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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1
关键词：企业文化；儒家思想；市场经济；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0日
一、引言
概括地说，企业文化是指用于指导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些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制定各种具体规章制度和实施各种具体经营行为的基本指南。企业能否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企业文化是否先进与适当。然而，企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种企业文化的发展、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文化自然也会受到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企业文化就像没有根的树，不可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儒家文化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东亚一些国家也有着广泛的传播。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品格和社会生活活动，而这种影响至今也或多或少地依然存在。如果将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有效地运用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使我国企业形成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又具有现代精神风貌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也仍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吸收儒家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有价值的内容，将其应用到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当中去，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本文在此选择一些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理念加以阐释，就是希望其能够从传统文化中为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这里很难将其进行全面地论述，所以本文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关的重要理念予以阐释。
二、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
儒家的“义利观”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重义轻利的理念也曾经被认为是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但是如果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在儒家学说里，义与利并不总是全然对立的，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式选择。它提倡的是人们在面对“义”和“利”的选择问题时，应该先“义”后“利”，需要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及自身利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尽管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孔子同时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由此可见，即使在非常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孔子看来，义与利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统一结合的，合理的利也是应当求取的。所以义与利，在儒家学说里并不总是冲突和矛盾的，只是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义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需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大众的天性，没有人想要过贫穷的生活，因此人们才会努力去追求金钱与利益。追求利益在孔子看来是人的正常需求，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这种利益就是不应当获取的，不要也罢；贫困卑贱的窘况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但是如果以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不去也罢。所以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可以是统一的，只是想得到的东西应该用正当的方法获得，自己讨厌的东西也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也就是说，君子取财，要取之有道。无需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但是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不能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对社会道义不闻不问。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所以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有悖社会公德，对社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一个有责任心、有道义感的企业，应该是把“义”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企业在赚钱实现“利”时首先要考虑“义”这个基本准则，在不违法、不失德的前提下，以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润。这才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取财之道，也是实现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结合与统一的取财之道。不义之财、不当之利，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不应当谋取的。因此，儒家文化中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成为指导所有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
三、重诚信的理念
诚信的理念在儒家的学说中是经常提到的，它也被称作“修身之本”，因此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由此可见，诚实守信在孔子看来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失去了诚信，一个人将一事无成。因此，诚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只有讲诚信，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根基。同样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经济大规模、高效率地运行是建立在有效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完全依靠面对面的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那么无论是交易的规模数量还是交易的地理空间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样商品交易可能就只能停留在较小的数量和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了，也就不可能产生规模化的现代市场交易体系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愈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早已超过地理空间的限制。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和企业之间便捷高效地进行交易和合作？其中的答案就是讲诚信。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很难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当然就更谈不上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诚实守信”是企业必须遵守的经营信条。企业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在合作伙伴和顾客中建立良好的信誉。这样对方才有可能将企业视为长期可靠的交易对象，企业也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企业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轻则损害个体顾客和消费者的利益，重则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良性发展，甚至引起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在我国因为合同双方毁约或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五六百亿元，而每年因为企业不讲信用而产生的不良贷款坏账更是高达上千亿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交易信息公开透明、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重诚信、守信用，更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立业之本。一个失去了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将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立足之地。