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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1
一、儒家思想的实质
儒家思想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节、和、勇、让等。本文主要从仁、礼、和几方面举例浅析儒家思想的共同体精神之所在。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言“仁”从“爱人”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恕、孝、悌等内容,而以“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行的方法。所谓仁爱就是:要想自己立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实行仁爱的方法。“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从“孝悌”到“泛爱”的人类之爱。“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尊敬和服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儒家提倡的“仁”出于血亲之爱的博爱思想。且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讨厌那种无原则的爱,称左右逢源毫无原则的人为“乡愿”。当然,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情感具有阶级性的体现。
(二)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是“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在汉朝之后,特别主张以“礼”教化异族,提倡和睦共处。孟子提出的“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其中就包含着以礼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即反对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际关系;主张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三)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和”
孔子以和作为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核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而强求简单的同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为其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一,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而不能不顾原则、标准地盲目随从及人为附和。其二,儒家认为和而不同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相互利用和勾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普遍地团结人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不能普遍地团结人。其三就“和”的重要性,儒家也作出了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
二、儒家思想中的共同体精神
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进程中,共同体一直是其存在的主要形态。但是,从学术上专门对共同体进行探讨却是社会学产生以后的事情。从“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滕尼斯以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共同体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它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结合方式和一种特定的精神实质。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这个概念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使得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并最终形成一种与这种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文化特征——共同体精神。从滕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所谓共同体精神,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内涵:
(一)共同体精神表现为一种彼此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造成了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同,难分彼此,对自己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形成了共同体中无形的凝聚力,以至彼此的依赖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最终使得共同体几乎成为一个个凝固的整体。
(二)共同体精神主要包含了“共同”和“共有”的内容。由于有了“共同”,才有可能对所有物的“共有”。就像在家庭生活中,由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才会不分彼此,共同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三)共同体精神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是共同生活的结果,也是共同体精神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1、以“仁(人)”为本促进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的亲密性
孔子的“仁爱”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防止和纠正人的异化,提升个人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具有现实意义,孔子告诫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论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都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爱”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也正是共同体精神的实质所在。“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人间一切问题,莫不起自后者——为我而不顾人;而前者——因情而有义——实为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为什么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可以为了对方而忘了自己,有的却会不顾对方的人格而随意践踏?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彼此非常熟悉的共同体内部,而后者则发生在彼此陌生的社会。而儒家“以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道德践行方法与共同体精神实有异曲同工之功效。
2、以“礼”相待调整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时,整个社会结构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与人之间将从熟悉走向陌生,财产关系将从“共有”走向“自我占有”,异质性将代替同质性,法制将代替人治。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后果是把人的原始欲望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当人性的欲望被撬动以后,人的欲望也就随之急剧膨胀起来,每个人都更多地想着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取而不是如何给予,其结果是“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其他一切人的紧张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狼与狼的关系”。于是人们之间便不再有“熟人”之间的亲密和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拥有。由于“陌生”,因而彼此之间可以不讲情义,竞争、冲突也可以毫不留情。
