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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常识范文1
论文摘要：目前，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赔偿中存在法律归责原则不全面、赔偿资金不足、到位不及时等问题，而学生无力独自承受巨额经济损失是学校和学生之问发生法律纠纷的主要原因。根据经验和保险的分担危险、补偿损失功能，依托商业保险实现赔偿责任社会化是解决赔偿纠纷的最佳途径。建议：完善相关法律、建立学生体育伤害保障机制。
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主要指在体育课、课外体育锻炼、体育比赛及因使用与体育有关的场地、器材、设施而引起的伤害。长久以来，法律缺失使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成为学校行政处理和法律诉讼的难点，目前随着《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出台，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有了基本统一的法律依据，但如何妥善处理相关赔偿又成为难点。本文通过分析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赔偿的现状，旨在探讨更合理并适合我国国情的赔偿模式，以便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目前，此课题是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系统研究不多。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 .t研究对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赔偿
1. 2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分析讨论法
2讨论与分析
2. 1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赔偿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的法律关系，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过错责任。《民法》规定伤害事故双方当事人是民事主体，其赔偿属于民事赔偿，赔偿基础是学校及其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造成学生伤害。因此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法院以学校是否有过错及其大小来区分学校赔偿的金额，责任大赔得多，责任小赔得少，有完全过错则赔偿全部损失。
在各国法律中过错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无可争议，但将之作为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处理的法律归责依据却存在2个问题:(7)对体育教学影响较大:体育运动的特点决定了风险难以避免，但为了降低和规避这种风险，各级各类学校普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大量削减竞技性、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和教学内容;同时学生在参与包括体育锻炼、体育教学等在内的正常体育活动时，一旦发生意外需要自己承担损失.因此积极性也有限.这些现象叠加在一起，助长了学生体质下降的不良倾向;(2)对学生及其家庭和社会的消极影响大:现实生活中，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费用最终由国家负担，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国家赔偿制度，因此常会出现学校虽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因赔付能力有限而造成实际赔付不能或不足，引发受伤害学生生活困难，甚至采取各种针对学校和个人的极端行为发泄不满，社会消极影响很大。
2. 2解决途径及其意义
根据保险的分担危险、补偿损失功能，要解决目前在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赔偿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托商业保险实现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的社会化，建立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赔偿机制，其积极意义有:(1)能有效维护受害学生的合法权益:经济损失大、补偿不能及时到位是体育伤害事故中受伤害学生维权的主要原因。而建立起保险赔偿机制，由保险公司运用专项资金进行此类事故的赔偿无疑将能保证赔偿资金及时足量到位，最大限度减轻意外伤害对学生个人和家庭的不利影响。
2. 3建议
2. 3. 1完善与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相关的法律
(1)完善法律归责原则:由于学生的特殊年龄和地位，因此以“过错原则”作为处理体育伤害事故的唯一适用原则显然有失全面，建议引入“第三人责任赔偿”和“无过错赔偿”，以便更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相关情况。(2)完善相关法律条款: 目前我国法律在学校体育运动伤害的处理方面存在以下漏洞:第一，处理相关事故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教师法》、《体育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等，但其中原则性规定较多，明确适用于体育运动伤害的规定较少，司法实践中常会因对条款理解不同而出现适用争议;第二，教育部2002年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为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提供了一些依据和立法经验，但作为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和法律位阶较低，加上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司法实践中不能将其作为有效法律依据;第三，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情况复杂，目前法律中相关规定不够完善和详细，如对抗性体育运动中出现的合乎体育规定的伤害由谁承担法律责任并未明确规定;再加上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涉及到监护、合同、侵权、家庭亲权等许多方面，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条款，并进一步制订全面集中的法律十分必要。
2. 3. 2建立学生体育伤害保障机制
在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中，受损方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来减轻自身的负担，而责任方不愿意付出巨额赔偿金，学校一方的赔偿负责又往往落在了国家的身上，因此引人保险、发挥保险的分担危险、补偿损失功能，建立并完善学生体育伤害保障机制将有助于妥善解决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可采用的措施有:1)建立相关保险机制，将本应因学校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合理、合法地转嫁给保险公司;2)鼓励个人和单位积极投保;3)大力发展体育保险市场、建立建全体育保险险种，如学校责任保险。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提高人们、尤其要学校和学生的体育保险意识，鼓励保险公司设立和丰富体育保险险种、扩大保险范围，把学校办学活动纳入保险责任范围，探索建立由学校、学生、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力量等各方参与，依托商业保险实现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的社会化保障机制有助于妥善解决学生体育伤害事故。
考古学常识范文2
关键词：阐释性呈现；考古电视新闻报道；价值解析
