儒家贵生思想的重要价值，它高度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赋予人类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这对于当今我国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仁爱为怀
仁爱生命也是儒家生命伦理的重要观点。儒家认为，既然天道贵生，人道亦应顺应和遵循天道，将生命视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懂得仁爱为怀，这正如朱熹所言：“天地别无勾当，只以生物为心。如此看来天地全是一团生意，覆载万物，人若爱惜物命，也是替天行道的善事。”(《朱子文集·仁说》)
基于对生命的仁爱精神，儒家自然坚决反对杀人的作法。《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孔子搞政治是否要杀掉坏人而亲近好人，孔子答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意思是说搞政治为什么要用杀人的办法，你如果想做好人，老百姓也就会跟着好起来。孟子也宣扬“杀一无罪，非也”(《孟子·尽心上》)的思想，认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告子上》)，即只有那些热爱生命的人才能赢得天下。
儒家的仁爱对象不仅限于人类生命，还推及自然界中其他生命，此诚如董仲舒所言：“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儒家对其他生命的仁爱之情主要体现在对这些生命的恻隐之心和“无伤”的悲悯情怀。如孔子主张“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就是说人可以钓鱼但不要用绳网捕鱼，而要留有活口和生机，以利鱼的繁衍生息；人可以射鸟但不要射栖宿巢中的鸟，这样能让母、刍团聚或使嗷嗷待哺之幼鸟得以喂养。宋儒张载甚至将仁爱精神推广到非生命物质，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儒家的仁爱之情遍及人和物，但儒家并不认为这两者享有同样的道德关怀，因为虽然人与物一体，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同，因此人和物享有的爱不应该是同等的，而是应该有先后及厚薄之分。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以人为中心而向周围动植物等其他事物辐射的爱，这一思想使得儒家有着人类中心主义之嫌。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因此否定儒家仁爱生命思想的伦理价值。
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曾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儒家仁爱的对象不仅包括人和动植物，甚至涉及一切无生命物质，这可谓一种博大的生命境界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缓解，而且对于人类和平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值得今人反思和借鉴。
三、以和为贵
从敬重生命和爱生命的思想出发，儒家必然会重视生命和谐，将生命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生命和谐主要包括个人生命的身心和谐、个人的社会生命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有机体生命之间的和谐。其中，个人身心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前提。
对于个人身心和谐儒家强调自身修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儒家认为，身心可以相互促进，修身能够养性，养性也有利于修身，修身养性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得当以及应当如何等问题。至于如何修身，《礼记·大学》如此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主要通过倡导行“”以实现这一目标。“仁”包含了“恭、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规范在内，其核心是爱人，为此必须践行忠道和恕道。所谓忠道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即自己要生存、发展和完善，也要让别人生存、发展和完善，这是从积极方面爱人。恕道则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即自己不愿意要的，决不强加于人，这是从消极方面爱人。儒家认为，如果人们都能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将仁爱之情推及他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融洽。
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主张把人类生命放在整个自然界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和谐统一。儒家认为，人与天具有相同的本性，它们是相通的，即如董仲舒所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作为天道的彰显，人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分体认到天地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历程，是与人为一体的，人不仅要“知天”，而且还要“畏天”，自觉地遵循“天道”，在践履“天道”的过程中参天地而赞化育，实现天人关系的统一。
儒家的生命和谐思想可谓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它的个人身心和谐思想有助于消除现代人因竞争和繁忙而产生的焦虑感与烦躁感，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思想有助于现代社会减少人际冲突、构建融洽的人际关系，而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有助于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四、生死由命
儒家不仅关注生命的存在问题，而且关注生命的终结问题。对于后者，儒家表现出一种豁达思想和超越态度，它认为个体的生命虽然在经历过一个生长、成熟、老化的动态过程之后终将走向死亡，但是人们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实现生命的永恒。
儒家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都是由“气”之聚散变化而生，生为气之聚，死为气之散，即如朱熹所言：“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朱子语类》卷三)，二程也说道：“物生者，气聚也；物死者，气散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在儒家看来，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以孟子论述君子三乐的时候认为父母活着为其中一乐，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离娄上》)。反之，死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如《论语·先进》记载孑l子为颜回的死去而深感悲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日：‘子恸矣!’日：‘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此处“恸”即哀过也。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5
