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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范文1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企业家 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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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范文2
摘 要：中国诗歌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到魏晋发展至鼎盛的唐代，直至明清、近代，每个时代的诗歌语言特点各有千秋。其语言以质朴自然为主，但因时代不同，或，乐而不；或，哀而不伤。唐代诗明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巅峰，其语言最为完美，“华声”是其特点的高度概括。封建时代的诗歌，清时代遭遇文字狱之灾，诗歌语言不能自由发展，现代诗歌语言由于西学东渐，语言形式发生变化。中国诗歌语言形式变化，但其内在思想即使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依旧是中国诗歌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中国诗歌；语言；诗学思想
一、中国诗歌语言
（一）中国诗歌划分
中国诗歌分为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通常当人们提及中国诗歌是，大都想到是古代诗歌。中国的古代诗歌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两种诗歌的概念是在唐代形成的。
古体诗包含了古诗、楚辞、乐府诗，而“歌”“歌行”“引”“曲”“呤”等也属于古体诗。古体诗的语言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律诗的语言讲究格律且要求极严，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韵有定位，字有定声，联有定对。古体诗语言的自由，成就了其豪放大气；近体诗语言的讲究，将语言雕琢得玲珑有致。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
中国人说话要求语音美，说话的内容也要美，这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发展至今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成就了整个汉语。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1998》的《代序》）一文里认为：汉语是诗性语言，具有天然的诗性特征和历史意识，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本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的。[2]可见，即便是现代汉语，古代诗歌的语言之精华部分早已烙印在其中，就像紫檀木中的金星，隐隐发光。
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这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历代诗人所遵循的韵。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在押韵或不押韵中变幻莫测，美不胜收。为求押韵，作诗时的讲究也多，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首句均可以押韵或不押韵，例如：《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首句并不入韵，二四句押韵。近体诗在韵的追求上比古体诗更为严格，近体诗规定，只能押平声韵，这几乎是一条死规矩，事实上以近体诗的体例假如押仄声字会感到非常拗口，所以古人都能自觉遵守这一规则。同时还要求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而古诗允许中途换韵，少了一分可以，多了一分潇洒！
（三）、中国诗歌画面美
中国古诗虽然在语言上要求语音押韵，朗朗上口。但古诗的美不仅仅是听觉上的，还是视觉上的，正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视觉之美，让人目不暇接。诗歌在语言方面要达到精美，这种“精”便可以与古代律诗在音韵上的追求契合。诗人为了能找到一个字能既达意有符合韵脚，可谓是倾尽其心思。“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江南春天的无限生机跃然纸上，让读者最忆是江南！
王摩诘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连现实主义代表杜子美的诗句也能在忧国忧民的同时照顾到审美的要求。《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到杜诗的用词特点整体的画面感。两句诗出现了碧绿、洁白、黛青、火红四种颜色，“江碧”映“鸟”之白，“山青”衬“花”之红，对比鲜明，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景象就在眼前。逾白与欲燃又是一个趋临动态的词，给人以跃动的想象感，诗句顿时有了生命，值得品味。透过语言文字，诗歌的画面是丰富多彩的。
语言文字要抒发诗人胸臆，除了直接描写画面，还会运用到各种手法。用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角度看，古代诗歌中的名词活用现象还是不少。例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镜”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其活用后的词性与“吟”是对仗的关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诗句“开轩而场圃”，杜牧的《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等等。这些词的活用，一字生辉，又如马良手中之笔。
二、中国诗歌中的思想
（一）社会现实的体现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诗歌这门艺术的语言是其思想的载体，字里行间表述的就是诗人所思。而诗人所思正是来源于生活，从《诗》开始，中国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基本都是百姓生活中总结出来，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美好的爱情写于纸上。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唐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白和杜甫的诗句。李太白，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正体现其文思的豪放，不拘小节，让人佩服其登蜀道天险的勇气，同时也感叹时不与他。也许正是这样，才成就其与众不同；杜甫，生活在战火之中，家破国亡都在其诗歌中体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艺术手法也影响了我国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
