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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缺陷范文1
关键词：法律；古代；儒家思想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供后人考证研究，启人深思。在研究历朝历代能否长治久安，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国家的发展与当时的法治情况是分不开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是当统一中国之后，沉重的酷刑已经让整片国土充满了暴力，血腥之气，于是，，秦朝历经二世便飞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后，汉朝虚心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将法律做了重要的改革，将儒家思想倡导的“仁”和“礼”融入了当时的法律，从此，开启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先河。又经过晋魏南北朝，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几次将法律儒家化发展强化，从此法律儒家化便在我国的国土上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影响了每个人民百姓的伦理道德规范。
一、秦朝苛政为我国法律儒家化奠定基础
商鞅是我国秦朝著名的法家带头人，在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改革便是颁布法律，施以轻罪重刑，在当时，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于是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为我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
秦朝的严苛法治虽然在战争时期让秦迅速走向了强盛，秦朝能成为诸国混战最后统一我国最终的胜利者，法治力量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天下统一，秦朝那只适用于战争时期，专门为战争服务的法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战争过后人民百姓渴望安定和谐，仍然采用以前严苛的法律，残暴的统治，注定使秦朝走向灭亡。
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高速发展
汉朝在经过前期以道家为主的修养，慢慢从战乱的破坏中缓和过来，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已经开始觉察无为而治的法治思想已经不再能适应逐步强大的汉朝了。因此，汉武帝刘彻开始采纳董仲舒的以德为主，以邢为辅的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仁和礼的教化为主来，再用刑法以辅助，从这以后，法治思想就和儒家的思想紧密的结合。
汉朝用儒家的礼义教化与法治的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刑法的不断减轻，刑罚的宽容化。在汉景帝时期就大大的减少了笞刑、肉刑等酷刑使用。此外，刑法的不断宽容化还体现在礼义的介入，尊老爱幼的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这都是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尊老爱幼、衿恤老幼”的影响，武帝还曾经向古稀老人授予王杖表示尊重，王杖是皇权的象征，象征着老人在汉朝地位的变化。在当时，刑法上还规定如果有对老人不尊重，辱骂殴打者，以重罪论处，部分老人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
最后，在汉朝时期的“春秋决狱”也充分的凸显出了当时的刑法宽容化，这也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德”的精神。“春秋决狱”指的是在当时，公开审理案件的时候当遇到争执，而对此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候或者即便有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不符合儒家的经典《春秋》的思想的时候，就以《春秋》作为这个案件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春秋决狱”也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运用“春秋决狱”处理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条款，而且管理层也不可能对于儒家的经典完全的掌握，所以经常会出现人的主观意愿而来带的法治的随意性，例如两起案件相同而所判定的罪不同的现象，也容易滋生官宦大臣的腐败等。但是，总而言之，在汉朝，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作为判定案件的主要依据，这个地位已经很明显了，说明儒家的经典《春秋》已经能凌驾于当时的律法之上，而律法作为刑罚的辅助。而且融入法制领域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了，已经是法律的儒家化又重新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了。
三、唐代仁政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顶峰
在历经了隋朝君王的暴戾无道，唐太宗李世民也深刻的体会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世道理，因此他广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唐太宗自己也清楚要想巩固政权，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法治才能使国家安定、和谐，因此法律的儒家化就是最好的做法。因此在其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安人宁国，让百姓久安。因此将法律儒家化便是其最佳的选择。在中国古代法治儒家化中的法律作品《唐律疏议》就在当时诞生了，“依礼制律，引礼入律”的唐朝律法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也让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发展到巅峰时期。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儒家化有下面几点体现：一是，《唐律疏议》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巩固和维护，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的旧贵族，因此在儒家发展初期，他的思想就对封建的统治阶级有着维护的内在含义。在唐朝的法律中，正好将儒家的这点思想与当时的《唐律疏议》这部唐朝律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二是，在《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用“仁”的思想来实施仁政。前文说到在汉朝已经出现了法治融入了尊老爱幼，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唐朝的法律在这基础上对里面的条文进一步细化，对老弱病残都有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更加使得唐律走向文明化。三是，《唐律疏议》对于重刑的罪犯也有了限制和减免条款。《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社会法治著作中关于死刑的条款最少的一部，另外还有流刑、徒刑等重刑条款应该有最高刑期，这相比于封建社会前期几个朝代的酷刑，简直是天壤之别。从这点可以看出，唐朝《唐律疏议》这部法律对于重刑法的限制也是充满了儒家“仁”的思想。
四、儒家思想对现代法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的缺陷范文2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追溯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政策的因素，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其所涉及的关于职业道德的一些内容和要求，比如要求领导者要带头率先示范、刚正廉洁、诚实守信等，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对推进现代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要求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道德在教育体系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闪烁着现代光芒，尤其是关于职业道德相关要求。
（一）遵纪守法
儒家历来都强调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严格遵纪守法，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对此，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邓禹是汉武帝建立大汉王朝的重要功臣之一，后被封为高密侯，位高权重。尽管如此，他还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要求，强调子孙的法纪教育。 “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 。”\[2\]616历史对此评价是“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而其后代也严格遵守其教导，并延续了数代，结果造就了“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东京莫与为比。” \[2\]619
(二)廉洁刚正
