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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发展范文1
[关键词] 辽代；儒学；考古资料
【中图号】 K8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195-1
辽代的书禁极为严厉，禁止书籍、文书的外传，“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辽道宗清宁十年，诏令“禁民私刊印文字”，所以中原地区鲜有辽代书籍流传。此外，辽太祖立国之初就命人创制契丹文字，有契丹大字和小字之分。但是由于辽代的文化教育仅限于上层贵族，社会底层人物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文化知识传播范围狭小，这两种文字到了明代已经成了无人识读的死文字了。伴随着辽朝的灭亡，大量的典籍被销毁，辽代流传下来的史料十分稀少，因此我们要从考古资料中来发掘新的儒学史料。
首先，从辽代出土文物来看儒学在辽代的发展。辽秦晋国大长公主耶律观音女墓出土了一口精美的石棺，石棺的四面分别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神兽，并且按照“五行学说”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排列。《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它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文选・思玄赋》：“玄武宿于壳中兮，腾蛇蜿蜒而自纠。”四神兽特别是在《周易》的思想体系里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见，儒家文化已被契丹上层贵族所接受。此外，在石棺朱雀图案的下面雕刻有一扇门，那是墓主人灵魂出入的门户。象征着墓主人灵魂不灭，事死如事生。《礼记・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儒家事死如生的观念已经与契丹文化融合在一起，契丹民族一步步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高士图银杯”通体成七棱形，杯体的七个面平錾着“竹林七贤”，他们均着广袖长袍，阔脸长髯，背倚竹树，坐于蒲团之上，作书写、把酒、执扇、饮酒、捧钵、抚琴、阅书状，表情闲适，神态各异，极具神韵，有明显的唐代风格。
其次，从辽代墓志、碑刻内容来看儒学在辽代的发展。第一，儒家忠孝思想在墓志中的体现。辽《永清公主墓志》有“旦夕精意敬养父母”，“能以至孝思亲”。《梁援墓志铭》有：“五岁诵孝经、论语、尔雅；忠孝有原，福禄攸向。”《梁援妻张氏墓志铭》有：“益旌其孝义；标表妇仪，范模家道，以事亲之孝，移于舅姑。”《王士方墓志》有：“于家尽孝，而于国存忠”，“以忠孝之故，上甚嘉之。”《耶律羽之墓志》有：“人皇王曰：朕以孝理天下。”
再次，儒家仁德思想在墓志中的体现。《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有：“远骄奢于贵高，施宽仁于庶”，“贵以顺礼，长而体仁。”《王裕墓志》有：“本仁祖义，品物咸亨。”《韩瑜墓志》中载有：“忠贞则元后腹心，仁惠则黔黎膏沐。”《耿知新墓志》有：“内外六姻…尽叹于仁慈。”《张俭墓志》有：“王仁不忘本，孝以奉先。”
第四，儒家天命观思想在墓志、碑刻中的体现。《耶律琮神道碑》有：“贤人命世于天地之间，禀气旋生，谓之命也。”《耶律延宁墓志》有：“天之道满，寿尽者然。”《宋匡世墓志》有：“然而名不逮器，用匪称材，乐天知命，是以图。”《张嗣甫墓志》有：“年始六岁，圣宗皇帝见而奇之，曰：‘此子未成麟角，已得凤毛。宜振鹭之班，别俟登龙之望。’”
第五，从辽代墓葬的壁画中探寻辽代对儒学的吸收。辽代壁画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可以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及其爱好。在锦西辽墓出土的画像石刻中有：“孟宗哭竹”、“王祥卧冰求鲤”、“庾黔娄尝粪忧心”等“二十四孝”图。在其他的辽墓壁画中也多有这种“孝悌图”的发现，可识别内容也都包括“杨香打虎”、“董永卖身”、“郭巨埋儿”、“薛包孝钦”等。可见，孝道在一个辽代家庭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表明墓主人希望在死后能够有孝子贤孙对自己尽孝，并且把孝道思想继续传承下去。
此外，河北宣化张世卿墓中出现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彩绘星图。这与董仲舒的‘盖天’学说是一致的。可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理论在辽代已经被广为接受，体现了人们希望自己的灵魂可以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的愿望。
综上所述，儒家的“忠孝”、“仁义”、“天命”、“尊礼”、“阴阳五行”等诸多观念都被辽代所吸纳，并且融入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契丹统治者利用儒家的理论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建立起了一个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情、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准则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宋）沈括.梦溪笔谈・第15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2]（元）脱脱等.辽史・第2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J].中国历史文物，2004，（5）.