因此，儒家文化中重信义、守信用的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应当成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仁爱的理念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的理念，一部《论语》共一万多字，“仁”字被提到了一百余次。可以说，整部论语都是以主张和宣扬仁爱为宗旨的。尽管对于“仁”的含义，在不同的论述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加以全面、概括地理解，孔子所说的“仁”，其本质含义就是“仁爱”。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爱人、敬人的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很早的先秦时期就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对人的尊重、关爱，这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的重要标志。尽管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但是不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中，关于仁爱的理念，始终是各种伟大的文明中一个居于重要核心地位的主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的地位在进一步地上升，人的重要作用也在进一步地显现。在一个现代企业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是管理者，有的人是普通员工，但从基本的文明理念来说他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只有工作职位的区别，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许多企业也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但是却少有企业真正地理解以人为本的实质含义。如果要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就需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真正贯穿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真正地做到仁者爱人，真正地从内心去关心和爱护企业的员工。企业也是一个大家庭，企业的员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果企业把员工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企业员工也就会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愿意为它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企业应当把“仁爱”的理念融合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对企业的员工施以仁爱，真正地关心和爱护员工，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健康的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很多公司的竞争其实追本溯源是人才的争夺。企业如果要留住人才，首先就需要怀有“仁爱之心”，从员工的切身利益出发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需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才能让员工觉得在企业里工作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此外，也应该在企业大力提倡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这样才能让员工有对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也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共同促M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观念，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五、反求诸己的理念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自省、自强和自律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主要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另外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德行，而不应当依赖于外界。企业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分析挫折的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到外部环境，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原因往往是根本症结所在。有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是员工水平低、人才平庸导致的。结果企业管理者就对已有员工不加重视，另外又大量招聘新员工进入公司。然后又由于新员工对企业业务不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进而导致公司业绩发生下滑，由此产生了企业经营的恶性循环。最后原本公司的人才流失了，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管理者没有发现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企业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实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样企业就会遇到一些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问题。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问题是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先思考自己身上或企业制度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去责怪外部环境、怪罪企业员工。这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如果出现问题时采取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遇事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从改善自身因素和制度设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将会更加有助于问题和矛盾的化解。而且由于上行下效的影响，员工在自己平时的工作中也会学习上司“反求诸己”的做法，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反求诸己”不仅是一种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指导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
六、结束语
从对儒家文化中一些重要理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仍然是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本文只是选择了其中几个基本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当然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相适宜的，尤其是其中强调封建专制部分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普遍实用价值的有益成分。只要我们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扬弃的方式，择其有益成分而用之，择其无益成分而弃之，就能够发挥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指引，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现代经济的载体。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意识、自觉地吸收和利用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企业经营有着积极作用的有益成分，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仅仅是全部依靠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需要依靠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儒家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内容，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标志。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儒家传统文化这个宝贵文化资源，将儒家思想中符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比如重道义、重诚信、重仁爱等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将会使我国企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一个造福于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贡献者，进而使我国企业成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企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让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现实的传承载体，进而重新找回其原有的文明价值，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再次显示出绚丽的光彩。由此在伴随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软实力，最终实现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文松.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2.
