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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1
【关键词】非遗资源；陶艺社团；活态；固态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是我国文化的象征。国家大力扶持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如今它的社会认知度和出现率急剧上升，同时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已经成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课题。
陶艺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对陶艺也是由衷地热爱，通过多次的培训交流，在两年多的陶艺社团教学中，结合了其它非物质文化的素材进行了陶艺课程的开发和研究。下面就具体来谈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陶艺》校本课程开发中的具体举措及实际效果。
一、在陶艺社团常态教学中结合多种的非遗资源
笔者在陶艺课程的选材上主要结合了非物质文化的不同形态对此进行了开发和研究。
（一）结合活态的非物质文化素材
1.民间文学故事
学生结合文学故事临摹了梁祝文化公园的雕塑，它山堰十兄弟的面塑等等，通过临摹不但掌握了浮雕和圆雕的基本制作方法，同时学生还会大胆创新，比如在创作过程中，有的学生制作了现代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有的学生制作了一对精美的蝴蝶，有的结合梁祝文化公园中的婚育文化园中的抽象雕塑进行各种人物的塑造，这些作品都很好地体现出当代中学生对爱情及幸福生活的理解。
2.各种工艺制作技能
工艺制作的分类很细，如：草席编织技艺、根雕、木雕、面人、糖人、泥人、石雕、剪纸、漆画、泥金彩漆、造船、篆刻等。课外让学生通过上网、查阅资料、实地考察、访问交流等多种方式来了解上述各种非遗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制作技法，并将这些技法恰当地结合在陶艺制作中，让陶艺的装饰手法呈多样化趋势，例如，部分学生通过长辈们了解到家乡黄古林草席的编织方法后，就将草席的编排方式运用到陶艺的房子等作品中来进行装饰。有个学生的爷爷是个篆刻家，他就邀请部分同学到他家来听爷爷讲关于篆刻的历史、技法等，好几个学生就开始用篆刻的技法来进行陶艺作品中文字的浮雕制作，效果显著。
3.礼仪、风俗、节日庆典
每年的元旦、春节、元宵、五一、端午节、六一、国庆等节假日是大家所期望的，孩子们讲到节日就有做不完的题材，如有制作小孩子放烟花的、一家人在游玩的、元旦、文艺表演的、生肖动物等等。此外孩子们还会结合开渔节、庙会等风俗来制作各种脸谱、唱戏人、海底动物等。这些陶艺作品都能很好地体现出孩子们积极向上、乐观的生活态度。
（二）结合固态的非物质文化素材
1.名胜古迹
我国的名胜古迹很多，如故宫、长城、鼓楼、天封塔、天一阁等。在进行小小建筑师课程安排的时候，笔者先向学生介绍各地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对当地的名胜古迹做了详细的介绍，让学生通过印象、图片、文字介绍等进行了名胜古迹的制作，如有制作天封塔的、鼓楼的、长城的……
2.公园
主要结合学生所熟悉的月湖公园、南宋石刻公园等来进行陶艺制作。在学生的作品中有月湖公园里的各种动物游船，有游玩的人群、有将军的形象。
二、社会实践中参观、感受各种非遗资源
平时我们还可以结合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实地考察我国形式各异的非遗资源。如：去年我们初二的学生去了绍兴的鲁迅故居，在那里有一家买泥塑人物的店，店里的作品都是由非遗文化继承人宓风光老师所制作的，陶艺社团的学生在那里经过店家的讲解、老师的分析，进一步了解了泥塑人物的制作流程、上色技巧等，还有几个学生在那里座了乌篷船，回来后就制作了乌篷船及有地方特色的船老大。又如：我们每隔两年就会带陶艺社团的学生去宁波博物馆参观，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我们宁波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及社会价值，让学生更加热爱我们当地的文化。再如：结合宁波的南塘老街的糖画艺术、面塑艺术等。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学习形式各异的非遗文化，这些都为更好地进行陶艺制作起到了积极的的效果。
三、非遗资源进中学陶艺社团的时效性
笔者认为在中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是非常有效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师生是非遗传承的主体，学校通过持续性、常态化教学活动，把非遗项目植入校园生活。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展览、交流、比赛，这些都将进一步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提高学校的文化内涵，培育师生的文化素养，大力推动我校的陶艺教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是一项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开创性举措，更是培育学生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通过陶艺社团活动的开展能够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责任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三）我们陶艺社团活动中学生通过陶艺造型都能够享受着进步的快乐，体验着成功的喜悦，因此陶艺社团成了学生最受欢迎的社团。
四、结语
笔者在日常的陶艺社团活动中挖掘各种活态和固态的非遗资源来开展教学，实践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是非常有效的，它不但能够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提高学校的文化内涵，培育师生的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同时学生在陶艺社团活动中享受着进步的快乐，体验着成功的喜悦。相信通过今后的努力我陶艺社团将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美术教育研究》安徽出版集团主管2012.9（上）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现状；分析；策略
一、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传承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形式，它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表现方式，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节庆活动、民俗活动和礼仪、传统工艺知识和技能等，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民族个性和审美习惯，与物质文化遗产一起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邢台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被誉为“鸳水之滨、襄国故都”。它是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曾涌现出中医圣祖扁鹊、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乌头宰相”魏裔介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给后人留下了十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0月邢台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4项，其中包括邢台梅花拳、沙河藤牌阵、隆尧招子鼓、威县乱弹、威县冀南梨花大鼓、邢窑陶瓷烧制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9项，其中有招子鼓、内丘神码、弹（谭、潭）腿、沙河九龙祭祀等。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89项，如广宗打礁、南和抬黄杠、沙河四匹缯布制作技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多、种类全，有民间文学（牛郎织女传说、内丘县郭巨孝文化）、民间美术（内丘神码、南宫碑体书法艺术）、民间音乐（内丘扇鼓腔、沙河市道教音乐）、民间舞蹈（宁晋县八仙七巧灯、隆尧县泽畔抬阁、广宗跑竹吗）、民间曲艺（冀南梨花大鼓），民间杂艺、传统技艺（邢窑烧制技艺、威县土布纺织技艺、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传统民俗（内丘扁鹊祭祀、沙河九龙祭祀、清河中华张氏传统祭祀）、传统体育（沙河藤牌阵、邢台梅花拳、通臂拳）。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称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瑰宝，是我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
外宣是指以本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凭借现代化媒介或其他宣传手段，真实客观地向外来人员介绍中国的政策、经济文化和建设成就，尽可能地获得世界人民的信任、支持和认可，从而在世界民族之林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不断加大对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独特文化形式，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邢台文化走向世界，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文化战略，也是保护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对外宣传就离不开英语翻译，因此有必要对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为弘扬邢台传统文化，邢台市凭借各县或各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较大影响的非物质文化，市县政府、社会团体和高校组织举行多种多样的旅游文化宣传活动，如中国・邢台天河山七夕爱情文化节、清河县乡村旅游暨山楂节、秦王湖牡丹节、九龙峡桃花节等。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文化交流宣传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的友人、专家和大量游客前来学习、考察和旅游。
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语言交流离不开翻译这座桥梁，有效准确地展现我市特有文化的魅力内涵更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材料。但由于这些非遗外宣活动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多强调其本身的名录体系建立、遗产普查、传承人命名等方面，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翻译方面，导致多方面问题。通过走访和了解，举办这些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及一些旅游活动时，翻译工作者几乎都是由举办方聘请，而这些译员对当地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因此所译成品并未达到理想水平。同时该行业缺乏相关部门监管，使非遗外宣英译处于无杂乱状态。由此看来，非遗的翻译还缺乏其专业性、组织性和规模性。
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非遗的英译处于起步阶段，邢台地区外宣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容乐观，高水平的外宣翻译人才稀缺，正式出版物也很少。通过对搜集到的部分译文进行研究，总结后发现其中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译文受汉语思维的影响，只翻译表面文字信息，忽视了其中的内涵信息；第二，非遗外宣译文不够规范、精简，对原语文化中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的词汇处理不恰当造成错译、漏译；第三，译文对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面的差异考虑较少，缺乏外国友人和游客的认同意识，使译文翻译过度或表达不够精确。这些问题会导致译文的可读性差、外宣效果不佳。
三、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分析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重视程度不够
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宣传和交流，相对来说，邢台非物质文化外宣翻译起步较晚，发展缓慢。虽然在2006年，邢台市政府发表《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表明政府对非物质文化有一定的重视程度，但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和组织，非遗外宣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没有投入足够的物力、人力和财力等。
2.专业外宣翻译人才的缺失以及翻译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的不重视
