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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1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地区差距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31-03
一、引言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张吉鹏，吴桂英（2004）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形成地区收入差距的可能原因很多，在文献中，许多因素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宏观经济因素，相异的资源禀赋，要素流动性的不足以及全球化等等。本文将焦点集中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王秀芝，尹继东（2007）以及朱云章（2007）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关注较少，本文在这三篇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特殊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厘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方便关心中国地区差距的人士准确和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好的起点。
二、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济学的传统理论，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化，劳动力由低收入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一方面会提高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会降低高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反过来劳动力流动又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朱云章（2009）使用1983年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收入差距的数据，作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在5%显著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在5%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不能拒绝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Granger原因，但是，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也无法拒绝城乡劳动力流动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两者之间只存在由城乡收入差距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无法得到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反馈作用的证据，进而得出结论，靠增加劳动力流动规模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值得审慎注意。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应用其他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众多学者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更关注后者，所以对于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综述部分请参考王秀芝，尹继东（2007）。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理论与现实的相悖怎么解释？如果不能，又当如何解决两者同时扩大的问题？
1.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20世纪60年中期，Solow（1956）等人提出了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内容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人均增长率倾向于与人均产出和收入的初始水平负相关。尤其是，如果经济体在偏好和技术方面是相似的，那么较穷的经济体比较富的经济体增长更快。研究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的传统框架―Harris-Todaro（1970）模型，描述了一个迁移过程使农村地区劳动力报酬等于城市部门预期工资的均衡机制。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假设为递减，由农村地区迁入城市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地区工人的边际产品。而由于制度的原因，城市工资是黏性的，或者由于遵从效率工资原则，城市工资是内生决定的。总之，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是不受迁移影响的，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或者保持不变，或者降低。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迁移模式解释了区域间可能有一个持久稳固的工资差异，但是它也指出相对而言于没有迁移时，迁移还是有助于趋同的。
传统贸易理论也认为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推动了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奥林（2001）指出，地区间商品贸易的后果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生产要素由价格较低的地区流出价格较高地区时，在价格较低地区的生产要素减少了，从而报酬增加了，而在价格较高地区的价格下降了。地区间生要素流动趋于使有关地区的价格较为一致。总之，要素流动是商品的替代物，两者都将推动地区间价格均衡。实际上，这也是其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新古典假设。
2.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以Romer（1986）、Lucas（1988）的研究为开端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理论的一个松散集合体（潘士远、史晋川，2002），可以习惯性地分为三个大的分支（Drinkwater et al.，2002）：第一类文献最接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里的资本被定义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第二类文献视内生增长为人力资本增长的发动机，强调人力资本外溢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三类文献中，新产品新工艺的发现是增长的动力。从前两类文献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是模棱两可的。Faini（1996）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可增值（Reproducible）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包含流动要素的两区域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Reichlin and Rustichini（1998）循着阿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方法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解释迁移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所揭示的二者关系是混杂的（mixed），他们认为，新古典模型关于迁移与趋同的两个认识―迁移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迁移会加速经济趋同―与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并不相符。
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即劳动力均质）时，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累积循环，进而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会持久稳固，迁移会损害劳动力输出地。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内生增长模型可能会得两个相反的结果。在技能异质性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影响工资率：一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即以技能水平测度的劳动力存量，这一效应等同于均质劳动力模型：劳动力规模越大，相对工资越高。二是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比率，技能劳动力数量相对较高的国家/地区可能有较高的相对工资。正是结构效应的存在，才使得迁移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复杂化。迁移一方面导致了输入地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这可能会通过规模效应提高输入地的相对生产率，从而扩大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迁移降低了输入地的劳动力结构，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比率下降，输入地的生产率由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而降低。也就是说，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多，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作用会对地区间的差距产生正的影响，即扩大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少，对地区间差距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大小权衡，或者说非技能劳动力的迁入或扩大或缩小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这样的一种分析，实际有点类似于新经济地理关于厂商对于运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的权衡，集聚一方面可以获得外部性的好处，但也有拥挤成本，此外还得考虑运输成本的影响，最终的均衡取决于对各种因素影响大小的权衡。
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中的典型模型是所谓的“中心―”模型，这一模型预言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终会集聚在核心区域，而随着人口和厂商移往核心区域，区域会变得更为荒芜（Deserted）（Pekkala，2000）。一旦核心区域开始形成，产业集聚的过程会自我加强，其中劳动力流动是这个过程主要动力（Martin和Sunley，1996；Ottaviano和Puga，1998；Forslid，1999）。假设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区域间真实工资的相对差异，那么，由于以下两上方面的原因，劳动力会从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动：一是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的市场工资率比较高（Kruman，1980），而核心区域市场最大，其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在人口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劳动者面对的制造产品的价格较低，由此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升高。由于劳动力并不是追求高的名义工资，而是真实工资，所以能给其提供更高真实工资的制造业中心就成为其迁移的目的地。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口和产业的地区间趋异（Krugman，1991a）。
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导致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累积过程的基本因素（Pekkala，2000），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是经济活动集聚的推动力。Fujita et al.（2004）指出，集聚被看成是劳动力流动促成的因果循环机制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最终部门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可能会形成中心―结构。然而，新经济地理核心模型所预言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异，并不意味着该模型会得出地区间人均收入必然趋异的结论。Pekkala（2000）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地区趋同与以人口和经济活动衡量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可以同时发生，不过，核心区域总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劳动力的迁入促进了其人力资本的增长。
三、上述文献的相关评议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过总体上来看，同意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占了多数，尽管有些研究认为这种缩小的作用可能非常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注意了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而且一旦考虑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将变得复杂，具体情形要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与规模效应大小的权衡。此外，多数研究也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太小（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李实，2003；张庆等，2006；Justin Y. Lin、Gewei Wang、Yaohui Zhao，2004；等等）。而劳动力流动规模不足，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蔡（2005）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
四、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复杂性，主要是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的复杂性。正如De Haan（1999）所指出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决定的，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的经济后果总是相对的，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这取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迁移者的目的等。当然，研究结果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理论观点的冲突。就中国的经验研究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数据的问题。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