[2]牟浴.论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13.13.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2
一、仁的概述
“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评价标准，是儒家思想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在《论语》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五见。所谓“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尊重人，爱护人，礼待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其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孔子仁的思想内容包括了十个方面：
（1）礼，礼是实行“仁”的目的。（2）孝悌，孝悌是实行“仁”的基础。（3）义，义是实行“仁”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见利思义”《宪问》。（4）忠恕，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5）知勇，知勇是实行“仁”的首要条件。孔子把知、仁、勇联系，作为必就行的三要素。（6）恭宽信敏惠，这是实行“仁”的必要条件。（7）俭、好学，这是实行“仁”的要求。（8）中庸（道），这是实行“仁”的标准和境界。（9）温（温和）、良（善良）、恭（敬）、俭（节俭）、让（谦让），这指的是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的德行。（10）刚（刚强、果断）、毅（坚毅）、木（质朴）、纳（言语不轻易出口）、直（质直，直道而行），子曰：“刚、毅、木、纳近仁。”
二、仁的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
儒家文化的教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六艺、四教、四书五经等。其中，四教指文、行、忠、信，这是有关政治道德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为全面培养受教育者的技能技巧而设；《诗》、《书》、《礼》、《易》、《春秋》）是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而开设，并长期沿用，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至此“四书五经”一直是儒家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面临的升学、就业压力增大，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严重的甚至产生心理疾病。心理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乐观点的心态和顽强的意志，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孔子尤为欣赏颜回“身居陋巷，乐在其中”的豁达乐观，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向上心态；孟子认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一个人担当重任、成就事业的必经历程。儒家文化中这种重视苦难经历的思想及其倡导的自强不息、刚毅不屈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利于增强受教育者直面挫折的自信心，培养他们拼搏进取的积极向上心态；有利于克服大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实现心理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高校的道德教育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如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等。儒家道德教育以“孝”为根本，“百善孝为先”是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都是家庭美德教育的正面素材。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应该继承并发展儒家文化推崇的诚实守信、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论语?子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有恒心，立长志；“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强调省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学而》），强调学思并重、诚实守信。此外，教学相长、身体力行等思想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说服力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3
［关键词］价值普世性；公共外交；孔子学院；个人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37-04
一、 如何理解普世性价值
以知识经济为基石、科技条件为手段的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又引发了许多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民族划分，甚至超越人类自我的社会、生态、伦理危机。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和价值困境，现代道德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1988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次人道主义大会通过了《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宣言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1］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问题和主观困境，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从本源上，也就是价值观层面上追问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解释。
目前学界关于价值普世的命题分歧很大，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伦理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路易斯P．波吉曼所说：“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道德原则都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2］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普世性价值不是普遍性价值。“普遍伦理应该是实践理性的结果，而普世伦理却是对人类活动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换句话说，普世伦理所假定的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全球一致，是一种被认为可以通过归纳而得到的对事实的概括，而不是通过实践理性的运作而得到的一种结论。”［3］普世价值作为全人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义规范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世性价值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最大化能力。讨论价值普世性并非看不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他们之间难以消弭的差异。我们探求的不是构建一套面面俱到、复杂高深的价值观体系，而只是要追问那些关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理念，有关人类生存最本源的道德困惑。1993 年美国芝加哥宗教议会签署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写道：“我们确认，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4］普世性价值所承诺的就是最低限度的人类关怀。同时，普世性文化又追求关怀范围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终极关怀，她的关注不因种族、民族、肤色、、社会阶层、经济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大程度地构建普世性价值对全人类的道德承诺是其最核心的特征。
第二，普世性价值在理论层面是动态开放的。普世性价值既超越了国界、地域、制度、阶级、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又不断地从这些多元化主体中吸收提炼那些具有兼容性的道德话语。从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文化“包含互相沟通的动态两极，即由某种地域特殊性而不断地向外生发，形成多层次的普世化的扩展活动。保持在这两极张力之中的文化形态，才可能具有其现实的生命力。”［5］普世性价值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化发展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的对话与转化才能最终形成具有真正约束力的价值底线。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趣预先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6］人类对于终极信仰的执着追求，对于道德共识的不懈关切，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构建和探究着最低限度价值共识的本质。动态开放性使人类的这种努力成为可能。