这种同自私自利、缺乏感情和关怀照顾联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与“礼”相融,也不可能培植出一个共同体内部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以礼敬宾”,提倡追求人际间的和谐。孔子主张“中庸”“仁爱”,提倡“和”与“礼”,强调通过礼度的教化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善对待。
3、以“和”培育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2
環境主義，以及儒家自身如何生存下去的挑戰。
關鍵詞：儒家，挑戰，科學，民主，女性主義，環境主義，生存，牟宗三，劉述先，自由主義
近代以來，儒家思想傳統面臨了各種挑戰。其中兩個主要的挑戰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識。這兩個
挑戰就是科學和民主的挑戰。這篇論文除了這兩個挑戰之外，還要討論另外三個儒家思想傳統所
面臨的挑戰。我認為，儒家傳統已經對前兩個挑戰做了有益的處理。但是工作並沒有完成。儒家
傳統面臨的第三個挑戰來自女性（權）主義feminism。儒家基本上還沒有正面處理這個挑戰。中
國社會對女性主義的努力的支持和對其要求的滿足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但是這些進步的取
得基本上沒有儒家的參與。儒家思想傳統的第四個挑戰來自環境（保護）主義
Environmentalism。與對女權主義的挑戰一樣，儒家對環境主義的挑戰也還沒有作出正面的回
答。可以說，儒家思想傳統正在剛剛開始意識到這兩個挑戰的嚴重性。儒家思想傳統的第五個嚴
重的挑戰是它自身的生存的挑戰。也就是說，與基督教，佛教，和自由主義等傳統不同，儒家現
在面臨著自身的生存問題。總地來說，可以講儒家思想傳統在克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大部分的
工作還沒有完成。下面，我將逐個地討論對儒家思想傳統的這五個挑戰。
I
對于科學的挑戰，儒家傳統主要需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如何為科學在人類社會中定位，也就
是對科學在人類社會的價值做出總體地評價。其次是如何給科學在儒家認識論中定位，尤其是就
倫理知識與科學知識的關係重新做出評定。
在歷史上，儒家傳統對科學的態度是不公平的。盡管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自然主義傳統有重視自
然知識的傾向，儒家的主要傳統一直是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即使荀子也是如此。這個主要傳統
以倫理價值為人類生活和宇宙的中心。這種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思想反映在宋代的理學家張載的
思想中，就是“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對立。張載主張，“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後
來，朱熹把孟子所做的“大體”和“小體”的區分解釋成“心”和“耳目”的區別。王陽明把這
個傾向更推進一步。他主張，所有有用的知識都在心中，不必到心外去尋求。這個傾向把早期儒
家重視倫理道德的思想極端化，而沒有能夠對自然知識給予足夠的重視。儒家對這兩種知識的不
同態度沒有對科學知識起促進作用。如果說，道家傳統對長生不死靈丹妙藥的執迷追求在客觀上
間接地促進了自然知識（主要是化學知識），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儒家傳統對歷史文獻的極力
推崇實際上逐漸地降低了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
在上一個世紀20年代關於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儒家思想家試圖把科學和哲學分開，實際上是對
科學的一大讓步，給了科學獨立的地位。這意味著儒家思想家開始認識到，倫理道德知識並不能
代替科學知識。這標誌著儒家思想傳統的一個重大轉變。
在20世紀中下期，儒家思想家對科學做了更進一步的工作。其中，牟宗三的貢獻尤為突出。盡管
牟宗三仍然堅持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世界觀，但是他大大地擴展了科學知識在儒家思想中的地
位。牟宗三的主要貢獻表現在他對科學知識的認識論的分析。他認為，以儒家為主幹的中國文化
傳統對“知性”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牟宗三在以及其它的著作中主張，為了
引進科學和民主，中國文化的精神必須做知性的“坎陷”。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綜
合的盡理之精神。”它強調“上下通徹，內外貫通。”它的理是關於道德世界的理，而非自然世
界的理。它的本質是實踐的，而非認知的或理論的。它關注的重心是價值世界，而非“實然世
界”。與此相比，以希臘傳統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注重自然世界。它的特點是“分解的盡理之精
神”。它是抽象的，片面的（“有偏至義”），和概念性的。也可以說，“分解的精神是方方正
正的，是層層限定的”。這種精神的中心是邏輯的，數學的，和科學的。它的中心問題是存在，
特別關注存在之理。這種分析的精神在西方產生了科學與基督教。借用易經的表述，可以說西方
的精神是“方以智”的精神，而中國的精神則是“圓而神”的精神 。基于以上的分析，牟宗三得
出結論說，要想接受科學，中國文化必須經過一個“坎陷”的過程，引入知性的思維方式。
牟宗三關於中國文化的分析是否準確，當然是可以討論的。我認為，牟宗三關於中國文化缺少
“分析的盡理之精神”的觀點是道理。（我在198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和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聯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哲學討論會上關於知性與理性的論文闡述了相似的觀點。該文發表于當年
的貴州社會科學。）沒有這樣一個分析的知性的精神，科學不可能得到深入的發展。這是因為科
學知識依賴于經驗的（實驗的）和分析的方法。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牟宗三並沒有完成儒家對科學的挑戰的回應的工作。儒家關於科學的整體的
論述還沒有完成。儒家思想傳統不僅需要在科學面前論證自身存在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必須
發展和表述自己的科學哲學觀。儒家傳統需要明確地定介科學和科學知識對人類的道德進程的作
用。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II
比起他對科學的挑戰的處理來，牟宗三對于民主的挑戰的處理則非常不夠。牟宗三認為，西方的
“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也產生了民主。他認為，民主依賴于兩個條件。第一，民主的前提是對個
人的外在的限定。一個人不可能為所欲為。第二，民主對正義的追求是通過不同的社會階級的競
爭實現的。通過建立客觀的規則和規定，民主體制保護個人的權利，保證個人對他人的義務。牟
宗三認為，這里的第一個條件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承認外在的局限。第二個條
件則置根于西方的分析精神對客觀對象所持的抽象的概念性的態度。總而言之，西方的民主是建
立在其分析的精神之上的 。
我認為，牟宗三對知性與民主的分析是有問題的。分析的方法也許可以有助于認識到個人之外的
其他人存在的實在性，也許可以揭示他人的實在性對個人造成的局限性。可是，這樣的認識最多
可以提出如何對待其他人的問題。它並不能對這個問題做出確定的答案。當我認識到在我之外的
他人的實在性的時候，我可以試圖征服他們，與他們合作共存，或者與他們做出某種交易。民主
只是對付其他人的多種可能的答案之一。從另一方面講，分析的方法主要是邏輯的和線性的方
式，而民主的特點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線性的。因此，知性並不能把握民主的精神。民主強調
理性和綜合性。所以，我們可以說，牟宗三最多只是開始了儒家思想傳統對民主的嚴肅的探討過
程。他並沒有提出一個有效的答案。
劉述先作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清楚地意識到牟宗三在關於民主問題上的不足。劉述
先也清楚地認識到儒家與民主的根本問題是多元主義的問題。劉述先重新解釋宋明理學的“理一
分殊”的命題。他強調，中國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教傳統）的一個有深遠意義的方面，在
于它認識到“兩行”的價值。“兩行”一詞最早出現于庄子﹕齊物論。庄子主張，從道的角度
看，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根本差別，萬物歸一。所以說，事物的是與否最終沒有多大的區別。庄子
