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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孔子儒学；政治思想；认识
孔子儒学产生的背景是顺应当时历史社会发展要求，在当时具有一定伦理思想以及治国学说，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孔子的儒学思想经过多年发展在后期有所改变，对孔子儒学思想的认识应该结合当时孔子的思想以及后来演变的儒学思想，并将这种思想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握思想的内涵及本质精神，而不是过于拘泥在一些固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具体主张和结论。
一、孔子儒学思想的特质及其现代启示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具有很强烈的时代印记的，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约束，孔子的儒学思想中不免会有许多思想在当今看来具有落后性。但是探索其思想精髓，还是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其实和借鉴意义。
（一）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现实批判精神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形成初期十分侧重于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和谐，也十分重视社会政治实践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既参与到了现实政治中，但又与现实政治不能混为一谈，而是保持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并且希望借助于道德方面的理想去转化为现实政治。研究学家认为，在孔子儒学思想中反射出的众多批判性精神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反抗，表达了人们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改革希望。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是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发，既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性的负面因素和表现进行批判，也包含了对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秩序的批判。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落后，它会一直存在影响着后世人们。
（二）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积极创新意识
孔子儒家学说中贯穿中心的有两个字：“礼”和“仁”。从这两个字中可以折射出孔子思想的创新性，虽然在孔子思想中十分推崇“周礼”，但是并没有照搬周礼的所有思想，而是将自己独到的见解融合在“周礼”中，对其进行适应社会的改造工作。
（三）孔子的政治思想注重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谐
首先，从人心性的角度看，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将所有外在的事物解决都放在了内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并引导人性朝着好的方向去转变。孔子思想中强调的“礼”与“仁”相对于当时比较严苛的法学思想对比更为重视社会制度的完善及和谐。但是孔子思想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与现代社会制度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去认识去思想的可取之处，对于F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孔子在儒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治国思想对我国目前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以及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各项社会制度中起到了积极的现代启示。
（四）孔子的政治思想强调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
孔子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思想是紧密结合的，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王者之道”，其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大同和谐社会理想。在孔子是思想中一直强调要“仁者爱人”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团结、关爱，希望天下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子在这些思想以及表达中都反映出了强烈的道德元素，这些积极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
二、在发掘孔子儒学思想中现代价值时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注意将孔子的思想传统与现代政治思想理论相结合
孔子政治思想的产生以及应用是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是历史的产物，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我国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过于放大，从而极力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及优势性，从而将两者对立起来，这种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沿用和借鉴的。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具有其强烈的时代背景及历史约束的，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因此在借鉴思想的同时应该结合现代政治思想理论，既能正确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理念也能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现代思想理念。
（二）孔子儒学思想精神永久传承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经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我国在革命期间也曾经掀起打到孔家店的热潮，但是在一定时期过去后，人们开始重新思量孔子思想所包含的进步性意义，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传统文化和思想并不能一味的全盘否定，而是吸取其中精神精华，剔除糟粕落后的思想。孔子儒学中所传达的政治思想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其中的精神和内涵仍然值得现代社会去借鉴。