作者简介：张殿元，男，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3-05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我们的先祖们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考古知识的多种传播途径中，电视媒体成为最受公众欢迎、接收考古知识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来，文物考古方面的新闻报道颇为引人关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场考古类电视新闻直播和数百项考古新闻报道。然而在越来越热的考古报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对电视媒介的认识和电视工作者对考古项目的了解都还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项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没有好的宣传和普及。一些被重点宣传的考古项目，因受到报道者对考古项目了解的局限，没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读和表达。如何借助电视媒体报道考古项目、传播考古知识，不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电视新闻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众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众考古学”这一概念，旨在将考古学大众化，使大众理解、支持、参与考古和遗产保护活动，并做出了相应的尝试，比如建街边博物馆，文物修复透明化，创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期刊等。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也有如《故宫》、《中国博物馆》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鉴宝》这样的节目，娱乐性尚可，但严重缺乏内涵。如何借助电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呈现
电视出现之前人们对考古的了解主要通过对纸质媒体的阅读以及民间的口耳传播获得的，这种信息的传达由于受到人们文化素养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众化的过程中影响仅限于少部分人当中。电视的出现是传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种传播符号的聚合让最大多数人卷入到了电视传播构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节目也在电视的放大效应下不断走进千家万户。经过多年的节目设计，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节目在内的文化类传媒产品成了各电视机构开发的热点。
当下电视对考古学及考古活动的传播从题材上看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传播国家有关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项目，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在这些科学研究项目中考古发掘工作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观众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关心，这让考古类节目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片子，收视率很高；第二类是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电视台，经常播发各地考古发掘的收获，甚至搞考古工地现场直播。如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河南林州东周墓的发掘，湖北枣阳战国墓的发掘，江苏泗阳汉墓的发掘，还有水下考古的报道等等；第三类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的报道。大的诸如长江三峡工地、黄河小浪底水库工地、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小的如老城区改造等。由于这些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古物发现和发掘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因此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多的有关考古发现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专题节目，在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关注度的同时，也对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的报道，文物单位直接同基建部门、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和公民的行为规范，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电视机构的大量考古信息的传播，也直接影响了老百姓对文物的价值判断，并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强化了文物是国家民族公共财产的心理，改变了处理文物的态度，最后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保护历史文物。文物保护宣传抑或电视新闻的考古报道，专业性强，而我们面对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基层的百姓，知识鸿沟以及兴趣上的障碍很明显。电视媒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响人、教育人，如何将文物保护的宣传民生化，在贴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电视媒体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好看和时效：电视新闻报道与考古大众化的价值错位
考古报道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但考古学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特点，也决定了电视新闻报道和考古工作之间存在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电视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断关键是价值，好看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闻传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项目错过了宣传的时机就不再是新闻；考古研究要求严谨，新发现之初，往往不希望新闻报道，因为在大多数考古学者的意识中，考古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学者潜心去努力，只有尽可能摒弃杂念，才会从考古第一手的资料中读懂或者接受比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况轻易下结论有出错的风险。具体而言，目前中国电视考古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无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动
