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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范文1
中国高等教育由“全日制课堂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部分构成，形成完整的高校教育体系，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兼具专业技能和良好个人素质。本文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为主体，思想政治辅导员（后简称“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辅的形式体现。
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宣传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关键作用。必须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以时代为背景，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增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这个过程中，辅导员工作具有较大能动性和针对性，不拘于简单的目标和程序设定，可以作为面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困难的突破口。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失位原因分析
现阶段，高等教育中出现诸如学生学业成绩高但能力不足、专业技能强但思想觉悟差、智商高但情商低，因琐事纠纷而引发较大刑事案件等问题实际上是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失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归因：
2.1 不健康的校园文化
受多元文化冲击，又无系统的、实体的优秀积极文化的“保护”，加之网络时代，特别是自媒体的去中心化、核裂变化、交互性、草根性等特点等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1]。
2.2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效性差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但现实中出现“老师（把思想政治课程）当儿戏，学生当休息”的现象。
2.3 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失位
高校辅导员大多兼管理学生事务的工作，缺少必要时间关注思想教育工作，辅导员成为一个“以学生为产品的企业（学校）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而非教育工作者。
2.4 学生自身状况
“90后”大学生思想开放独立，追求自由，在当前我国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开放的环境下，大学生们的思想也更加开放。一部分学生总是觉得自己做得最好、最正确，进而我行我素，只会为自己着想，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唯我独尊[2]。
3 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路径与实践
3.1 将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
儒家优秀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来源，深入发掘并有效利用儒家文化中有利于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要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首先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3]。
3.2 现在高校中学生自主活动不缺少创造力和激情，但缺少活动条件和思想导向。
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之一，应将工作重心定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
本人所在学院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辅导员参与学生活动的实践经验。为了响应党的十关于文化建设的伟大方略，笔者所在学院借博雅之名，取其“博闻强识、温文尔雅”之意，打造“博雅系列文化工程”，包括“博雅网”、“博雅讲堂”、“博洋剧场”等子模块，三位一体，有机融合，辅以其他小型文化活动。本工程无意实现博雅教育追求之至高境界，但求能成为西安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文化涵养素养，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强化优良学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原则，使其具有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和丰富充实的健康人性。以“博雅文化系列工程”为例，前期，辅导员通过举办或提供主题活动，加强文化建设，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后期，辅导员通过网络媒体工具，提升效果。辅导员在参与学生活动以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工作：一是推动活动进行，对学生活动进行方向引导和操作指导，加入中华优秀文化精髓；二是主动举办教育活动，塑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三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加传播范围，提升活动效果。
3.3 建立与学生家长动态培养教育机制
许多“90后”大学生认为自己既已成年，又考上了大学，终于可以脱离家长的约束，可事实并非如此。高校要与学生家长建立动态培养教育机制，辅导员老师定期和家长沟通学生在校动态，定期和家长们交流有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而为学生营造“家庭―学校”两点共线的优良受教育和生活的环境，从而塑造他们良好的人格和品德。
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范文2
众所周知，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其中心思想是教学内容必须有时代性、创新性，尤其是现代体育教学在素质教育推动下，树立创新性、时代性的思想价值观念尤为重要。体育教育是不分阶段、不分年龄全民参与的活动，要不断更新教材和贯彻新的思想理念，保证上课质量，鼓励学生多实践多参与，发掘培养优秀的体育某项目特长人员，以实现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体育教学内容最好摒弃教材，整合理论知识生活实践经验等方面来传授教学。强调课堂有效信息的累计、整合与应用，强调过程的个人体验和操作。要求教师全面贯彻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按阶段、按资质、按承受能力合理为学生推荐课程，提高学生的行动能力，使课堂气氛积极活跃；提高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创新性是大学现代体育教学一大特色，但仍需要我们主动去填白、去发现、去创造、去迎合时代的发展。