三、总结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套治国之道，其中的“仁政”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时局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孔子政治思想中所涵盖的那些积极因素，会以不同的思想表现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48－02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政府推动制度变迁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强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制性地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进行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东亚的经济成长始终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在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义。东亚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企业和国家的忠则被当作孝在更大坐标上的升华。以孝为基础的忠孝合一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行为准则。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密切相关。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就其起源来讲，财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继承、维持和发展家业为基本目标，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展史。正是这种体现家族功能的独特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日本第一个在东方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财阀在战后被解散，但财阀的家族式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存在于现代日本的企业当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和“提建议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日本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使职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传统文化；和谐社会；时代内涵
[中图分类号]B3；C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7-0058-03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发展系统，它处于一种不停息的“自组织”运动之中，不断与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条件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从而使这个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保持动态平衡，相与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形态，其内在结构是伦理―政治型的，家族道德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正所谓《周易》里的“正家而天下定矣”[1]。这种内部结构，与其外部结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这种内外结构的协调性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它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对天下“定于一”[2]的真实追求，对外来文化的互化性和包容性，民族精神方面的忧患意识、实用理性，以及尊生、健动、敬群、尚德，思维方式上的重整体，任直觉，道中庸，无不与此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未曾中断过的类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内外结构的协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定结构与相应功能的高度整体性与统一性。元人刘谧这样阐述儒、佛、道三教能在中国并存的原因：“(儒教)使纲常以正，人伦以明，礼乐刑政，四达不悖，天地万物，以位以育，其有功于天下也大矣。故秦始皇欲去儒，而儒终不可去。……(道教)使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终不可除。……(佛教)使人弃华而就实，背伪而归真，……故三武之君欲灭佛，而佛终不可灭。”[3]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儒、道、佛三教在中国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可见三教得以于中华，也在于它们与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取得了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和统一。
1920年正式出版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欧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由于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将财富的积累与上帝的信念结合起来，从而在世俗生活领域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动，结果便创造了现代的商业文明。而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类似的文化动力，也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所以便长期停滞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之中[4]。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明确了文化也是一种资源和动力，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反，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5]日本史学家森岛通夫有一个颇具创见的观点，他认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纳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6]。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7]所以，今天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对马克斯・韦伯之观点的质疑，则可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着更丰富“矿藏”的文化资源。因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一、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构建和谐社会，用“和合”的思想和理念，纠正片面认识，转变极端方法，探索、寻求和选择认识事物、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和有效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早在商周之时，和合二字已见诸于甲骨文和金文，在《易经》、《尚书》中都已使用。和，在上古时期，也作“”、“”。五味调和曰“”；五音调和曰“”。说明“和”的状态不仅要让人感觉生理上的快乐，还要精神上的愉悦。合，本义是上下唇合拢，意为相合、符合。春秋时，二字并举联用，构成了和合的理论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何谓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8]是也。《国语・郑语》同时记述了周幽王时的太史史伯关于和与同的论述：“以他平他谓之和”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和实生物”，“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意思是说不同要素和因子的有机构成形成事物，它们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可见史伯的“和”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反映了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孔子强调“和为贵”[9]，他提出的“中和”就是“中庸”思想在处事方法上的具体表现。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孔子强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9]。