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它的诞生是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关于远古神话、传说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结果。相对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对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对考古发现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对的，可选择的，但并非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够把更多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解释人的社会活动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证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解模式，把尽可能多的已知证据联系起来，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事件，提出更有说服力、覆盖范围更为普遍的解释。
理解模式有许多种，如考古学、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等，新闻传媒既可以再现这些理解模式，同时也是对考古的一种新的理解模式，但这种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镜像论”的误区。电视对考古的报道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考古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记录性质的报道体现出来的文化进化的主要证据，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但这些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在社会组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信仰体系等“观念文化”的层面，史前时代是否比以后的时代更简单、更低级、更落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解释文化遗物的更科学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遗物本身。
考古报道的复杂性体现在通过器物思考史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对包括器物在内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其一；其二是史学家对考古发现的思考，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史学理论能动化地解释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电视在报道考古发现的时候，往往找个别的专家和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来向大众讲解发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机位，电视对考古挖掘的再现都是有选择的，这种用镜头对考古事件所做的选择性报道，无法还原考古事件的本来面目，演播室的专家更无法依次来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观念等深层的内容。
（二）考古电视新闻报道无法反映“过程考古学”的实质
面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即使我们知道了它们的文化特征和类型，也常有“见物不见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见人”，就必须借助考古学以外的学科的知识，赋予考古遗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这样它们就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而且与上古史记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对应，重现史前各部落集团的生活和历史。而电视的考古新闻报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钟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现的，记者将复杂的考古活动用10几个镜头记录并报道出来，观众只是通过这些镜头了解了一个简单的新闻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经“死去”的历史，有关那段历史的丰富意义无法在大众的眼中呈现。
“新考古学”强调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通过考察各地、各种族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过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对考古证据的科学解释更加重视文化遗物的社会意义，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观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社会模式把一个个片段联系在一起，使它们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使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读。而串联起一个个片段的社会模式无法从简单的一次考古活动中概括出来，需要一个超越时空的宏观观照，但考古新闻报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学的原则生产出来的，它不会考虑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考古发现的内在联系，这种零碎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割断了作为“过程的”考古学。
（三）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在普通大众的眼里，考古挖掘的报道不过是一个新闻事件而已，但在当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别是可能与历史名人扯上关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关涉到旅游和财政收入的大事件。这样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相关的政府部门、有关的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社会舆论都牵涉其中，进行有关历史名人归属的大辩论。新闻媒体本来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应该有自己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事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时，媒体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大肆进行报道炒作，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赚取广告收益，这时候的电视机构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体的主动介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出来发声，以至于事件越闹越大，作为事件的推波助澜的媒体最终让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风口浪尖上，成为被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2009年关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闻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联播》报道了河南安阳地区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当晚《新闻联播》与第二天CCTV-4的跟踪报道称，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会，专家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经确认为曹操。毗邻安阳的河北邯郸，人所共知是曹操邺城所在，曹魏文化源远流长.