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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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范文1

何谓民族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指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且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民族文化财富的表演技术类、工艺技术类和节目仪式类的传统文化事项[1]。何谓民族非遗传承?它指的是对民族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在新时代语境下传承民族非遗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一,非遗文化特别是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时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价值与思维方式,是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文化的图腾。传承这一文化即传承民族精神。第二,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民族非遗文化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应有之举。第三,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技术优势,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红利的加持下,我们理应“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民族非遗是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也是“怀旧”与“创新”的完美融合。第四,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这一“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理应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与职责,与中国西部乡村开展“校地共建”,通过大学师生对民族非遗的传播与发展,充分唤醒民族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帮助中国西部乡村(以贵州为主)脱贫致富,共同实现“文化自信”,创造“美好生活”。民族非遗传承的现状和困境民族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扬至关重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壮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国人民开始走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一定要找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突破点”,才能实现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在这一背景下,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利用智慧与技术帮助民族非遗传承与发扬,成为其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贵州从江地区侗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传统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民族文化即将受到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一,文化断层。根据团队调查,在侗族人口占比超过90%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大量青壮年人口纷纷外流,在返乡时兴建楼房,并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带回去;侗寨里麻将声、广场舞等现代休闲娱乐方式逐渐增多,而凝结着原始劳动风貌与情感的侗族原生态音乐和节庆活动却日渐衰落;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受生活环境的制约,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教育较多,对侗族的节庆风俗、服饰穿戴、侗歌等知晓甚少。由此,传统侗族文化失去了基础的传承对象,导致出现了民族“文化断层”。其二,民族文化传承乏力。大部分青年由于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难以形成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对传统民族歌舞、乐器、服饰的兴趣愈来愈淡漠,导致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承难以延续;专门从事侗族歌舞及民族民间文化表演、传授、研究的人员相继离世或逐步退出舞台,造成了民族文化宝贵资源的巨大损失;民族文化的校园传承出现了多种误区,如把舞台歌舞当作民族文化、把学校老师当作传承人、教民族文化怕影响学生的文化课程、对民族文化的偏见与排斥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其三,留守儿童教育堪忧。随着当地劳动力外流,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却出现诸多问题: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儿童缺少陪伴;家长知识水平偏低,“望子成龙”却无法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学校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比例失衡,儿童的课外技能培养受限。本项目着眼于民族文化传承,整合留守儿童资源,指出依靠他们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一来既能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找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其四,经济造血功能不足。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本应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但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不力,其产品未能受到市场的普遍接受;或受缺乏技术性等综合因素影响,民族非遗的经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不足。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路径“有故事”“讲故事”成为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两个必要要素。前者的文化内蕴多为“怀旧”,后者的核心则为“创新”。我国滇东南地区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其民族非遗高达上百种,承载着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南京财经大学组建了“民族非遗的高校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曾分别面向大学校园和社会公众进行有关民族非遗文化传承的问卷调查。面向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主要从对非遗的认知、对非遗传承的态度与责任等视角展开,对社会公众的调查问卷则在对非遗的了解、日常非遗消费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学生对非遗传承十分关心,但不十分了解,愿意为非遗的传承做出贡献,并期待大学多开设相关课程与实践活动。社会公众对问卷的参与较少,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对侗族非遗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但十分愿意参与非遗传承。这两类人群认为非遗传承的方式均以互联网为主,认为高校理应在传承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研究,笔者认为,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理应在民族非遗的传承中做出应有贡献。或可通过以下途径有所行动:(1)密切高校与地方(乡村)的联系,推动高校服务地方、深化劳动教育内涵、践行“乡村振兴”的高校担当;(2)将民族非遗文化创作与研究引入高校,充实高校美育课堂,践行“加强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要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推动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3)通过民族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构建起中华民族非遗传承的“中国模式”,在我国欠发达地区进行推广和借鉴。鉴于这些认知,南京财经大学“民族非遗传承的高校担当”实践团队探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持续开展“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活动

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范文2

一、京剧视觉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的联系

(一)京剧视觉元素

京剧是集文学、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于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其视觉艺术形象多种多样,可以分为服饰以及舞台道具、装饰这两种类型。其中服饰涵盖了服装和化妆这两个方面,主要涉及京剧人物的脸谱、服装以及附属用品,用于表现京剧角色的人物身份以及性格特点。舞台道具以及装饰物品包括文房四宝、烛台、船桨、马鞭、各种武器等,同时也涉及到整体的舞台摆设。例如桌椅是最常见的舞台装饰道具之一,结合不同的戏剧情节可以充当不同的用途,像桌、山石、床等。这些视觉元素是组成京剧的重要部分,也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载体。

