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考古发掘方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1
考古档案的管理特点
1 考古档案是考古工作的伴随物。考古档案资料是指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记录资料，是文化遗存和文物的附属档案，是进行考古学和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是文化遗产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应保持项目成套，并与相关文物一并保存。
2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考古档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鉴定、修复、流动等过程中都将不断产生新的档案，直到该文物“寿终正寝”为止。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踪追加的方式进行。
考古档案的归档范围
1 考古发掘文件，包括对发掘地点、时间、方式、方法、发掘人、发掘过程等的记录。
2 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协议、发票、初步鉴定文书等。
3 工作方案、经费预算表，考古协议书、要求考古的申请及批复、考古完毕通知书、工作日记、探方记录、各类登记表格、各类图纸、照片、录像、专家论证材料、发掘报告或简报等。
4 各类与考古业务有关的文件，包括对工作计划、工作记录与总结、研究成果报告等文件。
考古档案的管理要求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深入了解考古工作及挖掘文物内涵的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归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相关考古工作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的过程，要求业务人员和档案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分工协作，责任到人。
1 考古档案资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环节，要求我们抓好源头，以确保考古档案的收集不繁杂也无遗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对资料进行规范统一要求，如记录本的规范统一、图纸规格的统一、摄录像及照片的统一等都应有科学规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为规范管理提供保证。考古遗存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多样的，但并非每个发掘者对这些信息都能认知，只有发掘者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进行记录。考古发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尽量全面地收集资料。目前方兴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丰富考古学者的学术视野，在考古发掘中，专业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应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努力进行新的探索，使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丰富，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
2 考古档案资料的整理。由于考古报告是发掘者发掘水平及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仓促的时间要求对有着大量发掘任务的发掘者来说，势必会造成编写报告质量的下降，不能尽显发掘者的真实水平。尽管有困难，但也应及早安排报告的编写，制定专门的整理计划，责任到人，绝不能无限期拖延，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以免物是人非，为考古事业带来人为的损失。当然最好是发掘、整理、编写三个环节同步进行，这样可以增强考古报告的时效性。应坚决避免只发掘，不整理的现象，只有报告的完成，文物及原始材料移交有关资料管理部门后才能算是考古工作的真正结束。对于历史积压报告，应制订专门措施，对确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进行资料整理的，应由发掘单位与发掘者协商，另行安排其他人员对资料进行整理，不因人废事，以保证发掘报告的出版。针对报告的编写可专门签订协约，在署名等问题上使发掘者的发掘成果得以体现。
3 考古档案资料的检索。检索系统可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地域为线索(如地市)，专题项目以项目为线，另一种是以时代为线索，按“分散制作、集中归档”的原则建档。为便于考古档案的管理和检索，考古档案应编制分类案卷目录和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有条件的应当利用计算机建立机读目录。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其在考古学资料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条件。图像信息的数字化便于考古图像信息的后期处理，有利于重要遗迹、遗物图像信息的及时回馈；文字资料的数字化便于快速检索、远距离传输、资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储。因而，其在考古资料的管理应用上前景十分广阔。
4 考古档案资料的移交。考古结束后，资料的移交(或备份)是十分必要的。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制定相应制度：备份资料在正式报告未发表之前，一般应不提供借阅(除经单位领导及发掘者允许外)。对于近期无编写发掘报告计划的发掘工地，发掘结束后也可将全部资料移交资料管理部门保管，等发掘报告编写计划制定后再从资料管理部门借阅，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对应移交的考古资料提出规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资料的规范是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制定严格的考古档案移交制度，使考古发掘材料(即照片、摄像、绘图、年度发掘报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时移交到档案室，由档案员经过整理、鉴定、归档。资料的规范性也应体现在新接收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上，如有的数码照片无明确的探方号、墓号或器物号等，这会给以后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的规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进行资料移交时，档案员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接收资料，不合要求的，档案员有权退回发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为避免档案移交拖欠现象，除建立严格的档案移交制度外，应把考古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及时将考古发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档案室。
如何对考古档案资料进行规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发挥利用，除加强瞄案资料的获取，整理，移交等到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外，还应做到：
首先，要提高对考古档案资料重要性的认识，考古档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属档案，因而对其重视程度应上升到与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考古发掘单位要成立专门的考古档案管理部门，专人管理，这也是考古档案资料规范管理的基础。同时，考古档案应根据考古发掘及后续工作等不同需要，编制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等汇编资料，积极主动地为考古工作服务。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2
