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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进程范文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老龄化进程范文2
关键词：日本；老龄化；中国；措施
伴随医疗、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应对问题。老龄化不仅仅指的是寿命延长、老人数量增加，还指的是老龄人口占据整体人口比重，还有该比重增长幅度如何。按照国际人口普查学会编撰《人口学词典》当中相关释义：超出65岁老龄人口比重至8%左右乃至更高的人口结构被叫作老龄化社会，超出65岁人口比重超出14%，被称为老龄社会。现如今，国际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已属于老龄化社会，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处于边缘或者涉入其中。在两千年伊始我国也迈进老龄化社会之列，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应当要属先驱者了。与此同时，老龄化对于我国文化、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也构成巨大影，而这也让相应社会保障相关政策调整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接下来将着重介绍中日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相应发展态势，对比中日两国老龄化的特征，并根据日本应对老龄化举措阐述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一、中国与日本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态势
按照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现如今我国总体人口数是13.40亿人次，其中超出60岁占据13.27%，要较2000年的人口普查提升2.94个百分点，总量为1.80亿，当中超出65岁占据8.88%，要较2000年的人口普查提高1.92个百分点，绝对数在1.2亿左右。上述数据也说明我国老龄化还在持续，有关老龄化的相关问题也渐渐变成社会发展进程中要深思的一大民生问题[1]。按照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预计在2026年我国的老龄群体将超出3亿人次，在2036年将超出4亿人次，至2050年超出60岁老龄人总数将是4.5亿左右，占据总体人口数量32.6%，超出65岁老龄人总数在3.35亿人左右，占据总人口数约24.2%。由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平均1亿人花费时间层面出发，由2亿至3亿花费时间为12年左右，由3亿至4亿花费10年左右时间。中国老龄人口上涨最快时间即为20世纪中叶高生育阶段出生人口步入老龄阶段。
预估在2025年中国总人口数将有约20%为超出60岁老年人，至2050年超出60岁老龄人比重很有可能占据总人口30%左右。在1970年时日本迈进老龄化社会时期，在1994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涨到15%。日本的总务省在2010年末公布新进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总人口数量是1.28亿人左右，当中超出65岁者有2945万人左右，占据总人口比例约为23.2%，同2009年比起来，上涨47万左右，上涨约0.5百分点，老龄人口比重已成为历史最高点。根据日本社保问题研究所预估，在2030年日本的总人口数将为11523万人左右，而超出65岁者将在3668万人左右，占据总体人口31.9%左右，而至2050年时，总的人口数将是9516万人左右，超出65岁人口在3764万人左右，占据总体人口约39.7%的比例。国际将老龄人口从7%上涨至14%花费年数称之社会老化速度[2]。日本的老龄人口由7%涨至14%花费不到25年时间，我国在两千年伊始开始到老龄化社会阶段，预估花费28年时间涨至14%，可以看出两国老龄化发展进程基本相似。而欧美多国老龄化进程花费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不等时间。
二、中国与日本老龄化的特征对比
中国老龄化呈现地域不均衡，城乡明显倒置，老龄化比现代化超前三大特征。也就是我们国家老龄化发展存在显著从东到西阶梯式发展特点，东部的沿海区经济明显比中西部发展成熟，但老龄化进程也要更快，农村老龄化要比城镇高。日本则呈相反发展态势，人口城市化进程更高，而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很大。因为地区经济呈现均衡发展，让日本老龄化快速发展的社会，不论是配套硬件建设，还是人力资源亦或制度政策等软件建设方面，发展均相对平均[3]。除此之外，我国人均生产值为1000美元左右，便需要应对老龄化局势，陷入未富先老尴尬局面，日本在二十世纪中旬达到现代化发展效果以后才进到老龄化状态。因为国民经济飞快发展，人民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福利条件不断改善，加上合理饮食习性与别具优势自然环境等，也让日本更加变成全球人均寿命最长国家，老龄化也就随之而来了[4]。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措施
日本应对老龄化相关问题时，对老年人相关制度加以不断完善，也构建了相对完善社保体系。同时，对退休年龄进行推迟，对老年产业进行开发，给老年人提供最为优质与精细化的服务。
老龄化进程范文3
摘要：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来势猛，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必然加重国家的负担。人口老龄化还导致劳动适铃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改革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阵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倡和鼓励家庭养老，并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关健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负担 养老保障
党的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猛，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2000年占世界的2L29%;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4.2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那时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国际上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前西德和英国为45年，美国预计要用75年，日本预计要用26年，中国预计也将用26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中国人口高龄化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较早地出现了西方国家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所有现象，即80岁以上的老龄中后期人口的比重提高得较快。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老年人口。19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200万，200(〕年达到了12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0.88亿。
3.中国将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时滞性。欧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从而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这是一种刚性的过程。欧美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人老年型人口国家时，农村人口占64%，缺乏必要的物质、制度准备，可以说是“未富先老”。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老龄化进程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宏观影响 辽宁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辽宁省作为全国的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样日益明显。据辽宁省统计年鉴（2009）显示，辽宁省199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02%），提前全国5年，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从宏观层面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超前发展态势所产生的影响已渗透到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居民储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文化、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行
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经验表明，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良性运行的关键性因素。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体现出来。已有研究大多显示，辽宁省从1982年开启“人口机会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为“人口暴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仅从劳动力资源的整体规模来分析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适龄人口的“有效” 劳动供给。首先，从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看，目前辽宁省劳动力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1岁，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别提高4岁、8.1岁和11岁，劳动力结构老化趋势明显，限制了人力资本活力的发挥和有效劳动供给。其次，在劳动力参与率方面，随着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低年龄组人口与女性人口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辽宁省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数字为证，2000年，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个百分点。诚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增加，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减少了。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则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特别照料和护理。
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人口现象对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辽宁省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