(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

综合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来讲,主要指的是当消费者针对这一产品进行初步浏览时,第一时间可以通过视觉捕捉到的相关元素,例如构图、形状、颜色、文字搭配、背景画面等(张琦、周杨静、曹艺馨:《中国传统纹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探索――以南京博物院文创产品为例》,《大众文艺》2019 年第19 期)。这些元素能够为消费者评价这款文创产品提供依据,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产品设计融合的主要桥梁。通常来讲,这些视觉形象可直观反映该产品的实际用途和设计意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现。近些年,国家大力推动非遗文创产品研发,故宫博物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均进行了文创产品设计。结合具有历史文化气息和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具有实用性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力度,也可以使消费市场内的产品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三)京剧视觉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的联系

在京剧表演过程中,蕴含了多种多样的视觉元素,这些元素具有极强的个性化和独特性特点。视觉元素和视觉形象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在设计非遗文创产品的过程中,为了凸显京剧的实际内涵和文化寓意,需要将京剧表演中的诸多视觉元素转化为视觉形象,并且与文创产品的实体结合起来,通过视觉形象来体现产品的实际功能和想要表达的内涵,当这样的产品流通到消费市场后,不仅能够提升文化产品的实际价值,也可以有效实现京剧文化的传扬和发展。在设计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挖掘京剧表演中的文化元素,并且将其转化为视觉形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文创产品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一)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

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通常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京剧脸谱。脸谱是京剧的代表元素,也是观众在观赏过程中能够非常直观感触到的。当人们看到色彩多样的脸谱时,第一反应便是京剧,因此对京剧来说,脸谱是应用价值最高的视觉形象符号。其次是京剧服饰。京剧服饰按照其功能可以分化成蟒、靠、帔、褶、衣这5 种形态。京剧服饰不仅沉淀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韵味,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视觉美感。再次是京剧头饰。京剧头饰也分为多种类别,例如旦角的头饰有正凤、偏风、六角花、包头帘、串蝴蝶、蝴蝶顶花以及泡条等。京剧头饰涵盖了繁复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集技艺和精巧于一体,已经成为京剧的主要代表元素。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进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其目的不仅是做京剧文化的科普,也需要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因此在提炼视觉元素的过程中,要与当前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相符,与消费者的实际认知相符。对客观的视觉元素进行形象转化,打造出符合消费者视觉观感以及消费心理的视觉形象符号,需要具备极强的艺术性和专业性,才能够真正实现京剧文化传承和文创产品价值提升的双重目的。1.脸谱视觉形象转化由于脸谱已经成为了京剧独特的代表符号,那么在利用脸谱进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其形象转化方式不仅要突出脸谱的固有特征,也要在当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创新。传统的脸谱视觉形象是以平面绘画以及色彩搭配的方式展现出来的,长久以来这种视觉形象应用极为广泛,很容易产生视觉疲劳。为此,我们可以在脸谱线条以及图案拼凑的基础上,利用单一形象配合镂空技术打造立体图形,例如将脸谱雕刻在毛笔笔杆上,制作成吊坠等。也可以单纯提炼脸谱的色彩搭配方案,将其作为某一文化产品的整体色彩结构,这相较于直观的进行脸谱图案设计来讲效果更好。2.服饰视觉形象转化当前大部分的京剧服饰视觉形象转化是结合其色彩以及花纹进行的,但是京剧服饰自身是多样化的,因此,在提取其基础的色彩和形态的同时,也可以借助其本身的绘画纹样进行转化。例如可以将京剧服饰中的飞禽以及梅、兰、竹、菊等纹样提取出来,和文化用品、古风用具等融合起来,其挥洒恣意的形态能够提升产品的内涵,同时也可以着重突出京剧服饰的细节美。另外也要善于将视觉形象转化为意识形象。例如京剧服饰中有大量的五彩飘带、翎子等,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灵动的姿态。这些可以作为视觉形象转化的依据,融入到书签、木簪、扇面等中,通过灵动飘逸的笔触来勾画出动态的形象,不仅能够赋予文创产品生机和活力,也可以展现京剧服饰之美。3.头饰视觉形象转化京剧中的大量头饰极为精致,这些也可以成为文创产品视觉形象转化的主要灵感。由于当前大部分的消费者在进行文创产品选择和消费时,更加青睐于那些极具艺术底蕴的产品,那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京剧头饰的既有形态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例如通过头饰绒花提取,与颈枕结合起来,设计头面眼罩等(张苇、徐雪、姚佳辰等:《地域文化性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与创新―以盐城水浒文化博物馆文创设计为例》,《美与时代》(上)2019 年第9 期),这可以确保文创产品具有新潮性和实用性,是进一步加强文创产品应用价值的关键。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范文3