2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当今时代形态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见证和智慧文化结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影响因素。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经过漫长岁月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思想理念已然根深蒂固。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其次是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现如今各行业各领域发展都受传统文化影响从而形成各种形态。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包括传统建筑、传统习俗、传统文艺、传统思想。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民族继承性，传统文化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还包括技术、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任何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都需要稳定和变革。离开了稳定的变革，可能会产生动乱；离开了变革的稳定，就会保守落后。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人论，求安定的一面，既存在消极的保守落后一面，也存在积极的稳定久安一面，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来看待传统文化，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不断革新观点，摒弃旧习。
3传统文化对大学现代体育教学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传统文化不断展现出各种新形态，作为民族根基思想历经千年洗礼和沉淀而未被历史淘汰，证明它自有存在的价值和积极因素。而大学现代体育本身就属于一种社会文化，而且严格来说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兴文化，那么它的发展肯定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大学现代体育教育以“健康第一，终身教育”为中心，改革开放之后体育教育注重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为祖国体育事业做充分筹备。现如今的教育思想已全方位改革，抹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注重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与传统文化的思想不谋而合，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和“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
儒家思想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外，教学方法方面现代体育教学注重于实践和操作，教师用凭个人经验进行语言启发和引导，让学生脱离教材全身心投入到课程中去，自己发掘兴趣和专长项目，不断尝试体验，对其运动规律达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讲究的是要学生的自主学习，学会把知识运用起来，而非被动接受。现代体育是一种需要坚持不懈不惧艰苦的活动，任何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都需要一批年轻人不断努力自强不息和积累经验。《周易•乾》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鼓励自己自觉努力向上，永不松懈。
自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支持着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境界。科技的发展带动社会的进步，我国大学现代体育教学在借鉴了西方教育模式之后的数10年，不断地自我摸索和实践，经过与传统文化的多次摩擦和整合，逐步演变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西方文化，亦或是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我国受到传统文化极大的挑战和制约，由于科举制、统一观、人学观点的影响，现代体育教育彰显出教学规定性、课程统一性和考核达标性三大基本特性。其教学的规定性在于大学体育教材类为必修课，且需在有效期固定时间内修完，从而使得学生将体育学习当成一种负担，而非心甘情愿参加课程。学校以固定分数线来考验学生的体育成绩及格率，致使现代体育教学产生质的变化。其实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经验性，也深深地影响着大学现代体育教学的成长，所谓的思维经验性是指，人脑对经验性资料进行搜索、整理、归纳、选择、分析的过程，是把大脑对事物初步形成的大致轮廓，轻易下结论的思维方式。导致体育教练缺乏科学训练、科学选才的错误训练方式，经验与科学理论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经验是一切科学理论的起点，没有经验积累也不会有科学结论，然而脱离了科学实践的经验就成了主观臆断，所以两者密不可分。
那么，是否可以在大学现代体育教学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制衡点。崇尚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它可以为现代体育教学提供良好的素材和丰富的资源，然而其中存在部分消极因素为体育观念质的转变设置了重重障碍。目前体育观念不仅受政治经济的影响，还受到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若要彻底转变现代体育教学观念，必须冲破传统文化的消极思想牢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
4结语
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范文3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室内设计 “中国风”
如今的“中国风”在各行各业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各行各业，都无不渗入些许的传统文化，吹起了这股“中国风”，我们作为华夏“龙的传人”，有义务，有必要、更有条件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吹起这股“中国风”。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当代室内设计艺术也深受影响，并且已经得到众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群众喜欢。
中国风即中国风格。它是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并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有着自身独特魅力和性格的艺术形式。而当代室内设计传统文化的“中国风”，就是运用传统中国文化元素，在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室内设计创作活动。传统文化“中国风”的室内设计应该能够做到首先是现代的，然后是中国的。这样的室内设计，其存在的生命力将会很强，而且具有延续性和普及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精髓，而中国是一个崇尚传统的国家，对后现代文化、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传统文化历史渊源，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人类思想，是各时期的精神文明的体现，例如先秦诸子百家、秦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时期文化，对当代各方面也颇受影响，也对国外“中国迷”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加上几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的积淀，在各行各业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室内设计作为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更是如此强烈。
让传统文化不再作为艺术品鉴赏，从而发挥传统文化的长处，将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是我们当代室内设计师应尽之义务。
1 室内设计基本含义
所谓室内设计，是指将人们的环境意识与审美意识相结合，从建筑内部把握空间的一项布置活动。具体地说就是指根据室内的使用性质和所处的环境，运用物质材料、工艺技术及艺术的手段，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符合人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内部空间；给使用者带来愉悦的、便于生活、工作、学习的理想居住与工作环境。可以明确的说，室内设计就是“创造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作为室内设计的目的。
