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如何更好传承文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如何更好传承文化范文1
关键词：科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理论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历久不衰，中华文化的链条没有间断。但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世代相传的优秀的文化面临着消亡和被同化的困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如何弘扬、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落伍或者不被抛弃；同时，又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甚至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创新，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断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开展研究，成果丰厚。
笔者对近年来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著作进行了目录检索和查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理论、学术活动、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研究的动态变化上，改革开放以前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较少，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研究成果较多，早期也主要是对民族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后期才逐渐将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与国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此的研究也更加理性和全面。本文对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
一、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理论的研究
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龙秀雄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人类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民族文化的外部环境、物质基础和深层结构等，对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王舒宇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对民族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2]徐延花分析文化与科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3]李忠斌的观点，科技进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着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演进。[4]专家学者们在科技进步的宏观内涵下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出了正面的，客观的判断，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相互之间的规律，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综合全面的分析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
同时，部分学者也在关注着科技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相互作用中，正反面等做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从全面大局方面，梅其君认为“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于和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方面有共存现象”[5]。龙秀雄也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和受先进科技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考验[7]。从正面方面的观点分析，“要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超常规的发展，必须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普及科技。可以说，科技能力普及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6]”从反面分析，吕乃基也分析出“21世纪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又有新的特点，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民族文化消融所起的影响，比以往的任何平台更大，……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8]。”
科技与文化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在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给民族文化造成的潜在威胁，以及最大限度地设法消除和避免这种负面影响，也看到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如何充分利用它们为我国当今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三、教育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和落实在传播载体上，也就是体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方式，技术手段。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反映着现代文化的实质内容和水平，而且也是现代文化得以现实存在和传承的根据。把现代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引入教育，使教育技术活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与现代民族文化处于同等水平与同种构造，文化教育才可能真正成为培养现代文化人、传播现代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对此，学者们也研究分析出通过教育技术可以使教育按着现代民族文化的生成条件和方式去配备相应的教育教学设备，选择和运用适应民族文化传播的教育教学手段、方式、运行机制和实施方法，从而根本上保证现代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并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发展。杨改学、张筱兰分析如何将现代科学技术、传播技术，媒体技术等运用于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 ，加速藏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9]李永铎在研究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时就分析，“充分开发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提高民族音乐的教学水平，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发展木卡姆音乐的教育，使之后继有人”[10]。也有专家和学者探讨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为依托 深刻挖掘我们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精髓，并在现代科技和现代社会的催化下……汲取百家之长 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意识的民族特色的教育技术学”[11]。黄文（2011）认为跨越部门与行业的界限…… 实现遗产教育共享……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基础。[12]
关于学校的教育和教育技术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研究，此类学者大部分是在高校任教或者深造，对此的研究颇多。探讨的是学校如何能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学校传承民族文化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比如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13]”。另外如语言危机，研究指出，民族语言传承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语言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实用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14]。”对此，如何去教育，如何使用教育去引导，更值得学者专家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也认为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15]。民族文化传承困惑，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那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地区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对此，何波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表现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的自足系统，发现其科学精神缺乏的弊病。[16]
四、信息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信息技术作为现在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播技术手段，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潮流中，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艺术的原生态学习与传承，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的问题，也是学者和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的严峻课题。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路炜峰尝试从当代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课程整合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的保真性，大众性共享性和跨越时空等性质进行保持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独特性的学习与传承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17]赵生辉（2009）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与途径》一文中从文化融合的理念出发，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并探讨了现阶段推进两者融合的若干实践途径[18]。“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 （古籍、文书、石刻、金文、印章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抢救，可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管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并为社会利用[19]。王恒桓认为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已导致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产生、创造机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认识心理都与过去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20]。
一般而言，文化的变异度不但受制于本土文化的生态、心态环境和开放程度，而且主要直接受制于文化交流方式。同样的，现代技术照样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影响，处于弱势文化的民族，在传播处于不利地位，慢慢发生着改变。例如在建筑文化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如 吊脚楼 ）正被建造更方便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所取代，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保持了传统的民居，但从建筑材料、样式到内部装饰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气息[21]。
评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近年来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的理论、学术发展方向、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有的方面没有涉及或是研究的不够，今后有待加强，归纳如下：
第一，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具有的选择与整理的理论研究。科技民族对文化的传递必须经过一个文化良性选择的过程，没有文化良性选择的教育技术就不能成为教育技术，特别是对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文化良性选择贯穿于教育技术的始终。通过教育技术的选择过程，使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内核得以凸现，得到传承和发展，也使外来的优秀文化能进入教育技术这一文化融合和传承的最主要的通道。这是民族文化整合，最终得到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功能研究存在不足。同一文化内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的传承和不同文化的接触、文化输入输出之间的关联研究存在不能完善。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课程来促成文化的保存、积淀和增殖和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可以传播和扩散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但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多。
第三科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上来研究。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群体的血液中，这是一个难题。
第四，从收集到的文献可以看出，现在的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民族研究主要是从技术，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更广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影视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加强。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得当，利用得法，则可造福于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以及相关的研究要有紧迫感，紧跟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并展开更加深刻的研究。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民族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笔者相信，在今后的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但能够克服这些不足之处，而且能开拓新的领域，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龙秀雄.论现代科技发展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影响[J] .民族丛刊2009年（5）.
