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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索发现范文1
[关键词]新闻报道；“标题党”现象；考古学；大众媒体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31-02
近年来，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流行着一种 “标题党”现象。现在，这种“标题党”现象不仅没有止步于娱乐新闻，反而向体育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和文化新闻等发起了进攻，文物考古类新闻也没有幸免于难，成为了“标题党”的炮灰，考古也几乎成了“炒古”。本文通过分析“标题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进而探索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找到二者合作的最佳模式，以减轻“标题党”现象对文物考古类新闻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
（一）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
以2000年浙江发现 “彭公大墓”为例，考古工作伊始，部分媒体就争相了“彭公大墓：青膏泥覆盖规模全国之最”、“彭公大墓附近可能还有大墓”、“浙江考古重大发现：彭公大墓可能是越国王陵”等为标题的考古新闻，而到最后，考古发掘出来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水利设施。
2001年的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也是如此，在一些专家学者的“配合”下，网上出现了“抚仙湖下惊现‘金字塔’”、“抚仙湖底有座中国‘庞贝古城’”、“抚仙湖水下遗址可能是消失已久的俞元古城”、“云南抚仙湖底发现‘水下街道’和‘斗兽场’”等相关标题的考古新闻。但直到现在，抚仙湖水下的古代建筑遗址还未有明确的科学定论。
2009年底的河南 “曹操墓”事件，媒体和公众对它的关注在2010年还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这次普通的考古事件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公共事件。媒体对曹操墓的很多报道都逐渐出现了娱乐化倾向，如“曹操第82代后裔网络‘认亲’愿提取比对头骨”、“‘千年杯具’曹操是个养猪大户”、“曹操‘寻宝派’盗墓之王”、“揭秘曹操两千年家族史祖父是宦官后代多务农”、“死后哀荣，曹操不如他爹”等相关新闻标题，使本身严肃的考古学术事件演变成一场闹剧。虽然类似这样的娱乐新闻在曹操墓的报道中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在这样严肃的公众事件中，赋予曹操墓娱乐的成分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事实上，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还有很多，其伴随的炒作问题也一直危害着社会各界。首先，它的出现违背了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背离了新闻追求客观真实的准则，打破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使公众对大众媒体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对媒体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其次，炒作问题严重违反了考古学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破坏了文物考古类新闻应该遵循的客观真实原则，使考古行业陷入了想象――散布――澄清――再想象――再散布――再澄清的怪圈；最后，大众媒体的炒作行为使公众对考古工作的流程和性质产生了偏见甚至是误解，而这种偏见和误解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会让原本严肃科学的考古工作在一次次的炒作中丧失其应有的历史厚重感。
（二）“标题党”现象出现在考古领域的原因
首先是媒体自身的局限性。许多媒体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不断在社会、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开辟战场，上演一出又一出的眼球争夺战。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媒体之间往往为此产生过度竞争，间接造就了大量不科学、不真实的报道，这就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需求，试图使新闻娱乐化、暴力化和猎奇化，从而提高新闻点击率。事实上，考古发掘出土的所谓值钱的金银珠宝并不是衡量考古价值大小的标准，但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对奇珍异宝的关注，不惜捏造失真的考古报道以增加卖点，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公众的“挖宝”心态。
其次是考古行业本身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对媒体行业都不太了解，甚至分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区别，他们认为记者会严格按照他们所说的内容来报道，而记者出于新闻撰写的要求又往往无法与其达成一致。考古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常识一般又不为媒体和公众所了解，故而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实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长时间从事学术研究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没有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无法招架媒体的追逼和诱问，有时会发表一些并不完全确定的看法或观点。
