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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1
【关键词】爱人如己；儒家；基督教
儒家与基督教思想是东西方文化的瑰宝。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仁爱”，并由“仁者爱人”推及到“由己及人”和“爱人如己”；基督教思想的精华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儒家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思想是否相同？本文从多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异同，旨在为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与演进
“爱人如己”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儒家思想通过对“仁爱”的演进从而实现社会的政治理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仁爱”，对于“仁爱”儒家经典有如下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爱人”是“仁爱”的基本内涵，即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这一结论已成为对“仁爱”的经典解释。
“仁爱”后来演进为“爱人如己”而成为一种“泛爱”。“泛爱众，而亲人”。（《论语・学而第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第十二》）这些不仅提出要爱自己的亲人，也推演出“由己及人”与“爱人如己”。因此“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仁由亲及仁，“爱人如己”已超越了亲情与血脉，成为理想化的博爱。
在己与人的关系上，“爱人如己”对自身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十二》）强调只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以身为度，和谐相处，就可以达到“仁爱”的新境界。
“仁爱”所演进的范围已经不仅局限于“亲亲”的原则，而超越了家族、国的界限，进一步推向天下和万民，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至此，“仁者爱人”已突破了宗子之爱，血缘之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的道德规范。
二、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渊源和表现
基督教被称为“爱的宗教”，耶稣思想的核心也是“爱”，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爱上帝”与“爱人如己”。
耶稣“爱”的诫命有两条，第一条戒律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戒律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之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耶稣要求信徒像他爱世人一样彼此相爱，从而形成了早期基督教“爱”的思想。
这种“爱”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同上帝相联系的爱。基督教信徒认为上帝注视着世间的每一个人。“他是你们的创造主，是你们的父亲。”（《旧约・申命记》）“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是慈爱。”（《旧约・新篇》）上帝是爱着每一个人，因此，每一个人也要向上帝表达自己的爱，这种爱是对上帝的绝对信仰。
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即博爱。上帝发出了“爱人如己”的诫命，要求人们要向上帝爱自己一样去爱每一个人。这里的人包括亲朋、邻居，也包括陌生人、异族人与敌人，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耶稣用对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做一个全面的人。上帝要求“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对待异族人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这种爱在伦理上超越了亲情、民族与国界。对人格规范更高，对内心要求更严，是一种难以迄及的境界。
三、二者相异之源
基督教与儒教“爱人如己”思想是相异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文化渊源与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同。
基督教根据原罪的教义和人性卑微的观点，认为人生而有罪。人单靠自己的努力是达不到“天国”理想的。人若单靠自己，只能从罪恶到罪恶，从卑微到卑微，根本无法到达天堂。而耶稣的“爱”是一种“救赎”，他普照众世，普爱所有人，因此，人必须求助于神，必须由神以一种“恩赐”，从“上面”实行拯救，在“前面”进行引导，实施博爱。全体信徒要像上帝爱世人一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人的灵魂最终靠近或进入天国。
儒家的“爱人观”是基于“人性善”的文化渊源。既然人性为善，人就有可能实现普遍的“仁爱”。“仁爱”是君子所倡导和追求的德行，儒家的爱，是人自身对于“仁”的追求。人性的善决定了普遍施行“仁爱”的可能，“爱人如己”也在这一过程中转化为现实。儒家对神的冷淡疏远就是肯定人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自身努力，就能实现理想。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具有超越性，基督教要求信徒从“爱上帝”到“爱人如己”，众生要向天父一样普洒阳光，普爱所有人，要做一个全面的人。
儒家学说是一种理性的处事规范，儒家思想把外在参照物变成了衡量自我的标准，成为君子而变为一代代国人的不懈追求。
四、两者的相同之处
基督教与儒家“爱人如己”思想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为强烈的自律精神与社会功用价值的实现。“爱人如己”就是把对别人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看成对待自己。基督教指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体现了自我对他人付出的期待，从别人对自我的确认来实现自我与他人权力和义务的共融。“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体现了自我与他人所做出的共同标准，并以此而作为自我义务。
儒家以“爱人”释“仁”，它把形式上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之礼转换为将心比心的沟通与体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人”与“己”看作一体的感情，实现人与人的尊重以及对自我约束和自律。
“爱人如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相互的，彼此都应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从而实现和谐，因此二者在思想上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律精神。
“爱人如己”是人人所向往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基督教那里就是“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住在肥田，公义的效果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的平安居所。”（《弥赛亚书》）的弥赛亚时代；在儒家思想就是礼记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基督教所追求的从公义无罪的天国图景和儒家学说认为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所能达到的大同社会，这种理想是人们向往，社会力图构建的景象。从最深层意义上说，两者都具有终极的社会功用价值。
儒家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涵。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源头上影响东西文化，形成东西方大致相同的文学母题与流彩纷呈的多彩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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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2
