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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趋势范文1
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上每一次突发惊喜危机，都会重新的构建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同时还会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经济政策框架，而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大萧条，是在政府通过不断的反思当中，逐渐的意识到劳动力所具备的重要性，而根据大萧条，之所以会发生秉承着不同的争论，大萧条，而自从美国在2006年春季发生次贷危机以来，该危机逐渐的席卷了美国，日本，等主要的经济市场，并且进一步的扩大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该危机主要发展则依次经历了四轮冲击在大多数投资者的关注之下，经济危机逐渐开始蔓延并且席卷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如今，危机仍然没有及时的解决。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世界的经济呈现大衰退的趋势，这是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给世界各地人民的经济以及政治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自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面世以来，就面临着这个严重的信任危机。
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方法
（一）融合宏观金融学进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之间并不相交流，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离状态。而在面对风险时对风险进行处理时，这两种学说秉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金融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内生的风险。而宏观经济学对风险进行研究之将其当做一种外生的冲击，但是在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将金融摩擦作为一个起点进一步的研究内生的风险，通过对于资产泡沫、收入差距、资源物配以及杠杆水平等进行研究，而将自己内部学说流派进行的研究同金融经济学研究内容相互交汇，而逐渐的新生出了一种活跃的研究领域即宏观金融学。
（二）在宏观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更注重摩擦以及异质性
但如今经济摩擦的态势之下，之前对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主题模型已经不能够直接套用，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显性的抑制性的宏观经济模型。而为了更好地对抑制性以及非线性问题进行处理，经济学家们逐渐地将自己的思维超越传统的均衡模型，而将自己的思维同金融经济学基础进行融合，建立起一种内生金融危机主要的建模方法，而考虑到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意志性，则主要的是从企业、金融中介以及家庭等三个维度出发，在每一个维度之上对于现有文献进行查阅，从而确定新型的研究方向。
在宏观经济不进行的过程当中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在市政微观经济学以及金融经济学当中所经常使用的对策略进行识别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好的确定在这一习俗当中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而这种方法往往超越了之前所使用到的时间序列以及宏观数据的实证方法，而对于异质性进行研究则使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探索
为了做好中国宏观经济学领域当中的学术研究，同时使得经济学家们之间相互沟通以及交流，从而取得新的突破，我国发起了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主要的研究以及理解了在宏观经济学中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并且使中國的结构模型发生转变的主要方法。而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保证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这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而针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研究，则需要从我国的制度特征出发，并且还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针对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缓慢的现象提出解决的方式，并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我国的公共投资以及经济增速结构性，而这种抑制性的行为能够做好政府的宏观分析。
（一）分析中国在财政以及货币等方面的政策
如今有关的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着中国近几年来有关于财政以及货币的政策，通过对于企业所得税改革进行研究以及实验可以看出想要进一步的提高企业劳动雇佣量，则需要使其所得税进一步的下降，并且从企业的投资以及创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异质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规模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
经济金融趋势范文2
从金融体系人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研究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研究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三是研究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等从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中进行采样，并且系统地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选取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物质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Depth指标(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选取Bank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除以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与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和)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选取Private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国内信贷总量减去银行间贷款之差)和Privy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GDP)两个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测度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尝试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够用来预测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确实可以作为预测此后30年经济增长水平的有效预测因子。因此，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1993)。
Beck等运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其因果关系，首先将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以去除金融中介体发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对71个国家1960-1995年间的纯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使用差分动态面板估计量和系统动态面板估计量去校正纯横截面估计量所引致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用广义矩方法对71个国家1961-1995年间的以5年为单位进行分段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工具变量法的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的外因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金融发展在经济学意义上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Benhabib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投资和总产出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总产出增长因素、人力与物质资本投入的累积因素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机构发展指数与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关(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银行信贷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重要指标(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股票上升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场的指标单一，其他学者采用多指标研究，提出了六个较为全面的指标，在这基础上提出四个总体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并以44个发展中工业化国家1986-1993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跨部门分析得出：一般说来，在人均实际GDP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也较高(Demirga Kunt，1996)。