上世纪80年代，最常见的离婚理由是：“我们性格不合。”
后来，它有了一个新说法：我们价值观相差太大。
这是一场新和旧的观念争论。旧的传统延续，强调家庭里对亲情和家庭成员伦理关系的注重，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夫唱妇随等。这套价值观体系里，将三纲五常作为道德准则的脊梁，以“孝爱观”为核心，以婚恋观为主要部分，衍生出教育观、人际观、理想观。
但当传统大家庭分裂成小家庭后，在核心价值观里挤进了更多现实价值的考虑。新旧家庭因利益的出发点不一致，有了看似相悖的矛盾。
陈奇的故事集合了两大价值观矛盾：要当孝子，还是保全婚姻？老人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2012年11月末，陈奇在天涯上发表帖子，痛骂妻子的无情、拜金、虚荣，决定为离婚清算财产，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事情始于2007年年底。儿子出生前一个月，陈奇的父亲检查出癌症。此时陈家尚是小康之家，父母退休金不菲，他是年收入40万元的国企干部，单位效益好，医药费几乎能全报销，每年十余万元的治疗费用并没造成多大的经济压力。
但2011年底，父亲病情急转直下，几家三甲医院都建议家属放弃治疗。作为远近闻名的孝子，陈奇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父亲，他决定向单位申请停薪留职，带老父去北京接受靶向治疗，“能多活一天也好。”
钱，立刻成了一家人最大的问题。治疗费用为每年60万元，失去了一家之主的40万元高薪，家里的积蓄又被妻子拿去提前还清了房贷，如果去北京，全家就必须依赖妻子每月四千元不到的薪水度日。
为难之际，陈奇提出：咱们把那套大房子卖了吧。房子是陈奇和父母在婚前购置的，在天津，这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能卖200多万元。再把那套出租的小房子收回来，全家五口人挤一挤，也能行。
没想到，妻子拒绝了：“如果你卖房子，就离婚。”
妻子并不想走到这一步，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认识近二十年。当年结婚时，人人都说是天作之合，陈奇很宠妻子，两人少有争吵，有争执时也都是他让步。
妻子的顾虑是才4岁的儿子。那套房子是婚后丈夫答应留给儿子留学的储备金。公公的病被宣告回天乏力，丈夫已经把自己的事业填进去了，如果再卖房子，那就真把一家人的希望都葬送了——她可以借钱去给公公治病，但绝对无法接受把儿子的未来拿去填补一个无底洞的决定。
因为价值观无法调和，夫妻间生了隙。在陈奇看来，父亲生病，这是他人生的大坎，劫难时妻子却不和自己共同面对；由此他开始怀疑妻子对自己的真心，如果自己人生遭遇不测，这样自私、凉薄的伴侣会否弃自己不顾？
之后，这对夫妻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了如何转移和分割到更多婚姻财产上。有人赞同陈奇的观点，也有人理解妻子的“自私”。但当孝和爱遭遇抉择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做孝子。
“父母有养育之恩，孩子还小，但父母已经拖不起了。”作为家庭价值观的核心，“孝”之一字，连接起了中国几代人的情感血缘关系。在儒家思想里，中国人的孝往往是无条件、无原则、无理性的，甚至是以牺牲下一代为条件的：哪怕父母多么不讲道理，甚至冷漠无情，儿女也只能顺从，不能反抗，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忤逆也不许发生，否则就是“不孝”！不孝，在中国不只是家庭问题，它可以被社会舆论批判，成为法律干涉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6
关键词： 墨子 伦理思想 道德实践 现代价值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享有圣名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的学派，正如韩非子所评价的那样：“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原因，墨子的思想在秦汉以后逐渐被儒家思想所淹没，其在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许多精华未能得到很好的挖掘和整理。今天我们重视墨子的思想，特别是墨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将其时代价值发掘出来，这对于现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墨子的核心道德观：“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用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墨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生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造成的。于是他提出用“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兼”就是相互、彼此的意思，与“别”相对。“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贵贱，无差等地互相爱，视人若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对朋友要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
墨子讲“爱”，常常与“利”联系在一起，认为“爱利不相为内外”（《墨子·经说下》），在他看来，“兼爱”之所以正确可行，正因为“兼爱”能兴天下之利，“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墨子·兼爱下》）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天下人就会互相爱，彼此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天下人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那么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天下大治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墨子就把“兼爱”的道德理想落实到了现实功利的基础之上，以是否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一切思想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进而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义利观。需要强调的是，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公利，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天下之利”、“万民之大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崇尚功用，注重实效。他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利人多，功故又大。”（《墨子·非攻下》）仁人智者的行为必然会表现为现实的利益和实际的功用。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观不仅对我们今天处理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启示。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关系准则，它要求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不论强弱，都应视彼此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力主“和平共处”，仍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和平共处”的思想，是老一辈政治家们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受到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启迪。