却眼见着曹操墓现身河南，颇有些不平静，除了质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称曹操墓可能在邯郸一带。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据说也不排除开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严肃的考古成果，不期引来大讨论，掀起大波澜，着实让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脚乱。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强调此次考古的专业、科学和审慎，其遭遇的网络阻击就越强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组织文物专家集中答疑释惑，试图将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疑问，并没有因为专家措辞简练的几条意见而消失。后来，国内某著名高校拟启动现代DNA基因调查技术，专辟科研课题，寻曹氏后人比对遗传信息，参与遗骨甄别，寻求新的信息支撑。在这场旋风中，一些利益集团包括少数专家学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先验的“学养”信息优势，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对称信息资源很“内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话语权，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名利双收者[1]。
此种情况下，受众与电视传媒或许反被舆论所牵引，成为睁眼瞎，不知不觉中为人作嫁而提供免费论坛和广告。事实上，面临复杂的事件，电视媒体只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还不够，有时还需多一份审慎的保留，要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使新闻报道更具可操作性、调控性和纠偏性，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否则，盲目抢位，向受众兜售本质上并不客观的新闻，必然损耗媒体的公信力。
三、阐释和责任：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回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出现既是适应考古学大众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进入21世纪，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更加迅猛，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强大，我国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现代传媒在促进考古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带有金钱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使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猎奇、探险等联系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考古学的社会作用等等。虽然有CCTV的“探索”、“走进科学”、“国宝档案”等专业考古栏目的设置，在大众中享有较高的收视率，但作为普及范围最大的电视传媒领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数考古类的节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节目的真正价值。要将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仍需一段时间，但中国考古学家已开始凭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迈出了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步伐，相关科普类读物相继面世，考古学家也开始与传媒合作，而时下考古电视报道的策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
（一）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文化遗物，来认识人类过去的历史。在史前时代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活动遗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迹是我们现在唯一可知的证据。考古学在创立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这些证据，重现史前时代的事件。通过考古证据的积累，可以对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长的时间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来越普遍的判断。随着技术的进步，考古挖掘和考古发现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现代的考古技术和仪器，让被发掘的遗物的数量不断增长。
但是，考古学的目标是对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做出解释，而不单纯是对过去的描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仪式活动、社会层次和价值系统等，需要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的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认识或理解。考古学发掘的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主要与物质文化相关，但这些无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电视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全方位记录的现场感是任何其他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但与纸质媒体相比，影像无法进行思辨和逻辑演绎，电视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纸媒代表的否定文化。当我们要对考古的过程做全面描述的时候，电视的优点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但我们要对考古发现做进一步解释的时候，电视的缺点就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电视节目制作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平台，尽可能超越电视的技术限制，通过专家解读和电视深度报道的形式对考古发现做更精细深入的阐释。
（二）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融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自上古时代起，就生活着众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这些部落之间的征战、联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完整格局。电视考古报道特别是那些篇幅较长的考古电视直播报道，应该在具体的某一地区的考古报道中，利用专家的讲解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关联讲清楚，让广大的电视观众科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不要让观众看了这些报道后，产生“非我族类，与我无关”的想法。