关键词：三维GIS；多视角三维重建；考古发掘；可移动文物
一、概述
人们用两只眼睛观察周围的世界，能够获得三维空间中各种物体的形状、大小、纹理、远近、色彩等多种信息，探索三维世界中事物各种特征。所以通过人们熟知的三维模型展示方式，可以从中获取和识别更多的信息。
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各种文物、遗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通过图形、影像等二维展示方式，很难使人们获得完整的空间关系信息。特别是考古发掘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破坏过程，为了获取地面下层的遗迹、现象与文物，必须以破坏上层的地层、现象为代价，所以发掘过程中关键阶段遗址的三维重建显得尤为重要。
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大致分为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大范围三维重建，单个遗址、遗迹的小范围三维重建，可移动文物乃至陶片的三维重建。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大范围的三维重建一般运用三维地理信息系统（3D GIS）技术来实现；单个遗址、遗迹的小范围三维重建，可移动文物的三维重建一般运用三维激光扫描、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技术来实现。3D GIS可以重建考古遗址与周边环境的真实三维模型，进行模拟运算，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考察、探索考古遗址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古代人地关系模型。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是以普通数字相机作为影像获取工具，从不同角度围绕被拍摄的遗址、文物等获取多幅数字影像，然后根据计算机视觉原理，对获取的全部数字影像进行相互匹配，生成被拍摄物体的表面三维点云，自动加载影像纹理后得到真实的三维模型。
二、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随着GIS技术应用于考古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运用三维空间模式来处理、分析和展示各种考古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学者认为考古遗迹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周边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而通过三维模型展示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的各种遗迹和现象，则能够更直观地分析和重建遗址的形成过程，对遗址中出现的不同文化现象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同时，随着大众对考古学研究关注程度的不断增加，考古工作者也必须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对各种复杂的考古现象进行三维复原与展示，宣传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提高大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三维GIS表达的客观对象能给人以更加真实的感受，它以立体造型技术给用户展现地理空间现象，能方便地对空间对象进行三维空间分析和操作。有的三维GIS平台具备对包括地表、地下、水下、天空、太空在内的全空间三维可视化能力，集成最新的地理信息和三维软件技术，具有大范围、海量、多源数据一体化管理和快速三维实时漫游功能。这类软件以数字地球方式对地球空间系统内的自然地物、人工设施、天气现象、人类活动等进行一体化显示，支持三维空间数据的查询、分析和统计，能够满足人们对三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和展示的需求。
三维GIS强大的可视化功能，能够形象准确地展现考古遗址与其周边环境中的地形、地貌，甚至复原重要考古发掘的过程，在三维模型上还能叠加与考古有关的多种数据，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三维GIS还具备丰富的量算和分析功能，可以进行遗迹之间空间距离量算（斜距）、投影距离量算（平距）、表面积量算、投影面积量算、体积量算以及通视分析、剖面分析、淹没分析和填挖方分析等等。很多新的特点是二维GIS无法比拟的，拥有更加高效的应用价值，能够满足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多重要求。
随着数据三维重建、高分辨率卫星遥感、超低空数字摄影等获取多源数据技术的更新，获取数据的质量和信息量显著提升，其获取成本却逐渐下降。近年来，国家对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经费大幅增加，使很多考古遗址有条件经常收集大比例尺地形图、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数据，由此形成足够的三维数据储备，为考古遗址的三维GIS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30米和90米空间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与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可以从网络中免费获取，为建立考古遗址及其所在区域的三维模型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运用三维GIS技术来分析、研究和展示考古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成为必然趋势。
三、考占研究中三维建模与遗址展示
三维GIS技术正在逐渐进入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环节，考古研究中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遗址保护等过程中都能体现三维GIS技术的强大优势。三维GIS能够记录考古遗址发掘前、发掘不同阶段、发掘之后乃至遗址保护、规划等各个过程的多重三维数据，并进行模拟展示。
区域考古研究也不例外，为了更加全面、直观地探究古代人地关系模式，往往需要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分析遗址与其周边水系、地形、土壤乃至遗址与遗址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模型，以便尽可能地复原遗址的形成过程，研究古代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文化面貌等等。
早年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乡）计划在其境内的红格尔沟上修建一个水库，水坝高度初步确定为海拔1308米。文化遗产保护人员根据大比例尺地形图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等资料，制作了拟建水库所在区域的三维模型，分析水库蓄水前后红格尔活佛夏宫等遗址的淹没情况、水库库容与周边景观变化，以及水位升高对水库周边各个遗址将会产生的潜在影响等等，并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对水库大坝的选址、蓄水高度、周边道路改造等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浙江良渚古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座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堪称“中华第一城”。其西北约8公里的岗公岭等处发现多段水坝遗址，其中岗公岭的水坝残存高程约30米，堵住了一个山谷的两个出口。岗公岭水坝草裹泥样本碳十四年代数据的树轮校正值为距今4900年左右，属于良渚早期的水坝遗址。考虑到良渚古城所在地区降水丰富，地下水位很浅，应该不需要修建这样的水库来储水，修建水库的主要目的可能是阻挡台风登陆时产生的特大降水，或者水上运输。运用三维GIS空间分析功能，可以计算出这个水库的集水面积为12.9平方公里，水坝高程30米能够形成的水库库容为1130万立方米，可以承载876毫米的降水。由此可见，岗公岭水坝基本上能够阻挡台风登陆时产生的特大降水，附近其他水坝的高度也基本符合这种要求。良渚古城周边水利工程的发现体现了当时人们治水的卓越才能与高超技术，是展示古代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窗口。