認為，一旦我們明白了天道之理，我們就不會就事情的是與否鑽牛角尖；我們應該會看地遠一
點，讓兩道並行。但是，劉述先強調，過去對“兩行”的解釋過度注重同一而忽視差別。他重新
解釋“兩行”，認為“兩行”代表“理一”與“分殊”。按照這個新的解釋，“兩行”在于保持
“理一”與“分殊”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追求保羅一切，貫穿一切的道；另一
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道有多種多樣的表現，這些表現歸根于一。劉述先認為，這種對“理
一分殊”的新解釋為多元主義打下了理論基礎。按照這種觀點，儒家可以說，雖然仁的理想只有
一個，可是它的表現卻是多種多樣的。按照這個道理，在同一原則之下，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和實
踐方式 。
民主和多元是不可分離的。劉述先無疑深知這個道理；他試圖在儒家思想傳統之內開拓多元主義
的途徑。這比牟宗三又進了一大步。劉述先就民主的挑戰問題指出了新的方向，開拓了新的路
子。可是劉述先的解決方法仍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他沒有明確解釋儒家思想傳統到底怎么樣解
決多元主義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價值體系，儒家思想傳統必須回答兩個層次的問題。在一
個層面上，它要回答儒家允許不允許就同一問題或事物的不同的觀點同時存在。在另外一個層面
上，儒家要回答它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持什麼樣的觀點。儒家思想傳統不可能贊成在同一問題上面
的所有觀點。劉述先在儒家與民主的問題上的貢獻是他就第一層面的問題作出了肯定的答案。通
過對“理一分殊”的新解釋，儒家放棄它長期所持的“大一統”的思想，而轉向允許多元主義。
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儒家思想傳統本身是一個價值體系。作為一個價值體系，儒家思想傳統必須
確定在其體系之內的各種價值之間的關係；它必須確定哪些價值重要，哪些不重要，哪些必須反
對。就一個具體的問題，儒家思想傳統必須按照其自身的價值觀念作出價值判斷。比如說，在個
人自由這個價值和忠于國家這個價值之間有一定的矛盾關係。儒家思想傳統傾向于後者，自由民
主傳統傾向于前者。在人人平等的價值與君子為优者的價值之間，儒家思想傳統傾向于後者，而
自由民主傳統則傾向于前者。儒家思想的現代化是不是意味著它要拋棄其傳統上對忠于國家，對
君子理想的偏愛呢？我認為不是的。因為一旦儒家思想拋棄了這一類的傳統的價值，它也就不再
是儒家思想了。所以說，儒家思想傳統不應該在其自身內部一味地推行多元主義。它當然應該允
許不同觀點的爭論，但是這種爭論的目的是搞清楚儒家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而不是推寵多元觀
點本身。在具體問題上，儒家必須堅持自己的觀點。
如此看來，儒家面臨著兩種多元主義。一個是內在多元主義。另一個是外在多元主義。內在多元
主義主張儒家應該在其內部推行不同的價值，包括相反的互相沖突的價值。比如說，一方面它要
推行忠于國家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它也應該推行個人自由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它應該推行君
子之优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它也要推行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念。內在多元主義是一種五花八門
百花齊放的主義。外在多元主義則主張，雖然儒家思想內部有各種各樣的價值，但是，相對于自
由民主傳統而言，儒家更傾向于它自身的傳統價值，比如忠于國家的價值，君子之优的價值觀
念，等等。價值體系之為價值體系，就在于它在其內部確定不同的價值的重要性。一個具體的價
值理論體系與其它價值理論體系的不同，首先在于它對各種價值的估价與其它價值理論體系對各
種價值的估价不一樣。外在多元主義不承認十全十美的價值理論體系。它承認魚和熊掌不可兼
得；它承認價值體系自身的不完美和不可完美性；它承認不同的價值理論體系各有千秋。所以外
在多元主義接受其他價值理論體系存在的必要性。
我認為，如果儒家思想傳統接受內在多元主義，讓相反的和互相沖突的價值在它的體系之內“百
花齊放”，儒家思想傳統勢必喪失自己的特點，變地不倫不類。儒家思想傳統應該走外在多元主
義的路。不幸的是，當代許多新儒家學者沒有意識到這兩種多元主義的重要區別，沒有意識到內
在多元主義對儒家思想傳統的不可避免的危害。所以，我反對內在多元主義，主張用外在多元主
義的辦法來解決民主的問題 。
III
儒家思想傳統的另一個歷史包袱是它對女性的輕視和歧視。儒家現在必須認真地重新思考和闡述
它對婦女在人類社會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不幸的是，當代新儒家還基本上沒有觸及這個極其重
要的問題。事實上，儒家把它在當代所面臨的挑戰表述成“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一事實本
身，就表明它缺少對女性主義事業和要求的敏感性。也許有人會認為，儒家對婦女的問題可以包
括在民主的問題之中；也許民主的問題解決了，婦女的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當然是有關係的。但是只要我們對民主社會稍微做一些研究，就不難看出，民主和女性主義實際
上是不同的問題。必須分別對待。儒家必須對女性主義作出回應；這不僅是因為儒家思想傳統在
歷史上“欠婦女一筆債”，而且因為任何一個當代的哲學理論，只要它回避女性主義的問題，這
個理論就是不完全的。儒家關於女性主義的論述應該包括幾個方面。它需要回答儒家思想與女性
主義思想有沒有根本一致的地方。它也需要從儒家的立場上解決男女平等以及婦女在人類社會中
的作用和地位等問題。在我個人的有限的研究中，我認為儒家以仁為中心的倫理理論和女性主義
的“關心倫理學”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共同點。第一，作為兩者的最高道德理想，仁與關心有某種
共同之處。第二，與康德倫理學和功利主義相比，仁學和關心倫理學都不那麼依賴規則條律。都
注重個人的德性，注重具體情況。第三，與康德倫理學的普遍主義相比，仁學和關心倫理學都主
張“愛有差等，”強調具體的人際關係，反對抽象的普遍主義。這些相似性可以成為這兩種倫理學
溝通的基礎 。這方面的努力是否能夠成功，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
值得指出的是，當前在儒家思想傳統與女性主義的關係的問題上有一個奇怪而有趣的現象。一方
面，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儒家思想傳統打成女性主義的不可救藥的對立面。另一
方面，儒家思想傳統的代表人物則在這個問題上默不作聲。這種不幸的情況無益于儒家，也無益
于中國社會。
這方面的努力能否成功，取決于多種因素。但是，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那就是儒家思想傳統必
須正視女性主義的挑戰，必須對此挑戰作出嚴肅的回應。不解決這個問題，儒家的前途將會大有
問題。
IV
儒家思想傳統所面臨的第四個嚴重挑戰來自環境（保護）主義。環境主義要求哲學和宗教嚴肅對
待人與自然環境的道德關係。不容懷疑，在這個方面，儒家思想傳統里面有豐富的資源。儒家講
的“天人和一”，陰陽互動，周易中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思想，以及宋明理學對這些思想的進
一步發展，等等，都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的寶貴財富。可是，也不容質疑的是，儒家傳統中最具有
影響的主干思想是以人為中心的思想。這種思想本身並不一定不對。但是，它在具體的實施之中
往往對自然環境造成負面的影響。
我們可以說，在對自然環境的關係方面，儒家思想傳統包括兩條線索。一方面的線索是與自然
“友好”的線索。除了易經，我們可以看尚書，也可以看大家比較熟悉的中庸。中庸講，“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如果我們要“盡物之性”，要“贊天地之化育”，我們就不能不考慮自然環境的自身價
值。可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傳統的另一條線索則是相反的。我們可以舉論語為例。論語本身並
不討論自然環境的問題。但是這部書的字里行間流露出不少與舊約相似的東西，即忽視自然環境
的自身價值的思想。比如，論語﹕鄉黨篇有這樣的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
馬。”這個故事旨在表明孔夫子對下人的關心和愛護，以及他對自己財產的淡漠。可是用我們今
天的觀點來看，我們就會覺得缺少了點兒什麼﹕為什麼孔夫子沒有在問了有沒有傷人之後也問問
有沒有傷馬呢？還有，論語﹕八佾篇有這樣的記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這里，孔夫子之愛禮與子貢之愛羊形成直接對照。這里似乎孔夫子覺得，祭
禮不可無羊。可是假如有人問子貢，子貢一定會說，他既愛禮又愛羊。這里誰是誰非當然可以討
論。我們也不應該用今天的標準衡量古人。但是動物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對動物的