东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震，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又博览群书，被誉为“关西孔子”，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官职。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为官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生活上艰苦朴素，出门从不坐轿子，坚持步行，子孙经常食野菜。他的子孙们深受这种廉洁刚正的作风的影响，都以他的作风为榜样，传习数代。他的很多做法在当时并未被理解，一些同僚曾劝他应该多为子孙购置产业，他却认为：“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2\]619后来，虽然他因上疏批评中常侍樊丰等人，被诬陷罢官后自杀。但是，他廉洁刚正的作风给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以身作则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汉代儒家十分强调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如陆贾就十分强调当权者要以身作则，他认为统治者在品德方面的一言一行，对老百姓的德行会产生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指出：“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故其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母后，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王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着，莫不仿之。” \[3\]陆贾认为，当权者坏的作为、不良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当权者应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坚持为政以德，以促进社会风气的优化。纪武昌，喻长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四)言行一致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说教层面上，要通过各种具体实践将其展现出来，用道德行为来检验教育的效果。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主张“知行合一”，特别强调要躬行实践。他们认为躬行是内在道德品质在具体行为中的体现。通过实践，最终达到“道术兼修、内圣外王”的境界。因此汉代儒家士人非常重视自我修身和自我道德实践，主张在道德实践方面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些对我们如何提供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对诸多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让受教育者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首先，我们在制定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时，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要求，因人而异，要使教育具有可行性，尽量避免那些抽象的假、大、空的内容。其次，还要采用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考察方式，不能单纯根据其言语或文字描述衡量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德高低，而要将言行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二、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
在《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一文中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敬业爱岗和服务质量意识，养成既讲竞争进取、又讲团结合作的风气。” \[4\]
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建设，比如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
(一)坚持依法治国，主动学法守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绝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践踏民意的行为，一经发现必将严惩。当前有些人认为违法乱纪能够捞到好处，不惜铤而走险，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那些最终受到法律严惩的人，最初都毫无例外地怀有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处，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正义的宣判来临之际，才开始悔恨、自责，但悔之晚矣，只能警示后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涌进，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的学习，忘记了党的宗旨，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置之脑后。放任不良思想侵蚀自我，享乐主义、弄权思想尘嚣甚上。他们将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阿谀奉承，放弃原则，为所欲为，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建构终生学习型社会，我们也应顺应时展的要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知识，夯实自我本职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等理论知识。尤其要结合纪律教育学习，切实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讲操守、重品行，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东西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涉足，能够抵制各个方面的诱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做到权为民作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确保权力在服务人民、服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三)领导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
2012年3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他强调，领导干部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 ①反观当前有些领导者对下属、对别人，严格要求，强调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制定出若干规章制度约束他人,要求他人严格遵守,而把自己游离于这些制度之外，有时甚至带头破坏相关管理制度。长此以往，各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领导者无威信，没有号召力，不良社会风气滋生，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作为领导或管理者在严格要求别人前，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只有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方可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四）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
现阶段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与汉代儒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教育相比，本质不同。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借鉴并加以吸收的，我们应积极使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现现代化和时代性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实现良好的融合，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现代化之路。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职业规范的要求，吸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中的关于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部分，比如关于刚正廉洁、淡泊名利等要求，将其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将其合理的内容纳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系，丰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内容。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效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优化社会主义职业规范道德教育方法。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得以增强等，其优势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是难以克服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导致市场主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国家、集体的利益，诸如此类的弊端正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我国市场积极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也可以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积极促进良好社会职业道德的形成，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职业道德体系。
总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坚持用的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吸收并加以转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用。对反映封建专制需求、糟粕的、与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我们要坚决的予以抵制，深入地批判。在批判中借鉴，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07.
