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美学的内涵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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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美学的内涵

生命美学的内涵范文1

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生命美学的内涵范文2

关键词:乐舞一体化;身体美学;文化根源

中图分类号:J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201-01

1 身体美学本体论

身体美的本身追求一种和谐,所谓“嗟叹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本意即心的愉乐,它是心灵的表现,在“言不尽意”的语言认识论下,中国人最早发现肢体语言比有声语言更加生动、直接、酣畅。因为它是与心灵由外到内,与抽象到具象的自然流露,较之有声语言由抽象到抽象要形象、生动、丰富得多,也可以说身体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的最便利、最直接的工具,它超越了思想文化的限制,人人皆可“手舞足蹈”地表达情感,所以乐舞一体化是生命本能的自然勃发,是意识觉醒后,人类首先掌握的表情达意的一种语言工具。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著《手记》中云:“凡音之起,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旌,谓之乐”。在也进一步表现了乐舞一体化的生命本体论。声音和动作,在身体美学体系中是结合最紧密的两种语言现象,即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的结合,表情与达意的结合,心灵与物质的结合,抽象和具象的结合。

2 身体美学认识论

声音和动作是人类发育的产物,是与自然分离过程中,五官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直立行走改变了人的声带的粗细长短,从而也是人的声音变化更加丰富多彩,语言的丰富表达能力拥有了坚实的生理基础,人类也获得表达情感的愿望,但认识事物又必经从命名开始,而命名的过程却需要漫长的认识与提高,它并没有与表达人类情感的渴望保持同步,所以肢体语言就获得了替补作用,它先天本能就与声音结合起来,从“张牙舞爪”到“手舞足蹈”、“载歌载舞”;人类一下子从蒙昧时代过渡到了文明时代,人类从自然的声音与动作中、从生殖崇拜的动作模仿中,人们宣泄着自己的情感,表达着生而为人的欣喜和狂放,在理性与感性的张扬中,人的主体性意识开始逐渐确立,特别是自然的对象化,声音和动作成为人们表达情感与天地和谐交流的主要媒介,天地风雨声心旌摇曳,观山则情溢满于山,观海则情溢满于海,在声音(语言)的表达中,“手舞足蹈”便成为语言“词不达意”的最有力的补充,而且随着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意识的逐步建立,人们更需要在动作和声音的有力配合中达到与天地神共融的和谐之境,把人的生命情感通过声音和动作这一媒介与天地融为一体,达到心境相谐、心声相通的灵化之境。

3 身体美学价值论

声音和动作是人类表达情感最便捷的工具,音乐的节奏感与人体动作的协调性配合的最为相得益彰。从价值论视角来看,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心律的美学延伸,动作也是人对生命行为的固化,二者本身都是身体美感的有力显现。西方哲学家尼采也是这样让身体成为思想的首要问题,乐舞一体化就是身体美学的自然呈现,也可以说在我们惯常的思维二之论中误解了身体,因为它建立了身心二之论,一方面将身体等同于动物性的肉体。另一方面又使这种纯粹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被理性贬低和遗忘。尼采认为现实世界中只有身体唯一真实的存在着,灵魂或精神隶属于它。我完完全全是肉体,而不是别的什么。灵魂不过是肉体的某一事物的称呼。肉体是一个大理性,你的小理性――被你称为“精神”的,是你的肉体的工具,你的大理性的小工具与小。身体是大理性,精神则论为工具意义上的小理性,二者不再是二之对立的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乐舞一体化,本质上就是这种“身体大理性”的最有利的显现,乐和舞都是身体理性的觉醒和呼唤,是生命在场的真切体现,乐舞是一种源于生命勃发的本能,所以从这一点看我们包括乐舞在内的身体美学,它的价值判断已经超越了传统文化学意义上的科学判断,功利判断和审美判断,而完全是一种生命价值论的判断,它是生命活力的本质显现,是在音乐和舞蹈的完美结合中生命的大合唱,是对生命沉沦的拯救。在乐舞的情感抒发中,身体美学的内涵不断地得到阐释和张扬。“身体”拜托了肉体的沉重,开始变得自由和轻盈,身体由“不在场”重新回到“在场”,由“负担”变成了一种美的载体。