一、校本课程开发要和当地社区资源相结合

社区作为一定地域内的人群共同体,是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基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每个社区自然条件、人口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不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社区文化既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要,也为他们之间的共同活动提供了规则和约束。这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文化背景和课程资源。

作为传统渔区,坎门有着丰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渔区文化,经过漫长岁月的涤荡、沉淀和传承,留下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国家级非遗坎门花龙、省级非遗坎门鳌龙鱼灯舞和坎门渔民号子、市级非遗坎门贝雕和船模等108项。坎门海洋非遗文化作为重要的资源,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利用上的便捷性、资源形态的多样性等特点。丰富的非遗文化既是过去坎门的一个缩影和沉淀,更是今后坎门发展的一笔财富。无论是学校的德育工作还是学科教学,无论是技能的培养还是育人氛围的营造,均可从中获得资源的支持。坎门二中是玉环县一所偏僻的海岛农村初中,所在的坎门钓艚社区为玉环著名的渔业社区,渔区文化浓厚且具特色,拥有国家级非遗“坎门花龙”、著名的渔家女俱乐部、“鱼龙灯舞”传承人曾焕祥师傅等。学校与浙江海岛特色村――东沙,仅一村之隔,所在社区的百姓长期从事渔业生产,拥有丰富的渔业技能技术,过着独特的海洋民俗生活。历史的积淀,使学校所在渔区和周边社区有着厚重而多彩的海洋文化。借助海洋非遗的载体,联合船模馆、海洋气象站、浙江省文化村东沙海岛村等,挖掘多种地方资源,为学校进行海洋文化特色校园创建和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二、校本课程开发要和学校特色发展相结合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建构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办学理念的核心内容。学校的办学理念是通过课程来实施的。而校本课程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着力点。校本课程的实施,可以彰显学校的文化品位,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促进学校的内涵发展。

为了传承当地的海洋文化,坎门二中在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培育海洋文化意识方面有着独树一帜的特点。学校围绕“以素质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思路,从学校实际状况出发,结合学校所在社区、渔区文化和本校学生的身心特点,积极响应“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号召,深入挖掘坎门渔区的地方文化,开发校本课程,引导学生了解、学习和传承坎门地方文化,开展传承具有海洋特色的民俗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加校园艺术氛围,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进一步落实课改精神和强化学校办学特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学校成功申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传承教学基地”和中国教育学会“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首批试点学校,以此为平台,提高学校品牌影响力,扩大海洋民俗文化及相关海洋知识的普及面。

三、校本课程开发要和学校教育科研相结合

教育科研是探索和认识教育本质及规律的重要途径。教育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去了解、分析、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逐步探索、揭示、掌握教育规律,才能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益。教育科研是提升学校品质的关键,同时,也是提高教师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教师只有在工作中边实践,边反思,边总结,边提升,才能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

坎门二中用科研来促进学校的海洋文化特色发展,已逐步建立、完善了一整套科研管理机制,明确了以校长、副校长、非遗传承办公室和教科室主任为首的教育科研领导小组,由专人统一管理科研工作,并确定了每个课题的负责人与核心组成员。学校承担的课题有浙江省规划课题《鱼龙舞动青春――坎门海洋非遗文化进校园的实践研究》,台州市重点课题《“坎门鱼龙灯舞”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的探索》,台州市规划课题《以坎门渔民画为载体的初中美术地方课程开发的探索》,玉环县规划课题《以玉环渔民号子为题材开发初中音乐地方课程的实践研究》。学校的科研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检查、有总结、有行政管理和科研经费保障,档案齐全。学校力求在课题的引领下,以科研带动校本课程的开发,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

四、校本课程开发要和特色社团创建相结合

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关注学生,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对课程的需求,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构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是课程建设的出发点。学生社团是在自愿基础上自发组织而成、按照章程自主开展活动的学生群众组织。社团活动课程化,既深化了学校社团的内涵,又丰富了课程,彰显学生的个性,使学生的兴趣得到引导和升华。

坎门二中通过社团活动、特色课程双轨并行,带动学科的渗透,开发出相应的校本课程,实现海洋非遗文化的教育价值。学校自2012年起创建了非遗传承特色社团,传承海洋非遗文化。主要的非遗传承社团有鱼龙灯社团、海乐社团和美技社团。学校教导处结合丰富的坎门海洋非遗资源和地方传统文化,制订了校本课程开设计划和社团活动时间安排表,一学期按18周进行。每学期,每个社团都有相应的主要传承的非遗项目,开展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社团活动,为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坎门二中实施的校本课程有“坎门鱼龙灯舞”“坎门渔民画”和“玉环渔民号子”,其中“坎门鱼龙灯舞”被评为浙江省第二批精品课程。学校还编写了海洋读本《海洋防灾》《韵味坎门――坎门乡土文化及海洋知识读本》和乡土非遗传承宣传册等。