[2\] 范 晔.邓禹传附孙骘传\[M\]//范 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
儒家思想的缺陷范文3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指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处于基本和核心地位，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者看待、处理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实践路径就是为了实现其价值目标所主张的基本途径；表现形式就是他们认为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反映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的具体制度规定和道德规范及有关的具体行为。如“克己复礼为仁”，其中的“仁”就是价值取向，“克己”是途径，“礼”是“仁”的表现形式，具体指的就是西周时期“礼制”、“礼仪”的种种规定和规范。按照这一方法进行，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属于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第一，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自从人类成为智识动物后，对人自身、人与神、人与的关系便进行着不断的思索与探讨，不同类型的文化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回答。在近代人文社会出现之前，只有中国文化对人的现实价值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比如，基 督教、佛 教都主张人们放弃现实世界的利益去追求虚无飘渺的天国世界、佛性世界，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在不同时期其程度有很大区别），而在中国，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充分地肯定了人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 中国古代的“天命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看成是上天安排的结果，是老天爷意志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与宗 教的上帝创世论有相似之处，但与其他文化中的上帝却有着重要的区别。其表现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天”虽然也有神的含意和成分，但它更多更主要地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我们今天讲的自然、自然界的客观。如孔子就明确地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思就是说，上天是用诸四季的更替、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等行为来表示它的存在和意志。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天命论”的出发点和归缩并不是要人们去追求天国世界，为“天”献身和殉道（像其他文化中的宗 教所宣扬的那样），而是借助“天”来证明在现实世界行为的合理性和按照天的意志即客观规律办事，达到天为人服务的目的，天生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使人有生存的条件，“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
第二，主张顺应和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对人类的本性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的文化也有着巨大的区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类的本性没有采取咀咒式的态度，而是在肯定和承认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对人的欲望予以合理的满足。如对“性”的问题，儒家认为 “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们的这种“大欲”应该得到合理的满足。对此，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最为精彩。孟子劝齐宣王推行王政，齐宣王担心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不能推行王政。孟子认为，如果齐宣王能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让老百姓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就是王道的表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 因为这一原因，在以往几千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中国人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直到唐朝时，寡妇改嫁都被看作是正常的。只是到宋代兴起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才由开放转向封闭，对“性”才有了种种的不合理禁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基本价值倾向上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多种文化中，都有过对作为人的本性的“性”进行否定和咀咒式的倾向，如有的文化中的“原罪说”就是其表现之一。
第三，“仁者爱人”，包含着对人们基本权利承认和肯定的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的基本涵义有：（1）家族成员间的亲善关系。孔子解释仁的根本涵义时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就是指子女要尊敬、顺从父母、长辈；悌就是弟对兄要恭顺。反过来，父母对子女必须慈爱，兄对弟要友善和爱护。孔子认为这是“仁”的出发点，因为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其他人的。（2）“泛爱众” 、“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具体表现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他人有理解、宽容的态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果有能力应该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仁者爱人”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与民同忧，与民同乐，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省刑罚，薄税敛”，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深耕易耨；老百姓所要求的，设法满足他们；不想要的，不要强制他们接受，“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些涵义，归纳和概括起来就是人们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它是儒家思想家所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或价值取向，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价值原则或取向的具体形式是有区别的。