2.影响机制问题。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新古典范式，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下，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反向流动必然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生产和资本的梯度转移最终会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增长。然而现实是，中国的国内劳动力流动主要指向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国内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同时存在（郭金龙，王宏伟，2003），劳动力与资本呈现同向流动的态势，而沿海的“再工业化”（杨云彦等，2003）和过快增长（Lin. Et al.，2004），使得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拉大。所以，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假设在当前的中国遇到了挑战。在新古典框架下，各类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集中现象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所以必须转变新经济地理学，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下，探讨劳动力向东部的集聚，进而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3.政策建议问题。如何有效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也是理论研究应该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所有关心地区差距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最希望知道答案的问题。大部分劳动力与地区差异的研究给出的政策含义还是比较一致的：加速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其中的矛头指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不过，伴随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歧视性限制的消除，根据托达罗的模型，势必引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如何控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城市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和公共设施的供给水平相适应，有待深入研究。
4.今后研究的方向。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证明两者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迥异的原因之一。新经济地理学换个视角，假定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机制――产业集聚。可以证明的是，去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促进产业在中心地区的集聚，进而形成一个合理分工的产业布局，至少中心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否一定能消除则取决于两者的产业结构转型。而且在产业向中心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区域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范围内可能会继续扩大，不过，它最终会随着运输成本而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当所有成本接近于零时，要素价格达到均等化。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意义在于，加快中心―结构的形成，进而有助于中心地区向的扩散，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任何出于平衡区域发展的目的，人为地阻碍要素和产业向中心地区的流动，最终将无益于区域之间差距的缩短，并进而损害了整个经济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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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2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4-0009-06
收稿日期：2009-12-18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和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导向，广东省政府推出了“双转移”战略。“双转移”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这将可以解决产业结构落后的东西两翼、北部山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减少对外省劳动力的过度依赖。产业转移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推动力，劳动力转移又为产业转移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劳动力是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珠三角等地的企业员工主要来自农村富余劳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结构、素质和流动情况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生产、发展和集聚等动态变化。
一、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
(一)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其流动因素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拉尼斯、费景汗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托达罗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动机主要受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托达罗的动态失业模型和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均认为劳动力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城市的失业问题。李丽辉(2007)认为工资率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差异才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蔡(2005)指出在农民转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敖荣军(2005)认为地区制造业发展状况是影响区域劳动力迁移流向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一般会流向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吴兴陆(2005)则指出传统习惯对外出务工人员选择是否要迁移仍然有较强的影响力。姚晓荣(2004)认为旧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只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部原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才是制约其转移的关键因素和深层次障碍。
(二)新经济地理中心一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典型模型就是中心一模型。该模型以“D―S”分析框架、“冰山交易技术”、“演化”和“计算机”为特征，这一模型认为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终会集聚在中心区域，而劳动力流动是导致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的基本因素，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是经济活动集聚的推动力。克鲁格曼基于包含运输成本的贸易模型，建立了包含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经济模型(没有人口迁移约束)，其基本分析框架包含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系统。农业部门的特点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许多差异的产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劳动力这一种资源，但是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运输中的“冰山成本”。在满足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和制造业份额足够大这三个条件时，经济的演化就有可能导致制造业“中心”和农业“”这样的格局。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劳动力向中心迁移有两方面力量：一是本地市场效应，即中心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劳动者价格较低，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升高，为了追求高真实工资劳动力会主动向中心迁移。这两种力量分别是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属于劳动力向中心迁移的向心力；而促进劳动力向迁移的离心力是市场拥挤效应，即抑制向中心迁移的趋势。当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形成“中心”；反之，经济活动会向等其它地区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样本分析
(一)农户劳动力调查的样本基本信息描述
本文是基于2008年底展开的一项关于农户劳动力情况的问卷调查，样本主要是广东省的农村地区，共获得有效问卷754份，调查农户的基本信息如表1。问卷调查显示，调查的劳动力主要是以中青年人为主，他们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人均收入以3000元以下(占比重51.86％)为主。
(二)样本中农村劳动力。情况分析
问卷调查中显示，农村家庭中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为49.4％，其中男女劳动力的比例为53.32％：46.68％；这些劳动力的年龄大都是在36岁以上，所占比重为53.27％，他们的文化程度主要是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其比重达到64.09％，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29.85％，还存在6.06％的小学文化和文盲，这说明农村中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普遍的不高。另外，农村中现有69.14％的劳动力已经外出务工，农村中已经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去向主要是选择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其所占比重达到52.94％，选择留在本地区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40.46％，有6.6％的人选择其他地区，这说明珠三角地区对当前广东省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比较大，因为珠三角这个“中心”地区的工资水平还是远远高于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工资水平。另外选择本地区的劳动力还是不少，这对发展本地产业很有利，只要本地产业发展起来了，将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留在本地发展。
(三)劳动力转移意愿分析
问卷调查(表2)显示，在珠三角企业迁入珠三角的欠发达地区的“本地”后，当地农村劳动力中愿意留在本地打工的人数比例为71.35％，导致留下来的首要因素是家庭因素。其中，为了更好地兼顾家庭的因素的比重占86.43％，减少打工开支的因素占23.42％，看好转移来的企业的因素占10.59％，其他因素占3.9％。不愿意留在本地打工的人数比例为28.65％，其主要原因是担心本地的收入不如珠三角地区。其中，收入因素占72.22％，其次是担心企业前景不好的因素占16.20％，其他因素占12.96％。由于问卷中所设的原因比较少，因此，根据问卷显示，劳动力是否外流主要考虑的是家庭和收入这两个因素，此外，打工中开支问题、珠三角地区转移来的企业是否前景好等因素对劳动者是否外流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这说明从珠三角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所产生的吸引力还不大。
由此可知，珠三角地区企业迁入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愿意留在迁入企业打工的人数虽然居多，但这并不是迁入企业能对当地产生“向心力”所致，
而是由于家庭等非经济因素，即迁入企业并未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愿意选择外出的劳动力人数比例较少，因为这是针对留在家乡并未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所作的意愿调查， “收入因素”反而说明了劳动力由向珠三角这个中心流动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珠三角企业产生的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所构成的“向心力”所致。
三、广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分析
2008年广东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中0.3％转向第一产业，42.8％转向了第二产业，56.9％转向第三产业，主要向经济发展较快的珠三角地区转移，以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出为主。据统计，改革开放近30年间，广东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一直徘徊在1500万～1600万人之间，目前，广东省还有55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另外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约55万人。广东经济发展了，但本省大量劳动力仍滞留在第一产业，据统计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何雄浪、李国平，2007)，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很有必要的。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产业吸收劳动力情况(如表3)，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说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增加大于农业产值的比重的幅度，当前，广东省还存在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出来，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都为正值，但是变化不大，说明二、三产业有能力继续吸纳一部分劳动力，由此看来产业升级带动就业结构变化并不明显。
(一)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单向流动
根据人口流动规律和追求收益最大化目标，劳动力总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劳动力转移总是从边际效用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目前，广东省城乡及各地区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劳动力流向主要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率先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引进外资兴办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 “向心力”强，极化作用明显，吸纳了本省欠发达地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很少有劳动力由珠三角地区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迁移，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远远比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好，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岗位。