[关键词] 仁爱思想 以人为本 仁爱爱人 高校管理
儒家“仁爱思想”对我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有着深远影响，也有着丰富的管理内涵，借鉴并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可以提高管理成效，更好的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1.儒家仁爱思想
儒家仁爱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人为本，推己及人，仁者爱人。即要尊重人的个性和特点，以人为贵。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要关心、爱护、帮助别人，立人达人。
1.1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
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儒家所指的人，主要有三层含义，分别指人才、人品、仁。这三层含义是一以贯之的关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最可宝贵的，因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万物，主要体现在人有“仁、义、礼、智、信”之道德。“虽然仁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但把仁规定为人的本质，却是孔子的首创。”[1]。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关于仁爱思想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的。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
1.2孝悌忠信，推己及人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其中“仁”是指“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五条加起来即为仁。儒家学者认为“孝”、“悌”是“仁”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者爱人”和“仁者无不爱”的观点，即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即是儒家学派关于仁者要推己及人的典型论述。
1.3修身立德，正己正人
儒家学派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个人的爱为出发点，达到“仁”的标准。身为高校教师，作为学生的管理者，要具备良好的品德和涵养，从而培养出良好的人格魅力，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和带动学生，从而达到有效的管理学生的目的。
2.为人师表，做出仁者表率
高校教师要做到修身立德，对学生起到榜样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2.1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教化，教化的主要形式是管理者的身教” [3]。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格要求自己方能律人。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要想在学生中树立威信，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宽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不能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学生，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和学生之间才能感情融洽。
2.2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严格要求自己，宽恕学生，但不是任何时候都要迁就学生、讨好学生，那样教师将失去威信，学生就会得寸进尺，管理工作就会处于被动状态。“薄责于人”不是说学生犯了错误就不要追究与批评，而是说不要一棍子打死犯错误的学生，要让学生有改过的机会。要采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方法，将宽恕与严格管理相互结合，才能使学生管理工作取得成效。
2.3 敏行慎言，树立形象
《论语・学而》中说，要“敏于事而慎于言”，“敏于事”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思想变化要敏锐，特别是要细心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倾向。如果疏忽了他们的细微变化，就有可能导致他们的行为发生偏离。“慎于言”是指教师要先思后言，因为教师作为管理者，在学生心目中有重要的地位，教师要避免在学生面前信口开河，并注意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总之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必须在学生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4]。总之，一个有道德修养的教师，总是能让学生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得到教益。
3.仁者爱人，传承儒家仁爱思想
高校教师要与学生建立和睦融洽的和谐关系，在学校内营造出一个充满关爱的人文环境。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付诸实践之中，将有利于形成尊重学生的个性、关爱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的良好氛围，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使学生成仁成才。
3.1因材管教，关爱学生
每个学生的性格、习惯、行为、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都是不同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5]。孔子认识到“知人”的重要，因此他十分重视“知”学生作为高校学生管理者，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通过“听其言，观其行”认真分析学生个性，要充分了解他们，要公平对待他们，要宽容和信任他们，还要理解他们。
3.2设身处地，帮助学生
儒家仁爱思想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于刚入校的新生，由于对新的环境较陌生，需要教师帮助他们实现角色转换，以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对于大二至大四的学生，教师要细心观察和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对有困难的学生，要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对于大四学生，要为他们的择业、就业等提出建议，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
3.3 仁者爱人，成就学生
对于转折期的学生，要适当的给他们以帮助和引导，但是，不能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性。高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不同于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要口口传授，亲自指导，高校的学生已经形成了完善独立的学习方式，有相对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作为高校教师，要学会放手，给学生以充分的学习和生活空间，为他们创造条件和机会，让他们在学习、科研上有所创新。要鼓励他们多参与社会实践，以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并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教师和学生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单向关系，是教师反躬自省，做出表率，学生在被教师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对教师仁爱行为的良性反馈，并最终将这种良好的行为传递下去，从而感染、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最终成为儒家仁爱思想和中华悠久文明的传承者，成为一个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即所谓的“仁者”――这也是高校培养和管理学生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晓愚,儒家仁爱思想的当代诠释[J], 郑州大学学报, 2010.