再次是公众在媒体报道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公众的寻宝心理和猎奇情结往往使其无法正视媒体的不良报道，对一些明显带有“猎奇性”的不真实考古新闻依然趋之若鹜。加之公众缺乏考古、文物方面的常识，往往无法判读考古新闻的真实性与否，常常忽视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上为 “标题党”现象的风行充当了“帮凶”。
鉴于“标题党”现象已经较为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的客观报道，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不应该固步自封、事不关己，而必须勇敢地走出去，争得考古发掘报道的对外话语权。通过与媒体合作，摒弃前嫌，与之共同进行有“原则”的报道。
二、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
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反映了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摩擦，尽管二者的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这样的合作依然是考古学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共性来看，二者很多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这是其合作的前提和保证。考古学及考古工作都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而大众媒体的基本准则也是追求客观和真实。考古学与大众媒体都具有认识作用，可以使公众获得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另外，二者共有的教育作用也不可忽视，考古工作的成果可以使公众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大众媒体的报道也以引导公众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
第二，对于大众媒体来说，文物考古类新闻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公众对于考古发现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其他学科也试图从考古发现中找到新材料，文物考古类新闻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喜爱，其新闻价值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文物考古类新闻向公众传播了考古学的常识，促进了文物保护观念的形成，有利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第三，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对于媒体、政府和学术界可以带来多赢的结果。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为考古工作和考古传播带来更多的便利，除了传统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外，数字媒体的发展为考古学的传播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与考古学合作可以创造更多的新闻价值和经济价值，媒体的影响力也更加广阔；对于地区政府来说，考古新发现一旦通过媒体报道出去，将会受到当地广泛关注，为其旅游业和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商机，从而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同时其文化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学术界而言，考古发掘成果带来的新材料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给其他学科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
三、如何应对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
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合作的趋势是必然的，我们要注意二者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从大众媒体角度来说，面对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报道，应该秉持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和严谨性，遵循考古专业和考古新闻的特点，不追逼、不诱问，充分尊重考古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此外，大众媒体还应该保证其报道的考古新闻在来源上足够权威，在主题上不能偏离考古学的范畴，在立场上保持客观中立，在倾向上保持学术性和娱乐性的有机契合。大众媒体要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所谓的“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审慎对待，给学术之争以充分的空间和时间。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需要经过沉淀和深入的考证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形成新的历史判断的过程往往比较长，媒体要做到善始善终，不能虎头蛇尾，对考古发掘和研究要持续跟进、追踪报道，耐心地等待考古成果的刊布。
从考古学界来说，考古工作者应该恪守学术理性，保持独立精神，学会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拒绝浮躁，拒绝炒作，其研究成果应当先刊布于相关的学术刊物，而不是让媒体进行舆论炒作。考古行业要变被动为主动，改变以前被动报道的局面，主动选择能够吸引媒体和公众的考古信息，积极联系媒体，并通过协助媒体来提升考古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总之，我们应当通过努力，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之间信息和人员的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并且以这些人才为核心，促进考古学与媒体的顺利合作，使考古新闻不再被“标题党”现象困扰。
