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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动规律范文1
Abstract:Asanintegralpartoffinancialglobalization,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flowsisinfluencedbybusinesscycleandtradefactors,internationalinterestrateadjustments,capitalaccountmanagementpolicies,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aswellasotherfactorssuchasthepolicyintentions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itresultsfromthecombinationoftheobjectivecertaintie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theman-madedrivingforcesbyrelevantcountriesororganizations.Theglob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ofcapitalflowsischaracterizedwithunprecedentedcomplexity,whilethedistributionofitsbenefitsispossessedofvisibleinequality.However,thecomplexityandinequalitywillnotinfluencetheobjectivesustainabilityofcapitalglobalizationdevelopment.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keywords:Globalization,Capitalflows,DrivingForces
作者：
吴念鲁，男，1936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鄂志寰，女，1966年3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现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97级博士生。
地址：北京西交民巷17号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1，电话：66057976，66014422-217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版权所有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资本流动规律范文2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资本流动；利率市场化
前言
我国自贸区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起始时间为1996年，并且在当时的市场金融环境下，本着“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先农村后城市、先外币后本币”的改革顺序，使得银行利率得以市场化，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呈现出有条件与规律性的变化，但运行体制依旧存在一定问题。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实验区设立，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利率化的发展。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无疑为资本流动与利率市场化提供推动力，满足改革具体目标。
一、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资本流动
（一）资本流动动因分析
基于资本流动的本质而言，流量方向处于双向的变化状态，即流出与流入。对资本流动的动因分析，可具体划分为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动因以及资本流出我国动因两个方面分析。
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动因：可具体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套汇动机。我国所执行的汇率环境为浮动的汇率环境，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长期存在，致使国际资本大量融入；其次，高利率升值所产生的套利动机。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存贷款的利率明显高于国外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应对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国际套利资本明显增加，套利与套汇并存；再次，投资盈利动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的回报率较高，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我国；最后，风险规避动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稳定的状态下，并且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并未对我国产生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使得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根本目的是为寻求良好的环境。
资本流出我国动因：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盈利动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涌现出大量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正试图通过国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二是“走出去”战略。近年来我国已经逐渐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外汇储备过快的增长，国际收支结构被优化，势必会产生大量的国内资本流出；三是国家战略利益动机。我国外汇储备在近年来呈现出快速的发送模式，外汇储备保值、国家利益目标得以体现，外汇储备资产实现多样化配置，对外投资得以开展。
（二）资本流动机制分析
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使得自贸区金融开放下的资金流动机制得以健全。我国自贸区设立完成之后，国内外资金的流动形态逐渐呈现出三角循环的流动态势，使得自贸区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流量池。资本流动机制的出现，存在国际以及国内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国际环境而言，自贸区为国际资本的流入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使得传统的资本渠道与自贸区资本流动渠道相结合，实现渠道的多样化；二是对国内其他地区而言。资本流动机制的确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投机风险的流动途径，减少资本流入国内所收到的限制因素。在金融环境开放的自贸区经过资本沉淀之后，进而流入到我国的其他地区，缓解由于外来资本的直接进入对金融市场发展环境的影响。
二、上海自贸区资本流动与利率决定机制
利率市场化是自贸区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资金供求状况。可见，自贸区的金融开放、资本流动以及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相互促进并且密不可分的动态循环系统。并且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金融开放为前提条件、资本流动为纽带以及利率市场化为发展目标的“三位一体”的系统。上述各个主置状况，可通过决定机制进而确定。
（一）官定为主市场决定机制
我国在1993年探索对利率市场化方面的改革，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处于一种官定利率的发展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对浮动利率的掌握与控制。存款利率以及银行间的同行拆借利率方面实现了完全市场化，可见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
基于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受到长期体制方面的影响，造成资本在国际与国内方面的自由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近年来，这种管制已经逐渐松动，整体利率水平通常由官定利率为基础，将存贷款浮动状况以及同行拆借作为辅助因素。在官定为主的市场利率体制下，资本供给主要是通过国际与国内两个部分构成，然而相比较而言，国际资本的流入明显的高于国内资本的流出，造成在官定利率主导条件下，利率水平无法满足资金要求。但针对资金的供给状况与供给因素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官定利率主导的体制，利率水平不能够充分反映出资金的供给状况，并非利率市场化的决定机制。
（二）非对称决定机制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资本项目在兑换方式中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资本流动的固有管制因素被打破，能够满足自由以及流动方式的构建，致使决定利率的水平机制被改变。此次研究中认为，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利率决定机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向着非对称决定机制方面转变。而非对称决定机制作为中间环节，在一定承载着利率市场化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自贸区与国际资本方面基本上实现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但国外资本的流动依旧存在一定的限制因素。关于国际资本方面的流入动机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盈利动机主要表现在人民币的预期升值与套汇动机的状态下，使得上海自贸区资金的流向通常也以国内外资金为主，同时也包括国内存量资金。基于此，在非对称决定机制的条件之下，自贸区的利率水平通常需要依据国内资金的供求所决定。
（三）利率市场化决定机制
市场经济环境的逐渐改善，使得自贸区的金融环境在最大限度上的得到推动，国际资本在自贸区当中的流动更加自由与便捷，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渠道被扩张。自贸区利率市场化的形成，通常能够形成倒逼机制，最终满足并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要求。并且基于国内、国外以及自贸区的等主体，三者处于一种互动融合的关系条件下。