(二)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以年轻人为主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军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以年轻人为主。如表4所示，年龄在16～40岁的占85％以上，其中21～30岁占的比例最高，他们是农民中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在个人素质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般都处在活力最强的年龄时段，尤其是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接受新事物快，市场意识强，还有一定特长，他们是农村中最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力，同时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总体受教育水平。因此，他们比较愿意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中流动的主力。
(三)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行业
农村劳动力主要转移在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及其他等行业，如表5所示，70％的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分布在这些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最大，这些行业具有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技术低等特点，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就业性别看，男性相对集中在建筑、采掘、制造等劳动强度大的部门，这主要是这些行业对体力的要求，因而男性劳动力比较多；而女性相对集中在电子、服装、玩具、餐饮服务业等劳动时间长的部门。这些行业中劳动力流动性强，缺乏长期稳定性。因此，劳动力流动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加上受文化素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四)欠发达地区的现有农村劳动力以女性为主
2007年，在农村转移劳动力队伍中，男性比例占58.6％，而女性比例占41.4％，产生差异的成因除性别差异外，主要由于城市本位主义观念、城市就业某些工作岗位的限制等，加之农村劳动力本身素质造成的就业选择范围比较狭小，致使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苦、险等重体力活，而这些工种和岗位主要需要年青力壮的男劳动力，使得在转移劳动力中男性数量明显要高于女性数量，因而造成更多女性劳动力留在了农村。
四、广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转移难点及原因分析
如图1，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珠三角地区集聚，产生珠三角地区的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因此，珠三角地区对周边产生了“向心力”，提高了企业间交易的效率，上下游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使产品的种类增加，由此而形成对劳动力需求也相应的增加，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劳动力向珠三角这个“中心”区域集聚，并进一步促使企业规模扩大，经营能力提高，增强了珠三角地区企业的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又促使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又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不断的迁入，如此累积循环，这就加速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流动的流量和流速，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动的长期性和依赖性；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单向流人珠三角地区已经长达三十年之久，形成珠三角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向珠三角流动的惯性或“路径依赖”。
(二)转移难点
1 改变单向流动惯性的难度大。珠三角地区的崛起，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强劲的拉力，形成了劳动力习惯性地向珠三角地区集聚；但是粤东、粤西及粤北山区面临工业化进程的缓慢，自身又因为拉力存在不足，很难吸引劳动力流入当地。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欠发达地区仍是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劳动力单向惯性流动的难度比较大。
2 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程度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小。大城市不可能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必然会转移到中小城镇，但是中小城镇企业规模小，结构单一，导致系统不完善，如中小城镇的城市间快速交通系统、区域共同开发系统、资源共享管理系统、教育共用应用系统、大型体育与文化设施共享系统等的缺失或不完善，不能有效地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也会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3 欠发达地区现有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有效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2000～2007年，农村中男劳动力的比例一直占50％以上；然而，由于农村外出就业的主要是中青年人，这些人中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大，这就造成农村中剩下的主要是小孩、老人和妇女。而在这些人中又只有妇女才是劳动力，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现象，使得农村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
4 欠发达地区现有农村劳动力适应企业生产的能力差。广东农村劳动力文化结构不合理，绝大部分处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掌握劳动技能程度较低，政府的专业技术培训少，因而面对竞争激烈的企业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难以达到企业需要的标准，很难做到尽快适应企业的需求。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007年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
业培训的只有16.1％，有83.9％的人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这就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三)主要症结
1 珠三角地区的“向心力”仍然强劲。珠三角地区的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的长期作用，吸引大量劳动力惯性地单向流向珠三角，这是主要原因。
2 珠三角地区的“离心力”尚未明显出现。尽管大量的劳动力在珠三角造成了人流的过分集中，加剧了珠三角地区人口稠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混乱等城市病现象，但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并未明显出现。其原因一是企业的产业链保证了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长期存在。尽管珠三角地区很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企业长达30年的不断发展中已经在这块具有明显政策和地理优势的区域建立了自己的产业链和生产经营网络，企业的后向与前向联系紧密而默契，这些都为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提供了保证。二是企业的转移成本大，这也是抑制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访谈和调查中发现，企业最不愿意失去的是企业因搬迁所损失的社会关系网络成本和企业正常的运行成本。企业不愿意转移，自然在企业打工的劳动力要转移就成为空话。三是向欠发达地区搬迁的企--业其工人往往不能随行。这是由于工人工资的刚性要求规律和工人长期工作和生活所产生的根植性所致。
3 欠发达地区的“向心力”还未明显产生。欠发达地区短期难于产生向心力，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也长期低下，产业发展缓慢，经济势能小，短期内难于培育集聚企业所需的各种必需条件，缺乏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不能有效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也是重要原因。
五、促进广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和合理转移的对策
(一)优化和完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招商引资就没有吸引力、集聚力。其中投资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完善硬环境就是要促进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功能的齐全；完善软环境就是大力优化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融资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根据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实行相关的优惠措施，拓展招商引资的门路，发展好配套产业和相关产业，以便吸引更多企业来欠发达地区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目前广东省内边远山区仍然聚居着不少人口，那里生存条件恶化，有学者提出，可以尝试将这些地区的人口集体搬迁到城镇，进行适当的人口聚居，加快城市化进程，一方面能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集中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能减少农村因住宅占用的耕地面积，保证农业耕地面积的稳定，使农业总产值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丁元，2004)。另一方面城市功能的建设，更利于产业的集中和发展，大中城市有较强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可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转让、信息传播、产品转换等方式，带动周边城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中城市市场潜力大，就业机会比较多，更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可吸收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这种方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搬迁成本大，不易操作。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作为一种思路考虑。
(三)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培养当地亟需的优质劳动力资源
广东省目前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仍然普遍不高，这与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强省呈现明显的反差，根据2008年广东统计年鉴，农村劳动力中81.3％只接受过初中以下的教育，84％的人没有受过专业技术的培训。由于农村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不多，制约着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当面对不断变化和竞争日趋激励的市场竞争，对劳动者要求“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是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此外，从农民自身来讲，很大一部分农民乡土观念浓厚，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对劳务技能培训认识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亟需建立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培养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四)建立有利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机制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3
关键词：（中）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职业分层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89-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2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11&ZD036）。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超恩（1990-），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的迁移行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1]。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由此，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该群体的职业构成变化和代际更替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农民工现象出现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现在其职业事实上已涵盖了从低技能的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再到私营企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3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特征，因此，其统一的身份类属已难掩盖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的事实[2]。可以说，这种职业分化的出现恰恰是其不断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的结果。而仍处于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正如“空位竞争模型”理论所指出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层次）决定的，个体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职业层次较高的岗位，因而劳动者的职业层次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3]。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4]，这种代际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过程。虽然两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都较强，但近些年不少调查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当前不少企业、工厂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存在密切关联。因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对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和用工单位如何制定有效的招工和用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企业和工厂如想成功地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便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他们职业流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而从宏观上来说，如何有效引导并向农民工提供合理的职业流动途径与方式，显然既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之举。本文基于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视角考察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一级标题二、文献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级标题1文献回顾