第三，普世性价值具有关怀人类本身的平等性。普世性价值的第一要义不是满足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欲望，而是关切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将人看做出发点和归属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价值取向上的正义性。引申开来，普世性价值与不同文化的关联也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普世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诸道德主体和诸道德文化主体所享有的那些崇高道德情怀和道德信念为先决前提，来寻求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基本道德共识的。”［7］41
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性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价值的特殊成分，也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样具有人类文化的这一通性。世界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关系紧张化：“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精神与现代科技的无限追求，商品化价值观念的凸显乃至宰制力量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运动，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文化道德的普世主义信念与文化多元论的‘诸神竞争’。”［7］18现代道德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这是时代向世界诸多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提出的人类摆脱道德困境之合理解释和可能路径的议题。拥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文化能否发挥其理论资源，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文化正在恢复甚至超越她昔日的风采。”［8］儒家文化从其内涵和特性上都具备了为解决全人类价值困境提供某种启迪或者共识的可能性条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是中华文明极具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也具备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通融的某些共性，这部分内容就可以作为儒家价值观普世化的内容本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著名学者钱穆曾断言：“然此只有中国文化之潜在精神可以觊望及此。”［9］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包含的具有最低限度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
第一，“仁爱”价值观。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何种文明、何种宗教主导的，仁爱思想都会对其维持社会和谐、处理各个层面的关系提供价值参考。《论语・颜渊》中，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关注；同样，西方文明最为灿烂的复兴也源于对“人”的崇尚。从这一点说，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内核，同样也具有向外拓展的普世性。“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功利性和经济性的缺陷。“仁爱”可以作为处理社群关系的普世价值，种族歧视这一社会顽疾正是因于“爱人”情怀的缺失。“仁爱”可以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世价值，如果用“仁爱”的视角来看待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许多流血和冲突的都可能避免。
第二，“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理念可谓博大精深，它是对目前世界主流价值观单极思维的补充与纠正。军事上，安全困境预设下的军备竞赛增加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担忧；政治上，极端的政治诉求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潜在的冲突导火索；文化上，文明和的差异成为地区动荡的深层诱因；生态上，工业化进程引发自然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中国文化可以，也应该被借鉴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中来。”［10］“和”的价值观为当今许多全球性危机提出了启发性的解决方案：既要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行为体和合共生是人类延续的内生动力，又要理解和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可以说，“和”从阐释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从运用上却拥有可以推及世界的价值观意义。
第三，“中庸”价值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中庸思想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之道和规约处世之道的精神资源，还可以帮助现代人权衡工具理性和目的价值。“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的知识技术论人才观念是有局限的，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的知识霸权，造成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严重扭曲。只注重‘工具（手段）价值的合理性’而忽略‘目的价值’的根本性意义，只注重人的知识技术训练而忽视人的道德信念培育，已经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严重缺失。”［11］中庸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视角，也是一种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价值提示。提倡这种思想并非为了扼杀个性或抵制冒险精神，只是为了儒家价值观最低限度的普世意义，试图为当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道德方案和思考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没有断裂的人类文明之一，世代更迭、异域文化冲击、文化自身丰富和消亡等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都没有削弱其演进动力。“今人所认可的某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指向，也不能被看做是抽离了某种特殊实存内容的独立价值实体。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所要求的是‘通’而不是‘同’。所谓‘通’，就是由文化差异的实现所达成之‘共通性’。文化之普遍性和普世性意义，也应当在这个‘共通性’意义上来了解。”［5］我们既然已经排除了普世性价值是单一的、垄断的，或者封闭的，那么完全可以期待从历经几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是儒家文化）中探究其普世性的文化资源。
三、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普世性的重要途径
一种带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如何获得普世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底蕴，同时也需要人们有意识的推动。蒋国保先生指出，“从实践理性意义上强调：儒学现代复兴的关键在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的普世化只有通过儒学世俗化的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12］
公共外交的特征就是以外国民众为主要活动对象，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跨国认同来实现不同国家的理解和认知。“超越国际是文化的天然性质。”［13］公共外交实践为载体，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提供了天然和有效的实现路径。儒家文化普世性和公共外交大众性互动的结果是，公共外交强调的“文化感召”和“心灵政治”满足了弘扬和展现儒家价值观的需求，进一步说，价值观输出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一言以蔽之，公共外交的实践过程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世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通过公共外交实现传统文化普世性实践之一是设立推广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孔子学院是这方面努力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亮点。以兴办孔子学院为标志，中国文化的符号开始了海外传播历程。孔子学院是通过汉语教学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信息沟通和理解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机构。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中国软实力。