自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上海自贸区的开展具备一定的“缓冲”与“中介”作用，能够优化金融开放与资本流动的机制，针对不同主体为其提供不同的环境，转变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发展要求，在最大限度上的制定决定体制，即运用利率水平分析资金的供求状况与供求关系。想要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这就需要上海自贸区作为基础，实现在金融开放环境下对利率市场化方面的改革，革新官定机制与非对称决定机制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资本流动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下，国内外资本具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优化市场环境与发展标准，分析投资动机与风险规避动机的同时，强化投资方式，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发展指标。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建立上海自贸区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则是国内利率市场改革，为国际市场深化改革提供了基础保障，并为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阶段则是通过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形成并带动自贸区发展，产生非对称性的利率机制；第三阶段则是将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充分的融合，强化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优化能够与国外接轨的利率决定机制，进而最大限度上的实现利率市场化。
三、上海自贸区利率市场化优化建议
自贸区的建设并不是万能的，想要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根本目标，需要优化与推动自贸区的发展，避免坐享其成，提出具体的优化建议，真正意义上的确保我国利率市场化目标的形成。
（一）吸取国际利率市场化成功经验
优化利率市场化的根本指标在于符合客观的发展规律，综合国外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具体优势，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行划分为三个基本的阶段，由于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特点存在差异，需要制定不同的优化措施[5]。
利率市场化初期发展阶段，应采用相对保守的措施进行试探性的改革，并且该阶段所维持的时间相对较长。上海自贸区在设立的初期，则实行试探性的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并在长期的优化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就。
进入双轨制阶段后，由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就，需要通过加速优化的方式推动市场利率化因素的形成，加速上海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强调自贸区对国内市场的引导作用，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发展。
国内与自贸区利率市场化融合阶段，这一阶段为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演进阶段，引用政策引导以及扶植，强化两者的相互摩擦与融合，发展其中的矛盾，为利率市场化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6]。
同时，在对利率市场化进行优化的同时，对其中涉及到的各项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当然，世界范围内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起始时间较早，能够较为全面的总结利率市场化发展现状。基于此，我国在构建自贸区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可借鉴国际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成功经验，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少走弯路。
（二）发挥上海自贸区资金枢纽作用
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内资金流动的枢纽，重要的功能之一则是上海自贸区为连接国内资金与国际资本形成一个沟通渠道，不仅仅是资金的集散中心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供求状态的晴雨表。基于此，这就需要对上海自贸区资金枢纽进行控制，对资金的流向与流量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满足资金的引导与流动需求。
在对上海自贸区与国内资金流动状况分析可以发现，目前自贸区与国内资金呈现出化的发展模式，通过非对称决定机制将流动渠道进行扩展，在改变各自资金流向以及供求关系的同时，形成利率的有效决定机制，进而实现自贸区与国内的有效融合，实现全面利率市场化的发展要求。
对自贸区与国际资本流动分析，通过对自贸区利率与汇率状况进行适当的干预，需要通过调节与引导的方式，利用利率手段与汇率手段进行适当干预工作的开展，控制资本的有效流入与流出自贸区，改变上海自贸区资金供给，确保决定机制能够与国际接轨。
上海自贸区作为沟通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与国际相融合的资金纽带，应该充分发挥出资金纽带的具体作用，对资金的流向与流程进行有效控制，为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提供前提发展条件，最大限度上的满足市场利率化的形成与产生，与国际充分接轨[7]。
（三）规避大规模短期资本套利行为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与国内利率市场存在不统一的状况，造成在利率相对角钢的状况下，自贸区内部的利率金融放开在短期内必将造成国内资金与国际资金的套利资本行为，造成大量的资金被转空，造成金融风险的产生[8]。基于此，为规避大规模短期资本的套利行为，需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第一，自贸区利率市场化的演进，应该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中，避免一蹴而就的状况产生，开放程度明显的由于国内的发送现状，只有在自贸区发展与建设的过程中掌握良好的发展点与开放程度才能够最大限度上的缓解资金风险的产生。第二，重视上海自贸区与国内及国际资金枢纽作用，通过上海自贸区对资金方面的“缓冲”功能，减少国际资本在直接进入到我国金融市场当中的直接冲击，在完成资金“沉淀”之后，应对外部冲击的过程中则需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提高对风险控制的程度，减少风险因素的产生与出现，将影响降至最低。
第三，在账户资本开放的状况下，中央银行应该运用相关手段处理好利率、汇率以及资本流动方面的具体关系，减少短期套利行为的产生。第四，充分发挥出巨额外汇储备，运用外汇储备，调节国际收支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而最大限度上的规避金融风险，起到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根本目的。
（四）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满足上海金融中心建设
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上海自贸区在金融体系当中的优势地位。并且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中心标志当中，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性以及本币国际化等多种方式。我国在2009年颁布并实施《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在其中明确强调上海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并将其定位为我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大力发展“两个中心”的基本指标[9]。
基于国际经验的视角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对推动本国金融体系的完善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具体构建过程中，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本币国际化都手段无法逾越。我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并将利率市场化等作为新的突破口，显然已经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力。
基于此，在对上海自贸区采取并制定具体措施的过程中，将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本币国际化作为衡量的基础条件，将三者的国际地位及相关优势进行具体分析，在考量全局的同时，对全局进行建设，运用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的方法，抓住市场经济与金融环境的大好时机，在市场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实现自贸区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
可见，用过以上几种优化策略对上海自贸区利率市场化方式进行优化，能够发挥出自贸区的沟通、纽带以及桥梁作用，在最大限度上的优化利率市场化的健康发展，为其提供一定的理论建议。
四、结论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对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资本流动以及利率市场化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明确自贸区资本流动动因分析的同时，强化资本流动与利率市场化的决定机制，最后提出利率市场化实现的措施。金融开放环境下，资本流动作为沟通机制，在分析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应该充分分析该因素所涉及到的具体范畴。并且利率市场化的发展，由于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优化系统功能发展的基本目标，调节资金的流动状况。在研究中发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基础，能够优化我国内部利率市场化的发展环境，提出新的探索途径。（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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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动规律范文3