“非遗进校园”校本课程的授课有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进程,比如鱼龙灯舞主要有五大单元组成:“鱼龙出宫”“串游四海”“激流勇进”“蛟龙戏珠”“鱼跃龙门”。每一单元又分龙灯舞和鱼灯舞的动作要领和来源说明,集历史与动作为一体;每节课前,指导教师都认真准备,保证教学有序进行。学校还聘请有多年“鱼龙灯舞”、渔民号子排练经验的民间艺人曾焕祥作为课程指导顾问,确保“非遗进校园”的有效开展。

五、校本课程开发要和师生实际情况相结合

学校文化是课程,教育活动是课程,教师行为也是课程,学校的一切因素都应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从教师角度看,课程是专业化发展的内、外部动力的统一体。钟启泉教授说:教师即课程。从学生角度来说,课程是机会――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的机会。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机会。校本课程开发要满足学生的需求,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基本任务,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学生的特长和个性。

坎门二中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依托地方资源和师资优势,结合学校所在社区、渔区文化和本校学生的身心特点,培养学生的体艺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学校开发和实施的“坎门鱼龙灯舞”校本课程,与体育特性相结合,在传承具有海洋特色的民俗文化的同时发挥其强健身体之功能;开发与实施的“玉环渔民画”校本课程,与美术特性相结合,在传承具有海洋特色的民俗文化的同时发挥其审美绘画之功能;开发与实施的“玉环渔民号子”校本课程,与音乐特性相结合,在传承具有海洋特色的民俗文化的同时发挥其欣赏歌唱之功能。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范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模式;四川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36-02

前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们习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物质文化生活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慢慢消失。鉴于这种情况,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成为第一要务,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或许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一、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借鉴。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宏观研究。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省市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遗存厚重的省市。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个案分析研究。马木兰、汪宇明[1]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并从开发特点、开发形式、开发形态、载体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优劣势比较。陈炜、高艳玲[2]以壮剧为例,进行了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行性旅游开发研究。吕妍沁[3]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为例,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开发模式。吕屏[4]从旧州绣球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的关联。辛儒、张淑芬[5]以河北曲阳石雕为例,论述了产业化与产业化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苑利、顾军[6]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开发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闫新新[7]以蒙古族为例,指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道路能确保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产业化或许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产业化研究则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式探讨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学术文献关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讨论尚且不足,因此值得人们思考。

二、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绵竹木版年画、大禹传说、川江号子、藏族唐卡、薅草锣鼓、都江堰放水节、火龙灯舞、川剧、竹编、格萨尔、四川皮影戏、木偶戏、蜀绣、泥塑、火把节、羌年等均已列入国家级遗产名录;四川省行政区划内几乎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除此之外,四川各地也在积极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区,如四川自贡中国彩灯文化发展园区、成都武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公司、四川建川实业集团、四川广元市女皇文化园、成都市三圣花乡景,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九寨沟演艺产业群、三星堆文化产业园等等。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对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有几点思考。

(一)企业化

企业化指以盈利为主要导向,将企业内部划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对可控费用进行预算与考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手段为杠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工企业,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加工增值、规模化发展,以满足市场文化需求,通过市场需求这一自然动力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在选择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选择适合产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选择凸显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二)标准化

标准化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和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企业标准化即以获得企业的最佳生产经营秩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的重复性事物和概念,以制定和实施企业标准,贯彻实施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化主要指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色,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生产,对于其文化产品的规格、质量进行统一,采用质量控制的加工环节,以满足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费需求。

(三)品牌化

品牌化是赋予产品和服务一种品牌所具有的能力,品牌化的本质是创造差别使自身与众不同。企业通过给自己的产品规定商业名称,形成品牌识别点完成品牌化过程。品牌点一般由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要素或要素组合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也是通过非遗文化产品,赋予这一文化产品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利用文化特色拥有自身的品牌识别点,统一注册品牌商标,开展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营销,实现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

(四)层次化

层次化是从资料收集、生产、加工、包装等一系列过程进行分级管理,在全部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生产的同时,通过分级收购、包装、定价和销售,针对不同消费者和国内外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四川非遗文化产品可以利用产品生产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将文化产品分为简单制作型和技艺烦琐型等级进行分级生产、包装、定价和销售,为消费者市场提供灵活可选的文化产品。

(五)科技化

科技化是通过利用先进科学设备和技术,创造出新功能、新视角的产品过程。四川非遗文化产品的科技化主要通过最新科学设备和科学技术,超越先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引进新思维,生产更加具有科学含量,更加能够展现非遗文化精髓的文化产品,无论从非遗文化的体现形式还是再现质量,都能够更好地契合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同时也使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利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结语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产业化发展,企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层次化和科技化是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指标。科学合理地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一定能够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马木兰,汪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转型模式[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2] 陈炜,高艳玲.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壮剧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吕妍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野中的产业化开发方式探索――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创设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4] 吕屏,彭家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以旧州绣球的产业化发展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 辛儒,张淑芬.产业化与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以河北曲阳石雕与旅游开发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0,(5).