四、结语
“标题党”现象出现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并非偶然，而是与当今社会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面对这种现象，作为考古从业者，不应该置之不理，而是应该据理力争，夺得文物考古类新闻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明确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找到二者合作共赢的最佳模式，既可以凭借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探索性、神秘性和科学性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增添活力，又可以利用大众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大众性为公众考古的科学发展增添动力。总之，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它们的共性来促进考古学的发展。
[注 释]
崔建莉：《曹操墓事件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张郁：《“彭公大墓”：一起波及全国的新闻炒作》，《新闻记者》，2000年第12期，第51页。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2
在古称弘州的阳原大地上，古人类、古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石片、石核等文物随处可见，俯首可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展示古人类活动的“天然博物馆”。
中华世纪坛，中国人献给全世界和21世纪的礼物。在这座具有纪念性标志建筑的中部，270米长的青铜甬道从南至北镌刻着距今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今天的时间纪年，并用凝练的文字记述了中华民族从孕育到启蒙、成长、发展的历史过程。
这里，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浏览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在这里，“河北阳原小长梁”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和中华大地古人类早期发祥地之一，赫然铭刻在青铜甬道的第一个台阶。
其实，小长梁只是泥河湾盆地众多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之一。
泥河湾，位于桑干河畔，是河北省阳原县境内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数十年来，以后命名的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地层、泥河湾遗址群等早已超过了这个自然村的概念，成为蛮声中外的地质、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的圣地。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泥河湾又逐渐走出考古界和地质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早在20世纪20年代，泥河湾高耸的雄壮地层露头和美丽的神话传说，就吸引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和学者的关注，巴尔博只是其中的一位。
1924年，巴尔博在泥河湾一带进行地质调查，他把分布于泥河湾一带露出的灰白灰黄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而“泥河湾层”所处的年代正是现代人类祖先――猿人出现的年代。
1927年，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对泥河湾层作了分层记述，并报道了泥河湾层中发现有脊椎动物种类。泥河湾地层的发现，就为人们追寻人类早期活动的踪迹提供了光明前景。
1935年，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根据泥河湾村东北地带采集到的似乎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和动物标本，推测泥河湾一带可能有过古人类生存，这个推测犹如探石在科学的湖面上激起了微妙的水波，冲击着勇于探索者奋发的心弦，指引着探索者奋进的征程。
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会议中，我国著名教授杨钟健正式向会议提出泥河湾，并将泥河湾列为上新统最上部。
1954年，在纪念北京人发现25周年的大会上，正式把相当于欧洲维拉弗朗期的泥河湾层改为早更新世。
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和卫奇两位专家在桑干河中游地段发现了虎头梁遗址。在这里，发掘出了楔状石核和尖状器为主的石器，和古人使用过的灶炕、木炭粒、烧骨、烧过的鸵鸟蛋皮等，特别是映入眼帘的遍布沟壑丘陵的湖底藻类化石，更是令人爱不释手。
1974年，著名学者贾兰坡和卫奇在泥河湾村西约70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许家窑至侯家窑遗址。经过几次发掘，从中发现珍贵的古人类化石17件、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2万件及众多的骨角器，并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其中，石器里面仅石球就有1079件，从一个遗址中竟发掘出这么多石球，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经研究确认，这里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0万年，这一发现让考古学家们倍受鼓舞。
泥河湾盆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是在1978年。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汤英俊、尤玉柱和李毅，在桑干河南发掘了与泥河湾村遥遥相对的小长梁遗址。