4 本身实践论

生命美学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 :     天人合一 ;美在自然;自然美之大美;自然美之生命美;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周易·易传》就提出:“夫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这是古人在和自然的相处中,以及在对自然的感悟中所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境界。这一思想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国由古至今,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中国的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儒、道、释都有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论述,并且都认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相互亲和的关系中,把人的情感与精神,人的理想与追求,同自然的精气神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把自然的物质属性升华到了具有情感和精神的自然,使得自然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拓展。自然美除了自身的美感之外,更多地赋予了自然以人格之美,比如崇高、伟大等美感形式都可以在自然中找到体现的载体。这种人格化了的自然,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种状态。通过这一状态,人的情感和精神与自然之生命状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系统。这种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绘画领域,创造了很多绘画方面的美学思想,自然美也成为这一思想指导下的重要的美学思想。

一、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着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造就了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美

天人合一思想侧重于表达自然与人的融合,尤其是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融合,这种物我的融合,与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追求是一致的。《周易》是中国古人对天地自然变化和人类自身生活相互关系的一部理论着作,而“天人合一思想”则是《周易》的核心理论。《周易·系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这是人在参悟天地运行后所形成的一种合一的境界。周易中关于天人合一的追求,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都得到认可,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老子也对天人合一的自然论观点做了阐释,《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里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说自然中有四大,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3]老子在这里把人作为自然四大之一,把人同自然连为一体。在这个相互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一个脉络,那就是人法地,法天,法道,到最终的法自然,那么自然也就是人所追求和效法的最高的标准。这种理念表现在美学上,那就是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理论。宗白华1921年就指出,生命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也是一切美的源头。自然美所蕴含的生命内蕴,成就了自然美的美学价值和自身定位,自然美也就成为人类追求美的最高的标准,也是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人们在艺术追求上的最高的标准。

二、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表现,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

从原始社会的岩穴壁画,到对工具美的创造,再到生活中对工艺美的表达,始终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书法和绘画成为主要的绘画艺术形式的时候,人们对美的追求也需要在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去寻找。其实不光是美学,中国的政治、思想、生活都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就连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都是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相统一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绘画美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天人合一思想的烙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自然美也就成为了必然。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自然论观点和美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历来为画家和理论家所重视。这主要在于道家把人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分割。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老子将自然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自然涵盖了人、地、天和道,这也是对自然的一个定位。而天人合一的最高追求就是顺应自然,或者说是合乎自然。人们对美的理解和创造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效法于自然,也因此,自然美成为美的最高追求,“美在自然”也成为画家们的自觉的追求。在道家的思想里,自然除了上述说的自然界之外,还包括自然的状态,即道家所认为的自然无为的状态,也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意思,这也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老子崇尚这种自然观,老子反对伪美,即矫揉造作的美,他推崇朴素纯真的美。《道德经》里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一种大美的标准,大音若无声,大象若无形,就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那就是至美的乐音,至美的形象已经到了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反倒给人以无音、无形的感觉。比如自然界的音乐,那可是最好的音乐了,可是有时你身在其中的时候,又可以听而不见,这时声音和自然已经融为一体了。与此哲学思想相对应,也产生了关于自然美方面的相关理论。比如,人们讲美的创造要妙造自然,浑然天成,这是对自然美的基本要求。唐代的张彦远把自然列为绘画作品的上品,自然之下依次为神、妙、能、谨细。《历代名画记》中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5]这些都是古人在与大自然的相互交融和感知中经过不断地提炼和升华所得到的自然之美,历来为文人和艺术家所重视,形成了关于自然美的理论体系。

庄子顺承了老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为大,自然美也就是大美,最高的美。庄子认为道的自然无为的本性创造出天地之间的大美,其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6]这里提出了大美的问题,那何为大美?根据庄子的思想来看,这里的大美也就是指的自然之美,或者说大自然的朴素的本真的美。这种美显示着自然的纯真与朴素的特点,是美的本源,美的极致,也是对美的最高的追求。庄子在《山木》篇还提出了“既雕既琢,复归于朴。”[7]的美的观念,就是通过雕琢去掉表面的华饰,回归到朴实无华的自然的本真的美。庄子又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8]庄子把自然朴素之美看成是最本真的美,是一种内美,一种理想的美,任何形式的美都无法和它比拟。这里的大美可以和张彦远的“谨细”的标准相对比,谨细的美为绘画作品的末端,自然美才是画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人们平常所说的绘画要大气,包括雄浑大气,要以小见大,画面要雅致,并且要有大雅之致,才能体现出绘画的大的气势和大的境界,大的意境。中国后来的大写意绘画,强调作品的精、气、神,强调抒发大的情怀,这也是对自然本质的内在追求,是追求自然美的重要的方面。有时绘画讲求大巧,力避小巧,小巧到谨细则为病态,而大巧才是美的,如同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就是一种不加雕饰的朴素的美。