[6]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商业化经营[J].河南社会科学,2009,(4).

[7] 闫新新.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发展道路[J].前沿,2011,(1).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范文5

【关键词】蛋雕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传承人;文创化

一、蛋雕艺术的历史沿革

蛋雕艺术即是以各种禽类蛋壳为载体进行雕刻创作的一种技艺。春秋时期,管仲曾于《管子•奢靡》写道“雕卵然后沦之”。这是有关蛋雕最早的史籍记载。自明朝以来,民众自发尝试在蛋壳上雕刻简单的文字图样,并赋予其吉祥的喜庆意味,现代蛋雕艺术由此发源。蛋雕艺术并非为中国所独有,欧洲于六世纪就曾出现寓意“重生”的复活节彩蛋,这一习俗直至今日仍然盛行。在俄罗斯等地,民众更是尝试于蛋壳上镶嵌珠宝等珍品。在中国,蛋雕作品多为传统文化载体,书法、绘画、雕刻等技艺浓缩于作品之中,匠人运用阴刻、阳刻、浮雕、镂空等方式将个人构想呈现于蛋壳之上,或用以讲述历史故事,或用以呈现神话典故,因此广受民众喜爱。近年来中国的蛋雕艺术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于蛋壳上进行彩绘等装饰,并不破坏蛋壳完整性;另一种则是直接于蛋壳上进行雕刻,在蛋壳表面留下凹凸质感乃至镂空的纹样。

二、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桎梏

中国蛋雕艺术传承历史悠久,但当下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现行蛋雕作品局限于民间手工制作,且因原材料的特性致使成品率低下,流通于市场的精品蛋雕更是寥寥无几,传统的蛋雕技艺正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发展桎梏:首先,传承人的流失及缺位。因原材料自身特性(如蛋壳脆弱难以雕刻等),蛋雕艺术要求制作者需经长时间反复机械的练习,以此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与纯熟的雕刻技巧,这就导致蛋雕技艺者的培养时间十分漫长。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龄的不断增长,传承人才缺位的现象也愈发突出。据相关资料显示,当下中国蛋雕艺人年龄集中于40至60岁之间,①乏味枯燥的技艺培养过程并无法有效吸引新生代传承人参与。如若未能及时在社会层面加大蛋雕技艺的宣传力度,拓展传承人群体,蛋雕技艺注定只能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其次,宣传力度的不足。蛋雕艺术是蛋壳上的“舞蹈”,小巧精美即是其最大特点,受限于原材料特性,其技艺只能运作于“方寸之间”,这导致部分群体对其产生“雕虫小技”的刻板印象,认为其技艺不足挂齿。且因原材料极易破碎,作品成功率低,不具备大规模机器生产条件,匠人投入的时间及精力成本往往无法与社会预期价值有效契合,民众更愿意将目光停留于“物美价廉”的手工艺品上。加之蛋雕作品不易保存,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根雕、竹雕、木雕等欣赏价值差别不大,但更易于保存的作品,社会缺少有效途径帮助民众了解蛋雕艺术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再次,传承方式的滞后。区别于其他相对独立的手工技艺,由于蛋雕艺术还需制作者具备一定的书画基础,因此从学徒到合格的蛋雕艺人直至艺术家不可避免需要历经多年技艺与经验的积累打磨。在手工艺人的带领下,学徒在长时间不断重复的机械实践与反复练习中领悟、提升技艺,再由模仿向创作转变。这种缺少系统书面记载和体制模式的传承手段导致时间成本巨大且效率低下,并无法有效适应社会发展。如若蛋雕技艺无法找到更佳的传承方式,极有可能陷入传承困境甚至面临失传的风险。