態度是對整個自然環境的態度的重要反映。象論語這樣對人類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書卻幾乎沒有提
供任何對自然環境有利的思想，這是非常不幸的。特別是這本書曾是對中國社會最有影響的書之
一。對中國人民大眾而言，論語比其它儒家著作都有更大的影響。再看荀子。荀子用自然主義解
釋“天”，這當然有其進步意義。他關於“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也有助于人類征服和駕馭自然
的努力。可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荀子與西方的培根之相似之處。我們知道，培根關於人類一定
要征服和駕馭自然的思想是導致我們今天環境災害的主要根源之一。
與道家和佛教傳統相比，我們不能不說儒家思想傳統對自然的親和性不如道家和佛教傳統。在世
界經濟急劇發展的今天，自然環境給人類出了一個大考題。每一個哲學傳統都必須交上自己的答
卷。這個題目可能對儒家思想傳統比它對道家和佛教傳統更難一些。儒家思想傳統必須對它關於
自然的立場作出重新的估價。這決不是說一聲自然環境非常重要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事。也不是說
儒家應該變成道家。在這個重新估價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傳統必須保持自己的人文主義的核心思
想。儒家思想傳統必須在保持自己的人文主義的核心思想和重視自然環境之間選擇自己的適當位
置。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儒家學者必須開展深入的嚴肅的探討。這決不是寫幾篇文章就可以了結
的事情。在這個反面，可以說儒家傳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的工作要做。
V
我在這里要討論的儒家思想傳統所面臨的第五個挑戰，最後一個也是最嚴重的一個挑戰，就是儒
家思想傳統自身的生存問題。這個問題當然跟前面幾個挑戰有關係。但是它的重要性值得我們對
它進行單獨討論處理。
與道家和佛教傳統不同，儒家思想傳統今後的去向很不明朗。它今後能否生存下去，如何生存下
去，並不很清楚。這里我不是說儒家思想傳統作為哲學思想是否會繼續保留在哲學教科書里面。
我相信那是沒有問題的。我的意思是說，儒家思想傳統不僅僅作為一個歷史上的哲學流派而存在
于哲學教科書里面，像斯多葛學派那樣，而是繼續作為一個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有代表，有發言
人，有影響的活的思想流派而存在。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傳統之長期存在，有多種原因。首先是
因為儒家思想有其強有力的對民眾有感染力的思想領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孔子到孟子，從朱熹
到王陽明身上看地很清楚。其次，儒家思想傳統得到了國家政府的支持。没有漢代的“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元代開始的以儒學為中心的科舉制度，我們今天很難想象儒家會是怎麼一個樣
子。第三個原因也可能是時代的需要。比如說，在歷史上有時侯社會走向一個極端，就需要另外
一種思想進行矯正。古印度的佛教興起和最初流行是對印度教的一個矯正。儒家思想傳統的歷史
也可能經歷了相似的情況。比如，宋明儒學的興起也可以看成是社會對佛教的矯正。
在當代，看起來儒家正在尋求自己生存的各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我們看到不少儒家思想傳統的
代表人物大力宣揚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傳統也在爭取國家政府的支持。在新加坡是如
此，在9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也曾出現這種跡象。再次，也有不少人鼓吹儒家思想傳統對當代西方
個人自由主義的矯正作用 。這些努力會不會成功，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
疑的。那就是，任何思想傳統，儒家當然不例外，如果不能回應時代對它的挑戰，就會沒有出
路。儒家思想傳統能否有效地回應科學，民主，女性主義，和環境主義的挑戰，它能否在今天的
世界上找到其安身立命的位置，也許是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最大的問題。
作者简介：李晨陽，男，1956年出生于中國山東省，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82年獲 該
校學士學位，1984年獲該校碩士學位，1984-1985在該校哲學系任教。1985年赴美國留學，1992年
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3
【关键词】 儒家思想；中国法制；影响；探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9-00-01
一、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研究
（一）对于法律指导思想存在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儒家法律思想，大致传承发展了自西周时期以来的“礼制”及“明德慎罚”思想，系统提出了重视人治，维护礼治的法治观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孔子的“仁治”观念，明确提倡了“为政在人，德主刑辅”法治思想。伴随着历史发展步伐的前进，儒家思想经历了大的变革，但是“德主刑辅”这一法律思想却一直得以保留传承下来，自汉朝其的“大德小刑”至唐朝时期的“德刑并用”在至明清时期的“明刑弼教”再至现代法律，无一不提倡着中国法律所提倡的自然和谐精神及以人为本思想，这也是中国法律所区别于西方国家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定产生的影响
1、刑法制定方面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制定，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制定中均坚持了以德主刑辅的原则，秉承了以“恤刑慎杀”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的即肉刑的废除，这是儒家思想人治思想的切实影响。此外在刑名方面经历了大幅减少，封建制度下的刑罚体制不断确立完善，死刑复审制度的创立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当政者在法律层面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儒家思想。
2、民事法律方面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存在着不发达的情况，这同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息讼不无关系，因此可以看出在传统民法发展方面儒家思想具有着深刻的意义作用。孟子是儒家学派体系中对于法律及经济关系把握十分到位的一位，其提出了“制民之产”及“薄税产”思想，告诫了统治阶级应收敛暴税、重赋。后世发展中贤明的君主均将该思想，作为了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及强兵富国的主要对策。如土地所有制度范畴内的户籍赋税制度及重农抑商原则等，均是古代民事法制层面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载体体现。
3、行事法律
中国官僚机制是封建社会法律所具有的一大特色，其本身即包含了浓郁的儒家思想特色。首先自管员的选拔制度来讲，汉代时期的举孝廉制即强烈的呈现着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孝道思想，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也是儒家思想重视门第观念，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就儒家“为政在人”思想进行了体现，同时科举制度本身也有效促进了儒学思想的发展，巩固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因为国家科考以儒学为主，所以举人皆是儒学致世。在为官方面，儒家思想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举例而言，无论官员等级多大，父母离世皆需弃官守丧，否则即会有驳纲常，遭世人指点。
（三）儒家思想对于司法实践及法律解释的影响
1、法律解释方面
儒学并非开始即处于统治地位，其于法律层面的确立也经历了诸多过程，而其中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奠定了其根本的地位。诸所周知，一类学说衍变为法律思想，不单是一部法律便可实现的，其必须要经过合理的解释，使得多数人进行了解接受，并通过此来促使法律得以良好的实践运用。儒学自汉代确定之后，便是通过以经注律与经断律促使儒学法律化，而又经过后世人纳理入律，最终至《唐律》时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告成。