[2]王舒宇.论科技对创新民族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J].思想战线，2008，34（1） .
[3]徐延花.论科技进步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 [J].青海经济，1997（3）.
[4]李忠斌.论科技进步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以土家族为例） [J].民族研究（京）2002（03）.
[5]吕 涛，赵德胜.民族地区科技普及能力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关系研究[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3（3） .
[6]梅其君.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0）.
[7]龙秀雄.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科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5）.
[8]吕乃基.2 1世纪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影响[J].东北大学学报，2001（3）.
[9]杨改学，张筱兰.现代教育技术与藏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J].工作研究，200（5）.
[10]李永铎.现代教育技术与刀郎木卡姆音乐[J].艺术教育 2006（9）.
[11]安涛.文化传统对教育技术的影响[J].中小学电教，2002（7）.
[12]黄文.民族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机制探索[J].天府新论，2011（2）.
[13]周宏，刘茜.民族文化传承：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使命[J]教育探索，2011（4）
[14]卢德生.民族成人高等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J].成人教育，2004（S1）.
[15]张大友.民族教育功能的失调与矫正[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 36（3） .
[16]何波.论科学技术教育及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J].青海民族学院报，1998（1）.[16]
[17]路炜峰.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课程整合思路的研究[J].艺术教育，2007（3）.
[18]赵生辉.现代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与途径[J].黑龙江史志.2009（18）.
[19]华宁.论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技术保护 [ J] .档案学研究， 2006 （ 2 ）.
[20]王恒桓.信息技术与文化发展[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3（21）.
[21]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 [ J] . 民族研究， 2000（ 6 ）.
如何更好传承文化范文2
一、主题发言——高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觉意识
开幕式上，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在致辞中强调：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师资培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愿意为少数民族音乐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搭建更好的平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在讲话中认为：强烈的人为性文化因素使我们面对传统时，常将之与封建落后迷信等同视之，在过往的历史上钉上封条。作为实现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是时候丢弃旧药方，在音乐教育的权威规范体系中为传统悠久的多元民间音乐、大众音乐生活开辟“去遗产化”和“去边缘化”的空间了。
在主题发言环节，五位教授针对本次会议的主题展开论述。樊祖荫认为：我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应以培养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建设和发展各民族音乐文化事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为其总的培养目标。包括招生、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的方式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与教材建设等均围绕培养目标进行设计与实施。田联韬从具体的实例切入，将自己多年带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最后落脚到音乐学分析角度进行展开。萧梅以《再谈二十世纪的两本书》作为隐喻，探讨如何通过对“两本书”的反思，来考虑在高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界，探索突围与共建的问题。张欢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为实例，探讨音乐教育体系化的重建与双重乐感文化内涵及实践内容。他认为：音乐教育的关键问题在于其内容和文化土壤构成的关系，“植入式”的民族音乐教育难以解决音乐教育者该有的思维框架。谢嘉幸以实施“广西少数民族民歌教唱工程”为实践，探索在当下诸多的音乐文化已经失传，许多孩子再也不了解自己的音乐母语的背景下，他继“让每一个孩子会唱自己家乡的歌”之后，又提出“教每一个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力求通过教唱，恢复自己的音乐文化传统。此项目以广西为试点，包括开展调查、师资培训、编写教材、建立网络平台与资源库以及提供咨询材料等五项内容。