三、蛋雕艺术保护、传承对策

(一)加大对新生代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蛋雕艺术是非遗历史长卷里一抹宝贵的亮色,理应受到良好的保护与传承。对于任何非遗技艺的传承工作,其核心皆在于传承人群体。针对蛋雕此类注重实践与培养的非遗手工技艺来说,老一辈传承人受限于年龄及精力等因素,已无法有效承担起传承、保护与未来发展的重任。而相较于老一辈传承人而言,新生代传承人更具工艺创新的视野、理念、精力及知识储备,能够保证自身承受住高强度且枯燥反复的技艺生产工作,且具备长足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因此社会应将重点聚焦于蛋雕艺术的“新生代传承人”群体。②针对有志于蛋雕艺术保护,能够将蛋雕技艺融入市场性运作的高素质新生代传承人,政府应当大力加以支持鼓励,通过政策保障该群体基本生活的同时加大对他们的物质激励,以此促进青年蛋雕技艺人才的成长,鼓励青年从事蛋雕传承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蛋雕技艺前沿的优秀带头人,从而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拓展新的传承方式蛋雕艺术传统的授徒方式因其小规模、小范围等局限性已无法完全适应非遗传承的基本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将非遗传承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培养出一批理论知识与技艺手段相结合的新时代传承人。对于蛋雕技艺而言,传统的口耳相授固然可以保留最原始的核心技艺内容,但其传承的封闭性很难支撑技艺的现代化发展,而传承人一旦去世或离开行业,技艺就会面临断层甚至失传风险。③因此,如何寻求新的传承方式并使得这一技艺能更好地发展传承成为了当务之急。这要求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打破小范围传承的固有特点,更加积极主动地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比如,蛋雕手工艺人除现有的成立工作室等手段供市民参观学习、授徒教学之外,同时可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等新媒体手段去扩大蛋雕艺术的宣传面,让更多的群体有机会认识蛋雕、了解蛋雕、喜欢蛋雕、传承蛋雕,进而有效推进蛋雕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蛋雕文创化发展与前景研究

在当下非遗传承工作形势日益严峻的环境之下,除转变非遗传承人选拔培育模式及传承方式外,只有通过面对市场发展的商业运行机制,将传统手工技艺非遗融注于文创化发展之中,才能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技艺的可持续发展。④蛋雕艺术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同样可以适用于非遗文创化发展,借市场商业化运作来实现保护传承。以蛋雕技艺为例,除加大宣传力度、增大受众面积等具体举措手段以外,传承人仍可尝试文创化发展的新思路。即创作者将一定的历史故事、文化背景融入蛋雕作品的制作之中,适当衍生一些蛋雕的文创产品,通过展览会、体验馆等形式将其宣传推广,在提高非遗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寻求新的销售途径。对比研究市面上较为成功的文创企业与文创产品,手工自制或许是蛋雕艺术发展的新途径之一。例如苏州博物馆推出的苏绣体验,故宫博物院推出的3D便利贴和手工纸雕灯等文创产品,都是将手工技艺与文化传承聚焦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成功范例,此类模式无疑为蛋雕艺术的文创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蛋雕艺术的趣味性强,制作者如若能够亲手将个人喜欢的图案或文字雕刻于蛋壳之上,并且在制作过程中要求参与者在构思、绘画、雕刻等环节的情绪投入与精神集中,极易吸引参与者投入。此类活动除参与度高、体验性强等特点外,蛋雕的原材料成本也较为低廉,只需禽类蛋壳即可进行雕刻活动,具有宣传推广的巨大潜力。可见,在引导受众亲自体验的过程中进行历史文化的普及宣传,蛋雕技艺的文创化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大有可为。

五、结语

蛋雕艺术是非遗文化舞台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与极高的欣赏价值。在面对传承过程中如知名度低、传承方式滞后、传承人缺位、市场狭小、受众匮乏等问题时,通过进一步扶持非遗传承人等举措对非遗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积极寻求新的传承途径等方式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改善蛋雕艺人的生存状况,并以此推动蛋雕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文创化概念的加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蛋雕艺术保护工作中的迫切性问题,而且能够通过引入市场资源,以合法的商业化运作促进了蛋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满足非遗传承的新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施展,周星宇.关于“非遗文创化”的调查研究——以河南省八项传统技艺开发为例[J].文化产业,2019,(21):7-10.

[2]郑天皓.浅谈蛋雕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J].人文天下,2019,(18):63-67.

[3]施展.非遗“新生代”传承人的优势和困境——以河南省为例[J].文化产业,2018,(12):18-19.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范文6