室内空间设计产生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安全与温暖，创造舒适的室内居住空间。但室内设计文化往往需要注入使用者文化、身份象征、喜好特征等，因而常常具有个性鲜明而浓郁的传统特征。而具有传统文化的室内设计则是运用传统文化中国元素，对现代室内设计进行深度再创造，让其适合现代人们居住，同时在居室里赋予传统文化性质，在对其使用的同时再赋予具有传统文化的艺术审美。
2 中国传统文化三种主要思想学派
作为一名中国的室内设计师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深刻审视、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将其与当代室内设计紧密联系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美学设计理念相结合并且融入到设计中去，形成当代与传统风格并存、独树一帜的室内设计风格，才能吹好这股“中国风”，真正做到当代室内设计艺术的传统文化“中国风”的传承与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主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等等。
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2.1 儒家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崇奉是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着重注视纲常伦理关系。在建筑与居室造型特征上，体现出“天人之和”的自然亲和力。儒家的人文思想，集中体现为道德、才华和人伦，追寻儒家倡导的“修身、治国、天下平”的思想境界，以此为基础的室内设计在装饰载体上，也大受影响，比如雕刻、匾额、楹联、文房四宝等，既可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可以从内容上起到警世、自勉、点题和烘托等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对于中国传统室内设计思想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其中礼制文化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室内设计思想的发展核心。在室内设计艺术上一定要把握住儒家思想的核心，着重人文关怀，通过设计将传统文化之“中国风”完美的与当代室内设计艺术结合，体现“天人之和”的哲学理念。
2.2 道家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也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道家哲学思想是以老庄思想为核心，道法自然的思想是道家思想的精髓，已经渗透到文学和美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道家思想中的自然、和谐、宁静的思想，无论是在空间处理上还是在选材上，也深受影响，也成为当代室内设计流派中很重要的思想。在《道德经》上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道家思想在室内设计上，是以“整齐”、“对称”为准则来体现等级观念。而当代室内设计中的设计风格则受到道家的自然观影响，不再仅仅拘泥于形式，更重要的是体现每一个空间自身的价值，在使用上更加的自然、自由，从而表现出更多的方式及魅力。以道家思想的“中国风”室内设计不再讲究“单一”，在室内设计装饰点缀上，可寻求细微的变化，但设计主体上则一定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的。从而在“变化”中寻求“和谐”性的美感。
2.3 佛教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应用
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佛教的思想，佛教思想在两汉的时候流传入中国，在中国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逐步发展，并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在历代的帝王将相的推崇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统治的一部分。佛教思想注重伦理道德，讲究因果循环；佛教思想崇尚自由，清净六根、去除七情六欲，从而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最终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从而脱离世俗。佛教禅宗对于我国的传统设计也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已渗入了浓烈的佛教的审美成分，具有深厚的审美追求的内涵，最终成为审美追求的目标。
佛教倡导生活中的简约之美，在室内设计中家具的省略便是一种体现，运用如此的简约，清新设计，形成一股简朴自然的新风，建立一道独特的别致风景。这对于一个生活、工作环境紧张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更是思想上的一种解放。
在佛教构成的元素中，多以沉静色彩来表现。其中白色和深色胡桃木色搭配为主流，其他颜色也以接近自然材质的原色呈现出来。而在家具设计上，不会有太过繁复的线条构成，然而干净、利落的组合，能够让空间的属性更加明显。
3 当代室内设计的传统文化置入，与如何把握传统文化的“中国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较开放性的系统，不断地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并得到更新与拓展，它的内涵与精神则是民族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也是民族形式的灵魂的所在。在当代室内设计中把握传统文化精髓，领悟传统文化内涵，实现人与空间的协和统一，达到设计的根本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除了主要以上介绍的三大思想外，还有先秦诸子百家思想，还可以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去找寻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有琴棋书画、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中华诗词、中国戏剧、中国建筑、汉字汉语、宗教哲学、民间工艺、中华武术、地域文化、民风民俗、衣冠服饰、四大雅戏、古玩器物、饮食厨艺、传说神话、神妖鬼怪、传统音乐、中国对联、中国名山大川等，都可取材为室内设计艺术之中，力求将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室内设计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并不是孤立和对立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互动的过程，作为一名中国的室内设计师应立足于现实，合理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互相融合和整合，最终是我国的当代室内设计更加趋于完善。开拓出一条既简洁、明朗、注重功能、强调环保、减少污染、真实诚挚、形式与功能高度统一，又具有真正“中国风”的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效果追求形似，而是讲求神似的追求意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民族神韵的室内设计创作之路。
置入传统文化“中国风”，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的根源领悟起，深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把握住各种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的将传统文化置入到室内设计艺术中，才能真正的发扬传统文化，将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风”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王受之.世界当代设计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3]鲍诗度.中国环境艺术设计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范文4
关键词:数字；客家文化；传统文化