关键词:国际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0-0042-07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并对资本流入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资本流入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流入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而频繁的流动,必然会对资本流入国的利率、汇率和货币政策等产生重大的影响,继而导致一系列巨大的风险和问题,例如导致资本流入国经济泡沫化、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等等。20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短期资本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大量国际资本竞相流入我国境内。2006年2月,我国官方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达到8536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8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9460亿美元。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规模不断扩大,且持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日益加重,国际短期资本在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外利率水平倒挂的双重刺激下,更有加速流入中国的冲动。而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的现象也表明,我国现行的资本管制措施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对外开放的加快,当前严格的资本管制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因此,对短期资本的流入规模、途径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很有意义。
二、国际短期资本的概念界定
(一)传统的概念
国际短期资本(International Short-term Capital),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划分标准,即借贷或投资期限1年以下的为短期资本,1年以上的为长期资本。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这种划分方法的缺陷开始显现。现实中期限较长的投资工具也具有很高的流动性,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二级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产品极为丰富,使得一些长期投资工具同样可以成为短期投资的良好替代品。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新标准
IMF在《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别强调,根据不足1年或1年以上的合同期限来划分长短期资产和负债的传统做法,对于许多国内和国际易而言已无实际意义。在最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项目按照投资类型和功能分为四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其中每一类又按信用工具细分为各亚类,各亚类又按投资主体进行更细的划分。我国已于1997年开始执行这一标准。
(三)以投资者的意图出发区分国际长短期资本
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首次提出,应当按照投资者的意图区分国际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所谓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是指投资者的意图旨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扭转其在国际流动的方向。即使这一时刻目前尚未确定,但在未来时机适宜时仍会如此。[1]
金德伯格根据投资者的相似动机,把短期资本定义为四种类型:一是平衡型短期资本流动,由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资本和其它项目的独立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资本流动,如进出口贸易引起的贸易融资;二是投机型短期资本流动,即由汇率变化或汇率预期的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资本流动;三是收入型短期资本流动,是对利率变动做出的反应,投资者动机是追求更高的、国内货币市场无法企及的收益;四是自主型短期资本流动,目的在于保证本金安全的短期资本流动。[2]
金德伯格的定义选择了从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动机为出发点来研究短期资本,并高度概括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本质,比较科学和规范。本文将采用这一定义的部分原理。
三、我国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现状分析
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研究离不开对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记录了一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储备资产和净误差与遗漏,全面反映了一国对外的资本交易状况。因此,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综合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在我国的流动演变情况。
1997年以前,我国采用的是《国际收支手册》第四版,在资本账户下有单独的短期资本往来,1997年后,开始采用《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反映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是金融账户下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中偿还期限在1年以下的部分,具体包括证券投资中货币市场工具、其他投资中的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货币和存款 等。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得到我国1992―2008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情况(见表1)。
通过分析,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内反映的短期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以下特点。
一是短期资本流动规模明显增大。1996年及以前,我国短期资本流动规模比较小,1997年我国短期资本流量开始迅猛增加。其中可能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真实短期资本流量的增加,2003年短期资本流入净额达到近几年来的峰值,2008年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资本流出净额创近年来新高。
二是从流动方向看,我国短期资本呈双向流动局面,既有内流也有外流,但短期资本的流向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97―2001年短期资本表现为净流出,2002―2004年短期资本净流出的局面开始扭转。
三是2003―2004年短期资本流入激增,其中短期贷款、短期其他资产以及短期贸易信贷等流入规模都超常规增加。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外向我国提供的短期贷款、短期贸易信贷和其他短期负债,在BOP表现为其他投资中的各项短期负债的变化。
四是从2005年情况看,我国短期资本流入增势大大放缓,出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从净流入到净流出的拐点。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在施行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升值2%。这次汇率改革使得前两年预期人民币升值而进入国内的短期资金获利而出局,这也是2005年短期资金流入净额为负的原因之一。
五是2007-2008年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短期资本出现了大量流出的局面,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流动性匮乏,因此,国际短期资本出现加速流出中国的现象。
四、国际短期资本在我国流动的途径和表现形式
通过前面的分析表明,这些年来,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尽管我国在资本项下仍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国内市场增长潜力客观,人民币汇率升值潜力巨大,国际短期资本正通过多种渠道流出入我国,其中,既有官方允许的正规、合法渠道,也有法律灰色地带的“地下”渠道,更有非法途径。目前我国市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途径有以下方式。
(一)货币走私
货币走私指违反规定非法跨越国境转移现金,如携带大额外币现钞入境、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入境、使用国际信用卡境内大额转账、携带旅行支票或银行本票入境,以及境内外企业通过签订互换本外币资金的协议不进行资金划转而在对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等。我国外汇和海关管理制度规定,居民和非居民旅客出境可携带人民币现金6000元,居民和非居民旅客可携带外币现金折合5000美元,没有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签发的货币携带证件,旅客不得擅自携带超出限量的货币。
(二)进出口伪报
