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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家庭教育范文1
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在中国千年的封建家庭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当代家庭。当代的家庭教育，不但要紧跟时代脚步，实现现代化教育，同时亦需要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去传统文化之糟粕。
1成熟的儒家伦理思想给予后世家庭教育以积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有一套成熟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人脑中根深蒂固，不随时代而变迁，也不随朝代而更迭，而是通过教育绵延至今。儒家伦理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准则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其对天人合一的推崇，及对人道为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视，不仅影响着古代家庭教育，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家庭教育。
1．1知孝明悌的家族观
知孝明悌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孝”指尊敬父母，回报父母；“悌”指友爱兄长，包括朋友情谊。儒家伦理文化认为知孝明悌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培养人性和谐的“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孝悌观念历经千年，早已植根于中国千万个家庭之中。父母是孩子身边的榜样，绝大多数父母不仅尊敬孝顺上一辈，而且会积极运用儒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观点教育下一辈。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无论是对当代社会还是对下一代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1．2和睦相处的处世观
中国传统文化对内讲究“家和万事兴”，对外讲究“以和为贵”，即使做生意也追求“和气生财”。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而且包括与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培养了中国人爱好和平、互相友爱的性格。相比今日的中国家庭教育，在很多处世教育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辈、祖父辈的过分关爱使得孩子极易形成自私、冷漠的性格。这类孩子在家不知尊敬长辈，在外为己是中心，不懂得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儒家和睦处世的伦理观在我们当代的家庭教育中亦有其用武之地。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是物质欲望、生理欲望等各种欲望充斥其中的社会，喧闹繁华的世界背后，需要的是真、善、美，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本我的真诚和谐的联系。所以，在现在的家庭教育中，除了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独立意识等意识，和睦处世思想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日后成为冷血无情的人。
1．3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
诚信是儒学伦理文化较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同时也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曾子杀猪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一方面，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话。另一方面，曾子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当代的家庭教育内容包含甚广，诚信教育不可缺失。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诚实守信不仅影响着他们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而且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心态。诚实守信的孩子持着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们待人诚信，同时也愿意相信别人会在自己有困难时伸手援助他们。谎话连篇的孩子在生活中总是怀着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易妒忌、猜疑，不信任他人。由此可见，诚信教育在当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们应该对孩子们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榜样的作用。在很多示范性事物中，身教远远胜于言教。
1．4修身养性的精神意趣
这里所提到的修身养性主要是指礼仪教育。我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重视礼仪教育，不仅是传统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传承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中起到了纽带联接的作用。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以礼教人，不仅有利于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且有利于规范父母的言辞行为。父母在教育孩子礼乐修身的同时，自身的行为标准也在提高。
2积极影响背后的消极因素
2．1唯古是从，缺少创新精神
很多中国家庭就“中国文化”这一问题，教育孩子的时候，不免会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话虽没错，不免让孩子心生一种高傲自大之情，误认为中国文化都是好的，造成一种唯古是从、盲目崇古，因循守旧的心理。这种心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且会阻碍创新意识的培养。
2．2中庸思想，竞争意识薄弱
中庸思想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的人伦思想，即人的内在精神；二是，外在的行为方法，即适度、适时，合乎人们的行事准则。但现在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中庸的深层含义，只是停留在表层含义，例如泛泛的理解为“折中、调和”，如此的理解尽管其本身没有错，但我们的部分家长若本身学艺不精，在教育后代时，势必会造成偏差。导致下一代错误地将中庸理解为平庸、不偏不倚，维持一个中等位置。这种有偏差的思想继而又会影响到孩子竞争意识的形成，不利于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发展。
2．3愚忠愚孝，专制氛围浓厚
我们的自然生存环境造就了父权制为主的农耕文化，从而产生“重尊卑、知贵贱”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等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注重尊老爱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人与年轻人的不平等，并且在家庭中或许会催生出严肃、专制的氛围，让孩子自小就无法感受民主氛围，一味地愚忠愚孝。
二、儒家伦理文化给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儒家伦理文化成为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统一体。我们的家庭教育面对传统儒家思想时，通常有两种较为极端的看法：一是，全面否定，盲目从外；二是，全面肯定，高傲自大。这种消极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平常家庭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很多国人心里也存在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应该摆平心态，逐步克服。当代家庭在运用儒家伦理文化时，应做到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应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家庭得以维系、社会得以维稳的轴线。但其诞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服务于无尚王权，其自身必然存在着不符合当代社会弘扬的精神文化思想。所以，在家庭教育中需要做到客观辩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在教育子女时，不能只停留在言传，更要重视身教，努力做好榜样作用。我们的家长只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合理部分，以及行动上深刻践行其理念指导，达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我们的家庭教育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三、总结
儒家思想与家庭教育范文2