若诗歌艺术只一味地咬文嚼字，或是远离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这些诗歌虽然对诗歌的发展还是有过作用的，但是终将被淘汰。唐初，盛行的上官体诗歌，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韵辞藻之美。事实证明这些诗歌的生命力并不强。
（二）儒家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代名词，现在已经不能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它的内容太多，太广。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中国诗歌在思想、语言、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诗经》、《论语》、《孟子》等等儒家经典，将儒学精神的内涵以及孔夫子所奠定的分析文学论著的方式、诗歌语言的方式都植入到中国诗歌中，中国诗歌深深烙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大背景下，文人诗歌创作是“五言腾踊”时代。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缔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学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描写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例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歌。“三曹”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七子”中最有成就的是王粲，其《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这些诗歌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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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 班干部 儒家思想
大学生班干部是大学校园中非常重要的群体，是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助手，更是班风、学风的领跑者。但近年逐渐出现班干部频繁更换，没人愿意当班干部的问题[1]。在班集体中，每位同学的理想与爱好不同，大家奔走于不同的学生组织与校园活动，而且宿舍内部与各宿舍之间的亲疏关系有别，这些都导致了班级同学集体归属感不强，使班干部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仁、义、礼、智、信五德为精要，注重人格上“超我”结构的建立，即将个体融入社会整体结构中，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2]。结合个人工作反思，对儒家思想在高校班干部工作中的运用进行了总结，论述如下：
1.以德服人，重义轻利，一马当先做榜样
1.1正心修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优秀的班干部拥有凝聚众心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于良好的道德修养，因而班干部首先要“修身”。在开展团员推优、五四评优评先等工作时，班干部开班级全体会议，充分发挥大家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遵循不记名投票，确保政务透明、公平公正，最终评议结果及时上传至班级QQ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合群而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而不合群。班级工作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位同学满意，只要班干部正大光明、深入群众、不相互勾结，班级就不会出现严重不服从管理的现象。
1.2先公后私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思想重义轻利，强调个人行为与道义相符。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也是一个名利场。班干部应时刻把班级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班级同学争取更多的权利与机会。在建立贫困生档案、评议国家助学金时，班级可组建一支评议小组，小组成员均为非贫困同学并且囊括每个宿舍，这样可避免不必要的利益倾斜还能全面了解贫困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同时，评议小组中应包含普通班级同学，防止班干部从中谋求个人私利，也提高了普通同学对班级事务的参与度。
1.3以身作则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班干部的道德好比风，班级同学的言行就像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因此，班干部凡事应严于律己，学习上身先士卒，活动中一马当先。在参与重大比赛时，班干部如果畏畏缩缩，班级同学则更加恐慌，这势必影响最终的比赛成绩。班干部若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再深入各宿舍号召其他同学，带动大家热情投入，在班干部的感染下，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增强了，班级也将获得佳绩。
2.宽以待人，以和为贵，团结友爱暖众心
2.1宽则得众 儒家思想讲究宽容，宽容创造了宽松融洽的班级氛围，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同学之间难免有分歧或矛盾，这些往往为非原则性的鸡毛蒜皮之事，完全不必太在意，可以洒脱处置，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在原则问题上还是该遵守原则。如辅导员安排的学生会议，某些同学经常迟到或者缺席，毫无集体观念。班干部不能一味纵容此类事件的发生，可以事前私下提醒这些同学，若事后辅导员要求汇报缺席同学名单，他们就不会去怪罪班干部的秉公办事，也可以理解班干部的良苦用心。
2.2仁者爱人 儒家思想以仁道自立，班干部不应该苛求班级同学人人服从指挥，而是要努力去促成大家的好事，从而使更多的同学乐于接受领导，即“惠则足以使人”。如班级同学参加校十佳歌手大赛，班干部可以组建拉拉队为同学助威；班委改选后适逢中秋节，新任领导班子可以给大家购买月饼同庆佳节；院系设立勤工助学岗位，班干部可以考虑为班级贫困同学争取一个工作的机会；备考期间，班干部可以给学习薄弱的同学辅导功课，最终取得班级零挂科的好成绩。
2.3和而不同 在儒家八条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就是和谐。可以说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但在追求和谐的同时我们要反对折中苟和、和而无争、求和去异、重情轻法、重义轻利等错误倾向[3]。班干部应该虚心听取广大同学的建议，若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则要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积极创造更优的策略，既达到和谐相处又能够有所突破。
3.扬善隐恶，慎言敏行，全心全意促发展