二、少数民族音乐师资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多位老师针对此环节，从实际出发，阐释自己的观点。郁正民对于课程视角下的少数民族音乐教师培养现行政策，实施强基固本措施与建议。他认为应该“加强少数民族艺术教师培养行动计划”和出台“少数民族高等音乐教育课程政策”（特别是非地区的聚居地政策）等。他还提出要提倡“自助餐”式、多学科交叉、“订单式”的课程设置以及要打破班级制，提倡“导师制”培养的制度。徐寒梅结合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办学实例，分析在现存音乐教育体制一贯制带来的教学内容西化、少数民族师资在人才培养模式中文化和技艺缺失、本土与外来音乐的>中突、现代社会对传统音乐的弱视等情况下，如何走出少数民族音乐师资培养误区的问题。和云峰从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材建设以及多年的实践出发，对开展教学工作提出实事求是、注重学生的兴趣点、全面采用多媒体手段等想法。金铁红认为萨满教与萨满调对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体现在审美意识、音乐形态、传承方式等几个方面。嘉雍群培从藏传佛教的古籍中挖掘音乐学方法，对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苏娟对青海省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现状做了调查研究，从如何建立符合本省师资培训机制，如何建设具有本省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如何开发产、学、研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等三个方面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李槐子提出“高等音乐院校在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中究竟该承担什么”的问题。
三、少数民铗音乐教学方泫探讨
杨民康结合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相关教学的经历，认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课作为国内音乐艺术院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和学科方向，应该按照学历层次的不同而分学习阶段与教学层次；同时结合田野考察和分析技能的学习，逐步开设研究方法论研讨课及专题讨论课。张应华针对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提出三对悖论：一是教育观念层面上的现代性“同一性”和后现代“差异性”的悖论；二是多元文化教育理想与“文化代际传播”之“封闭性”的悖论；三是行动策略“差异化”诉求和“同一性”实际操作的悖论。尹媛对云南红河北岸彝族歌唱声腔系统的教学进行了关注，通过田野调查，对地方性音乐文化知识体系进行了梳理、传承和应用的实践性研究。
四、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与教材建设
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与教材建设是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建设之一。蓝雪霏提出高校如何介入到少数民族音乐保护工程，对于少数民族高等音乐教育提出了增加培养指标、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生源、加强师资培训、实施资源整合等办法。王华根据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多年的教学实践，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对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与课程建设做具体论述。黄凌飞以拉祜族葫芦笙舞“体化”传承作为切入点，提出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这种东方音乐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传承生态是否能给以中国音乐文化为主体来建设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经验”？陈蔚以“山花儿”校园传承之路，探讨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要并举研究。尚建科认为少数民族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的建构，关键在于突破现代性音乐教育体制下普遍主义的音乐“语法”规范、本质主义的审美理性法则以及科学主义的技术规训手段，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视为多样性的符号文本，引导学生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所指内涵，突出课程的人文性、地域性和综合性，最终形成少数民族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的文化建构模式。孙凡探讨了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播问题。以其自身的院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为研究、实践对象，在对相关师生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有目的地针对不同专业，开设系列少数民族音乐课程。
五、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模式探讨
如何更好传承文化范文3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北京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不仅留下了故宫、长城、颐和园等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也留下了京剧、昆曲等大量异彩纷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市从2005年开始着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建设，经过几年的不断摸索、探讨、总结，形成了国家、市、区(县)三级名录体系，共有216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其中，74项入选国家级名录。如果说物质文化遗产是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活化石，文化形态的深入力量同样无法替代。但是，比较起前者，大家对后者的价值认同远远不够。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括一些民间老艺人的绝技，是在毫不自知的状态下，从眼前永远地消亡。几年来，北京市文化局立足于抢救、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取得了许多成绩，这是多年来工作积累的成果。为此，我们专程采访了从2005年就开始全程参与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帮助挖掘整理出一批珍贵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北京市文化局副巡视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阮兰玉。
记者：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市非物喷文化遗产项目的情况吗?