三、自然美是一个生命美学系统

在美学的领域,自然美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自然美是一种生命美学,并且同自然一样,它也是一个完善的生命美学系统。

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不断地为自然美注入新的活力,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这也是自然美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在绘画中生命的感染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来自于自然,浸润在人的心灵,是在人对自然的感应中所赋予的情感生命,是自然美依托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下所形成的人和自然相互交融的美学理论。现实中,自然又是纷繁和复杂的,在自然美描述中,人们往往关注具有生命感的自然之美,这种美感往往比较直观,很容易为人们所感受到。那么在自然中的没有生命感或者是缺少生命感的自然物象那里,人们又如何体现它们的生命感呢?首先,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不是简单地结合,而是全方位地融合,尤其是心灵的融合和精神的融合。这种融合在绘画领域体现得也很明确,比如自然中没有生命的枯藤,艺术上称为“万岁枯藤”的实例来说,万岁枯藤即使是枯死了,也因为它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和用笔上的趣味性而备受画家喜欢。枯藤虽然是没有生命的物象,但是中国的画家们由于深受自然美的影响,所以在表现时就运用“移情”的方法,把枯藤的历史沧桑感和饱经生活洗礼的生命感充分地体现出来,使其获得了艺术性的再生。在运用笔墨表现的时候,将润泽的富有生命之感的表现技巧运用到对枯藤的表现当中,使枯藤如同沐浴在春风当中,赋予它以春的生命之感。

这里充分展示了中国美学的博大与精深,其中也蕴含着中国绘画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那就是“移情说”。另一方面,画家们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找到了表现自然美的方法,当表达秋风冷冽,万木枯槁的景致时,在笔墨的表达上,一定会在枯笔焦墨中润含春雨之感,使之具有生的气息,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表达要求,其核心的思想是要体现出生命之内涵,呈现生命意味的自然之美。

天人合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绘画美学,是中国绘画美学的哲学来源。天人合一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一个自然的系统,也是一种自然的和谐的生命状态。在天人合一思想里,自然美作为一种生命美学,它是一个有着生命力的活的循环系统,意即自然美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总而言之,自然美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其内涵也很丰富,自然美也和很多的美学理论相联系,或者说中国美学的很多理论,归根结底都最终回归到自然美这一范畴里来,而其最终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自然美的文化基础或者说是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想,也只有天人合一思想里的自然美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才具有深远的美学上的影响力,也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自然美及其相关的美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孙鹏昆中国画天人合-“思想研究[M].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2.

[2]窦可阳接受美学与象思维-接受美学的“中国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26.

[3]老子.道德经的智慧[M]丹明子编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85.

[4]老子道德经的智慧[M]丹明子编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85.

[5]何志明,潘运告唐五代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178.

[6]陆永品庄子通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30.

生命美学的内涵范文4

关键词: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美感要素

园林植物景观美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充实了更多的内涵。完美的园林植物景观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园林植物景观之美,是多形态、多成分和多层次的。当前,随着生态园林建设的深入和发展以及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等多学科的引入,园林植物景观美的内涵也随着景观的概念范围不断扩展,传统的植物造景概念、内涵等已不能适应生态时代的需求。植物景观建设不再仅仅是利用植物来营造视觉艺术效果的景观,它还包含着时间上的景观、生态上的景观、文化上的景观甚至更深更广的含义。同时,营造视觉景观、提供生活空间、改善生态环境和构筑审美意境也是种植设计的四项最基本而主要的功能。因此,本文将园林植物景观美,分别概括为形式美、时空美、生态美和意境美等4个层次,通过园林植物景观美的创造手段来表现和实现。