客家形成的历史，是历经艰辛的迁徙史。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逐渐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客家文化已不是纯粹的华夏汉文化了，它是华夏汉文化（即传统文化）与客家人迁徙途中所遇到的其他汉民系文化以及土著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综合体。客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子文化之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下文从客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的寓意角度谈谈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一、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认同
对客家文化具体事象中数字现象进行研究，并和传统文化进行比对，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对数字寓意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共同对数字“四”的禁忌，因为数字“四”谐音“死”。车牌、房牌或电话号码尾数含4的是令人生厌的，一般这些号码只能贱卖。对数字“七”的敬畏，共同认为“七”是一个神秘数字。在汉语中，相对与其他数字，数字“七”神秘性更大，使用范围也更广。早在《周易.复卦》中就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的说法，意思是当天道循环往复一次所需的时间为“七日”，“七”于是成为一个周期数。在传统文化中，数字“七”也经常被人所忌讳的。在给人送礼时七件或七样是不会出现的，在饭桌上七盘菜数不会上的，在挑选好日子时，逢七、十七或二十七日人们也不会挑的。另外，“七”与丧葬有关，在传统文化中尤其在客家文化的丧葬习俗中有“走七”、“四七”、“七七”、“做七”等禁忌之俗。在客家话中，凡带“七”的词都不太好，都带有一层麻烦的意思在其中。客家人对“七”的禁忌，还体现在人日节吃“七样菜”等习俗上。吃“七样菜”除了客家人利用其谐音象征来祈愿家人机灵能干、生活永远幸福之外，还隐含着客家人对数字“七”的禁忌。在传统文化中，人们自古在追求一种完整、圆满、和谐的大团圆的状态，这种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数字中的“偶数”正好具备那种完整、圆满、和谐的性质。这样，偶数不可避免地被中国人所崇尚，从大量的吉利数字多为偶数的现象中可见一斑。单数由于不具备这种性质，而倍受冷落。在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成双成对”的完满状态。对于那些孤立、不完整、不圆满的不和谐状态，人们是十分排斥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它们达到圆满、和谐的满意状态。所以，民间送礼是送“双”不送“单”的，婚庆日是不选在单日而选在双日的，待客上菜的数目也讲究上双数的等等。一句话，中国人追求“好事成双”。当然，偶数并不全是吉祥数，有些单数也被视为吉利数。客家人就深通此道，于是在传统文化中“六”、“九”这两个吉祥数字在客家地区也十分推崇。“六”作为吉祥数字的原因，它代表“顺”，酒令以及俗语都有“六六大顺”之语。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六”在客家地区也是个吉祥数，送礼、开业、庆典、婚嫁等喜庆事也以“逢六”为吉日。传统文化中，“九”除了与皇权有关的神圣意义之外，在民间由于“九”与“久”谐音，含“九”的日子就被人们视为是喜日。如，九月九日，含双“九”与“久久”谐音，寓含有“天长地久”之意，是婚嫁的好日子。客家人也对“九”十分推崇，含“九”的日子经常被人们选为办事情的好日子。
二、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重构
在传统文化里，阴阳学说自古十分盛行。根据阴阳学说，世界是由阴阳两极所构成的，一切事物都处于阴阳两极对立的状态中。如，天、男、奇数为阳；地、女、偶数为阴等等。偶数在阴阳二元论中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因此，以“二”为代表的偶数就成为人们所欢迎的数字。人们在婚事喜庆中尤其喜用双数，是取“成双成对”之意。如，婚事各项具体事物中，象婚礼现场的陈设、饰物均取双数。可在客家人眼里数字“二”并不全是吉数，在客家方言中“二”读成“匿”是含有贬意的。客家话中的 “阿二牯”、“阿二麻” 就是指愚笨之人。在粤语区中，“八”与“发”谐音。数字“8”特别受广东人喜欢，他们把“88”念成“发发”，寓意财运亨通。由于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较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对数字的嗜好影响着全国其他地方。受广东人的影响，现在对“八”的爱好已风靡全国。电话号码、车牌号、门牌号凡带有“8”的都是非常热销，很受欢迎。可在客家地区，人们对数字“八”并不推崇，很大原因是由于那句俗语“七不出，八不归”，即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回家”。再者，数字“八”在字形上有“分别”、“分离”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传统文化与客家文化中数字寓意“大同小异”。两者有着相同的数字禁忌、数字崇拜，这是主要的。两者也有对数字禁忌、数字崇拜寓意不同之处，这是次要的，这也是客家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转贴于
三、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儒家思想文化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尤其是汉民族一直以来主要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我国历代的统治阶级也都把儒家思想当作最重要统治工具之一。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日常活动以及人们平时的思想言行中都流露出儒家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客家文化很好地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突出地表现在，“崇敬祖先、重视教育以及因循守旧与锐意变革上。”客家民系是一个非常讲究“孝悌”的民系。某人对上孝敬父母、对下友爱兄弟，会受到全村人的尊敬、赞扬；反之，则会被大伙所指责、唾弃。客家人的“孝悌”精神，进一步体现在崇敬祖先上。客家人对祖先十分崇敬，每逢仲春、仲秋以及冬至日等祭祀时节和重大事件时必准时向祖先备礼设祭。客家人祭祀先祖的祠堂在客家地区遍地都是，每个家族无论大小都会有自己的祠堂。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客家人寻根崇祖的精神。另外，这种崇祖意识还表现在客家方言上。客家人对“家乡话”非常重视，甚至，有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口号。“田”指的是土地，“言”指的是以语言为代表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由于战乱等原因，客家先民被迫不断地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土地不象语言那样便于携带，于是便成了包袱、累赘。客家先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使得他们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即使占有土地，也不可能长时间的拥有。所以，客家人对土地的态度是不太看重的。共同的语言文化，是一个家族、一个民系联结在一起的牢固纽带。共同的文化语言，是客家人每到一个新迁徙地，安定、繁衍，抵御外族侵扰，加强内部团结的有力保障。“言”的种种神奇作用，使得客家先民无论走到哪，都是一个团结、强大、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群体。客家先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客家人对“言”的重视大大地超过了对“土地”的重视。例如，在客家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汉语，从客家话中可以发现古汉语在各个时期发展的痕迹，客家方言被人称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