为使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走出去”，准确而规范的译文是必要的。从搜集到的外宣翻译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对外宣传翻译工作不容乐观，文化遗产专业翻译人员稀缺。有些翻译人员自身汉语及英语素养达不到较高标准，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良莠不齐。此外，目前还没有一本完整、权威的英汉对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使得翻译规范不统一。翻译界也没有形成完备理论来推动和支持非遗文化外宣英译的研究和发展。
四、关于改善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现状的策略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3
[关键词]古代小说 插图方式 故事图 人物图 图像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41-05
中国书籍之插图起源甚早。隋唐以前印刷术尚未发明，插图皆是手绘，隋唐以来，书籍中的版画插图才逐渐产生。明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配图相当普遍，在深受大众喜爱的小说一类的作品中，更是几乎无书无图。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小说插图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情节图，一类是人物图。前者着重表现情节中某一精彩场面，后者重在表现人物。而插图之方式，又由图在书中的位置大致分为两种：一、上图下文方式，图文互配，类似后世的连环画；二、整版方式（单面、双面、多页连式），一幅图即占一页或更多。整版方式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图插在各回之前或回中，一种是把图结合起来放在全书卷首。随着书籍中大量配图，一些插图术语也因之产生，如“全相”、“全像”、“出像”、“出相”、“绣像”、“全图”、“补像”等，这些词语是出版商们在内封、卷首及版心等地方使用的标示用语，每个词对应着一类插图方式，而插图类型及方式的转变，则与文本阅读和审美风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两种不同的插图方式：全相（全像）与出相（出像 ）
关于“全相”，《汉语大词典》解释说：“旧时通俗话本、演义等绘有人物绣像及每回故事内容者，称为‘全相’。”[1] （第1册，P1161） 这种说法不对。较早出现“全相”二字的小说是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 该套书为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所刻，上图下文，叶必有图，描绘的是该叶的故事情节。自元以后，单以“全相”来号召的小说比较少，杨春容所刊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上图下文，卷前亦题“全相”。“全相”之“全”应指每页都配有插图，而“相”字是指故事情节图，插图方式一般都是上图下文式，以每页上面的图来表现下面的文字。
和全相对应的是“全像”，这个词用的比较多。如建阳詹秀闽刊的《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故事情节图，上图下文。另外闽书林杨闽斋所刻的《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建阳书坊清白堂刊的《新刻全像二十二尊得道罗汉传》等都是如此。余象斗还刊有一种“评林”本小说，也是这种方式，如《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不过在图上还加了些评语。
《全相平话五种》为何用“相”字，而不用“像”或“图”字？为何“相”字也有插图的意思？这就要从元代以前流行的“变相”说起。19世纪末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大事，遗书中有一类作品就是变文。尽管对变文涵义的理解至今还有分歧，但“大多数的看法，都认为变文与变相有关。也就是说，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2] （白化文《什么是变文》，P434） 而所谓“变相”，一般认为就是把文字之描述转变为图画，至于变相是否从画佛经故事引申到画其他故事，或是相反，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变”或“变相”用来指称图画，较早见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洲寺院画壁》，其中提到了“地狱变”、“真经变”、“西方变”等；又提到“变相”，如“佛殿南杨契丹画涅等变相”、“东精舍郑法士画灭度变相”等。[3] （P53－65） 其实，用“变”或者“变相”来指称绘画作品要比“像”字或“图”字晚得多。古代中国画家画的人物故事等许多作品只是用“像”、“图”或“图画”等称之，也许是随着大量改编文字配以图画来叙述，才用了“变”或“变相”来称呼。“变”或“变相”多是指故事画，如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云：“‘变’、‘变相’，跟‘像’不同。大抵‘像’的主体是人，而‘变’的主体是事。再看《历代名画记》、《酉阳杂俎》等所记寺院壁画的‘变’或‘变相’，除一二不可考者外，都标明某某经变，知道是根据其中所说的事。也是变以绘事为主的证据。”[2]（P163） 杨公骥也说：“佛寺中的变相或变大多是具有故事性的图画，‘变文’是解说‘变’（图画）中故事的说明文，是‘图画’的‘传’、‘赞’，是因‘变’（图画）而得名；‘变文’意为‘图文’。”[4]（P415） 因为“像”的主体是人，故诸如佛祖像、菩萨像、明王像、罗汉像、天尊像等大多用“像”字。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变文是配合图画来进行演出的，大约是一边指点图画，一边说唱并解释故事。这种图文配合的宣讲方式，就是后世通俗小说配图的源头。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用的是“全相”二字，“全”是指每页都配有插图，这种连环画方式的配图形式在敦煌变文中已有之。金维诺《〈o园记图〉与变文》一文云：“伯希和盗窃到巴黎去的四五二四号卷子，一面是变文，一面是图画，这一变相正是表现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的故事，而每节图画都以变文相应。图文的结合，就象明清的插图本小说一样。”[2] （P353） 因而，《全相平话五种》其实应该用“全变平话五种”或“全变相平话五种”称之才对，因为“变”或“变相”才是指图画，“变相”常常简称为“变”，没有简称为“相”的，正因为《全相平话五种》这一误解之变动，“相”也有了图画的意思。
再看“出相”的涵义。鲁迅《且介亭杂文・连环画琐谈》云：“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5] （P22）《汉语大词典》也是这样解释：“有的书籍，书页上面是插图，下面是文字，谓之‘出相’。”[1] （第2册，P488） 这种说法也不对。明清小说题为“出相”的插图极少，其中较有名的是天启三年金陵九如堂刊刻的《新锲批评出相韩湘子》，并不是上图下文，而是书前插入单面方式的图32幅，表现每回的精彩片断。
正如全相和全像的关系一样，明清小说中“出像”一词用的极多。有学者认为出像是整幅的插图，如戴不凡云：“明人刻小说戏曲恒多整页之‘出像’、‘全图’。”[6] （P294） 的确，如《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刻于万历元年富春堂，是现存最早的金陵派小说版画，单面图；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其插图是对页连式的整版图；① 崇祯元年刊本《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单面整版插图；崇祯刊本《新镌出像批评通俗演义鼓掌绝尘》也是如此。以上这些小说插图，都是以整版方式（单面和对页连式），常常是每回一、二幅图，来表现该回的精彩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用“全像”的多是建阳书坊，而用“出像”的多是金陵、杭州等地的书坊。如同是刊刻《南北两宋志传》，余象斗的三台馆刊本全名为《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上图下文方式；而金陵世德堂刊本题为《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题评》，内容基本相同，但插图改变成对页连式的整版插图。《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自从嘉靖元年《三国志演义》首次刊刻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重新起步，但得风气之先的却是福建建阳书坊主，他们一般采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便以“全相”、“全像”来号召。如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在所刻《列国志传》一书的内封有题语曰：“《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又万历二十年所刻《三国志传》前的《三国辩》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① 余象斗商业意识很强，他刻的书在内封、牌记中多有宣传性的广告识语，这里的“全像”、“批断”就是书贾吸引读者的手段。上图下文的方式多用“全像”、“全相”，偶尔也用“合像”、“偏像”等词，如万历三十一年建阳熊佛贵所刊之《三国志演义》，卷端就题为《新锲音释评林演义合像三国史传》，同样上图下文，只是每页的图像不是单独成一幅，而是与对页图像合为一幅。这种形式并非独创，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就是如此，“全相”是说每叶有图，而“合像”指两个一页合为一幅，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
“偏像”形式比较特殊。现存明清通俗作品还没有见到在书中标明“偏像”的插图本，只有余象斗在万历二十二年刊刻之《水浒志传评林》书首眉端《水浒辩》中提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余氏刻书，毫无例外都是上图下文，并且是每页有图之全像本，他把“偏像”和“全像”并称，显然两者有所不同，那么“偏像”指什么呢？马幼垣介绍过一种分别收藏在德国德累斯登萨克森州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的残本《水浒传》，该书插图形式古怪，它也是上图下文，但摊开的两面只有一幅图，或在前半页或在后半页，[7] 即是说并非每页都有图，（见图版一）笔者认为，这就是被余象斗称为“偏像”的插图。马幼垣从内容上判定该残本的刊刻年代还在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之前，从插图看也复如此，故该残本是现存《水浒传》最早的版本之一。
二、故事图与阅读
两种插图方式对阅读的作用是不同的，作为版画的艺术品，其表现力也有不同。“全相”或“全像”既然每页有图，则上图下文方式较为理想，这种连环画式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相当有用，边阅读边看图，有助于理解故事情节。② 但是，由于上面印了图，占去了较大的空间，为节省篇幅，降低成本，下面的文字不免要简省一些，《水浒传》的简本多是建阳刊刻，其插图方式就是上图下文式。明代建本书刊刻的质量较差，这和上图下文插图方式的选择目的是一致的，面对的是文化层次和购买力较低的读者。
金陵等地的整版插图则不同，由于版面扩大，更能表现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画面处理也不那么局促，讲究环境描写和景物布局。试比较余象斗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见图版二）和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中的“洪教师林冲比杖棒”两图。（见图版三）
余刊本的插图不过仅具人物意态，全无环境和背景描刻；而袁本不仅有林冲和洪教头的比试，还有柴进和众庄客的围观，地上一锭大银和一副打开的枷锁，天上一轮圆月和几粒疏星，表明已是夜晚。几千字，甚至上万字一回的文本只配一、二幅图，图像的叙事能力无疑是减弱了，但由于版面扩大，画家发挥的空间变大，从而使插图的表现力大为增强。在晚明唯美风气的影响下，插图也向着极精极巧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文人雅士的案头清赏。如人瑞堂刻的《隋炀帝艳史》，其插图十分精美，书坊主也颇为得意，凡例特意声明：“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天启乙丑（1625）武林刻《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亦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书不配图就竟然卖不出去，可见士人对插图是何等的喜爱。于是有的书坊主干脆把全部的插图集合起来放到书前，以供人玩赏。启祯间的小说插图多为如此，如《警世阴阳梦》、《辽海丹忠录》、《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孙庞斗智演义》等，至此，插图之阅读功能逐渐隐退，而审美功用越加凸显，于是绣像本小说大行。
现在常把人物图称为“绣像”。如鲁迅云：“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5] （P22） 但早期称为“绣像”的插图也是故事情节画，并非人物图。著名的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图200幅，为新安刻工黄子立、刘启先等人的杰作，把贵族豪门的生活场景，一一捉写到画面上，虽称为“绣像”，却是实实在在的故事情节图。在书坊主眼里，“绣像”和“出像”等概念也没有加以区分。如《隋炀帝艳史》凡例云“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把书中的故事情节图也称为“绣像”。崇祯六年刻的《隋史遗文》，有图63幅，置于卷首，也是故事情节图，但内封仍题为《新镌绣像批评隋史遗文》，各卷则作《剑啸阁批评z本出像隋史遗文》。“绣”意为精工郑重、精雕细琢，“像”在当时还是指故事情节图，书坊主“绣像”二字不过表明自己的图比别人精美罢了。“绣像”一词出现相对较晚，万历中后期，江南各地版画深受新安派风格之影响，转而为工细婉丽，时人称为“绣梓”，“绣”的原意是用彩色线在布帛上制成花、鸟等图案。“绣像”一词的来历当与此有关，而不少插图的艺术水平确也当得起“绣像”之称。