3.1言辞谨慎 作为班干部，很有必要加强自己说话方面的技巧。要急话缓说、坏话好说、狠话柔说、大话小说、气头上不说，可以说人的不是，不可伤人的自尊，可以公开地赞美，总要私下地责备[4]。同学间的小摩擦常因班干部不注意说话的分寸，刨根问底或者添油加醋，把小矛盾播散成了大事件。班干部应努力促进班级团结，有时言语上的疏忽反而会造成一种挑拨离间，尤其在心思细密的女生面前，矛盾常来自语言的伤害，所以班干部在开口说话时一定要三思。
3.2服务用心 认真做事只能把事情做成，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在班级工作中，班干部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此外，班干部不能老摆官架子，幽默轻松的交流风格可以拉近班干部与同学间的距离，不可“好为人师”，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如果工作中有不妥之处，及时巧妙、风趣地做个圆场，可以消除大家的不满，甚至得到同学们更多的支持。
儒家思想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当代人去学习、去实践。一个优秀的高校班干部，不仅要架好老师与同学间的信息桥梁，还要借鉴儒家思想，引领班级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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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范文4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范文5
【关键词】扑灰年画 民间艺术 儒家思想 美学特征 核心理念 弘扬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J2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22－04
高密扑灰年画是世界上独特的画种，被誉为“中国一绝”，它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表现是多层面的、立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它包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以及民间艺术独特的造型观念，让人们从中感受到内容与表现形式和谐统一的儒家文化精神内蕴，其这种独特的表现工艺过程在全国年画中独树一帜。然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儿”，相反，它所涉及的文化范围之广，包含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齐鲁文化。探知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分析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观念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根植的历史必然，才能使传统齐鲁文化的精髓通过这一古老的载体得以传承与发扬。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不仅工艺过程独特，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以色代墨，着色浓重，色彩艳丽，形象富有动感，线条豪放流畅，人物造型丰满圆润，多为胖耳大腮，但眉眼巧画不失隽秀感。其造型拙朴简练，用笔潇洒自如，很有写意国画的笔墨情趣。扑灰年画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为人而存在的，是齐鲁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它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品类，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有过称“绝”的时代，中国艺术史不会忘记它。
一、高密扑灰年画的民间艺术特色
高密扑灰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齐鲁民间文化于年节之际，用来迎新春、祈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广大胶东半岛人民群众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一种最为普及的艺术样式。高密扑灰年画以整张纸大小的“大挂画”最具特色，制作工序复杂，须经过粉本、扑灰、敷彩、粉脸、描金等过程，用色以桃红、翠绿、粉黄为主，兼施金色，开脸用粉加红晕染，画面的主要部分还要涂上明油，以求鲜艳夺目的效果。当地群众的顺口溜形容扑灰画为：“红绿大笔抹，市场好销货；庄户墙上贴，喜庆又红火。”粗犷、朴实的扑灰年画，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及区别于其它地域样式的表现规律和独有的艺术趣味。
1．尽善尽美的造型特色
扑灰年画造型特色要求“尽善尽美”，重视画面物象的圆满，从而以形式的圆满来抒发人们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在造型上非常避讳画面事物形象的残缺，扑灰年画中人物一般都要画出全身；画人物头部或为正像，或为“三分脸”。“画中有意”是又一造型特色，通过借助于文字去完成图像所要表达的意愿，即善于通过画面的物象，甚至是毫无现实可能的物象组合而成的“文字”来表达他们所想表达的美好愿望，民间称之为“讨口采”。如年画人物形象手指蝙蝠飞舞，便是吉语“福在眼前”。扑灰年画在制作表现过程中还富有“隐喻象征”，将一种理想化的事件或现象寓于一种较为明了和显现的形象中，以使很多难用画面表现的情感得以体现，即象征手法。如：年画以牡丹隐喻富贵，以石榴隐喻多子。
2．以简代繁的构图特色
扑灰年画“主题突出”的构图特色是锁定画面主要形象之后，“浓墨重彩”的对其进行渲染，其它次要形象作为陪衬，主次分明，层次清晰，主要人物常居中，且夸张舒展，并以缩小了的周围事物为陪衬，以突出主要人物。“以简代繁”是扑灰年画重要的构成特色之一，多为二度空间平面构图（多用于“大挂子”画），二度空间的平面构图使整个画面效果简洁明了，人物较少，但表达有力，画面效果追求在简单中求变化。扑灰年画中“成双成对”的构图特色是老百姓喜欢把头脑里美好的东西连双带对的表现出来并连结在一起，就像“好事成双”一样。年画中有不少这样既对称统一又呼应变化的构图形式，不但有结构上的大同，而且有形式上的小异，于细微之处见灵动，有很强的装饰性。
3．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
扑灰年画具有“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许多年画的画面颜色虽然很鲜艳，但不能很好的运用色彩对比技法，使各部分之间能够相互呼应，浑然一体，产生一种“和谐”的美。“罩上明油”是扑灰年画的又一色彩表现特色，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饰、祭祀年节，增添喜庆氛围和供奉、拜求先祖神灵，所以扑灰年画大多喜用红、黄、绿、紫等色彩艳丽、明亮的颜色，尤其重要部分还罩上明油更加突出、显眼，更加灿烂光彩。扑灰年画的另一色彩表现特色是“墨分五彩”俗称“墨货”，年画制作表现虽然纯用墨，但画面“颜色”通过墨色用力、分布、着色时间等处理方法的不同，仍然会产生非常“丰富”的视觉效果，毫无单调之感，和国画中的浓、淡、干、湿、焦相媲美。
4．大涮狂涂的技法特色