早在300万年前，这里曾是泥河湾古湖的湖底。至此，小长梁成为东南亚北部确知的最早的人类遗址群，距今有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小长梁年代的科学确认，使得“在100万年前亚洲没有人类文明”的论断不攻自破。
1992年，在相当于小长梁遗址文化层下部20米的地层中，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考古地质专家谢飞和他的同事发现了另一个旧石器遗址――马圈沟遗址。
2001年10月，考古工作者对马圈沟底部遗址进行了发掘，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通过对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的发掘，其发现石核、石片、石锤、刮削器等石制品及腐蚀程度较低的象类、犀类、鹿类等动物骨骼化石800多件，这在目前全世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
泥河湾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文化瑰宝，是我们研究探索远古人类的一把钥匙。
在古称弘州的阳原大地上，古人类、古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石片、石核等文物随处可见，俯首可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展示古人类活动的“天然博物馆”。
一个世纪以来，这里已出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石制品上万件。
这些远古祖先留下的遗物如同一部史书，几乎记录着人类历史早期的全部事件，是中国乃至亚洲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明证。
泥河湾是本土的、民族的；更是人类的、世界的。她是世界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无疑是世界级人类文化的宝库。
泥河湾以含蓄而神秘的魅力而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神往。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泥河湾被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一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以来，共接待了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专家学者，我国的一些知名考古专家杨仲健、裴文中、贾兰坡、卫奇等更是经常涉足，谢飞则在泥河湾一扎就是20多年。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内各大媒体纷纷聚焦泥河湾，向全世界传递着泥河湾的每一次振奋人心考古发现。
国际学术界也在关注着泥河湾，英国《自然》杂志、美国《科学》杂志相继，英国BBC广播电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巴西费加罗报等对泥河湾进行了报道。
人类、生命、地球和宇宙的起源是人类面临的四大问题。阳原泥河湾盆地考古的重大发现，不仅让考古、舆论界工作者振奋，也让公众中形成了一股泥河湾热，更引起了省领导的关注。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3
――王巍
在当今的中国，财富毫无疑问是一个关键词。事实上，我们在关注金融、关注经济、关注房产等等这些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似乎总是忽略了关注精神与文化财富。如果要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它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国家财富，在今天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大到质疑中华文明是否真有五千年的历史，质疑我们已知的历史真否正确，小到质疑曹操墓是真的还是伪造。所有的疑问其实都来自于人类自身永恒的探索：我们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似乎历史在告诫我们，不了解过去，就不能够正确的发展未来，不知从何而来，便不知要去何处。而王巍和他的同事们就在致力于探索出这一疑问的答案。
王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作为中国最权威的考古机构的负责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界学术造诣最高的专家之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王巍的事业中有太多需要完成的命题，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后悔过把考古作为他的终身事业，尽管在他三十多年前决定投身于这个事业的时候，考古还是一个极不受重视的冷门专业了。视线外的30年
王巍是“”结束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34年前，考古还是一个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专业，冷门到了何种程度，王巍经常苦笑着提起关于一张发票的故事。
1979年春王巍在大学二年级在张家口的考古发掘实习中，到镇里的一个小商店购买考古发掘所需的手套等劳保用品。东西买完后售货员把购物发票递给王巍的时候，他真是哭笑不得：发票抬头上的单位名称俨然写着三个字：“考骨队”。