进出口伪报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伪报单据。由于外汇、海关等部门衔接不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伪造进口单据骗汇的方法曾猖獗一时,使得1997―1998年表现为大量的资本外逃。第二种方法是编造无真实贸易基础的进出口单据套取资金,即“假进口真融资”,利用现代国际贸易以单据为依据的特点,以T/T项下付款或L/C开远期信用证的“合法”形式融资转回国内使用。1997年,重庆佳昌冶金有限公司借助无真实贸易背景的进口单据骗取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及江北支行开立信用证59笔,总额高达1.8亿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近15亿元),所得资金全部投向期货市场。[3]第三种方法是伪报价格(即转移定价)。转移定价通常被视为一种避税手段,可以用于达到变相资本流动的目的。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结果是资本外流;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结果是资本流入。[4]
(三)侨汇汇入
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侨汇属于经常项目收支,列在“经常转移”项目下的“其它部门”科目。早年侨汇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亲友的必要生活需求,随着国内生活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提高,侨汇日益成为海外侨民及其亲友的理财工具,对国内外利差和汇率变动趋势的敏感度上升。截至2008年末,该项目共流入526.16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283.8%,主要受国内利率较高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境外资本流入所致。
(四)贸易信贷
国际贸易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国际投机者利用国际结算方式进行投机套利活动。具体操作方式包括采用出口买方信贷、进口卖方信贷、出口预收货款、进口延期付款等。我国进口商接受国外出口商提供的延期付款,以及出口商预收的货款,构成资金内流;我国进口商支付的预付货款和对国外进口商提供的延期收款,构成资金外流。2008年末,贸易信贷余额1141亿美元,占全部外债余额的30.5%[5]。因此,可以看出当前短期贸易信贷是影响我国短期外债波动的重要因素。
(五)借用短期外债
借用外债方式分两种:一种是明确借用,如外资金融机构从国际金融市场拆借用于国内,或者是外资企业借用外债;一种是变相借用外债,如预收货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东道国政府对波动性强的证券组合投资限制严厉,对直接投资则给予多种政策便利,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往往利用东道国政府给予的国外借贷政策便利套取利差和汇率收益。新兴市场利率高于成熟市场利率或东道国货币存在升值预期时,直接、间接从母国借入资金;反之,则通过偿还母国资金或通过对母公司的应收账款等方式将资金调入母国。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套利动机驱动下,我国短期外债余额迅速增长。截至2008年底,我国外债余额折合3747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余额为2108亿美元,较2005年汇改增加547亿美元,增长35%。
(六)借道外商直接投资(FDI)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巨额外商直接投资为短期资本流动提供了隐藏空间。短期资本流动不仅隐藏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境支付和债权债务调整中,而且还通过“虚增”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实现短期资本的流动。2003年以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资本金结汇增势迅猛,到2007年,全年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1072.65亿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的71.7%,比2002年高出近20个百分点。部分企业资本项目结汇规模明显超出其正常经营所需,结汇资金的使用超出了其正常的经营范围,部分外汇指定银行违规为企业办理资本项目超限额入账和结汇、擅自为企业开立资本项目外汇账户。不少境外投机性资本借道FDI渠道流入境内结汇后,投向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借贷给其它企业使用,这些表明某些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资金基于套利动机可能通过FDI渠道流入境内。[6]
(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截至2009年3月,中国证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共批准了79家QFII和128亿美元的外汇额度,QFII共汇入本金约合人民币751亿元。中国开放QFII正值人民币升值预期兴起,部分投资者不是着眼于中国内地股市而是着眼于潜在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收益而向QFII投入资金。QFII来源复杂,一部分为投资基金,还有一部分为套利资本,套利资本的稳定性较差,在国内证券市场波动较大时QFII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
(八)离岸银行业务
离岸银行主要为非居民服务,经营境外自由兑换货币,所经营的外汇存贷款利率可以参照国际市场利率,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投机活动的影响。银行如果未按有关规定严格区分在岸、离岸资金往来,就容易造成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的交叉混用,导致资金风险的转移。国外机构可以利用离岸银行管理上的不足使用各种手段将短期资本汇入,如外汇质押担保人民币贷款,将资金结汇为人民币流入境内达到逃避资本项目管理的目的。因此,银行通过混用离岸和在岸业务头寸,同时拆入资金,以扩大放贷能力,为境外资金迂回转移到境内提供通道。另外,外资金融机构向中资企业以及非居民如跨国公司提供在岸和离岸的金融服务,也将不可避免地促进资本跨境流动,而这种流动的复杂性使资本管制有时也无能为力。
(九)跨境关联交易
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跨国公司通过各关联公司内部贸易,从全局出发配置资源,实施价格转移,弱化税收与外汇管制的作用。跨国公司全球统一的资金管理体系,地区总部越来越多迁至我国成立区域财务结算中心,大大增加相应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与债务融资以及盈利、红利、利息收入、资本增值和本金的汇回等。此外,跨境关联交易越来越表现出货币资金流与实物流之间的不一致,使其交易真实性难以确认。因此,国际投机性资本可能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资金调度流入我国。另外,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也进行一系列复杂的金融交易,对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
(十)利用海外应收账款科目
我国对外经贸系统海外应收账款和不良资产数额巨大,2002年曾有学者统计我国海外应收账款折合人民币高达1000亿元。其中,固然有相当一部分确系经营失误所致,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国对外经贸企业有意为之,目的是规避外汇管理向海外转移资本,而将这部分资金列入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挂账。2002年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驱动下,不少外经贸企业将挂账多年的“海外应收账款”收回国内,就是为了获取国内较高的利息和预期的汇率变动收益。
综上所述,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我国的渠道有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分,有的通过经常项下交易流入,有的通过资本项下交易流入。有的短期资本流入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以投机为目的的,而是产生于实际交易需求,如贸易信贷。只是在我国本外币正向利差及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的背景下,持汇企业与个人作为理性经济人自然会进行一些套利行为。而另一些短期资本则纯粹是出于投机目的,或利用我国资本项目管理中的漏洞,混入经常项目或直接投资项等进入我国,或干脆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流入我国。
五、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国内外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研究
当前学者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短期资本流动主要受国际间税后资产收益率差异的影响,资本一般从收益率低的经济体流向收益率高的经济体进行套利。这一论点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卡尔沃等(Calvo,1993)发现,资产收益率差异等周期性外部因素导致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资本流入;世界银行有关广大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入的一项研究,也证明资产收益率因素的重要性(世界银行,1997)。就资产收益率而言,主要是利率、汇率与资产组合三方面。
1.利差是引发短期资本套利活动的最主要原因。利率平价理论认为,利差引发资本内外流动,国外利率的增长会增加本国资本向外国输出,只要国外利率相对于国内利率维持较高的水平,这种资本流出就会维持下去;相反,国内利率增长会引发外资内流或减少内资外流。
2.汇率波动与套汇资本流动。Flemming(1962)和Mundell(1963)以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拓展模型。Flemming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中,价格水平和汇率只影响贸易账户,利率仅仅影响资本账户,浮动汇率制下,资本项目直接随汇率的变动而变动。Mundell的研究认为,利率、汇率均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
3.从资产组合作用的角度来看,国内外风险水平与投资者的能力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Markowitz(1952)和Tobin(1958)的研究认为,投资者总是想在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找到最佳的均衡点,资产的分布取决于收益与风险预测。布兰森(1968)认为短期资本流动由进出口、利率和汇率决定,而长期资本流动由国内收入、利率和国外利率决定。