众所周知，人类认识自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辨过程。这也正如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婴幼儿不知道自己是谁一样，但有些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种情况，不是认知出了问题，而是做人出了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这四大支柱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但最是基础、最根本的还是学会做人。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于如何做人的论述，不仅使我们耳熟能详，而且感悟颇深。儒家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就是培养个人良好的德行，养成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要求学生能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儒家集大成者，亚圣孟子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之四端。这应是对儒家“性善论”的最好诠释。同为儒之大家的荀子先把人赞赏了一番，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而人有气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接着又反驳了孔子和孟子，指出了人性向恶的一面，说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性皆恶，其善者“伪”。孔子告诉我们人得接受教育，孟子告诉我们人可以接受教育，荀子则强调人必须接受教育。儒家思想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人是环境的产物，无论人性善或恶，都是可以教化的，是可以改变的。直到如今，这些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纵观历史，从文化典籍到家教故事，从颜氏家训到各类家书，无不包括深刻的做人道理，并使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问题却越来越多的情势下，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家教读物，看看“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孩子，如果你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落与迷茫，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教孩子做人。
苏格拉底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意思是说，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他的灵魂一定是智慧的。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道德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准具有平行发展的关系。道德高尚的人大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反之，知识浅薄、思想偏激，则很难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但知识不等于道德，人要成其为人的制约因素很多，所以学会做人是大学问。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靠什么去书写人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职场，靠什么与人竞争？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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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风使主流价值观
从贵族走向平民最早论述家庭的经典是源于上古时期的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中有一个专门讲述如何治家的卦，叫“家人卦”，其卦象是——风在上，而火在下，意喻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即“家和万事兴”。先秦时期孟子在《大学》中提出齐家治国的逻辑，“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自此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归宿。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对家庭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此外，《朱柏庐治家格言》、《家书》、《了凡四训》等诸多家风、家训都流传至今，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与遵守的意识形态，国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家中的孝子就是国家的忠臣。《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中也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之中，培养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成为头等国家大事，家庭教育成为安邦定国的必经途径。家国共同体的形成与家风的作用是不可分的。在家庭中，生动具象的日常语言作为家庭成员交往的中介与载体，其内容和形式时时刻刻都在继承、投射和演化着社会秩序，成为文化濡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制。书籍、戏剧等媒介的存在与发展使社会道德、规范、习俗、契约等各种社会秩序得到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延续和传播，对于社会的稳定、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传播技术的发展全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状态，特别是印刷媒体的发明对教育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在文字和纸张发明之前，家庭教育是一种私人性质的活动，以价值传承和技能传承为主要目的的家族教育基本上以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经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与研究，在上古时期文字被创造出来，写在甲骨、简牍、金石、布帛上，尽管费时费工，但是人的思想得以凝固，从而在时空上具备了传承的可能；到了汉代，纸张被发明出来，书写材料更加方便；隋明了雕版印刷术；直至北宋的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为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物质条件，家庭教育的思想从庙堂和政治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家风在民间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推广，家族教育向平民化方向发展。
二、家风促使国家的科举取士制度
全面普及在家风的鼓舞下，儒家文化得以下移与普及，全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向心力，使得国家的文教政策及科举取士制度得以顺利进行。“科举制的出现，把选士制度和育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它的逻辑是让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读书人掌握话语权，在形式上公平公正地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发展权，极大刺激了全体民众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在科举制的鼓舞下，家庭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家庭伦理的落实。科举制的公平性使人们对教育抱有绝对的信任，坚信通过教育可以向上流动，从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共遵共信的信仰。“科举制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下，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乱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登上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在最好的形式下，它是贵族的，因为这个政府是由每一代的显贵中，公平地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来主持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产生的英雄和模范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土豪劣绅。一个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由有哲学和人文科学涵养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令人羡慕的。”正是因为科举制禀持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逻辑，让读书好的人作官，所以一个品德高尚的读书人掌握了行政权之后，往往能为民造福；退一步说，读书人如果没有能当官，仍在原阶层从事各行各业，那么他们也能保持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成为好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可以促进个人的向上和水平流动，并保证了全社会思想的纯正和社会的稳定。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家庭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织，是社会群体网络发展的起点和环节，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政治和文化力量。孔子主张对全体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家庭教育培养的就是有道德、有礼仪、有学问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家庭内部能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在家庭外部也能协调好朋友、君臣的关系；他们遵守社会流动的规则，进则进入庙堂治国平天下，退则回归家族安份守业，并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社会呈现出平和、进取、祥和、有序的文明精神和流动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为核心的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了全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纯正和向心力。家风追求的是实现个体对家族和国家的贡献，“修身、齐学、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读书人的大情怀与大归皈，从而实现了小我与大公的统一。