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经常不得不变换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对此，制度解释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等人指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困境，体制因素是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重要原因[5]。张春泥的研究同样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行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但户籍制度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其职业的稳定性[6]。宏观的制度视角有助于解释农民工整体的职业流动现象，但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职业流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责任感、工作环境和职业病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农民工变换工作的原因。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是由于个人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新迁移经济学强调了家庭作为流动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外出或者是流动的决策 [7]。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望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和迁移的动因提供新的解释。石智雷和杨云彦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家庭的各种资本条件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复杂影响[8]。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外出之前已经结婚，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进城打工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稳定的工资收入来实现家庭预期收入的最大化，所以结婚状态会导致流动性减弱。有研究发现，结婚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概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概率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受羁绊小[9]。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家庭责任除了婚姻状况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家庭的子女数量，后者同样可能成为农民工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较早便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就业方面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10]，而这些特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黄祖辉等人验证了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11]。白南生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12]。代际差异究竟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表现出怎样的不同，事实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职业分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视角的不少研究却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以及劳动者特征对就业的重要影响[13]。不少研究者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具体操作上往往以劳动者性别作区分[14]，也有研究将职业威望和职权作为区分的方法[15]。在国内的研究中，吴愈晓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分处初级和次级这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是后者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对于前者，职业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16]。这一结论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是否适用，仍有待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致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是普遍现象，且这种分割会对人们的职业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职业分层。职业分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便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级标题2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关注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及其流动途径和方式，运用的是Logit模型，而本文关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并首次将劳动者的代际差异、职业层次、人力资本因素和职业流动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检验。因此，研究将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t模型分析其职业流动的概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1～2月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
调查方法是由来自武汉四所重点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农村户籍约4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利用春节期间在其家乡向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发放问卷。本次调查覆盖全国26个省市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在剔除没回答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选项的样本后，最终得到3025份问卷。按照学术界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普遍做法，我们以1980年作为时间分割点，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中第一代农民工1122份，新生代农民工1903份，分别占总体的3709%和6291%。样本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17岁，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289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57岁。
职业分层是我们考察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的重要维度。鉴于农民工职业的复杂特征，我们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处理方法来考察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与职业分层，即基于职业声望、待遇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级，如表1所示。本文主要自变量的设置与解释如表2所示。
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次）
一级标题三、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基本状况及特征
从数据结果来看，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农民工职业和工作的显著特征。近三年（2009～2011年）约有5167%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即有过职业流动经历。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平均换过252份工作，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强。表3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作了对比。
结果显示，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年龄远远大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表明职业流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从流动次数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为090次，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次数则高达151次。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安分守己地从事工作和满足于现状，流动性更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43%，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签约比例（约30%）要高，但劳动合同签约率高并不意味着职业流动性低。首先，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7%，第一代只有13%。两代农民工即使签有劳动合同，也多为短期合同。其次，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在一些非正式、不规范的低端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加上该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家庭负担较重、自身诉求不高等特性，决定了其职业流动性反而要更弱。
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存在相关关系。被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初
中和高中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2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也没有达到12年。在技术职称方面，农民工普遍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职称方面的人力资本程度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相比，两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但在技术职称方面则出现相反的情形，即技术职称越高的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性越低。
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结构状况也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为63%，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已结婚。从表3中可以看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已婚率明显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家庭劳动力数量方面，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略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负担越小有关。在子女的数量方面，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远远低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对此我们分析，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频繁换工作会造成收入不稳定，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我们还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流动动机，试图从动机角度来考察其职业流动的原因，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流动最主要和最原始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寻求货币收入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调查结果也显示，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但第一代农民工追求高收入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婚，家庭责任较重有关。而对工作安全方面的考虑，两代农民工无显著性差异。其他五项充分体现了两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提高和工作安全之外更追求离家比较近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考虑更多的是有发展空间、能锻炼人、学到工作本领。而且在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满足于货币收入的提高，他们还在发展机会和个人理想上有诉求，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从职业分层方面来看，两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别都以低端职业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中有7677%的人分布在低端职业，而新生农民工这一比例只有599%，远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从事中端职业的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又比第一代农民工高约14%，这表明新生代农民的职业层次要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表4显示，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动机在追求货币收入增长方面远远高于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而在寻求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却远低于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总之，农民工所处的职业层次对其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货币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尤其看重货币收入的提高，而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可能收入相对不错，因而更加注重职业的发展空间，更加注重向上流动的机会。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频繁，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倒U型，如表5所示，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然后该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
二级标题1计量模型