在漫长的迁徙、侨居、聚居过程中，客家先民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生活环境并融入当地社会，不得不对其原先所拥有的古中原文化进行改动，并适当地融入当地文化的某些元素。客家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它是古中原文化与侨居地、聚居地的文化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例如，当客家先民行进到江淮流域时就对以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了有益汲取；当客家先民进驻到闽、粤、赣三角边地时对畲族文化、瑶族文化、苗族文化等为代表的土著文化进行了认同和融合；当客家人定居于赣、粤、闽三角边地时对潮汕文化、福佬文化为代表的其他汉民系文化进行了学习和借鉴，这就使得客家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采。赣、粤、闽三角边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得以相对稳定地保留下来。
数字是文字的一种，从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子。当客家先民还未向南迁徙时，他们与中原大本营的汉民族，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民族风俗还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这从数字观念上可见一斑。例如：客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崇尚偶数的倾向，认为单数是不好的、未达到完满的状态。对“四”的禁忌，对“七”的禁畏，对“六”、“九”的推崇等等。随着客家先民不断地向南迁徙，客家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化上。客家人在顽强地保持其原先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在与新的文化接触、碰撞、融合中也吸收了新的文化营养，客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是有一些异同的，我们可以从数字上得到验证。原先在传统文化中吉利数字“二”，在客家文化中并不全是吉利意义，有时含有贬意，客家人就称愚笨之人为“阿二牯”。还有大吉大利的数字“八”在客家地区，也因为俗语“七不出，八不回”等原因而并不受到推崇。
从以上对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数字现象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数字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通过数字我们看到了客家群体的迁徙史，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以及客家文化的演变过程；通过数字我们还了解了传统文化同客家文化的关系是根本与枝叶、源头与支流的关系。数字在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蓝希瑜 罗琼：《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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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思羽：《中国符号》[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范文5
【关键词】传统音乐 文化 内涵
我国传统音乐形成于早期的农耕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音乐得到传承，并且在与各民族音乐和外来音乐相互融合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是我国文明不断进步的结果。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传统音乐汇聚我国各民族个体的音乐理想和智慧，并且拥有独具一格的文化历史背景，因此可以稳定地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社会各界学者在定义传统音乐时，虽然措辞上有一定的差别，但都是殊途同归，血脉相依的。即中国传统音乐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和沉积，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历史的不断进步中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1.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及地区性差异
时代性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即在不同时期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也有所不同。我国传统音乐的产生、创新、发展都是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进步而逐渐发展和进步的。每一种类的音乐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印记、特定的文化地域作为基础和背景，以及各个民族艺术家的贡献。最终使得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的表演中释放着浓郁的历史文化色彩。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地区性差异作为其另一个显著特征，主要是表现在空间上。在相同的历史阶段，某一种音乐形式在不同的地区也会有不同的特点，即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地域性，是因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音乐只有与当地的风俗习惯、生活、文化以及宗教等相互融合才能迎合当地群众的审美观念，才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健康发展，最终同一类型的音乐分化成具有地域性的音乐品种。比如益阳文化别具一格，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楚文化气息。尤其是益阳地方传统音乐，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益阳地方音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益阳渔鼓、益阳弹词、益阳小调等曲艺形式的发祥地。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益阳地方曲艺体现了其独特的文化精神，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农村和农民密不可分。阴山山脉横跨内蒙古东西，在宽广的疆域中，各族人民引吭高唱雄浑的民歌及各种传统音乐，与辽阔的草原、雄伟的山脉、驰骋的骏马、盘旋的雄鹰、绵延的羊群，还有奔放的游牧汉子及温柔的挤奶姑娘，彼此相映成趣，成就了这里文化的恢弘、阔大，也使阴山地域蒙、汉兄弟民族的音乐文化具有了丰富厚重的特质。
2.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共性及兼容性
传统音乐文化的共性又称为共通性，这种共性表现为文化属性范围内的特性，其对于传统音乐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在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相同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传统音乐文化也具有类似的社会功能，进而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也就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得到体现。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我国民间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兼容性是指传承性以及变异性。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性表现为文化存在并且得以稳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在音乐文化的不断传承中，其本身的根基是不变的，这种音乐文化的根基使其在不断的进步中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发展。然而传统音乐文化的变异性主要是随着历史的进步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性，只有适应了时代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才能使传统音乐文化得以生存。这种文化的兼容性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真正地做到兼容才能使传统音乐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1.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中和之美
