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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范文1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艺术史 艺术教育
大约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考古专业陆续开设了艺术考古课程，有的称作美术考古。这说明，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教育已经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少数研究者书斋案头上的事情了。可是，开设课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艺术考古教育，以及艺术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为艺术院校的必要学科则仍然值得考虑。
西安美术学院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说明了学院对于艺术考古学科的重视。西安美术学院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层面已将艺术考古比较系统地纳入教育与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阶段，还只是以普及考古学内容和讲授美术史的形式贯穿某些艺术考古学科的内容。下面笔者分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相关概念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
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
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
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
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
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 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
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
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
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
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
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
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
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
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
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
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
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
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
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
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
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
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
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
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
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
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
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
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
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
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
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
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
根据地域特点、教学科研特点以及具体任务，建立和健全艺术考古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和有关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单位已经建有几所艺术考古研究所（或称美术考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应当更充分地服务于高校科研，服务于艺术教学，并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充实提高自身。各个有关研究所要互通情报，共同进步提高，为确立和发展艺术考古学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范文2
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国际与国内动物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工作越发重视起来。从学科构成来看，动物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埋藏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考古学等方向的内容。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其动物考古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4］:(1)动物解剖学及埋藏学，即由陈全家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2)埋藏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即由陈胜前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考古学理论》、《遗址过程》;(3)环境考古学方向，由汤卓炜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环境考古学理论探讨》、《环境考古学文献导读》、《环境考古学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等。