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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改革；教研活动；课堂质量；教师发展
【中图分类号】G62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02-0053-02
【作者简介】1.成瓦标，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实验中学（江苏淮安，223001）校长，高级教师；2.陈汝风，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实验中学（江苏淮安，223001）校长助理兼教务主任，高级教师。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全面推广“循环―差异”教学模式，全区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淮安市楚州实验中学作为“循环―差异”教学模式试点学校之一，扎实开展教研活动课程化，让“循环―差异”教学落地生根，破茧成蝶，引领全校课程改革和高效课堂建设向纵深推进。
一、规范教研活动流程，促进教研活动课程化
1.调查研究，事先探究出教研活动主题，充分提高教师对“循环―差异”教学模式的认识和理解。
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模式要被教师理解、接纳和运用，离不开对教师的培训。教研活动课程化首先要设计好对教师的培训问题，全面客观地了解教师实际需求或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题，并在分析和综合这些需求或问题的基础上，提炼整理，形成有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教研活动主题。依据“循环―差异”教学的要求，我们在汇总师生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好教研活动主题：如何整体把握“循环―差异”教学模式的内涵、目标定向环节的有效操作、个体自学环节的有效行为、同伴互导环节的有效引导、练习检测环节的有效评价、教师解难环节的有效设计、补充学习环节的有效要求等。通过有主题的研讨活动，促进了广大教师对“循环―差异”教学模式的认识和理解。
2.完成设计，针对主题确立可行目标，充分体现教研活动课程化的特点和要求。
课程的特点就是依据目标而实施教学过程，当目标确定之后，再进行研修活动设计，也就是课程设计。我们把研修活动的主题根据其内容分成课案研讨性模块，课堂反思性模块等。课案研讨性模块的目标主要是指通过对每个课案的研讨，统一学习目标的内容、表述和达成方案，学案的设计内容和结构安排，统一检测题的设计和分层要求，学方法及意外应急处理预案等；课堂反思模块的目标主要是指通过对每节课教学反思，总结成功经验，反思失误，相互取长补短，研讨补救方案和完善教学案内容等。
3.组织实施，依据可行目标设计方案，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尤其是教材资源。
依据主题和目标，设计出具体的教研活动方案，即教研活动的课程化不仅要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还要有清晰的操作思路和过程。操作方案思考得越充分、设计得越清晰，教研活动课程化的效果就越显著。我校制定了备课组每周半日研讨，每月教研组集中研讨的活动制度。学校制定了二次备课制度，要求各备课组、教研组对全区统一的循环差异教学案依据学校实际和学生实际进行增删修改和完善创新。此外，学校还要求各备课组、教研组必须面向全体学生，重视夯实基础，以教材为主体，适当拓展教材以外的教学资源。
4.发现实践，进行评价梳理操作过程，充分推动“循环―差异”教学模式不断完善。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及实施完毕后，还应有课程评价的跟进。评价是为了促进和完善，我校非常重视评价体系的构建和作用。我们建立了四级评价体系即学校评价、学科组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体系。学校成立教学工作督导组，对各学科组执行研讨活动制度、二次备课制度等进行督查评价，及时通报并提出整改建议。
通过对教研活动课程化的规范，我校广大教师教研活动的热情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教师们喜欢课程化教研活动，认为培训目的性强，培训内容有系统，研究探讨有突破，让他们受益匪浅。
二、实施教研活动课程化，谋求“循环―差异”教学新作为
1.实施教研活动课程化，使教师深刻理解和掌握“循环―差异”教学的理念和内容。
教研活动的课程化，规范和强化了我们的教研活动，约束了教师们的教研行为，使得我们在推行新的教学模式中有了制度一样的保证。如果没有明确的活动主题规范教师的上课评课，没有清楚的教研目标引导教师的教研方向，没有系统的问题提出、问题研讨、问题解决引导教师的教研前进，“循环―差异”教学模式的实施就会像以前我们学过用过的教学模式一样，学一学，用一用，丢一丢。通过教研活动的课程化，“循环―差异”教学模式运用中出现的一个个难题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我们通过不同规模的培训切实掌握了模式的基本理论，通过目标清楚、主题明确、过程完整、问题蝉联、连续不断、循序渐进的教研活动熟练掌握了模式的课堂运用。严格的课程化教研活动，使得我们广大教师较快地掌握了“循环―差异”这种教学模式的基本内容，并能够在教学实践中比较熟练地运用。
2.实施教研活动课程化，解决了“循环―差异”教学实践中产生的各种疑难问题。
通过课程化的教研活动，我们在“循环―差异”教学模式运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学生小组合作学习，这个环节学生通过互助活动把握学习内容，并为下面接受教师解难做好必要的准备，把握不好就直接导致课堂的低效甚至无效。为此，我们要求各教研组会同各备课组制订分年级、分阶段教研目标，并围绕目标明确若干活动主题。如语文教研组制订了七、八、九三个年级的教研目标：建立合作小组，制定行为规则，组织学习讨论，落实合作成果，准备小组展示等。三个年级根据各自特点又明确了不同的活动主题。在各备课组的努力下，这些关于小组合作学习的教研目标和活动主题都得到较好地实现，而这个实现都经过了个人思考、组内研讨、课堂实践、改进提高等完整有序的过程。语文教研组正是经过教研活动这种课程化的过程，较好地把握了“循环―差异”教学模式中这个十分重要又比较难以实施的环节，为整个“循环―差异”教学模式的成功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3.实施教研活动课程化，激发了广大教师教学研究的潜力，促进了自身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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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效率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一） 交易效率的内涵及意义
“交易效率”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于1988年模仿了“冰山运输成本”提出：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这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