[4]薛景平，冯永谦.辽代梁援墓志考[J].北方文物，1986，（2）.
[5]王未想.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辽代王士方墓志[J].考古，2000，（1）.
[6]盖之庸.耶律羽之墓志铭考证[J].北方文物，2001，（1）.
[7]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考古学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考古学的发展范文3
【关键词】考古学；马衡；李济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虽已平息，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史学传统依旧缺乏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西方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现以马衡、李济为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技术层面，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马衡生于1880年，幼时从业瀚受学。岳父叶澄衷曾资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书法、骑术等研究会的导师。同年秋，为史学系三年级讲授金石课程，这也是该系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①1922年2月，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议升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马衡获悉后，迅速至新郑调查出土古物地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马衡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来发掘经过，“先后开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划定范围，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四丈五尺，层层发掘，至三丈深，见有墓穴作椭圆形，上易明砂，中有残骸残玉，穴外环列各器。”②马衡到达新郑时，发掘己经结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旧坑北面新开一坑。马衡根据他人所言绘一《新郑县发掘古器物图》，大致标明发掘坑、墓穴、骸骨及遗物的位置。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详细报告了新郑铜器发现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制作材料，并绘制了图纸，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马衡偕同傅振伦、常惠等人，以《水经注》及顺治、乾隆年间的《易水传》为线索对燕下都作了实地调查，并于1930年组成“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姥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③经过一个月的发掘之后，由于“东陵盗墓案”的发生以及时局的不稳，发掘工作遂告结束。
马衡从1919年任职北大以来，积极筹划各种考古事宜，不过，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发掘。综观马衡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会发现马衡非常重视实地发掘，虽然他仅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马衡注意的是地点与器物出土情形，知现在的出土地点便可推知古代何时曾称作何地。马衡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发掘还可以观察出土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风俗制度。在数次考古调查中，马衡都很注意这一工作。当他参观朝鲜乐浪古墓发掘时，特意绘制了一幅棺椁布局图。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显受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的启发。
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活动的负责人，“虽然，马衡缺少现代考古学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步伐。不过民国以来的多数考古发掘，都与金石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也是如此。到李济主持安阳发掘时，“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张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因为这次发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正如陈淳所说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④殷墟发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过作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恐怕还要追溯到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1925年李济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考古学课程，并于1926年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合作，对山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阶段。李济把山西作为考古发掘的首选，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济到达山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发掘地点定在西阴村，除了这一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这些都表明李济在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鲜明地定格在史学范畴上，在学术定位上将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李济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节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⑤
关于李济这次发掘方法的得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这是国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创新之处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个坑分八“方”，分成两排，后面一排四个面积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学采用严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还是采用探沟法，同时李济在发掘中还在各个探方中保留了关键柱，这也是一大创举。其次，采取了“披葱式”方法，即水平层位法来开展发掘工作，第三，李济用“三点记载法”，详细记载了出土物的情况，并用“层叠法”来记录常见的遗物，在当时都应该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图、地层图的绘制则是由参加过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来完成。李济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虽然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细节。当时的考古分析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他的分类只是中国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类型学。李济在“西阴村所实践的考古学方法也不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范例，也不是即将取代近代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但总的看来，“李济的发掘是相当科学，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掘的较高水平。”