三、家风使家庭道德教化
从宏观走向微观被誉为世界教育学雏形的《学记》中这样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搜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执政者政令以求得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这样的做法虽能取得小名声，但还不能触动众人；执政者亲近贤良之人、体恤偏远之人，这样的做法虽能感动众人，但还不能教化全体民众。执政者如果要所有民众都受到教化以形成良好的民俗，只有通过教育这条渠道。可见，早在战国时代社会精英们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则，即：从上而下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能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起作用，而真正普及性的教化应体现于老百姓真实具体的“俗事”之中，只有在每个老百姓身上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改变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家风、家训、家规极为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精英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从宏观领域向微观领域的深入。从内容上看，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治国的方针相联系，它高高在上，显得过于宏大与抽象。但是随着印刷媒介的发展，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寻常的耕读之家也有了使用文字、记录文字、传播文字的机会，这大大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涉及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事实证明，这样的传播是有效的，它避免了脱离民众实际需要谈道德教育的抽象与空谈，而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的实际出发，从他们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意识出发开展教育，真正地做到“化民成俗”。于是，在民间自发地创造出家风这种形式并兴盛起来。家风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用以劝导和制约本家本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例如，成书于隋代的《颜氏家训》，就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家训之一，全书共七卷二十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全面涉及到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修身、治家、处事、为学、闲暇、宗教、书画等等，内容之广、之杂、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创造出简洁、通俗、真实可信的家风家训，个性化、平民化的家风在其他阶层也得以广泛延伸与重构，自此，家风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
四、家风使家庭教育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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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秉承以往各届的宗旨，在独立思想、平等对话的原则下，学者们围绕“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儒学与国家软实力建构”“礼乐文化与社会道德”“儒家思想与公共文化空间”等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学术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学研究为解决当代困境提供重要智慧
本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广泛的外国学者的参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阐发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体现了儒学研究丰富的思想和方法的维度。
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国际哲学学院副院长杜维明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从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体系中，儒家哲学没有寻求超越的外在精神实体，而是关注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追求凡俗的人文主义，强烈渴望自然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相辅相成。孔子的“仁”，没有阶级、地域的界限，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天下归仁”，这为解决当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困境提供了另外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在儒家思想的启发下，人类应该享有正义的自由，有同情心的理性，有社会和谐的个人尊严和有责任的人权。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安乐哲认为，当代世界在取得广泛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全面危机”。他认为应对这种全球困境首当其冲要摒弃人们熟悉的个体玩家竞争模式、只追求一己之私的文化资源，代之以协同合作形式的、跨民族、伦理和宗教界限的恰当文化资源。很多人认为，作为泛亚洲大文化现象出现的儒学，有可能对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的话语，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瑞智同样认识到，随着亚洲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需要重新估量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世界共同体的英美传统的优长和缺陷，同时更充分地了解和估量儒家的思想传统。他认为“君子”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他围绕这一范畴对其本体论的含义和现代价值进行了多角度的注释和阐发。
拓宽儒学研究的路径和维度，回归儒学的践行精神
儒家思想与家庭教育范文5
人类在30多万年以前，就开始了进化的历程。在农业产生以前，人类依靠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果实、根茎等生存，过着饿则捕食、采食，饱则弃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动、植物的季节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类的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人类的生存欲望和创造欲望使人类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农业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通过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亚、印度、中国北部与中部山区、东非山区、墨西哥、秘鲁等是几个基本的、独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农业。”[1]1954年，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经测定为7000年以前的遗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猪骨，88个灰坑贮存着粮食，有的窖底腐朽粮食厚达2米，经测定，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遗物。近年来，我国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是最早出现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进化繁衍、发展强大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着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当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国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国古代教育活动是从农业教育开始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类通过耕作、畜牧进入原始农业状态。农业一旦开始，人类就需要将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播推广。这就开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原始人群“为了供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他们的劳动工具虽然简单粗糙，经验虽极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年青的成员，使他们知道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动的记载，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写到“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叙，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原始人类传播农耕技术的教育活动。