无论是哪种插图方式，只要是情节插图，都或多或少对故事有所提示。人物插图则不同，它虽然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致，但对情节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插图成了摆设，是插图案头清赏之特征发展的极致。因此人物插图在明代出现较晚，但到了清代，故事图大为减少，人物图则显著增加。
三、人物图与插图的衰落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4
【关键词】云南元素；平面设计；民族文化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性，更多的人开始认识云南，云南元素开始在设计领域发挥作用。意大利设计师乔治•亚罗说过：“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通过平面设计这个载体来表达云南文化内涵，将云南元素中丰富的色彩语言、视觉符号和文化特征抽离出来，融入到设计中，不仅能够增加设计的厚重感，同时能够实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目前，各个设计领域都有云南元素的影子，市场上也有不少企业的产品都运用了云南元素。云南元素既有形式语言，又有内容语言。除了直观的民俗民间文化、传统手工艺外，云南元素还营造了一种氛围，比如云南民族建筑风格元素（丽江古城、大理古城等）、云南服饰风格元素、云南自然风格元素、云南动物风格元素、云南宗教神话风格元素等。
一、云南元素概述
云南元素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取。第一，自然资源方面。如风光类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动植物类的绿孔雀、滇金丝猴、小熊猫、亚洲象、望天树和跳舞草等。第二，土特工艺方面。如斑铜工艺、云南现代重彩画、大理石制品；还有特色美食，如猫哆哩、鲜花饼、云南十八怪、普洱茶、野生菌等。第三，特色民居建筑类。如傣族的竹楼、壮族的吊脚楼、白族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彝族的垛木屋和土掌房等。第四，人文精神类。如东巴文、南传上座部佛教、纳西古乐等。第五，特色风土人情方面。如傣族泼水节、大理三月街民族节、傈僳族刀杆节、彝族火把节等。云南元素扎根于云南本土文化，存在于云南人现实生活的点滴之中，时刻为人们所看、所触、所感。将这些来源于视觉、触觉和感觉的事物整合重塑，抽离成一个个独立的元素，以符号、线条、图形和图像的形式展现在平面设计作品中，即完成了对云南元素的运用。
二、云南元素的特点
在色彩语言方面，云南少数民族色彩语言凝结着民族生活和情感内容。云南作为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拥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色彩资源。云南本土少数民族色彩语言主要指以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少数民族服饰、青铜器、岩画、寺庙壁画、版画、雕刻、刺绣、织锦图案、剪纸等文化艺术为依据的色彩体系。在视觉符号方面，云南元素造型首先来自对人类自身的描绘，其次是对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事物的反映，最后是装饰性的图案。一部分云南元素的造型采用抽象的表现手法，将所要表达的意思用简单的符号代替，这些符号是被族群所认可或熟知的。另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的图案是以写实的形式出现，如傣族的孔雀纹、彝族的虎纹和花卉纹、佤族的水牛纹等。在文化特征方面，云南各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文化，并伴随着民族悠久的历史而不断积淀。千百年来，云南各族文化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其重要原因是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传统与生活气息，同时融汇着各族人民的美好向往和深厚感情。
三、云南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下面笔者以云南茶叶包装设计为案例进行分析，可以从它的产品包装设计中提取多元化、多层次的云南元素。提起云南，孔雀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物种之一。在茶叶包装设计中采用孔雀羽毛这一元素，以白色为底，配合彩色的细线条，生动活泼，曲线灵动，散落的椭圆形更增加了整个画面的趣味感，同时呼应孔雀羽毛尾部线圈的形象。设计主体中“银”字使用毛笔字书写，并放大突出，“孔雀”二字采用简洁的字体设计，字体组合搭配大气又不失秀气。整个设计风格给人的感受如同云南人对生活的态度一样，充满阳光和热爱。同时孔雀在一些民族中具有吉祥的寓意，是美丽的化身。这样的设计能够拉近产品和本族民众的距离，使之感受到亲切。类似于这种云南民族特色的包装设计，赋予了产品品牌文化所传达的精神感受。它的色彩、纹样或取自于当地民族的生活，或来自于服饰，或来自于生活环境，给人的印象是该产品是土生土长的、地道的。这种亲切感增进了民族之间的联系，将民族文化融入到设计中，吸引人的不仅是它的独特性，更多的是其文化魅力所在。很多产品之所以称为特产，必然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产品本身具有特色，产品的包装也应该具有特色。通过包装图案设计来表现产品的独特之处，是包装图案设计应该具有的理念。城市中的人们面临社会竞争的压力、生存的压力，少数民族元素的融入不仅能让人们在心理上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工作的烦恼，还会对少数民族祥和安静的生活产生向往，以此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四、云南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价值
（一）云南元素的审美价值
云南元素的加入进一步丰富了平面设计的素材和构图方法。云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期。悠长的历史造就了云南多样的社会生活形态，复杂的地形地貌、多变的气候造就了繁多的物种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适用于平面设计的素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各个民族的智慧，提供了更多可参照的审美结构，将这些素材和构图方法吸收，对平面设计本身是一个突破。平面设计中采用云南民族元素，能够覆盖多种类的民族风格。很多现代元素应用在平面设计中的时间较长，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由于传统文化是无可替代的民族时尚，将其与不同的元素相结合，将云南民族文化恰当地融入现代平面设计之中，如民族符号、图腾、花纹等，能够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并且也更加吸引人，以此达到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云南元素是根植于云南的本土元素。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于整个设计领域和国际舞台，云南元素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师应在合理吸收和融合后，使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云南元素的文化价值
平面设计中融入云南元素的文化价值在于，一是增进少数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认识本民族的价值，从而不断去发展民族文化。二是让广大群众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增加彼此的学习和交流。从云南文化中提取设计元素，能够使设计作品更加新颖，独具的视觉语言更加耐人寻味。文化本身是服务于生活的，将云南元素更好地提炼并融入到平面设计中，实现彼此滋养，共同发展。平面设计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方法。如果只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传递信息，那么对平面设计的研究并没有意义。然而，在社会节奏快速发展的今天，需要有效而充分地利用媒介。在中国云南文化周的活动中，设计者使云南蜡染、民族服饰、民族舞蹈、东巴文化等文化符号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吸引了广大群众去探索。这样的设计在增强民族情感的同时，将云南民族特色推向世界，让更多国际友人发现云南魅力，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平面设计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传统文化，设计者要将优秀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中国魅力。这样的设计作品，才是有价值的。
（三）云南元素的商业价值
另外，云南元素的运用还能够提升商业价值。云南元素来源于云南并反哺云南，有利于提升云南的影响力。通过云南元素提升设计水准，通过设计介绍云南，有助于让世界发现中国的美，云南的美。云南元素作为一种标志性符号，合理应用在食品包装、旅游广告等领域，它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将会推动其商业价值，对整个云南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结语云南元素给人带来神秘感和新鲜感。中国民族元素代表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艺术设计，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而当代艺术设计中大量模仿和带入外国元素，让人感觉很多设计比较单一。倘若能够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可以丰富设计领域，还可以将民族文化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以此提升民族自豪感。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典型区域，其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非常具有代表性，展现了中国民族特色，与此同时，对于旅游大省的云南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云南元素的创新发展，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到云南风采，并推动云南食品产业、旅游产业的经济发展。可见，在平面设计中应用云南民族元素，具有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三重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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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5
辛弃疾故居
历城区遥墙镇东南方不远的闸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普通村落。在这个村子的西南角，有一块三亩见方的风水宝地却八百年来无人耕种，由村里代纳钱粮，村民俗称“舍地”。尽管村民现在只剩下任、韩、孟、王、吕等姓氏，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却称这里为“辛家坟”。 据闸村的老支书任志汉介绍，每年到此来凭吊辛弃疾的陌生人都有很多，建国前，村口曾有“稼轩故里”古石坊。1962年，时任副省长的余修来闸考察时也曾提出修缮辛弃疾故里的设想。历经几代人的努力，辛弃疾故居终于在1996年5月破土动工，位置便定在辛家坟以东约200米处，占地28亩。
如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辛弃疾故居是一组颇为壮观的三进院仿宋建筑，门前的四柱三门石坊坊额“辛弃疾故居”五字为书法家武中奇所书。绕过石坊，前院中轴线上前后为仿宋六角碑亭和辛弃疾石雕像，两侧为东西碑廊；穿过堂屋，是更为富丽堂皇的中院，正屋由并排的三座大殿组成，构成故居主展室，内以绘画和塑像的形式展示辛弃疾生平事迹，东西厢房则以民俗器物和书画展示；由大殿旁边的侧门进入后院，这里更是别有天地，园内建筑除仿宋民居、议事厅外，还仿建了辛弃疾客居江西铅山时所钟爱的瓢泉景观，蔚为雅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能让人们想起辛弃疾的只剩下了他那一首首或豪放或婉约的经典词作。而当年，辛弃疾让朝野为之震动的却是他一次次英勇无比的杀敌战绩。当济南的辛稼轩纪念祠、辛弃疾故居隆重对外开放的时候，在江西铅山，辛稼轩墓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辛弃疾瓢泉故居所在八都乡命名为稼轩乡；在湖南长沙，他当年在此创建飞虎军的飞虎寨遗址业已恢复，辛弃疾广场、辛弃疾塑像相继建成。人分南北，道不分南北。正是为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气节和沉浑雄壮的不朽词作所折服，辛弃疾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都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崇。
李清照故居
李清照出生在济南的一个上层仕宦之家，其父李格非官居礼部员外郞，也是著名学者，其文受到大诗人苏轼的常识，李清照之母也知书能文。良好的家庭教育对李清照的心智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李清照年方18岁就赵明诚结婚，赵明诚是宋代著名金石学家，做过太守。他们婚后志同道合，恩爱美满，又都爱好诗词写作。1127年金兵入侵中原，清照夫妇便渡难移居江南，不久明诚病逝，李清照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在离乱和贫困中孤苦地度过了晚年。李清照是一位才华横溢、博学多能，很有抱负的作家，诗、词、散文样样精通，书法、绘画也很有成就，尤以词作蜚声文坛，这在妇女聪明才智受压抑的封建时代，尤为难得。