2、司法实践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于司法实践方面影响最为显著的体现便是《春秋诀狱》，其将儒家的经典直接作为了法律条文，进行实际案例的指导。此外儒家将就天人合一思想，运用至司法实践内，从刑狱时令至灾异赦免，均存在着浓郁的自然和谐因素考虑。另外儒家一贯秉承等级观念，而封建的法律体系中也多规定了特权制，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不平等条款，且行政同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具有的一大特色。
二、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影响的利弊研究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的积极影响十分显著，对于此方面，能够从以下内容进行探究，首先其主张了“礼主刑辅”，促使了法律同道德感化与思想教育三者的紧密结合。其次儒家思想还主张了以“礼乐刑政”并举，这些思想对当今法律体系的建设均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再者儒家思想中一直教育人们经世致用，彰显着一类“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的大无畏奉献精神，这些思想精神即是当前社会中所应继承发展的瑰丽部分。
自然谈及积极部分，那么必然不能够避免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对其消极一面，可以从其思想的保守落后和其对于法治精神的破坏来讲。具体显著的两个方面即是：首先其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及对诉讼产生惧怕的情况出现，儒家思想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使得人们常常崇尚礼节而鄙夷法律，尤其是在诉讼方面，人们因为畏惧官员，由此不敢为了自身的权利而诉诸法律。其次儒家思想是致使中国传统法制不够发达的一项重要因素，因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未能形成独立意义上的民法典藏，民法依附于刑法之上，而民事法律关系也依据“礼”来进行调整，一旦触犯了“礼”的标准，那么便可处以刑罚。
因此从根本来看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有褒有贬，所以基于其广泛深刻的影响性，在当前法律的构建中，应做好良性的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至现代法律范畴中，再次彰显其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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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4
关键词：儒家思想 坚强个性 服务意识 宽厚待人 修身践行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85-02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瑰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闪烁智慧的光芒。她的影响在整个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思想渗透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中学生思想，中华民族的伟大是因为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里都传承着这种美，这种儒家思想的美丽在中学教材中集中体现，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对当代中学生的个性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儒家思想对学生坚强性格的影响
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创造了优美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精神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闪烁着不尽的光辉。在《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面对秦王的欺诈和骄横狂暴，表现机智勇敢、不畏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唐雎的儒家思想彰显了我们民族典型性，坚强性、韧性、智慧性，学生通过学习《唐雎不辱使命》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自然就形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文天祥在《过伶仃洋》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视死如归的英雄品质对当代中学个性的形成起到很强的影响力，作为教师除了引导学生赏析诗歌的美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深入诗歌内涵，挖掘出诗歌具有人性光辉的一面，让文天祥这种坚强的个性在我们当代中学生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手自笔录，计日以还。”表现幼年求学的艰苦；以“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表现成年求学之难；以“行深谷，穷冬烈风……四支不能动”表现求学的艰苦，教师教授此文时，以此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坚忍不拔的个性，学生的性格就在这些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起坚强的个性。正是这些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传承中积淀下来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我们民族性格的优秀的一面，逐步使我们的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以坚强的性格开启我们民族复兴的大门。
2 儒家思想对学生服务意识个性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天下为公，大公无私，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服务民众，热心为民是一条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优秀人物的伟大精神汇成的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河，从遥远的亘古一直绵延到今天。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服务意识，表明范仲淹把为民而想的思想发扬光大，他这种矢志不移的性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学生的价值取向，通过教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天下为公，服务大众的个性。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襟怀，这种儒家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对后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成为流传千古的佳句，他的儒家思想对后人的发扬和传承儒家思想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今的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时代对初中学生思想个性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感染作用，很多学生以此作为自己座右铭，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龚自珍的《已亥杂诗》中的千古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许多学生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涌现出众多的青年志愿者，在初中学生这幼小的心灵中耳闻目染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促成学生道德品格的形成。李商隐的《无题》中传唱千古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爱情观是坚贞不渝，同时也展示古人对事业尽心尽责的高尚情怀，以此教育学生要有天下为公，服务社会的大局意思，对事业尽心尽责的公心意识。语文教学之中始终坚持了这种儒家思想为导向的思想原则，为学生个性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3 儒家思想的宽仁待人，厚德载物对学生个性的影响