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10]。孔子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大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墨子提倡“非攻”、“兼爱”，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他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积怨，“离散不能相和合”[12]。管子将和合并举，强调了教化的作用，“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13]。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先哲们是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了大量观察和探索后，而提出“和合”思想的，这是用中国人的智慧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促进事物发展，催发新事物产生的哲学。“和合”思想并不否定事物的矛盾、差异和斗争，而是在此前提下，将矛盾对立者的双方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破坏不同事物的共存基础，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渐进地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和事物的发展变化。不同事物都是以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鉴于以往我们在思想认识方法中，讲对立多、矛盾多，谈统一少、同一少的状况，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对矛盾的统一或同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科学地、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
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
“三纲五常”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自身必然有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对其封建糟粕进行批判和摒除后，可以发现它内含许多超越阶级和时代属性而体现、反映人类向往真善美的道德要求和处世准则，如“五常”就包含了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的道德内容。所谓“五常”，《白虎通义》说：“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仁、义、礼、智、信，是从孔子的“仁”发展而来。“仁”，从人从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亲亲”为出发点，推及“尊尊”、“孝悌”、“忠信”。而礼则是达“仁”的手段和礼仪规范。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德”，即仁义礼智。孟子的“四德”，以人性善为根基，从“四心”推演生成而来。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孟子解释“四德”，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礼，门也”。智，“知斯二者(仁义)弗去是也”[2]。仁，人应该追求和具有的高尚品格。义，即人达仁的行为规范，要从兄、敬长、先君，就要善于节制自我。礼，是人进入仁义之境的门户，即人的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是仁义外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智，其功能和作用是知仁义、通礼乐、明是非。汉以后的儒者在“四德”基础上增加了“信”，讲诚信、讲信用。孔孟在论述封建伦理道德时还使用了一系列诸如忠恕孝悌友敬节廉耻勇温良恭俭让慎直等概念和范畴，都是其核心道德观的延伸与扩展。至于行仁义，孔孟认为要外化为表现，转化为行动。而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人的主观伦理修养论和外在客观政治论这样两个彼此联系着的组成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所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汲取和吸纳传统道德中有利于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社会和谐的养料，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三、大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和重视人生要辛勤劳作、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君子所其无逸”[14]。曾子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9]。《周易》提到的自强不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最早、最权威、最深刻的阐发，而《尚书》的“无逸”和曾子的“弘毅”则是对“自强”精神的最好诠释。中国古代的先哲都强调了“自强”对一个人成就事业、一个民族兴旺发展的重要性。孔孟将君子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到一起，提倡“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提倡“修己以安人”[9]，“修己以安百姓”[9]，“杀身成仁”[9]，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的至理名言，以及他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的深刻论述，我们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弘扬“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在于顺天应势，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5]。弘扬“自强”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致的，“自强”精神应是和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正是因为蕴涵着一种绵延不绝的强大精神力量。和谐社会并不是无矛盾、无冲突的社会。和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解决矛盾、缓和冲突，使社会在动态中渐次达到一个高层次的平稳境界和和谐状态。因此，认为和谐社会就要少讲竞争甚至不讲竞争的认识是片面的。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自强”精神，将“自强”内化为我们的涵养，优化为我们的素质，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人生。当前，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生活步伐加快、物质诱惑增多、挑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强调“自强”，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值得指出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一元关系。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社会发生促进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社会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社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譬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9]；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12]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平和意识，尽管其不乏公平和谐的因素，但却会导致人们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阻力。