李清照的词，以她南渡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词的基调是欢愉轻松的，后期词由于国危、家破、夫死、感情沉痛，充满着身世飘零，国家兴衰之感。在艺术上以委婉含蓄、风格清新著称。她善用白描手法，塑造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语言优美洗练，明白清丽流畅，有很高艺术性，世称“易安体”。她的著述甚丰，据宋人记载有《李易安集》十二卷，可惜这些书都未传下，现在所看到的《李清照集》、《潄玉集》、《潄玉词》都后人的辑本。还值得一提的是她在词学理论上强调严守音律、崇尚典雅、情致、主张词“别是一家”，要求严格划清诗和词的界限，反对以作诗文的方法作词，在名家辈出的宋代词坛上，她独树一帜，她的不少作品传诵千古，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有词家认为她的成就使后人“难乎为继”，因而尊之这为“词圣”。 李清照的故居在济南的柳絮泉边。柳絮泉是济南72名泉之一，泉池并不大，我来到这里看到那流动的清泉与柳树的婀娜多姿相映衬，给人以清新明丽之感，据说每到阳春三月，清泉倒映蓝天绿柳，柳絮纷飞，更是显得春光无限。由于泉边有李清照故居，引得不少文人赋诗吟颂，如明代诗人王象春在《柳絮泉》中诗诵：“金石遗文忆故欢，老随兵舫渡江南。香闺错此明妃里，柳絮泉头李易安。”如今游人来此目睹柳絮泉畔，杨柳依依，翠竹青青，触景生情，不免会产生对女词人的无尽思念。
如今李清照故居系2001年所建，故居分东西跨院，东院庭堂内陈列了四组蜡像，蜡像分别是“书香门第”、“词坛绽秀”、“志同道合”、“流寓江南”，是李清照一生生活场景片断的生动写照；西院由正厅、走廊、文亭、园门；小桥流水组成，厅内陈列着古代家具、文物和知名画家的书画，显得古朴典雅。为了纪念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国家于1959年专门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1980年经过改建后与故居通过碑廊相连接，贯通一体，成为全国李清照纪念堂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纪念堂馆。纪念堂是一座具有民族形式的庭院，整体建筑由正厅、亭轩、曲廊、门楼构成。进入门楼，映入眼帘的是花木扶疏，静雅素朴的景象，还有醒目的“一代词人”四个大字刻在影壁上，门上匾额“李清照纪念堂”，两旁楹联“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潄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均为郭沫若所书。厅内有李清照塑像和她生平事迹介绍、作品版本，以及后人关于李清照的研究论著、词章和古今名人的书画题咏等，观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她给后人留下挥之不去的千古绝唱，不禁令人对杰出词人肃然起敬。
老舍故居
南新街为齐鲁大学北侧的一条有折弯的南北胡同，原建筑为一处砖头土坯垒建的茅草房，当时的大门位于东侧，主要房间位于二门内的西、北、东三面，其中老舍住在北房，明房共有三间，另包括西山墙后边连着的一个用于堆放杂物的小暗间。在房间中部设有隔断，东侧的一间半为卧室，西侧的一间半用于会客和写作，书桌设在南窗下。在此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离婚》《猫城记》，以及收录在《赶集》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说，也包括一些散文（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春天》）和幽默诗文。当时的院子中满栽各种花草，并有一眼水井，闲暇时老舍自己打水浇花、施肥、捉虫。
老舍先生对济南的感情是深厚两个字说不能包容的，他对济南几乎到了偏爱的程度，他在《济南的秋天》里说：“上帝把夏天的艺术给了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把秋冬全给了济南。”老舍先生自己也把所有的溢美之词好不吝啬地全给了济南。要知道，老舍先生除在济南住过四年外，还在英国、美国呆过四年，甚至在重庆生活了七年之久。然而，老舍先生的散文中几乎没写过英国和美国，重庆的也很少，即使是他的第一故乡北京写的也不多。惟独对济南情有独钟，写的既多又美，那么温情，那么精致，充满着诗情画意，不了解济南的人读了他的文字也会对济南心向往之。有人说济南成就了老舍，而老舍又何曾欠了济南的人情，他用他那生花的妙笔又成就了济南！
旅游指南：
机场交通: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位于济南市东北遥墙镇，距济南市中心30公里。现有国内航线42余条，地区航线1条，国际航线3条。每天有航班飞往全国32个城市包括北京、长沙、成都、重庆、大连、广州、贵阳、海口、杭州、哈尔滨、昆明、南昌、南京、上海、浦东、汕头、沈阳、深圳、武汉、烟台、张家界等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韩国济州岛、泰国曼谷、俄罗斯莫斯科。
自驾线路：沿济青高速公路在小许家立交桥（济青高速公路和济南东绕城高速公路路口）向北，有9.7公里机场高速。该道路除8公里的双车道外，在距机场1公里处变为4车道，道面宽15米。高速公路通行费单程10元。
机场大巴：06:00-18:00 逢整点发车，票价20元，上车购票，行车时间50分钟。
路线：玉泉森信大酒店（民航售票处）和平路山大路路口二环东路经十东路济青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国际机场。玉泉森信大酒店：公交“泉城广场”站、“朝山街北口”站或“银座商城”站。出租车：费用约60-100元。机场-石门之间可坐出租，在石门可以换乘3路（到火车站）、70路（到泉城广场）、75路（到洪家楼）、84路（到长途汽车站）、89路、121路公交到目的地。
昆明航空 济南航线信息
航班号：
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6
本文选择南宋笔记《中吴纪闻》作者龚明之及其家族的活动与交游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龚明之及其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在本区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对其活动有一定的资料记载；其活动基础及经济依托主要在乡里，上层党派政争对其沉浮影响不大；其数代成员与当时名士、地方官员的交游往来，使我们有可能将着眼点放宽至对于南宋昆山乃至苏州的士人家族之交游与沉浮的研究。
一、龚明之事历
龚明之，字希仲（一作熙仲），苏州昆山人。他大约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享年九十二岁。
龚明之出身于苏州士人家族。北宋时期，龚氏家族中曾经出现过七名进士，在当地很有影响。龚明之自幼成长于“名人魁士”圈内，勤勉好学。他青年时期在郡学，中年以后到太学，三十馀年求学不倦。尽管如此，他却始终“蹭蹬举场”，直到宋孝宗乾道年间，已经年逾八旬的龚明之才“以特恩廷试，授高州文学”。
龚明之年高德劭，享誉乡里。当时人对于他的称赞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曰“至孝”，二曰“至诚”。
龚明之之“孝行”，主要事例有二：一是“幼逮事祖母，灼顶益龄，精诚且格上天”。他自幼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据说其祖母李氏
自言少尝大病，梦神告曰：“与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斋心屏处，夜祷于天，乞减己五龄以益李寿。灼香于顶者七，闻脑中有爆裂声，不为动。诘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1]
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七《人物》、洪迈《夷坚志补》卷一《龚明之孝感》条也都记载了这件事。前书称此事发生在徽宗大观中，后者则说是崇宁中事。崇观年间，龚明之不过是十数岁之少年。
事例之二是，“奉慈闱，倾囊归榇”。宣和三年（1121），正当而立之年的龚明之
以诸生贡京师，迎父母往。已而母与弟继亡，去乡数千里，贫无以归葬。或使以旅殡僧舍，否则火之，以其烬归。明之不从，取其家所有，自一钱之直皆折卖之，不足，又乞贷于人，竟护二丧以归。[2]
龚明之之“诚信”，每被时人称道。他“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谓平日受用，唯一‘诚’字”。龚明之虽然抱负奇伟，八十岁前却仅领乡举，颇不得志。在乡里，他安于“食贫授徒，不事干进”，[3]一贯坦诚处事。《中吴纪闻》所附《龚明之传》曾举一例说：
绍兴二十年乡贡，年已六十，或劝少匿其数，为异日计。笑曰：“吾平生未尝妄语，且不敢自欺。”卒书其实。
龚明之孝义诚信的磊落品格，在南宋士大夫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在《郑忠肃公遗集》卷上《荐举龚明之状》中，曾在两浙西路任职监司的郑兴裔，力荐龚明之“怀奇握异，砥志是躬。倡明圣道，绍孔、孟之心传；敦叙彝伦，拟曾、闵之至行。”说他“立德立言，多士矜式”，“孝行节谊，著于乡闾”。
洪迈《夷坚志补》卷一《龚明之孝感》中说，明之
晚以特恩殿试，策名前列。时已八十二岁，法不应任官。吴人在朝者列其行义，合词荐之，得监南岳庙。
淳熙五年，龚明之乞致仕，“乡人奉直大夫林振等，举明之乡曲儒宗，经明行修，议论操履，众所师法，而穷居在下”，请求朝廷予以增秩；当时的知平江府单夔也上奏说，“明之乡里推其年德，宜被褒宠。”龚明之素无吏考，于法不得叙迁。侨寓昆山的吴仁杰向参知政事钱良臣介绍了明之纯孝至行，君臣为之竦然，于是得旨超授宣教郎致仕，并赐绯衣银鱼。[4]
龚明之长年以教书授徒为业，生活清苦。他平日里省吃俭用，并曾附益黄山谷语，自号“五休居士”。他晚年居于昆山黄姑别墅，作期颐堂，啜饮歌吟于其间。他的诗作，如今笔者见到的只有五首，存于其子龚昱所辑《昆山杂咏》之中。一首题曰《芝华亭》，自注云：“淳熙丙申创于古上方后”，诗曰：
谁道休祥系上穹，民心元自与天通。政平讼理为真瑞，何必金芝产梵宫？
此诗寓意积极，推重人事民心而批评所谓“天降符瑞”，反映出龚明之正直不阿的处世态度。另外还有题为《期颐堂》的四首诗，序称：“余自顾颓龄，行将满百，虽曰日薄西山，亦当优游以卒岁。遂课晃辈作期颐堂于别墅，栽花种竹，以为佚老之地。”诗中一首反映出他回顾此生时的心情：
投老归来万事休，比窗一枕足清幽。虽然不得行胸臆，幸喜身无千岁忧。
另一首讲述了他自己的“养生之道”，体现出一种坦荡豁达的精神：
不服丹砂不茹芝，老来四体未全衰。有人问我期颐法，一味胸中爱坦诚。
淳熙九年，龚明之九十二岁，念及“畴昔饫闻而厌见者，往往后辈所未喻”，于是将有价值者整理口授，令其子龚昱记录，是为《中吴纪闻》。该书着重记载了两宋时期吴中“名人魁士”之嘉言懿行及当地的人文风俗，龚明之在序文中说，书中内容“不唯可以稽考王迹，资助谈柄；其间有裨王化、关士风者颇多，皆新、旧《图经》及吴地志所不载者。”
杨子器在为弘治严春刊本所写序言中对此书予以很高的评价：
若《纪闻》之类观之，于国史之阙遗讹谬，于是乎补正；政治之得失淳漓，于是乎征验；郡邑之废置沿革，于是乎考证；古今名迹、士夫出处、贤才经济、闺房贞秀，又皆于是乎总萃。
如今看来，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明代都穆所编《吴下冢墓遗文》卷一，收录有钟离松所作《宋宣教郎龚先生墓志铭》之残本，其中对于龚明之的行止与操守倍加赞誉，并且说到乡人们对他的爱戴和尊重：
龚明之字希仲亦或熙仲，说法历来不同。今按，钟离松所撰墓志铭中，说“先生讳明之，字希仲。”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开禧二年（1206）昆山县斋刻本《昆山杂咏》卷下，于龚氏所作“芝华亭”诗下署“龚明之希仲”；该诗集系明之子龚昱所辑，所署字号应无疑问。
关于龚明之之卒年，主要有两种说法: 据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七《人物》“龚明之”条，龚氏卒年九十二岁，是应卒于淳熙九年；与此相同，洪迈《夷坚志补》卷一“龚明之孝感”条载，明之于淳熙五年增秩致仕，“又四年乃卒”。另外一说出自龚明之九世孙龚弘为正德本《中吴纪闻》所作后跋，跋语云，是书著成时龚明之“年九十二，后四年祖始终”；如此，则应卒于九十六岁之时，是为淳熙十三年。
今按，《吴郡志》为范成大晚年修成。据赵汝谈作于绍定二年之《吴郡志》序，该志记事原止于绍熙三年（1192），是成书时距龚明之卒期尚不甚远；且成大父范雩本明之太学同舍，参与修撰的周南又是明之子龚昱的朋友，《吴郡志》所记应不致大误。
二、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
1、从龚慎仪到龚昱：事历与交游
龚明之在《中吴纪闻》序言中说：“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吴，距今几二百祀”。先殿院，即明之高祖龚识；自《纪闻》成书之时上推二百年，大约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后期至雍熙年间。由此可知，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是在吴越归宋之后不久迁来的。
龚识的父亲龚慎仪，原籍邵武，曾仕南唐，任礼部郎中。建隆元年（960）七月，他曾受南唐国主李璟的派遣，充任进奉使，至开封贡奉乘舆服御物。[5]
李煜即位后，龚慎仪出知歙州，开宝中，
王师收金陵，诸城皆下，宣州节度使卢绛无所归，欲据福建以叛。领所部过歙州，仪闭门不纳。绛怒曰：“仪乃吾故人，何故见拒？”使马雄攻之。城陷，朝服以出，为绛所杀。[6]
歙州城破，龚慎仪“举族遇害”，就连两个幼女也未能幸免。其后不久，卢绛归附于宋朝。慎仪兄子龚颖先自南唐归宋，为侍御史，当卢绛入朝时，他愤而击之，为叔父一家复仇。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记载了这件事：
（龚颖）尝愤叛臣卢绛杀其叔慎仪，又害其家。后绛来陛见，舞蹈次，颖遽前以笏击而踣之。太祖惊问其故，颖曰：“臣为叔父复仇，非有他也。”因俯伏顿首请罪，极言绛狼子野心不可留。太祖即下令诛绛而赦颖。
罗愿《新安志》卷九中也叙述了这一事件，惟具体过程略有不同。
龚颖当太宗时曾知朗州（今湖南常德），由于他“自负文学，少许可，又谈论多所折难”，“士罕造其门”。惟独丁谓曾经贽文求见，
颖倒屣延迓，酬对终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韩、柳后，今得子矣。”
异日，丁献诗于颖，颖次韵和酬曰：“胆怯何由戴铁冠？祗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7]
当时，丁谓携其文章、诗赋四出拜谒，在京师亦受到王禹偁等人的赏识与推荐，于淳化三年（992）中进士甲科。
龚识于端拱元年（988）及第，是宋代苏州的第一名进士。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五载，“本朝吴士登科者始于识，今府学先达题名以识为首。”他登第时之金花榜帖，一直被其家珍藏，直到南宋开禧二年（1206），陆游还曾见过。[8]