1 形式美

传统的植物造景定义为“利用乔木、灌木、藤本、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并发挥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观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植物景观的视觉效果。园林植物景观设计是一个艺术门类,它要遵循形式美原则。对于设计者来说,为了满足审美者的感官享受,调动审美者的联想和想象,景观设计师在设计中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时代审美观点,以技术为主导,并运用一系列的设计方法来体现设计者的构思,从而对人的感官形成刺激。视觉体验到的园林植物景观形式美是人们体验美的起点。

2 时空美

园林植物因为有强烈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建造功能,使之与其它建筑材料一样,成为景观空间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园林空间表现的主要材料,可见,园林植物景观是一门三维空间的艺术。随着时间季节的变化,园林植物空间也会有相应的改变,景观便具有了四维性。这主要体现在植物的季相演变方面,从幼苗成长为大树,从发芽展叶到花开花落,春华秋实、寒来暑往,不同的季相显示出一种动态的美。同时用植物构成的流动空间,使人们在行进过程中感受到不同的植物空间有大小、明暗、开合等变化。所以,园林植物景观又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艺术。植物造景与植物配置的实质是植物空间的组织过程,从而营造四时演变的时序景观和步移景异的空间景观序列。因此,园林植物景观是时间与空间兼具的造型艺术,具备时空美。

3 生态美

当代科学的生态化趋势,促使生态学与美学结合,催生了生态美学。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美学将美学思考的重心落实在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关系这一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上,追求“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审美境界。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现,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生命的共感既体现了生命之间的共通性,也反映出生命之间的共命运感,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从生态意义看待美,美不是美在个体的生命上,而是美在生态平衡上。景观设计师们也开始从对美与形式及优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对自然的关注。生态性是园林植物景观的一个基础特性,也是植物景观之所以能形成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园林植物景观最本质的功能是发挥绿色植物特有的生态效益。因此,生态美也是园林植物景观美的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园林植物景观的生态美要从健康与安全状况、吸引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多样性等方面来展现。

4 意境美

在景观设计中,景观设计师一直在积极探索和追求景观的意境美。中国的造园先哲们在崇尚自然的基础上,设计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园林意境,以实现至高至美和美仑美奂的一种理想境界。在现代园林植物景观建设中,审美意境同样进一步提升了景观质量,使得园林植物景观超越了存在形式、时空界限和生态系统,体会到设计者的立意,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让心灵得到了营养。园林植物景观创造的立意是根据植物空间的功能、性质、环境、观赏、生态等要求,经过综合考虑所产生出来的总的设计意图。园林植物景观的营造就必须在一定的空间内运用植物实体去体现设计的意图,使游人在观赏园林植物景观时,能体会到设计者所传达的设计思想和景观风格。园林植物因种类不同和品种差异呈现各自不同的观赏特性,如形态、色泽、质感等,成为植物本身固有的特色。利用不同特点的园林植物相互之间进行不同的组合,与园林其它要素相配合,又会产生颇具特点的、各具风格的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师常用象征比喻、情景相融、文脉关联、内外借景、丰富体验、赋予历史涵义和场所精神的体现等手段,来使得园林植物景观的意境变得更为深远和宽广。不同风格的园林植物景观赋予人们不同的意境联想。如:杭州太子湾公园微微起伏的地形,缓缓流动的小溪,自然式栽植的树林下铺满着各色的郁金香花被、草皮,间或设置一个雕塑或是一栋异域风情的小屋,加强了梦幻般的植物空间气氛。游人至此,会不期然地产生一种好像身处欧洲的自然飘逸的浪漫情怀。而不远处的杭州西线的园林植物景观风格截然不同,大面积的湖面驳岸采用缓坡入水形式,形成自然岸线,大片的芦苇、姜花、大花董草、千屈菜栽于岸边,浅水中莺尾、营蒲亭亭玉立,莲、水芹、慈姑等挺水植物和金鱼藻、亚洲苦草、范草等沉水植物配合栽植,设计中增植了可为鸟类提供食物和鸟类喜欢栖息、筑巢的植物,形成适宜鸟类居住的生态环境,呈一派富有野趣的湿地风格的植物景观,人们从中感受到了与大自然的一种心灵契合。