国内的学者也对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动因开展了诸多探讨,王信(2003)对1999年6月至2002年5月贸易结售汇多增额和居民个人结汇额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的资本流入受短期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很大。刘惠好(2005)分析认为,利差、汇率预期、证券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预期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重要原因。张宜浩、裴平和方先明(2007)构建的利率、汇率和价格的三重套利模型表明,我国短期资本流入总量与国内外利率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资本和金融项下证券投资贷方余额与价格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资本和金融项下其他投资中短期投资贷方余额加上净误差与遗漏项目贷方余额之和与汇率之比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7]
(二)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模型与检验
1.对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估算。在我国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的背景下,进出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的渠道和途径日益多样化,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情况已经不能够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出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现实中,对于中国这样目前存在资本管制的国家,很多短期资本流动都是以隐蔽的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进行,因此,国际收支统计上的数据与实际的状况会存在很大偏差。所以,分析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状况除了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反映的情况外,最主要的是基于已有的统计数据,根据其内在的关联关系,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测算。[8]
根据前面对国际短期资本的定义,国际短期资本主要涵盖的是借贷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资本流动和随时可能改变方向的资本流动。因此,国际短期资本测算具体包括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内的短期资本流动,如借贷期限一年以内的其他投资、证券投资中货币市场工具,其他投资中的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货币和存款等,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表以外的隐性和非法的资本流动。
目前国际上对隐蔽短期资本的测算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直接测算法 ,这种方法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采集相关数据,通常也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法(BOP Accounts Approach);二是间接测算法也叫世行法, 其计算原理是考虑隐蔽性资本流动,先计算出隐蔽性资本流动的规模,然后将其与BOP短期资本流动净额合并,二者之和就是总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三是克莱因法(Cline), 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测算隐蔽性资本流动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在摩根公司法基础上对间接法的进一步修正。[9]
以上三种计算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方法都有利弊,直接法存在低估的可能,间接法又可能夸大了资本流动的规模,而克莱因法测算的结果波动性最大,所以,各种测算方法得出的结果有接近的地方,也又差距较大的地方。但是,这三种方法测算的结果能够反映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趋势,同时,由于三种方法自身都存在统计缺陷,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实际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因此,作为研究可以将三种方法得出结果加权计算出平均值,能够一定程度上弱化各种方法自身的缺陷,使测算值能够较好地接近实际,根据这种考虑,可以计算出1992-2008年以来的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情况(见表2)。
2.模型变量的选取。(1)CF: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数为三种方法的平均值,时间跨度从1994至2008年度数据(以下同);(2)ER:本文采取NDF数据的年度平均值代表人民币预期汇率;(3)CPI: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消费物价指数为依据;(4)GDPI: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年为基期测算;(5)RT:利差为美联储基准利率与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年度平均值,因这两者均为名义利率,故不扣除通货膨胀率。
3.实证检验。本文利用Eviews3.1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主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变量是平稳的,并且相互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前必须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即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的检验。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取ADF法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各检验方程中,由于ER、CF、CPI均存在一定的趋势,因而包含截距项,GDPI和RT没有趋势,不包含截距项和常数项,滞后期为0或1,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3结论,除RT和CPI序列外,其余序列均不平稳,其一阶差分平稳,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关系检验
平稳性检验只是表明变量的平稳状况,要检验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可以采用协整分析。本文采取的是约翰逊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由表4可知,CF与其他四个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协整关系,符合格兰杰检验的条件。
(3)格兰杰非因果关系测试
选择滞后期为二期,CF与其他变量间的非因果关系测试结果如表5-1:
由上表可知,当滞后两阶,在90%的置信水平时,利差是资本流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在95%的置信水平下并不成立。其他格兰杰非因果关系均不存在。
当滞后三期时,资本流动是GDP增速的格兰杰原因见表5-2:
由测试结果可知,名义利差对于短期资本的流动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十分显著。而多数学者检测的结论认为汇率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原因也存在。另外,短期资本流动对GDP增速有因果关系。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1.名义利差对短期资本流入有一定的影响。这比较符合传统经济理论的观点,说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减少短期资本流动波动仍然具有意义。而汇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与我国近年来的汇率政策变化有关。我国2005年7月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由原先盯住美元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汇改之前的政策因素影响仍然存在,汇率在影响短期资本流动中发挥作用尚需时日。
2.短期资本流动对于国内经济稳定增长有较为明显影响。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幅度过大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管制逐渐放开,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将更加显而易见。因此,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平抑短期资本流入大幅波动的必要条件。
3.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而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我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当时的资本项目存在较强管制有关,而现在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原先依靠政策进行控制的方法将不再适用,通过市场手段稳定资本流动成为必须的手段。因此,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用市场手段引导短期资本流动是根本办法。
(二)政策建议
1.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我国的利率政策目前仍然是以官定利率为主的,利率还不能在资金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人民银行应该在利率改革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扩大Shibor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继续采用渐进汇率改革,逐步扩大汇率弹性,最终形成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防范与化解可能的金融风险。
2.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的稳定具有较大的影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我国面临的资本流动形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防止大规模资本流入或流出是外汇监管的首要任务。应该鼓励国际长期投资的进入,而加大对短期投资流动的限制力度,防止游资对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定造成冲击。[10]