我国成功的古典哲学思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古典哲学的中心思想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根基决定了传统音乐的审美观念，并且对其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更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情感的联系，认为只有良好的修养和道德品质才能完成“平天下”的大事业，同时，儒家思想更强调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因此，人们的道德品质修养要在内心和天的结合下进行。然而道家思想更为注重自然人文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由于音乐作为人们认知世界、表达感情的一种工具，因此哲学美学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音乐美的产生和发展。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美学思想主要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主体，因此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实践角度分析，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更显著。
道家思想中的美学思想强调的是自然界的各种生物的存在和发展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法则，并且这种生存的规律都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现。道家思想中的自然是指宇宙原来的样子，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且不存在任何破坏的行为，一切都是寂静、淡泊的，正是这种平静无争的环境促使了万物的出现和生长。老庄的“大音希声”正是这样的，即在观赏美的时候，要消除一切私心杂念特别是生理的欲望，达到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无我、自由的精神状态。
儒家思想中的美学思想强调的是乐仁的相互统一，即为“和”。“和”即为乐音的和谐，乐音的统一，尽善尽美地把音乐表现出来。这种统一性使得道德和艺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统一和融合，即艺术内容在道德的影响下得到了充实，道德力量也在艺术的基础上得到了安定。
儒家和道家思想虽然在美学的表现上有所不同，但是在音乐的看法上都是一致的，即旨在表现人的艺术观念。儒家和道家的核心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审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家思想要求达到一种平静的自然境界，使中国音乐具有浓郁的阴柔之美，而儒家思想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使中国音乐具有阳刚和静之美。
2.儒家与道家思想相互融合的音乐观
儒家一直提倡“乐以载道”的处世观念和思想，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处事，并且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去，因此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的音乐被披上一层政治面纱。在儒家的思想中，音乐服务于政治、道德以及风俗习惯，并且音乐还要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的政治态度，使社会风尚迈向更高的台阶。就政治影响而言，儒家更多考虑的是人们的情感需求，即通过具有政治色彩的音乐使人们的感情得到鼓舞，惩恶扬善的观念更为深刻，从而形成一种适应时代政治风俗的社会风气。
道家思想的音乐观在构成上与儒家的音乐观形成了互补的关系。道家的音乐观具有浓郁的神学色彩，强调虚幻的感觉，给人以神秘的色彩。道教公认的思想是音乐不是用来教育人，也不是供人们娱乐用的，更不是服务于政治的一种工具，而是神充分发挥创造力的产物，是一种难以表达的独特印象。因此音乐也有“通神之船”的美称。道教的音乐表演中，表演者击打乐器的数目是有限制的，因为道教认为不同的点数所通灵的神是不一样的。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文化等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及内涵。在音乐中融入了诸多儒家和道家思想，使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饱满、更有说服力，在愉悦人们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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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范文6
【关键词】儒学；经济人；理性；人性论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最优化分析贯穿各个领域，有着极强的魅力和实证解释力，而西方经济学磅礴的理论大厦也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来的，无数经济学家不断地为其添砖加瓦，西方经济学理论日趋完善，各种流派也是百家争鸣。西方经济学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经济人假说在不断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们认为经济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统经济学的解释是对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础联系在一起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经济问题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这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影响中国经济学独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百家争鸣，但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历史渊源和影响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视图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影响时，首先选择了儒学文化作为开端。在经济利己性角度探究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融合，力求找到两者之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改善原有假设，建立适合中国的新假设体系。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文化、宗教渊源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基本假设的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残酷的原始积累，人们的经济行为基本上可以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此时显现出的是人类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现实的反映。另外，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义基础是性恶论，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义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响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论善还是恶都追求自我，这一点在众多西方著作、电影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因此，基于经济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传统“经济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利己主义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及修正