阮兰玉：2007年年底结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2623项，有3223个项目列入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目前，北京市已公布了两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160名，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9大类。其中，57人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目前，北京市非遗项目整体状况良好，按门类分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由于认知度较高，生存境遇相对要好些。而传统技艺类的项目，特别是个体手工传承技艺，生存较为艰难，工艺传承面临着不少问题。这几年，根据文化部相关政策，北京市文化局每年都给予一些濒危项目资金支持，并为其搭建宣传平台，部分项目还建设了专门的博物馆、传习所，濒危项目生存状况有所好转。
记者：2010年5月18日至20日北京市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面向社会宣布，政府将鼓励并协助急需保护的非物喷文化遗产项目，向社会尤其是大专院校公开招募学徒，首批公布的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为雕漆技艺和象牙雕刻。目前，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情况如何?
阮兰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216个项目。这些项目中有些传承单位经济效益不佳、技艺后继乏人，传承状况令人担忧。政府将就此安排保护传承经费，对传承单位招收学员予以扶持，扶持资金年底前发放到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所忧虑，由于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技艺类项目传承生活待遇不高，学习周期很长，很多年轻人有热忱，但真正能坚持下来学习参与的少之又少。像雕漆技艺、象牙雕刻、绣花鞋制作技艺等传统手工艺项目，面临着人才精英断档的危险。现在老一辈的艺人年龄都在六七十岁，而学好一个技艺至少也要五六年，甚至更长。现在的传承仅限于技艺，只能保留下工艺的印记，而真正的传承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发展，我们更高的目标是培育真正能传承老一辈技艺精髓的大师、艺人。
记者：目前，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如何能进行原汁原味的呈现?北京市进行非遗保护的方式有哪几种?取得了哪些成果?
阮兰玉：非遗保护要采取多种形式，有些项目需要保存，有些项目需要传承与发展。北京目前有约70个不同规模的非遗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和传习所，其中既有智化寺京音乐博物馆、同仁堂博物馆、北京空竹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也有东岳庙民俗博物馆等综合性博物馆，原汁原味地再现文化历史。而且，北京市文化局在整合项目管理资源和高效科研资源的基础上，启动了“北京市非遗调研计划”。
针对国家、市和区县三级名录体系中的非遗项目，北京市文化局有不同的政策和资金支持。2010年起，北京市专门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发放8000元的传习补贴。为了更好地深入开展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研究和保护工作，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抢救性保存和保护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实物征集工作正式启动。另外，文化局、市非遗中心还通过多项活动，为非遗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宣传展示平台。
记者：在2010年山东召开的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生产性保护”成为比较热的名词，您是怎么看待“生产性保护”的?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否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北京是否也有相关计划?我们计划如何平衡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发展?
阮兰玉：生产性保护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要将非遗项目中最传统、最优秀的精华部分予以保存。我们这里所谈的发展不是对传统的破坏，原汁原味的东西不能破坏掉，而是在保护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对于具有现代审美价值的项目给予应有的扶植，使其自身能够实现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比如，花丝镶嵌技艺虽为传统的手工技艺，但与现代首饰工艺结合，能制作出精美绝伦的饰品，更好的实现了其技艺的价值，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我们就该支持。随着工业化的生产，我们也要注意到传统手工艺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比如，雕漆的传统工艺需要数百道工序才能完成，其质量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而现在市场上有些粗制滥造的漆器轻易就会出现裂缝等问题，极大的影响了传统手工技艺的声誉，对此就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监督，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予以约束，实现健康、规范有序的生产。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非遗项目，拥有市场价值、能够创造财富不是坏事，但这不是非遗所应承担的责任。我们可以挖掘和发现非遗中文化含量高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项目，为传承人策划组织各种展览、展示、展卖活动；对传承人作品进行政府采购，作为非遗博物馆实物藏品或对外交流礼品；通过生产性保护等多种方式，提高传承人收入。非遗作为一个荣誉应该珍惜，它最需要的是保护与传承，生产性保护和发展是有条件的，不能不顾传统盲目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申遗热”?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阮兰玉：申遗不是目的，是落实我们的责任，申遗重要的责任在 于后期的持续性保护与传承。申遗项目不是越多越好。我们要建立在尊重历史、传统和事实的基础上审议项目的价值，然后立项申遗。2010年与2009年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相对冷静了许多，在前期申报的同时，各地将重点放在后期的非遗保护上，具体工作层面更为深入、踏实、实际。“非遗”这个称号是种荣誉，并不是品牌，现在的“申遗热”有部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应该避免申报的“泡沫化”，一旦成为非遗项目，就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大对非遗保护的监督和检查力度，要有保护的近期目标、长远计划，以及连续性的人才培养的机制、资金与政策保障。