（二）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经济学家日益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城市形成中的局限，纷纷改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效率理解城市形成中的本质问题。这类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多样化消费偏好和交易效率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Fujtia and Krugmna,1995)；另一类借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易效率、多样化消费偏好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Yang,1991,Yang and Rice,1994,Yang and Ng.1993等)。
二、2008年我国58个主要城市交易效率分析比较
从样本的选择来看，本文选取中国代表性的58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它们主要由中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重要工业基地或对外开放城市组成。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只有58个城市，只是基于数据收集的难度而折衷的结果。
（一）交易效率指标的初步选取与数据说明
杨小凯认为，交易效率改进既可由运输条件(新的运输技术或运输基础设施)引起,也可由制度性变化(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或更具竞争性的银行制度等)引起。赵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交易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类。本文结合杨小凯、Eigen-Zucch、钟富国、赵等知名学者的观点，交易效率指标将从以下层面选取。
（二） 数据处理与因子分析
1.数据处理
由于衡量交易效率的23个指标的偏度均大于0，呈多右偏状态，所以应利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使其变为对称分布，从而有利于下一步的信度分析。
2.信度分析
从表2交易效率各指标信度分析结果表可知，各指标的Cronbach的α信度系数为0.951，符合大于0.8的高信度检验标准，说明各指标均通过了信度分析，指标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
3.因子分析
表3是根据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的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KMO值为0.819远高于0.5的检验标准，Bartlett球形检验也达到1%的显著水平，可进行因子分析。但我们提取出来的主成分-因素1对交易效率各指标的解释力存在明显差异，对应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力小的指标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指标与我们需要的交易效率指标并不一致，可以予以剔除。剔除后的其余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4。
通过观察表3、表4可知，剔除某些指标后的KMO参数比未剔除前明显上升，Bartlett球星检验的卡方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提取的主成分-因素1对各变量的解释程度均进一步增大，这表明，我们剔除解释力低的指标的作用是积极的。
表5说明了主因素对变异程度的解释率，可以看出我们提取出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了15个变量总变异程度的78%左右，其特征值为11.784，相当符合按照特征值大于1以及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大75%以上的因子分析法提取原则。
综上所述，影响一个地区、城市的交易效率他的因素来自多个层面，不仅有来自于制度层面的、资源禀赋层面的、教育层面的、更有来自于基础建设、信息通信科技层面上的。最后，我们将因子分数系数矩阵作为新的变量保存下来，即为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交易效率指标。
下面为运用SPSS16.0计算得出的我国58个城市2008年交易效率得分及排序情况：
1.从直辖市角度看，北京排名第二，交易效率得分为9.907，天津排名第五得分为8.463，上海排名为58个城市之首，得分为10分，重庆得分为9.114排名第三。
2.从省会城市角度看，共选取了我国27个省会城市得分情况及排名分别为：石家庄得分6.407排名22，太原得分5.595排名30，呼和浩特得分4.569排名39，沈阳得分7.576排名10，长春得分6.843排名19，哈尔滨得分6.688排名21，南京得分7.557排名11，杭州得分7.67排名9，合肥得分6.342排名24，福州得分5.978排名27，南昌得分5.121排名34，济南得分6.715排名20，郑州得分7.147排名15，武汉得分7.814排名7，长沙6.851排名18，广州得分8.966排名4，南宁得分5.352排名31，海口得分3.771排名44，成都得分8.338排名6，贵阳得分4.979排名36，昆明得分6.072排名26，拉萨得分5.511排名31，西安得分7.206排名13，兰州得分4.606排名38，西宁得分2.905排名52，银川得分2.978排名50，乌鲁木齐得分5.062排名35；
3.从选去的其他城市角度看，包头得分4.898排名37，乌海得分0.000000159排名58，赤峰得分3.111排名48，通辽得分2.616排名54，鄂尔多斯得分3.038排名49，呼伦贝尔得分2.793排名53，巴彦淖尔得分1.41排名56，乌兰察布得分1.071排名57，唐山得分5.756排名29，秦皇岛得分3.686排名46，大连得分7.112排名16，大庆得分3.927排名42，无锡得分6.369排名23，苏州得分7.338排名12，南通得分5.153排名33，连云港得分3.928排名33，宁波得分6.949排名17，温州得分6.138排名25，厦门排名5.18得分32，青岛得分7.195排名14，烟台得分5.928排名28，威海得分4.195排名40，珠海得分3.662排名47，深圳得分7.737排名8，汕头得分2.976排名51，湛江得分3.802排名43，北海得分1.56排名55。
（三）交易效率指标与主要城市级别的关系
可以看出，城市级别的不同对交易效率及其各指标的大小都有影响。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大，相反，城市级别越低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小。即直辖市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