二、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尚同，尚贤”
“尚同”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涵。所谓“尚同”，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以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这种集权专制的主张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墨子一贯强调的百姓人民之利格格不入，也是墨子学说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地方。事实上，在墨子看来，“尚同”与“百姓人民之利”不但没有矛盾，相反，它正是“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弊”，治世之乱的根本方法和必要手段。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不统一“一人有一人之义，人人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墨子·尚同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指责、非难，结果导致天下大乱，人们无法安民乐业。而思想上的不统一可以用政治上的“尚同”解决，由“政长”“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人们的思想行为逐层尚同，和上级保持一致，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天下就会大治。这里有一个问题：天子及各级行政官员的“义”的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这在墨子那里，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上自天子，下至乡里之长，都是“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墨子·尚同中》），他们自然会以为天下兴利除害为己任，有能力避免天下之乱。墨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提出的所有主张都是针砭时弊的。他说：“国家昏乱，语之尚贤尚同。”（《墨子·鲁问》）正是因为墨子看到当时诸侯割据，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才提出了“尚同”的主张，墨子要求君主集权、国家统一的主张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
“尚贤”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为政之本。“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是那些“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的贤能之人，就可“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墨子·尚贤中》），对于那些“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墨子还对人才的标准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可见能否安世济民是墨子衡量贤者的重要标准。在人才的选拔上，墨子注重的是“德”，用“列德而尚贤”、“以德就列”的方法举贤，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上》），视德义来纳贤。
墨子的“尚贤”思想对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干部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墨子提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就是说应根据个人德行安排官职，根据官职确定应该做的事情，根据业绩进行赏赐，根据功劳确定俸禄。他认为应废除行政官职的世袭制与终身制。缺乏行政管理才能的人就应当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让有才能的人充实领导岗位，行使领导职权，治理国家，这与我们今天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准则有不谋而合之处。
三、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赴火蹈刀，死不旋踵”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是独具特色的，他不主张通过“坐忘”、“内省”等道德反思方式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十分重视实践在个人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矣。”（《墨子·修身》）即主张身体力行。墨子认为“言”与“行”相比，“行”更重要，并认为作为一个主政者尤其要重视“行”。他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修身》）如果光说不做，言行不一，则即使口头上讲得再动听，也只是空谈。他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在道德实践上，墨家成为一大典范，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丰碑，为历代所敬仰、推崇。庄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人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孟子评价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伦理道德规范只有最终体现于实际行动之中，才能表现出利他、利社会的道德行为，从而产生社会效应。否则，任何伦理信条、道德规范必然是空洞的，毫无价值可言。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正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对于今天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墨子的节俭思想：“节用，节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