“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受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之后，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但是“经济人”假设从建立之初，就倍受怀疑，爱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但他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而这种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利己性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视。
阿玛蒂亚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sen，1987）。”该意见代表了早期批评者如美国的凯里（Carey，Hery.C.）及其追随者汤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及新历史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对人类动机作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张以“真实的人”来取代非现实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经济学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经济实践中，利己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Marshall，Alfred.）也不否认，而提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基本假设构建的进程
在中国，最初关于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影响的讨论大多作为解释每种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出现的，而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较为专门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上来认识，起于樊刚、盛洪、汪丁丁等少数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已开始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经济学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传统之区别，力图以此找到中国经济学之根（盛洪，1994），并且师徒通过比喻把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畴，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模型（盛洪，1998）；樊刚则从中国文化重人治与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较中，说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樊刚，1994）；汪丁丁把中国文化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说明与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晓玲从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体现以及西方经济学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对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进行分析（王晓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经济人假设”：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支持
（一）传统儒学的文化精髓
传统儒学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实质是一种伦理哲学，其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宽、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学形成了独具特质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时在现代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与基督教义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论；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比，儒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与西方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相比，儒家文化主张“和”为贵。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性质有着迥异的认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其行为与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冲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内容，例如博爱、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学思想与“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冲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二曰“克己复礼”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对孔子的“仁学”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而提出了“义”，认为仁是发自内心之爱，义是所以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仁义”道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在经济利益和仁义道德前要做出权衡和决策，而仁义道德对于决策结果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2、“见得思义”3奠定了义和利的关系基础，在此基础上，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经过后人的发扬，儒家的价值观基本上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当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合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指导行为，而孟子认为，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4。
据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完全对立，而儒学的“中庸”思想却是强调的整体思考，不强调对立与矛盾。孔子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对人性进行全面整体的思考，考虑经济与否时不是强调二者的对立和矛盾。