孔子学院加速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播。“语言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原因”［14］。语言和文化是相生相伴的，接受语言教学也就意味着受到其背景文化的熏陶。汉语较其他语言来说，其构成和含义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学院通过汉语语言教学增进了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将儒家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的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1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的前提，是价值观输出的一扇窗户。
中华文明是独特的也是神秘的，这既激发了世界对儒家文化的极大好奇，也使他们保持着对未知文明的戒备和难以避免的误解。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没有展示给世人一套明确清晰的价值内涵，这也是儒家文化普世价值资源受到制约的重要根源。从这一点讲，孔子学院的活动成功地搭建了一个文化平台，国外民众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中国文化遗产（如国画、武术），可以体会中国文化产品（如古典名著），进而接受所有中国文化符号传递的价值观意义。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4
摘 要 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色。武术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如今中华武术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武术文化，就是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崛起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武术文化 形态结构 内涵
一、文化的内涵界定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范畴，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精神产品以及与人的精神活动相关的活动过程；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本质力量，以及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人化世界。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分支文化，武术文化就是中华文化母体下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华武术文化有着完整的体系和足够的文化承载能力，透过武术文化可以完整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
二、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态结构
（一）武术文化的本质
“武”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之中，是指人手中拿着武器；在《说文解字》中，“术”主要指技艺、方法、手段等。因此，武术就是徒手或手执武器进行格斗的方法技能，其本质特征就是格斗中的方式方法。武术有着体育健身、娱乐表演、自卫格杀、竞技运动等多种功能。武术不仅仅是人们在争斗中的击打动作、舞枪弄棒等格斗技巧，还体现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用为特点的人体文化。武术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包含奋发进取、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仁爱、伦理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精神，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精神。
（二）武术文化的组成结构
通常可以从物质文化、心理文化、社会文化等方面解读武术文化。物质文化是指社会发展中留下的物质形态，如建筑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社会文化是指社会发展形成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社会关系等；心理文化是社会发展中积淀于人们心理深处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等[1]。其中心理价值层是武术文化的内核，反映着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等，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精神。
三、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解析
（一）武术文化中的道家文化思想
《易经》是我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其中隐藏着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稳定的内核。《易经》中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中的“太极”一词就出现于《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里的太极是宇宙万物最本源、最初的形态。“道”是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而“道”则源自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是以道为出发点来考察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认为道产生了自然万物、推动世界发展，道也是自然万物运动的总规律[2]。道家认为，人是阴阳二气运行变化的产物，阴阳平衡是身体健康的内在表现。这种生命观与健康观深刻影响了古代武术，使中国武术形成了形神兼备的审美意识，通过手法、步法、身法等运用形成了神随形转、形随意动的境界，显示出逼人的威势和脱俗的神韵。
（二）武术文化中儒家文化思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仁爱”，在法制不健全的古代社会，这种道德约束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仁爱思想直接影响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道德就是从“仁爱”出发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武德中的仁爱思想还体现在武技的运用上，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武德强调技击应以制服对方为主，禁止随意使用武术伤人，正是儒家的道德约束限制了武术的破坏性。
“礼”也是儒家文化重要内容，儒家认为如果人们都按照“礼”去做事，遵循既定的社会秩序，社会就会变得和谐而有秩序。在武术文化中的拜师仪式、比赛仪式等就是儒家“礼”文化的具体表现，这种仪式对维护师道尊严、保持武术的神圣尊严有着积极意义。宗法意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伦理纲常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制度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武术文化中的门派意识极强，按照技术风格可以分为少林拳、太极拳、蛇形拳等，按照地理位置的差异可以分为少林派、峨眉派、武当派等，这些武术门派多以门、宗、派命名，这充分说明武术与宗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三）武术技击中的谋略文化
西方文化是一种诚实守信为重要内容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典型的谋略文化。中国谋略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是谋略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谋略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3]。武术文化就是一种竞技性的谋略文化，它讲求斗智不斗力，注重智取巧取、以术制胜、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等，这与西方竞技体育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武术文化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结晶。武术是一种浸润了美、智、刚的健身艺术，它是速度、力量、气势的统一，正是载这种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的强力支撑下，才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毅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道德失范、精神无根、进取乏力的今天，我们应该将武术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 王岗.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技出版社.2009：88.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5
中医学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断代，且受西方自然科学、逻辑学的影响，现在许多人对中医学的理论、经典、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医者也常常把中医学仅看成一种治病的技术，且常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来证明中医学的疗效，所以很难将中医学思维运用到实践中去。笔者通过中医学与儒家思想的对比研究，旨在梳理中医学哲学观念的来源，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医学的生命观、疾病观，以及医生的品德观等中医学的人文精髓，从而将中医药更好地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1孕育中医学的文化背景
在历史的进程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盛世，自从周代礼崩乐坏之后，逐渐出现百家争鸣，百川汇流，形成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体系，而中医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仁爱之道、孝悌之道在中医学的医理、医术、医德等方面都有体现。