“大涮狂涂”是高密扑灰年画的重要制作技法特点，描子勾拉“大涮狂涂”指艺人们在作画时，从衣裳到头发，全是单色抹涮，连轮廓线也是一笔抹下，以“意”写“神”，与现在国画中的大写意一样，形容了“抹画子”时“抹”的情景。“描子勾拉”是指局部的细心描绘，“兼工带写”，以“形”传“神”，如国画中的工笔，与“大涮狂涂”则形成鲜明对比。扑灰年画还运用“细心粉脸”、“眉眼巧画”的制作技法特色，许多人物作品往往都有一个或几个淡淡的粉红脸，“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就是在脸上巧妙的勾划眉眼、五官，再敷彩，局部涂有明油，让人看上去面部富有弹性，透明细致，这也是技法中较精细的部分。当扑灰年画作品制作技法接近尾声时，艺人们常在“大涮狂涂”的服饰上搞一些图案，“咸菜磕花”就是常用的技法。所谓“咸菜磕花”，就是将选好的咸菜晒干，刻上图案，再蘸着颜色磕就是了，简单而实用。
高密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确实不拘一格，颇具儒家文化精神特色，由于不拘泥于程式化表现技法看起来格外粗犷、豪放。它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流传过程，都是经过增删、修改、改造、充实，一代一代按照时代的要求、生活环境、风俗习尚、艺术趣味的要求变化发展的。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立足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寻找有意味的外观造型及视觉形象，在外观造型和色彩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力求从造型和民族色彩中寻求灵感，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美的特殊要求，又有助于建立和丰富民间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精神是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核心理念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一种生命本真的艺术活动，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根基，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民间年画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成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儒家文化思想中这些积极因素的影响，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渐趋认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美学思想似乎就是按照这样的特征及规律发展的。
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和主体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齐鲁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高密扑灰年画民间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合的制作和表现方式，并力求保持一个合乎齐鲁文化情理的年画工艺流程。“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礼”的人文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且渗透到人们日常的言行之中，这种精神文化在扑灰年画中体现的非常充分。在扑灰年画中既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也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要达到这一双重目的，它严谨的遵循了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的理念。扑灰年画给人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我们应立足于齐鲁文化，在儒家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研究现代，用“和谐”理念指导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作。
三、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的美学特征
1．儒家文化精髓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美善相乐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文化的造型审美特征，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它把功能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实用而带来善，是引起美感的先决条件，所以从实用功能出发的创新应该永远居于首要地位。扑灰民间年画艺术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善使人共生，美使人共享。不善之美，不是至美；不美之善，不是至善。儒家文化思想审美心理的首要特性是美善相乐，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文以载道，乐以教化，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之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它将人们心中的善恶、美丑、正邪、直曲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将一切褒贬、好恶、祈望和忌讳，虽在画外，却寓于其中，以表达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使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有所感，有所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化的作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审美情趣还充满了深刻的象征寓意，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和追求，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不变的民族文化心理。它除了具有无可争辩的形式美外，还通过具有特殊蕴涵的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它通过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实现了美善相乐的追求，注重的是传情达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崇尚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创造了祈福与美善相乐之美。