经过多年努力，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从协整比例关系为主转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为短期内辽宁省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都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也在经济社会承载范围之内，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同时，因人口老龄化而兴起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龄产业也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具备吸纳从一、二产业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顺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阻滞着辽宁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刘柏霞（2009）通过选取1978—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辽宁省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系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因削减了劳动力人口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投资资金供给的相对减少，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处于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水平变化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认为个体的储蓄倾向在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加总的国民储蓄率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经验也似乎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储蓄的。但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率却增势不减，使得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通过对历年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辽宁省的总储蓄金额和储蓄增长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间储蓄增长率的波动趋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辽宁省进入老龄化社会为界分成两段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总储蓄金额增加的同时储蓄增长率却在下降。1995—2011年间，辽宁省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较快，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储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断趋缓（见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辽宁省目前的劳动力人口还比较充裕，老龄人口的消耗应该赶不上储蓄的增长，未来一段时期辽宁省储蓄额肯定还会增加，但增长趋势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来越缓。
四、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波动
理论上讲，人口消费水平与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需求。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作为纯消费者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能够推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不过，在消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又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从业人口数变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大，进而导致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降低。从老年人口个体来说，其往往更加节俭，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将会低于年轻人口。有关研究也表明，儿童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长远看，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未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用于社会交往方面的消费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医疗和护理方面的消费需求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当然，老龄人口的增多同样预示着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体正在迅速崛起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市场消费势力，从而带动和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产业——老龄产业，为老年市场提供无限商机。因此，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是多面向的，最终取决于一时一地的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速度。
纵观辽宁省1980—2011年的消费变化情况，居民最终消费额每年都在增加且总量增幅明显，消费增长率1994年曾达到最高峰28.79%，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自199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消费增长率呈现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现逐渐回升（见图2）。可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龄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对消费需求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反而是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执行下少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较大。经验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消费将随之下降0.417%（陈晶、朱天星，2011）；当前，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也并未强烈地改变消费增长的趋势，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带来了显著影响，抑制了衣着、家庭设备与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2]。
五、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负担
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又一直接后果。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社会保障基金在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还得应对支付额不断增加的现实需求，两方面的挤压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辽宁是东北三省的龙头，也是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和结构性矛盾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之一，正处于老工业基地改造之中，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增加了政府养老保障金、医疗保障金等方面的开支，加重了为老设施的社会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临改善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与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贫困的艰巨任务。养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加快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2010年，全省参保离退休人数472.7万人，比2000年增加191.7万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长速度5.34%；同期，养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亿元，增加585.3亿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长速度16.11%。养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参保离退休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医疗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镇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464.1万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139.3亿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预计，今后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数量不断增大且比重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经并将继续对辽宁省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沉重负担和压力。
六、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亲子关系都是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赡养父母是子女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孕育出来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社会化”特征明显，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4]。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6]。2005年10月，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20余个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随着农村建设速度的加快，中青年农民中“重小轻老”现象非常严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无法得到忙碌子女们的生活照顾，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不适现象也已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对多姿多彩的社区文艺、“夕阳红”般的大众传媒节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会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社会老年文化的氛围会逐渐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预示着新一轮社会文化的变迁。