2中医学与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乃是不偏不倚，无过之且无不及。《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表明太过和不及一样不好。《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意思是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医学强调阴阳平和，任何一方过于亢盛,或者不足，都会带来疾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曰：“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阳主温煦，如果阳气过强就会发热；阴主凉润，如果偏胜则会血脉不通。所以，中正平和显得极其重要。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之品德，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这样最终会带来灾难。《中庸》中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就是“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以期达到理想中的均衡态，所谓恰到好处。“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只有达到“中和”的状态，万物才能欣欣向荣地生长发育。所以，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顺应时机的发展。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是行事肆无忌惮，违背事物发展规律，最终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害。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强调身体的健康关键是阴阳一个“和”字。在生命生长的过程中，阴阳和则为“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而不病的表现就是气血平和，无过无不及，否则，就是病态。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阴阳的失调，所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因此，治病的关键在于调和阴阳。《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治疗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补其不足，泻其有余”，使之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据此而确定了阴阳偏盛的治疗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是阴阳偏衰的治疗原则。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因其衰而彰之”达到“平治于权衡《素问·汤醪醴论》）权就是古代的秤砣，衡就是古代的秤杆，形象地描述了阴阳平衡的相态。
3懦学与医术
3.1术精显德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医生怀有救人之心，就必须先磨砺好自己的医术。《中庸》记载：“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人不能生而皆圣，所以在禀赋与能力方面不如圣人，并不重要，只要他的心“诚”，集中精力致力于某一方面,最终就能有所造诣，对人们有所帮助，照样能够做到赞化万物而和天地为三的道德境界。
医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以术济人，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因此，中医学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立德”的根本和基础。王涛在《外台秘要序》曰：“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论,虽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适足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大医精诚》记载：“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尔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所以，离开了精湛的医术，仁爱孝悌之心对于疾病也没有什么益处。
3.2持之以恒，精勤不倦
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古人以为身为医者，必须有勤奋学习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行医经验和实践，才能在面对不同病证的情况下得心应手。晋代学者张湛曰：“精典的医方难以精通，已经很久了。”孙思邈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做一名医生，一定要广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专心勤奋,丝毫不能懈怠，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中医学博大精深，唯有精勤不倦，克服艰难困苦，树立终身学医的信念，方能成为“拯黎民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的苍生大医。
4儒学与医德
4.1孝文化的烙印
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文化认为年青人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与人交往要严谨而守信用、爱护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这些你都做到了，并且觉得自己还有余力，那么你就可以去学文。这里的“文”是指诗书六艺之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儒家是将行孝放在一切事物之前。
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的道德基础。《外台秘要序》曰：“呜呼！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鲁、闵之行，宜其用心。”既然孝如此重要，那么关系父母健康的医术也就不得不去学习了。所以，五代齐梁的时候,不懂医术的人，不能称为孝子。因为不懂医药你就不知道如何更好的照顾父母。
诸多中医学大家如李东垣因母病逝而习医，捐千金以师从张元素；朱丹溪奉师许文懿命而习医。从而使得儒家“孝”理思想深深植入医德之中，但孝在医德中的更多表现则是将孝放大为仁。
4.2医乃仁术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要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代儒者张载在《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示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卫生，意思就是护卫生灵。尊重生命、心怀仁爱、普通一等是一名医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4.2.1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表现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人文价值观。《论语·乡党》曰：“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孔子退朝赶回来问“可有人受伤？”却不问马的死伤情况。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学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黄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张景岳在《类经图翼·自序》中曰：“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诚不可猜摸尝试，误生灵。”在这里，大家都反复强调了做为医生就一定要对人对生命髙度尊重和倍加珍惜，须知人命关天和责任重大，决不可草率从事和等闲视之。南朝皇帝萧纲《劝医论》中记载：“天地之中，惟人最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尤显尊贵，而“医乃生死所托，责任匪轻。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只有懂得珍惜生命的医生，才会体验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4.2.1心怀仁爱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是不愿意看到别人受苦,就是“仁”爱之心的开始。《灵枢·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意思是说，看到患者饱受病痛的折磨，心中就觉得烦乱，然而自己对医术又不太懂，冒然去帮他，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又不能代替他受苦。这就是心存仁爱。
《物理论·论医》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门法律》亦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乃仁术”应该是医生思想道德的规范。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曰：“见彼烦恼，若己有之。”这是要求医者对患者的痛苦应感同身受。
4.2.2四海之内，普同一等
孝,作为儒家的道德基础，而“仁”是孝的延伸。“子之道一言蔽之，忠恕而已”。什么叫做忠恕之道呢？“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当你做到孝顺父母的时候，就要做到推己及人。《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将这种孝慈，放大到普通人身上，这正是儒家所谓的“同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即对所有的人予以平等的关爱和尊重的思想。