厚德载物意思是人的德性也应像大地一样宽广，力量也应
同大地一样深厚，这要以仁、义、诚、信为基本内容。仁者爱人，尊敬长辈、诚信待人，就是人的高尚品德，又是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在《论语》中就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佳句，指自己讨厌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人，这种儒家经典的待人接物的思想对当代中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具有积极的鞭策作用，对学生“厚德”积累增添底蕴，最后达到“载物”之力，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坚强支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以此可以看出刘备的宽厚仁爱之心，惜才和爱才之心若渴，正因为刘备的宽以待人感动了诸葛亮，以至于诸葛亮为之奔走效劳二十一年。诸葛亮的厚德成就了蜀汉几十年的江山社稷，《出师表》不仅展示了诸葛亮的厚德的儒家思想，更让这种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深化。刘备、诸葛亮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杰出人物，也是传承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通过教授《出师表》，使当代中学生更好地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培养学生宽厚待人，厚德载物的民族个性。在《醉翁亭记》中“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也”展现了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思想，同时也集中体现了欧阳修宽厚待人的儒家品格，在那个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能够走民布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欧阳修的儒家思想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对于现代中学思想的影响有很好的激进作用，对现代中学生以自我为中心，鄙视贫穷落后，盲目攀比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让学生在学习欧阳修的作品中，学会宽厚待人，厚德载物的思想。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经历无数风雨的洗礼，儒家思想愈发变得灿烂无比。
4 儒家思想对学生修身、践行个性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需要懂得与人相处，懂得谦让别人、谅解别人、欣赏别人。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关于做人的学说。在《论语》中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现出儒家思想把与人交往当做是一件快乐的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阐明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5
【关键词】中国；韩国；儒教；神教；思想；影响
一、引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导下进行。中韩思想文化在中韩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张“性善”与“良知”。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生俱来。而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善是后天的，若放任本性发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提倡学习礼节与礼法。墨子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代表平民的利益。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清净无为”。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韩国思想的影响最大。公元4世纪，儒教传入韩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韩国思想高度融合，在韩国历史中不断演变发展，为韩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对韩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角度，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都不断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道德情感。通过榜样教育的方式来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在韩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至今还存留着深深的印迹。
二、儒家思想传入历史
从古至今，韩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不断发展。三国时代，儒家思想正式传入韩国，韩国开始实践孔子的学说。其中，高句丽（B.C.37~A.D.668）和中国位置较接近，最早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将儒家思想的理念应用在政治上，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小兽林王”2年（A.D.372年）设立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主要教学内容。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模仿中国法制，制定各种法令与社会统治体制。儒家思想不仅是在学术思想上，在政治、伦理、教育、法制、风俗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学、国家观、人生观等牢牢扎根在当时的高句丽。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在百济（B.C.18~A.D.660）出现了与中国大同小异的结婚仪式与丧礼仪式，并十分重视立法。在生活方面，强调男女有别与长幼有序，特别重视忠、孝等的儒家伦理思想。新罗（B.C.57~A.D.676）是在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中，与中国交流最晚的国家。为维护国家体制，维持社会秩序，新罗将儒家思想视为社会的基本概念。当时接受儒家思想最多的就是“花郎”（新罗时期的民间青少年组织，旨在锻炼身心、报效国家）。“花郎”的追求是“忠、孝、信、勇、仁”。据记载，花郎学习的内容与中国儒学密切相关。三国统一后，儒家思想成为韩国政治的重要参考。研究资料显示，高丽（A.D.918~A.D.1392）的第十三代国王“宣宗”发展了儒家思想，他致力于王道政治，使儒家思想在高丽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他制定了宗庙、社稷、籍田等国家制度，并组建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高丽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施行科举制度。理学与实学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在韩国不断发展。纵观历史，朝鲜时代（A.D.1392~A.D.1910）是儒家思想在韩国发展的全盛时期。朝鲜王朝建立后，随着儒家理念与经典的复兴，朝鲜的法典编纂水平也有所提高。设立“成均馆”(朝鲜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后，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当时，儒家思想在朝鲜学术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宗大王(训民正音的创始者)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编纂了书籍，并广施仁政。同时，在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训民正音”(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领导创制的朝鲜文文字)最具代表性。“训民正音”是根据周易的阴阳五行与宋朝的理学，实现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最伟大的作品。回顾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播、吸收、变化、发展，给韩国带来了很多影响。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理念已在韩国根深蒂固，成为了韩民族精神的根本。