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如果研究者试图对某一现象进行实证检验，那么回归模型是最基本的工具，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变量的类型。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变量常常只能取非负整数，也就是一个计数类型的变量，表示一定时期内事件的发生次数，一定时期内的职业流动次数、看病次数、专利个数，都是某种事件的发生数。由于计数不是连续的，并且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偏态，从1980年开始，在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专门用于计数变量分析的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国内被普遍运用于流行病学领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介绍和实际应用还很少，而国外运用的则较早较广，艾米莉（Amelie） 在2003年就运用计数模型分析了德国劳动力迁移的问题[17]。泊松模型要求因变量均值与方差相等，这个特征可能与实际数据不符，因此，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实际中运用更广泛。鉴于因变量是农民工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且只能取非负整数，本文将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就表示相对参照组而言，此变量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有负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低。反之，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该变量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有正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高。
二级标题2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表6汇报的分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估计。对Logit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概率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的是近三年农民工是否发生过职业流动。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表明模型估计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估计的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状况和工作条件对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他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相当显著。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换工作的数次要高于女性农民工，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性格差异有关。一般来说，女性更倾向于回报率一般但稳定的工作，而男性更倾向于回报率高但有一定风险的工作。根据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结果分析，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整体不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这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次数呈现倒U型的流动趋势，表现在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活跃，即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初期流动频率逐步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的成本日益增大，流动次数便会下降。
表6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来自技术职称的提高。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关。这一结论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方面[18]。进入21世纪以来，工作岗位越来越要求求职者有着较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劳动程序也越来越规范化。农民工的技术职称越高，福利待遇等也就越好，就业越具有稳定性，职业流动的次数也就越少。
家庭特征方面只有部分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影响不显著，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是显著的。这充分体现了家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已婚农民工的就业更具有稳定性。为了避免与爱人的分离，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稳定工作，不会轻易变换工作。
职业层次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较难进入高收入职业是农民工未能提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19]，但农民工并没有放弃基于职业流动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努力。表6的估计结果表明，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的流动次数更多，而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的农民工流动次数相对低一些，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现象。一方面，从事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已经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各项优势，获得了相对满意的稳定工作，而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过低，很难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因此，这两类人的职业流动次数较少。另一方面，处在中端职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多次流动以争取实现其向上流动的目的。
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与其工作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们选取了工作时间和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合同的签订方式作为衡量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指标。工作时间长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工作强度，工作强度越大，农民工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更倾向于换工作。但模型估计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都在合理承受范围之内。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合同期限越长，流动性越低，工作越稳定。
一级标题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现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就业，他们频繁地变换工作，就是为了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的作用。但劳动力的过度流动不仅会对其自身发展不利，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后果。给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有必要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基本了解和科学判断。本文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职业分层与职业流动放在同一框架下予以考察。实证分析表明，代际和职业层次的不同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机和频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职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企业和工厂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留住技术型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三是中端职业层次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这可能与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愿望最强有关。因此，有必要结合其职业流动的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政策。本项研究形成的观点和结论对政策制定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职业技术的提高。因此，政府有必要创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当前，尽管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教育部、农业部等都从部门职能角度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培训任务，但最后结果是，不仅各部门的培训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且培训内容雷同，而且农民工的实际参与度并不高。本次调查便发现，工作单位组织的职业培训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占393%，其次是传统的学徒形式（259%）和市场化培训（215%），政府组织的培训只占66%。可见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收效甚微。因此，政府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训经费的投入、培训的有效组织、指导和监督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体现针对性和实用性，大力扶持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培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探索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应当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农村科技教育等各类教育在资金、师资、教材、场地等方面的资源，做到统筹安排、共享利用。而对于企业和工厂而言，也有必要创造更多能让农民工学习和积累职业技术的工作机会和岗位，以进一步提高其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其次，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重且家庭责任意识强，已婚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明显降低，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影响显著。因此，加强和改进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必须密切关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适婚年龄，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尚未结婚。政府要鼓励农民工的就业单位多开展未婚职工联谊会，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可能产生的孤独感，同时鼓励农民工就业单位对两地分居的夫妻多给予人文关怀，借此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
最后，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职业发展，目前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最为强烈。政府要尽可能多帮扶处于这个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他们获得更稳定、更高层次的工作创造机会和条件。譬如，广东省针对农民工的积分制入户政策便对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极具吸引力，自从实施以来业已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该政策对降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对于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而言，值得在总结和完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于有条件和能力定居城市的农民工，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人才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将农民工在城市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收入等情况以分值的形式进行量化、累计，根据积分层次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直至落户成为市民，与本市居民享受平等待遇。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和期限长短对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基础。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鼓励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签订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最终使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市民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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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劳动力;回流;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74-04
劳动力流动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无论是斯密、配第、克拉克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李斯特为首的历史学派,还是马、恩、列、斯等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乔根森、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家,又或是巴格内、迈德尔、索凡尼、贝斯、李(Lee)以及斯塔克等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家无不涉猎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为突出成就。近年来,劳动力回流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流动现象引起了学术界众多的关注。本文主要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有关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等相关方面来进一步进行阐述。
一、劳动力回流国内外相关模型及理论