3.加大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我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拥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美元的贬值将对我国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有必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其他国家货币监管当局的合作与协调,争取在货币安排上的更大话语权,主动融入国际货币体系,为我国经济的尽早恢复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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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仁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监管理论与实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资本流动规律范文4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储蓄 投资 经常账户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高增长、高储蓄、高经常账户的“三高”局面，出现了“三高”局面，不能忽视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经常账户恒等式为CA=S-I+T-G，根据这一恒等式可以看出在开放的经济下人口结构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储蓄、投资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资本流动。
根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不同的年龄段人群对储蓄和投资有不同偏好，个体未成年时，收入很少以至没有收入，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进入成年， 收入不断增加，消费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年老时，收入减少，消费增加，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同时，年轻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要维持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就要增大投资；而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增加对社会人均资本量的影响较小。
由于经常项目余额是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即要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同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就要同时考虑人口年龄对储蓄和投资两方面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总有部分储蓄会以对外净出口的形式流出国内转化为经常账户顺差，以累积资本账户金融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虽然世界人口变老的趋势是相同的，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同，如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4.8岁，赞比亚只有16.5岁。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要快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会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改变国内投资收益，资本会从人口老龄化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
二、文献综述
Higgins（1998）使用100个国家和地区1950-198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和经常项目余额三者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国的少年抚养比很高时，国际资本净流入。第二阶段：当一国逐渐走向成年型年龄结构时，国际资本净输出。第三阶段：一国步入老龄化后，最终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要靠国际资本净流入来弥补本国储蓄不足。
Bloom和Canning（2005）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的总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规律。在1970年以前，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较低死亡率较高，少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导致总抚养比不断上升。1970至2010年，少年抚养比开始下降，虽然老年抚养比有所上升，但少年抚养比下降的更为显著，导致世界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前后，由于老年抚养比上升占主导，使得世界总抚养比开始缓慢上升。因此世界人口结构会经历“青年型”、“成年型”、“老年型”三个阶段。
三、问题阐述
从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随着婴儿存活率的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以高少儿抚养比为特点的年轻型。从1960 年代中期开始，“婴儿潮”人群逐步成为劳动力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1970年代末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向成年型转变。21世纪，伴随着婴儿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死亡率降低，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提高了老年抚养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迹象，但并没有达到为全面老龄化。根据美国中情局数据，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5.5岁，远高于世界平均28.4岁。我国目前仍处于“成年”时期。
一国总抚养比相对较低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比为16.60%，65岁以上人口占8.87%，“15～64”岁人口占比为74.53%，属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时期。未来10～15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将会继续稳定增长，少儿抚养比会有明显的下降，老年抚养比会缓慢上升。因此，我国的当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0-15年以后解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降低了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提升了总抚养比，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成为我国总抚养比提高的另一因素。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会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会减小，以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长远看来，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换回了外汇，积累了外汇储备，并向海外输出资本，这其实等同于在海外储蓄了一笔资金。等到15年～20年以后，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通过贸易逆差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需要。“人口红利”期的贸易顺差其实是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结果。
四、结论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影响一国资本净流动的因素也有很多，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其中之一。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解释经常项目余额、国际资本净流动和全球经济不平衡，有助于我们从长期认识国际资本流动。同时，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也会是一个相对更为渐进的和有序的过程。
目前中国已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巨额的外汇储备，等同于我国在“人口红利”期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资金池，是年轻的中国为应对15～20年后的“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未来的10～15年之后，人口红利期即将终结，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进行储蓄是为了平滑老年的消费需求。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总抚养比的提高，这笔储蓄就会用过贸易逆差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要。如何建立通畅有效的对外投资渠道，使中国在人口红利期积累起来的储蓄能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实现保值增值，以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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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动规律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 流动性过剩 市场风险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020-02