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对于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是以他在西阴村的发掘方法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首先，李济对殷墟的陶器进行研究，写成了《殷墟陶器初论》一文。此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遗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过去金石学的巢窠，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学中固有名称，结合功能原则，对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定名，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体现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3、从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与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年代学的探索。⑥不过李济的陶器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比如说，他主张从甲骨文以及后来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来确定陶器的名称，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与铜器比较，由铜器的名称，推定陶器的名称。其次，李济对中国考古学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类型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安阳殷墟第七次考古发掘开始，李济就脱离一线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对铜器进行化学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然后对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同时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当时国外先进理论来进行考古学的探索。
李济的考古学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西学的真义还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学者指出“李济先生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时力图打破宋人的命名分类体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几个部位标以字母符号，欲建立现代考古学类型学上的分类。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没有从结构上根本替代旧有的分类。”⑦“由于自信，中国考古学虽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类缺乏普遍认可的类型学。”⑧作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别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专家，同时他在美国也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自从梁思永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西学东渐中产生，无论在方法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在中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以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为例，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梳理，探讨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近代考古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希翼对当今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①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49
③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4）
④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⑦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4）：27
⑧福尔肯霍森 著、陈淳 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世界》，1995：86
考古学的发展范文4
1、考古与媒体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2、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可行性途径分析
考古学的发展范文5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考古学的发展范文6
关键词 音乐考古学 古代遗存 音乐史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means of archaeology，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objects， images， text， etc.. This study involves many factors determine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mplicated， not only to the micro level of the ancient relics of the technical analysis， such as analysis objects shapes， images and text， sound research， and at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music from the ag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and Literature confirms， use dating method. The study on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archaeology are good basis for a lot of research work， and have a broad vision， also realized cross line problems， it should also be to establish a network of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usic archaeology project.
Keywords music archaeology； ancient relics； music history
1 音房脊叛а芯糠段е特征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指哪些对象、哪些领域的内容能为该学科所关注。在确定这个范围之前，需要对音乐考古学的学科性质予以界定。以下笔者重点分析该学科之性质及对象范围的特殊之处。