尴尬的经历不止于此。他们在进行考古调查工作中，常常被老乡们误认为是“挖坟掘墓”的。亲朋好友们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非要选这么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专业?然而纵使在那个时期，王巍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改行。他始终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着很有意义的。经过三十年的考古生涯，现在王巍深有体会地说，“考古不只是研究古物，也不仅仅是研究历史，更是在与我们祖先对话，从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体会我们祖先的行为、意识、智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当一件件精美的文物由他亲手发掘出来，当一个个遗址被他和同伴们发现，其中产生的心灵的震撼和民族的自豪感。是旁人难以体会的。”他感到。考古学家是在探索、发现和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1982年初，王巍以学习成绩优异而被分配到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国都城和墓地从事考古发掘，一干就是五年。
东瀛研修 普及意识扎根心中
1987年，王巍被公派前往日本的考古机构研修。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中，王巍才第一次感受到了在发达国家，考古是多么受到公众的关注，考古学家是多么受尊敬，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一心钻研学术研究的学者，第一次体会到了舆论与传媒的重要性。这使得他在后来担任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中，不仅关注学术研究，同时也关注到了考古知识的普及等问题。他不仅亲自担任《考古》杂志主编，还创立了公众考古中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再重大考古发现，如果只有考古界的人了解，顶多也就是几千人，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如果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了解，那就是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人，那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啊!这对于考古学的发展和实现考古学对当代社会的贡献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考古对阵盗墓
近年来，随着古董收藏热度日益升高和《盗墓笔记》、《鬼吹灯》等一系列盗墓小说的疯狂流行，刮起了一股疯狂的“盗墓风”，甚至有很多人是从关注盗墓题材的小说开始，才关注起了默默无闻数十年的考古。公众对于“盗墓”的道德模糊度几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巍提及这一点，很是痛心疾首。
“在考古界，出土多少文物，文物是否精美，这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发现的学术价值，也就是反映当时人们的文化、习俗、丧葬习惯等等历史信息量才是我们最重视的。有的时候与一件文物本身所包含的信息相比，它在墓葬里是摆放在什么地方，是被和什么其他文物放在一起，反映了什么丧葬观念和习俗等信息更为重要。”王巍说，“盗墓贼们利欲熏心，他们采用的都是穷凶极恶的掠夺方式，经他们掳掠过的陵墓，大量历史文化遗迹被摧毁，被破坏。纵使经盗窃的文物最后被国家收缴，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线索也都被毁掉了。因此，盗墓贼是考古工作者的天敌，是民族的罪人!希望全社会都来声讨盗墓贼，使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作为国内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王巍参与过北京郊区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墓地的发掘，主持了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的发掘、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和殷墟商代晚期居住址和墓地的发掘等重大考古项目。提及《盗墓笔记》和《鬼吹灯》之类小说里的情节，这位权威考古专家是哭笑不得。出于职业敏感，在这类小说的热销时期，他也翻过，想看看究竟是怎样的小说能掀起这么大一股“盗墓小说热”。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令他更为扼腕的是：如此仅凭“丰富想象力”的小说竟然被大众追捧至此，这或许也是国内考古工作者们的悲哀吧。
曹操墓之疑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正式向社会了发现曹操墓的消息。
然而令王巍意想不到的是，消息后，引起了一片质疑之声。关于曹操墓的真假争议一时问成为了街谈巷议最热门的话题。王巍一方面是高兴的：这似乎是公众第一次对考古产生了如此大的关注和热情；但是更多的是不解：大量考古学家几乎异口同声认定的曹操墓，却受到了无数社会大众和考古和历史专业以外的“专家”如此强烈的质疑。“外行”质疑专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社会关注使得王巍在一年里接受了无数次媒体的专访。针对社会上对学者参与造假的说法，王巍说，学术界确实存在学风不正的情况，确有所谓“专家”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但是，那是极个别的人，绝大部分科学家是好的，是秉承严谨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中潜心研究，孜孜以求的。不能因为学术界存在某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就将整个学术界都看的一团漆黑。就像不能因为某一区域某种传染病流行，就将该地区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患者一样。
文物与收藏
“乱世黄金，盛世古董”，现在，古董交易中涉及的数额已经越来越巨大，各种类似“藏宝”等的电视节目也在热播。作为中国最权威的考古专家，王巍也无奈的被拉进了这场“收藏热”中。不但无数节目邀请他去担任“鉴宝”嘉宾，也有无数人通过各种渠道，带着自己收藏的宝贝不远千里来求王巍给“掌掌眼”。节目邀请王巍从来都是拒绝，在他看来，考古的意义远远不是发掘文物而已，是在追寻古代文明与文化留给今天的意义。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4
[关键词]文物；考古；发现；研究
前言
通俗来讲，文物即古代社会生活留下来的物品，考古即把古代社会生活留下来的物品挖掘出来进行研究，对文物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我国过去五千年的辉煌文化。文物考古既让我们了解过去，也促使我们展望未来。