三、交易效率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关系看，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由模型1为只包含变量人均GDP的模型，该模型的可决系数仅为0.007，说明仅利用对数人均GDP这一个变量来解释城市化的解释力是不够的。在当我们将变量交易效率引入模型后，既得模型2，可知，此时模型的解释能力显著上升到0.564，且变量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系数为374.754，说明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积极且效果明显。另外，引入交易效率后，人均GDP的系数由-0.002变为-0.008，说明，交易效率在影响经济发展（人均GDP）的同时对城市化进程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
通过以上统计学分析和回归模型不难看出，交易效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交易效率数值越大。交易效率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是显著的，它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又可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交易效率共同作用。且表现为，人力资本在提高交易效率作用效果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的投入力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 (3) .
[2]赵. 交易效率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J].城市发展研究, 2005 (3) .
[3]樊纲,王小鲁,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2000年报告[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 (3) .
[4]赵,尹伯成.论交易效率与中国的城乡差距[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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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插花艺术 分组 实训
插花艺术是指以切花花材（植物材料）为主要素材，通过艺术构思和合适的剪裁整形及摆插来表现其活力与自然美的造型艺术，是融生活、知识、艺术为一体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该课程的艺术性、实践性较强。在插花艺术的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有效途径，通过实训，可加深学生对课程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训是对学生进行职业技术应用能力训练的教学过程。最终目的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但是，以现在一些中职院校的条件，正常开展插花艺术实训课程，还存在着一些客观和主观的问题。
一、插花艺术课程实训教学中突出的问题
1.师资力量薄弱 一些职业院校积极开设插花艺术课程，但在进行实训时，一般只安排一名教师指导，由于班级学生人数较多，从而使得师资力量明显薄弱，导致对学生的实训指导不足，学生的学到的技能不全面。
2.学校经费不足 由于客观情况，有些学校在插花实训中投放的经费不足，导致实训课程方式过于简单，学生训练材料有限，对各个项目的训练体验不够完整，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对职业岗位的适应能力。
针对上述存在的情况，要将插花艺术这门学科的实训教学落到实处，必须对实训的模式进行改革。
二、搞好实训教学的主要途径
1.优化教学方法，精简教学内容。在插花艺术的实践教学中，有效的将项目教学法运用其中，精简教学内容。具体做法是在讲授过程中结合职业能力，把插花艺术的实践教学内容分为若干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又分有不同的任务，教师在指导学生完成工作任务时，强调“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针对项目中的每个任务，进行具有个性的实践训练。
2.分组实训，改革实践教学模式。为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动手机会，同时也为了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组织学生合作学习，相互协作完成插花作品。
（1）组织合作学习，合理分组，实现小组实训，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合作学习，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学生的分组问题，这也是合作学习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在实训过程中，可将学生6-8人分为1个大组，每个大组内又细分为2-3个小组，每个小组2-3人，每个小组相互协作完成1个插花作品，1个大组共完成2-3个作品。在小组合作学习时，大的问题由组长布置分工、安排学习，小的问题小组交流，难的问题全组解决，组内每个学生都有展示、交流的参与机会，有利于小组成员的共同发展。在分组时，要精心搭配小组成员，教师应按照学生差异进行分组，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优化组合，使每个小组都有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学生。小组合作的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但也会出现组间的较大差异，教师应根据平时组内成员的表现以及插花作品的成绩，掌握学生个别差异，了解各小组的合作状况，进行及时的人员调整，使之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合作能力。构建好小组后，教师还要帮助各小组进行合理的人员分工，明确任务职责，合作学习时才不会盲从。组内成员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现小组角色的互换，增进生生互动的有效性。实训小组形成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训活动，在组内充分发挥主体性。
“分组实训”这种插花艺术课程实践教学中采用的学习方式，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能激励学生发挥出自己最高水平；能促进学生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能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交流，改进人际关系。分组实训，小组内自我管理，自我评价，这对解决师资不足的情况也有改善。