[2]孟子, 孟子[M], 《四书五经》,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
[3]杜承忠, 现代教学管理中的儒家思想探微[J],三峡大学学报, 2002.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3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
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4
当代人，别忘了向孔子讨教
——从儒家仁爱思想中汲取营养拯救
当代社会日渐缺失的精神文明
作者姓名：
专业班级：卓热能班
学号：
当代人，别忘了向孔子讨教
——从儒家仁爱思想中汲取营养拯救
当代社会日渐缺失的精神文明
作者姓名：
专业班级：卓热能班
学号：
摘要：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在给当今人类带来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现代人的徬徨、郁闷，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而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笔者也发现当代大学生有些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个人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系列缺乏“仁爱”精神的行为，笔者认为，当代人需要从儒家仁爱思想中汲取精神营养拯救当代社会日渐缺失的精神文明，首先提高个人修养，这样才能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等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一直存在，不会湮没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
关键词：中华文化
儒家
仁爱
当代人
大学生
古人的思想精华具有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价值。中国儒家的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远,其中“仁爱”精神贯穿于儒家忠、孝、悌、恕、恭、宽、敏、惠等诸项伦理原则与规范,是儒家伦理规范的核心,是儒学最基本的范畴。儒家的“仁爱”要求人们在尊重、理解和关怀他人的前提下，呈现和发挥出最本质、最光辉的人性。在物质生活日渐丰盈、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提倡“仁爱”、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从他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所理解的“仁爱”
众所周知，儒家的核心是“仁”。一直以来，本人一直对我们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很感兴趣，更引以为豪。经过一学期的课上学习以及课下资料的查阅，自己也对儒家仁爱思想有了更深的思考。西面谈谈本人对“仁爱”的浅显理解。
1、仁——两个人——以人为本
“仁”是什么意思？有古书讲，仁者亲也，从人从二。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本意是二人为人。一个人不存在仁爱的东西，二是两个以上的人存在仁爱。仁这个字就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儒家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人。仁就指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儒家告诉我们要关注人，作为人并能成为人的那种人，是儒家所关注的东西。
2、“仁爱”=
良知
孟子说过这样的名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
“几希”就是一点点，微乎其微。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就一点点，几乎就一样。通过最现代的医学的生物学研究表明，人和禽兽相同点是99.99%。因此两千多年的孟子一句话，“人异于禽兽者几希”，所以这个“几希”太重要了，那么，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几希”是什么呢？儒家告诉我们是良知，是良心，是德性。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他在《论语·里仁》里讲到：“苟志于仁也，无恶也”。[2]孔子认为实现“仁”的要求是要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一个人有了良知，才会更加注重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逐渐完善，才会向以上这五种品德靠近，才能逐渐趋向“仁人”。所以说，仁爱就要求人们首先有良知。
3、“仁”
>
“智”
曾经不止一次地接触这样的问题，是“仁”更重要还是“智”更重要，本人认为，“仁爱”是尤其重要的。作为一个人，我们不光要有理性，有知识，有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道德，有仁爱之心。我们极端地设想，比如一个人只有道德，没有知识，他可能会平凡、本分的过一生，但是不会危害到其他人，还可能大家称赞的好人；而一个人只有很高的智慧，没有道德，没有良知，那他就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比如一个大学生向动物园里的大熊猫身上泼硫酸的事情我们都有所耳闻，还有科学家利用他的高智商犯罪的案例。大学生和科学家，应该都是人们眼中具有高素质，高涵养的群体，而这些不“仁”之举都证明了他们的道德缺失，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社会的唾弃。
更有甚者，日本侵华战争时，日本七三一部队的军医用中国老百姓做细菌实验，饥渴实验等案例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比如饥渴实验就是观察一群健康成年男性在不饮水或不吃饭的情况下能存活多少天。这样的军医，诚然具有很高的智慧，但是做的全是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一点良知，没有仁爱之心，是全世界的罪人。
总之，“仁爱”要求我们发自内心去爱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事情，有良知，有道德，在拥有智慧的同时做到仁爱，这是我所理解的仁爱思想。
作为一个工科生，即使平常经常看一些文学书籍，仍然感觉的自己在文史方面的深度不足，以上只是一些浅淡，进步的空间还很多，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会更多加学习。
二、当代社会我身边的不“仁”之举
1、当代社会主流思想日趋堕落
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在给当今人类带来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现代人的徬徨、郁闷，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我国，近些年出现越来越多的贪腐现象，以及近几月以来的“微博炫富”、“中国式过马路”、“少女求包养”等事件，同样证明了当代人精神文明的逐渐缺失。