1.文物考古研究类别
1.1文物来源地研究
在考古学界来说，研究文物来源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国文物考古过程中，每当发现文物，首先都要研究其出处，因为文物的来源地可以反映许多信息，而且有助于研究员的研究工作。在考古发现文物后，研究人员需要对文物进行测定分析，通过文物材料、做工、文字等信息，提取出它的来源信息，并结合考古学和文物来源地背景，对古代文物的生产与传播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对文物反映的文化有初步的了解。比如考古发现的一大奇观：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秦兵马俑，通过研究兵马俑的产生地，可以结合历史背景，了解当时皇家墓葬的习俗。
1.2古人类食谱研究
古人类食谱研究同样是文物考古的一个重点研内容，通过对其食谱研究，可以了解当时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对古人类食谱的研究可以采用化学方法，一般使用文物的骨骼和牙齿进行化学分析，利用同位素标记法进行追踪，比如C、N元素，同时，也可以利用Ca等微量元素进行化学分析。通过对骨骼或是牙齿的化学分析，就可以得知古人的食谱结构，了解食谱中动物和植物所占的比例，甚至可以得知古人是以陆生动物还是海生动物为主。了解这些信息后，便可结合古人生活的历史背景，研究其获取食物的方法，分析出古人采集、狩猎、捕鱼等社会活动发展程度。
1.3古DNA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古DNA研究也成为了可能。对于古DNA的研究材料和古人类食谱一样，都是古人类的骨骼和牙齿，偶尔也会涉及到一些古代动植物遗骸。DNA是人类内在的身份信息表，通过对DNA序列的分析，考古学家可以了解都许多信息。另外，对于同时发现的多个文物遗体，使用DNA研究方法，可以了解文物遗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构建出家族结构，从而对古人类生活有一个初步的构想。将不同地域文物遗体的DNA序列进行对比分析，还可以了解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别与联系，甚至可以研究分析出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2.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研究方向
2.1动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最为广泛的是对古代动物遗存的研究，这些动物一般是人工驯养或是被人类捕猎的野生动物，通过动物考古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旧石器时代的存在和编年。现阶段的动物考古已经明确石器时代出土的动物遗骸全是野生动物。对于古代动物的研究一般包括动物头部骨骼形态特征、足部形态特征等，通过这些研究可以了解古代动物脑部发育情况与爬行运动情况，也可以了解当时动物生存的自然环境，了解几千年前地域气候状况，同时可以将其与现代动物进行对比，分析出动物种群的进化与灭绝，对恐龙化石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对动物群的特征、组合与更替的研究对于古文化遗址相对年代的探究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2.2植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植物，植物的生命活动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对古植物的研究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人类的社会特征。古植物既包括人类有意识种植的农作物、植被，也包括野生植物，通过对人类有意识种植的植物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文明，通过对野生植物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植物进化史。总之，无论研究何类植物，都与人类的关系都十分密切。现阶段，我国通过对古植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了解到许多灭绝的植物，也因此推断出气候演变过程与人类生活迁移路线，对古人类的生存能力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
除了动物与植物，金属是探究古带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物。金属是古代富贵的象征，从夏商周开始，中国便进入冶金时代，一个国家一旦掌握了冶金技术也就建立了成为霸主的基础。冶金考古主要是以古人类在从选矿、采矿到金属冶炼、器物制作、使用的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冶金材料、金属纯度、成品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的科技文明发展程度。现阶段，我国对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都已经有一定的研究与发现，显示出古代人类辉煌的科技成果。
3.文物考古保护研究
文物对于古代人类社会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是人类的价值遗产，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十分必要。化学试剂一定程度上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但是也会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比如苯三氮唑（BTA）是铜及铜合金优良的缓蚀剂能够有效防止铜器腐蚀。许多漆木文物存放时会吸收水分，极易造成文物的干缩、变形等，所以在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时必须定期对漆木文物进行脱水定形，必要时要在文物表面涂加油膜。另外，明矾也是保护漆木文物的最佳选择，在应用时首先将饱含水分的漆木文物在浓的明矾溶液中煮沸数小时，使明矾分子充分渗透到漆木文物中，然后趁热拿出，使其自然干燥冷却，此时明矾溶解度减小凝结在木质内部，多余的水分也就随之排出，同时文物也可以得到加固。
结语