生命美学的内涵范文5

中国民族音乐来源于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建立在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之上,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相统一的体现,更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每一个民族均具有自身独特的音乐与文化,作为人类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其所具有的民族音乐形式更是承载着其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具有一定的美学品质。中国民族音乐中更是体现着传统思维模式与道德理念。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会左右着民族人民看待事物所应产生的一种思维习惯与审美趋向,这种思维模式是在长期的文化背景的熏陶下产生的,体现出文化现象的一种深层特质,作用于民族科学、伦理、哲学等等多个领域。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讲究“天道”与“人道”,注重“天人合一”。这种哲学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民族音乐的构成与演化。在古代,民族音乐成为统治者安定社会,为其歌功颂德的工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代,孔子所提倡的“礼”与“乐”,以及在政治上所提倡的“封土建邦”和在文化上所倡导的“制礼作乐”,其实质是在维护宗法血缘制度,安定社会秩序。中国民族音乐中极大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同时也是音乐美学领域中极具美学内涵的范畴。传统文化中的“和”是指一种哲学思想,讲究的是一种长短互补且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模式,在辩证思想中具备一定的和谐统一精神。这一独具特色的美学范畴极大提升了中国民族音乐中所具备的思想与人文内涵,也使中国民族音乐具备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音乐的美学品质。中国民族音乐中所具备的音声之和是指相互矛盾的事物中总会有相互统一的一面,中和是指各个组成部分均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各种声响均呈现出一种和谐之感。民族音乐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和谐的审美思想是对民族音乐中所体现的思想与人文内涵的一种和谐表现。我们所熟知的音乐由多种元素构成,不同的声响,不同的音色,不同的思想情感中都会呈现出一种“和”的审美观。从音乐美学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音乐中所展现的是一种极具哲学的和谐美。中国民族音乐的内容多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本进行体现,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具有思想内涵的传统内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内容便是一种具有描述性的内容以及由音响来进行展现的具有逻辑性的内容。两种不同的展现方式体现在音乐中却是相一致的,均体现出一种具有幻化思想的多元内容。中国民族音乐同时具备一种体现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艺术审美意境。这种基于感性的审美体验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体现,凝结出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中国民族音乐产生于民间,并广泛流传于社会中,其中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与风俗人情,记载着民族历史。在我国民族音乐中总能展现人民大众对于传统音乐文化情怀的归属感,对于民族价值观念的一种审美认同感。此外,在民族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民族情感始终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互融合,重礼教、以乐从礼的观念在中国民族音乐美学中所展现的则是情感的表达与伦理道德,甚至是社会、政治合二为一,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民族音乐的社会功能。民族音乐除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经验之外,还能够产生一种民族情感的体验与反应。这样的反应过程所产生的民族感具有一定的民族独特规律,这样的规律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形成,通过民族音乐本体形态所反应出的一种民族精神能引发人们一定的民族意识,并产生一定的情感共鸣。总之,在中国民族音乐中所具备的社会性使得民族音乐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