汉朝和唐朝的鼎盛时期，尽管都曾经呈现出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显现了井然有序的特点，但它们所遵从的小富即安、排斥竞争的传统和谐思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故而不能持续。优秀传统文化要对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促进作用，就要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现代社会为根本出发点，重构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新网络。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社会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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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人性论 性恶论 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6）03-0003-02
人性论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基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人性趋恶”理论，他的人性论思想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 荀子的人性论
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继承了儒家思想并有所发展，他提倡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不同。孟子认为人们因“性善”而学习，而荀子认为人们因学习而“善”。例如，人们饿了就会想吃东西，冷了想要暖和，累了就想休息一下，这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本性。荀子性恶论主要论证了人的本性是爱好财利、多欲望的，如果这些欲望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就会导致恶的产生。他认为善是后天人为的，主要靠后天的学习及其礼义教化。
1.以自然资质为天性的性恶论
荀子主张的性恶论是道德修养方面的前提与起点。他否定了人性中以先验的道德为根据。以荀子的观点来看，人性应该是人的天然本性，是“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这是人求得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的自发欲望，属于人的本性。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自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望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所以，他认为人天生的性情是恶的。因此，如果顺应其发展，很可能会引起人们之间的争夺、杀戮，致使社会发生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在荀子看来，人都是生而自私自利的，其所以善，是后天积累学习的结果。关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著名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命题。荀子的观点认为，就人的天然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人们的后天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推崇富于道德教化的学习对改善人的品性的作用。人们通过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在这个观点上，荀子认为圣人与众人在天赋的人性上没有根本区别，但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可以改造的。
荀子强调礼义教化及使用法制对人的性情的潜移默化作用来达到“化性起伪”。为改善人性需要有礼义，礼义的原则又体现在法度的制定之中，因此荀子一般“礼法”并称。他将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使礼与法共同发挥作用。礼义必须通过加强对人们的教育，人们才能向善的方面转变，培养善的内驱力；法制则是要赏罚分明，奖励善、惩罚恶，把礼法制度化，充分发挥法律的外在强制力作用。荀子认为，礼能够防患于未然，法则在少数人超越道德底线后采用强制手段给予惩戒。所以，礼义所不能制止的一些方面还是要由法律来禁止。
二 荀子人性论的现实价值
荀子的性恶论开中国思想史上恶的理论之先河，研究分析荀子的“性恶论”，总结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对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消除社会中的一些丑恶现象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腐败与人性恶是相联系的。腐败的主体是人，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人性中天然存在着趋乐避苦、爱好财利、贪婪、懒惰等弱点，当人性的这些弱点与腐败相通，又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和限制措施时，腐败现象就会出现。当今社会中的腐败就是少数人把公共权力作为他们谋求个人私利的手段，是人性弱点在公共权力领域运用中的具体体现。
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呈现新特点，卷入腐败案件的领导干部增多。以2014年为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0000余起。近年来，查处腐败的案件数量增多，涉案人员的职位级别越来越高。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并且越来越强，与趋利意识同步增长的还有人们的感官欲望。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思想与生活方式的渗透，腐蚀了一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他们的意志和品德受到严重的影响。当这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眼睛盯着社会中各式各样的消费，面对着灯红酒绿的世界时，他们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变得唯利是图，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他们抵制不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思想防线被击垮，正常理智丧失。目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不断蔓延扩大的趋势，反腐败成为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
三 人性论对治理腐败问题的启示
当今社会中腐败问题是对人类道德的巨大挑战，从人性恶入手，认真研究人性弱点与腐败的关系，并以此寻找相应的对策，更能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
1.人性需要教育
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广大公共权力的运用者确立崇高的道德境界，增强他们思想意识中的道德约束能力，能够加固抵御腐败行为的道德防线。要使这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懂得腐败行为是违背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行为的。这些公共权力的运用者如果能够坚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腐败现象将得到有效的抑制。
2.人性需要法律监督