能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论包括“上古三大集团”理论和“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学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时期传说的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2]（P3-4）。苏秉琦根据中国各区域发现的史前遗址的器物的整理、分类和概括，把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分为六个区系：以燕山北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中的三个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三个属于环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这两个理论的结论是等值的，两者相互对应，相互参证。“上古三大集团”的理论使我们见到了不同类型文化遗物的属主，他们是一些部落集团。仰韶文化是华夏集团的创造，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集团，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蛮集团的势力范围，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中原龙山是混合华夏和东夷文化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严文明说，这六个文化区的关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个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它与古史传说中各个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4]（P258）
对考古发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专家学者私下的个人研究，很难分出这些模式的高下优劣。但是，当这些考古的研究通过电视媒体被放大到观众面前时，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传媒呈现看成是精英考古学和大众考古学区别的话，那大众考古学理解模式的好坏就应该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传承和能否发挥教育功能的标准，前面的两大理论就是符合这种标准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国的电视考古报道还缺少这样的大局观，在以后的节目策划特别是直播节目找嘉宾学者时，应该遵循这样的选择标准。
（三）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新闻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即今天的新闻将是50年后的历史，因此，新闻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当新闻对现实的记录涉及考古之类的历史命题时，这种使命感就更强烈了。
我们知道，对于考古学而言，实物本身并不是经验，它们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为经验证据。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我们的经验有着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这两种经验都不是独立于命题的，在此意义上，两者又都是“文本”。当今的“解释考古学”认为，考古发现的遗物和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文本的语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融合的“视域”。从“视域融合”的观点看，史前的遗物不仅是那时候人的思想活动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环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既是对过去的解释，也被他们之后的人们所解释。理解活动代代相传，每一时代的解释都不能离开相传至今的过去的解释，现在进行的解释也向未来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考古也是一种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电视考古报道对考古挖掘过程进行全方位记录，强烈的现场感真实完整地呈现古人的生活场景，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将来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别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迹，无法挖掘出来在博物馆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经常光顾考古现场，电视记录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现场直播中专家的讲解和电视人查阅大量资料编辑制作的节目都是对考古发现的一种理解，这种对器物和历史的解读也必将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读。同样是文本，前者是对古人生活的记录，要对历史负责；后者是今人对古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未来开放的，要对后人负责。
参考文献：
[1] 张君安，汪开海.论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曹墓考古引发众声喧哗的启示[J].新闻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考古学常识范文3
我们都知道，中小学学生的学习，那是范围很广的。又得学语文、又得学数学、又得学政治、史地、自然科学、外国语、音乐、美术、体育……那一样不学也不能让你毕业。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就因为你将来要专精一门，应该先懂得这些。因为你要做一个有教养的、能够独立判断问题独立求上进的人，应该懂得这些。不懂这些，在社会生活中间就没有够用的知识，对许多事物就会看不懂、解释不通。我们的中学校所以要给大家学这么许多门功课，是为了大家将来需要的知识范围有这么广，不是浪费。有些在机关工作的青年，想继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常问：该学些什么呢？当然在机关里工作上学习的内容不可能和在学校完全相同。必须特别钻研自己的业务，必须在机关规定的理论学习上特别多用些功。有些中学校的功课如物理化学等，是很困难自修的。但是，自己的知识范围是不是就必须牢牢地限制在自己手边的业务上呢？我想，只要行有余力，知识的范围还是可以稍扩大一些。这符合我们的学校教育青年的方针、同时，这样也才能够使自己专门的业务学习获得更巩固的基础。语文常识、政治常识、史地常识、自然常识，这是无论干什么工作的人也都应该懂得的。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罢，自己对普通常识有一定基础，也有专精的科目；可是，对社会生活中间不断发生的各门各类的新鲜事物，也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知识，不论你是专精什么的。譬如：试验无痛分娩法成功，这是我国科学界学习苏联科学先进经验的一个重要成就，即使你是学文学的！你也应该大致知道这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是怎么一回事。譬如，今年全世界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其中有我国的屈原，戏院里正在上演关于屈原的戏。即使你是学自然科学、学工业的，你也应该大致知道屈原这个人的作品在我国历史上的价值。如果人家一提这些，自己统统没听见说过，那怎么能叫做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呢？
有这样一些同志，觉得凡是与自己手边的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的知识，都是没有用的知识。因此他们说：搞政治工作的人，懂自然科学知识有什么用？搞工业的，学历史有什么用？甚至有一个在花纱布公司工作的青年写了信来说：他觉得连学语文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他的工作只要会打算盘也就行了。有的我国留学苏联的学生，在苏联只是用功学功课，苏联同学约他们在课后去参观博物馆、展览会、看电影、看舞剧，他们都不想去，觉得没有用。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应当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这一部门与那