二、中国民族音乐中的意境美

中国民族音乐讲究一种意境美,正是这种独特的意境之美使得中国民族音乐具有一种虚实相生、阴阳相辅的意境,最为典型的便是二胡作品《二泉映月》,如泣如诉的旋律,时而静谧时而刚劲,在情景交融中赋予独特的美感。《二泉映月》中的主题音乐运用较简单的旋律音型将创作者在经历漫长人生之后所产生的人生感怀给予详细描述,其中既有凄凉、孤独又有一种符合大自然无形韵律的水融,使得听众在聆听到如此悲凉的旋律后对于自己的人生开始反思。此时表现出的便是中国民族音乐所独具的深刻的哲学涵义。民族音乐在独具一种美感时还会产生一种空灵之美,听众在对声音有着独特审美感受之时,会悟出一种深刻的哲理,并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审美内涵。中国民族音乐中的空灵之美是对老子“大音希声”审美观的正确诠释,老子在此处所指出的声音,并不只是一种无声之音,更是在讲音乐会创造一种悠远朦胧的意境,“虚”的意境之美中有“道”的存在,只有得“道”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正如琵琶曲《霸王卸甲》作品取材于楚汉垓下之战,将楚霸王项羽在交战中的失利以及别姬自刎的悲剧故事淋漓尽致的展现,运用中国民族音乐定的定音方式及定音技巧将作品中速度与力度及音响的更替变化进行重新创编,以期产生一种强烈的戏剧性效果。《霸王卸甲》一曲可看做是一种武曲,具有较强的写实性与叙事性,其中侧重表达了内在的情意,从全曲不同的段落中可看出不同的情绪,从多角度揭示了项羽的悲剧英雄形象。在将该作品的音乐本体特征进行详细剖析之后,会对其创作特点及创作意图有更为全面的理解,从而曲子的文化内涵能够跃然纸上,当演奏者运用中国民族乐器将该作品展现时,作品中不同寻常的故事便会变得更具一种美感,听众所能感受到的不仅是琵琶艺术的魅力更是民族音乐的美。中国传统音乐中所具备的意境美,其中带有一定的思想性。意境的本质特征便是生命的律动,在律动中展示生命的美。中国民族音乐虽然有别于西乐,不像西乐能够运用和声、复调等将音乐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将独具内涵的带有生命律动感的音乐展现在听众面前。如果说西方音乐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中国民族音乐便是流动的,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能够从一种律动中感受到社会、人生中的真谛。在民族审美心理中会将对艺术意境的感知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从《乐记》中“音由心生”的观点中可窥探一斑。在民族音乐的审美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内心的感受,注重自身的审美取向,并对音乐本质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在心中产生一种心灵律动,真切感受民族音乐所带来的动人的生命旋律。民族音乐被广泛运用于多种场合,如庆祝典礼、宗教活动、祭祀活动等等,无论在何种场合中均能够召唤我们的情绪,引导人们去崇敬、去哀悼。它会使人兴奋,亦会使人悲伤,能够使人在斗志昂扬的状态中奋勇向前,同样会使人在悲伤中潸然泪下。人们在聆听过程中会产生对于此种音乐相应的情绪,能够将这种情绪转化为一种生命的韵律。

三、中国民族音乐中音乐本体的美学体现

中国民族音乐中具有一种审美体验,其中包含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当中国人在聆听过程中往往会将民族音乐当做是一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对象来进行聆听,在欣赏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忘我的审美意境。许多传世的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作品中所产生的一种神韵与情态与生命息息相关。正如无数人在听到略带悲壮的国乐时会泪流满面,进而引发对生命的多重思考,这正是中国民族音乐本体形态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如琵琶曲《十面埋伏》,乐曲讲述了公元前2世纪楚汉在垓下之战中,汉军用十面埋伏的战争方法击败楚军的战争场面。该作品运用中国民族乐器将对战争情节的模仿做到了丝丝入扣。乐曲辉煌与雄伟的风格向听众还原了两军对峙的场面,向听众传达了啼泣无从的悲壮情感。该作品的第一部分将汉军在大战前所进行的演习进行详细描述,展现了汉军雄浑威武的阵容。曲子的开始部分通过模拟战鼓声及号角声将紧张的战争气氛进行描述,给人一种即将拉开战争序幕的紧张感。随着乐曲的进行战争的持续升温,最后到战争的结束,项王败阵,乌江自刎,此时的曲调令人肝肠寸断,将项羽在四面楚歌中所产生的心理活动予以细腻的刻画,并将项羽诀别虞姬时的悲泣心情深入刻画,在乐曲最终结束之时留下满地悲凉。从该作品的曲式结构及旋律调性的分析中可看出音乐中所富含的美学元素及情感价值,调式调性的转变在音乐中会始终与作品的情绪相关,在创作中旋律总是贴近生活,力图还原当时的战争场面,并能够在音乐的描绘中使人感受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变化与情绪转化,进而给听众呈现一种对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整体感受。当作品在试图还原历史场景时,人们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重温这段经典的历史,进而会产生对于历史人物的全新认识。中国民族音乐中的美学特质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着无数变迁,在中国艺术史这一大的范畴中不断更新变迭。中国民族音乐的美学本质在于情志的表达。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使得西方艺术观念与美学思想开始传入,与我国艺术美学观念相互碰撞,中国民族音乐中的美学特质开始逐一发生改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折变化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从强调主观情志转变为强调对客观对象一种摹写与再现。在这样一种大的艺术氛围的改变状况下,中国民族音乐中的美学特征同样发生着改变,其本体音乐特征亦产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在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后,中国民族音乐越来越多的以自身传统文化为创作基础,中国民族音乐中多容纳多元音乐元素,较多的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立体化的美学特质。