文物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缩影，反映着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体现着人类文明演变历程。如今，我们探索古代文物，是对人类历史文明的敬仰与遵从，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我们拥有更高的价值观念。现阶段的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对文物遗产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因此，考古工作还需要不断改进，我们既要揭开历史的面纱，也要保护历史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吴宏.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J].山西青年.2013（18）.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5
很多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墓，盗墓者是偷着挖的，考古者是国家组织挖的。对于大众百姓而言，发现几座大墓，出土多少文物，不过是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考古有何意义？考古人员表示经常会陷入此类问题的质问中，考古不会产生GDP，不会带来直接经济收入，但它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是不可估量的。
“考古有时候会变得很枯燥”
考古是不是很刺激？当记者把问题抛给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石俊会时，他不易觉察地苦笑了一下，思忖了一阵才说：“当考古变成程序性的事情后，可能枯燥会更多一点吧。有些人对某个时代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不管是完整的文物还是破碎的文物，都可以令他很兴奋。”他自己关注的是汉唐时期的文物考古研究，尽管广东省境内已经发掘了不少汉代墓室，前辈们积累了丰富的考古经验，但是每次挖掘仍然很新鲜。“考古具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一座墓葬即使跟史料记载相符，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变数。”石俊会说，他自己就曾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发现了墓葬群，按照现有资料墓葬属于唐代，但实际上却是南朝时期的。
哪件文物让你印象最深？听到这个问题，易西兵笑了起来，他说很多人都这么问，虽然，别的地方可能出土过很完整的古代尸骸、更精美的玉器等类同的东西，但每一件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次有人问我出土的文物‘哪个最贵，哪个罕见，哪个是第一次见’时，我都会说每一次出土的遗物和每一个遗址，哪怕是一个水井、灰坑，一座房子，都是全球首映。”
所以，考古总有“意外”的惊喜发生。广州地处岭南，酸性土壤加上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几乎没有骨骸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2011年西湾路出土了一个较完整的宋代女尸，这让易西兵他们很兴奋，“我们觉得太幸运了，推测能留下来的原因可能是骨架下铺了一层木炭，起到了防潮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地势高，地下水浸泡的时间短。”目前，这具宋代女尸打了石膏，被很好地保存起来，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其身份、年纪等信息。
跨越时空与祖先对话
除了很多人不理解考古外，“基建工程与考古矛盾也比较大，很多建设单位不明白，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文物要进行考古。”易西兵略感无奈地说。
采访中，石俊会同样提到了这个话题，2013年6月，广州萝岗就曾发生过建设单位蓄意摧毁古墓事件，现场5座古墓一夜之间被钩机摧毁。“最后只是赔钱了事，按照法律规定损坏文物最高罚款90万元，很多施工单位宁愿选择赔钱，也不愿意耽误工期。”石俊会说，但也有的建设单位，懂得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曾经在一个工地上发现了文物的痕迹，有一位老总懂得这些东西珍贵，拨了几十万元专款给我们作经费，我们觉得很感动。”
面对大众的不理解、不了解，何斌表示，考古正在试图拉近与公众的距离，目前国家正在推广公共文化服务，其中就包括考古，“普通大众可以亲临现场，了解考古的过程，看专业人员如何往下挖掘，如何判断文化层等。此外，我们还开设了科技考古研究基地，为日后的公共考古做准备。”
“考古发现都是零散的碎片，本身不完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缀合起来，慢慢地剥离出一些古代人的信息。”易西兵说，“文物虽然是冰冷的，但却是会说话的，结合周边的环境，我们能推测出它背后的很多故事。文物能让我们跨越时空，与它所处的时代，与祖先对话。我相信，考古为广州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效果，远远大于所耽误的工期。”
寻找祖先的社会发展规律
“很多人都问我考古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索，很多年前读过一本书，德国人西拉姆写的《神・坟墓・学者》，很认同里面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来的100年。’我的理解是，考古实际上我们是在追寻祖先的足迹，找寻祖先社会发展规律，为我们预见未来的走向，提供一些依据和线索。”易西兵说，“这听上去很像一个哲学命题，但很值得深思。”
“通俗来讲，可以把广州比作一个耄耋老人，回顾往昔岁月，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把自己这一生的经历进行还原，10岁时、20岁时、40岁时、60岁时都是什么样子的，把这些成长的历程探索清楚，告诉现代人自己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易西兵接着说，“考古很难提供经济效益，产生不了GDP。但是考古发现对公众，对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或移居广州的人，或者匆匆过客，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涵养。去博物馆参观，甚至街边的一个宣传片，就能让人感知广州历史文化古城的氛围，能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这样的社会效应会默默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如何发掘一座墓葬？