2、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日渐缺失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笔者亲身感受到当代大学生的逐渐以自我为中心，个性过强，太过个人主义的倾向。一些具体表现如下：
1>不讲文明礼貌：一些同学不尊重老师，迟到，无故旷课，上课吃东西；随地乱扔各种垃圾；随地吐痰，不讲卫生；
2>爱好攀比，奢侈生活，不在崇尚勤俭节约：一些同学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强迫父母给自己买超出家庭能承受范围的电子产品，比如iphone手机，ipad，名牌时尚服装等；部分女大学生为了满足物质需要而“求包养”，这些都反映了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取向的偏差。
3>有些消极颓废，不在勤奋进取：随着大学生比例的不断增加，大学生失业现象日益严重，使得他们不再有作为大学生而出类拔萃的优越感，自我预期下降，从而产生消极颓废心理。部分大学生厌学逃课，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难以自拔，抽烟喝酒，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部分大学生则把大好时光用在谈情说爱中或整日无所事事，困惑、迷茫，虚度光阴；部分大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物质上的虚荣心或出于妒忌心，去偷窃、去抢劫，甚至去杀人，最后锒铛入狱。据统计，近几年在校大学生犯罪约占青少年犯罪的17%。
[1]
4>以自我为中心，不谦让，不先人后己，强调个人主义：许多大学生反对他人的说教，对任何事物都持批评态度，行动上具有很强的反抗性，缺少虚心和谦让；二是强调自我价值，注重社会对自己的尊重和满足，不赞成“先人后己，无私奉献”；三是强调“个人主义”。把自身利益凌驾于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没有集体感。
5>：缺乏诚信：许多大学生考试作弊，还有的网络诈骗。
举个例子，比如有年轻人为买iphone卖肾得到钱，这些人的行为让人发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脍炙人口的话，说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了自己的身体就要好好爱护，不能随意损坏。首先爱护身体是“孝”的体现，其次，更不能因为想要得到钱财，满足虚荣心而去损害自己健全的身体。
总之，当代社会上的精神文明缺失的现状必须尽快找到解药。
三、向“孔夫子”讨教当代问题——从儒家仁爱思想汲取营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受物质利益的驱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当代人民人文精神缺失，缺乏最基本的仁爱精神、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要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培养出一大批具有浓厚人文情怀、懂经营、善管理、能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儒家优秀传统思想所倡导的“仁爱”等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对于精神文明缺失的现代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在儒家的眼里“仁”就是发自内心的去爱人的一种思想理念。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孔子曰：“爱人”[1]。儒家思想认为做为一个仁者要爱别人。孔子所提倡的“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相知、相爱、相助之道，是指综合了人类各种美德而形成的一种完美人格。“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敬重兄长，为人要谨慎而讲信用，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在孔子看来，爱别人要从爱家人开始，然后把家庭之爱，推广到血缘关系之外的社会成员中去，做到爱他人、爱社会，那就是十分高尚的仁者。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他在规劝梁惠王时讲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告诫梁惠王应该关注仁义，不要一味地追逐利益。
那么，我们当代人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每个人要从儒家思想中学习仁爱精神，完善自己的人格；其次，我们要付诸于行动中，要践行仁爱，在生活的处处中培养自己的文明素质和高尚涵养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我做起，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身边的人，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要拥有高尚的情怀，要从内心改变。相信通过这样，我们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才会逐渐少起来，甚至彻底根除。
了解孔子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处境。他所宣扬的仁爱和礼教，有时候被抛在一边，可有时候，又搞得登峰造极。不是吗？直到今天，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研究儒学的人，可研究什么？我想：不过是为我所用罢了。可是，无论如何，孔子是伟大的。是的，绝对是伟大的。他的经典的论述，是人性，是人伦。有人说：地球上的万物是共生的，是平等的。所有的报应，是因为人类打破了生态平衡，不顾一切地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所以，人类呼唤人性，呼唤平等。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在呼唤人性。是的，封建的历代王朝，都在以儒学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上，显现一个天子的抉择的。是的，直到今日，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仍不过时。道德沦丧，必然是四面楚歌：理智的时候，就会向孔子讨教。
六、对当代大学生的号召：
在美丽的大学里，有知识渊博的教授和意气奋发的青年学子，思想碰撞，砥砺智慧，探讨人生理想，我们一定会度过充实而难忘的大学岁月，我们也要真正走上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我们的人生就应当大展宏图。
作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号召当代的大学科生努力学习中华文化知识，关注中华文化，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精神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孟子原著.孟子[M].任大援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2].孔子原著.论语[M].陈国庆，注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3].