2011年是国家“十二五”计划的起始之年，我们将与高校合作联合实施《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研计划》，形成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优化保护机制，建立、健全非遗项目及传承人保护、传承、监督检查机制；进一步完善三级名录体系；加快非遗保护信息化建设，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上博物馆；推进非遗的校园传承计划；搭建节日活动展示平台，创造更多国内外交流机会；并着力强化自身队伍建设。
记者：在非遗的名单上，可能并不能承载所有的内容。老北京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但与此同时，老北京许多的民风民俗也逐步消亡了，我们有可能复兴它们吗?您认为我们如何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寻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阮兰玉：任何文化潮流都会有消有涨。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加大传统节日有益民俗的宣传，抓住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节和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遗产日做文章，提高大家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让青年人享受民风民俗所带来的快乐节日氛围。邀请民俗专家、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并通过“政府引导、百姓体验”，增加百姓对于民俗节日的期盼，循序渐进地实现北京地域文化的回归。
2010年6月12日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之时，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在这天挂牌成立，为开展非遗保护再添助力。全市18个区县非遗活动精彩纷呈的活动，进一步弘扬了传统文化。
如何更好传承文化范文4
关键词：非遗 传统村落 传承 生产性 互存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内涵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的概念
传统村落传承人一般可以分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是整个传统村落传承人群体的总称。国家在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十分重视，近些年来通过立法，普查，申报审批等工作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这其中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也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在不同地区也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抢救型保护”和“生产性保护”。抢救型保护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静态的温和的保护，层次比较低，局限于对一些濒临消失的传承人的保护，一般是提供经济上面的支持。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这种保护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对整个非遗保护的发展。
（二） 生产性保护的模式
城镇化加快，传统村落“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原始的“抢救型”保护已经不再适合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生产性保护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性保护模式并不是指把传统村落产业化，变成物质产品，或者只考虑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对现有的传统村落进行可持续性的，可传承发扬的文化活动。这种模式下的保护，有利于解决当下越来越多传统村落传承人边缘化，消失化的状况。一方面生产性保护模式它在理念上和成果可预见性上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认可，另外一方面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比如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就有规定：“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非遗传承人受到巨大冲击的不利形式下，这种保护模式可以弥补过去保护模式带来的问题。
二、对贵州非遗保护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贵州非遗保护和全国其他各地的非遗保护一样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贵州的省级非遗保护发展规划中可看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在得到不断的重视和提高，表示在未来几年贵州的非遗保护活动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保护过程中，尤其是在古村落的保护中存在着这三点问题。
（一）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专业队伍建设缺乏
贵州在非遗保护中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法律健全上，在制度规范上缺乏有效的指导。贵州是个非遗大省，而且由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传统村落较多，管理规范上更加的复杂和困难，所以这就需要强大的法律体系来维护。当下，贵州非遗保护中的有关部门和人民首先是观念上没有很重视，而且普遍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情况使得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没有及时，在时效性和有效性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其次，缺乏专业的非遗保护队伍，尤其是贵州县级以下的地方，恰恰也是与传统村落最接近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管理秩序紊乱，部门之间缺乏有力的协调协作，也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人员不足，人员不稳定，人员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差等问题比较严重。这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有着很不利的影响。
（二）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力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相关部门之间，部门和社会之间应该要鼎力合作，才能让整个贵州地区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上加以重视。对民众而言，即使自身作为传承人，也不清楚传承人的含义，不知道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更不知道要如何去保护传统村落，以传承人的身份将传统村落的文化l扬与继承。但是贵州现今的相关部门并没有把这种知识，意识传播到群众中去，从省到市到各县、区，抢救保护工作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专家身上。要知道，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仅仅靠政府，靠专业人士是不够的，必须要政府和社会，社会和个人配合起来。