（2）规范评价机制，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教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巡回指导，随时掌握学生动态，提醒学生实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容易出错的地方，对学生操作中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上给予充分的分析指导。对学生作品在小组评价的基础上，教师作一个最后的总评。每个学生的作品的评价以自评、小组评、教师总评各占不同比例得出最终成绩，这样的评价过程既可以避免“一次性”的考核方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能给学生提供探索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也能更全面、更准确、更客观地评价学生的成绩。
3.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实现材料再利用。插花艺术实践活动消耗的费用较高，在实训过程中需准备大量的花材，就地取材可以解决资金缺乏问题。尽可能利用当地随处可见的园林植物作为实训材料。如在校园中就可采摘金边黄杨、栀子叶等作为填充叶材，用山花、野花等作为花材，各种生活废弃品如酒瓶、碗、罐等作为花器。这样不仅节省资金，还具有地方特色，同时能锻炼学生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艺术美的热爱。对于必须购买的花材，尽量做到多批发少零售。在实训时，把几个班级相同内容的实训尽量安排在1-2天内完成，这样花材可以充分利用，甚至可以在第一个班级实训完之后，第二个班级继续利用，只需要稍加补充即可。通过采取以上的办法，可以实现实训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材料的再利用，同时也解决了实训中经费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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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称谓语，称谓系统，语用机制，文化差异
人际间的相互称谓语是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梁，是人们之间对相互关系的一种语言表述，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集团规范。前者体现了人类社会中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社会地位关系；后者则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情感好恶关系。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称谓系统。每种称谓系统都是这个民族内部社会交际的产物，反映着该民族独特的风俗和文化。在人们交际活动中，言语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恰当、得体的称谓语。不恰当的称谓语会给言语交际活动带来障碍，会让交际双方感到不快，或留下某种印象，给以后的交往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不同语言的称谓系统的差异，并遵循对方语言称谓系统的语言表达规范是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之一。
一、英汉称谓语之选择方略
选择何种方式称呼对方取决于诸多因素。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称谓语在数量上和指称的范围上都各有特色。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 各民族的称呼行为都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可能是该社会中权势性和平等性的象征。从称谓语的交际功能上来看，称谓语选择之方略则可以分为三大类：亲属称谓语、社交称谓语、描述性称谓语[1]。亲属称谓语是用来表示家庭结构中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称谓语。社交称谓语则是用来直接反映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人际关系的称谓语，它包括关系称谓、职衔称谓、敬称称谓、谦称等，如汉语中的李局长、何教授、犬子等，英语中的professor、Your Majesty等。描述性的称谓语是指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出于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抒发说话人或作者的情感、增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而使用的称谓语。这类称谓语主要在汉语中使用较广泛，而英语中较少使用。它们用词简练、语言生动、形式多样，其主要功能不是起称谓的指称作用，而是表示亲昵、喜恶、戏谑、讽刺、请求、辱骂等情感意义，这是描述性称谓语的重要的语用功能。描述性称谓语包括亲昵称谓、戏谑称谓、转称、雅称、贬称和骂称等，如汉语中的乖乖、辣妹子、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等。
二、称谓语使用所遵循的语用机制——会话含义、礼貌原则和得体性原则
称谓语的根本作用是引起受话者注意和保持发话者同受话者之间的联系。称呼语能够传递与说话情景相联系的、有关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语用信息。
会话含义是格莱斯提出的一种语用推理，它以话语的语义内容和对一般语言交往的合作本质所作的交涉为基础[2]。交际双方要正确推断出话语的会话含义，必须都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所说话语的规约性内容、合作原则及其准则、说话的语境、发话者和受话者共有的某些背景知识。对于文化背景相同的中国人来说，汉语中的称谓语，可以让受话者感受到尊重、喜爱和礼遇的特殊含义，因而能缩小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密切相互关系，会话含义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对文化背景不同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就可能无法体会到这些不同的称谓语所蕴涵的特殊含义。
无论是汉文化中的称谓语还是西方文化的称谓语，它们的使用都遵循礼貌原则和得体性原则，让受话者从发话者的称呼中感受到相互之间的亲疏远近、情感好恶，而这种亲疏远近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以后的交际活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要遵循礼貌原则首先使用得体的语言。所谓得体的语言，就是发话者面对确定的受话者，能够选用符合该语言文化背景的，对当时当地场景来说最合适的称呼语。因为能够得体的称呼交际对象，才能为成功地交际创造有利条件，才能使下面的交际活动顺利进行。在中国，大家庭是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人们的宗法家庭观念很强，极为重视相互之间的亲缘纽带关系。在亲属关系和一般人的关系上，非常讲究名分、辈分、社会关系。论文参考网。长幼有序、尊卑不同、亲疏不同、内外有别，所以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的称呼礼仪繁多，名称区分非常细致。人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在各种场合中要使用准确、适当、得体的称呼形式，在正式场合中更是不允许出现称呼错误。