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莱文和泽沃斯(1996)使用41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把整个样本期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子时期，得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莱文(1996)细化了选取的指标，采用GDP增长、资本形成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股票市场规模、成交量、交易率、国际一体化水平和股票市场波动率等6个指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用47个样本国1976-1993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股票市场成长与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及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股票市场不只是反映经济增长的变化，而且股权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致力于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文和泽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对金融功能从不同侧面给予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银行指标和股票市场指标都与同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是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很好的预测指标。
虽然Levine和Zervos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遗憾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为我们指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法发展下，有学者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检验巴西1980-1997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通过Dicky-Fuller检验来判断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发展指标这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避免出现由非平稳变量带来的伪回归，紧接着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断影响关系及其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互为因果关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选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无法刻画出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因而无法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具有因果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回归结果不显著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把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在金融部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相对发达时，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主导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学者使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两种金融体系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一方面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远远小于银行部门发展的效应(Arestis等，2001)。这些研究正好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某些国家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显著的结论。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时期其他影响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差异，较精确地证明因果关系。较著名的研究是通过对40个国家1975-1998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用广义矩方法消除差分统计量潜在的估计
有偏问题，同时为了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股票市场、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时间按每五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后再取平均数，实证的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Beck等，2004)。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是经济个体能否在市场上交易以及能否带来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所有权，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采用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Rousseau等，2000)。
从前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结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中介的促进效应大于股票市场的促进效应，同时，如果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也暗含股票市场如果发展好的话即波动不大的话将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二、西方学者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从金融体系角度综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样本的选取对实证结果存在影响，在此研究中，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对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分析，有的学者使用单位根检验、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弱外生性检验考察了德国、美国和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样本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国和美国检验结果相似即股市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韩国的金融发展用金融抑制指标来测度，样本为1956-1994年，检验结果显示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金融抑制指标是弱外生变量，这表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Arestis等，1997)。
有的学者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个国家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数据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水平VA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两种方法检验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这五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反馈效应并不显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金融发展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加进了股票市场，并对1790-1850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分析，考察了银行、股票市场同投资、进口和建立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理论(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差异，有的学者选取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五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型的。结果发现在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三个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微弱的影响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国和英国股票价格多变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在德国不显著，只有在美国有正面影响(Arestis等，2001)。这说明股票价格多变性可能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