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宋廷“择学术醇正、操履端方，可纲纪朝廷者，俾入台言事”，龚识受翰林学士李宗谔举荐，被选擢为监察御史，真宗东封后迁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时年四十二岁。他在任时间不久，即因患眼疾逾假，而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去职，被责为平江节度副使；其后即在苏州“日与宾客酌酒赋诗自娱”。[9]
龚识弟龚纬，淳化三年与丁谓、钱昆、谢涛等同登进士第；其兄龚纪，则于咸平三年（1000）与龚识侄会元同榜登科。据说龚纪后来官至郎中，为了资助仍然居于邵武老家的侄儿龚国隆赴京考试，他曾经赠以驿券，使其“沿路勘请，以抵京师。”[10]
龚识的儿子龚宗元，为乡贡首选，天圣五年（1027）王尧臣榜擢第。在《中吴纪闻》卷二《曾大父》条中，龚明之简要记述了他这位曾祖父的一生：
曾大父讳宗元，字会之。自幼颖悟绝人，读书于虎丘寺，昼夜不绝。举进士，为乡里首选。继登天圣五年第，主杭州仁和县簿。……高祖既抱疾，因乞便亲，移吴县簿。后以居忧服阕，调建安尉。蔼有称声，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见，改大理寺丞，知句容县。发擿奸伏，政如神明。……尝通判衢、越二州，终都官员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号《武丘居士遗稿》。
龚宗元在其仕宦生涯中，据说曾受到北宋三位名臣的赏识。一是范仲淹：龚宗元得第后，范仲淹曾经对他有一番忠告：“公器业清修，他日必为令器，谨勿因人以进。”龚宗元谨守其训，“自登朝，未尝入公卿之门，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论美之。”[11]二是叶清臣：龚宗元知句容县，“叶道卿内翰时开府金陵，甚为之前席。”这种长官与僚属间的密切关系在其后发展为两家之间的融洽交谊[12]。三是杨纮：庆历年间，杨纮曾任江东转运按察使，因为御下严急而与王鼎、王绰并称“江东三虎”。据说他持使节行部，“独不入（句容）县，或问其故，曰：‘龚君治民，所至有声，吾往徒为扰耳。’其见重如此。”[13]
龚宗元善诗能文，“尝以所业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温厚和平而不乏正气，似其为人也。’世以为确论云。”[14]
龚宗元自都官员外郎分司南京，谢事家居，住在苏州大酒巷。他取白居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诗意，建“中隐堂”；“与尚书屯田员外郎程适、太子中允陈之奇相与游从，日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二公皆耆德硕儒，致政于家，吴人谓之‘三老’。”[15]
龚宗元与范仲淹挚友章岷同年中进士第，二人“情好极密”。宗元父龚识去世后，章岷曾为他撰写墓志铭。[16]
龚宗元的一位姐妹，嫁给了太宗淳化参政苏易简的儿子、大理评事苏宿。[17]
龚宗元至少有二子三女。二子中居长者为龚明之祖父龚浩，次即明之称为“叔祖朝议”的龚程。
龚明之祖父的名字，并不见于《中吴纪闻》，但该书今本卷六《四幡之助》条，曾经说到“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婿顾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一事；而条后附载吴仁杰《吴氏感应录》中的一段话，他在记述同一事时，谓“龚浩，字子正，往萧山访顾沂”云云，据知明之“大父”名曰龚浩。龚明之自幼由其祖父母抚育成人，但其祖父未得功名，值得称说的业绩不多，因此在《中吴纪闻》中，对于他的记载很少。
龚程幼年丧父，发奋读书于南峰山其父墓庐，攻苦食淡，而手不释卷。他“博极群书”，“记问精确，经传子史，无不通贯”，乡人誉之曰“有脚书橱”。[18]他登熙宁六年（1073）进士第，后来历任西安丞、桐庐令等职。
龚宗元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秘书监富严子富临、朝请大夫顾沂、知泉州德化县李处道。富临“饱学能文，终池阳守”，其子（侄）富钧、富洵、富元衡皆擢进士第；顾沂“终龚州太守”，其子顾彦成曾经“将漕两浙”，女儿嫁给了苏州名儒朱长文的长子朱耜，孙子顾禧号“漫庄”，为一时名士，有《志道集》，并曾与施宿同注苏诗；李处道一家与北宋著名文士张耒父子有世交，处道子李援在其母龚氏亲自教谕下登进士第。[19]
龚浩的子女之中，我们只略知一子一女大概。其子即龚明之的父亲，他虽然未能得进士第，不过看来颇能诗文。据龚明之在《中吴纪闻》卷六《潘悦之》条中说：
潘兑，字悦之，操履甚正，乡人皆尊敬之。徽宗朝为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与先君子甚厚，常往来于沧浪之上，饮酒赋诗，延款竟日。
龚明之的姑母嫁给了与其叔父龚程同乡兼有“同年”之好的孙冲。孙冲少负才名，深受王安石赏识。他登第后曾出宰含山县，有“循吏”之声。他们夫妻没有儿子，因以族侄为嗣。[20]
龚程的儿子龚况[21]，被龚明之称作“季父礼部”或“祠部叔父”。《中吴纪闻》卷五《起隐子》条云：
季父讳况，字浚之。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再迁入馆。在馆八年，学术、文章俱不在人下，时同列知名者，惟季父与苏元老在庭尔，当时号为“龚苏”。叶石林俊声籍甚，尝为文字交。其他所与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丰父、张敏叔，亦皆一时名士。用先都官“中隐”故事，自号“起隐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隐集》。终祠部员外郎、朝议大夫。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一四记载，宣和六年（1124）间，龚况因上殿奏对不称旨而遭受处分。两宋之交时，他在苏州乡里。
龚况善诗，格调清古；他本人喜欢交际，经常与他人唱和。与他交往比较密切者，除叶梦得、洪炎、朱翌、王仲嶷、张景修诸人外，还有同居苏州的章縡、魏宪、叶善卷、潘民赡等。
章縡是徽宗初年曾任执政的章楶之子，他的侄女即龚况夫人。章縡诗律“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风”[22]，他送龚况入朝任校书郎诗，在当时流传甚广。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三《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縡）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
某顷尝读公饯校书郎龚况诗，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马头隋柳绿相迎”之句，钦诵三叹，以未识公为恨。
魏宪与其兄魏志、其弟魏贲皆为进士，他本人在徽宗朝“以学行见推，遍历中外师儒之选”，并曾任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侍郎等职。建炎初，魏宪应召赴行在，龚况赋诗勉之曰：
炎祚无疆越万龄，如何夷虏尚凭陵！中兴事业须王导，拨乱韬钤要孔明。剧盗已分齐钺定，端星行指泰阶平。呼韩朝渭非难事，好继当时丙魏声。[23]
叶善卷是叶清臣孙，曾经任寺丞，“长于诗”，与龚况唱酬颇多；龚况之妹即其侄媳。潘民赡是徽宗朝曾任礼部侍郎、后为明之父亲密友的潘兑之侄，他“工于诗”，曾与龚况唱和成集。[24]
苏州龚氏家族中与龚明之同辈者，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至少有一个弟弟，年纪轻轻便去世于汴京。[25]
龚明之本人事历已见前述，他虽然在徽宗宣和年间曾经就学于京师，但时间不久，交游亦不甚广。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集中在苏州地区；与他交往比较多的，也大多是苏州籍人士。从《中吴纪闻》及《吴郡志》、《淳祐玉峰志》中的有关材料来看，龚明之的交际对象大致限于两类人物：一类是他先后于郡庠及太学读书时结识的同舍学友，例如政和二年登进士第、后守严陵“颇有郅都之风”的颜为，政和五年及第、高宗时曾任礼部侍郎的唐辉；宣和六年中举的余仔，同年登科、官至秘书郎的范雩（范成大父）和高宗时累迁吏部侍郎、号称“凌佛子”的凌哲；以及郑聘、羊充实等等。另一类是生活在苏州特别是昆山的文士名人，例如丁谓裔孙、“工于四六”的丁德隅，昆山士人交游圈中的核心人物王葆，侨居昆山的乾道“四贤”之一、“乐庵先生”李衡，“以诗文名一时”、号称“蠹隐”的吴仁杰；以及与他有亲戚关系的“漫庄居士”顾禧等人。
龚明之至少有两个儿子，长曰晃，次曰昱[26]。龚昱（字立道）是李衡的学生，他“笃意于学，从先生游者六年”[27]；且“有文学，安贫乐道，乡人称为‘龚山长’；然名不达才，识者惜之。”[28]事实上，龚昱虽然既未得中进士，又未出仕做官，其学问却为人称道，交游亦颇为广泛。他不仅为父亲笔录了《中吴纪闻》一书，而且为李衡记录并整理了《乐庵语录》。他于“讲学之暇刻意于诗”，努力搜集与昆山有关的名人诗作，辑为《昆山杂咏》，开禧三年（1207）昆山知县徐挺之“刊置郡斋”，嘉定元年（1208），范仲淹五世孙、监察御史范之柔曾为之作序。[29]
龚昱居处的栖闲堂，曾经接待过不少南宋的学者名士，时人称之为“栖闲主人”。陆游在开禧三年（1207）春所作《寄龚立道》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于龚昱的赏识，表达了两人之间的交谊：
龚子吴中第一流，老农何幸接英游！难逢正似玉杵臼，易散便成风马牛。
清夜话端思滚滚，暮年心事恐悠悠。何由唤得阊门棹，一醉千岩万壑秋？
同年秋，陆游又作《寄题龚立道昆山栖闲堂》诗，
称栖闲主人计不疏，万卷读尽家藏书。平时不喜入城府，况肯自屈承明庐！
听鸡束带谁不尔？明时可仕君独止。[30]
韩元吉之子韩淲《涧泉集》卷二、苏颂裔孙苏泂《泠然斋诗集》卷二都有题为《栖闲堂》的诗作。苏州名士周南《山房后稿》有《柬龚立道》诗一首，称赞龚昱甘于寂寞的精神，诗曰：
不课木奴千树入，却夸蠹简百年馀。先生不要金花帖，只借耕田觅饭书。
看来龚昱本人无意于科举，只在乡里以耕读、讲学为生。龚昱的后人，似乎未能继承家学，也不再有知名者了。直至明朝正德年间，才有龚明之的九世孙龚弘将昆山严氏弘治刻本《中吴纪闻》重行付梓，“用彰不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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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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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识
龚纬
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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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宗元
女=苏宿
龚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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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浩=李氏
龚程
女=富临
女=顾沂
女=李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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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 女=孙冲
龚况=章氏
女=叶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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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之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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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晃
龚昱
（按：本表主要依据龚明之《中吴纪闻》中有关记载制成。表中 *表示曾举进士，# 表示曾经出仕，= 表示婚姻关系。情况不详者暂付阙如。）
2、 苏州龚氏家族的一些特点
生活在苏州的龚氏家族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北宋初期“占籍中吴”的龚识到南宋中叶的龚昱，二百馀年祖孙六代，代代有闻人。自端拱元年龚识首登进士第以来，其兄弟行龚纬、龚纪，子侄辈龚会元、龚宗元，孙辈龚程、曾孙龚况相继登科，四代之中七名进士。这一家族，没有太多的达官显宦，但整体文化素养却相当高。
龚氏诸女受到家族氛围熏陶，亦多有识有文者。父辈为她们所选择的联姻对象，多是家居苏州或者曾经活动于当地的士人。嫁给李处道的龚宗元女儿，本人“甚有文，读书通大义，赋诗书字皆过人”，其子李援登进士第，乃其亲教。[32]
龚氏家族虽多读书业儒，同时亦有祷佛敬神之传统。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中说，龚慎仪在为江南出使岭表时，“刘主囚之，逾年不遣。慎仪忧悸不知所出，乃燃顶祷佛，愿舍宅建寺，庶遂生还。”
龚明之在《中吴纪闻》卷三中赞扬他的叔祖龚程“刚正自守，不惑于祸福；尝愤圣道不明，欲排异端之学，家不置释老像，祭祀未尝焚纸钱，儒家甚宗之。”下一卷中则称誉龚程同胞姐妹（李处道妻）“晚而事佛，诵莲经皆千过。尝问法于圆照禅师，师名之曰守安。年几七十而卒。既得疾，即屏药饵，书《佛顶咒》焚之，灰为丸，并以‘燃灯法’授（其子李）援，曰：‘我死置灰丸怀中，燃灯如法也。’因起坐诵大士名号，久之而化。既小殓，视其手指屈结，皆成印相。佛徒叹服，以为不可及。”龚明之本人为救祖母而“炷香于顶者七日，泣祷上帝”之事[33]，更是尽人皆知。同一家族之中，既有专宗儒学、力排“异端”者，亦有虔诚礼佛拜神者，也有重儒崇释、同时信奉神灵的情形，这在当时并不奇怪。
从我们今天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自北宋中后期以来，佛教在东南地区士人家族中流传甚广，特别对于妇女影响更深。据邹浩说，“元丰元祐间，释氏禅家盛东南，士女纷造席下，往往空闺门”。[34]
王葆夫人庄氏的甥女仲灵湛，嫁给了寓居苏州的元祐皇后孟氏侄孙孟嵩。他们夫妇的儿子孟猷、孟导皆从学于叶适，孟猷“以道自命”，孟导则告诫他的后人“仕必由平进，学必依癯儒”；家族中的第三代“从进士，贡有司，入孝出悌，朝经暮史，闾巷之间循循焉”[35]，孟猷的儿子继显登嘉定元年进士科，楼钥称他“蔼然为儒家矣”[36]。而在同一家族之中，孟嵩的母亲王氏“自少喜诵佛书，晨香夜灯，不避寒暑”[37]；孟嵩妻仲灵湛“未三十，即斋居蔬食，除割世欲，昼课经梵，夜习禅观”[38]。