关键词:数字化,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微电影

一、数字化传播概况

数字化传播形式,范围广内容丰富,即为通过媒体方式进行文字、图像、音乐、影像等组合的传播。例如新媒体、短视频、直播、AR技术、纪录片、微电影等。纪录片作为数字化传播的常用手段,具有思路简单清晰,纪实的特点。现代纪录片传播就是把传统风格的事物“消化”,用风格平实的剪辑风格去阐述剧情,有节奏,有风格,有思想地介绍人们所遗忘的历史文化和历史故事。中国纪录片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电影发展简史历程(图-1)。从最早1905年的由中国人拍摄的《定军山》纪录片《到农村去》,再到1983年《话说长江》发展到中期的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纪录片《农奴》一直延续到1991年《望长城》和《沙与海》,为中国文化纪录片影视产业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真正地使文化类别纪录片产业融入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纪录片艺术表现真实作为创作本质,并以专业的制作方式对素材的加工和运用,进行艺术展示。所以不难看出纪录片是以真实故事作为拍摄核心。新媒体本身应该是被称为一个数字化的新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的张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就是微电影(microfilm),即微型影视电影,又称小型微影。微电影的“微”和纪录片的“实”非常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传播,由此可知,微电影和记录片作为优秀的传播媒介,能达到极好的成效和功能。

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1.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在继承和传播上仍存在问题:从宣传上来讲,人们对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没有推广导致关注度不够。例如桂林市兴安县的华江瑶族刺绣,它的宣传方式还停留在口口相传,以及较少新闻的报道,没有数字化的影像来作为非遗传播的杠杆,传统文化正在不断地丢失。从文化上来讲,传承人的缺乏,以及非遗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不断冲击是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以川县阳氏石雕技艺传承人为例,这种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家族式非遗,因为石雕工作辛苦且粉尘较大,没有年轻人愿意拜师学艺。从阻碍上来讲,没有广泛的群众的参与,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自身魅力不够大,并缺乏文化的保护机制。例如国家级的广西非遗“桂剧”,全靠着十余名七旬以上的老人来进行表演,服装、道具妆容全部都由老人们自己负责,“桂剧”作为广西非遗的地方特色剧种濒临灭亡。总而言之,数字化形式传播方法面对宣传问题、文化问题以及阻碍问题时,使用微电影的记录传播方法是有效的处理方式,不单单体现在微电影作为媒介的优秀记录功能,更是以其易于传播,通俗易懂的特点来面对大众。

2.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调查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形式的传播过程中,需要进行何种方式的数字化形式传播也是需要进行数据调查的,针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受到青少年或大学生的关注较少,多数人说不上几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对此进行了市场调研,其中调查对象以18-25岁的100名年轻人展开。分析调查数据图表(图-2)发现大多数年轻人更喜爱喜欢数字化的形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例如网络、小视频、微电影、纪录片等形式进行学习,大多数年轻人更希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微电影形式来获得更好的学习和观看体验,以微电影或者纪录片的形式所纪录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的用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并且更能被年轻群体所接受,因此在数字化传播形式上,选择微电影或纪录片的传播方式更适合非遗的实际需求或应用。