四、考古遗址与发掘区的三维重建
考古遗址与发掘区的三维重建可以通过遥控飞机的超低空或地面拍摄与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来完成。随着固定翼、多旋翼无人驾驶遥控飞机技术的成熟与普及，田野考古遗址与发掘区的超低空拍摄变得非常简单、快捷，可以满足考古调查、发掘、保护工作中影像拍摄、三维重建、遗迹与地形测绘等的需要。由于考古发掘是对遗址不可逆转的破坏，随着发掘过程的进展，遗址发掘区的大量重要信息就会不断消失，所以考古发掘过程中三维信息的获取与模拟展示显得尤为重要。
超低空拍摄之前需要在地面设置、测量一些地面控制点，控制点标志一般摆放在拍摄区域的四角位置（不能沿一条直线摆放）。控制点坐标需要使用电子全站仪或卫星定位系统进行测量，使用电子全站仪进行测量可以获得很高的测量精度，特别是使用免棱镜方式直接瞄准控制点标志中心进行测量时，能够得到3-5毫米的测量精度。 超低空拍摄时一般使用体积小、重量轻、成像质量高的微单照相机，手动档（M档）模式进行拍摄，选择拍摄范围内最亮的地面物体进行测光，使最亮地物在拍摄的影像上曝光合适，其他地物的曝光可以稍微弱一些。光圈为8左右，具有防抖功能照相机的曝光时间为1/500～1/400秒，无防抖功能照相机的曝光时间为1/000～1/800秒，感光度范围在100～400之间，白平衡可以设置为自动或日光模式。使用的镜头应该选择短焦距的手动对焦镜头，这类镜头的超焦点距离很近，设置合适后一般在几米之外都能够清晰成像，能够避免因飞机震动而无法自动对焦的问题。
拍摄过程中，遥控飞机从拍摄区域一角起飞，到达合适的飞行高度后沿着相互平行的航带飞行，相邻两幅影像拍摄的范围保持80%左右的航向重叠。拍摄完一条航带再转入另一条航带进行拍摄，两个航带之间的影像保持20%～30%左右的旁向重叠，然后再拍摄第三航带、第四航带……
运用多视角三维重建软件可以对超低空拍摄的数字影像进行处理，制作拍摄区域的三维模型。然后在三维模型上标注控制点的准确位置，输入各控制点的三维坐标，即可将三维模型安置在大地坐标系中，最后导出具有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1mm至5cm的正射影像图、立面影像图、数字表面模型（数字高程模型）等数字成果，进而可以绘制遗迹平面图、等高线图等图件，成图精度高，速度快，操作简单，将彻底改变传统田野考古测绘方法。
在以前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重要遗迹、现象，往往需要通过拍摄一些影像和绘图来进行详细记录。由于影像与图形都是以二维方式来记录三维空间的信息，存在着明显的信息记录不够全面的问题。随着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的不断完善，在考古发掘的关键阶段，能够根据要求拍摄一些影像来制作三维模型，以人们熟悉的三维模型来记录发掘现场三维空间的信息，则显得更加科学、合理、全面，为后期的进一步研究、展示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M40发掘过程中，在表土清除完毕露出椁板外遗物、清理完椁板上遗物以及清理完顶部椁板与椁内填土的三个阶段，分别沿M40的四个边依次拍摄40幅左右、具有80%以上重叠度的数字影像。然后运用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制作三个阶段的具有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进而能够生成不同阶段的正射影像图、立面影像图、数字高程模型、等值线图、高清视频等材料，成为考古发掘过程中留下的珍贵资料。
五、可移动文物、标本的三维重建 在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支持下，可移动文物、标本等的三维重建也显得非常简单。将文物或标本放置在测量控制系统中，或者简单地放置在平铺的坐标纸上，然后围绕其外部、内部等拍摄一系列的数字影像，一般每一圈拍摄20幅左右的影像；再将文物或标本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倒置，拍摄第一次拍摄时无法拍摄的底部及其附近的一组影像，然后在计算机中对两组影像进行处理、合成，生成素面或具有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最后选择模型中测量控制系统的控制点，或者在坐标纸上选择4个控制点，输入坐标数值，即可完成三维重建工作等。
根据三维模型可以导出不同面的正射影像图、剖面影像图、立面影像图等等，用于绘制文物或标本的正面、剖面、立面线划图。通过这种方式绘制文物或标本的线划图速度快、精度高，技术规范，将会成为文物存档、器物绘图的主要方法。
由于口部较小而腹部较大的文物无法拍摄到器物内部的全部影像，运用多视角三维重建的方法无法生成这类文物内部的完整三维模型。
六、结语
随着考古GIS研究中大量数据的不断积累，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三维信息获取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全方位空间信息的采集和展示显得越来越重要，三维GIS在考古研究中的运用有着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拓展空间，可望为较大范围内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和文化遗产展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的推广，首先将改变现有的田野测量、绘图基本方法，这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现在一些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的测量、绘图方法还非常陈旧，比如绘制墓葬图时需要拉基线，基线上挂着皮尺，然后用钢卷尺量一些关键点，同时在米格纸上标点、绘图。复杂的发掘区绘图可能要用两三天时间，绘图的时候往往不能继续发掘，会耽误大量宝贵的发掘时间，而很多地方的考古发掘时间都很有限。通过拍摄照片与现场控制测量来制作三维模型，再生成平面、立面正射影像图，然后通过这些影像图绘图，既能提高绘图的精度，更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基本上不影响田野发掘工作的进程。当然最重要的是获取的信息不一样，以前发掘过程中只是画几幅线划图，拍几张二维的照片。现在能够快速获取三维信息，是全方位的，信息量巨大，为存档、展示和后续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田野考古测绘工作中全站仪和实时差分卫星定位系统（RTK）的使用功能也会大幅简化，以前使用全站仪、RTK来测量地形、地物、遗迹、现象，现在只用来测量三、四个地面控制点，剩下的工作全部交给航拍影像和软件处理。能够直接生成正射影像图和等高线等数据，树木和房屋生成的等高线需要删除或修改，使所有的等高线都符合地面起伏的情况，然后根据正射影像图绘制遗迹、房屋、道路等地物，地形图测绘工作即可完成。
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与三维激光扫描都够获取文化遗产的三维空间信息，制作真实的三维模型，并且能够生成正射影像图、等值线图等资料。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的设备简单，处理过程也比较简便、快捷，田野考古人员也能掌握；而三维激光扫描设备的成本非常昂贵，外业操作、计算机处理都很复杂，三维激光扫描首先获取的是点云数据，通过计算机处理，把不同站点扫描的点云拼合在一起，生成一个没有纹理的素面模型。然后，对现场照相机拍摄的影像进行纠正和变形处理，粘贴在素面模型上，才能生成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粘贴纹理的过程是很麻烦，而且精度低，效果也往往不好，对于壁画一类表面比较平坦的文化遗产，粘贴纹理的精度就更差。而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只需要用照相机拍照片，并进行少量的控制测量，就能够自动生成点云、纹理，把三维模型制作做出来，技术难度很小，精度高，速度也快，应该是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3
在考古发掘现场对文物进行保护的技术有很多，提取技术是使用比较广泛和频率比较高的技术之一。对整体提取技术在考古发掘现场对文物保护方面进行了简要概述，要努力掌握整体提取技术，对该技术使用和掌握的熟练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出土的文物保护，这是尤为关键的技术。整体提取指的是对文物和对其进行直接接触的物质进行同时提取和搬移的步骤和过程。也就是说，整体提取是在不完全的将文物在出土时去除包裹物，在这个前提下把文物提取出土的过程。
2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中整体提取的使用
条件作为考古发掘现场的一项比较复杂的文物提取技术，整体提取文物的方法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能适用。因此，出土文物在决定进行整体提取之前需要明确该文物是否需要整体提取。一般而言，在这样三种情况之下，文物是需要进行整体提取的。