2．儒家文化思想根植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自然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年画集文化、艺术、实用于一体，是儒家美学思想的历史见证。它体现了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特色，是齐鲁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标志，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和视觉冲击力。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传统审美理念中，只有自然、朴素之美才是美的最高境界，自然和朴素是指万物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儒家文化思想崇尚自然与朴素的审美原则，它认为一切美皆出于自然率真，真正的美是事物本身自然纯粹之形态，能让民俗文化本身绽放光彩，才是真正的美。儒家思想认为适和的形式美是表达本然形态的重要形式，认为形式美要恰到好处，要保持事物的本质特征。高密扑灰年画的审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具有追求朴素适宜之美的审美特性，即自然的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从色彩、技法、构图到造型，无一不体现质朴的风格特征。由于对朴素自然特性格外尊崇，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反而更加具有生命力，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崇尚朴素自然的儒家文化思想传统，因为它体现到民间民俗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应充分考虑到齐鲁大地使用者的地域特征、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所以植置于民间、民俗是高密扑灰年画创新的源泉。
3．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伦理道德之美
儒家美学思想对高密扑灰年画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儒家的礼乐制度和人文内涵。道德伦理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教育和审美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一大功能就是以美感形式教育、陶冶人的心灵。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内容，不仅表现在各类天神、先贤圣人、历史题材中，也表现在民俗艺术作品中，使民间年画艺术呈现出强烈的伦理审美趋向，道德伦理成为扑灰年画承载的主要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之一。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呈现出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年画中所表现的《五伦图》与《治家格言》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体现。《五伦图》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遵循的封建礼教，《治家格言》则是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家庭。在长期的儒家思想熏陶下，使高密民众拥有一种敦厚朴实的儒象气质。儒家思想渗透到高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扑灰年画中也有丰富的表现。“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这些儒家“孝道”思想在扑灰年画中的演绎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体现，这种年画形式又为宣传和强化儒家的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4．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和谐统一之美
和谐之美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提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的“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儒家的文化思想内涵对高密扑灰民间年画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扑灰年画特别能够体现社会的和谐一致，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在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所表现的追求“人――年画――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就是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扑灰民间年画从选题、制作到应用、陈设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齐鲁大地有一个好传统，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始终都是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和谐、吉祥，因此，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一直是扑灰民间年画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和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另外儒家文化思想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扑灰年画艺术赋于花、鸟、虫、鱼、兽等艺术形象以祥瑞寓意，便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表现。所以，要欣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就需要了解齐鲁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否则，是很难把握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的审美特性的。
四、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的思想意蕴
儒家文化思想给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意制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形式内容及思想的内核，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按着中国传统祥瑞观念沿续下来的，它反映了扑灰年画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在扑灰年画的形式题材和使用习俗中，融会着各种思想观念，如等级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并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有的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在较长时间的创作生产中，民间艺人胡、赵、杜三人在题材方面又各有侧重，各有拿手的“好活”，胡玉显喜欢画“八仙屏”、“天女散花”、“三仙姑下凡”、“胖娃娃”等题材的扑灰年画；赵大伦靠画墨屏美人条（大挂画）发了财，成了赵家圈的富户；杜家官庄的杜万则善画刀马人物，如三国人物、杨家将、岳飞等，同时还兼画大挂子画，如“万事如意”、“尤鲸献瑞”等。以胡、赵、杜三家作坊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一反当时以记录“风花雪月”为主的文人画的弊端，想农民之所想，爱农民之所爱，将以欢乐为主题的题材揉进扑灰年画，把农民们喜爱的人物故事挪入扑灰年画的艺术表现范畴，大大地开拓了年画的题材。