三、英汉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比较
由于英汉语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血缘关系以及文化价值取向，因而使得中英文化中的称谓语系统存在很大的差异。
1. 不同的社交称谓语体现出两种文化中不同的礼貌原则。
礼貌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一个民族使用什么样的礼貌称谓取决于该民族语言的特点和文化的传统习惯。
“讲礼貌、尚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向来遵从“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以及“卑己尊人”的礼貌原则。要做到以礼待人，称呼语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汉语的亲属称呼也讲究长幼尊卑之分，特别是对长辈，交谈双方必须使用恰当的称谓，如大哥、二叔、三姨等，这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同时，除了朋友之间，上级对下级可以直呼其名外，其他人的名字都不能直呼不讳，甚至给孩子起名也要特别注意不要与长辈之名同字同音[3]。而英语国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同辈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挚友之间往往直呼其名，以表示亲热随和，更有甚者孩子对父母、长辈老师也都直呼其名。这就使得英语中的亲属称呼语贫乏而松散，长幼无别。英美人对父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使用一个称谓即cousin，甚至连“祖母（婆婆）”与“外祖母（外婆）”都不予区别，统称为grandmother。中国文化提倡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人们用“老”表示尊敬爱戴，资深历练，有威望的意思，如“老教授”、“老丁师傅”等，这些词是对老年人的尊称，显得亲切、文雅有礼。但这种尊称在英美人中却行不通，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old乃是“不中用了”的代名词，因而Elderly和senior常被用来代替old。此外，汉语中的亲昵称谓和拟亲属称谓语，也都颇能体现汉民族的文化内涵。他们能让对方感到尊重和亲近，因而能够缩短交际双方的距离，收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因此，在日常交往中，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礼貌地运用“王叔叔”、“志刚哥”等充满人情味儿的称呼语。而在英语国家，对于亲属关系以外的人使用亲属称谓，即拟亲属称谓语，是不符合西方习俗的。
在西方社会中，由于其文化价值取向、道德观、社会格局、人际关系等与中国截然不同，对相互称呼语的使用和对其意义的解释也自然相差悬殊。一般来讲，西方人际交往相互称呼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地位，即交际双方是“权势”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如果是“平等”关系，双方将会采用对等式交流，即双方都直呼其名，或采用亲昵称谓。但当交际双方之关系是一种“权势”关系，即双方社会地位有距离，或双方属于初次交往，那么双方就会采用一种“非对等式交流”，即采用直呼其名、头衔称谓和恭敬称谓。此时，地位较高者所使用的称呼语无疑是一种权势的标志，而地位较低者使用的称呼方式无疑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手段，如Professor Bloomer、Dr. Stevenson等。不过，由于受平行社会关系、个人本位取向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人们较崇尚对等式称呼，这体现出一种平等的文化取向。如对陌生人，可直接单独使用Sir、Madam等，也可以Mr. +姓的方式。但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一味地称呼男人为Mr. soand so，女士为Miss soand so，容易使对方感到不快。因为英美人很注重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个人主义较强。在我们不了解对方的身份时，这样称呼是可以的。但如果知道对方是校长，教授或博士时，就应根据他们的学衔、职称来称呼。
2. 不同的亲属称谓语体现出不同的称谓体系
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亲属称呼语反映出两种文化中不同的家庭结构、亲属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重名分、讲人伦”的封建伦理观念，与西方社会“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观念，使得汉英语言在称谓体系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国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宗族制度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使中国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族制度，同姓宗族大家庭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族内部成员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因此，在中国，常常用表示血缘或亲属关系的名词去称呼家人、亲属，如大哥、三妹、乃至用其称呼朋友或陌生人，如伯伯、阿姨、老奶奶等，这种称谓方式在世界上其他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同时由于中国的福利制度还不是很健全，各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依然存在。另外，与英美人的个人主义相比，中国人则更多地遵从忍让、敬老、服从和牺牲的文化价值观念。
英美人的家庭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权威中心型家庭（authority centered）；另一种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4]。前者与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相似，但在西方，这种类型的家庭大多与富庶、权势之家相连。后者在西方家庭结构中则占据了主要地位。英美人血缘观念十分淡薄，亲属关系相对松散。一方面，他们的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家庭内部子女一旦成年就独立门户，各自谋生。另一方面，由于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比较注重个人的功名与成就，很少以父母亲属的成就为荣，这也就更加剧了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此外，由于西方社会多是一些高福利的国家，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所以，一旦子女成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开始疏远，子女只是到了过年过节才回家看望他们，平时很少往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尚且如此，其他的亲属关系就更加淡薄了。