3.广西非遗微电影案例分析

以《侗听》微电影为例,这部微电影以侗族大歌为主题,将其作为核心进行介绍,通过视频风格,传统音乐,镜头语言,丰富的文案和当地人民实际演唱的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萨银花的采访,对她以歌声对侗族大歌传承的故事的进行概述,讲述她为一千多个学生教唱侗族大歌的故事,侗族人民唱歌作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以声音模仿大自然,以侗族大歌人数众多来表达震撼的感觉,以侗族小歌歌唱年轻男女谈情说爱,并有相思情歌、麻雀歌、蝉之歌作为代表等两三百首歌,将侗族大歌的音乐,故事情节,人文情怀分析,用较少的时间来展现民族的文化风采。通过分析这部《侗听》微电影,得出非遗微电影制作的大致流程图(图-3),通过对其流程进行梳理,分析其重要特点。①非遗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剧本创作,分镜头绘制以及拍摄计划传承人访谈等都需要在前期的调研工作中完成,非遗的田野考察更需要一些较为特殊的资料,例如:家族故事,民族特色语言,祖上传说等一些区别于传统调研的资料。针对不同非遗类型所做出的前期准备,非遗的类型多种多样,针对这些不同的非遗来进行的拍摄方法及所运用的拍摄手法,声音语言及画面感的颜调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性。②非遗拍摄:非遗的拍摄是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进行的步骤,在确定剧本、分镜头拍摄计划之后完成的重要步骤,在非遗的拍摄中基本包含五个类别:人、景色、物体、声音和饮食。非遗的纪录片中选取主要拍摄对象,并根据其原有特征来使用不同的拍摄手法进行拍摄,例如侗族大歌,该非遗对象最主要的部分即为人和声音,在针对人物以及声音类别的对象拍摄时,人物的面部特征,嘴唇,神态,或以故事性为主题通过声音引出人物,引出故事的发放往往多被采用于纪录该形式的方法,对不同非遗对象使用最表现其特征的拍摄手法以及镜头语言能使成片效果更加丰富。③声音语言:声音语言也是非遗纪录片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般我们将声音分为三个部分:原始音频、配音音频、配乐音频。原始音频的使用在特定场合下所纪录的声音能够极大的还原其真实性,并引人入胜,例如歌声,乐器声和人声,自然声和特定场景下进行活动的声音。配音音频一般为专业配音员进行配音或拍摄人物的画外音及旁白。配乐的选择则直接决定视频整体质量的高低,“合适的配乐”将更能凸显视频风格及沉浸感,例如年味为主题的纪录片对接为喜庆欢快的配乐,制作工艺类通常是较有节奏感配乐,而故事性纪录片配乐好比循序渐进的配乐。配乐音频还包含拟音师所作出的音频,模仿视频中所需要的特定声音等,对声音语言的掌握将抓住观众的听觉感受,丰富听的“美感”。④视频调色:画面的颜色将直接影响到观众对于视频的最直接的感受,眼睛是最主要的用于感知外在颜色变化的器官,非遗记录片的调色也将最直接的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对于画面的颜色最基本的区分即为暖色和冷色两个色调,暖色多用于饮食文化、室外晴天等,冷色多用于室内、冬天、金属等,对画面协调而不同的冷暖变化,将提高画面的丰富程度,也是提升画面质感和补充画面效果的重要手段。这部微电影使观众在短时间内对侗族大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基本概念,且让侗族大歌在《侗听》这部微电影的情感表达得到发挥,让微电影中的传播优势能得以体现,这也是适应时展所需要的表达。(1)微电影流程案例应用以《中山国青铜器》这部微电影为例进行流程分析,使用非遗为电影的制作流程图为拍摄方法进行梳理,首先前往非遗调研,确定拍摄对象,后进行微电影的剧本创作,准备拍摄设备、资金、摄制组、拍摄计划并确定该非遗微电影的拍摄地点,并进行实地考察。在中期拍摄期间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体内容的拍摄,在《中山国青铜器》微电影中,突出表现为非遗传统制作技艺具体流程,并拍摄成片中所需的空镜头,根据非遗文化的梳理具体组成微电影的大致顺序。在后期剪辑中最先进行拍摄素材的整理,对素材按照剧本需要的风格进行剪辑,并对音频进行处理,例如;配音(低沉),背景音乐(传统),音效(环境声:蝉鸣鸟叫)等,最后进行字幕制作和非遗微电影成片的调色。(2)案例的一致性分析在个人微电影《中山国青铜器》的拍摄过程中有与《侗听》非遗微电影中有较多相似的流程,详细分析如下:①拍摄方法,在拍摄方法的选择上,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人物类特写,以及面部表情刻画,分别体现在《侗听》中老者在进行歌唱时,对老者详细进行了歌唱表情的刻画,歌唱欢快歌曲、悲伤歌曲、劳作类歌曲等,不同歌曲在老者进行歌唱时的面部表情被刻画下来,表现在镜头内。体现在《中山国青铜器》这部为电影中的则是传承人认真对待青铜器具花纹的刻画,在详细刻画的过程中,汗滴流下,将此画面表现为工艺的繁琐、困难及人物神态刻画。人物神态的特写拍摄都是能重要体现人的美感,认真的态度,通过画面展现人物的喜怒哀乐,流泪、流汗等,这些丰富的表情都能触动观众内心,并提升画面效果。②故事性记录,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故事性记录的方法,从《侗听》微电影中通过侗族歌声引出故事,从一位老者的身上不断作出故事的体现,并穿插以访谈、歌声、故事,通过故事性记录的方法不仅贯穿整部微电影,也让视频变得更加整体,有故事,有看点。在《中山国青铜器》则体现为从历史中引出故事,中山国青铜器由位于赵国和燕国之间,后迁都灵寿。一句话引出之后的传承人故事,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故事性记录的方法,并分别由传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微电影中较为重要且具有说服性的方法。③传承人访谈,两部微定影中出现了传承人访谈的较多镜头,传承人访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影片的效果上,通过解说词和旁白进行故事性说明或旁白说明都不具备说服性,而由传承人本人访谈过后,能得到其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而不同于普通剧本和解说词,其具有一定的人物色彩和特殊意义。(3)镜头应用镜头的应用作为视频类中最基本的操作方法,能体现出高水准与低水准的区别,因此拍摄镜头的语言也是拍摄技巧的重要方法,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根据不同的拍摄主题则选择不同的景别和镜头,长镜头、短镜头、空镜头都是最为基本的拍摄方法,特写镜头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拍摄中的重中之重,例如,通过拍摄特写镜头来展示其工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这里以《中山国青铜器》中的特写镜头举例(图-4),特写镜头也包含与人物特写等,增强其细节体现,不仅将细节放大,也增强了非遗的传统魅力。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