（三） 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界限模糊，职责不清
贵州非遗保护，就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中，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保护人是指对传统村落传承人进行保护的如政府部门，学术媒体界等，传承人是指对本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进行传承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叠加或者混乱，有些保护人甚至会干涉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这很可能产生伪遗产。就拿贵州榕江县的大利侗寨为例，大利侗寨作为第一批国家审批的传统村落，生态文化保护良好，非常具有侗族特色。那么保护人应该是榕江县及其以下的相关部门，如文化局，媒体部门，保护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制定规则制度，进行宣传报道等。而传承人则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对本村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保护人的帮助下，进行文化生产活动，可以和市场相结合，进行保护性的创造并弘扬传承下去。
三、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互存关系及其重要意义
生产性保护在传统村落传承人保护中，是一种高级层次的，而且有成效的模式。两者存在着互存的关系。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是生产性保护的重要对象
实践和理论都表明，现阶段，生产性保护是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人最有效的方式。传统村落传承人是传统村落传承的主体，要想传承传统村落的文化，就需要生产性保护的推动。生产性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第一，政府主导，进行公益性质的开发保护。比如政府有关部门保护人可以在了解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下，为了开发传统村落的价值，更是为了保护传承人的利益，对传承人提供物质上的保障，精神上的支持，以避免传承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或者认识不清而摒弃传承下来的传统技能和文化。第二，需要市场的指导。虽然生产性保护不等同于市场开发，但是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传统文化也需要和市场相融合，比如再次以大利侗寨为例，传统村落中民俗文化丰富，如侗族的服饰，那就可以将侗族的服饰文化转变成可以发扬出去的服饰文化产品，也让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们感受到侗族服饰文化的魅力。第三，文化生态的主导，这方面需要媒体方面的保护人，在生产性保护中，媒体文化部门保护人需要保护的是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观念，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可以把开辟出文化示范区，不仅让传承人们觉得自豪，更愿意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也给全国其他地区起到了提醒作用，对整体的非遗保护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 传统村落传承人对生产性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村落继承人，是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他的职责重大，首先是他需要是传统村落的土著居民，对本村落的文化历史非常得了解，其次他需要有清晰的意识，即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必须要得到传承，不管世界，社会如何变化，我需要把本地区的优秀传统，民俗民风传承下去。在这种伟大的使命下，对于生产性保护起到了很好的带头和激励作用，传承人负责传承，生产性保护负责保护，各司其职，为本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性发扬合力前进。两者的互存关系在新时代环境下必须存在，而且肯定会存在，这种互存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传统村落传承人素养观念的改善，有利于对本村落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生产性保护这种模式越来越被全国各非遗地区采纳，引用，这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对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四、结语
非物质遗产中的传统村落是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其中的民俗民风，生态文化等都对整个非遗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传统村落传承人作为传承的主体，有荣誉，也有责任。生产性保护作为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模式，更是至关重要，不仅承担着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人的重要职责，而且还要有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在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上，需要进行创造性的保护。本文以贵州非遗保护为例，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分别讨论的基础上，厘清了两者的关系，即互存P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将长期存在。如何处理好两者的互存关系，如何更好的保护贵州非遗保护中的传统村落传承人，如何进行生产性保护，这对于贵州各级部门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当然，这对于全国各项目的非遗工作也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唐芒果，孟涛. 武术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生产性保护模式及其路径分析[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16（05）
[2]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235-246.
[3]谢中元. 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新探析
[4]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235-246.