家在苏州常熟的钱观复，少小即知务学业儒，后以上舍及第，曾任温州府学教授、国子监丞及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等职，并作《论语解》二十卷藏于家；他晚年仍然“老学不衰，无顷刻废书；或探内典，究死生性命之说，自号‘正静居士’。”[39]观复妻徐温，是徽宗时曾任吏部尚书的徐铎之女，她“喜释氏，学治钟饭僧，崇饰佛像，费不可计；阅贝叶书数千卷，晚有得焉。”[40]
孟家三代和钱氏夫妇的事例，皆与龚明之家族中的情形有类似之处。
尽管龚明之的祖父、父亲皆无功名，他本人受到家族传统的影响，仍然执著于举业。中年以后，屡遭世事家故，进取之路更为坎坷。对于这一经过，他曾在《中吴纪闻》的序言中说：
明之幼尝逮事王父，每闻讲论乡之先进所以诲化当世者，未尝不注意高仰云。少长从父党游，皆名人魁士。及又获识典刑于亲炙之人，乃从事于进取，虞庠鲁泮，馀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华，咸有可纪。厥后世异，利门名路，绝不复往。……
文中所谓“世异”，主要应指两个方面：一是龚氏家业中衰，二是由于建炎四年春金军侵掠所带来的打击。
苏州龚氏家族，在北宋时期家境本殷实富足。仁宗时，龚宗元居于长洲县境内东北侧之大酒巷，作中隐堂；其子孙辈又购得沧浪亭之半，直至徽宗年间，龚明之父辈仍然生活在此。《中吴纪闻》卷二有《沧浪亭》条，说道：
沧浪亭，在郡学之东，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之池馆。其后苏子美得之，为钱不过四万。欧公诗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是也。予家旧与章庄敏俱有其半，今尽为韩王所得矣。
《吴郡志》卷一四《园亭》中有关沧浪亭的记载与此不同：
沧浪亭，……子美死屡易主，后为章申公家所有。广其故地为大阁，又为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益以增累其隙，两山相对，遂为一时雄观。建炎狄难，归韩蕲王家。
前者所谓“章庄敏”是指章楶，而后者所说“章申公”则是章惇。宋明时期的苏州、长洲方志中多取后说。
北宋末年，继龚明之堂叔龚况之后，龚氏无人出仕做官，家道明显衰落。宣和年间，龚明之在太学就读，迎父母前往；而当其母亲、兄弟相继去世后，竟然“贫无以归葬”，以至于倾家荡产，且乞贷于人，才得以“护二丧以归”。[41]
建炎四年（1130）二月二十四日，南侵金军在退兵途中入平江城，“掳掠金帛子女既尽，乃纵火燔城，烟焰见百馀里，火五日乃灭。”[42]战火使平江民庶十室九空，龚明之一家有可能是在此前避乱移居昆山圆明村的。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中《进士题名》、《人物氏族》把龚识祖孙一并收入其中；却又在“郏亶”条中称：“昆山自国朝以来登科者自亶始”。其实，龚氏家族是自龚明之辈才向苏州边缘地区发展，定居于昆山县境的。
移居昆山之后，龚明之父子生活仍然并不富裕。明之晚年有期颐堂，其子龚昱后来有栖闲堂，但据陆游《剑南诗稿》卷七二《寄题龚立道昆山栖闲堂》诗注：“园庐皆借第营之”。苏泂《泠然斋诗集》卷二《栖闲堂》云：“……岂如老龚缚屋看青山，赁地于邻甘种稻。有男垦获女习纺，布褐藜羹事翁媪。天怜老龚忙为贫，报以一闲非草草”。韩淲《涧泉集》卷二《栖闲堂》诗中也说龚昱“手植花柳间，田园粗充饥”。看来他们一家生活虽然尚属安定，但是并非逸豫。
龚氏家族自其先辈起，凝聚力即很强。长恤幼，少敬老，孝悌之道传承。龚慎仪一家被害，其侄龚颖甘冒触怒皇帝之危险，奋起为叔父复仇；居于邵武老家的龚国隆无钱赴考，已离开原籍的伯父龚纪以驿券助之；龚程幼年丧父，于墓庐苦读诗书；龚明之自幼由祖父母抚育，为解祖母之疾而灼香于顶，祈祷上天……从《中吴纪闻》一书中，人们不难得出这种印象：北宋时期，苏州龚氏不仅父母子女之间，即使是堂兄弟叔侄之间关系亦很密切。
北宋末年以后，随着龚氏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社会影响力乃至家族内部凝聚力都明显衰落。族人析家分产，伦理道德沉沦；家族组织颓丧不振，更无复“敬宗收族”可言。龚氏先茔在苏州西山，据《龚明之传》云，
先墓在西山，大木数万，族人利其值，悉斩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独泣且骂。每伐一木仆，明之辄号恸，响震林谷。
看来，龚明之一生偃蹇坎坷，因而在家族内之影响力十分有限。他本人虽然以孝悌著称，却无力阻止族人的悖逆行为。
从总体上看，苏州龚氏家族的主要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重视读书业儒，家族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而且传承有方；重视相互之间的照应，家族内部凝聚力较强；重视发展与士大夫间的往来关系，家族交游范围较广。在北宋时期，龚氏家族的兴盛，显然有赖于其家族成员在科举仕宦途中的成功；两宋之交，家族势力明显受挫，龚明之一支自苏州城居转向昆山乡村，以耕读为业，另求发展。
三、南宋活动于苏州昆山的士人群体
1、南宋时昆山相对发展程度的提高
《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条称：“昆山自昔号壮盛，吴诸邑之最繁剧者”。不过，钱氏太平兴国三年（978）归宋时，“郡邑地旷人杀”；北宋一百五十年间，在苏州境内，特别是较之位于城区的长洲、吴县，昆山显然属于经济文化不甚发达的地区。张方平景祐年间曾知昆山，据他说，当时“邑民三万家，四边湖海绕；家家勤穑事，市井商游少”。[43]
试比较一下《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户口》与《淳祐玉峰志》卷上《户口》中的相关数字，可以看到，在北宋前期的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苏州有户六万六千馀，昆山主客户共一万六千馀，是昆山户约为苏州户数的四分之一弱；其后人户的绝对数量虽不断增加，占全郡户口之比却有可能下降。而昆山士人文化之发育程度，与全郡相比则更形低落。在《吴郡志》所著录的北宋苏州 213名进士之中，真正出身于昆山的只有郏亶、孙载和王葆三人，还不到本郡进士总数的七十分之一。
《淳祐玉峰志》卷中《进士题名》虽然列入北宋进士12人姓名，但其中龚识家族四代四人并非生活于昆山；范雩（范成大父）为“（吴）郡之吴县人”[44]；卫阗（卫泾祖父）祖辈多居华亭，他本人亦生长于华亭，后来才移居昆山[45]；唐煇“吴郡人，寓居昆山”，煇弟唐烨、煇子唐子寿南宋前期活跃于昆山，“其后（人）多居城中”[46]。政和年间登科的黄伟、张德本二人虽然事迹无考，但是，根据《中吴纪闻》卷六《王彦光》条，王葆于宣和六年（1124）及第时，知县吴方曾致语云：“振六十载之颓风，贾三千人之馀勇”；又据《玉峰志》卷中“王葆”条（该条脱胎自《吴郡志》卷二七中之相关内容）记载：“昆山自孙载登第，甲子一周，而葆继登宣和第，邑人美之”云云，不难推知黄、张二人亦非生长于昆山者。而即便将此12名进士全部算作昆山人士，在北宋苏州进士中所占比例仍然不足6%。
南宋时期，昆山的相对发展程度有了很大变化。淳熙十一年（1184）苏州户十七万三千馀，庆元间（1195—1200）昆山主客户共三万九千馀；是南宋中期昆山户数仍然约占全郡的四分之一弱。而《吴郡志》著录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绍定二年（1229）间苏州进士 240人，《淳祐玉峰志》著录同期昆山进士75人（特科35人不在内）；则昆山进士占全郡进士之比上升至31%强。
昆山的变化尚不止此。南宋前期，这里成为苏州士人频繁交往的中心地区之一。造成这一变化的外部机遇，主要是南宋初年的战乱，使得不少士大夫避地至此。
建炎四年（1130）的兵火之中，据说“平江士民死者近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一二而已。”[47]损失最为惨重者当属苏州府城之内的吴县、长洲以及金军曾经驻泊的府南吴江县境；位于府城东北七十里的昆山则相对平静。宋廷“渡江之后，北地衣冠，接袂而南”；随着临安被定为行在，平江成为辅郡，聚集于这一带的士人日渐增多。
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所作《750~1550年中国人口统计、政治与社会变化》一文统计了两宋不同时间段内苏州诸属县士人家族及人口增长数目，其中昆山1110年士人家族数为11，至1140年骤然增至28；与此同时，吴县、常熟等县则呈下降趋势。而昆山士人家族数在其它时间段中仅呈平缓增长（甚至偶有负增长）状态[48]。1110—1140这三十年正值两宋之交，其间昆山士人家族的倍增，显然与金军南侵激起的社会变迁有关。
《吴郡志》卷三八载淳熙年间昆山知县叶子强所作《题名记》，其中说到南宋前期昆山的情况：
……二百年间风流蕴藉，续续可记。又建炎间虏独不侵，荐绅北来，乐其土风而居之，宦游间多胜事，益号佳邑。
2、以王葆等人为中心的昆山士人交游圈
南宋前期昆山得以迅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应该说与王葆等士人当时在家乡的活动有关。
王葆字彦光，世居昆山。其曾祖王制、祖父王申皆隐居不仕。父亲王亿“乐道好善，一乡推长者”；伯父王僖，时称老儒，是昆山逸野堂主人。王僖累试不利，以读书自娱，教授王葆成就为名儒[49]。《吴郡志》卷二七《人物》中说：
葆学行俱高，潜心古道，著《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备论》二卷。诱掖后进，推诚乐育如亲子弟，门下士多成立者，号称“乡先生”。
周必大《省斋别稿》卷十有他代张震所作《左朝请大夫王公葆墓志铭》，其中亦称：
公起布衣，笃学力行，乡里所敬。后生奇士多造门问道，公指授有方，人人成其材。好贤乐善，出于天性。贫者周之，未遇者为揄扬致声誉，后多至执政大僚。……教子弟侄甥甚至，登第荐名无虚榜。吴中论儒，素称王氏。
王葆自绍兴至隆兴间“历司封郎官、监察御史、崇政殿说书，终浙东提刑”。[50]他在朝廷任职时，因劝秦桧去位以保全功名而深受秦桧器重。绍兴年间，王葆先后丁父母忧而居于家乡数年；他于隆兴末退闲后，卜居于宜兴。王葆弟王万、侄嘉彦皆中进士，另有一侄嘉谋是淳熙二年特科。
王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对人物鉴裁之精。李衡、周必大及范成大都曾受过他的扶掖。龚明之对于王葆十分敬仰，他在《中吴纪闻》卷六《王彦光》条中说：
彦光鉴裁甚精，李乐庵为布衣时，流落兵火之馀，一见以为佳士，妻以女弟。今参政周公初第时，爱其博洽，即纳之为婿。二公寻即荣遇，而又学术气节耸动当世，人于是服其知人。至于从其学者，亦能第其甲科之先后，无不一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称叹，以为不可及。
李衡字彦平，本江都人，绍兴间避地至昆山，他“志气卓荦不群，学问通性理”，王葆奇之，以为妹婿。绍兴十五年（1145），李衡进士及第后，知县事、典大藩、历郎官，累迁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居官有善政。乾道中引年归昆山，在乡岁馀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乾道八年贡举，龚明之恰于是年得特科。李衡担任侍御史期间，上疏论后戚张说不当居于枢府，且以去就相争；当时，右正言王希吕亦力谏，给事中莫济拒不书黄，直学士院周必大不草制。四人皆因此事去位。李衡等人的刚正品格，深受世人尊崇，布衣庄治作《四贤》诗以赞誉之。[51]
与修《淳祐玉峰志》的凌万顷在该书中说，李衡“道学精明，且乐于教人。初自淮南来吴，万顷先祖实相从游。同居昆山县，授以《庄子》一卷；寓乐庵时，朝夕讲说，和寒山拾得诗一册，行书整整，皆达理悟性之语。”李衡死后，龚昱为其整理的《乐庵语录》行于世；“和寒山拾得诗”则由凌万顷藏于家。李衡子应祥、起宗淳熙、绍熙间相继登第；女儿则嫁给了古灵先生陈襄的后人陈遵。
范成大十六七岁时即以文采出众而得名，但他走上仕宦之途却与王葆有直接关系。王葆与范成大父范雩为“同年”友，绍兴十三年（1143）范雩去世后，成大“茕然哀慕，十年不出”[52]，他曾读书于昆山荐严资福禅寺，并且加入了邑中士人所结诗社，与李衡、乐备、马先觉等人往还唱和，却无志于举业。后来在王葆的督励下，才于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出官后声名益远，终达参知政事。在《吴郡志》卷二七“王葆”条中，范成大叙述当年过程说：“成大以蚤孤废业，（王葆）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诘责，留之席下，程课甚严，未几，亦忝科第。”
王葆女婿周必大，绍兴二十年进士，孝宗时曾任参知政事、枢密使乃至右丞相。他因岳家在昆山，故多次往来于苏州。周必大与范成大齐年，二人志同道和，关系厚善；在官“或同朝，或相遇于外”，去职则时或邀访。
王葆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家在昆山的士大夫唐子寿。唐家为当地士族，子寿父唐辉寓居昆山，他曾与龚明之同舍，政和五年中进士，高宗时任职礼部侍郎；子寿叔唐烨为建炎二年进士，官至朝请大夫。唐子寿本人隆兴元年（1163）登科，官至朝议大夫。他与周必大为僚婿，乾道三年（1167年），二人皆赴王葆丧事，同出共入，情好甚笃。范成大在昆山时与唐子寿唱和很多，彼此相知颇深。
南宋前期，在王葆、李衡、范成大等核心人物周围，团聚着一批批不同年辈的苏州士人。以家居昆山者为例，其中既包括科举及第、并曾出官者如唐烨、唐子寿叔侄，乐备、马先觉、吴仁杰等；也包括举场不利，以耕读、讲学为业者如龚明之、龚昱父子等人。这里不仅包括王、李、唐、仲（并）等诸家结为戚属关系者，更有纯粹属于“同道”，因意气相投而往来密切者。
乐备是昆山诗社的组织者之一，他与范成大同年中进士，成大却始终尊重他，称之为“乐先生”。今存《永乐大典》卷14054引《范石湖大全集》中《祭乐先生文》内，身为“敷文阁直学士、朝请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的范成大，自称为“门生”，感激乐备对他的“教诲成就”之恩。
《吴郡志》卷二六《人物》中有“马友直”条，其中说马氏“聚族居于邑（按，指昆山）之全吴乡六直里，以孝义著”；友直“以儒业自奋”，躬行道义，“侍郎唐公辉、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师皆敬爱之”。马先觉即友直孙。他是绍兴三十年进士，却并不热衷于仕进，自号“得闲居士”。
这些士人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凝聚意识也较为自觉。其中的核心人物，在南宋前期政局中都曾起过一定作用，他们胸中抱负虽然难以施展，但在当时士大夫间却已有了名声；无论他们在朝或是在野，都与当政者们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自朝廷返归乡里，或因丁忧、或由“引年”、或领宫观，往往不得意于朝廷，而希望能够移情于山水竹木之间；他们抑制自己对于国家政事的深切关心，转而致力于教掖后学、讲谈性理、读书吟咏，以求“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境界。