1.1 音乐考古学的性质界定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对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是：“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发掘而得的或传世的遗物、遗址、遗迹，如乐器、乐谱、描绘有音乐生活图景的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直至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谭冰若、黄翔鹏撰写词条）①
除上述定义外，笔者根据王子初、方建军、王洪军等音乐考古学专家的观点，对该学科的基本性质作出如下归纳：
（1）音乐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指向音乐史，所以是音乐史学的分支；
（2）“考古”是该学科所借助的方法；
（3）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依据是古代遗存；
（4）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上述几方面的综合，不限于古代遗存。
以上几点性质揭示了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音乐作为听觉艺术和时间艺术，不像美术类的作品那样可以直接反映于古代遗存。
1.2 音乐考古学的对象范围
音乐考古学的对象从根本上包括古代人类社会的音乐历史，但直接对象就是借由考古手段而发掘的古代遗存。李纯一先生将这些对象分为乐器、乐谱、文字、绘画、雕塑几大类。
笔者根据音乐考古学界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普查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现将该学科的对象范围概括如下：
（1）音乐及与之相关的器物层面：古代乐器、乐俑、戏台、戏服、舞具等；
（2）音乐图像层面：反映音乐内容的器皿饰绘、砖雕、木雕、石刻、岩画、纸帛绘画、壁画等；
（3）音乐文字层面：书谱、经卷等。
这些对象的特征（特殊性）在于：第一，它们都不是音乐本身，只能间接反映音乐本体及其存在形态。第二，它们只是古代遗存，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依据，而音乐考古学的整个对象是古代音乐史，所以必须将这些资料与古代人类社会及音乐生活“接通”，方能实现学科目标。
2 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之特征
学科研究方法由学科性质及其对象范围决定。音乐考古学具有音乐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性，其目标指向音乐史，操作方法借助考古，直接依据又在于多种类型的古代遗存，同时这些遗存资料必须与社会历史资料“接通”。这一切决定了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特征。
2.1 微观层面：对古代遗存的技术分析
对于音乐及与之相关的器物，需要研究的内容有：（1）器形，包括形制纹饰、音梁、内唇与调音等；（2）测音：包括音域、音准等问题。在这些过程中，可能会运用到考古类型学、考古地层学、乐器制作、冶金铸造、音乐声学、乐律学等方法。
对于音乐图像，在用美术方法客观分析的同时，要顾及到画匠有可能为了追求绘画方面的美学要求而将图画中的某些元素夸张的情况。当然，也有的结论可以直接推定，比如据图像显示，某乐队配置中肯定存在某件乐器。
对于音乐文字，则需要运用古文字的知识、古音韵的知识、历史地理的知识等各种方法进行研究。
2.2 宏观层面：与历史的“接通”
基于古代遗存只是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依据，而非仅仅是研究对象，因此需要将这些物品尽可能与实际的音乐形态联系起来。实在难以直接联系的，也要和该音乐相关的其他社会历史事象联系起来。
一方面，出土实物或图像与古代文献的印证是最直接的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核实音乐史实，还能佐证其他史料的历史情况。例如，王清雷学者在《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洛庄编钟主要部位的实测比值与《考工记》的理论标准比值基本一致，为该书为齐国官书说提供了一个佐证。不管该书成书于何时，至晚在西汉初期该书还在指导着实践。”②
另一方面，断代法也是音乐考古学的重要方法。邵晓洁学者认为，“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任何遗物都会带有相应的时代印记，音乐文物上的诸多特征同样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巧妙合理地利用音乐文物上与音乐相关的特征属性及其变化，能够有效地断定其相对年代，梳理出某一音乐文物的发展序列，从而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③
3 音乐考古学学科特征对研究者的要求
由于音乐考古学具有对象范围广、研究方法复杂多样、交叉性强等特征，因而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广阔的研究对象需要研究者做好大量且扎实的基础调查工作。王清雷学者在《浅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特点及其学术意义》一文中谈到：“在实际的工作中，普查领域不仅包括各省的文博单位，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不仅普查博物馆的展厅，还走入博物馆的库房进行地毯式排查；走出省、市或县的博物馆（或院）、文化馆等，还要深入广大郊区农村，普查清末以前的寺庙、古塔、古民居等古代建筑，有时候还要到考古发掘的第一线搜集有关资料。”④
其次，多W科交叉及研究方法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视野开阔，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视野方面，可以上升到文化人类学的层次，应用到音乐领域即民族音乐学。但是同时，牵扯到跨度太大的领域（尤其技术层面）时，不要凭借一孔之见主观臆断。毕竟隔行如隔山，当写作、研究对象跨行时，应请相应领域的专家帮忙把关。
再次，由于音乐考古学的工程量往往很大，牵扯多方利益，有时还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撑，所以搞好人脉关系至关重要，必要时还得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普查工作中，数百万的经费也是经由项目负责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努力争取，才得到国家财政部专项资金的支持。由此可见，音乐考古学的现实工作对其研究者各方面素质要求之高。
4 结语
音乐考古学作为音乐史学和考古学的分支，其学科性质决定了研究范围涉及因素多，研究方法复杂多样且具有交叉性。这些特征均有别于纯粹的音乐史学和其他类型的考古学。为此，音乐考古学研究者需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包括知识层面（深度）、视野层面（广度）、处理现实问题的层面（灵活度），以适应这门学科的工作要求。
注释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800.
② 王清雷.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黄钟，2011（4）：249.
③ 邵晓洁.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散议――王子初新著《音乐考古》读后.中国音乐学，2006（4）：135.
④ 王清雷.浅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特点及其学术意义.人民音乐，2013（1）：53-54.
参考文献
[1] 方建军.音乐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J].黄钟，1990（3）.
[2] 李纯一.微观入手 宏观掌握――音乐考古治学谈[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9（4）.
[3] 王洪军.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音乐，2001（4）.
[4] 王洪军.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再思考[J].人民音乐，2003（6）.
[5] 方建军.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相互关系及作用[J].中国音乐学，2006（3）.
[6] 王清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述评（上）[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