根据以上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利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类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从而使其能够达到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初步整理，掌握遗址内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方位、常见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方法等。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页标题#e#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范文3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范文4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范文5
这里的考古资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须借助信息资料，如果信息资料缺少，考古依据也会随之丢失，最终导致考古无据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业人员除了要重视考古技术之外，还要重视考古资料。为了确保考古资料的管理质量，常常会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国内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数据库，后通过管理数据库来管理考古资料。数据库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情报检索系统20世纪80年代，国内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发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献情报检索系统”，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献数据库。早期，该系统能够在考古资料管理模式下正常运行，为考古文献资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来该系统受到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的冲击，到今天已经不再使用。
2、考古资料信息管理系统考虑到人工管理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对考古资料信息的需求，所以国内某某省文物管理部门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门用来管理考古资料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后期发展中不断对该系统进行优化、完善，使其不仅能实现信息管理，还能进行报告编辑，为考古资料管理事业的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条件。
3、地理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的出现时间为上世纪60年代，是一种基于地理信息管理技术、计算机技术下的空间数据管理系统，能为考古学遗迹查找、探测提供帮助。国内历史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考古时会应用到该系统，利用该系统具备的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来获取文物的空间信息，定位文物。
二、计算机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除了文献资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与文物探测中也会应用到计算机技术。考古研究领域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类型学研究类型学研究法是文物考古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原理是先将搜集得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后结合归纳结果，对搜集到的各部分资料相互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类型学研究中，最终得到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受研究人员经验丰富性影响，研究人员经验越丰富、研究水平越高，则得到的分析结果越可靠。要提及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多是由研究人员对资料进行分析，主观性强，所以分析得到的结果也具有片面性特点，可能会出现分析失误问题。如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处理，可有效避免文献资料主观性分析，克服分析结果片面性难题。
2、不同单位间的排序和分期研究中的计算机技术目前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往往是以一二组典型器物组合或几件典型器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质变环节上的特征为标准,判断其他组合或器物与其相似程度的高低,或与其共存关系的有无,建立一个遗址、一个墓地或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由于考古学意义上的分期其时间跨度多则几百年,少则几十年,所以属于这种分期意义上的同属一期的遗存之间,亦存在着绝对年代的差别。当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向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内部的结构发展时,就会发现属于同一分期之内的各遗存之间的相对关系,其排列的序列等问题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计算机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1、计算机断层摄影计算机断层摄影主要有: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X一CT)、超声波计算机断层摄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计算机断层摄影(NMR一CT）。由于CT技术的“透视”能力,使我们能对三维物体的内部结构进行精确描述,从而可以定量测定密度分布。
2、计算机辅助文物修复设计传统的文物修复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复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物修复者的素质。面对巨大数量的需要修复和养护的文物,传统的手工作坊式技术、短缺的修复人才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十分不相适应。引人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是文物修复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3、有限元分析法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离散化,即化无限为有限,以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从物理上看,一个由无限个物质微元和结点构成的连续体,可以近似地用有限个在结构点处相互连结的单元所构成的组合体来代表。从而,可以把对连续体的分析变为对单个单元和它们的组合问题的分析。