儒家思想的缺陷范文4
[关键词]《齐民要术》自序儒家思想论从史出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010105
对试题答案的科学解析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命题意图，帮助学生弥补知识及能力的盲点和缺陷，从而提高学生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然而，如果解析不到位、不清楚，反而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问题的判断，增加题目解答的难度，甚至会使学生原本已掌握的知识点模糊并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下面，笔者就以2014年高考天津文综卷历史第2题的部分答案解析为例与大家共同商榷。
《齐民要术》自序：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这段话主要强调（）
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B.改进生产工具的意义
C.历法与农业的关系D.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此题难度系数为0.55-0.41，属于中等试题，主要考查学生获取材料信息的能力。该题以《齐民要术》自序中的一段话为切入点，旨在考查考生论从史出、正确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对选择项ABCD的分析、筛选、对比、排除等技巧，能够得出正确答案为A。但是事实上，大部分学生却无法从这段材料中直接概括出结论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或仍旧对A选项不理解，认为材料主要强调的是从上古以来一直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而“儒家”对农业的重视仅仅在“《诗》《书》所述”中有所表述，只是材料表述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学生并没有正确获取和解读材料中的完整信息，没有做到真正的“论从史出”。而对于该题的解析，笔者认为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切中要害、解答学生的疑惑。以下是网上几种对该题的答案解析。
解析1：从材料可以看出，上古的神农氏、尧舜禹以及后来的殷周，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这在儒家的经书《诗》与《书》中都有体现。这说明重视农业这一思想古已有之，儒家加以继承与发展。B、C 材料并没有体现，D 只是一个侧面。故应选 A。解析2：从题干材料中的“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的信息表明了神农、尧等对农业的重视，而儒家非常尊崇神农、尧、舜之道，而《诗》《书》又是儒家的经典，从而说明儒家对农业的重视。故答案为A。材料中虽然有改进生产工具的信息，但是改进工具是为了发展农业，是对农业重视的体现，显然B项不如A项全面，排除B。所给材料没有涉及历法，排除C。所给材料也没有涉及D项内容，排除D。解析3：从材料中可以看出作者意在指出农业的重要，另外还提到《诗》《书》这些儒家经典，故而选A。材料中的史实名词往往是重点，看到史实我们不应当只想到是什么，更应想到这一史实与哪些大方向、大背景有关，例如《诗》《书》代表儒家文化。另外，答案要对材料全面总结概括，所以不仅要答出农业，还要有儒家。
以上解析能够帮助学生总结得出材料意在表明古代对农业的重视，并能联系儒家经典《诗》《书》进行分析，但亦没有完整领会材料内容和命题意图，所得结论并不能使人完全折服。
儒家思想的缺陷范文5
【关键词】董仲舒；德主刑辅；春秋决狱
一、“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思想渊源
“德治”是儒学的主要宗旨，而“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但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对“德主刑辅”的主张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观点，成为了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的渊源。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首次提倡“德治”，但是其所主张的“德治”并不排除刑罚的适用，只是他主张刑罚不应当公开。刑罚的适用应当由奴隶主贵族按照“礼”的规定，对通过教化而仍不能阻止其犯罪者处以刑罚，此乃孔子之“德主刑辅”。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且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是第一个认识到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他强调“仁政”，德教要以保证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为前提，如果不能保证他们的生路，他们就是反抗，威胁君主的统治，而此时的教化刑罚都是没有用的。孟子的这种思想成为董仲舒思想的先导。
荀子生活的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已经形成，荀子吸收了前期法学的法治思想，纳法入儒，把“法”看成治国不可缺少的手段。他说：“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有时，他还把礼、法、刑相提并论。比如“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君明法，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荀子・成相》）荀子从“明德慎罚”思想出发，主张“先德而后刑”，他认为，只有在“厚德音”、明“礼义”的基础上使用刑罚，刑罚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荀子的法律思想和孔孟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他强调刑罚的作用。
董仲舒正是在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之后，再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重新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
二、“德主刑辅”中“德”与“刑”之关系
在“德”与“刑”这两种不同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方式上，董仲舒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先“德”而后“刑”。他说：“刑者，德之辅”（《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春秋繁露・精华》）。