三、儒家思想对现今韩国的影响
第一，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变迁，韩国的家庭结构虽发生了变化，但儒家形式的教育地位仍无法撼动。韩国儒家思想基于家庭和睦理念，十分重视“敬爱”。“敬爱”指长辈以宽容之心对待晚辈，晚辈要尊敬长辈。韩国人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敬爱”，促进了家庭和睦与团结。父母子女相互信赖，兄弟姐妹互相支持，强调父母情、夫妻情、子女情、兄妹情。以家庭人性教育为基础，可培养子女对父母尽孝、生活正直、待人有礼、遵守秩序，有德行。在当今韩国，父母教孩子“孝”与“慈”，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的“孝”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比起学问，孔子更重视做人，做人的根本是孝。孔子倡导“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慎重处事，在人际关系中要诚实守信。孔子还强调，培养仁慈之心，应基于父母子女之情尽“孝”。“孝”是德的根本。儒家最重视的就是“孝”，韩国也深受“孝”思想的影响。韩国人认为尽孝是家庭和社会所有品格中最基本的。孝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并不断在韩国社会和韩国人精神生活中进行着渗透。“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指尽孝的首要任务是珍爱自己的身体。父母总是很担心子女的健康，若子女患病，父母会心疼。所以从朝鲜时代，人们为了保存父母给予自己的毛发和胡子，蓄发留须，现在人们也同样爱护自己的身体，认为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或伤心是做子女的不孝，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重要，就是为了让父母放心，这就是孝道。第二，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侍奉父母时，若发现父母有错误之处也要谨慎指出，即使父母不认同，也要对父母恭敬，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抱怨父母。韩国人在做大决定时，十分重视父母的意见，如升学、结婚、就业等。特别是结婚时，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认同。人们常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虽然时代变了，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年轻人在做重大决定时，还是会听从父母的意见，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第三，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父母在世时，不要离开父母，若不得不离开，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子女令父母担心就是违背孝道，所以要告知父母去向。如在韩国，家中的长子婚后也与父母一起生活，侍奉父母。每天下班后向父母请安，报告一天的事情。子女成家后虽然可以自己单过，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话，能更好地侍奉父母，是尽孝的一种表现方式。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和睦对社会和谐有很大影响。尽孝是家庭和睦的要素。人只有爱家，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从家庭中的“孝”教育逐渐形成团队意识，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儒家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韩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所以儒家的道德准则给国民的文化心态带来极大影响。韩国接受儒家道德，进行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学校教育。儒家思想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三纲五常”(儒家道德标准，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且是将大韩民族的气质形象化的重要内容。此外，韩国的教育理念中也渗透着儒家思想。韩国光复后，经历过几次教育理念的变更。第一阶段是民族和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理念的树立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文化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强调相互尊重，对韩国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是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弘益人间”，即将好处弘扬于人间，是韩国建国神话中最基本的思想。“弘益人间”与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博施济众、修身安己的思想相似。第三阶段是国民教育的制定和新教育理论的确立。国民教育中再次强调国民伦理，继承传统和改革并行。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第四阶段是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韩国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开发学生的个性与素质。个性教育使学校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也就是说，韩国各个时期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学校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融入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理念中。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以传统道德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德育为本，十分重视个人修养。韩国人从小学习道德伦理教育，课程名称是“正经的生活之道”。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尊重生命、节制有度、洁身自好、谨言慎行、以礼待人、善良宽容、勇于担当、团结合作、忠效报国、推陈出新等。这样的伦理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提高团结协作能力。韩国的德育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教育。在初中的道德课文里强调三纲五常的基本知识，重视礼仪的训导。在韩国有许多长幼有序的礼节，如向大人打招呼时，应保持礼仪，低头打招呼；吃饭时，一定要大人先拿起勺子吃饭，孩子才能吃；年轻人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韩国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施上述含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礼仪教育方式。韩国学生接受这种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了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二）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儒家思想不仅在韩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广泛地渗透，在社会教育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国社会十分重视共同体理念，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视儒家的职责和本分，希望所有人都忠于本分，履行自己的义务。