如何更好传承文化范文5
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的一朵奇葩，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其核心讲究天人合一，和谐共存。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上刻写的“中和位育”就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何传承和创新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把古老的传统文化变成推动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首先要直面文化未来，正确看待世界的进步，积极探索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效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努力的挖掘、整理以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处，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再次书写华夏文明新篇章。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关键环节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新时代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精神果实。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虽然中国民族的古老文化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她并没有死去，而是成为了中华新文化的重要来源，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起点，是未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养分。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赋予读书馆浓郁的文化色彩，同时又可以增强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对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图书馆文化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又为图书馆文化增添了文化气息。
二、如何更好的实现高校图书馆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1.培育高校图书馆精神文化。高校图书馆精神文化是图书馆实践活动的方向，也体现了图书馆的运行目标、馆员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以及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激励和约束馆员的行为及思想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是图书馆在长期的实践中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可以代表其风格和形象的精神面貌。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图书馆全体员工就可以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努力，不断地积累和开拓图书馆的事业。高校图书馆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人文内涵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引导者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积极发挥大学生的创造力和智力，更好的实现自我的价值。高校图书馆承担着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开展智力教育，传递信息知识的社会职能，其本身就是收集、整理、保存、归纳、传承文献资料的机构，是文化的集聚圣地，高校图书馆的存在就是一种知识文化的创新。
2.优化高校图书馆文化环境。合理的规划馆舍的布局，是衡量高校图书馆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高校图书馆的功能区的分布要一目了然，对于广大师生查找资料比较方面、快捷、自由。高校图书馆的设备安装和配置应该方便读者使用图书，高校图书馆内还可以适当的放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营造温馨轻松的阅读氛围，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文化熏陶功能。读者的感觉知觉的产生容易受到图书馆的内部环境设施的影响，因此，高校图书馆的室内设计要人性化，要求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暑假干净整齐，布局和谐，营造出一种轻松、温馨的阅读环境，使读者可以尽快的投入到阅读之中。
3.提高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都要以人为本，应该做到以读者为中心，以员工为主体。首先，高校图书馆要以人为本的思想对馆员实施人性化管理，做到尊重知识和人才，注重馆员的自我修养，积极营造馆员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条件，不断的提升馆员的素质、形象和社会认知。其次，高校图书馆要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人是图书馆文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读者对图书馆的积极使用和关注是图书馆生存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影响着图书馆的发展，这对于建设图书馆文化以及传承与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总结
如何更好传承文化范文6
2016年5月16日~5月28日，我有幸参加由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组织的一竹一世界创意设计工作营。本次工作营将在莫干山青年艺术创客基地开展国际当代艺术家驻地计划、跨界设计师工作营计划、非遗手工艺创意作坊等系列活动。一竹一世界，传承与发展。以竹为媒介，围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竹编、竹扇、竹刻”等手工艺，探索“竹创意”的生活美学与“竹文化”的公共艺术活动。国际竹创意设计营，为了推动文化创意与乡村业态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与城市生活美学之间的联系，提升竹文化的非遗传承发展与技艺创新水平。推动公共艺术创意力量进驻莫干山地区，同时促进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挖掘当地文化资源，以“地方重塑”的理念为莫干山地区的旅游业态、文化生态、生活样态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模式。