应当将治理腐败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司法领域，反腐败应当以科学的理性分析为基础，把腐败看作是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恶行，回到基本的人性理论，回到犯罪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规范化到制度化再到法治化，这既是历史发展和逻辑规定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程中的必然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化，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人性中存在的缺陷，建立一些合理的制度和法律，能够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能够起到对人性缺陷的制度性弥补作用，能够很好地尊重和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荀子论证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两者要同时抓，否则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要治理当今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必须认识人性中的恶，人性中的贪欲倾向需要用相应的法律制度限制和惩罚，遏制恶的发生；同时还要辅以道德教化对人们加以教育和引导，认识到人性恶的危害性，这样才能走向善的方面。德治与法治两种手段同时加强，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彻底治理腐败现象。
参考文献
[1]许璐B.荀子人性论浅析[J].青年与社会，2013（5）
[2]宋忠好.荀子的人性论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28～31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 后现代 后现代广告 后现代民族性
1.前言
近些年来，“后现代”一直是个时髦用语、前卫的表现。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审美文化走向相关的“后”概念:诸如后新时期、后殖民化、后国家、后美学等。作为社会文化反映的广告，必然与后现代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从广告的表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看，现代社会的广告在很大程度上被“后现代化”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推进与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日益频繁，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已经对中国的广告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和渗透。面对“后现代”思想对中国广告的影响，中国广告人该如何应对，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解读“后现代”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使用过“后现代”这个词。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术语才被一些思想家、艺术家意识到它在概括“现代”之后的状态所具有的叙述意义及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后现代”并非是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一个时间概念、一种文化状态、一套价值模式，是破解现代性合法化的过程，它是对现代加以批判和解构，并对现代文明进行怀疑和批判，颠覆了现代主义的中心论，改写现代主义的某种理想性和价值观，凭借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表面性对抗现代主义所宣扬的理性主义和宏大历史的叙事观。哈桑在其《走向一种后现代概念》的文章中，把形式、目的、等级、中心、确定性等归纳为现代性特点，而将游戏、反形式、无政府、过程、参与、弥散、片段性、不确定性等划归为后现代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后现代的表征为：语言消解、去除中心、非同一性、多元共生、折中主义、否定权威、专事颠覆、蔑视限制、百无禁忌、反本质主义、反权威主义、反理性主义、反本体论神学、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等。
3.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中国广告的思索
后现代主义颠覆传统和价值观，互换时间与空间的坐标，并否定“地方特色”。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广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受众沉迷于跨国广告所营造的情境之中，以西方的生活模式来设定现代化的目标，而忘了西方是在后现代的情境中。同时，中华民族由于“五四”以来的激烈反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中西冲突中传统文化的失势，使其价值判断的内在参照系统相对紊乱，不得不更多地依附于外在的参照系统。而后现代主义广告所倡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此时无疑成为了最好的参照系统，各种“消费至上”、“个体享乐”的西方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共同争夺着人们的大脑，在当今的广告创意中，越来越少地能看到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方黑芝麻糊”、“百年润发”、“孔府家酒”等在中国文化中浸泡出来的深远醇厚的优秀广告，却不断地听到关于广告中性暗示及传统颠覆的争执和讨论，广告创意日益走向一种物质化、媚俗化、低俗化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广告作为最前沿的产业，已经被纳入了西方经济霸权的一员，并在其中担负起重要作用。后现代文化中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侵入主要体现在西方广告公司对中国广告行业的行业规范、准则和执行等方面，以图达到其在思想观念、社会价值和经营规律上的控制。西方广告公司积极地争夺中国的广告市场份额，积极地推广西方的广告哲学和广告价值，力图把中国广告业纳入其全球广告市场体系，并依附于其母公司，最终实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在全球内推行其统一的生活价值观和话语的目的。而全球五大广告节对后现代主义广告的推崇迫使现代中国的广告人在面对惨痛失败的同时不得不进行着后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变，力图以西方的创意观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正一点一滴地渗透和改变现代中国广告人的广告创意和广告形式。
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在跨国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和高科技发展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广告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和市场环境，这要求中国的广告必须从全球的后现代主义中突围出来坚持在中国本土进行文化和市场的操作。重新在中国本土正确地评价对待和反思后现代主义，是当前中国广告人所应采取的积极态度。
4.中国后现代广告的未来方向
对于后现代主义广告，将其作为一种创新的创意风格无可挑剔，但若将后现代主义广告的意识形态实质引入中国却是对中国广告文化的一个不小的侵蚀。面对纷繁复杂的后现代主义背景的中国广告人更需要抹去飘在广告上的虚浮，要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作本国的特色文化，在广告的民族形式和商业利益中取得双赢的结果。具体说来，在我国的后现代广告创作中应该努力做到：