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公司职员进行共同体意识教育，改善了企业内部的伦理关系、企业观、劳动关系等经营理念。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韩国企业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企业健康的经营环境和优秀的企业发展环境都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公司通过命运共同体的企业观，将企业比作一个家庭，像家人一样对待公司职员，就是儒家思想精神的体现。第二，韩国公司重视劳动关系的和谐。在西方，公司招聘职员时，只以求职者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韩国，招聘时，不仅重视员工的能力，也重视人性。还有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的长幼有序为基础，在公司内部形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韩国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工作经验，加薪或升职时首先考虑这两点。韩国企业加强福利制度，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理念，公司和员工为了谋求更大的进步，共同承担责任。这样的劳动关系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韩国企业提倡家庭共同体主义，形成了集体感经营模式。经常看到高层领导穿工作服下车间慰问，或在员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在公司营造了家一样的气氛，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企业文化。在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可发现儒家思想的存在。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在企业内部，要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重上级、诚实守信。儒家思想深深作用于韩国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为韩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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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6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中国传统家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历经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国传统家具随着时代和民俗文化的变迁，民间家具涌现出不同的派别，如苏作、京作、广作等。长期以来，众人只问苏京广，而不知有鲁。鲁作家具起源于明式家具，清代早期初见端倪，到了民国时期开始成型，之后虽发展缓慢，却从未停滞。可以说经历时代革新和巧匠的精心雕琢后，鲁作家具积淀了山东数代人的民俗文化和艺术精神，是前人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一、鲁作家具的起源
中国家具起源于夏商，繁盛于宋元，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派别的家具都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各地的风土人情，蕴含了特殊的人文精神。山东自古以来被称为齐鲁之地，也是我国古代工匠大师鲁班的诞生地。儒家思想、孔孟文化从这里播散和传承，京杭大运河贯穿山东南北，因地理优势，齐鲁之地作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手工业日益壮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地域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下，鲁作家具应运而生，后开始蓬勃发展，并自成一派，承载了山东的民俗文化。
二、鲁作家具的特点
与苏作、京作、广作不同，鲁作家具选材上并不侧重于高档木料，而是多以山东本土的老榆木为主。榆木亦刚亦柔，外形稳重、大气、不张扬，而内在坚韧遒劲。因此，鲁作家具的特点是因材制宜，因材定型，保持原生态特色，充分表现并突出木料本身的柔亮色泽和自然纹饰肌理，彰显其天地灵气。鲁作家具注重细节，在家具结构上采用榫卯接合，依据部位尺寸大小恰如其分进行粗细随形处理，做到严丝合缝，恰如儒礼。比之京作家具的贵气奢华、苏作家具的俊秀纤丽和广作家具的高调霸气，鲁作家具更显沉稳、敦厚、朴实。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鲁作家具展现了淳朴、厚重、儒雅、包容的格局，传承了一种和谐自然的中庸之道，给人庄严、沉稳、大气、古朴、雅致的沁心感受。
三、鲁作家具代表的山东民俗文化
山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包括儒家、墨家、道家、兵家等，最初就是在山东争鸣繁荣。随着朝代的更迭，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对山东民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丰富的历史文化在民间家具中有着深刻体现。鲁作家具作为民间制作工艺的代表，展现了山东地域特色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受本土儒家思想的熏陶，鲁作民间家具在形成自身风格的过程中以内敛、中庸的思想贯彻各个方面。
鲁作家具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常与民俗节日、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在民俗文化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代表了山东人民的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稳重实干的性格特点。正是因为受儒家思想的教导，鲁作家具在制作中也体现出了中正平和、含蓄内敛的品性。山东人在制作家具时，选料粗壮硕大，就像山东人的性格一样，豪爽大气；木料色泽柔亮、纹理自然、厚实稳重，体现了山东尊老爱幼、淳朴厚道、与人为善、包容、顾全大局的民俗精神。鲁作家具推崇中庸之道，既没有京作家具的奢华贵气，也没有苏作家具的细腻俊秀，更没有广作家具的豪迈霸气，它粗犷中带有文气，浑厚、儒雅，内敛含蓄，尽显彬彬君子之风。
两千年来，山东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有着自身的独特体现。鲁作家具作为人们居住空间和室内生活沟通的工具，无疑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传承载体。我们可以从鲁作家具中领悟到民俗文化的传统魅力，以及鲁作家具古典质朴的外表下蕴含的浓厚人文情愫和自然淳朴情怀。
四、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传承及价值地位
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载体，鲁作家具蕴含着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反映了山东民俗文化的博大，还传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鉴于鲁作家具的特殊艺术价值，古玩界及许多收藏家参与筹办了鲁作家具藏品展览等，民间也有一批爱好者研究鲁作家具。在专家、学者眼里，传统民间鲁作家具不仅仅是价值不菲的宝贝，是值得收藏艺术品，还是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文化遗产。中国民俗家具中鲁作家具是几千年儒家思想和民间生活的一种文化结晶。这一文化结晶既传递了底蕴厚实的古老文明，还满足了现代人对古老情怀的寄托。中国民俗家具的定义和意义在有关文书中已明确，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民俗文化精神的体现有着巨大意义。因此，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具有非常大的艺术价值。
根据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鲁作家具作为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文化的承载物，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鲁作家具可以作为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其制作技艺和代表的儒家思想精髓也是非常珍F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