汉文化中的亲属称谓语数量多，语义明晰，内外有别，男女分明；西方文化中的亲属称谓语数量较少，语义模糊。汉语语言中的亲属称谓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语义明晰。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家族中，几代同堂，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人员关系极为复杂，但指称却十分明确。论文参考网。赵元任[5]先生在《中国人的各种称呼语》一书中列举了114种亲属的称呼语。每种又有正式名称、直称与比较文气的称呼之分。论文参考网。如父亲方面的great grandfather, 在汉语中的正式名称是“曾祖”，直接称呼是“老爷爷”，书信中可能用“曾祖父”。相比之下，在西方社会中，无浓厚的宗族观念，家庭结构比较简单，成员数量较少，相互关系明确，因此导致亲属称谓语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指称宽泛，语义模糊，如：grandfather(祖父、爷爷；外祖父、外公)。如果一定要区分清楚，则加上paternal(父亲的)和maternal（母亲的）或者用 on the father’s side （父亲方面的）和on the mother’s side（母亲方面的）这类表达法附加说明[6]。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社会由于各自的文化取向、社会格局、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截然不同，导致英汉两种语言对称谓语的使用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和掌握英汉语言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根据交际语境，恰当运用能融洽交流双方关系的称谓语，能有助于双方的进一步交流，对顺利完成交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否则，称谓失误，就容易使交际双方产生心理距离，导致交际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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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拯亚. 语言与文化[[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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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空间；隐私观；跨文化交际
人类语言行为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行为。根据美国语言学者萨摩瓦尔和波特的定义，非语言交际指在交际环境中的表情语，服饰语，体态语，时间语以及空间语。上世纪50年代霍尔（Edward Hall）提出“个人空间”的概念并划分出人际交流的四个地带。笔者认为个人空间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非语言交际中个人空间概念的定义
所谓个人空间是指环绕在一个人周围的心理防御区域。它是个体与个体以外的人和事物之间所保持的无形的空间距离。这个空间就像包围着人体的一个巨大“气泡”一样。一旦个体以外的人或者事物突破了“气泡”，进入个体所需的充足空间时，人的心理上就感到不安，焦虑，紧张，迫使个体会自动后退或是离开。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根据人际间亲昵和疏远的不同程度划分了四种区域或个人空间距离。人们的个体空间需求大体上可分为四种距离：公共距离（audience distance）、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
一个人对于空间范围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当其他个体或者事物超越这个度，进入他的空间范围以内，他就会感到不安和焦虑；而当一个人的空间范围相对大于实际所需限度时，他又会急需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因此对于个人空间范围的把握就是对“度”的把握。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因人而已；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个人空间概念的运用则更不相同。
二、中西方个人空间概念差异表现
个人空间概念因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在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提到了“接触文化” 和“ 非接触文化” 的区别。前者在人际交流中习惯于身体接触，个人空间的需求领域相对较小，后者不习惯于身体的接触，个人空间的范围要求较大；有的学者把这种空间的利用称为：聚拢型和离散型。下面主要以中国人和英美人为比较对象，研究一下由于文化不同带来的个人空间利用的差异。
案例1：中西办公领域中个人空间要求
西方人一般有很强的空间领域感和个人私密感。由于这两种要求，他们经常用墙，门等把个人工作或生活的地域隔起来。比如，在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如果有可能，每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尽量有自己的办公室，如果不可能，也是绞尽脑汁地将一间大屋子用活动板隔开，至少也要将办公桌分开，尽量给每个人有自己的领地，他人不要随意侵占个人的私有空间。如果办公室门敞开着就意味着一种邀请，你这时便可轻轻敲门以示对办公室主人的尊重，随后自然地就会受欢迎，中国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一般具有共享地域空间的能力，因此很少意识到对空间西方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可侵犯的财产。
空间的观念是立体的，不仅包括领域的大小距离，包含领域的高度。“拉开距离”具有保持身份的威严的功能，而保持空间领域的高度又是支配权利的一种方式。法庭、教堂、礼堂、会议厅的布置都十分注重利用空间距离来发挥这一功能，以表现优越感与从属关系。在中国，长辈和领导面朝南坐，在西方则坐在椭圆桌子头的位置，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空间的运用和安排都有着各自的模式，从而构成无数文化差异，让空间的使用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功能。