4.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后现代主义广告，以幽默、叛逆和奇思妙想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我们的生话，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性的乐观年代。同品味高尚、严谨的现代广告相比，后现代广告犹如脱开了传统枷锁的孩子一样任意展示他的年轻和灵动，这有益于我们的广告创新。但是还应该看到当前有些后现代广告中带有后现代摧毁、解构和否定性的一面。它以生冷、难以消化的文案刻意地拉开自己与传统、现实的距离，却从不打算寻求办法来停止传统和现实的“媚俗”，它以刻骨铭心的图片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却从不打算寻求办法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国广告业应当抛弃的，因为它背离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后现代广告和其他新兴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能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关系到中国后现代广告的未来命运。
4.2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后现代广告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其广告中的语言以及内容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当地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正如曹志耘指出，“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些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也制约着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道德情感都至今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必然会对后现代广告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后现代广告创作既要吸收西方后现代主义广告的创意方法和创意理念，又要防范后现代主义广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的本土广告要注重在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意源泉，以达到整合并操作本土文化资源，开拓中国后现代广告的创新思维，提升后现代广告创作价值的目的，最终创作出具有中国后现代民族性的广告作品。
4.2.1合理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观表现，包含“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内容，注重“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它对后现代广告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整套道德伦理方面的传统价值观。虽然后现代主义注重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但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后现代广告表现出非彻底的颠覆性，而是注入了传统文化的痕迹。
“仁爱”是中国广告最强有力的表现特征，中国人历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联系。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和谐、安宁、尊老爱幼、讲伦理、讲仁爱这些都可以通过人情味来表现。“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是一个中国人都再熟悉不过的广告了，这则广告在形式上改变了传统礼品广告中的子女孝敬父母的温馨场面，而采用3D人物营造出两位老人翩翩起舞的场景，更多地体现出老人的健康和活力。同时，它把一个营养品的广告转变成礼品广告，让消费者重新看待营养品和礼品的关系。脑白金广告在颠覆传统广告模式的同时还基于中国人对老人的孝道和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儒家思想。广告语巧妙地抓住了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时机，把产品塑造成为协助消费者了却心愿的情感帮衬，切合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诚信观念是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儒家讲究“仁、义、礼、治、信”这里的“信”指的就是信用，这种道德规范对后现代广告文化也有重大影响。香港集友集团的一幅印刷广告，画中采用中国传统的红底黑字方式，硕大而稳重的“诚”字与紧紧相握的双手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加上“集友银行，您忠实的朋友，携手今日、发展未来”的广告文案，诚恳之情溢于言表。美国运通银行的信用卡针对中国人做广告，使用“一诺千金”的成语为标题，有力地宣传了运通金卡的信誉与地位，也符合了中国人的心理。
4.2.2突出喜庆圆满和诚信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向上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喜庆热烈、欢乐祥和的气氛对广告表现影响至深。“百事可乐”春节期间在中国做的广告，外国人穿大红唐装，手提大红灯笼，背景是中国传统的春联，对中国受众极具视觉冲击力。尤其广告语“百事非常可乐”抓住了中国人在传统节日里追求圆满、吉祥喜庆的心理特点。像这样的以喜庆圆满形式的广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国内公司或国外公司创作的广告在创意中都不约而同带有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色，这样更能被中国的消费者所接受。
毕竟中国不同于西方，不管在意识形态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西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别，并且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也决定中国人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去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地套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模式，要保持我们特有的中国传统民族创意思维，舍去封建文化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不利因素对我们创作的潜意识的影响，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创意的灵感，并结合现代广告学和经济学等科学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后现代广告，为广告创作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使中国的后现代广告创作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与内涵，这样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广告才能在世界广告业中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1］瑞泽尔主编.后现代社会理论［M］.华厦出版社，2003.
［2］杨晓军，许舜英.意识形态与后现代广告［J］.国际广告，2001.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弟子规 人际交往 规范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70－03
原理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出生之日起，人就通过各种人际交往活动建立关系，人不能脱离他人、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美国学者卡耐基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事业能否取得成功只有15%靠他自身的能力，而85%则取决于人际关系。如何进行有效得体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很多现代人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研究和探求的焦点。在众多实践和研究的成果中，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再次受到推崇，其中《弟子规》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学校用它教育孩子，很多单位甚至是外企，将它作为员工培训的手册，以构建和谐的个人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