李衡退居昆山后，于县东南六里之圆明村“架屋数间，种竹二亩，号乐庵，时往来其间”，“以经史图画自娱”。在其《乐庵初成》诗中表示，对于“终朝闭户只读书，四面开窗都见竹”的生活，他本人十分满意。在《短项翁》一诗的小序中，他说到与乐备同访友人于山中，“酒阑，剧谈放怀，深探名理，不觉至醉”的情形。[53]
李衡、龚昱的至交吴仁杰，字斗南，另有一字曰汉英。他自洛阳移居昆山，曾经讲学于朱熹之门；淳熙五年（1178）登进士第，其后曾任国子学录，归乡后自号“蠹隐”，著有《古周易》、《洪范辩图》等书，周必大称赞他“博物洽闻”。[54]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四有《寄题吴斗南玩芳亭》诗，诗中称“北斗以南有吴侯，人物知非第二流”；并且说他尽管“闲题玩芳句”，却仍然“爱国忧君有奇作”。《攻媿集》卷四亦有《寄题吴汉英玩芳亭》一首，楼钥讲到他与吴仁杰的交谊，说是“与君齐年况同袍”；诗中称道“吴侯奕奕天分高，历记万卷五差毫。青云垂上忽归去，年来益收湖海豪。”
这一群体对于自己身份的共识主要建立在道德文化修养的基础之上。他们评价人物注重气节学问，而不在乎仕途的浮沉。乾道三年王葆去世，范成大为作《提刑察院王丈挽词》二首，其中有云：“百世《春秋》传，一丘阳羡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烟。”[55]李衡因论张说而去职还乡，士人们对他更为敬重。《昆山杂咏》卷下收录了马先觉所作二诗，题曰“乐庵李先生居南床，论张同知不行，挂冠而归，赋二诗为寿”，诗中称赞李衡“百年全始终，一节照今古”，“寒花晚更香，霜节老益壮；相对无俗情，端的羲皇上。”而据《中吴纪闻》附《龚明之传》说，“李衡以忠谏去国，年几八十，德望绝人，独以兄事明之。时人高之，目为二老。”
活跃在地方上的士人们，对朝政保持距离，却对地方“教化”予以关注，通常与地方官员维持着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地方官员亦以获交于这一群体为荣。《昆山杂咏》卷下有昆山知县叶自强所作《奉赋水仙花诗以谢提宫龚丈之贶》，可见彼此关系相当亲切。
这些士人无疑十分重视科举之途，但并不疏远非经科举出身之人士。王葆先辈多隐居不仕者，他本人既督励范成大赴举以继其父之志，纳金榜高中的周必大为女婿；也曾亲择学问不凡而尚未科举的李衡为妹婿。李衡退居昆山，“不要金花帖”的龚昱始终游从其旁。范成大举进士之前，在昆山一带即已相当知名。当时活跃在昆山的诗社诸杰如马先觉、唐子寿等人，大多尚未及第。
龚明之在地方上有声望而科场跌宕，以特恩策名后，又因年迈而不应出官。地方官员郑兴裔、单夔与“吴士在朝者”吴仁杰、林振、赵再思等纷纷起而保荐之。他们用以说服朝廷的主要理由即明之乃“多士矜式”，“乡里推其年德”[56]。龚明之本人，遭遇世更之后，声迹日益晦陋，“瓜畴芋区，不过老农相尔汝，所与谈笑者，无复有鸿儒矣。”[57]从他父子的实践活动来看，显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因而有意识地接近“名人魁士”、结交地方官员，努力维持其家族在士人交游圈中的地位。
宋代的苏州，文教兴行，地方士人在普及学术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居于乡里的“前资”官员、科举落第的士子、无意仕宦而以教学为业者纷纷讲学授徒；这些“乡先生”吸引了无数社会各阶层的青年[58]。王葆、李衡及龚明之、龚昱父子等人都曾经讲学于昆山，他们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见识与经历，即通过这种方式传承下来。
今人在讨论传统文化时，有所谓“大传统”“小传统”、“精英文化”“世俗文化”、“主流文化”“亚文化”之说。所谓精英与世俗大众，或许能够以类聚、以群分；而其传统、其文化，却是很难以人群为界截然分开的。南宋前期，在苏州昆山的士人群体中，儒家理念文化与下层民众文化异彩纷呈，既有分离并行，又有汇合交融；即使是儒家理念文化中，也清晰地显现出释、道诸家的影响。在李衡、龚明之等人身上，比较明显地体现着这种融汇的特点。
在其《遗训》中，李衡自己说，他毕生潜心于“性命道德之学”。他在北宋宣和时入太学，同舍赵孝孙“其父实师程颐，家学有源。劝衡读《论语》，……衡心佩其训，虽博通群书，而以《论语》为根本。”南宋初，李衡在朝，曾与宋高宗谈论禅宗性空之理，称“昔周公亦坐禅”。吴仁杰说“乐庵先生享年七十有九，阅天下之义理居多。自其中年，清修寡欲，不啻如道人衲子，静极而通，凡吾儒与佛老二氏所谈性命之奥，心融神会，超然独得。”李衡的治学心得，称作《乐庵语录》。他去世前，叮咛其子“不得随俗作佛事”，正像周必大所说，“衡非逃儒入释者”，从根本上来说，他既不排佛亦不事佛，而是援释入儒[59]。
龚明之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本人以“老儒”自居，郑兴裔《荐状》中亦称他“倡明圣道，绍孔、孟之心传；敦叙彝伦，拟曾、闵之至行”。而他“精诚”“纯孝”的方式，则是随俗事佛，灼顶祷告。龚明之在《中吴纪闻》自序中说，他这部书所记系“鸿儒”“教化”之事，而又“鬼神梦卜，杂置其间”。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代士人所受民间文化的浸染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殷切关注。
3、南宋后期昆山士人家族的起伏变易
吴中素为“衣冠渊薮”，兼具园林之盛，士人家族往往筑堂修亭，或以为游赏栖息之所，或用来标榜文化品位。仅以昆山为例，南宋前中期比较著名者，有王僖、王葆叔侄所居逸野堂，李衡所作乐庵、其孙李溍为纪念祖父所置四贤堂，龚明之晚年住所期颐堂、龚昱栖闲堂，吴仁杰玩芳亭，以及卫阗、卫泾家族读书生活之友顺堂、后乐堂等等。这些堂馆园亭，常属一代闻人所有，且是文人墨客聚晤吟咏之场所，因而特别受到士人们的注意。在时人所作方志、笔记、诗文集中，常能见到相关的记述。
宋元时期的昆山地方志，传今者共有三部，即《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续志》和《至正昆山郡志》。三部书皆辟专目记载昆山之园亭胜概，比较一下其中的相关部分，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士人家族地位流动不居的境况。
据《淳祐志》，理宗时期，逸野堂已废，“其地即十六观堂基云”；据说该堂宝庆间曾经归于郁允恭、允文兄弟，建宝庆院，又名十六观堂，后被废弃[60]；其它如杨万里、陆游称赏过的吴仁杰玩芳亭[61]，马先觉曾经吟咏过的孙氏园，以花木闻名的翁氏园，由吴仁杰命名的赵氏峿山亭等，淳祐时皆已废弃。
与此同时，卫泾“未贵时与兄弟日夕读书”之友顺堂，成为“招师教子侄”的处所；卫氏家族除卫泾在石浦原居园宅外，“今子侄又各有园，不止于一。”其中，卫泾弟卫湜嘉定中起“栎斋”，藏书大量，“与弟兄群子习业于中”。尽管此处以书斋为名，而据他的朋友叶适说，“其地有江湖旷逸之思，圃有花石奇诡之观，居有台馆温凉之适”[62]，看来布局完整，规模不小。
昆山卫氏家族，是北宋末年自华亭迁来的。首先著籍昆山的卫阗，为政和八年（1118）之进士；其子卫时敏、卫季敏相继恩荫入仕；季敏子卫泾于淳熙十一年（1184）状元及第，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卫泾兄弟卫沂、卫洽、卫洙庆元、嘉定间相继登科，卫湜亦中锁厅试，就在这一阶段中，昆山卫氏家族迅速发展起来。
卫氏家族之联姻很有特点。卫泾祖母（卫阗妻）、伯母（卫时敏妻）皆出自沈氏，二沈氏自姑侄而为婆媳。卫泾母（卫季敏妻）为华亭章氏之女；卫泾夫人盖氏，是“初家平江，后徙华亭”的淳熙户部侍郎盖经与卫泾姨母章氏的女儿。卫泾的四位姊妹全都嫁给了读书业儒的士人，其中卫琮嫁给了范成大与卫泾共同的朋友、绍熙进士周南。卫泾的仲女嫁给周南的儿子，而周南的长女周艮又嫁给了卫泾的儿子卫朴。卫泾夫人盖氏的侄女，则嫁给卫泾幼子卫柳为妻。卫氏家族四代之中多重姑舅表亲通婚，而与之联姻的沈氏、章氏、盖氏、周氏俱为当地有影响的士人家族。[63]此外，卫琮丈夫周南与卫瑧丈夫朱晞颜，同居郡城之中，既互为僚婿，又举进士“同年”。
这种婚姻模式，因亲及亲，盘根错节，呈现着较为收缩的态势，体现出卫氏家族在联姻方面的慎重考虑，也反映出家族内部官僚士大夫对于自身之地方利益根基的强烈关心。卫氏家族在昆山繁衍发展逾百年，或许与这种联姻方式不无关系。
昆山卫氏家族关系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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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阗=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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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时敏=沈氏
卫尚贤
卫季敏=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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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郑、卫 女=陈 卫=盖 卫 卫 卫 卫 卫=曾 卫=周 卫=朱 卫=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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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泾 氏 济 洽 溉 湜 琰耆 琮 南 瑧 晞 玑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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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表时间断限上起北宋末年、下至南宋中叶。昆山卫氏家族中名字不详者、早逝者皆未列入本表；表中*表示曾经参加科举，#表示曾经出仕；=表示婚姻关系。）
南宋前期在昆山显赫数十年的王葆家族，联姻取向与卫氏有同有异：都重视联姻对方（或对方父兄）的士人身份，是为同；卫氏希冀“亲上加亲”，王葆却偏爱士人才能，不看重地域及原有家族关系，是为异。王葆女儿尽管有嫁与同籍士人如唐子寿者，但唐某亦气度不凡；李衡、周必大则更属一时士人中之佼佼者。李衡得以在昆山立足、发展，应该说与其联姻有关。而李衡的女儿，又嫁给了外来士人陈遵，在昆山发展起兴旺数代的陈振一族。王葆没有子嗣，但其影响，不仅靠其个人学问及品格、靠其友人与学生流传下来，而且也通过李衡、陈振家族的绵延而间接得以保留。
《咸淳志》中提到了李衡家族的衰微，其徵象在于“四贤堂”之下场：“君子之泽，不能五世；堂随宅售，像不复设。”四贤堂主人李溍为淳祐特奏名，其后人无能继承家业者；堂宅售出后，“幸其孙桂高能文好学，取四贤绘像藏于其家。”而在这一时期内，李衡外孙陈振（李溍之表兄弟）一家三代却陆续有人通过进士、锁厅等考试，出仕于地方，从而奠定了家业基础。
陈振与其舅父李起宗，以及周南、朱晞颜等于绍熙元年（1190）同中进士，以诗文名于时。卫泾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时，曾经举陈振“自代”，称他“问学演该，文词温雅”。[64]陈振仕至太府寺丞、知瑞州，自奉淡薄，因称“澹轩”，致仕后自号“止安居士”。其弟陈拱为端平二年（1235）进士；其子昌世三中锁厅，曾知信州，理宗曾褒之曰“一廉可喜”；其孙师尹魁乡荐，明复中锁厅、知象山。昆山县东原有洪氏小园，后归于陈振，称陈氏园，师尹增创宽洁，设堂曰“光风霁月”；陈昌世回乡后，名所居为“喜廉堂”；陈明复则有“传清堂”以纪念祖、父。
附：李衡家族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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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女弟=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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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周必大 女=唐子寿 李应祥 李起宗
女=陈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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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溍
陈振
陈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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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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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高 陈师尹
陈明复
（按：表中*表示曾经参加科举，#表示曾经出仕；=表示婚姻关系。）
入元后，南宋诸园亭堂馆多废。《至正志》中称逸野堂、玩芳亭等为“旧废”；而称卫氏园、陈氏园为“今废”，喜廉堂、传清堂亦“归附后废”。看来卫泾家族、陈振家族在昆山一直维持至南宋末年。
北宋昆山的第一位进士郏亶的孙儿、绍兴五年进士郏升卿，曾知常州、徽州，去世后归葬昆山；入元后，其墓神道路上石柱具存，墓地却已夷为民居。
从南宋昆山士人家族地位的演变情形来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家业田产的管理经营、族属凝聚力的强弱、家族成员科举的成败以及与之相关的官宦身份之高低有无、联姻模式乃至缙绅名望，都可能影响甚至决定其地位的变易。
4、兼谈南宋时期苏州城内诸园归属之变易
宋代苏州的城市形态，其功能结构、其社会面貌、其居民阶层，皆与前代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早有学者指出[65]。
士人家族盛衰状况变易无恒的情形，在南宋时期的苏州十分普遍。其中，官宦人家若产业基础不牢固，子孙在仕途中又无所作为，则更容易破败；其家族在乡里煊赫一时的地位，很快就会被后起家族所取代。这正像元代陆友仁在其《吴中旧事》一书小序中所说的：“吴中山水清嘉，衣冠所聚，今其子孙往往沦落而无闻；其遗风馀俗，邈不可考……”
寓居苏州的士大夫，以营治池馆亭林为好尚，因此，与发生在昆山的情形相似，家室殷富破落之动向，在诸家族堂第园宅的更易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今人王謇作《宋平江城坊考》，特于《叙目》“第宅·园林”条下引述了卢熊《苏州府志》中的一段话：
郡内外有邸第园池者，所以载昔人居止游衍之地也。士大夫之家于乐土，或穷奇览胜，以纾豫其怀，亦人之常情哉。故因其旧迹遗址，皆宜附录焉。使后人览之，则知此为某官之邸第，彼为某氏之园池，非独可究其当时之出处，而岁代久近、子孙兴废者，从可征焉。