（1）“德”为主
董仲舒所主张的“德”，主要是指“仁德”，礼义教化。他特别强调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亦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天人三策》）。他把礼乐教化比作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之堤防，认为礼乐教化之堤防一毁，刑罚即使再重也难奏效；只有施行教化，才能使臣民的行动符合统治者的要求。
教化的作用大大不同于刑罚，刑罚是通过肉体、精神的痛苦来威摄被统治者。教化不是制裁犯罪者，而是防止犯罪。礼义教化就是教育人们要“守制”，在人们还没有犯罪或者起心想犯罪之时，起到阻止和预防的作用。
董仲舒所主张的教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被统治者安于统治，不会起来反抗封建统治。统治者对学说的采纳往往是看其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正是因为董仲舒所主张的礼义教化在于使人们安于统治，阻止和预防人们犯罪，对国家之稳定、发展和强大，尤其是中央集权具有重大作用，符合了汉武帝的“胃口”，因而被汉武帝所采纳。
（2）“刑”为辅
董仲舒在强调礼义教化的同时，也重视刑罚的作用，对于敢干起来反抗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农民，他是不怕用刑的。“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令司徒诛其率正。”（《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刑”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代表一种暴力统治的方法，而且他的思想还带有尊德卑刑的倾向。《春秋繁露・天道无二》云：“阳之出，常县子前而任岁事；阴之出，常县于后而守空虚・・…天之任阳而远明，好德而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了阳尊阴卑》篇又云：“阳、夭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决，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象这种“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的思想，表现出董仲舒“尊德而卑刑”的态度。
董仲舒并没有否认“刑”的作用，其所考虑的是如何使用“刑”，如何使之更符合“德政”，因而他主张赏罚适时、适度。“秋后问斩”就是最大的见证。
三、“春秋决狱”与“德主刑辅”之关系
《春秋》是孔子所作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本来是儒家的一部经书。但在西汉时期由于儒家思想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春秋》对政治、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春秋决狱”，就是以《春秋》的内容和精神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
“春秋决狱”的实质就是运用儒家“德主刑辅”的基本思想，按照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司法实践活动和诉讼活动。这样的做法，不仅保持了原来的法律制度不变，而且给法律的无情制裁上了一层伦理道德的色彩。可以说，“春秋决狱”乃是执行“德主刑辅”政策的重要措施。通过对具体案件运用儒家经典进行审理，不仅保持了法律制度的尊严性，同时又对人进行礼义教化，使儒家思想进而更广泛的传播。
“春秋决狱”不仅是执行儒家“德主刑辅”政策的重要措施，而且因为其适应了汉朝统治者的需要，再加上汉武帝和董仲舒的鼓吹，“春秋决狱”风行一时，成为判决案件的主要依据和方法。
“春秋决狱”的风行，要求广大狱吏学习儒家经书，这样提高了狱吏的个人文化素质，对案件的审理也更体现理性与合理。并且，“春秋决狱”更多地从亲属相爱、相怜的角度考虑犯罪者的动机，重视对其的礼义教化，克服了秦律的残酷性，不仅弥补了当时法律的缺陷，而且更加有利于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秩序，更有利于封建统治。
从“春秋决狱”判的案子来看，“春秋决狱”大大体现了儒家轻刑省罚的思想，更加体现了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四、结语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促使西汉法律制度中礼义教化的作用大大增强，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又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德主刑辅”原则指导下的司法实践，轻法省刑、德治与教化并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发严刑峻法的局面，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德主刑辅”的思想在西汉确立后，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它强调立法必须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同时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具有促进作用。
总之，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当时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对当今中国的法律建设不无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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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儒家思想的缺陷范文6
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东南亚岛国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极为艰辛曲折。在新加坡的奇迹式发展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培养“新加坡人”为目标的国民道德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在中西文明的取舍中构建起以渗透到学生日常生活为导向、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的中小学德育体系，新加坡中小学德育无疑为我国中小学德育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一个生动具体、可资借鉴的案例。
关 键 词
新加坡；新加坡人；中小学；生活；德育