案例2：中西问候礼仪中的个人空间要求
对于初次见面或交往不深时，东方人对“个人空间”的概念薄弱。比如在电梯，巴士或火车上，素不相识的人拥挤在一起，东方人可以容忍身体与身体接触的那种挤，西方人无法容忍。在对个人空间的要求方面，中国人要比西方人小得多。
我们看见别人穿了一件漂亮的外衣，总喜欢摸一摸，甚至还要询问从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来表示我们对这件衣服的赞美，对于西方国家人来说这是很不合适的，他们非常重视对本人物品的私有，他们把衣着认为是他人无权触碰的个人私物，不准别人随便触摸，也很讨厌交往不深的人打听此物的价钱，这是英语国家的禁忌。
案例3：中西家庭中个体的个人空间要求
美国人会给他们每个孩子准备单独的卧室，这常常让中国人觉得吃惊，不过这也表明了美国人将个性和个人隐私放在首位。在中国，人口密度和拥挤的环境条件使人们几乎不可能控制环境以保留自己的隐私。
My home is my castle就是西方个人空间观念的典型习语体现。每个家庭成员拥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房间属于自己隐私的一部分――个人领域，外人不经过允许不得擅自闯入自己的房间，否则就是对自己隐私的侵犯。
三、中西方个人空间差异成因
中西方的个人空间概念之所以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追根朔源是在各自文化影响下培育的不同的隐私观和价值观造成的。
（一）隐私观与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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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贸英语 文化差异 不对等 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4－0184－03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就好比是暹罗双胞胎（Siamese Twins），即一种共生共长、难以分离的关系。这是因为，所谓的暹罗双胞胎就是一对生活在医学尚不发达的19世纪的连体孪生兄弟，即出生时因肺部连在一起而终生这样相伴生活的Eng and Chang。语言和文化就像这对暹罗双胞胎一样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共生共长。文化不仅是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人的大脑的产物，它通过语言传播、维系和发展。它承载着文化，最集中地体现着文化的精神。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轨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语言就是文化，文化也就是语言！语言的翻译既有艺术之美，也有科学之真，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其目的都是为了求善、求真、求美。因此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刘法公教授曾根据商务英语的特点，提出商务英语翻译应遵守“忠实（faithfulness）、准确（exactness）、统一（consistency）”的原则，提出“信息等值，概念表达准确，数码与单位精确，概念与术语保持统一的要求”。［8］忠实性是所有英语翻译最基本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对商务英语来说。准确地理解和翻译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商务英语的词句，对不同文化的商务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东西方由于种族渊源、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不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体系，从而人们的观念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语言表达等也大相径庭。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应慎重，以免出现“文化冲突”。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一般来说，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对待事物认识方面的文化差异
1．品名的翻译
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命名上。作为许多出口的中国特产，基本都有了固定的英语译名。这些翻译译名已约定俗成，若译者随便“硬译”，必然物名分家，如：清凉油是essential balm，而不是cooling oil or qin liang oil，风油精是medicated oil，而不是feng you jing。另外还有“馄饨”、“饺子”、“汤圆”等都被称为“dumplings”；“cabbage”一词则用来统称我们的“白菜”、“卷心菜”和“黄牙菜”。再者，汉语中的“红糖”翻译成英语是“brown sugar”，为什么“红糖”翻译成英语就由红变棕了呢？这是因为汉语是就红糖冲泡后糖水所呈现的颜色而言，于是糖就有了红与棕之分，而英语中是直接按糖本身的颜色来命名的，有了红与棕之分便不足为奇了。因此，我们在翻译相关的品名时，一定要谨慎，以免给商品的出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商标的翻译
商标在产品销售中起到重要的广告作用。驰名商标在消费者心中就是可靠的质量和优质的产品，就是合理的价格和良好的服务。语言是“文化的镜子”，商标用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宝洁公司的商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宝洁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认真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从而迅速打开了市场。他们将公司名称 P&G（Protector and gamble）汉译为宝洁。“宝”喻指产品的品质；“洁”则指该公司主要经营日用品。20多年来，宝洁公司向中国市场推出10大类近30个品牌的产品，其中中国名字都是广泛的调研之后产生的。现在无论Rejoice飘柔、Pantene潘婷、Head and Shoulders海飞丝，还是Safeguard舒服佳、Olay玉兰油，亦或是 Whisper护舒宝、Crest佳洁士、Tide汰渍、Pampers帮宝适等，无不在中国享有盛誉。下面几例商标的翻译，更体现了两种文化差异。
（1）金鸡牌闹钟――Golden Cock Alarm Clock
（2）白象牌电池――White Elephant Battery
（3）红星牌电扇――Red Star Electric Fan