一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部门的知识与那一部门的知识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孤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把工人看成活的机器看成机器的附属品，他们只要工人懂得怎样操纵他那一部分机器，能给资本家生产利润，就行了。他们不需要也不愿意工人懂得更多的东西，尽力想把工人的知识压缩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可是我们决不应该甘于把自己放在那种地位。我们今天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力图扩大自己的眼界，力图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自己所干的事业。我们的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是蒸蒸日上的，应该努力把自己培养得不愧为我们崭新的国家的主人。用日丹诺夫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人，应该是有教养的、思想崇高的、具有高度文化和高度道德要求与兴趣的人。”这样的人，决不会是自己故意把自己压缩在一个狭窄范围里的人。
搞政治的人学了自然科学没有用吗？就有这样的党委干部，要参加研究将来的都市建设计划，但是看了那些图表、统计、下水道计划后，感到千头万绪，不能一看就得到个明确印象，这时才觉得自己的数学没有学好真是很大的遗憾。搞工业的人学了历史没有用吗？在工业建设里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懂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走的道路，就应该学联共（布）党史。在这时，外国史的知识就是不可缺的。考古学好像是用处极少的学问，可是，波列伏依的篇短小说“古象”就告诉我们：一群建设伏尔加——顿运河的工程人员在工地里发现了一只古象的骨骼，他们认出了这是古象，不是石头，而且懂得这东西对于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花了很大功夫把它掘出来，慎重地把它送到博物馆去。这件事生动地表现了苏联工人是怎样的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的考古学知识就不能说是完全没用的。（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工作与很多知识都有关系，决不是要大家非去学考古学不可。）
当然，我们所学的知识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用处大小，不是完全一样。有的是直接有用的，譬如学了工业科学知识去搞工业。数学、物理知识对于搞工业的，用处也可以算是直接的。另外有些知识对于工作的用处就是间接的，譬如刚才所举的学了外国史对于学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也有用之类。还有些知识对于本行工作的用处，则是间接又间接，一下子不容易看得出。但是这些知识仍然不是没有用的，譬如不论你搞工业、搞商业、当会计、当收发，你要完全没有历史知识，不用说别的，就连看戏都不能充分看懂。要是完全没有地理知识，就连看报都看不清。看戏、看报，这总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间必需的部分吧，总没有哪个工作人国认为白已的工作可以完全不看报。就中学校里所学的知识来说，还可能有些知识与自己本行工作连这样的联系也难以找出。这些知识有的是可以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的（譬如几何），有的是可以开扩我们的眼界，增大我们的知识范围的，有些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感情，培养我们的道德品质的。它们能使我们知道世界和中国是什么模样，使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根据自己的了解去思考、去判断。不是只能依靠上级代替自己来分析判断才过得了日子。我们的社会生活宽广得很，什么问题碰不到！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上有用，但它们是有用的，问题就是不能一切都要立竿见影，马上学了马上见效。（当然有许多知识是立竿见影的，那是非学不可的。）多学一些，就好比我们储蓄，仓库里财富很多，在该用的时候就立刻可以拿出来用，非常富裕。要是库里东西少得很，现用现找，一定会感到困难。
目前我们有些青年同志，不但是对于那看起来对自己本行直接用处不大的知识，不愿意摸。甚至对于明明是用处很大关系很密切的东西，也都认为用处不大而丢在一边。自己只是紧紧地圈在眼前的最小的圈子里。我见过一位在大学里学音乐的青年，他觉得文学知识都是与自己的业务无关的，他只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这两本小说，别的统统不知道。实际上，文学修养对于艺术家那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完全没有文学修养的人，怎么能成得了真正的艺术家呢？至于像刚才举的那个觉得学语文都无用的青年的看法，就更是错误得十分严重。我们应当说，只要是中国人，学语文都有用。这里并不因职业不同而有例外。无论干什么工作的人，他开条子、写信、看报、看书、答题、记录……哪一样可以离开语文？
知识的来源也是广阔的，决不只限于书本。看电影、看戏、游公园、参观展览会和博物馆、与人谈话……都是我们吸收知识的方法。只要我们爱知识、爱生活，对它们发生浓厚的兴趣，那自然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学到东西，逐渐地充实自己。只要我们不对许多知识取排斥态度，不要常常说：“这是没用的，不要！这是和我没关系的，不要。”有些同志害怕工作学习已经很忙，把知识范同一扩大了，负担更重了，实在受不了。但是，像看电影、看戏、参观展览会、游公园，难道也算是负担吗？只要你不排斥它们就行了。就是一般的青年同志看小说，也不应算是什么负担。
考古学常识范文4
古老村落
在以色列最大的港口城市海法的海岸附近，在亚特利特湾海面下8～12米处，有一座沉入海底的古老村落。这座古老村落在水下保持得如此完好，以至于今天仍然能看到：大量的象鼻虫躲在谷仓中；人骨架平静地躺在各自的坟墓里；一个神秘的怪石圈立在那儿，就像当初刚被人竖立起来一样。
这座水下村落就是亚特利特雅姆古村落，大约存在于公元前6900年～公元前6300年，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沉没人类定居点。
亚特利特雅姆古村落遗址最早发现于1960年，当时工人们在亚特利特湾采沙。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些船难残骸。1984年，考古学家在调查船难遗骸时，发现这是一座古人类遗址，有房屋和灶台，还有一口直径150厘米、深550厘米、用石头建造井壁的水井。水井中有打火石、打磨石器和分为两层的人类骨骸和动物骨骸等。
从1990年起，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座遗址展开了全面的考古发掘。除了房屋、灶台和工场，他们还发现了石器、骨器、谷仓、鱼骨，以及带有明显屠宰特征的家养动物骨骸，当然也包括人类骨骸。
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距今大约9000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兴旺的人类定居点，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人们遗弃了它。那么，人们当初为什么会遗弃它？科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有科学家认为，这座遗址是被上一次冰河期之后的海面上升所淹没的，当时的海岸线位于现在的海岸以西大约1000米。在遗址发现的成堆的鱼骨，表明当初这些鱼正等待储存或贸易。科学家据此推测，当初人们是突然离开的。距今8500年前，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大爆发，很可能引发了40米高的海啸，数小时内将一些地中海沿岸城市吞没。亚特利特雅姆几乎同时被遗弃，它或许提供了这场海啸发生的证据。