2.1发掘文物破损严重并且碎块分布比较复杂
当文物出土时，如果出现破损比较严重的情况，并且在文物破损的碎块之间无法及时的清理清楚，那么就需要对所发掘的文物碎块使用整体提取的方法。这样可以保证文物在提取时不容易因为碎块的原因而遗失，造成文物不完整，不会使文物之间碎块的关系被打乱。在使用整体提取技术时需要对复杂的文物进行清理工作，要找对和保护好文物的碎片，这样能够有利于将其转移到室内进行文物整理。最为典型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有两件铜车马。在1980年，有两件铜车马在出土时的破损情况比较严重，其中有一个铜车马的碎片达1555块，并且分布的关系十分复杂。在专家经过了反复的论证之后，决定对这两件铜车马整体提取，提取后运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和整理。正是因此，才能使两件文物保存完整，存留至今，没有在发掘现场出土时造成破坏。
2.2发掘的文物容易破碎
整体提取还多用于对极其容破碎的文物出土时的提取，没法单独提取。整体提取能够使文物在出土时所受的损伤最小，将文物损毁的几率大大的降低了。在进行考古发掘现场文物时，这种情况是经常遇到的。比如，曾经有对先秦时期的墓葬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对现场文物进行保护时就遇到了诸如此类的情况。当时出土了一件漆盘，因为年代久远，漆盘出土时的木质胎体完全腐蚀了，仅有漆盘表面的一层漆皮，漆盘很容易破碎，无法单独进行提取。经过反复论证和考虑，考古专家决定对漆盘采用整体提取技术，等提取出土后运回到实验室在进行清理和保护处理。正是因为如此，该漆盘被完好的保存了，如果当时采取的不是整体提取方法，那么漆盘能够保存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
2.3文物的周边环境的各种历史信息丰富
当文物所处的周边埋藏环境中含有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历史信息时，需要采取整体提取的方法，因为在段时间内没有办法将它们进行逐一提取，很难弄清他们之间的关联和联系。采用整体提取的办法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好文物的周边环境中所包含的全部历史信息。
3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中整体提取的技术分析
在考古发掘现场，对文物保护要采取整体提取技术的方法比较复杂，种类比较多，但是按照提取的方式和所使用的主要提取材料能够将整体提取方法分为两类：一是基本提取法，二是套箱提取法。
3.1基本整体提取法
基本提取法是在整体提取法当中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基本上不需要借助任何提取材料，而是完全依靠土壤自身所具备的强度来对文物进行整体提取，由于土壤本身结构的限制，即便是强度非常好的土壤，对于较大的文物来说也无法提供一个充分安全的支撑，因此，基本提取方法的一个必要的使用条件是对所发掘的文物的体量不大，基本提取方法所采取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去除文物周围的杂物和泥土，所谓在整体提取中去除文物周围的杂物和泥土指的是把文物所包裹土质周边的杂物和泥土去除，而不是完全的将文物周围的泥土去除掉，这样可以使所要出土的文物在一个土质台基上在进行周边加固工作。所谓周边加固指的是使用相应加强材料来对土质台基的周边进行临时性和简单性的加固。具体的做法主要有石膏绷带法、纱布绷带法和树脂绷带法等等。其次，进行底切处理。它是整个提取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具体来说，底切处理的步骤是这样的：用一段带刀刃的金属板或一段金属丝线，沿着文物的土质台基底部水平线来对土质台基切割，最终能够使承载文物的土质台基和地面完全的分离。最后，对文物进行刚性支撑。一般来说，在整体提取的过程中进行完底切处理后，还需要将整体提取移到刚性支撑板上，再利用刚性支撑板来对整体提取的支撑力进行支撑，在基本提取法中，如果采用的是一段带刀刃的金属板来进行底切处理，那么在底切处理结束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处理板来作为刚性支撑。这样就减少和简化了基本提取的工作程序，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加符合考古发掘现场对文物进行保护的处理最小化要求。
3.2套箱提取法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4
近年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应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邀,合作发掘了甘肃省临潭县磨沟遗址。发掘工作首先从墓葬区开始,首次发掘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最主要的收获之一就是确认了多人多次合葬的埋葬过程①。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2009年秋冬季则全面采取了解剖性清理墓葬的发掘方法,并获得了更多有关埋葬过程的堆积证据。在以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曾屡屡涉及解剖性发掘实践,而磨沟墓地的实践结果则进一步凸现了解剖性发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论居址还是墓地,都应是聚落考古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田野考古实践中的解剖性发掘方法及意义进行一些总结,以期有助于提高聚落考古资料的信息量与可信度。
一、磨沟墓地的解剖性发掘及主要收获
毋需讳言,在磨沟墓地两个年度的发掘过程中,最初我们并未意识到需要对墓葬结构及其内部堆积进行解剖性发掘清理,解剖性发掘在磨沟墓地的考古实践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基于发掘理念与方法的改变,从而获得了更多有关墓葬结构与埋葬过程方面的信息,明显提高了磨沟墓地的发掘质量。在2008年7~11月的发掘过程中,随着齐家文化竖穴偏室、尤其双偏室和多偏室墓葬结构的确认,我们自发地展开了解剖性发掘清理。其一,不少墓葬深度达到2米以上,按照偏室原始形态清理则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其二,许多墓葬的偏室非常低矮,高度仅0•4米左右,不便进行发掘清理及绘图照相工作。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对墓葬偏室实施局部揭顶清理,亦即揭顶范围限制在偏室平面范围之内,以便通过头脚两端结构确定或复原偏室的原始高度。揭顶清理虽可视为破坏性解剖,但从认识墓葬埋葬过程的角度来说仍属自发性解剖,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探寻埋葬过程方面的堆积证据。
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展开,当我们确认了双偏室墓葬的存在之后,两个偏室的关系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并对墓道下部堆积实施解剖性清理,以寻求能够说明两者先后关系的堆积证据(如M84②)。尤其是在我们注意到一些墓葬的人骨虽曾被扰动过,却不是通常所谓的二次葬或扰乱葬,扰动的目的明显是为了埋葬后来者(如M230),遂称之为人骨推挤现象。(图一)这就是说,磨沟墓地齐家文化的合葬现象极有可能是多次埋葬形成的。那么,多次埋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无埋藏方面的证据呢?于是便开始注意对偏室内的堆积进行解剖性清理。当然,由于无法预知墓葬结构及埋葬特点,所以解剖清理工作也只是根据各墓葬的清理进度以及所观察到的迹象随时进行的,尚未对墓道填土及偏室堆积全面实施解剖性的观察清理。虽说只是部分墓葬的局部解剖,但也取得了一系列有关营建与埋葬过程方面的证据。如解剖证据显示,合葬墓的埋葬过程至少存在4种情况:分阶段填埋墓道、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再次挖开墓道和合葬完成后填埋墓道,这不仅证实了磨沟墓地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是多次合葬所导致的,而且证实在合葬过程未完成之前一般不填埋墓道(架空封闭之)。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些重要现象的发现仍然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例如M206墓道下部的沉积土和淤土堆积之所以能够获得确认并证实墓道下部一度被架空而不曾填埋,就是因为墓道东北壁一时未清理到边;再如M164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的证据之所以能够获得确认,则是因为在揭顶部分未发现人骨出露,才注意到偏室塌陷的黄土堆积之上有一层连接墓道填土的花土堆积③。