《弟子规》源于《论语•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讲的是孔夫子的核心思想：孝、悌、仁、爱。按照三字一句的押韵形式写成，全文360句，共1080字，对孩子的言语、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提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要求。《弟子规》原名为《训蒙文》，原著由清代学者李毓秀所撰，后由学者贾存仁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名改为《弟子规》。
现代人际交往是否有规可循，有范可依，如何才能提高现代人人际交往的水平，从而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弟子规》能给我们现代人际交往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近年来关于《弟子规》和人际交往两方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欲从先人的智慧中寻找现代人际交往的规范。
一、《弟子规》研究
（一）《弟子规》解析
随着《弟子规》日渐受欢迎，市面上各种解读本成为畅销书。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钱文忠解读弟子规》、钟茂森的《细读弟子规》、蔡礼旭的《细讲弟子规》，还有各种儿童读本数十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将《弟子规》搬上央视百家讲坛，其讲解内容已编著成书《钱文忠解读弟子规》。该书以《弟子规》原文为基础，充分融入对现实的深层次思考，穿插上百则故事和案例，讲述了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等为人处世应有的基本理念和行为规范，阐述儒家思想提倡的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和余力学文等思想对于现代人的作用，针对目前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道德危机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解决之道。蔡礼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以追求人生的幸福为起点，以社会现实为案例，讲解如何在现实当中进行明智的选择，如何孝敬父母，如何自理自立，修身立德，从而建立自己内心的和谐，得到幸福的人生。而以钟茂森博士的最新演讲整理而成的《细读弟子规》，结合自身经历逐字逐句讲解落实《弟子规》中的效用，强调个人道德品行是根基，修身修心，“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提倡“人皆可以为尧舜”。
（二）《弟子规》的当代意义
《弟子规》是汇集了儒家思想当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精髓提炼出来的做人行为规范，是儒家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重拾中华文化，学习儒家经典，用《弟子规》中“孝悌”“谨信”“泛爱众”的做人规范指导当今人们的生活，能够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规可循，树立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行，建立和睦的家庭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弟子规》受到广泛追捧，很多学校用它来教育孩子，很多单位甚至是外企，将它作为员工培训手册，举办了很多大型讲座论坛，成为广为学习和交流的典范。综合现有研究文献、一些人的学习感悟或者亲身实践，《弟子规》的现实意义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个人成长、成功的价值。《弟子规》中将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和学文等思想融入其中，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去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通过学习和实践《弟子规》，不仅能够洗涤心灵，修身立德，树立个人崇尚孝顺、仁爱、谦逊的内在品质，从行为方面，培养个人良好的人际交往规范，即如何对待父母、尊长、领导、朋友等等处世之道，成为个人立足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获取人生幸福观的最佳读本。
第二，对当代教育的价值。良好品德的培养首先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其一，在家庭教育中，《弟子规》认为父母要教育子女尽孝悌之道，就是对青少年儿童进行感恩教育，让受教育者感受别人对自己的爱，体验理解别人对自己的付出，并把报答别人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信念，这应该是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其二，父母要教育子女施仁爱之心，只有学会关心别人，才能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也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温馨与和谐；其三，要培养子女诚实守信，见贤思齐，谨言向善。这些行为规范与准则对今天的青少年仍有极好的教育意义，对改正当前青少年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大有裨益。学者张慧玲认为，《弟子规》是圣贤教育的指南，它不但适用于家庭教育，并且还适用于各阶层不同年龄的人学习和效仿。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当前的学校教育应遵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先训，加强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浅谈与大学生德育教育》中指出，当今我们在落实国家德、智、体、美、劳的教育方针时，往往以智育为先，忽视了对学生“德”的教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以分数高低论英雄，忽视了对孩子怎样做人的教育。大学生之前的学习绝大部分是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对德（即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的学习比较欠缺。大学是他们走向社会的最后一站，充分利用大学阶段的学习，为他们补上这一课是有必要的。《弟子规》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意义是要在学校的思想教育当中加强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尊重教育。
第三，对企业管理的价值。《弟子规》不但走进了校园，同时走进了企业。不少企业内部推行《弟子规》的学习和践行，用《弟子规》进行现代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探索，如广东正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汇通汇利公司、浙江春晖集团等都从《弟子规》中得到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弟子规》的孝悌、忠信等教育，能够使员工之间、员工和领导之间建立友好和睦的关系，有利于团结互助、执行和谐的企业文化；《弟子规》中的谨、信、泛爱众、亲仁、有余力学文等思想指导员工的日常行为，不但能够培养德才兼备的员工，而且以此标准为客户服务，处理企业外部关系，能够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结合现代管理学、儒学，从企业文化建设、领导伦理与社会责任、激励管理、管理沟通与组织冲突解决、核心竞争力五方面，提出“在企业中落实家道”的观点。认为，《弟子规》是基于对中国人人性的深入理解，构建的基于中国人心理行为的管理模式、工具和方法，这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弟子规》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治国安邦、兴家旺兴，弥补西方管理理论制度化、模式化的不足之处，并将较为抽象的中国儒商管理理论具体化。