齐鲁大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人们历来追求美好的事物，这种追求也体现在扑灰年画中，在图案纹饰中借助同音字和谐音非常巧妙地运用于图案形象，以谐音和寓意，以指事和会意的方式进行构成，使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这种纹饰意趣横生，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高密扑灰年画极具儒家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这些吉祥图案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以合理化的结构与艺术化的造型，充分地展示出简洁、明快、质朴的艺术风貌，将雅俗熔于一炉，达到美学、力学、功用三者的完美统一。
五、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
1．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价值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经过几百年衍生、存在、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方水土、一方民俗风情的独特产物，是原生态的文化。它有着历史、民俗、宗教、人文、社会、艺术等广泛而具体的内涵和价值，带着鲜明的民间特质，承载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神，传递着民族的认同心理和文化共识，为我们留下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扑灰年画由于过于看重它的商品性而忽视它的艺术品性，不能在前辈画师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创新，而只是进行简单的复制生产，再加上新的年画品种的冲击，它于不能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走向了消亡，这是历史的遗憾。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正面临严峻形势，扑灰年画作为民间民俗文化应被精心保护，任何一个忽略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国家，都势必对内丧失其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血脉，对外则丧失其在世界上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机遇，抓好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保护与传承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紧迫性及其重要意义
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与儒家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表达了民众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祈求。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作为民间的新年祝福，充满了喜庆，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的色彩，注重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画中的每个动物和植物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复兴发展扑灰年画也是弘扬儒家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它所能提供的最贴近民众的、几百年绵延不断的民间信仰素材，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扑灰年画不仅要抢救和保护，还要继承，让扑灰年画融入生活，为民族团结和谐与兴旺发达提供坚强的思想纽带。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我们应当珍惜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的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是高密最具地域性的优势文化，它将会再度辉煌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
六、结束语
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它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齐鲁大地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承载着胶东半岛历代积淀的原生态民间文化内涵，履行着其古朴的民俗功能，扑灰年画人物题材所展现的儒家文化精神，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人们日渐沙化的心灵，它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它包蕴着一个完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而高密扑灰年画作为发源地，它不仅向后人展示了独特的齐鲁大地年画特征并且当之无愧为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不可或缺的灿烂音符，它独具神韵，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这枝奇葩永远盛开，创作出更多的根植于齐鲁文化及儒家文化思想土壤的民间年画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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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艺术中国.传统年画及其民间信仰价值［EB/OL］.art.china. cn/huihua/2010－02/25/content_3393585.htm，2010.02
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范文6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三、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