原始教育活动是不可能与生产劳动互相分离而独自存在的，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动，因此有了教育场所。古籍中记载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动的原始场所有两种。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证为平坦、宽阔的场地，用来堆积捕获物与农耕作物和聚会的地方，被认为是五帝时代的教育场所。二是“庠”，被认为是虞舜时代的学校，“庠”也是储存谷物之处。《礼记•明堂位》中这样阐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可见，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动，都是和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许多考古发现都说明中国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
二、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农思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们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统治者依靠农业维护稳定，农业在古代最具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之本，中国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农恪印。在许多史籍中，都有重农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李悝在魏国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禁技巧”，即发展农耕，约束手工业。墨子在他的论述中强调农业生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聊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为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论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这些重农言论的传播是古代思想家们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言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民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来说，唐代实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允许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同时在役期上规定农民的最高役期，让农民有更多的耕作时间。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万，比唐初增加数倍，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为增加、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唐朝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和农民接受重农思想说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活动的成果。
中国农业文明也使得中国古代教育把是否知农、会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在《论语•微子》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记录，说的是孔子带众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农，问其看到老师没有。老农说，既不劳动，又不知道劳动知识，哪里配得上称为老师。可见“四体”勤，“五谷”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才标准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两江总督8岁时能读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亲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视对子女、亲眷的劳动教育。他教育两个儿子每天都要劳作，“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并且以同样的要求对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织布，什么时候种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织做的。教育自己的子侄们:“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中国历代史籍的许多记载都反映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标准的影响。
三、中国农业社会蕴育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点
农业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繁殖与生产，以此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古代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吕氏春秋》“审时篇”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把天时地利的自然变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3]古代人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国农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点导致了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涵，使中国古代教育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实体存在，天是说指自然及其客观运动，人着重强调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观世界。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论述，《尚书》有“惟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阐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田子方》)。“大地与我并生，而大地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典籍中又常有人与物相融的意境描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摆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大自然的变化影响人的情感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是与西方文明对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们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他们都在教育活动中，著书立说，演讲说辩，传播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赋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了人性与万物的融合思想，也强调了认识自我与认识自然的统一。总之，中国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内容是丰富精深的，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古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范围极小。正如钱穆指出的，农耕民族“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4]由于农业生产的空间局限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以及农耕发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传的心理特征，使中国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为社会实施各种教育活动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单位，使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们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齐家”。