2010年6月，我国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大量投机性资本融入境内，加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热钱”流入不仅在短期内会产生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甚至商品价格泡沫，一旦短期资本对中国经济以及利、汇率预期产生变化。迅速撤离必将导致市场动荡。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必须探索其发生的本质，寻求化解方法。
一、马克思理论角度的流动性过剩的解释
马克思从“资本”着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自身的增殖，这是资本不能改变的本质。“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它不断地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来改变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始价值的自身分离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的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它至少会生金蛋。”
马克思认为：“随着价值符号的总数的增加，每一符号所代表的金量就按同一比例减少，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等于它的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也就说。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发行多少也不会自动退出流通。相反，往往还存在发行数量越多，单位货币代表的价值越少，人们产生货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从而更多地抛出手中的货币，使流通中货币数量更多的机制。
马克思说明了资本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起因。马克思认为纸币条件下之所以会产生通货膨胀，是由纸币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分析纸币条件下的货币贬值问题是通过将纸币作为金币的符号为给定条件的，他认为金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可以保证流通中的金币量就是实际的货币必要量，它是由商品流通决定的。纸币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符号，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出现数量膨胀、单位贬值、引起物价上涨的可能性。
二、资本流动性过剩产生的负面效应
(一)资本流动造成货币危机
马克思认为，由于货币的出现，“在货币作为媒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或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货币危机首先在于：一切资产同交换手段相比，突然贬值而丧失了胜过货币的能力，危机的发生，正是在人们不能再用自己的资产，而必须用货币支付的时候。这种危机不是……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货币不足而发生的，而是由于作为普通商品和通用流通的财产的货币同一下子不能成为财产的所有其他特种商品之间的特殊差别表面化了。”马克思认为资本流动性过剩是货币现象，如果过多的货币在流动中，脱离生产必将导致物价上涨，引发货币危机。
(二)资本流动加剧风险的全球传导
资本流动加剧原本存在于一国之内的风险及其扩张范围。跨境之间的流动使这种风险迅速在各国间传播。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在一个国家遭受损失后，不得不重新调整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资产组合，以避免更多的损失。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风险就是例证。次贷市场风险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足迹向全球扩散，其所潜伏的金融危机将极具破坏性。应当看到。首先滋生于美次贷市场风险的最直接原因，是全球高资产价格泡沫提高了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增强的投资者风险偏好提高了市场的信用利差和市场融资成本，进而通过机构投资者的流动性缺口开始向全球所有资产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扩散和蔓延。
(三)资本流动造成央行政策的选择困境
资本在国际市场上流动使汇率波幅增大，不可预测性或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风险增大，削弱了国家干预外汇市场及稳定汇率的能力。资本流动的增加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使各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与增强宏观调控能力之间陷于两难境地。同时。也制约财政政策的作用。使资金流动对“消息”的反应度增加，在经济条件好时，这种发达机制有利于经济，但当环境恶化时，这种发达机制可能使情况更差。用小川行长提出的“池子”就是要将“热钱”引导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的领域去投资，以防资本泛滥对经济造成损害。
三、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原因
(一)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无限度地扩大而不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日趋加剧，其可持续性及潜在的风险也愈益受到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再发出警告和呼吁：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迟早会引发美元汇率剧烈贬值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有可能以此减速甚至衰退。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复苏步调不一，各国经济政策协调滞后，有些国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引发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突变，直接影响汇率、利率、黄金和商品的走势，导致金融市场动荡。
(二)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脱节
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已投资于企业，并在企业中发挥作用，或由股东支出的，用于企业中起资本作用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真实资本，还研究了相对于真实资本而存在的虚拟资本。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以股票、债券等形式存在，是信用资本化的产物，是现实资本的一种纸制复本。“虚拟”一词恰当地揭示7此类资本的本质特征：它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可以作为资本增殖但本身却没有价值。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的脱节，造成了金融风险。马克思论述到：“银行家资本的绝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
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运转的基础，虚拟资本形成的虚拟经济无限扩大，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必将对整个经济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很容易造成泡沫的发生。我国的高房价、物价的上涨等都存在投机炒作之嫌，应该采取措施制止投机行为。
(三)经济自由化加剧了国际资本流动
麦金农和肖充分强调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消除金融抑制
走向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实质是金融自由化，主张利率自由化、机构准入自由化、汇率自由化并最终达到外贸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对经济主体，特别是时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银行风险的增大，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政策及其导致的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金融扩张以及经济泡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矛盾，但是又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制造了新的矛盾。表面的繁荣与过度消费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渗透和商品的集中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单边渠道和通过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加金融与资本开放的压力，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加大了新兴国家管理经济的难度。发达国家很容易通过资本流动、汇率等把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四)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在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全球产业转移分I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牢牢掌握着主导权，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而日本和欧洲经济则长期低速不景气。各种结构性问题缠身，经济竞争力减弱。虽然欧元诞生后从长期看，有可能对美元的霸主地位形成潜在的挑战，但事实上，近年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国际金融交易投资货币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仍然不断增强，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本位货币。在这种以美元为核心或者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下，美国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货币优势，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或美元金融资产来支付其庞大的贸易逆差。而其他国家则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或借贷来获得对外支付能力，且借贷形成的债务最终仍需靠贸易顺差来偿还。