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注意了寻找有关埋葬过程的堆积证据,但尚未从发掘方法上给予根本性改变,仍带有自发性的特点。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竖穴土坑墓的合葬现象,尤其是上下叠置者,很可能也是两次埋葬的,但因整体清理而未能获得填土堆积方面的埋藏证据。例如M21上下叠置的2具人骨,除头骨部位上下紧贴外,躯干部分间隔厚0•1~0•2米的填土;而且,4件随葬陶器也可根据高度及位置分为上下两组,皆为双大耳罐和侈口夹砂罐组合,分属于上下二人。一般情况下,除保存完好的头骨外,躯干及四肢骨皆可因肉体腐烂而塌陷。若再次挖开竖穴合葬,在同一平面上最先出露的无疑是头骨,所以上下叠葬的两具人骨仅头骨紧贴而躯干及四肢骨之间有填土相隔。在后期资料整理过程中,M167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该墓上下叠葬3人,上层1人,下层为2人并列,整体皆似一次葬。经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下层左侧人体右腿股骨上端已断裂位移至胫骨之上。最初清理出这段股骨时,股骨部位还压于上层人骨之下,尚未清理。因此,这段残断位移的股骨不可能是发掘清理过程中不小心导致的扰动现象,最大的可能就应是再次挖开墓穴、埋葬上层死者时局部扰动所致,而且下层的尸体已经腐烂。(图二)这种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解剖性发掘清理的必要性④。就是说在早期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即便是墓穴部分,也需要改变以往水平式整体清理的发掘方法,应首先采取解剖性清理的发掘方式,阶段性地保留可供对比的垂直剖面,以便获取有关埋葬过程方面的证据。
基于这种认识,在磨沟墓地2009年秋冬季的发掘中,我们便全面采取了解剖性清理墓葬的发掘方法。尤其竖穴偏室墓,在墓道解剖及底并确定了偏室位置后,与墓道剖面错位5~10厘米揭顶解剖偏室部分。墓道与偏室剖面所以错位,一则如遇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现象时,不致在同一剖面上无法区分墓道与偏室的界限;二则可以减少平面判断偏差而导致偏室脚端口部被全部切除。通过墓道及偏室所留剖面划分出堆积层次,并绘图照相。这种墓道填土及偏室堆积层次,实际也就是新考古发掘规程中所要求的堆积单位⑤。鉴于墓道范围狭小,故而没有采取以中线为准的解剖原则,而是在脚端一侧保留30~40厘米的填土范围。解剖性清理的结果便是,判别出了更多墓道底部或墓道下部的沉积土或淤土堆积,以及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的现象等,进一步验证了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墓葬存在多人多次合葬现象的事实。进而,还确认了寺洼文化竖穴土坑木棺墓通常为一次性填埋,但棺内人骨却存在推挤位移现象如M649(图三)等,说明合葬完成之前不填埋墓道的多人多次合葬现象一直延续到寺洼文化时期⑥。
二、遗迹的解剖性清理及其意义
所谓解剖性清理,就是指对遗迹内的堆积本身采取分阶段解剖式的发掘清理。有关遗迹的解剖性发掘清理方法,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早就采用。事实上,无论是探方法还是探沟法,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对遗址的一种解剖,因为任何一次发掘几乎都无法实现对某个遗址的整体发掘。细想起来,前辈们采用“探方”一词就非常耐人寻味,其中似应包含有探索性、解剖性的含义。自安阳殷墟发掘以来,我国学者在发掘实践中不仅逐渐总结出了一套清理各种遗迹现象的有效方法,要求仔细清理并保留遗迹的原始形态,甚至对灰坑等遗迹内的堆积也要求进行解剖性的发掘清理。此外,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人们常常也会遵循先清理晚期遗存、后清理早期遗存的地层学原则,充分利用既有的地层剖面,先期了解下部(层)的堆积状况与特点。即便如此,人们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解剖性清理的作用和意义,并集中表现在应用范围及重视程度方面。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就是早期墓葬一般不进行解剖性清理,通常采取水平式整体清理的发掘方法,涉及解剖清理的仅限于墓葬坟丘部分。#p#分页标题#e#
重视程度的不足就在于解剖清理的目的一般是为了确认遗迹范围及相互关系,一旦遗迹范围或相互关系得到确认,解剖清理便不受关注。在以分期编年为重心的研究阶段尤其如此,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同一遗迹单位内的包含物属于同一时期的可能性很大,往往不具分期意义。当然,也不乏因遗迹单位空间小、不便清理而放弃解剖者。因此,在以往的考古报告中,遗迹剖视或剖面图中涉及堆积层位者寥寥无几。学术界似已充分注意到这些现象的存在,并开始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改进。新考古发掘规程要求细化到堆积单位,堆积单位虽然也会涉及层次和顺序,但有别于地层单位的概念,应是指遗迹单位内不可再分的堆积单元。这无疑有助于促进各类遗迹现象的解剖性发掘清理工作。不过,考古发掘始终面对着许多未知因素,倡导堆积单位的意义还需要更多解剖性清理的具体结果来反映。这里,我们着重对墓葬和灰坑两类遗迹的解剖性清理进行分析讨论。前文虽已阐述了磨沟墓地的墓葬发掘清理方法,但依然需要优先讨论墓葬的解剖性清理问题,原因就在于以往对早期墓葬的发掘几乎不进行解剖性清理。纵观以往的考古报告,有关早期墓葬的发掘资料,通常只涉及墓葬形制(结构)、埋葬方式、随葬品及葬具等内容。毫无疑问,在早期墓葬的发掘过程中,较之墓葬形制等,墓葬的营建与埋葬过程似乎是最难把握的。
一则有关营建与埋葬过程,尤其是营建过程方面的证据不易保留,二则整体清理的发掘方法也不便保留并确认可供比较的堆积证据,三则分期编年及社会结构(等级分化)等方面的研究极易诱发对随葬品的过分关注。前者毋需赘言,而后两种原因则涉及发掘方法和发掘理念,并导致发现相关证据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理论上,谁也无法否定营建与埋葬过程证据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墓葬营建与埋葬过程的证据也是存在的。毋庸置疑,墓葬的营建、使用常常与埋葬过程直接相关,所以埋葬过程也能一定程度地揭示其营建与使用过程。在甘肃临潭磨沟墓地发掘之前,笔者曾参加过新疆尼勒克县喀什河南岸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的发掘工作,也曾通过解剖性发掘清理获得过一些有关墓葬营建与埋葬过程方面的信息资料。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位于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喀什河南岸,基本都是带坟丘的所谓封堆墓,大致处在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00年至汉代之间。其中解剖性清理主要针对地面坟丘部分,采用十字探沟法解剖、清理坟丘部分。解剖发掘结果证实,较宽的封土墓坟丘部分往往具有由边缘向中心逐渐堆积的特点,而石堆墓的坟丘则往往具有由中心向外侧分层堆积的特点。(图四)且在坟丘堆积中时常发现有烧土面、树枝、完整人骨等迹象及一些随葬物品⑦。
不过,由于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的解剖性清理只涉及坟丘部分,对竖穴或竖穴偏室仍采取水平式整体清理的发掘方法,还难以深刻认识解剖性发掘清理的作用和意义。所以,在面对地面设施荡然无存的磨沟墓地时,最初仍然采用水平式整体清理的发掘方法。但基于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墓葬结构与埋葬方式的复杂性,以及连续性发掘的田野实践机遇等,从而获得了解剖性发掘实践从自发到自觉的重大转变。磨沟墓地解剖性清理所获得的埋葬过程证据,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人骨推挤及多人多次合葬普遍存在的事实,而且对重新认识以往所谓的二次葬、一次葬与二次葬共存于同一座墓葬等现象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进而也充分说明了解剖性清理早期墓葬的作用和意义。灰坑也是北方地区极为常见的遗迹现象之一,尽管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性词语,不能直接表明遗迹的功能或用途。事实上,所谓灰坑及其内部堆积,往往具有再次利用的突出特点。亦即在多数情况下,灰坑应是遗迹单位的原始功能丧失后作为垃圾坑再次利用的直接结果,其中不乏富含有机质的日常生活垃圾,致使此类堆积往往较为松软而呈灰色。在早期的田野考古实践中,由于这些遗迹原始功能的判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但又不能不及时予以命名,于是前辈们不乏睿智地选择并使用了“灰坑”这一中性词语。