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具体到劳动力回流问题,相对来说就寥寥无几。之所以在这里把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文献基础作为理论基础,是因为无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其在本质上都是有很多相通性的。根据劳动力流动相关理论产生的时间以及选择回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其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1. 人口转移理论。20世纪50年,唐纳德・博格提出了人口转移理论。他认为,在人口流出地既存在着“推力”因素又存在着“拉力”因素,但是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推力”因素。“推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的枯竭、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等。而“拉力”因素包括家人团聚的快乐,自己成长的环境所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等。而在流入地“拉力”因素则起着主要作用,其中包括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多的工作机会,较好的交通和教育条件,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好的气候环境,等等。而对于流入地同样存在着“推力”因素,例如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当地人对外来者的排斥,等等。而人口是否会进行迁移则取决于这种推力与拉力的较量。以此类推,当大批的劳动力回流产生的时候,这时当初流出地的拉力已经大大超过流入地,所以产生了回流现象。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分为两个部门,即欠发达地区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和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远比传统部门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并假定在农村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甚至小于0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用比传统部门稍稍高的工资便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强调了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
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发表了《发展经济论》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清晰地表示出来。在该模型中,他们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或者接近0,因此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弹性为无穷大。该模型发展了刘易斯模型,指出农业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工业扩张所必须的粮食就没有来源,农业劳动的流出要受到阻碍。因此强调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著名的乔根森模型。乔根森与刘易斯不赞成边际生产率等于0和低于实际工资劳动的存在。乔根森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而不是剩余劳动。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当人均粮食产出超出人口增长所需的临界水平,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于是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生产工业品,以满足人们对工业品需求的扩大。
之所以把上述相关理论模型归于一类,是因为之前所有相关理论都没有把心理预期因素加入到劳动力流动的考虑范畴之中,而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两部门:即代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和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之所以能够使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流动是由于两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等。
2. 托达罗模型。托达罗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预期收入”的最大化,他是第一位把心理因素加入人口流动模型的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综合衡量来决定的,他在提出经济因素的同时也提到了心理因素。(2)促进人口城乡之间的转移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这种预期的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与在城市的失业率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城市的失业率越低,他们觉得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4)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托达罗在他的论文中是这样阐述的:进城决策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也就是说,如果农村劳动力预期城市的收入是在农村收入的2倍,且在城市中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是1/2,那么他们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按照托达罗模型的理解,在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会流出,当这种差距逆转加上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这种现象就会逆转。所以,回流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托达罗模型进行解释。
3. 新迁移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斯达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该理论与之前各种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把研究对象由迁移者个人转化为家庭,进而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决策。该理论强调风险的扩散,转移者与转移者家庭共同承担转移的成本以及共同享受的收益等。
新迁移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契约安排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契约安排理论是指转移者和其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合约关系:家庭成员对转移者首先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教育上的投资,培训上的投资,资助其购买生产工具以及提供外出的交通费用,等等。通过这些投资为转移者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转移者通过在城市里的工作向家里汇钱则成了其履行契约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家庭效益的最大化。当然在这过程中家庭成员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投资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太少,必须要追加投资或重新投资。
而另一种则是投资组合理论。其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整体统筹规划和配置的能力。由于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不稳定因素很大。通过派遣劳动力外出打工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增加家庭的收入。退一步讲,即便是没有较高的收入,这种外出打工也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方法相比较而言对中国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的家庭观念更强一些,所以这种投资组合理论就有存在的意义。
4. 近期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关于劳动力回流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他们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并且有所创新。Christian Dustmann通过对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劳动力回流现象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长期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家乡和城市的相对价格之比,二是基于迁移者本人的主观偏好,三是在城市积累的能在农村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斯塔克和泰勒通过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对的贫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间积累的同样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二是在城市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低。
5. 中国学者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国情、制度等各个方面与国外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进行研究。张维迎认为,一种要素的流动程度由以下两种因素来衡量:一是现有职业与新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二是变换职业间的净交易费用。当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高于外出务工收益时,很多仅能提供简单劳动的低素质劳动力就会选择回乡务农。萧洪恩从农民工的观念取向上作出阐释。他认为,农民工回流的原因还包括照顾父母、结婚生育、抚育小孩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结果,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中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从迁入率和各省人均GDP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人口主要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流动。对于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中国学者作了细致研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个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之比、人均土地与全国人均土地之比、农民被乡镇企业雇佣的比例与全国之比,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因素以及非正式制度,如关系,等等。
二、对国内外理论的相关评述
1. 在最终得到的结果方面。各种理论和模型一致认为不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都有其必然性,但是在这种客观性上的认识阐述不同。一些理论和模型例如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是从宏观方面阐述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通过这种必然性来说明工业化、农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之后的新迁移经济等一些理论则是从微观上来分析个体或家庭是怎样作出迁移决策的。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效用、心理满足感等微观方面的主题感受。这些理论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解释为个人或家庭为了分散风险使其收入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事实上,任何一个明智决策的作出都不是单纯从微观或者宏观上来分析的,而是综合加以微观和宏观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些理论和模型虽然阐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实质上都是相同的。
2. 在转移主题决策的假设方面。在以上所说到的理论中,除了新迁移经济学中把迁移的主体假设为家庭外,其他无一例外主体都是个人。具体到中国国情,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历来都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后经济个体地位逐渐加强,所以新迁移经济学在假设主体上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3. 在转移动机的说明方面。在转移动机的解释上,所有的理论和模型无一例外地都归因于经济因素。但是这种经济因素在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被解释为现实的实际收入的差距。而在托达罗模型中这个表述有了重大的改变,他把这种经济因素表述为“预期的收入差距”,只要有这种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且城市的失业率能维持在一定的幅度内,那么农民工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
4. 对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没有展开。在以上的理论与模型中,对制度因素都很少提到。尽管斯塔克则指出,如果市场和金融制度是完善的,那么大量的转移现象是不会发生的。托达罗在分析和评论刘易斯等有关模型中也提到,这些模型和理论的一些假设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可能是不适合的。但这些都是从表面上简单地进行了分析,没有对其进行更深一层的讨论,也没有突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三、国外主流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纵观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型和理论,无一例外地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研究对象,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是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以上模型在中国能否使用,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
诚然,对于不同的国家在劳动力流动上能够总结出一些共同的规律,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就决定了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或者模型去解释所有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对于劳动力流动的主流观点还是托达罗模型,即以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主体,以城市预期收益为迁移动力,以通过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来作为政策导向。这虽然是主流理论,但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首先,对于迁移主体来说,在这个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迁移主体究竟是迁移者个人还是迁移者家庭。第二,就迁移动机来说,究竟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还是收入、地位、风险、社会保障因素等综合的考虑。第三,中国大部分人还在农村,城市的容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是鼓励、阻止,还是放任。以上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个问题。
四、对中国劳动力回流的评述