(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的学者使用71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的年度数据，选取实际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投资与GDP之比、对外出口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金融深化即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三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进行了估计。首先，对所有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其次，将国家按地区分为不同的组分别进行回归，最后，单独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跨国和跨地区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二是85％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三是低收入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强于高收入国家；四是金融中介与出口扩张、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比劳动力增长因素更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趣的是，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中介促进增长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研究结果间接的说明了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考察了10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0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短期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学者则对样本数据划分了层次，选择14个中、低收入国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和动态异构面板方法进行跨国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他们利用自举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样本国家存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异构性(Luintel等，2008)。
(三)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从Atie和Jovanovic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实证研究已表明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41个国家1960-1993年金融发展对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拒绝了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型假说，支持供给导向型假说(Xu，2000)。即拒绝了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的假设，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作用显著。
有的学者则运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术检验了10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199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通过分别回归得出：一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得出金融发展一般都能导致经济增长；二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显著强于发达国家；四是样本区间越长，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越明显，这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五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且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强于发达国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学者对74个国家1966～1995年的数据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作为高低两个分界点，把每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域，采用广义距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在金融发展的低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在中级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阶段，作用虽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级阶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从以上分析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有力证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尽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明显大于股票市场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在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但是，部分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国家(低收人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的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不管从时间上还是技术方法上都比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在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其中金融发展用金融深化指标(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M2与当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来表述，经济发展指标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和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来表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谈儒勇，1999)。
考虑到谈儒勇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及选取的样本比较短，有的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其研究进行补充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后来又有学者扩大了样本，利用中国1952～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一个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等，2002)。
以上学者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地区差距方面的探讨比较少，有的学者利用中国1988~2002年期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性。另外，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周好文，钟永红，2004)。还有学者对中国大陆除和重庆29个省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单独对各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长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型的，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即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孙力军，2007)。
(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得出在样本区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谈儒勇，1999)。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的分析运用一些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且以经验性的单方程为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鉴于此，有的学者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冲击响应方法对中国1995-2001年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季度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资本化率、交易价值、季度周转率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扩张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十分微弱(冉茂盛，张宗益，陈梅，2003)。有的学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冀志斌，彭克强，2004)。有的学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序列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指标和代表股市规模的资本化指标、代表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交易价值指标以及代表股市流动性的换手率指标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长率到资本化和交易价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和换手率指标之间不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李冻菊，2006)。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有的学者对指标做了改进，选取家庭部门所持有的直接证券数量和企业部门所发行的直接证券数量作为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选取银行对家庭部门的主要负债额一储蓄总额和对企业部门的资产一信贷总额作为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尽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战明华等，2002)。有的学者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运用中国1981～200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等，2003)。