但也有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遗址现场，考古发掘了一个由七块巨石组成的半圆形石圈，每块巨石重约600千克，石头上刻有杯子图案，杯子环绕在一道泉水旁。科学家认为，这个石圈与举行祈求淡水的仪式有关。他们推测，由于井水逐渐被海水污染，最终迫使当地人背井离乡。
以色列考古学家则根据新的考古研究成果，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答案。
自1990年以来，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考古发掘，已在这座遗址的一些房屋内及其附近，发现了10座曲肢墓葬（即死者以身体蜷缩的方式下葬），共发掘出70余具人骨架，其中至少有5具上表现出明显的肺结核病特征。尤其是2008年发现的一对母子骨架，明确显示出肺结核症状——母亲的股骨上有骨质增生，婴儿的头骨内表面有蜿蜒的沟槽，两者都可能是致命疾病肺结核的征兆。如果这一发现被证实，那么这就是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肺结核证据。据此，科学家推测，当时这里很可能爆发了肺结核病。
黑色历史
根据考古发现，肺结核与人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早在1993年，科学家就在一个中世纪土耳其小孩、一个17世纪苏格兰渔夫和一个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婆罗洲人的遗骨上，发现了肺结核证据——肺结核菌株的DNA。
肺结核很可能从最初一出现就开始困扰人类。时至今日，肺结核仍在一些穷困地区逞威，每年在全球夺命近300万人。在发达国家，肺结核已不再致命，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其他免疫能力低下者仍可能被它夺命。更糟糕的是，新的耐药肺结核菌株已经出现。
一些科学家担心，能抵抗多种药物的肺结核菌株的出现，可能预示着全球范围内爆发瘟疫的可能性。现在，全球已有30万～60万人感染了难以治疗的多重耐药肺结核病。更致命的是广泛耐药肺结核病，其疗程长达18个月，并且需要多种药物联合治疗。
肺结核菌有多种。感染人类的肺结核菌是肺结核菌亚株，其他的肺结核菌则分别感染不同的哺乳动物，包括牛、鼠、羊、鹿等。当感染者说话、咳嗽或打喷嚏时，肺结核菌就通过空气传播。一张蜡状的细胞壁保护着肺结核菌不受人体免疫系统攻击，人体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对肺结核菌产生免疫力，但与此同时，肺结核菌则不受约束地在人体内大量繁殖。
假如不及时治疗，肺结核菌就会迅速渗透许多身体组织，常常是从肺、淋巴结和肾开始。肺结核菌也侵犯骨骼和关节，引起关节炎般的疼痛和典型的骨损害。随着感染蔓延到肺部，会引起咳嗽和胸腔壁与肺之间积液，导致胸痛、严重呼吸困难，并可能引发心脏病。肺结核菌还可能影响大脑，引发脑膜炎，导致发烧、困倦、昏迷直至死亡。
肺结核病会在患者的骨骼上留下痕迹。正因此，科学家可以从考古记录中辨识肺结核病的迹象。例如，他们在1986年在意大利发掘出的、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的一具人骨架的椎骨上面，发现了很像是肺结核病损害的病变。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曾对年代在公元前2050年的埃及木乃伊进行X光检查，结果发现了肺结核菌的征兆（不过，由于骨骼或组织的损害也可能由其他原因造成，例如骨质疏松症、脓毒性关节炎、马尔他热和骨髓炎等，所以有关肺结核病的考古证据常会遭到质疑）。
肺结核病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到底已有多长时间？来自50万年前的一块人类头骨碎片给出了暗示。这块头骨发现于土耳其西部的一个采石场，很可能属于一位年轻的直立人男性。在他右眼窝背后的头骨内表面有细微损害，而这种损害很像是肺结核菌感染大脑包膜造成的。最近进行的CT扫描及其他测试都认可这一点。
对肺结核病进行的化学研究，把人类和肺结核病之间的渊源指向更遥远的过去。具体而言，肺结核病起源于300万年前～200万年前之间，地点是在肥沃月湾（也叫新月沃土，指中东两河流域及其附近的一连串肥沃土地）。随后，与原菌株相似的一种菌株独立地蔓延至印度和非洲，另一种新菌株则蔓延至欧洲。
白色死亡
考古发现和分子生物学联袂澄清了肺结核病的遥远过去，但科学家指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种疾病对现在和将来的影响。
17、18世纪，肺结核病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发病率陡然上升，在1800年前后达到顶峰。那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纽约有登记的死亡者中，1/4都是死于肺结核病。由于感染者的皮肤会失去原有的颜色，所以肺结核病也被称作“白色瘟疫”。现在看来，工业革命期间拥挤的社区条件和缺乏卫生常识，是导致肺结核病泛滥的主要原因。不过，根据细菌DNA研究，或许还有其他解释。
在匈牙利瓦克小镇过去和现在的居民身上，或许携带着破解肺结核病在欧洲演化之谜的关键线索。1994年，当地一座教堂的墙壁裂开，露出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地窖，人们在里面发现了18世纪的“木乃伊”——其实是受到地窖干冷空气和用于制作棺材的松木板油保护而形成的干尸。
在其中10具干尸的身体组织中检出肺结核病特征后，当地科研人员请来权威人士作进一步检测。到现在，科学家已检测了这里超过200具木乃伊中的168具，其中半数以上都发现了肺结核病的迹象。也就是说，几个世纪以前，瓦克镇曾爆发肺结核病。可是，据调查，当时这座小镇并不拥挤，而且从棺材的做工和摆放位置来看，肺结核病受害者中也包括富人。瓦克镇怎么会爆发肺结核病？瓦克镇人真的死于肺结核病吗？
现在看来，要想知道瓦克镇人是否死于肺结核病，关键在于了解他们的基因组成。一般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人群来追踪是否易患肺结核病的遗传线索，但瓦克镇是个例外，因为镇上的教堂详细记录了死者的信息，例如谁跟谁结了婚，又如一对父子一直活到老、而母女却很早就死于肺结核病等。
目前，科学家正在检测瓦克镇肺结核病受害者活着的后代的DNA，并将其与肺结核病木乃伊（干尸）的DNA作比较，再将它与古老或现代的肺结核菌株作比较，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显然，我们对肺结核病了解得越多，就越可能找到战胜这种古老恶疾的法宝。
亚特利特雅姆古村落存在于公元前6900年～公元前6300年，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沉没人类定居点。
上图 这位25岁的女子或许不是抱着自己的婴儿死去的，但她和婴儿看起来就是以这种姿势被埋葬的。这个年岁还很小的孩子，很可能在活着时从未健康过。也许孩子是从母亲那里染上恶疾，然后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饱受剧烈咳嗽的折磨。在母子二人被埋葬后不久，他们所在的村子被遗弃，然后被地中海淹没。他们的坟墓被包裹在石膏里，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沙砾和咸咸的海水。就这样，他们的尸骨被保护了9000年。
下图 婴儿骨骼上因肺结核造成的明显的骨损害迹象。
科学家曾对年代在公元前2050年的埃及木乃伊进行X光检查，结果发现了肺结核菌的征兆（尚有争议）。
木乃伊研究揭示古代疾病
最近以来，科学家经过对全球各地的人工和天然木乃伊进行CT扫描、核磁共振检查和DNA测试，揭示了古人的生活和疾病。
2011年对开罗埃及博物馆的52具王室木乃伊的检测发现，这些木乃伊的主人几乎半数患有动脉血栓，而动脉血栓可能导致心脏病或中风。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动脉血栓？是面包、啤酒消费太多？是锻炼不够？还是慢性炎症？抑或是王室近亲通婚带来的基因倾向？目前科学家尚无法给出定论。
实际上，这些古埃及病例并不奇怪。最近，科学家又对来自四个不同地区、年代跨度超过4000年的137具木乃伊进行了CT扫描，结果发现其中1/3的人患有动脉血栓。这些新的木乃伊研究再度让现代人思考：从古人身上，我们还能知道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历史？下面，我们就来粗略梳理一下。
千年疾病：在一具来自大约3500年前的古埃及成人木乃伊的组织样本中，发现了已知最早的、会导致疟疾的寄生虫的DNA。一名死于大约2900年前的年轻男子因患一种疾病而导致骨肿瘤，他的木乃伊不知为何装在了一名女性的棺椁中。一名死于大约2250年前的岁数较大的男子患有前列腺癌，并且已经转移到了骨骼。一名来自公元前664年～公元前525年的男性，其木乃伊上发现了钻穿头骨手术的明显证据，这个手术的目的可能是缓解急性窦感染的症状——这一感染或许改变了他的外貌，影响了他的左眼视力。科学家还在来自阿斯旺附近一座墓地的超过200具木乃伊身上发现了营养不良和胃肠道感染的证据，这种感染可能是因为饮用了遭污染的尼罗河水所致。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仅为30多岁，其中许多人还是当地官员，他们尚且依然挣扎在求生的边缘，平民的苦难也就不难想象。