新加坡独立后从一个贫瘠的岛国逐渐发展到今天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经济迅速发展、政府廉洁高效、政局稳定、国泰民安、城市绿化保洁效果显著。在这种奇迹式的发展历程背后，新加坡国民教育中普遍实施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兼容中西文明的道德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民思想道德素质高闻名世界”[1]。新加坡中小学德育卓有成效，爱国主义深入人心，据 1992 年 11 国世界青年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新加坡青年愿意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其比例排在被调查的11 国青年的首位。[2]
一、德育目标：培养“新加坡人”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青少年阶段作为童年到成年的转折时期，是一个人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对人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仅是由于“这个时期所接触的东西留给他的印象最深刻，一直保留在心灵和生命的最深处”[3]，还在于个体在这个阶段会进一步将需要、情感、能力、目标、价值观等个性特质整合为统一的自我人格发展框架，建立起自我同一性，这一时期所受的道德教育对于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然而，人的一生同时又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道德教育作为贯穿人一生的教育，并非只是学校的责任，而理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中小学德育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青少年阶段的学校教育中，应该贯穿人一生成长的所有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教育以及其他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学校教育、媒体宣传、大众舆论等，这些将为人的一生成长指明不断努力的方向。
建立起与日常社会生活相关联的中小学德育，首先需要基于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真正遭遇到的道德困境，有针对性地鼓励、引导他们达到既能够提升其解决现实困境的各种能力，又能够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道德行为选择。因此，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中，能建立起一个可以促进社会各阶层民众个人生活经验连续不断发展，又为广大民众所普遍认可，同时具有鲜明本国特色的普适道德标准非常重要，“只有当个体亲自欣赏他为之而努力的目的，并满腔热情和饶有兴趣地为这些目的而工作时，个体才是在身体力行道德生活”[4]，这不仅适用于成年人，同样也适用于青少年。
培养“新加坡人”不仅是新加坡中小学的德育目标，同时也是贯穿每个新加坡公民一生的德育目标。其中“做人”是基础――通过实施道德教育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经过自身的意志努力，以自己的各种行为表现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所有新加坡人所共享的道德目标。
中小学阶段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培养“新加坡人”主要有个人行为、社会责任和效忠国家三个方面的目标，遵循青少年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康的人，再拓展开来使他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以东方美德抵御抗拒西方颓废思想和腐朽精神，尊重家人，同周围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社会做出贡献，对国家忠于职守。
中小W德育目标在不同年级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小学阶段侧重“个人行为”――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培养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和卫生习惯以引导学生适应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形成优良道德品质，并拓展到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中学阶段则侧重于“社会责任和效忠国家”――培养对社会和国家应尽的义务。中学阶段不同年级主要从“异中求同”“共同意识”“个人修养”“吾爱吾家”“人际和谐”“成为好公民”五个方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和与他人合作的各种能力，以实现促进对文化与宗教的了解、发扬社区的精神、培养品格与发挥个人的潜能、肯定家庭生活的意义、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发扬献身国家建设的精神等德育目的。
根据不同阶段青少年成长的需要，新加坡中小学德育所制定的不同年级道德教育具体目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成功地帮助学生树立起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
二、德育内容：儒家思想根基融合中西文明
中小学道德教育不是孤立的、死板的知识传授，只有引导青少年从日常生活出发真正学会思考判断，他才会对通过自身思考判断所获得的结论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新加坡中小学德育虽然也有专门的教材，但却不把道德作为一种知识来灌输，没有各种道德名词的抽象概念定义和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禁令规则，也没有与学生日常生活无关联的空洞道德说教。学校德育走进生活中，真正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入手，突破德育学科教学的局限，在不同学科教学中设置情景让学生去思考和讨论，所有学科教学和学生活动全部渗透了德育内容，并延伸到家庭教育和社会生活中，在全社会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宣传，使德育内容渗透于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中。
（一）儒家伦理
尽管在新加坡华裔占绝大多数，但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传统美德受到忽视，“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唯我独尊思想已使部分新加坡人变得贪图逸乐，凡事只顾自己”[5]，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对于青年人的腐蚀令人深感忧虑，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整个社会面临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家庭观念淡漠、人际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给国家未来发展带来极坏的影响。由此，促使了人们对于国民道德教育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为了抵御西方消极影响，新加坡开始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大力提倡传统东方儒家伦理，以期通过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成功建立起自我认同感，防止过度西化，在中小学关键时期发展起良好的自我同一性。李光耀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自我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回顾他带领新加坡从建国初期的困境中曲折发展的过程，其现身说法指出：“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6]