七、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安全隐患
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7]。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龄人口逐渐由个体形成群体，老年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由零散的碰撞逐渐演变为集中的社会冲突。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格局、消费需求结构、经济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老年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所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社会安定产生极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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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进程范文5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伴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探索养老服务业与城镇化建设共同发展的模式已成为一种趋势，本文以探索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之上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模式，分析了其在推动养老服务以及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优势作用。
[
关键词 ]养老服务；农家乐；城镇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与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密切相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长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将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造成劳动力的数量供给不足，同时会导致劳动力人口自身的老龄化，影响了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有碍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养老比率上升，不但是社会负担加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和经济发展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给养老保障体系带来沉重的支付负担。养老金领取者的相对增多和缴纳者的相对减少，会导致养老金的严重缺口，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重冲击。由于老年人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将增加医疗卫生和医疗保健体系的支出压力。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社会养老资源不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之中国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得社会养老需求迅速增加。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和家庭养老能力，难以满足社会养老需求，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受到严重冲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4-2-1”的家庭结构使得子女难以独自负担起养老责任；就业机会和观念的转变，人口流动成为普遍现象，家庭成员分散在各地，家庭观念淡薄；传统家庭向核心家庭分化过程中，子女与大家庭脱离；部分老年人独立意识增强，愿意自己生活。因此，探讨新的养老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迫在眉睫。
二、农家乐养老服务发展的可行性
传统的养老模式无法适应老龄化需求。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以及空巢家庭的逐渐增加，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并引起居住方式、供养方式、照料方式、交流与沟通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养老服务会逐渐由传统的家庭养老向社区服务养老和机构养老偏移。而利用农家乐为依托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其优势。
利用原建筑改造节约成本。老年住宅不需要建造楼房，这样易于老年人的居住和行动，因此可以利用农家乐原有的住宿场所或进行适当改造，从而节约了拆迁重建的成本。由于农家乐大都存在大片空余土地，建设老年人生活需要的设施方面也可以节约土地资本。
老年人易于满足情感需求。在精神生活上，老年人最怕寂寞和孤独，不同子女一起住的老人，尤其是单身老人，散居在城镇和乡村对老人十分不利。农家乐多处于城市与农村的结合处，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里易产生归属感，人群一般也是同一阶层、同一群体，人群熟悉度高、生活习惯一致，会降低孤独、陌生的心理。另一方面，农家乐大都距离城市不远，易于子女的探视和照顾。
养老服务所需劳动力充足。老年人特别是失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有极大的照料需求，需要家政服务业、医疗保健服务业、老年用品业、老年文化等产业的辅助功能。利用农家乐发展养老服务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吸纳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养老服务业的入门门槛较低，经过比较短期的专业技术培训、医疗知识护理培训就可以把这些劳动力转换为老年服务人员，因而能够为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同时解决了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双向经营实现共同盈利。利用农家乐发展养老服务业并不是将农家乐转变为养老机构，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养老与旅游的共同发展。传统的农家乐旅游只是在节假日才会出现客源旺盛的场面，而工作时间农家乐则面对客源短缺的问题，此时正是发展农家乐养老服务的机会，而节假日老年人大多回到子女身边团聚，那么农家乐也可以恢复原有的传统旅游聚会的经营模式。由于老年人对于养老设施的需求不大，这两种模式转变并不会产生过高的成本。
三、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对于加快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一是养老地产设施业。按照老年人的需求建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住宅，追求房屋设计、道路建设、健身器材、商铺规划等方面的适老型方案和设计。二是养老医疗卫生保健业。加强医疗卫生设施、专业化的医生和护理队伍、专业的保健医生和保健服务、康复中心、保健设施和保健用品的的建设。三是养老文化产业的发展。老年人在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也是很大的，多为老年人提供健身器材和健身场所、开展和举办适合老年人需要的文化娱乐、旅游休闲活动。四是养老用品产业。在老年人的食品、服装、家具、行动用品等生活用品方面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五是养老产业体制。社会养老保险方面不断变革、商业养老保险积极发挥补充作用，积极探索新型的养老模式。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化建设必须考虑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是实现人性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需要和保障。在推进城镇化经济创新发展过程中有效的与养老服务产业相结合，不但有利于解决养老问题、提高政府的公信形象，保障家庭和睦、改善老年人生活，并且大大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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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进程范文6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下世纪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
二、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达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的提前来临无疑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和强大的压力，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个人养老费用占据其一生收入更大的比重；家庭要为养老支付更多的财富，社会要为养老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是由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影响
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从经济保障方面来看，我国城乡供养模式呈现相反的态势。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老人则以家庭养老为。与家人共同生活，便于子女供养，照料老人，也是我国老年人比较认同的生活方式。根据上海市的调查，超过95%的老年人对子女赡养和生活照料状况表示满意，同时有96%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家养老。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变动有密切关系，但与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的关系更密切。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60%是因病，在疾病、灾害等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的相关对策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年人的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给与高度的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需要做到适应人口老龄化直达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及早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网络体系。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老人不只是被关怀照顾的对象，也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同样，健康老龄化也不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如何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才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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