肺结核：肺结核已经困扰了人类好几千年。世界上最早的肺结核案例发现于一对母子的遗骸上。这些9000年前的遗骸发现于以色列海法海域的海底。
消化道疾病：胃溃疡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属病。对木乃伊的最新检验发现，生活在公元1350年前后的墨西哥人也患有胃溃疡。
金属中毒：在一具16世纪的意大利男性木乃伊身上，科学家发现了肝硬化的明显迹象。因为他死时才大约24岁，不应该是几十年喝酒造成的酒精性肝硬化。这暗示他得了威尔森病，这种遗传病导致金属铜在他体内堆积，因此损害了他的肝脏。
天花：科学家最近在一具300年前的西伯利亚冰冻木乃伊身上检测到了天花的DNA。仅在20世纪，全球就有多达数亿人被天花病毒夺命。直到1977年，经过密集接种疫苗之后，天花才被彻底消灭。来自这具木乃伊的天花感染信息，可能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天花瘟疫的过往历史。
婴儿夭折：在大约6500年前的秘鲁，一个才10个月大的婴儿死了。他的脖子上有一圈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装饰性的护身符，护身符则包裹在亚麻布里。他的尸体被埋在非常干燥的泥土中，这让它最终变成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天然木乃伊。最近的CT扫描显示，他死前患有两种致命疾病：心脏缺陷和肺部感染。
小矮人：1951年，在荷兰一个泥沼中，泥炭挖掘工人偶然发现了一名被泥沼保存完好、从而成为一具天然泥沼木乃伊的矮小女性。她有可能生活在古罗马时期，并且患有一种侏儒病。
公共健康：科学家对英国多个中世纪考古遗址出土的超过23000具骨架进行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在其中一些地方，多达80%的人患有鼻窦炎，很可能是酿造、制革、烧石灰等工业污染空气的结果。还有一些人被古老的肺结核、麻风病折磨，也有人因缺乏营养而在牙齿上留下槽纹。这些发现也显示出一个很现代的问题——蔗糖在12世纪被引入英国，此后英国的蛀牙发病率急剧上升。但检测也发现，生活在海岸附近的人的蛀牙较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爱刷牙，而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中鱼比较多，而鱼为他们提供了高含量的能保护牙齿的氟。今天许多人从含氟牙膏和自来水中得到了类似的保护，这些便利对我们被百病困扰的祖先来说可能想都不会想。
考古学常识范文5
今天，当人们面对骊山秦始皇陵这座巍峨的帝王之墓时，不禁要对它的奇特走向感到疑惑：为什么秦始皇陵会坐西朝东呢？这与后世的普遍方位坐北朝南显然大相径庭，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在常识中，我们都知道房屋等建筑坐北朝南是汉民族的习俗。中国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所以房屋朝南可以冬暖夏凉，并有最好的光照条件。不仅如此，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有“南面”的特征。帝王的统治之术被称为“南面之术”;《易经》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州府官员等升堂听政都是坐北向南，因此中国历代的都城、皇宫、州县官府衙署都是南向的。
《史记》有云，秦始皇生前为求长生不老，派方士徐福寻觅蓬莱仙境，还多次巡游，他东至碣石，南达会稽，留下了许多石刻。可惜徐福一去杳无音讯，使得秦始皇的美好愿望破灭了。于是，有人认为，秦始皇生前无法求得长生之药，只好死后面朝东方，以求得到神仙引渡。因此，秦始皇在生前就下令让秦陵坐西朝东了。
也有人持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更具有历史的客观真实性。由于秦始皇的大半生都在为征服东方六国、统一天下而奋斗，所以，当初建陵墓时，就已经彰显出自己征服东方六国的决心，大有不灭六国不回头的志向。统一后，更为了让自己死后仍能注视着东方，以防天下动摇，秦始皇就下令修建坐西朝东的陵墓，显示出千古一帝的坚定和毅力。
这些解释似乎都有点道理，但又都让人觉得有点牵强附会。有些民俗历史学家认为，秦始皇陵坐西朝东的朝向与秦国当时的风俗有关。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从皇帝、诸侯到上将军，乃至普通士大夫家庭，主人之位皆坐西朝东。那么，秦陵的坐西朝东也是符合这种“尊位”风俗的。从考古学的资料来看，陕西境内已发掘的917座秦墓中，绝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秦公陵园的32座大墓，也全部面向东方，而且，越是早期的陵墓，就表现得越明显、彻底。
考古学常识范文6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在几百年之后的地球上,无论是茂盛的原始丛林中瞄准野兔的长毛怪,还是繁华都市操控空中飞车也塞在空中十字路口的家伙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早已经不分肤色与国籍,世界上只有两个种群的人类――是科族。
科族人的标志是分子式的符号,他们信仰的当然是科学。好比科族的妈妈们不可能去扎针灸来减肥,她们通过一种脂肪细胞的基因改造,来让脂肪细胞拒绝变形与膨胀。
科族史的创世考证中,有一张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报纸,那便是1996年5月18日的美版《纽约时报》。尽管科族的后人们已经读不懂这张产生于跟异族混居时代、并与异族使用同种文字的报纸,也不妨碍他们使用不断改进、被证明越来越有效的科语反复更新解释,这张报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年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一个经典事件:
“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索卡尔故意制造常识性的科学错误,以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5位主编都没有识别索卡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文章过审后被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
连科族的小学生都知道索卡尔事件的来龙:历史上,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1994)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至于去脉,就是科族人民与文族人民世世代代的斗争史了。
没错,那个时候,还有另一支人类族群同时存在,那就是文族了。
文族人的标志是五线谱的音符,他们的信仰听起来有些罗曼蒂克。噢,是的,他们信仰的是一尊巨大的雕塑,那是一颗缀满星星的上弦月,至于这个含义,每个文族人都能够不假思索地给你一个答案,保证热情洋溢。
所以,文族的妈妈们都喜欢参加星月冥想班塑形美体,或者熬制绿豆汤清肺抑火,她们看到科族人就火大,因为科族总说文族是“伪科族”,文族人心想,过得好好的伪你干嘛?我们就想好好过日子。好比绿豆,不至于什么都不是吧?你们不是说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B1、B2、胡萝卜素、菸碱酸、叶酸,矿物质钙、磷、铁..吗?难道不是理论上,这些营养素有啥用,绿豆就有啥用?
文族的历史学家时常给孩子们讲课,作为孩子,最关心的是为什么科族的孩子总是用科族语朝着他们嚷嚷,虽然听不懂,但毕竟表情这个东西还没有进化消失掉,那绝不是友善之声。所以孩子们很喜欢历史课,希望从历史中寻求答案,科族语听起来还是很有趣的,似乎总是夹杂着文族语言,多么引人入胜呀,孩子们热爱有趣的东西。
文族的历史老师总是显得很悲伤。每当他们讲到“从文艺复兴以来,文族本来一直是和科族结盟的,文族从来不是科族的婢女,而是伴侣,曾经一起共同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的时候,就开始老泪纵横。
那为什么现在科族与文族,白天不懂夜的黑呢?文族籍的老师的答案显然很不一样。
有些老师会激动地宣称,科族与文族决裂,因为我们秉持人本、人文,科族却蛮横冷傲,以及擅长制造种种不负责任的进化史上的杯具,包括原子弹和生化、气候武器!
有的老师会神色尴尬地承认,文族的祖先,也有不少的扯淡人士,得罪了科族的祖先,可术业有专攻,为何不能互惠互利互相学习呢?
..
故事写不下去了,因为最后的最后,无论是科族还是文族,都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