1. 研究对象明确,但是称谓有待于规范。在参阅的所有文献中,有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称谓,他们有的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例如“流动”与“转移”就是完全不同的。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根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在职业间、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运动,它是一个动态过程;而转移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变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概念的界定。
2. 政策宽泛,有针对性的少。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要想得出有指导性的对策和建议,必须从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实地调查选择适合该区域适合的政策和建议,这样才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已有文献的文章结尾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基本上如出一辙,都是从宏观方面泛泛而谈,可操作性差。
3. 学科之间的渗透不够,系统深入研究较少。由于劳动力回流现象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口学等众多学科,所以在研究时如果能够把这些学科中相关的知识交叉起来研究可能会创新现有的成果。2010年来有学者把经济学和地理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时候得出了新的成果。而目前整体文章还仅限于各个学科内的研究,所以应该尽快打破这种局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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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n the China's Labor Force Return Flow
Ding Yuelan1, Wang Ninglian1, Huang Jing2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710062, China;
2. Zhongwei Electric Power Bureau, Ningxia Electric Company, Zhongwei 755000, China)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 “双转移”战略 劳动力流动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一、引言
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规模小、产业层次低、低水平人均收入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是长期困绕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难题。仅占广东面积约30%的珠三角地区，2010年GDP占全省比重约80%，2010年珠三角人均GDP是广东欠发达地区（粤东、粤西和粤北）的3.7—4.4倍。为了促进广东省内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加快广东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2008年5月广东省出台《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简称“双转移”战略）。所谓“双转移”战略，即“珠三角”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部分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广东实施“双转移”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高标准地建设一批产业转移工业园，构建产业转移的载体，并以项目为带动，推动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转移。与产业转移相适应，广东的劳动力转移也成效显著。从劳动力来源看，2010年广东本省农民工比2007年净增加248万人。从劳动力去向看，2010年珠三角地区（不包括穗深两地）的劳动力比2007年减少122万人，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分别增加12万人、1.5万人、25万人，珠三角地区劳动力过于密集的态势正得到缓解。
但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广东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显现出总量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明显特征。特别是近几年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加快，产业技术工人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珠三角地区企业出现“招工难”现象，另一方面，广东农村又沉积大量富余的劳动力。同时，粤东西北地区每年输出的考上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数量和质量在提升，但学成归来者数量很少。所以，和珠三角地区相比，粤东西北地区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已有的人才也倾向于向珠三角核心地区流动，形成与“双转移”相反的流动趋势，对劳动力在当地实现向二、三产业转移造成障碍，即所谓的劳动力“单向”流动。
二、劳动力“单向”流动的产生原因
以下将从影响劳动力流动意向的主要因素分析劳动力“单向”流动的原因。
1、预期收入差异
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也可以引用国际间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模型，即劳动力价格的差异是劳动力“单向”流动的最根本原因。
根据该模型，假设广东省劳动力总存量为OO1，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珠三角地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该地区的劳动力为OL1，而粤东西北地区由于仍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劳动力存量为O1L1。珠三角地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高，工资水平也高，为Wz；粤东西北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出低，由劳动边际产出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也低，为Wo。由于区域之间存在劳动力价格差异，经过技能培训后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人才在高工资的驱动下，流向珠三角地区工作而不选择留乡发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珠三角地区的生产成本（劳动力转移后工资为WE），但却阻碍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该地区的发展，同时也造成粤东西北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产品设计人才和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2、产业结构差异
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结构优化的牵动作用，人才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珠三角地区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且毗邻港澳，在土地、劳工、环境和资源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率先发展起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物流业等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的产业。从工业化水平上看，珠三角地区城市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而粤北和粤西多数城市尚处在前工业化或工业化初期阶段。因此，由于粤东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于珠三角地区表现出低端的特征，这也必然会使粤东西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人才差距进一步拉大。
3、教育培训机会差异
农村劳动素质偏低是劳动力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不协调，两者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农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劳动者掌握更多的种养技术，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多的专业技术，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转换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素质较过往有所提高，但从总体素质来看，仍然较低。以教育资源为例，省内的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教育，基本都是在珠三角地区完成，这部分应届毕业生回到粤东西北地区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一方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另一方面，企业难以在农村找到具有专业技术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向城市、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因此大量已完成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在粤东西北地区内实现空间转移，而是以劳动力输出方式在流向珠三角地区。
4、就业环境差异
粤西地区由于受自然环境、发展历史和经济基础等影响，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方面不利于留住人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如调查数据显示，有31.38%的人才认为所在工作城市不是理想的就业城市，其中30.3%的人才认为所工作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有29.1%的人认为工资水平低、26.9%的人才认为该地区发展前景不好。44.7%的人是通过熟人推荐获得就业信息，在获取招聘信息的多种渠道中所占比例最大；有22.7%的人认为招聘渠道不畅通和非常不畅通。另外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企业还没建立起合理、完善的各种制度以及良好的机制，来确保员工安心工作、自我提高、晋升空间等，致使人才流失。
三、结论和对策
上述分析表明，造成劳动力“单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体出于成本—收益考虑，还是从产业结构的不同，或者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些因素会导致人才差距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广东经济均衡发展要求劳动力在省内的循环流动与之相匹配，在实现珠三角地区人才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的人才一体化，形成人才在全省“大循环”的格局。
1、构建区域合作治理结构
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优势共享或优势叠加，同时，区域合作为要素流动、有效分工提供了保障，促进要素向最优区位流动，促进区域经济专业化的深化，保障经济运行效率与效益。2008年粤北山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为54.9∶19.8∶25.3。大量劳动力集中在第一产业，说明山区劳动力潜在的供给能力较强。粤北山区及东西两翼土地面积是珠三角的3.3倍，人口是珠三角的2.3倍，而用地价格只有珠三角地区的1/3—2/3；劳动力价格仅为珠三角的2/3；电价也普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投资成本优势明显，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强珠三角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与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2、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机制
2012年2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了粤东西北三个区域的“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要使粤东西北成为全省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充分发挥粤北山区的资源优势以及东西两翼的临海优势。培育多个增长极，是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2012年广东“三个规划纲要”提出各区域的空间布局，其中粤东地区要构建“点圈一体、块带结合”的空间发展布局；粤西地区要构建“三核、四轴、两屏”的国土开发格局和“三区、四带”的产业空间布局；粤北地区要构建“五极、七轴、三片”的空间结构和“融南联北、承东拓西、区内协调”的区域布局。
3、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
（1）加强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转移能力。加强劳动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力素质，克服劳动力转移中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的瓶颈制约，提高劳动力转移能力，有效缓解劳动力资源数量与质量的结构性矛盾，满足粤东西北地区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对劳动力转移的要求，加快劳动力转移进程。
（2）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增强吸纳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将人口城市化发展从强调劳动力转移转向强调承接产业转移，以广东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为契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提高工业化和产业化发展水平，增强粤东西北地区吸纳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加速劳动力本地转移和集聚，提高地区人口本地城市化水平。
（3）提高城镇设施水平，增强容纳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坚持以人口集聚为核心的集中城市化道路，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镇设施水平，扩大城镇容纳能力，增强城镇吸引能力，为粤东西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实现劳动力转移提供载体和平台，为人口城市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
（4）推进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进程，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解除包括户籍制在内的各种阻碍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制度约束，承认转移劳动力的“市民身份”，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给予转移劳动力应有的“市民待遇”，让转移劳动力实现完全的社会融入，实现转移劳动力职业转移、地域迁移、身份转变三位一体的人口城市化过程，提高粤东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的质量水平。
4、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