有的学者则使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1994―2002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中国信贷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是通过信贷比重的增长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赵振全等，2004)。有的学者在控制股市流动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对1991-2004年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正，说明银行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股市发展和股市流动性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考虑银行发展的情况下，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考虑到系数的非显著性，认为股市发展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促进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负(粱琪等，2005)。
最近这两年，有学者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说明银行业体系对中国经济增长占据重要地位，其作用大大高于股票市场(陈伟国等，2008)。
经济金融趋势范文3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理论；构建
一、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
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探索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金融指标绝对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金融体系及结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探究。
第一时期：1993年King和Levine等通过西方计算学经济内容对金融指标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从四项指标开始对数据回归分析，证实了同期金融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除此之外，2005年Howitt对发展数据整合后了解到金融发展水平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状况呈正相关。
第二时期：1998年，Levine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排除了股市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认为规模只是其驱动因素。2004年Beck和Levine使用GMM技术对股票市场和中介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进行分析，证明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随后Atje发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股票市场作用较为明显。
第三时期：1997年Arestis和Demetriades认为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技术效率从而改善经济增长。2002年Nourzad认为金融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改善了区域经济效益，并从金融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对成本监督的强化、对风险系数的控制、对经济规模的拓展、对服务交易的改善五方面内容对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Rioja和Valev使用动态矩阵分析，在上述基础上证实：金融与区域经济TFP（区域经济增长量）相关。
二、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体系构建
1.组织结构内容完善
组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区域的主观能动性，要保证区域经济与战略状况协调一致，层次分明：（1）以央行为核心，形成商业银行联合组织。该组织要把握好区域经济动态，依照产业指标及产业发展趋势，对经济增长项目金融分配进行明确，形成银行统筹规范；（2）以区域市场为主体，形成特色金融机构组织。该组织要依照区域经济特征合理构建，要保证金融机构特色，吸纳资金，进行区域开发，平衡区域经济；（3）以金融机构分布为框架，调整区域组织布局。该部分内容要依照东部、西部、中部、北部等不同区域金融机制状况，形成针对性金融组织机构，降低经济风险。
2.中央调控政策实施
中央调控政策是提升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体系运行效果的关键。在该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人员要加大对区域性指标的分析，从区域经济状况和特征入手，对金融支持理论进行全面研究。该过程中可以建立区域货币政策，依照区域经济指标实施货币控制，建立横纵交叉的央行监管体制，完成货币兑换利率、回收利率等的控制。与此同时，在上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人员还要充分发挥央行宏观调控作用，依照理论基础构建新的支持体系，确保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
3.区域金融合作规划
规划区域金融合作的过程中要实现从金融企业自身合作的规划和区域内金融企业合作的规划两方面完成。自身规划中要做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调整企业产业结构，确保结构内容与区域经济协调一致；区域合作规划中要做好区域内经济协调建设，调整企业资源配置，确保资源与外部区域经济一致。要做到在原有金融核心基础上形成优质合作项目，例如建立区域信用体系、区域联合银行等，形成区域金融合作区，为区域经济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4.区域金融业务创新
在进行业务创新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1）不断更新区域经营理念，从区域经济出发，形成全面化金融市场意识。尤其是在研发产品的过程中，银行机构要结合区域信息，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主，形成正确金融业务方向，从而提升经济质量；（2）在区域特色上融入创意元素，以动产抵押、开发贷款、担保贷款、联保贷款等多种区域性个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要不断改善信贷资金控制，将金融服务推陈出新，保证金融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为金融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打下坚持的基础。
三、总结
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是保证区域经济宏观调控顺利进行的关键，在提升区域经济效益中势在必行。在构建金融支持喜爱的区域经济发展体系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坚持以金融控制为主体，丰富信贷投放，完成金融深化。要在保证区域性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不断转换金融事业，深入挖掘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完善发展体系，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益。
参考文献：
[1] 孙勇智.黑龙江涉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经济金融趋势范文4
关键词：区域金融协调体系；区域金融协调机制：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8-00013-04
一、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体系的基本架构和突出问题
(一)区域金融协调体系的基本架构
一般来讲，区域金融协调体系主要包括区域金融协调中心、区域金融市场和区域政策金融三个部分，各部分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协调运作来实现区域金融、经济的平衡发展。
区域性金融协调中心主要由区域性金融机构或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充当，基本职责可表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区域内金融机构和组织之间的信息、产品以及资本的流通与共享产生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形成统一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二，通过实施稳定而连贯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促进区域内的资本形成，并引导包括中小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在内的区域金融组织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要求：第三，通过构建包括经济、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以及银企关系等方面内容的金融生态环境，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良性发展的服务体系与制度保障。
区域性金融市场主要包括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基本职责是：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一方面促进区域内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结合自身条件。推出更多适合本地经济状况的金融新型产品和服务。
区域性政策金融主要是指国家依据宏观经济整体发展方向，制定的与区域性经济结构相匹配的宏观金融政策及相关的金融配套措施。区域政策金融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对区域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的金融支持，推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推动政策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倡导性的投资，开展由政府确定的低息、无息和在资金上必保的贷款业务，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政策导向的项目，支持国家的区域产业政策，
(二)突出问题
首先，天津市区域经济发展中还缺乏明确的金融协调中心和完善的组织体系，金融政策与监管措施明显缺乏层次性和稳定性。由于没有明确的区域金融协调中心，使得区域金融协调的指导思想不确定，因而金融管理中不仅“政出多门”的现象较为普遍，而且各部门大多只注重本监管领域的权限与利益。与此相关联的，新旧政策、法规之间适用协调性差，重叠交叉与缺位现象并存，不同时间、不同层次的政策规定常常自相矛盾。这样。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还容易引起金融领域的信息传递混乱，从而严重影响区域金融服务机制的正常运行。因此。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天津市建立区域金融协调中心并赋予其区域金融协调与管理的有效职能已变得十分必要。