（三）儒学思想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支持
前述内容中曾提到，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渊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领导者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不是敌对关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补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爱”与基督的“博爱”、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处。
《论语·里仁》中的一段话：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述文字表明孔子并不反对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关键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须坚守“仁”的标准，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人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为了得到利欲而不顾廉耻，就会酿成大错。
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标，要在财富和“仁义”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目标在面对儒家的财富观的时候，不需要全盘否定，只需要进行必要的改善：经济人的收益应该由货币财富和精神财富两部分构成，其中货币收益即“财”，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学思想并不否定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时要兼顾财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系，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则对于“经济人”假说而言，其内容并非与传统儒家思想完全相敌对，在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说时，应该保留传统“经济人”假说中的部分内容。
四、“儒学人假说”的探索：广义利己性与新理性
（一）“广义利己性”假设的及其影响
基于上述对于儒学思想与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内容的对比分析，在儒学人论的背景下，提出“广义的利己性”假设如下：
人同时具备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会给行为人带来满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会在行为产生时转变为利己性，因此，广义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为转变而来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带来物质（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质效用可以用货币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为转变来的利己性带来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两部分效用变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为人的行为决策依据是两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损害他人利益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该行为会带来物质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为负，因此行为人是否会选择该行为取决于两种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质效用可能会强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会强一些，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行为主体作出不同决策的情况。
（二）新理性人假设
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可以辨别与区分物质和精神两部分效用的大小。经济活动中，主体目标是自身综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是货币利润带来的物质效用与生产销售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效用综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设下的利益评价体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广义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类行为决策的目标不是完全的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综合。人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会带来个人满足感的上升，增加个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的效用理论与厂商理论相结合，不论是消费者还是厂商，其收益由两部分构成：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当两者之和达到最大化时，才会达到均衡。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物质收益的评价采用效用（消费者）和货币（生产者）两种评价方法，而且两种方法分别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独立评价。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将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综合评价，需要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借助效用理论中的“货币效用”的观点和结论，可以将货币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统一表现出来，以使评价标准统一，以利于进一步关于最大化等问题的分析。鉴于篇幅的原因具体的评价方法的构建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单独论述，在此暂不赘述。
五、结束语
基于儒学“仁义”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广义利己性”假设和“新理性”假设，在满足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人的影响的同时，可以利用现有西方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将原本对于不同目标群体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评价体系和基本规律，使用现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做最小的改动满足中国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没有对具体的利益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做详细阐述，具体内容将在其他文章中单独进行阐述。随着各类相关理论的不断丰富，进而构建出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微观体系。
注释：
①出自《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②出自《论语·宪问》.
③出自《论语·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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