现在来看,灰坑往往涉及窖穴、深穴式房址以及其他用途或功能不易判断的多类遗迹现象,其中又以各类窖穴较为常见。由于灰坑类遗迹的内部堆积往往是二次利用的直接结果,惟底部堆积可能保留有反映原始功能的信息与证据,所以人们很容易通过对底部堆积内容与特点的关注,以达到判断其原始功能的目的。但是,如果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居住区内窖穴类灰坑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周围房屋建筑的关系,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史前时期的居屋多为单间式的,在拥有封闭空间的院落出现之前,一座房屋建筑可以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居住单元,却未必就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生活单元,亦即不能完全排除房屋周围还可能存在诸如窖穴、室外灶址等其他附属设施。尤其聚落内部各类遗迹的共时性问题,似乎已经超越了物质遗存形态特征的变异范围,几乎无法有效地运用类型学方法加以解决。事实上,在聚落形态研究的田野考古实践过程中,一些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到聚落遗址中的“地面”或“活动面”对于判断聚落内部同一时期遗迹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性⑧。而且,这种研究意识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的发掘,半坡遗址F6、F10和F11的共时性就是通过连接在一起的室外地面而确定的⑨。
不过,我们也不能奢望聚落遗址中的“地面”都能完好地保存至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呢?而且,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证据,能否通过解剖性清理而获得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聚落考古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北方地区常见的窖穴(灰坑),其堆积特点也有助于判别与房屋建筑的空间组合关系。在通常情况下,窖穴类遗迹与房屋建筑(使用者)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其原始功能阶段,而且也可延伸到二次利用的次生功能阶段。也就是说,无论原始功能还是次生功能阶段,窖穴类遗迹的使用者一般不会发生改变。即便是二次利用,窖穴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堆积特点,常常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出与使用者(房屋建筑)的空间关系。一则日常生活垃圾通常是使用者以居屋为活动中心而形成的,二则人们倾倒垃圾一般也是选择两者之间的最短距离,自下而上形成各层堆积的原点和最高点,并逐渐向周围倾斜漫延。在灰坑直径较大时,各层堆积的原点和最高点往往不在圆心部位,而是偏于倾倒垃圾的来源方向一侧。即堆积原点和最高点偏离圆心的所在方向,就应是垃圾的来源方向亦即使用者日常居住所在的方向。因此,灰坑类遗迹的解剖性清理,不仅有助于判定遗迹的边界范围及打破与被打破的相互关系,同时灰坑内的堆积特点也可揭示堆积形成的来源方向,进而通过来源方向揭示与房屋建筑(使用者)的空间分布关系。这样一来,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便可利用窖穴类灰坑的堆积特点判断与同期房屋建筑的空间分布关系,提高聚落考古研究的信息源和可信度。所以,即便是灰坑类遗迹,也需要仔细进行解剖性清理,并进行绘图照相记录,尽可能保留堆积证据及相关信息。#p#分页标题#e#
三、遗迹的破坏性解剖及其意义
所谓破坏性解剖是指针对遗迹局部或整体结构所采取的破坏性发掘清理,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各类遗迹的某些结构特点,涉及营建过程与技术,甚至使用过程与特点等。毋庸讳言,清理和保留遗迹的原始形态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对遗迹的破坏性解剖。在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如果只关注对遗迹原始形态的清理与保留,势必就会一定程度地制约破坏性解剖工作的展开,从而丧失一些相关的重要信息。破坏性解剖的对象可以涉及任何遗迹或遗迹内的各类附属设施,具体则应根据认知判断需要而有选择地展开,并非任意而为。在以往的田野考古实践中,我们曾有意无意地破坏性解剖过早期墓葬、室内灶址等遗迹。
就早期墓葬发掘而言,为了获得有关墓葬营建、使用及埋藏过程方面的信息,也需要对墓葬结构(原始形态)进行破坏性解剖。在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发掘过程中,我们就曾对墓葬结构进行过破坏性解剖。因为在清理墓室部分时常常发现开口部分均打破一层厚0•3~1米的熟土堆积,疑为墓葬所打破的早期文化层堆积。无疑,若能发现并确认一处草原地区的聚落遗址,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最后通过对个别墓葬结构的破坏性解剖,才弄明白了这层熟土堆积的特点及形成原因。该墓地不少墓葬的坟丘周围都有围沟环绕,而墓穴所打破的熟土堆积仅限于围沟所环绕的部分。且有迹象表明,围沟的形成可能与坟丘取土或垫土有关,但却不能完全排除特意划定墓域范围的可能性。因为在解剖M34(原M48墓号有误)时发现围沟内填有较为纯净的乳白色油性土,明显有别于围沟内外两侧的堆积。而这种油性土一般埋藏在地表之下约1米深处,该围沟内的填土无疑系人为所致。而且,围沟内外两侧的堆积也明显有所不同,外侧为原生自然堆积,内侧则是墓室所打破的熟土堆积。由此至少可以获得两点认识:一是围沟以及沟内鲜明的人为填土都是为了清楚地表明墓域范围;二是墓穴开口部分所打破的熟土堆积并非早期文化层堆积,实为修建墓葬时所形成的一层人工堆积。也就是说,墓穴上部所打破的熟土堆积,实际是在墓葬营建过程中形成的,与墓葬图六 枣树沟脑F4与F3灶址的营建过程直接相关。这些墓葬的营建过程大致如此:首先在所划定的墓域范围内修整出较平整的层面,然后再在人工层面上开始修建墓室,最终待墓室填埋后再修建地表封堆。在磨沟墓地发掘中,对于偏室墓的破坏性解剖即揭顶清理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偏室不便清理并影响绘图照相等各项记录工作。
但基于2009年秋冬季第一座墓上坟丘(M901)的确认(图五),促使我们将在今后的发掘中进一步实施破坏性解剖。因为磨沟的竖穴偏室墓大多早已塌陷,不少墓葬的开口部分常常发现不甚规则的圆形花土范围或超出墓道的碎石堆积等现象。现在看来,这些现象应是偏室塌陷后坟丘底部下陷部分的残存。为了获得更加令人信服的堆积证据,就需要对这些墓葬实施横穿墓道的破坏性解剖,以便确认坟丘底部范围及其与墓道填土的直接叠压关系等等。换言之,如果磨沟墓地发掘伊始,我们就能对这些迹象实施破坏性解剖,当可确认更多墓葬残存的坟丘及其平面堆积范围。2006年在陕西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发掘中,我们曾无意解剖了一座龙山时代早期房屋F4的室内灶址,并获得了对室内平面灶址的新认识。F4为白灰面建筑,坐东朝西,门道及前端部分已遭破坏。室内中部偏东处设极为规整的圆形灶面,并涂以黑彩,直径达1•35米。而圆形灶址的西半部分恰好被西周时期的竖穴土坑墓M8脚端所打破。清理结束后适逢降雨,雨后巡视工地时见灶址烧土松软了一些,遂利用M8脚端墓壁做了切面。切面显示烧土范围远小于灶面直径,仅40~50厘米,证实灶址的实际使用范围不及1•35米,惟西南一侧烧土痕迹散漫。(图六,左)再仔细观察,发现烧土周围宽约15厘米、近圆形带状的灶面黑彩略泛白色,颜色浅于黑彩。
除西南一侧,其余部分烧土界限规整,显然使用时曾有相关围挡设施限制。结合烧土周围灶面黑彩褪色泛白的近圆形带状痕迹判断,原当有泥砌灶圈存在,西南一侧烧土散漫应是火门所在。而发掘清理时灶址及其周围未见烧土块,说明该房屋废弃时灶面上并没有灶圈。综合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室内灶址经事先规划,但实际使用则是季节性的,而泥砌灶圈应是根据使用与否季节性拆建。该遗址另一座龙山时代早期房屋F3室内灶址(图六:右)虽未解剖,但平面结构及相关特征和F4极为相似,当非孤例⑩。枣树沟脑遗址除发现确认有先周时期的池塘遗迹外,还发现有一座可能晚至西周时期的水窖遗迹。灰坑H159口大底小,上部甚至呈阶梯状内收,坑壁上残留有涂抹的红泥(黏)土。从窖穴结构来看,应具早期水窖的特征。口大底小斜直壁或阶梯状壁面,当是为了涂抹红泥进行防渗处理。也就是说,口大底小的结构特点,应是水窖防渗处理技术原始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有别于后期口小底大、壁面凿孔而铆钉式涂泥防渗的处理技术。这里,我们想强调的就是,要弄清水窖防渗处理技术的这一变化,就必须对水窖类遗迹结构进行破坏性解剖。