作为商标，以上3例商标翻译没有符合英国国家的文化习俗，更没有体现商标所应具备的富有创意、内涵的特点。例1，“金鸡”在汉语中，可联想到晨鸡报晓，实为妙语，但在英语中cock是下流话，属禁忌语，应改为rooster。例2，“白象”在汉语中意念不错，可理解为“力量巨大”，但“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是指“大而无用的东西”，想必消费者不会去买那种无用的东西。例3，“红色”在汉语中当然是一种吉祥的颜色，但“red”在英语中象征暴力、流血，消费者会对这样的电扇望而却步。再如我国生产的“紫罗兰”男装，若用Pansy（紫罗兰）作为商标，则在英语国家销路不会太好，因为Pansy这个单词指的是“女性化的男人”。
3．广告设计的翻译
广告离不开语言，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任何广告都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上。文化差异造成的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点等都会影响人们对广告的理解及广告的效果，从而会进一步影响到商品的销售。在美国，一则广告的口号可以出现“don’t spend a penny until you’ve tried”（试用前别花一分钱）这样的用语；而在英国，就不能采用这样的广告口号，因为“spend a penny”相当于“got to see a man about a dog”（轻视某人）。在商务活动中，一个小小的广告误译，就会使企业受到巨大损失。曾有一家公司在国内的广告中宣传：“请在你的餐桌上使用最好的餐巾。”广告效果甚佳。于是，当他们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时，原封不动地使用了这则广告，在英国却引出了笑话。在英国人眼中，美国人讲得不是真正的英语，而是美国式的英语。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使用不同的习惯语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英国英语中，餐巾一词是“serviette”，而美国英语中的餐巾“napkin”一词，在英国英语中是“尿布”的意思。这家公司不知不觉把其产品宣传为“请在你的餐桌上用最好的尿布”。自然，其销售额是无甚指望了。因此，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十分注意语言的文化差异。还有一则这样的广告词：“欢迎来到天涯海角。”在对外宣传英译时曾经这样翻译：“Welcome to The End of the World.”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在不负责任的译者笔下成了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或“大难临头”，谁还会来旅游？例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再者，tiger一词收在199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Ⅱ）中的释义：A nickname for any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smaller economies of East Asia, esp. those of Hong Kong, Singapore, Taiwan，and South Korea．（任何一个在经济上较为成功的东亚小国或地区，尤其指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二、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 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可想此台灯的销路。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人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三、词语概念的文化调停与谴词造句的文化重组
词语的意义与其使用的语境密切相连，并与其存在的文化息息相关。语境不同，词汇的意义也有差别。如“joint venture”在一般经贸合同中指“合资企业”，而具体到招投标合同中，指多个投标人为了满足招标人提出的条件暂时结成的联营体常译为“联营体牵头公司的名称”。“Turnkey Contract”通常指“整套承包（合同）”，而具体到招投标合同中，指的是“总包（交钥匙）工程招标文件”。
此外，现代英语中一词多译现象相当普遍。因此，汉译时如果不懂专业，随意去选择词义或照搬字面意思，其结果不但使译文失去原文的规范性，也会使译文令人费解，使读者不得其意。例如：
（1）We shall give you a special discount on an order exceeding 10，000 pieces.
如果订货超过一万件，我方将给予你公司一个特别回扣。
（2）The exporter may take the accepted bill to a discount bank before the maturity if he is in urgent need of the amount of money.
出口商如果急需用这笔钱，他可以把这个承兑了的汇票拿去贴现银行贴现。
（3）Exchange dealers only work with these differences, i.e. with premium and discount, expressed in decimal points, between the spot and forward prices.
外汇经纪人只赚取这些差额，即利用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之间的差价，以小数点表示的贴水和升水。
以上三例中都有discount一词，但分别用于不同的专业，即表达三个不同的意思。外贸业务中表示“折扣”，银行业务中表示“贴现”，而外汇业务中表示“贴水”。
四、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是名牌产品，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在乍得、贝宁等地，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1．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
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 nor 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2．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
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 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
3．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
例如，英语的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各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所以，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往往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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