吴光.儒学核心价值观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意义[J]。孔子研究，2006年第6期.
[4].左云飞.人文精神培育: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课题[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年第10期.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5
论文关键词：传统医德 儒家思想 医乃仁术
论文摘要：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木、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1.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2.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走上学医之路是因为“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金代医学家刘完素也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忠臣孝子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研医术。
由此可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道理，这集中代表了古代医家的理念。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的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
3.推己及人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爱、真诚相待，即“仁者爱人”，“爱人”本身是情感的体现。同样，理想的医患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医乃仁术，’即爱人之术。众多医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仁”，用“仁”规范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在医学实践中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就成为了贯穿医德修养中的主线。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论语·卫灵公》)是不够的;更多的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儒家教导人们的是“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公孙丑上》)。儒医对待病患需同样怀有推己及人的观念，就是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于是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宗旨。即要想到自己贫病的痛苦，就应当去关心、帮助贫病之人，因而要施药救助，体现济世活人精神，也就是儒家“泛爱众”的医学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教诲和影响下，医家在“行仁术”、“施仁爱”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即“急病人之所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去治疗病人，去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对于病患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睑滋，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清代名医费伯雄在《费氏医书》中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4.重义轻利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众多医家都亲身实践以医济世，舍利取义。
现在人们用“杏林春暖”这个成语来赞美医生的美德，它记载的是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旧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娠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这样的轻利义举也就成为了医家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要求“凡大惬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倡导医家把良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从医者应有善良的心地，不可存私欲邪念，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同时还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强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表现了古代良医重义轻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
5.以德待患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道德中“以德为先”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古代医家接受仁德思想，由以德待人具体化为以德待患。所谓“大医精诚”、“医乃仁术”、“无德不医”的优良医风更是值得我们坚持和传承的。古代中医带徒学成出师时，师傅以灯、伞相赠，以示不分昼夜，风雨无阻，为“一心赴救”之意。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要求“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急病人之所急，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6
关键词：传统医德儒家思想医乃仁术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1.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2.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走上学医之路是因为“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金代医学家刘完素也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忠臣孝子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研医术。
由此可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道理，这集中代表了古代医家的理念。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的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
3.推己及人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爱、真诚相待，即“仁者爱人”，“爱人”本身是情感的体现。同样，理想的医患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医乃仁术，’即爱人之术。众多医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仁”，用“仁”规范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在医学实践中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就成为了贯穿医德修养中的主线。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论语·卫灵公》
)是不够的;更多的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儒家教导人们的是“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公孙丑上》)。儒医对待病患需同样怀有推己及人的观念，就是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于是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宗旨。即要想到自己贫病的痛苦，就应当去关心、帮助贫病之人，因而要施药救助，体现济世活人精神，也就是儒家“泛爱众”的医学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教诲和影响下，医家在“行仁术”、“施仁爱”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即“急病人之所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去治疗病人，去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对于病患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睑滋，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清代名医费伯雄在《费氏医书》中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4.重义轻利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众多医家都亲身实践以医济世，舍利取义。
现在人们用“杏林春暖”这个成语来赞美医生的美德，它记载的是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旧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娠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这样的轻利义举也就成为了医家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要求“凡大惬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倡导医家把良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从医者应有善良的心地，不可存私欲邪念，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同时还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强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表现了古代良医重义轻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
5.以德待患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道德中“以德为先”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古代医家接受仁德思想，由以德待人具体化为以德待患。所谓“大医精诚”、“医乃仁术”、“无德不医”的优良医风更是值得我们坚持和传承的。古代中医带徒学成出师时，师傅以灯、伞相赠，以示不分昼夜，风雨无阻，为“一心赴救”之意。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要求“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急病人之所急，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