新加坡将100多个宣扬东方美德的传统故事编成学校教科书《儒家伦理》，成为世界上首次将儒家伦理编成教科书的国家。当然传统儒家思想中有不符合时展潮流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本身就提倡独立思考，主张要有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新加坡学校教育主要吸取了儒家有关理想人格培养中个人道德行为相关的内容，摒弃了政治思想中封建糟粕之物。
事实证明，新加坡中小学实施儒家伦理教育效果良好，对于华人社会自我认同、增强凝聚力产生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二）五大价值观和新加坡精神
随着时代的发展，尽管儒家伦理教育对于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儒家伦理教育也不能墨守成规，还需要不断针对社会上涌现出的新问题、新情况，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教育内容。
1990年，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新加坡国会提出并通过了为全体新加坡人认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为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同时，新加坡政府又将儒家伦理教育纳入到新加坡的文化再生运动中，重构道德复兴时期独立的新加坡精神――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政奉公，讲求效率。
1991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以“五大共同价值观”课程正式取代“儒家伦理”，五大道德价值观教育和新加坡精神作为全体公民所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成为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新加坡教育部据此制订了中学教育的五大道德价值观：国家利益高于社区利益，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支持社会、尊重个人；珍视团结、防止冲突；实现种族和宗教平等和睦。“五大价值观”教育中以国家至上原则为核心，不仅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同时也是建国后新加坡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保障，李光耀曾明确提出：“虽然民主与人权都是可贵的意念，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
学校将“五大价值观”教育寓于所有学科的教学中。除了专门的德育课之外，新加坡学校教育还在语文、地理、音乐、历史等科目教学中向学生充分展示华人的传统节日及其内涵、各种传统礼仪风俗、浓厚的家族观念，等等。此外，学校还通过组织学生参观社会发展成就展、参加社会上举办的“礼貌运动月”“敬老周”“家庭日”“睦邻周”“礼貌周”等各项活动。为了使学生走进社会，了解社会和国家，养成服务社会和国家的奉献精神，新加坡中小学还专门实施了一项学生社区服务项目，包括六方面的活动：（1）“好朋友”计划；（2）关怀与分享计划；（3）负起校内的领导责任；（4）到福利收养所和儿童组织服务；（5）清洁环境计划；（6）临时服务，如春节慰问活动、慈善乐捐活动等。[7]
通过上述学校教育和组织活动，真正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儒家思想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内涵，感受到国家昌盛给每个人带来的幸福，激发他们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责任意识。
三、德育途径：道德规范与道德判断相辅相成
在学校德育中，诸如过程、实践、途径以及策略等德育得以实现的形式方面，比德育内容本身更为重要。学生最终的道德发展取决于他对如何行动做出判断的能力和采取这种行为的理由，而不是他掌握了多少有关道德的知识。新加坡中小学德育在方法上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和抉择能力，将东方传统的“由己及人”的移情模式与西方思维推理和判断能力培养结合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事实上，新加坡中小学在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之初，由于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编写此类教材，经验不足，导致学术性偏重，不太吸引学生。面对这种情况，教师们尽量在教学过程中联系学生日常生活所需，创设情景让学生主动体验、思考和判断，给学习的过程增添了生活情趣，有助于道德教育内化为学生的自主行为。教师艺术化的德育方式成为中小学儒家伦理德育后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比如，教授儒家伦理中《孔融让梨》，教师介绍这一典故的大致内容之后，让学生设计表演交替来扮演孔融和得梨者，以分别体会孔融让梨的心情与行为动机，以及对方得到梨的心情和感受。然后，再让学生进行辩论“孔融是否应该让梨”，不同环节教师创设出两难道德情景，引导学生针对具体情况进一步展开分析、判断，确定自己行为的各种依据，并准备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接下来教师再引导学生将自己行为的道德依据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不断激发学生自我完善意识，使他们最终成长为心中有他人、关爱周围人、有社会责任感、目光远大的人。
随着德育教学方法的不断完善，新加坡中小学德育逐渐形成了兼具东西方之长，w现出鲜明新加坡特色的文化传递法、设身处地考虑法、价值澄清法和道德认知发展法等常用方法。此外，新加坡还重视升旗仪式、校内清洁、植树运动、尊老敬贤活动、文明礼貌活动等多种多样的校内外活动，将家庭、社会和学校德育连成一体，真正落实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
中小学德育是世界各国发展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当一个国家陷入道德危机时，就像杜威所言，人们就会将社会生活的道德缺陷与盛行的社会道德准则和公民在中小学内外所接受抑或没有接受的教育相联系起来。新加坡中小学以华人传统文化代表儒家思想为主培养“新加坡人”的德育经验，无疑为当今华人社会中小学德育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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