今天读到这些方志，其中载录的“旧迹遗址”固然勾起我们的思古之幽情；而更加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邸第园池的变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子孙兴废”、家族沉浮。
苏州城内之沧浪亭，或曰吴越钱氏时，为广陵王元璙池馆，或曰钱氏近戚、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所作。宋仁宗庆历间，苏舜钦以四万钱得之。舜钦去世后，沧浪亭屡易其主，后为章惇所有；章氏曾经大兴土木，建为一时雄观。北宋晚期，龚浩、龚况家族购得沧浪亭之半。南宋初年，沧浪亭全部归中兴名将韩世忠所有。今存南宋《平江图》碑刻，沧浪亭即作“韩园”。
卢熊所修洪武《苏州府志》转引前人文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章家离析及沧浪亭易主的经过：
《续志》云：申公之子增筑山亭，买黄土钱三万贯，园亭之胜，甲于东南。张魏公《勤王记》云：子厚为相日，营葺园地，所费不赀。罢相即迁责，未尝安享。洎放还，寓严州乌龙山寺，子弟辈悉遣归乡干置生事。死之日，无人在侧，群妾分争金帛，停尸数日，为鼠食其一指。衢僧法空亲见之。
其下又引云衢《谈雋》中的记载说，
章氏园，绍兴初韩蕲王提兵过吴，意甚欲之；章殊不悟。即以随军转运檄之。章窘迫，亟以为献，其家百口一日散居。
吴越广陵王旧圃南园，老木合抱、亭阁耸立，流水奇石参错其间，北宋初，王禹偁知长洲，经常携客醉饮于此，并曾有“他年我若功成后，乞与南园作醉乡”的诗句。这里每逢春季，皆纵士女游观。大观末年，蔡京罢相，徽宗诏以南园赐之；蔡京曾得意地赋诗一首，曰：“八年帷幄竟何为？更赐南园宠退归。堪笑当年王学士，功名未有便吟诗。”南宋初年兵火之后，园内建筑破坏殆尽。绍兴年间，南园被另一“中兴名将”循王张俊之子张子颜得到[66]，《吴郡志》因称“今园属张循王家”。
北宋神宗时曾任执政的元绛，致仕后居住苏州，当时的知州章岵表其居为“衮绣坊”。元宅至迟在南宋初期已经衰落，淳熙初被浙西提刑徐本中得到，重加修葺，命名为“岁寒堂”。北宋中期的名臣程师孟，致仕返乡后，以城内开元、瑞光寺旁的一块隙地为宅基，经营园宅；元丰年间，太守晏知止命名此处为“昼锦坊”。南宋前期，程师孟故居被胡元质一家得到，胡氏表其堂曰“招隐”。原来属于萧氏的“双节堂”，南宋中期为周虎（庆元二年武状元，嘉泰中曾守御和州）所得，周氏将其改名为“闲贵堂”。堂后植桂，筑台曰“凌霜”；东坡立亭，命名为“已高”。[67]
园宅易主，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属于主人出自移居等缘故而主动放弃，别图更大发展；更多的则是原有主人家势衰败的结果。南宋孝宗时曾经知建康、知成都，后归老于苏州的“吴门老圃”史正志，一门两代间一落千丈，自兴盛至衰败的骤变颇具代表性。《吴中旧事》说：
史发运宅在带城桥。淳熙初宅成，计其费一百五十万缗。仅一传不能保，僦值十万缗，久不售。后为丁季卿以一万五千缗得之。绍定末，丁又不能保。赵汝（左木右熏）来为浙西提刑官，占为百万仓和籴场。故老说：发运初归时，舳舻相衔，凡舟自葑门直接至其宅前，用发运司按纸粘窗，煮粘面六七石。自后仅易目前耳。（按：此句语意不明，似有脱误。）万卷堂环列书四十二橱，写本居多；始则论斤买（卖？）为故纸，其后势家每橱止得一十千，席卷而去。
明代王鏊所作《姑苏志》卷三一也记载了万卷堂兴废之经过：
万卷堂，侍郎史正志所居，在带城桥南，旧有石记，为僧磨毁。《施氏丛抄》：正志，扬州人，造带城桥宅及花圃，费百五十万缗。仅一传，圃先废，宅售与扬州丁卿昆季，仅得一万五千缗。绍定末，丁析为四，其后提举赵汝櫄占为百万仓籴场。
地方士人家族的盛衰，无疑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南宋中后期，蔓延于苏州的侈靡之风，也成为加速士人家族地位流转的因素之一。《吴都文粹续集·补遗》卷上，引述了淳祐时平江节度推官吴樵的一段话：
樵居官既久，深知吴风。吴人尚奢而争胜，所事不切：宁弃百万钱嫁女，不能拼十万钱教子弟；宁舍十万钱遣婢妾，不能以一万钱延好师友，故使子弟不知书识字。但广置田宅，计较微利，殊不思异时反贻子孙不肖之害。
南宋后期曾经编纂《吴都文粹》的郑虎臣，家中穷极奢侈的生活状况，为以上话语提供了一件实例：
郑虎臣宅在鹤舞桥东，居第甚盛，号“郑半州”。四时饮馔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闰灯实录》一卷，皆言其奢侈于厌饫也。[68]
对于宋代苏州的讲求奢华之风，梁庚尧先生在其大作《宋元时代的苏州》中早有论述[69]，本文不赘。
四、馀论
我们今日对于历史上家族问题的研究，目标并不局限于重建个别家族在当年的兴衰面貌，而是希望就此加深对于当时社会面貌的整体认识。无疑，社会并非无数家族平列的总和，任何家族也并非其内部成员简单相加的集体。家族内部、家族与社会之间，都是由性质不同的种种关系联结起来的。我们既需要研究有关家族问题的“有形”内容，例如其生存繁衍、延续久暂，其婚配、子嗣、功名、族产等等，又需要注意“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之间、家族与区域社会之间、家族与政治生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
这种无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直接、间接地影响着许多事物（包括家族盛衰、社会演变）的运行过程。或许可以说，是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
从南宋时期苏州昆山士人群体及所在社会的状况来看，其关系网络可以说相当发达。这种网络相互交织、纵横延展，人们由种种复杂的社会背景、家世交谊、戚属因缘乃至利益关系、情趣好尚等因素联系起来，又发展出不同层面、不同密切程度的多线、多向关系。
有许多材料可以表明昆山士人家族的沉浮状况，从而证实了发生在当时的“社会流动”；也有一些迹象启发我们考虑造成这些“沉浮”、“流动”的基本原因。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繁荣、社会相对开放，“流动”无疑是永恒的。当时的士人家族所感受到的，既有发展的机会，又有竞争的压力。即便在类似的外部条件之下，不同家族与个人的发展基础与调适应变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而有绵延数代者，亦有骤兴旋逝者。从另一角度来看，家族的维持与生存，取决于多种内部与外部条件；发展方式的差异，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昆山的情形而言，南宋前期的王葆家族、中期的卫泾家族，为保证家族发展而采取的联姻模式并不相同，而其家族势力的发展，在当时都属于较为成功的典型。
[1]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荐举龚明之状》；龚明之《中吴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孙菊园校点本）附《龚明之传》。
[2]同前引文。
[3]《龚明之传》；《夷坚志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一《龚明之孝感》；《荐举龚明之状》；《郑忠肃奏议遗集》上《荐举龚明之状》。
[4]同前引文；《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职官一一之八四。
[5]《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礼四五之一。
[6]《新安志》（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卷九《叙牧守》。
[7]吴处厚《青箱杂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二，《中吴纪闻》卷一《丁晋公》
[8]《渭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三〇《跋龚氏金花帖子》。
[9]《吴郡志》（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卷二五，《宋会要辑稿》职官之二二，《中吴纪闻》卷一《先高祖》、卷二《卢通议》。
[10]《青箱杂记》卷三。
[11]《中吴纪闻》卷二《曾大父》条：“……登天圣五年第，主杭州仁和县簿。时范文正公为帅，改容礼之曰，云云”。今按，此处龚明之记载有误。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丁母忧居应天府，他出任知杭州乃皇祐二年（1050）事，二事相隔23年之久。[12]《中吴纪闻》卷二《曾大父》、《叶少卿》。
[13]《中吴纪闻》卷二《曾大父》。
[14]同前引文。
[15]《中吴纪闻》卷二《中隐堂三老》。
[16]《中吴纪闻》卷二《章岷》。
[17]《中吴纪闻》卷一《苏子美》。
[18]《中吴纪闻》卷六《四幡之助》、卷三《有脚书橱》，《吴郡志》卷二五。
[19]《中吴纪闻》卷一《富秘监》、卷四《祖姑教子登科》、卷五《草腰带听声》、卷六《顾景繁》；《张右史集》卷六〇《李参军墓志》。
[20]《中吴纪闻》卷三《孙子和》。
[21]龚明之祖父名曰龚浩，叔父名曰龚况，仅据其名来看，似乎应是同辈；今且存疑。
[22]《中吴纪闻》卷五《章户部》。
[23]《吴郡志》卷二七，《中吴纪闻》卷五《魏令则侍郎》。
[24]《中吴纪闻》卷一《叶少卿》，卷六《潘悦之》。
[25]《龚明之传》。
[26]《昆山杂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卷下《期颐堂诗》序；《中吴纪闻》附汲古阁毛晋后记。
[27]《乐庵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附吴仁杰《乐庵先生语录后序》。
[28]《弘治昆山县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本）。
[29]《昆山杂咏》序、跋。
[30]陆游《剑南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卷七〇、七二。
[31]《中吴纪闻》正德本龚弘后跋。
[32]《中吴纪闻》卷四《祖姑教子登科》，《嘉靖昆山县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卷一二《列女》。
[33]《夷坚志补》卷一《龚明之孝感》。
[34]邹浩《道乡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七《寿昌县太君严氏墓志铭》。
[35]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五《孟达甫墓志铭》。
[36]《攻媿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一〇八《直秘阁孟君墓志铭》。
[37]孙觌《鸿庆居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〇《宋故秦国夫人王氏墓志铭》。
[38]《水心文集》卷一三。
[39]刘一止《苕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一《钱君墓志铭》。
[40]《苕溪集》卷五一《徐氏安人墓志铭》
[41]《龚明之传》。
[4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三一。
[43]张方平《乐全集》（四库珍本初编）附录《张方平行状》，卷四《昆山初秋观稼回县署》。
[44]周必大《平园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二《资政殿大学士范公成大神道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十月条。
[45]卫泾《后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七《先祖考太师魏国公行状》、卷一八《先伯知县先伯母孺人墓铭》。
[46]《淳祐玉峰志》（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卷中《人物》，《至正昆山郡志》卷四《人物》。
[4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丁未条。
[48]参见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 Table 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42，No.2 。
[49]《省斋别稿》卷一〇《左朝请大夫王公葆墓志铭》，《吴郡志》卷一四《园亭》。
[50]《吴郡志》卷二七《人物》。
[51]《宋史》卷三九〇《李衡传》，《中吴纪闻》卷六《乐庵》。
[52]《平园续稿》卷二二《范成大神道碑》，参见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3]《乐庵语录》附《先生遗事》，《吴郡志》卷一四《园亭》，《昆山杂咏》卷中。
[54]《宋元学案》卷六九《沧洲诸儒学案上》。
[55]《范石湖集》卷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6]《龚明之传》，《夷坚志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一《龚明之孝感》；《荐龚明之状》。
[57]《中吴纪闻》自序。
[58]参见包伟民：《中国九到十三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22卷4期，1992年12月。
[59]《乐庵语录》附《先生遗事》、《后序》，《宋史》卷三九〇《李衡传》。
[60]又据《嘉靖昆山县志》卷四《第宅亭馆》，“逸野堂，宝庆间归于郁允恭、允文兄弟，建宝庆院，又名十六观堂，后废。”
[61] 周南亦曾于“山居废址”作“玩芳亭”，见《山房集》卷四《玩芳亭记》。
[62]《水心文集》卷一一《栎斋藏书记》。
[63]《后乐集》卷一七、一八《行状》、《墓志》；《山房集》卷五《长女圹铭》
[64]《后乐集》卷十《除中书舍人举陈振充自代状》。
[65]梁庚尧“宋元时代的苏州”，《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1期，1982年，《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1997）：334-480。“宋元时代苏州的农业发展”，《宋史研究集》第17辑，1988年，491-523页。 伊原弘《江南都市における形態の変遷》，《宋代の社会と文化》，汲古书院，1982年；砺波护《唐宋時代における蘇州》，梅原郁主编《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66]《洪武苏州府志》。
[67]《吴郡志》卷一四《园亭》、卷二七《人物》；王鏊《姑苏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一；《隆庆长洲县志》（天一阁明代方志丛刊本）卷一三《园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