四、结束语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范文6
关键词：唐代帝陵；陪葬墓；博物馆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45-02
陪葬墓是唐代帝王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唐太宗《九山卜陵诏》曰：“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1]，由是可知，唐陵的陪陵制度在太宗初年得到确立，是唐代帝王给予皇室贵族、文武大臣的特殊荣誉。陕西地区田野考古工作开展60年来，已经清理了50余座唐陵陪葬墓，相关研究已基本勾勒出了唐代帝陵陪葬墓的发展脉络。
由于唐陵陪葬墓的特殊地位，相关墓葬多规模宏大、地上地下遗存丰富。更为重要的是，陪葬墓的保护和展示将为公众提供认识考古学基本知识、了解考古学工作方法的理想平台。一般认为，古代墓葬考古因其特有的神秘色彩，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考古学领域之一。而唐陵陪葬墓基本均为长斜坡的洞室墓，为观众提供了身临参观的可能，墓道壁画的普遍施用使得墓葬的地下部分显得绚丽、可视性强，相较其他类型遗址，墓葬的结构相对直观、清晰，因此可更好的借助遗址本身阐释考古遗迹现象和考古作业方法。
一、已开放的唐陵陪葬墓展示现状
关中唐陵已进行考古发掘的陪葬墓的数量超过50座，大多数在清理结束后进行了回填，现已整理、开放并进行原址展示的有：昭陵陪葬墓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桥陵陪葬墓让帝惠陵。另定陵陪葬墓节愍太子墓在发掘后于地面建立了仿唐式的墓葬保护房，但尚未见常态性的开放展示。
总体看来，进行常态展示的7座陪葬墓的共同特点是：墓葬等级特殊，包括：追封帝位墓葬称陵者1座，“号墓为陵”者2座，7座中有4座为唐代少见的 “双室砖墓”，6座使用石葬具[2]，对于展示唐代的高级别葬制具有典型意义；墓内壁画存留均较丰富，成为展示内容的亮点；墓葬整体结构也基本完整，便于使公众了解墓葬形制，保证了参观条件。
在已开放陪葬墓的具体展示情况方面，乾陵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前设有博物馆，陈列部分墓葬出土文物，但永泰公主墓园本身为乾陵博物馆所在地，陈设内容着眼乾陵整体，懿德太子墓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其余5座陪葬墓则仅有墓葬地下部分展示。在墓葬展陈的完整性方面，除乾陵陪葬墓外，其他墓葬地上建筑遗存均在展示区围墙外；地下展示中，7墓的小龛等结构都并未完全依考古资料的描述进行准确还原。各墓墓道均绘复仿壁画，但最晚开放的让帝惠陵距今亦近10年，各墓壁画空鼓、盐析现象明显，许多画面已经漫漶。另外，一些墓道上方封闭式的保护设施影响通风，对壁画的保护不利；墓道内的照明设施应改进以营造墓葬展示氛围。大部分墓葬内部更缺乏针对考古遗迹现象和考古工作方法的展示设计。
总之，已开放墓葬的原真性保护还有待加强，墓葬内部的“空洞性”明显，地上与地下、随葬品和墓葬形制等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展示主题中的考古学元素较少，博物馆展陈设计的特色亦不够突出。
二、展示改进设计的原则和依据
考古学“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物质文化，也包括美术观念、等精神文化”[3]，因此，考古遗址展示的目标应当是综合并深刻的，而非简单的因应猎奇心理。考古遗址的展示应当强调“整体观”，而不是将遗址的各部分分而治之，也应尽可能借由展示体现“遗迹”和“遗物”的共存关系，利用与遗址地本身结合的遗址博物馆对考古学知识进行生动而深刻的阐释，这些都将使得展示本身的品质得到有效提升。
具体到墓葬的展示上，将墓葬的地上、地下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结合考古资料对出土于不同部分的遗物作出合理、准确的复原，避免墓葬“被离析为以煤质为导向的分类和研究”[4]，即使是器物展示也不能“无视器物的原始环境和功能”。墓葬的原真性应当得到悉心的保护和修复，遗址博物馆则应该提供关于此墓历史背景的详细信息，准确、精致的数字复原技术可以帮助参观者想象墓葬的原始设计和随葬品[5]。
三、昭陵陪葬墓展示设计的设想
在唐代帝陵中，昭陵陪葬墓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开展深入，已经初步理清了陪葬墓不同的等级建制，故此处以昭陵陪葬墓为例，阐述唐陵陪葬墓博物馆的设计理念。
昭陵现已开放的韦贵妃墓、长乐公主墓位于昭陵陵山核心区，两墓间距仅百数米，之间为遗址空白区[6]，故可将两陪葬墓遗址均纳入统一的博物馆园区中展示。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内容包括：长乐公主墓和韦贵妃墓墓园地上遗迹，陪葬墓地上博物馆，及两墓的地下部分。
地上展示部分，首先将阙址、石刻等遗迹纳入展示园区，对两墓的南北阙址进行土遗址保护、加固，在阙址处加立标识牌，并制作复原模型于遗址旁侧，以展示唐代建筑的形制；石刻部分：依据考古资料，恢复各石刻原有位置，对缺失的石刻进行复原配齐，再现这一等级唐墓的列石规制。昭陵在唐代被称为“柏城”，位于墓葬核心区域的两墓原有良好的植被条件，故可选择符合陵区历史风貌的植被对墓园展示区进行合理绿化，再现唐代陪葬墓环境。
馆内展示部分，可将主体展示分为三个区域：展示的第一部分，为昭陵陪葬墓的综合展示，结合论述唐陵陪葬墓形制的研究文章，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布展，辅以大比例尺的昭陵陪葬墓沙盘分布图、各型唐墓的地下结构模型，及各级别典型陪葬墓封土、墓园照片等，使观者从宏观了解唐陵陪葬墓的布局秩序和等级差异；展示第二部分，为长乐公主墓和韦贵妃墓遗址的全面介绍，展览内容依据发掘简报，可以模型手段全面复原两墓完整的地上、地下构造，并在展示中加入两墓考古发掘方法、文物保护手段、壁画揭展流程、规划布展历程等内容，普及考古学知识；展示的第三部份，为两墓的出土文物展，在每件文物的展示背景中配以出土位置图像，结合遗迹环境讨论其意义和价值；展示的最后部分，为唐代宫廷生活专题展，结合两位墓主人生平，及唐代文物中展现的皇室生活进行创意布展，令游客深入了解唐代日常的宫廷礼仪、审美，感受古人丧葬“视死如事生”的基本理念。馆内展示的出口处正对韦贵妃墓墓园，观众将对博物馆展示中的墓葬地面规制进行实地体验，并在登上丘顶墓道口后，全览两墓的地面布局。
墓葬地下展示部分，应改善前文述及之干扰墓葬原真性的构建设施，对墓葬复仿壁画的损坏部分进行修补，依据考古报告，以合适的材料，还原墓葬小龛、墓室等处的文物出土原状，改变墓道“空洞化”的局面，对墓葬各结构部分进行名称标识，合理设计展示灯光，使其符合墓葬应有的环境氛围，并做好和博物馆展示第二部分的呼应，使观者对墓葬的今昔和考古发掘的手段加深了解。
总之，唐陵陪葬墓的展示设计应更加强调考古学元素，将丧葬器物、丧葬建筑、丧葬装饰融合展示，不再割裂墓葬的地上、地下部分，增加展示的互动性与体验性设计，将遗址的环境载体也加入展示路线，改变以往陪葬墓展示简单、孤立的方式，使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得到科学的保护、利用，呈现唐代帝陵大遗址的风采。
参考文献：
[1][6]陈安利.唐十八陵[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2]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