孙思邈曰：“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果有患者来就诊，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人还是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都要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中医学作为“生生之具”是帮助生命健康长寿的，呵护人类生生不息的工具和技术，应当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所以，中医学的最高道德理想就是普救世人的一切病痛，体现了儒家普同一等的人道主义精神。
5小结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6
儒家 五常思想 理想人格
一、引言
儒家思想中的“五常”思想即“仁”、 “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其精辟的思想精髓和优秀的传统道德内涵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理想人格即圣贤人格。儒家思想强调在内圣基础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儒家文化里的理想人格建构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儒家对理想人格特别关注。因此，儒家“五常”思想就构建立理想人格提供了可以值得鉴赏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启迪。
二、儒家的“五常”思想对塑造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
1. 以“五常”思想中的“仁”来培养个人的爱心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仁爱”思想对构建理想人格重要的启示。“仁”是“五常”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确定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孔子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目标。“仁”的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其本质规定是“崇尚仁道，追求博爱”；外延归结起来由四个层次所构成，即“爱身”、“亲亲”、“仁民”、 “爱物”，不但有人类的爱，也有自然的爱。论语中孔子对“仁”作了几种诠释。首先，孝悌者也，是为仁之本质也。父母亲而又尊，要先之又先，必须孝敬。兄长同胞，又先我生，必尽悌道。其次，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有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将“仁”视为做人的根本，孟子将“仁爱”之心归于人之天性，“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侧隐之心，非人也。”两位圣人的主张为人们自觉行“仁爱”，自觉维护“礼”提供了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论基础。再次，克己复己为仁。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
2. 以“五常”思想中的“义”来增强个人的正义感
儒家所说的“义”主要指道义、正义和公利。“义”作为“五常”思想中的德目，是孔孟等人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前正义、公平、无私等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提升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标准。
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认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不否定利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显的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取”。 孔子在义利观上抬高义而贬低利，具有轻功利的道德决定论倾向。
其次，在利益关系上，主张“先公后私”，认为公利大于私利、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善群则善生”（《苟子·王制》），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主张“兴天下之同利”（《苟子·正论》）；孔子主张富国富民，要求权贵“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日》），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谋福利。 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要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集体就像是大海，个人就是其中的一朵浪花。有了大海的宽广，才有浪花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壮美的千万朵浪花，才为大海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最后，在构建理想人格上，要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天下为己任”，注重人的尊严和气节。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人更加需要雕琢、修养，才能构建出理想的人格，才能成为大器。在实践中不断的磨炼出自己的意志和道德品质，千锤百炼，才能造就一个有作为的人。
3. 以“五常”思想中的“礼”来培养人的文明感。
“礼”指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来看，“礼” 泛指典章制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苟子·劝学》） “礼”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必要保证。小到从人际交往，大到治国，都需要我们各自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以形成一种有序化的状态。在“礼”的规范要求下，我们每个人都在严格的等级序列中明确好自己的位置，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通过“礼以定分”而达到一种“和”的状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高度概括了礼的核心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和”。“礼”强调在不同个体之间要彼此尊重，要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氛围。这种和谐是一位总揽全局的决策者，让万事万物各就其位，让他们演绎真实的自己，成就真正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人和和谐的社会，就是“礼”的终极目的。狭义的“礼”是指最高的道德规范。首先，明“敬让”之礼。谦虚礼让，尊老爱幼。第二，明“和谐”之礼。和谐是一种合力。踮起脚尖往果皮箱里扔糖纸的孩子；采血车中无常献血的小伙子……这是一幅幅和谐之美的图画。我们一直在宣传“构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和谐 我想这就是和谐。和谐不一定非要是行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时候仅仅是流过心灵的涓涓细流，于细微处给人以温暖。第三，明“约束”之礼物。要遵纪守法，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凡事有个度，不做违法犯纪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行“小”礼，恪守尊老爱幼，谦虚礼让之礼；还要行好为人处事、遵纪守法的“大”礼。
4、以 “五常”思想中的“智”来培养人的聪慧感
在儒家思想中，“智”的核心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是故夫智，仁资以知爱之真，礼资以知敬之节，义资以知制之宜，信资以知诚之实。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彻乎六位之终始。”说明了仁的实质、礼的节文、义的适度、信的诚否，都必须由智来认识、理解，只有通过智才能使它们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观念。智慧有先天的遗传，更有后天的努力。努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更需要巧，要动脑筋。这就需要发挥智慧，而不是做无用功，盲目、盲从、盲干，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增长智慧，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将知识活学活用。经过动脑思考，将所学的知识从“学会”变成“会学”。智慧是维系机遇和努力，获得成功的纽带
5、 以 “五常”思想中的“信”来培养人的诚实感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遗产中的瑰宝。诚信思想对修身养性、塑造理想性格和追求高尚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诚信”之礼，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德。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要求我们言行和内心所想的一致统一，不虚假，它也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无形的但又最具有说服力的“通行证”。 塑造诚信要从小事着手，不仅包括做错事情要勇于承认，还包括不欺骗人，还有就是在荣誉面前不把人家的功劳揽作自己的等等。让诚信发挥其必要的现实意义。 远离尔虞我诈，远离圆滑世故，多一份真诚的感情和信任的目光，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就可以浇灌出人生最娇艳的鲜花，夯筑起人生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
参考文献
[1]康宇.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J].求实学刊，2007，（3）.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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