第四，《弟子规》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弟子规》包含了为人子弟在家、在外、待人、处事应遵循的一切道德规范，通过学习和践行《弟子规》，实现个人幸福、家庭和睦、兄友弟恭、朋谊友信，人人都秉承“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弟子规）的思想，人人都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那么和谐社会就在眼前。刘碧珠认为德治的效用在于动员人的道德情感，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使社会成为友爱和谐的社会。人和、家和、国和是国家兴旺的前提与基础。所以，法治在于安邦，德治则在于兴邦。《弟子规》从人本管理入手，即自我管理，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对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智慧水平的改善，最大程度地克服个人私欲，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弟子规》教育是治国安邦之根本。
第五，对研究当代人际交往规范有重要的启示。在现有关于落实《弟子规》行为规范的资料中，有各地方政府部门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汇报团在全国巡回演讲五十多场的光盘和声屏之友，如《家和万事兴》《家庭百科》《道德的力量》等书刊，即实践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或者讲述的学习《弟子规》后自身改变及家庭和谐的心得，很多事例催人泪下，很多故事令人反省。这些实践的案例对于研究当代人际交往规范有重要的启示。
二、人际交往研究
（一）人际交往的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词条“人际”释为“人与人之间”，词条“交往”释为“互相来往”。人们普遍认为“人际交往”属于心理学范畴，注重交往的心理状态和建立的心理联系。
邓卓明认为，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接触，从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包括动态和静态的两种含义。动态的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物质和非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即通常意义上的人际交往；静态的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即人际关系。
从社会学角度看，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马克思认为人际交往在本质上是社会交往。薛振田认为，“人际交往是人们运用一定的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以求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吴远认为，“人际交往就是交往主体在一定的情境和条件下，通过某些交往行为，作用于交往对象，从而达到人际交往的效果。其中包含了人际交往的五个要素：交往主体、交往条件、交往情境、交往行为和交往对象。”
综合以往研究者对人际交往的界定，人际交往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是一种信息沟通方式；是一种满足心理需要的过程；是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表现。
（二）现代人际交往规范
21世纪是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社会的特点是不仅变化速度快，而且呈现市场化、服务的专业化，社会的巨大变革对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现代人，行为交往方式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人际交往是否有规可循，有范可依？在学界此答案是肯定的。张向东博士认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适合于自己特点的规范和礼俗，沿袭多年，经久不衰。随着现代化信息社会的到来，人际交往日趋频繁，它已不限于本民族和社区之内，在空间和地域上有极大超越。我们迫切要求建立世界通用人际交往规范，以促进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好往来。”张向东博士结合中国传统礼仪，总结出人际交往的基本规范有以下四点：1.热情、礼貌；2.诚实、信用，即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信；3.尊重和理性；4.利他和团结，它们既决定着交往的动机，也直接影响其结局。而贾士祥认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是温、良、恭、俭、让。温，即和厚，指为人性情温和而敦厚；良，易直也，指要做一个和易、正直的人；恭，庄静也，即庄重而不轻浮，敬重而不傲慢；俭，节制也，意为约束、限制、节制，指在人际交往中，能够对自己的情绪、感情和欲望加以约束，限制和节制，而不是事事以我为中心，为所欲为，傲慢无度。刘桂凤认为：正确、规范的人际交往就应该奉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正、服务群众、贡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文明礼貌、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论墨子伦理思想的人际交往原则》一文讲述了墨子以“兼爱”“非攻”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原则：一是平等相爱原则；二是互利互惠原则；三是宽容大量原则；四是守信重诺原则。周向军在《人际关系学》一书中将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十一条，一是择善原则，二是调衡原则，三是积极原则，四是真诚原则，五是理解原则，六是守信原则，七为人道原则，八是平等原则，九是互利原则，十是相容原则，十一是文明原则。
此外，很多讲述人际交往艺术、技巧的文章和书籍里也涉及一些现代人际交往规范，比如在熊宗谊的《与人共舞》中讲求爱是相处的艺术。凡事有度；《卡耐基处世的艺术》中所讲真诚、尊重、赞美、爱等其实也都涉及现代人际交往的一些基本规范。但这些资料书籍中所讲仅在技巧层面，并没有形成规范的层面。
三、《弟子规》为现代人际交往规范提供借鉴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如下一些问题：
其一，近几年，虽然社会上掀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弟子规》的热潮，人们日渐认识到《弟子规》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但是对《弟子规》的研究文献当中，感性的文章比较多，如学习感言、社会观察随笔、采访文章等，学理性的研究寥寥可数，所以《弟子规》有哪些现实意义和价值，如何发扬和运用《弟子规》中的精髓有待学术界做更深层次的研究讨论。
其次，关于人际交往规范的文献，虽然古代早有学者论述，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进入科技迅猛发展的变革时代，对于当代人际交往规范的研究文献不仅比较少，而且阐述比较笼统和零散，没有具体说明人在所处的五伦关系中，每一个角色应如何扮演，其行为依据什么规范才能承担起该角色的职责；更没有详细叙述人在扮演不同角色时，应如何交流与沟通，即双方交往时遵守什么规则可使双方的关系更和谐、更融洽。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人自身的和谐、家庭的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总之，人际交往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与沟通的过程，简言之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或者非语言系统进行接触、表达、沟通、交流、情感抒发，从而建立相应人际关系的过程。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人际交往的规范，并以《弟子规》中描述的为人子在家、在外、待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为例，进一步探索现代人际友好交往的法则，不仅有利于传承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而且对推进文化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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