一是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法规建设，依法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益，要重点抓好农村劳动力培训、就业、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建立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就业和创业品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促进全省各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工作更好开展。二是以制度创新为手段，建立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和集聚的劳动力市场机制，要打破城乡分割壁垒，消除劳动力流动和集聚的行政，实现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平等竞争就业，使城乡劳动力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三是结合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增加智力密集型就业机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就业弹性高的中小企业、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家庭服务业发展，扶持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创业带动就业的组织领导、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力增效应，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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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088-02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向城市化转移,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手段之一,也是推动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现阶段,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对富裕,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劳动力不足,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有必要通过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城市工业化发展的人力要素短缺。
1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分析
刘易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要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逐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由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刘易斯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经济关系是一个二元经济关系,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以现代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该部门集中了大量资本;另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该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极低,农民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指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致使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缺乏丰富廉价劳动力的现代工业部门。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可以缓解劳动力与耕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既可以解决工业发展所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可因工业部门的高收入而提高城乡整体收入水平,从而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现代工业部门通过利润再投资形成新的资本积累,从而进行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完时,工业部门想进一步雇佣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待遇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农村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过程。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第一阶段。
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移,应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的增加为前提,应该更关注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形成了刘易斯・费・拉尼斯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农业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的结构差异,这种结构差异促使现代部门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长,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同时,保持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平衡增长,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有效的保证了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近十多年来为什么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又解释了总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向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但是,现阶段一些城市已出现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城市的“民工荒”逐渐显现,劳动力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已经逐渐走向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城乡二元经济已经快速向一元经济转变。
2 托达罗模型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发展的分析
在刘易斯模型中,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是城乡收入差距,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收入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就愿意迁移到城市寻求新的职业,并能够充分就业,不存在失业的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和城市的需求相适应,是一种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失业问题,但是农村人口还在继续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入,导致城市失业人口逐渐增多,失业现象逐渐恶化,使得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上的刘易斯模型丧失了它的有效性。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托达罗模型――建立在不充分就业假定上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业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不充分就业状况,即存在失业率。当城市失业率升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农村劳动力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托达罗模型如下:
d=Wπ-R(1)
M=f(d),f′>0(2)
(1)式中,d为预期城乡收入差距,π为就业概率,w为城市实际工资率,R为农村市场实际收入;(2)式中,M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f′>0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托达罗模型的含义是预期城乡收入差距(d)等于城市实际工资率(W)与就业概率(π)的乘积与农村市场实际收入(R)的差,即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M)是预期收入差距(d)的增函数。
托达罗模型在于探讨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度相关性问题。其政策含义在于:第一,依靠城市工业化不可能解决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就业概率(π)问题。一方面,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对劳动力需求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得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多,就业概率(π)就越大,从而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就业的收入,或者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大于预期农村收入的“现值”,人口就会向城市流动。结果就是,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人口就越多。第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重要途径。托达罗认为,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在发展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促使资本要素向农村流动,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加快农业发展,使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
从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若城市存在过高失业率,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动力减弱甚至消失,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和城市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也出现“民工荒”问题,但是并非完全是该地区存在高失业率问题,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城市CPI的上涨使得劳动者对于城市的预期收入降低。所以,基于这样的状况,托达罗模型中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还要考虑当地CPI的上涨因素,做进一步的修正。根据修正后的托达罗模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需要在控制城市工资增长的同时,通过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业经济,就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避免“一刀切”式的向城市转移而产生“刘易斯拐点”现象。
3 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的分析看出,二者都旨在探求解决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路径选择。尽管与现代的经济现状存在差异,但是给我们提出了探索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思路,即通过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特别是城乡经济发展正逐渐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在保证城市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同时发展农业经济,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构成情况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对策在于转变工农发展战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提高员工素质培养力度,努力拆除阻碍人口流动的藩篱。
(1)加强政府引导,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当前,我国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靠自发转移实现的。这种自发的盲目流动,不仅使农民易陷入生活困境,加剧城市失业,而且还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同时,劳动力大规模、过度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也会影响农业本身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劳动力的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充分地提供求职和用人方面的信息服务,减少农民外出打工的盲目性。
(2)调整工农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改变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逐步减少托达罗模型中的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调整“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实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以城带乡”的政策。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劳动力就业。
(3)发展城乡第三产业,吸引劳动力就业。大力发展城乡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促进城市服务业和农业旅游的发展。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扩大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促进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劳动力就业,而且所需的从业人员恰恰是那些外出就业难的广大妇女和中老年农民,是吸纳消化农村劳动力一条最有效、便捷的途径。这不仅解决了农民在农村的就业问题,而且扩大了农民的就业途径。
(4)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部载体。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乡镇企业布局适度向农村小城镇集中,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机构加工业、建筑建材业、能源矿产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换、增值效益,延长农产品产品链。在扶持壮大一批技术型乡镇企业集团的同时,要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5)加强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按刘易斯模型的分析,城市工业的扩张需源源不断的从农村吸纳剩余劳动力,但如果劳动力的素质低下,也将阻碍这种转移。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加大农村科技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水平,针对性地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和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能力。
(6)发展农村小城镇化建设,向城镇集聚是农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城镇建设和以县城为中心、有发展潜力、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模式选择。以城镇人口的聚集促进较大公共需求的形成,进而有效刺激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化解农村劳动力进城难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