显然,破坏性解剖不能仅局限于地面设施,诸如坟丘、城墙等。对于营建在地面以下遗迹或结构复杂的遗迹,都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整体或局部范围的破坏性解剖。另外,这种破坏性解剖似乎还可扩展到探方的发掘清理。由于各地区土质结构差别较大,诸如我国黄河与长江流域等,所以根据土质土色区分地层有时也会遇到种种困难。尤其长江流域的黏性土质,往往使得土色较为接近的地层难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可采取破坏性解剖的发掘方法。虽然与探沟法有些类似,但主要目的在于确认是否存在不同层位,其堆积特点又是如何等,对遗物出土层位的准确性不予优先考虑。1998年,在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的部分发掘区域,我们曾遇到1米多厚的堆积,土质土色非常一致,为粉沙质浅灰色黏土,涉及若干探方。究竟是一层还是若干层堆积,一时难以判别!即便用手铲自上而下处理剖面,也因无法均匀用力难以及时作出判断,更无法保证层位划分的可靠性。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5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6
[关键词]大正觉寺；考古；简报
为了配合大正觉寺大殿台基遗址的抢险保护工作，为下步编制大殿殿基遗址的保护方案提供依据，2013年8月5日―8月2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五塔寺塔前大殿殿基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现将调查收获简报如下。
一、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
大正觉寺位于北京海淀区西直门外一公里处，北京动物园北隅[1]，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院内金刚宝座塔的南部。该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为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向明成祖朱棣献贡金刚宝座规式而建立的[2]。明代时称“真觉寺”、“大真觉寺”，清代为避雍正帝胤名讳，改名为“正觉寺”、“大正觉寺”。因寺内有五塔林立，故名五塔寺。据文献记载，明宪宗即位后，于成化二年“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清乾隆时为其母崇庆皇太后祝寿曾两次重修五塔寺，并改名“大正觉寺”[3]。清代末年，大正觉寺已渐衰落，到民国初年唯有金刚座宝塔屹立于故址。1961年，大正觉寺的金刚宝座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三次整修，恢复了它的历史原貌。
二、工作概况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为尽量保护现存大殿殿基遗址的完整性，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现存基址，又能科学的反映出大殿基址的历史真实情况，因此我们采取考古勘探与试掘，分散布方与局部解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根据大殿殿基遗址的对称性原则，仅对现存大殿台基遗址的东半部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及试掘工作。
本次考古勘探南北长约40米，东西宽约15米，面积约600平方米。试掘区位于台基遗址的东半部，对局部进行解剖，共布探沟5条，试掘面积共计38平方米。
三、主要收获
考古试掘采用探沟法进行工作，试掘情况如下：
T1：位于发掘区的南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杂夯土、建筑墙基夯土、建筑台基夯土。
杂夯土：位于探沟的南部，南部伸出探沟。发掘清理南北长1.85米、东西宽1.5米、厚0.55-0.6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坚硬，夯层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1-0.2米，每层夯层夹有白灰渣铺垫。夯土的北部与建筑墙基夯土相连。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杂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以南的地坪面夯土。
建筑墙基夯土：位于探沟的中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5米、南北宽0.7米、厚0.25米。夯土呈浅灰色，仅残存一层，用白灰夹土夯制而成，土质坚硬。夯土的北边缘残存有一排断续东西向残砖，用砖规格0.15×0.21×0.09米，砌砖的北部被现代墙基础叠压。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墙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的南墙。
建筑台基夯土：位于探沟的北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5米、南北宽0.4-0.9米、残高0.15-0.7米。夯土呈黄褐色，土质坚硬，夯层清晰。基槽以上仅残存一层夯土，基槽以下夯土深0.7米、残宽0.4米、每层夯土厚0.1-0.15米，夯层下夹有碎砖渣、瓦片渣铺垫，夯土的南部被现代建筑墙基破坏。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南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T2：位于发掘区的东南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南北向建筑台基夯土、建筑墙基基槽、散水遗迹。
建筑台基夯土：分布于探沟的西部，仅残存基槽以下部分。发掘清理东西残长0.9-3.4米、南北宽1.2米、厚0.7米。夯土坚硬，夯层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15-0.2米，每层夯层下面夹有碎砖渣及瓦片渣铺垫。夯土的北部伸出探沟，中部被现代层破坏。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东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建筑墙基夯土基槽：分布于探沟的中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5米、东西宽0.6米、残存高约0.25米。仅残存基槽，基槽的东部与散水遗迹相连。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墙基夯土基槽应为明清时期月台的东墙。
散水遗迹：分布于探沟的东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5米、东西残宽0.7米。散水的铺砖被破坏，仅残存痕迹。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遗迹应为明清时期月台的东墙散水。
T3：位于发掘区的东中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一条东西向散水遗迹。
散水遗迹：发掘清理东西长6.15米、南北宽0.75米。散水的东端向北拐与T4探沟内的散水遗迹相连，西端向南拐与T2探沟内的散水遗迹相连。散水的西部残存有铺砖，铺法为两顺一横相互交错平铺，铺砖的底部为三合土路基，散水北部的墙基夯土被现代墙基叠压。散水铺砖为素面，用砖规格0.41×0.21×0.09米。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遗迹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南墙散水。
T4：位于发掘区的东部，在②层下清理出南北向的建筑台基夯土、散水遗迹。
建筑台基夯土：位于探沟的西部。发掘清理东西宽0.7-0.75米、厚1米。夯土基槽宽0.75米、深0.55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坚硬，夯层较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13-0.2米，每层夯土的底部夹有碎陶渣铺垫。基槽以上夯土厚0.5米、宽0.7米，夯质与基槽下相同。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大殿东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散水：位于探沟的中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5米、东西残宽0.4米、残存厚0.15米。基槽内的夯土被破坏，仅残存基槽痕迹。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遗迹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东墙散水。