古代墓葬很讲究选址，往往会选择离水不远的地方，但又不会有水患危险，比如东边的梅花村、龟岗，东北方向的黄花岗、太和岗、沙河顶，西北方向的梓元岗、桂花岗等。考古，首先要做田野调查和勘探，发现墓葬后，进场作业，就在平地上挖坑，坑的大小与墓主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相关。
不砌砖的墓葬，木头做的棺材放进去几年就会腐烂，上面红黄色的山岗土塌下来，形成填土。等到考古人员发掘的时候，填土的颜色、质地、疏松程度等与周围的土都不一样，根据这个判断墓的大小。接着，拍照、录像、绘图，再一层层去清理土，预判深有多少米，先请工人用大一点的锄头挖，等到一有变化，就用小一点的工具，比如手铲、小锄头，接着用毛刷、竹签等小工具把随葬器物取出来，再拍照、录像、绘图。随葬器物取回仓库，编号、登记，进行下一步整理研究。
广州墓葬十有九空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6
2003年3月17日，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及历城博物馆组成大辛庄遗址考古队，再次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惊人的收获：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这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方辉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刚发掘到距地表42厘米时，呈现出一个“活动面”，土层下露出一个颜色与土层近似的甲片，拂掉甲片上的泥土，竟发现甲片正面有利器雕刻过的痕迹。3月20日，就在发现甲片探方2米之外的地方，距地面45厘米处，又发现一个“活动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在“活动面”下3厘米的深度处，又发现一个甲片。除去泥土，清晰的文字雕刻在甲片的正面。方教授一阵惊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惊人的发现振奋着整个考古队，到3月25日为止，一片几乎完整的龟腹甲出土，其清晰的卜辞达25个字。经方教授精心辨析后认定，这25个字的内容，是记述对某位“母”进行祭祀的占卜，即要不要对“母”进行祭祀，如果需要，采用什么方式祭祀，其中主要的两个字是“御祀”，据专家推定：这位“母”肯定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望族，属商代晚期，距今大约3200年。
甲骨文是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档案，它的发现也颇具周折。清末，当时的药铺里有一味中药叫“龙骨”，就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龟腹甲，又叫龟板。当时的“龙骨”分为两种：一种甲面上光滑，另有少数甲面上刻有人皆不识的古文。药铺只收不带古文的龟甲，据称药性好。不少人挖到带古文的龟板还特意将古文磨掉再卖给药铺，仅此不知有多少甲骨文被毁。1899年，北京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身患重疾，请太医看病、抓药，从药中的“龙骨”上发现有类似文字的刻痕。王当时已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古人在“龙骨”上刻的是什么文字?文字的内容又是什么?一些金石方面的朋友甚至将拼凑完整的龟腹甲拿来与他探讨，但都说不清楚。王懿荣决心弄个明白。他重金收购，出二两银子买一个字，一时间带字的甲骨又成了宝贝。王懿荣用此法购得带字的“龙骨”1300余片。为了购得更多的“龙骨”，王懿荣多方寻找“龙骨”产地，但药铺老板为了赚钱，指东说西，将真正的产地深藏不露。直到1908年，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才探得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由于带文字的甲骨可以卖大价钱，不带字的可入药，一时间小屯村盗挖甲骨之势渐成风潮。
1928年，董作宾受前中央研究院院长之托，首次对殷墟小屯村进行科学挖掘，以抢救遭受破坏的甲骨文。到1937年爆发为止，共发掘15次，出土甲骨24918片。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王襄、郭沫若等人著书立说，从不同的侧面对甲骨档案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方辉教授在济南大辛庄发现甲骨文的消息震惊了北京“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4月7日，26位专家云集大辛庄遗址，参加考古发现研讨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整个龟腹甲无论是甲骨修整，凿钻形态，还是字型、文法，都与安阳殷墟之卜辞属同一系统。自19世纪末发现殷墟甲骨文后，过了104年，济南的大辛庄第二次发现甲骨文卜辞，这无疑是考古界的重大事件。
专家们普遍认为：从历年来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骨器和甲骨等文物判断，大辛庄遗址是一处集居住、手工业作坊、礼仪中心和墓地于一体的商代遗址。除河南殷墟之外，大辛庄是惟一发现这种商代甲骨文的地方。祭祀和占卜不会仅有一次，甲骨文的发掘将充满希望。另外，王侯贵族占卜才用卜辞，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大辛庄遗址在商代已不是普通区域，已属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中心聚居地，应为一处方国都邑。因此，大辛庄遗址在商代考古研究中，特别是在东方地区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探索商王朝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变迁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