关键词：
竹创意；跨界；手工艺
一、手艺人与艺术家跨界合作
为促进国内手工艺与国外手工艺文化的交流格局发展，推动手工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研修班从为各类与竹相关的传承人和从业者提供系统的理论教学，提高其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创新能力，引入荷兰设计师，推动跨界合作，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创新生态圈。我们知道荷兰是世界设计的风向标，荷兰设计的风格语言向来以创新、前卫、富现代感与别具幽默感，在全球设计界独树一帜。荷兰是现代主义风格的故乡。荷兰人作为伦勃朗和梵高们的后代，不缺乏艺术家的气质，但你回顾历史又很容易发现荷兰人民强烈的实践派风格。荷兰设计是艺术与实践的融，简单实用、虔诚而又透露出小小的幽默感。这次跨界合作能帮助中国竹文化融入时代，适合现代审美，使竹文化得以真正传承和重获新生，并接轨市场，走入国际视野，实现可持续发展。竹子具有中国文人精神和节气，是最具有中国风的植物和材质，从国际范围来看相当具有中国风。设计师与手艺人将协同创新围绕竹子材料进行竹相关的手工艺保护创新研究。从设计与实用的角度进入，发掘珍贵的手工艺文化与技艺，融入符合时代审美的创新思路，重新接轨市场，从而更好地促进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珍贵文化得以传承，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二、从文化创意角度做设计
如今倡导低碳环保型生活是一种必然趋势，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加快传统竹文化、竹产业与设计师的跨界合作与发展。竹设计的目标就是要增加竹产品的附加值，推动竹产业的发展。设计师就要依托竹文化，对竹产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竹子的新功能，探索竹材深加工的新方法，开发新产品，实现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将竹文化创意、竹设计与竹产业紧密结合。在荷兰设计师的眼里，中国的竹产品还仅仅停留在简单粗陋的手工艺阶段它缺乏符合时代审美的创意元素，离符合市场的实用设计艺术品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国现有的竹制产品种量繁多，但真正符合现代审美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还很少。我们对“竹”一直具有丰富的民族精神文化感受，但是我们的竹制品的精髓理解太少了，那么如何体现现代时尚感、幸福感、精神满足感呢。因此，我们要跨界，手艺人和艺术家的跨界，来满足我们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需求。让“竹产业”跨文化的界、跨时尚的界、跨设计的界。通过跨界突破竹产业的自我局限，成就多元设计层面的融合，从而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三、艺术创作
在随后创作的几天里，我感受到了每位设计师对设计不同的态度和他们不同的人想参与不同的设计类型。和LAMA设计师之间进行的每一次交流创作都很认真，我们很难将艺术创作和享受生活之间的联系放在一个轻松面对的平台上。似乎，需要以放弃对生活的必要享受为代价来满足艺术创作。我们把国外艺术家的创作心态和国内艺术家做了一个比较，发现了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艺术家把艺术创作当成工作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国外艺术家将艺术创作归源于生活——这一点不同自然会带来一系列艺术态度上的区别。设计来源于生活，也超越于生活，但是不要忘了设计是为生活方式服务的。荷兰设计师的主旨是将中国传统竹文化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中，满足现代审美，现代生活方式的功能需求，并且提倡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于是Yvonne和Erik两位设计师从色彩变化和解构重组这两个方面对产品进行再创作。两位设计师之前在荷兰做过许多家居、产品设计有着丰富的设计经验，所以设计师们在挑选材料和工具上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起初创作时设计师们并没有任何设计目标，只是单纯地寻找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再头脑风暴寻找灵感。灵感是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到来的，不妨让它自然地来，让心灵感受美好的事物，不要强迫，让一切由心发生。
四、荷兰当代设计师驻地创作成果
最后一天荷兰当代设计师在驻地创作成果会上，荷兰组织方策展人讲述了设计师们在莫干山驻地创作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创意灵感，以及在非遗竹艺传承人合作过程中，设计师所感受到的中国传统竹艺之美，并期望通过荷兰设计打造出竹艺的摩登设计感，以PACC携手共创东方竹设计产品。在会上，我们感受到了对于传统竹子的新的视野，对传统竹元素进行创新，关注竹子的设计和竹子的颜色表达，在竹子的性能上也做了新的尝试。中国非遗传承人与荷兰设计师跨界合作的艺术家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非遗如何走进当代美学，带动公众审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五、结语
设计经验证明，最有市场的产品都是有文化底蕴的产品，它的发展潜力也高于普通产品。毫无疑问，这次经历必然会影响我对设计的看法，在保留现有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我似乎更清醒的认识了中国与欧洲设计师在做设计上的区别。在对于用设计传承竹手工艺这一问题上，其实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的思路不能受限制，那么设计也不能受限制。如何将传统文化和创新思路结合来创造符合现代审美的产品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而关于中西结合、古今结合这一系列世纪命题，我们不光要真的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也要让本民族文化不断得到扩展。设计力量代表的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力量，从古至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交融都是千古不变的主题。因为只有这样，人类不断进取、勇往直前的基因才得以延续，在传承传统文化形式的同时，如何用真善美的表现手法表达过去、现在与未来，将是任何一代人对于现实社会和时代的思考。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如何发展手工技艺使其跟上时展的步伐，将是一个漫长的课题，然而真正符合市场的技艺才能永葆生命力。
作者：吴沁园 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