四、结语

生命美学的内涵范文6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加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大背景下,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商务印书馆和浙江理工大学联合主办,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承办,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协办的“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与当代文化建设”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行。胡经之、聂振斌、王元骧、凌继尧、姚文放、杜卫、袁进、张永健、张永清、刘悦笛、王廷信、楚小庆、宛小平、丁国旗、李荣有等来自全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文艺报》、《艺术百家》、浙江电视台等报刊媒体的领导和记者编辑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由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研究丛书》(6册)首发式。

此次研讨会,是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领域第一次全国性专题研讨会,也是全国美学、艺术、文化、教育领域内围绕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一次高端峰会。会议尤其在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特点、价值意义、人文意蕴三方面进行了集中研讨,体现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水平和进展。

一、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内涵特点的研讨

全面总结、深入挖掘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特点,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聂振斌研究员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育思想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从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美育的性能及价值、美育与德育、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美育与宗教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总结了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指出,视美育的主要性能为“陶养情感”,倡导“以美育代宗教”,是对中国文化以艺术―审美而非宗教为文化理想的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体认。深圳大学胡经之教授也深入概括了的美育精神,认为其内涵突出表现在“陶养情感”和“纯洁人格”,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浙江理工大学金雅教授从本世纪初开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掘者。她从“美趣”与“美情”、“移人”与“美术人”、“生命之迸合”与“生活的艺术化”等梁启超美育思想的重要范畴命题入手,对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与致思路径予以了系统梳理与总结,指出其由前期对美育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后期对美育的人文价值的探寻,逐步深入并叩问了美育的人生意蕴及其诗性维度,具有鲜明的个体特色、时代特征和民族情韵。杭州师范大学李荣有教授着重分析梳理了梁启超“趣味教育”主张的主要内容,对其相关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原则等进行了探讨,指出“趣味教育”不仅与学校教育相联系,也应包含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行业教育和自我教育中。此外,华南师范大学陈永标、杭州师范大学莫小不、同济大学李、浙江工商大学朱鹏飞、江苏师范大学李茂叶等学者,从艺术美育、情感教育、书法美育、大学美育等各个角度切入,研讨了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与特点。本次研讨会上,一批年轻学者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视野独特,富有锐气。如杭州师范大学何淑芳对梁启超美育思想中“养气说”的研讨,透视了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勾连了梁启超美育思想与“新民”思想的关联,颇具新意。绍兴文理学院马芹芬提出了越文化背景下的美育实践的命题,着重挖掘美育思想的越文化精神及其相关民族特性,也不乏新意。

二、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价值意义的发掘

批判继承、创化汲纳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营养,深入研讨、充分发掘它们对于当代美育与文化建设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此次研讨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宗教的本质是信仰,而却认为“宗教本旧时代的教育”,并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的认识作用和道德作用都已消失,唯有情感教育的作用仍然保留,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口号在当时虽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学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宗教的本质是信仰而非认知与道德。王元骧教授进而认为,若从信仰论的观点来理解这个口号,它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反而更突显它的理论价值。他主张从美与艺术的性质、美与艺术的创造、美与艺术的功能三方面来认识审美、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同质性。《文艺报》理论部熊元义编审以“重铸民族魂”为题,对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艺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的理论特色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以梁启超对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诗境的倡导、对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审美趣味的批评、对陶渊明人格特征的分析褒扬为例,指出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与审美情趣是中国现代美育最为宝贵的精神传统之一。呼吁继承发扬梁启超鲁迅一脉的审美情致与美育精神,培育激扬健全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准备。此外,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浙江工业大学郑玉明副教授等,也对流行的对“以美育代宗教”说、梁启超“趣味教育”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评析,从当下现实出发,梳理了梁启超思想观点的现实意义。杭州师范大学张道森教授、梁启超纪念中学梁新明校长、东南大学白艳霞博士等探讨了梁启超美育思想对当代美育、校园文化建设等的启示。山东大学高迎刚副教授认为梁启超艺术教育思想既秉承了中国传统乐教“致乐以治心”的基本观念,但又吸纳西方新思想,在用什么教、教成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上,充满了20世纪初中华民族求新求变、塑造“新人”的时代精神,在今天,仍可视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基本方向。胡经之教授在总结的美育精神的同时,也强调了其对“我们进一步去深思美育的使命,推进美育的实施,拓展美育的途径”的启示。

三、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人文意蕴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