T5：位于发掘区的北部，金刚宝座的南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东西向的建筑夯土台基、建筑墙基基槽、散水、夯土、晚期夯土墙基。
建筑夯土台基：位于探沟的南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米、南北宽0.85米、厚0.65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坚硬，夯土层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2-0.25米，最厚达0.35米，每层夯层的底部夹有一层残砖块、瓦片铺垫。夯土的北部与墙基基槽相连。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大殿北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建筑墙基基槽：位于探沟的南部，基槽内夯土已破坏，仅残存基槽。发掘清理东西长1米、南北残宽0.7米、厚0.3米。东、西两端出探沟。基槽内填土呈灰褐色，土质较疏松，内含白灰颗粒。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墙基基槽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北墙。
散水：位于探沟的南部，建筑墙基基槽的北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3米、东西宽1米，中部被现代建筑破坏。从南、北两端残存的铺地砖来看，铺法为两顺一丁，用砖规格0.4×0.21×0.09米。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北墙散水。
夯土：位于探沟的中部，散水以北。发掘清理南北残长3.2米、东西宽1米、厚1.15米。土质坚硬，夯面平整，夯层较清晰。夯层厚0.15-0.2米，用白灰夹土夯制而成。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夯土应为明清时期大殿北部的地坪面。
晚期夯土墙基：位于探沟的中北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米、南北宽0.9-1.2米。夯土呈黄褐色，土质较硬，且较为纯净，内含少量的白灰颗粒。夯层清晰，东部残存两层，西部残存一层。夯土的底部为早期夯土。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夯土墙基应为清代乾隆时期加筑的五塔寺与大殿之间的内墙。
■
图一 遗迹总平面图
四、结语
通过本次对大正觉寺大殿台基遗址的考古勘探与试掘工作，基本搞清楚了明清时期大殿台基遗址东半部的北、东、南墙基础、散水和月台东、南墙基础以及北部内墙的范围，对大殿台基的布局、规模、结构及保存状况等有了清楚的认识，同时通过考古调查、结合文献史料等研究基本弄清了大殿殿基遗址与金刚宝座之间的关系以及明清时期大殿的整体格局与变化等问题，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为大正觉寺大殿的研究与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
据文献记载，该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为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向明成祖朱棣献贡金刚宝座规式而建立的[4]。明宪宗即位后，于成化二年“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5]。自此，真觉寺形成以金刚座宝塔为中心，前有牌楼、山门、天王殿、前大殿；后置中大殿、后照殿；东为行宫；西为宪宗皇帝生葬衣冠之塔的整体格局[6]。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内务府陈列档中的乾隆年间《五塔寺陈列册》记载，清乾隆时为其母崇庆皇太后庆寿曾两次重修五塔寺。清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其母崇庆皇太后庆六十大寿对该寺进行首次修缮。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为其母庆七十大寿时，又传旨命二次复修，这次修缮仅数月便告成，但改建了天王殿五间，东西配殿十间，转角房、顺山房二十二间；还添盖重檐碑亭二座，穿堂、门罩四间，添砌内墙三十二丈；粘修宝塔及大小殿宇、两山转角房、东西两所房、僧房等一百二十余间，此外山门、天王殿、大殿、碑亭等改用黄色琉璃瓦料等。这表明五塔寺地位明显上升，已跻身皇家寺院之列。
通过考古试掘发现，大殿台基遗址的格局没有变化，上述清内务府《五塔寺陈列册》史料中也未见有改建大殿的文献记载，而大殿等改用黄色琉璃瓦料的史料记载恰恰在本次调查试掘第②层出土的大量琉璃瓦中得到印证，由此我们推断大殿台基遗址清代时继续沿用明代的格局，随着五塔寺被选为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之地，地位也随之上升，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大殿等也改用皇家专用的黄色琉璃建筑构件以突显皇家寺院的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在T5试掘中发现了晚期夯土墙基。据史料记载，乾隆时期在金刚座宝塔与前大殿之间加筑内墙，长二十丈六尺，高二丈五尺，厚五尺，两傍添砌院墙凑长十一丈四尺，高一丈八尺，厚三尺。安青砂石土衬，墙身下肩用细新样城砖灰砌，上身旧样城砖糙砌，抹饰红灰[7]。这道内墙的建成，使金刚座宝塔与其它建筑分割开来，宝塔处于殿宇围墙环绕之中，更加突显出其寺院中心的地位。根据试掘来看，T5中发现的晚期夯土墙基的情况与上述史料记载相符合，该夯土墙基应为清代乾隆时期所加筑，即大殿与金刚座宝塔之间的内墙。
由上所述，根据试掘中各探沟的地层关系及出土的建筑构件，结合历史史料判断，各探沟内②层下清理出的建筑墙基夯土（或基槽）、散水遗迹应为明代时期大殿的北、东、南墙及月台的东、南墙基础与保护墙基所用的散水。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代时期大殿的北、东、南部的边缘及月台的东、南部边缘。晚期的夯土墙基应为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加筑的五塔寺与大殿之间的内墙。而②层中出土的大量黄色琉璃瓦应为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为其母庆寿时，大殿等改用黄色琉璃瓦料所遗留。关于大殿殿基遗址与金刚宝座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上文可知，大正觉寺现存大殿殿基的年代应为明代，而造型别致、雕刻精美的金刚宝座塔自明代建立起一直矗立在长河北岸，由此可见，大殿殿基与金刚宝座应同为明代所建。
通过考古调查发现，大殿台基遗址被破坏较为严重。关于该寺毁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罗哲文先生认为清代末年寺已渐衰落，民国初年寺的大殿和后殿尚存。1927年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卖于黄姓人。此后大殿、后殿等也被拆毁[8]。而向东先生认为该寺光绪末年“坍塌”[9]。有的学者认为寺被焚毁[10]。从试掘情况来看，探沟中未发现红烧土和碳粒，由此可知该寺不应是被焚毁。笔者查找史料时发现，该寺在时期也历经磨难，破坏程度可见一斑。但至于最初毁于何时及何种方式，只能寄于以后的考古及文献资料来求证。
参考文献：
[1]罗哲文.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文物，1979（9）.
[2]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3]陈锵仪.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北京档案，1996（4）.
[4]《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记》碑，碑乾隆时已失，碑文引自《日下旧闻考》.
[5]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6]向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1）.
[7]向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1）.
[8]罗哲文.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文物，1979（9）.
[9]向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