“在封建社会，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长，他们负责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家庭的准则。宋王弘官至尚书并进位太保，他知道自己应是人们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法，以致写书信均有一定格式，这是他的家庭准则。后人都仿效他，称为王太保家法。齐中书令王延之家教很严，见子弟要先规定时间。他的儿子伦之也用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长作为榜样注意严肃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诲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规训，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许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写下了大量的“家训”、“家教”类著作，以教育子孙，警戒后代。现存最早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流传最广，被称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是影响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观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响，他自己的家书又对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都产生着更大的影响。钱穆对推崇备至，认为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典，他称为“一大教育家”。李鸿章常以“敬恕”二字诫其弟子。冯天祥也以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的岳父杨昌济抄录过的家书和日记，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学生。还在延安时期建议党员干部们都要读读家书。
中国历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家庭教育观念虽然有不少带有封建社会的糟粕内容，但它们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视营建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家庭结构的稳固，其中有许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对慈、善、孝、贞、悌等家庭伦理要求，对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儒家思想与家庭教育范文6
本文作者：谢冬平、朱欣 单位：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大量涌现，民间也开始出现了蒙学教育的机构。至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精神渗透社会，儿童的启蒙教育受到重视。汉代由于官学中缺乏初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教育多依靠私学，进行蒙童教育的机构被称为“书馆”，教师称为“书师”。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家庭教育异军突起，成为蒙学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至隋唐，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选仕制度都趋于制度化，蒙学教育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蒙养教材是蒙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学教材主要功能是教孩子识字和一些基本礼仪规范、纲常伦理。秦朝时期，统治者出于书同文的政策，编撰了一批文字书。如李斯撰《仓颉》7章，赵高撰《爱历》6章，胡毋敬撰《博学》7章。“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未《仓颉篇》。”[5]437这些都是识字用书，此外还有《凡将篇》、《急就篇》。其中《急就篇》在字书中流传最广，它字数适中，文字押韵，朗朗上口，好教易记，内容囊括了姓氏、器物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比较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相当注重凸显教育性。此外，东汉末年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也为蒙学教材的推广提供了方便。在这一时期，出现专门进行蒙学教育的“书师”，同时很多学者专门论述童蒙教育的重要性。如西汉杰出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贾谊，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思想的基础上，关注胎教，并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梁朝的颜之推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而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受其母亲卢氏重视对子女早期教育的影响，关注儿童教育。
北宋的活字印刷术使得蒙学教材得以普及。在学术思想方面，理学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给蒙学教育的内容奠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宋元以后，蒙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蒙学，在全国城乡，不仅有政府官办的蒙学，也有民间举办的私学。至明朝，官方介入小学设置，嘉靖年间，礼部行文全国，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每50家为1所。清朝蒙学的类型更为齐全，也更为系统化，有社学、义学、私塾。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蒙学教育的具体方法和教育内容，强调打好儿童基础的同时，用《须知》、《学则》培养儿童行为习惯，并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五类：识字教学、伦理道德、历史教学、诗歌教学、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在各类蒙学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影响也最为深远。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明清时期，除沿用前人编纂的蒙学教材外（主要是宋元时期），也会根据统治的需要，改编已有的蒙学教材，同时编撰一些新的教材。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非常重视生活习惯以及礼仪教育。“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6]14“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肆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走则拥之）。不童子不裘不帛，不屦絇，无缌服，听事不麻。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见先生，从人而入。”[7]546“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縪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着綦。”[7]532从童子的穿着打扮，到日常起居，再到待人接物，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即使听课的规矩，也有明文规定“，幼者听而弗问，学不鬣等也”[6]117。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非常鲜明的社会，重视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汉代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为体现明晓儒家经典，汉朝选仕中就有举童子郎，对象是15岁以下的少年，如朝廷询问魏郡太守黄琼当地发生日食的情况，黄琼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述，其孙黄琬年仅7岁，在旁插话“：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钩？”琼大惊，即以此言应对。“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5]487在中国古代，除专门的蒙训教材带有生活习惯、道德教育的内容外，到明清时期，在进行童蒙教育时，四书等被直接列为蒙训教材。
至清朝时期，蒙学教材的规模变得非常庞大，这些蒙训教材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内容越来越丰富，从最开始较为单一的识字、识物教育，到加入礼仪、生活习惯教育的内容，再到传授伦理道德，传播经学，内容愈趋完善和复杂。其二，蒙训教材可读性、故事性、历史性越来越强，能更多地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采用相对浅显的文字，对偶的句式、有趣的故事等各种形式编排。其三：蒙学教材的编写更多地考虑课程设置的需求，并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渗透其中，特别是到清朝，蒙学也比历代更加重视科举化，其课程和教学方法都是为科举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