四、我国化解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措施
(一)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2011年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预计全年GDP增幅在9％左右。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经济更健康地运行。要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提高“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加大企业创新力度，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切实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扎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如马克思所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只有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优势，有更多的话语权。
(二)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货币政策由两年来的“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说明政府希望今年经济波动不要太大，既要求信贷回归常态，又要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支持经济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取向，在复杂中找平衡：如果物价上涨过快或经济增速过快，货币政策倾向于适度紧缩；如果物价压力下降且经济增速下滑明显，又倾向于适度放松。中央特别要把好流动性阀门，2011年M2增速目标定在16％，低于上年17％的目标，2011年要更多依赖数量手段收缩流动性，来抑制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我国要继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减少货币政策的被动性。在全球处于信用货币体系的背景下，信用货币投放失去硬性约束，想用黄金勒住这匹战马是不可能的。货币体系改革，要求针对各国央行货币创造能力设定一个国际的锚，锁定和制约各国央行的行为。
以单一美元作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越来越大，美元问题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对外币直接交易币种不断增加，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不断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范围不断扩张。在“走出去”的战略下，为大幅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并绕开贸易壁垒，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到国外发展。在“引进来”战略下，企业进口快速增长，产品更新换代加速。
(四)加大对冲力度
2010年11月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池子说”理论，也就是对外堵截，对内疏导，旨在化解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短期的投机性资金流进我国，要将其放到池子里，而不让它泛滥到整个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当它需要撤离时，将其从池子里放走。在宏观上能够减少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由此，中央银行必须加大采用存款准备金、利率和汇率等综合性对冲工具调节资金流动方向。其次，理顺要素价格，减少汇率压力。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若把要素价格理顺了，人民币未必低估。再次，控制银行间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提高市场利率，减低资产泡沫程度。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2.[美]麦全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资本流动规律范文6
一、资本运营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如果拿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做比较，很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前者法制环境处在不断健全的阶段，依法行政办事是市场经济始终如一的倡导思想，市场调控作用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后者则是潜意识的人治为主的做法，政府的行政行为干预性极强。通过对比，需要从中得出这样的认识趋向：政府作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者，工作的方位、力度和宽度是值得研究与实际体现，该弱化的，则当仁不让地弱化；需强则强。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身处其中，依法掌握国有资本的权益，就必须与国有企业建立起规范的所有权关系。不要把政府的所有者监控权与管理地位行政权混为一体，从管理角色出发是要把握三个方面的要点：
（一）建立和规范资本市场，用政府有形的手去牵制市场无形的手；
（二）不断研究和探索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在政策制定和落实上出新招、下新策；
（三）要用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去制衡市场可能涌现的违规违法的无效性，纯净资本市场。上面所谈的是宏观方面。如果从所有权者的角度出发，政府就要确实要把住利益要求，确立与占用国有资本企业的给予与索取的关系，即依法授权企业拥有法定的国有资本，也许依法享有权益的取得。
总之，国有资本要本着对所有者负责任的态度，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必要地市场磨练，成为有价值前景的资本。
二、应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实体的作用
国有资本运营，要注重和发挥资本经营实体的作用，资本经营实体的作用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具体运作。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各级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是第一层次；国有资产投资实体应该是第二层次，这个层次最为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好国有资本的运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用经营的手段使国有资本成为流通中的有效股票，做到有效投资，效益回收，这些工作需要资本投资实体确实按照市场规律积极地运作。总之，在相关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不能终身不嫁人，要随着政策转移和市场变化等情况，国有资本要有所变，适时适度地做出经营、管理改制和出让的选择，既能盈利赚钱，又要及时收回投资，这是资本运营最有效的做法。其次，资本运营过程中，具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应该有维护所有者权益的法律意识和责任，不因人为因素而改变的，这是资产所有权人的权益管理最需要的基础。各级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应该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用法约束国有资本经营实体自觉落实责任。国有企业应在法律责任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履行作为资产占有者的社会责任和资产权益责任。在目前，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按国家所有、分级管理、自主经营、资本流动、质量为上的原则，由政府授权经营相关联的国有资本，并为此承担保值增值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讲，起到维护资产所有者权益的责任。
三、国有资本运营要灵活多变
资本市场因流动而活，资本因流动而价值倍增，资本的流动性是自然属性，所以国有资本同其他方面资本一样都具有不间断地流动特点。过去国有资本之所以不能畅快流动，是因为受制政策的制约、环境的影响和资本市场不到位等各方因素，国有资本在资本市场中就是体现纯粹的自然属性，而不要受到所有制的制衡，要秉承市场规律的要求，向有效益的区域流动，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应有的资本增值。目前国有资本仍有的层次是：中央级的国有资本；省级的国有资本；相当省一级的计划单列城市的国有资本；市级的国有资本；县（区）级的国有资本。这样规定仍具较强的行政色彩。因此在资本操作上有很强的地域或条件限制，是国有资本有别于其他资本不一样的地方。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要逐步创造条件剔除国有资本的所有制多层次性，开辟国有资本不但可以与民营资本、外来资本合作、合资路子，同时也要创造中央管理的国有资本能够被地方管理的国有资本所吸纳的事实，当然多数的时候是地方管理的国有资本被中央管理的国有资本所收购的问题。资本流动性决定了资本运营不但要跨地区、跨行业进行的，而且要越过所有制和上下级别的关系，要冲击不合理的层次利益。当然也因此会受到各层次利益主义的干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施在国家制度下的各种形式的强强联合，以及强弱组合，允许国有资本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由上下走动，左右游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清除国有资本的地区、部门和行业之间无谓的分割和无效益垄断，使国有资本在进入市场法律操作问题上无障碍化。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在分级管理的前提下，准许各个层次国有资本在效益前提下的上下换位，在无所有制约束中达到资本的相互流动。
总之，可以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企业资本结构等相关措施以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竹泉.国有控股公司投资主体多元化[J].财政监督.20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