其次，天津市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与当前的分业监管体制越来越不协调。目前，天津市许多金融企业通过开发创新业务、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等寻求市场突破。银行、证券、保险各行业之间交叉和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关联风险日益扩大，政策和法规上的宏观规制与市场业务的现实诱导使天津市的金融领域改革长期处于“宏观分业，微观混业”的局面，在金融发展的综合经营潮流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地方金融监管一味强调专业分工，必然会造成较多的市场壁垒和较高的交易成本，导致金融效率的损失和监管套利的潜在风险。因此，天津市政府需要根据当前金融市场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适时地建立能够推进区域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的金融协调与管理部门。
最后，天津市政策金融的服务方向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不协调。2008年下半年至今，天津市在国家4万亿投资的刺激下，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呈现明显上升趋势，2009年1-7月天津市投资同比增长45.6％，而同期北京和上海的投资增长率只有22.6％和12.3％。目前，天津市各级政府以及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大量信贷资金投向国有控股企业和大型项目，而目前占天津市企业总数的99％，高达14万家的中小企业，却只获得贷款总额的16％的信贷资金，而其对天津市GDP增长的贡献却超过了70％。显然，宏观金融的整体政策并不符合天津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虽然短期内。政策金融的有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动地方的投资需求。恢复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金融服务要着眼于市场结构的变化，更多地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以符合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需要。
显见，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的重点应该是根据天津市的特定经济流程和流量以及特定层次和功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有效的多层次的区域金融协调运行机制，并形成由特定金融协调中心牵头的多层次的金融协调组织体系。灵活运用货币金融政策，调控货币政策在天津市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传导机制。保证区域经济、金融的协调稳定发展。
二、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及其构建路径
就本质而言，构建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就是要形成资金的市场配置效率最大化。具体来讲，包含两层含义，即：一方面使天津市区域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得以拓展，形成良好的吸纳和辐射机制：另一方面，使天津市金融市场运行与宏观金融政策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区域经济效益与国家社会效益一致的发展机制、配置机制和监测机制。
从构建路径来看，首先需要有符合区域市场要求的金融协调中心，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整个组织体系，最终形成既包括金融业本身又包括金融业与区域产业在内的纵向金融协调、横向金融协调和交叉金融协调三个层次的协调体系。整个协调体系可分为两部分，下图显示的是第一部分(第一层次及第二层次)的协调路径。
(一)区域金融协调第一层次――纵向协调
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的第一层次是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协调中心的纵向金融协调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各区域分行在金融协调中的位置相当于各地方区域内的中央银行，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并且承担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向地方金融机构传递以及地区之间金融协调的中介作用。天津市区域经济政策虽然具有其应有的相对独立性，但也必须与国家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并争取得到国家信贷政策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且是它的基本职责所在。
就目前状况而言，天津市政府应在尽力保持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给予其一定程度上的政策独立性。这既是保持天津市区
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金融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的重要体现，还是保证在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前提下制定我市金融改革方案的重要基础。也只有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才可以根据辖区实际情况贯彻执行或者制定部分的货币政策，使其参与金融协调的调控措施在符合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总目标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天津市的区域性特点，切实保证其区域金融协调中心地位。
(二)区域金融协调第二层次――横向协调
仅仅依靠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核心的纵向金融协调还不足以解决天津市整体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协调性问题，尤其区域微观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协调机制仍不明显。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联系金融机构、企业及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
天津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金融办)实际上就是充当地方政府参与微观经济管理的金融中介，为政府的金融决策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首先，市金融办除了行使正常的金融服务功能之外，需要更多地增强日常金融运行过程中的管理职能，应该有权力对各监管机构的政策制度进行辅助管理和日常监督：其次，市金融办需要对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进行及时沟通，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现象出现；最后，根据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微观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市金融办应该向政府和监管部门提供有效的市场反馈信息，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参考。
2009年上半年，北京和上海等地对当地金融服务办公室出台了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北京市成立了新的金融工作局，上海市“三定”方案出台，进一步强化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的金融管理职能。天津市在区域金融协调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办公室的职能和权力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这也是造成天津市横向金融协调性较差的重要原因。因此，构建天津市横向金融协调机制，需要我们逐步完善天津市金融服务办的服务功能，增强其金融协调的能力。
(三)区域金融协调第三层次――交叉协调
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形成纵向和横向两条主线，分别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和市金融办为区域协调中心。但是，在协调机制具体运行过程中，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可能会出现协调运行的交叉区域，而且，两大区域金融协调中心也存在相互协调的问题。因此，为了避免两者的交叉部分出现冲突，尤其是能够确保协调效果，需要由天津市政府组织成立一个专门协调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和市金融办的金融协调委员会。该协调委员会可由政府行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金融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相关人员共同组成，其行政级别的设置应该保证其具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威。从而能够与上述两部门领导直接对话。该委员会直接对天津市政府负责，主要对金融协调中出现的交叉冲突问题进行协调，对区域金融实施节点管理。其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金融宏观政策向微观企业的具体传递实施过程及效果；其二。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协调过程及效果：其三，天津市产业规划及策略、路径选择与金融支持机制的协调过程及效果。下图显示的是第二部分(第三层次)的协调路径。
三、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机制构建的配套措施
通过对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路径的构建分析，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的核心是构建宏观纵向和区域横向的双向金融协调机制，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纵向协调中心，以天津市金融服务办为横向协调中心，并形成以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委员会为交叉协调中心的多层次、立体联动的协调网络，将整个区域经济的微观主体和宏观政策紧密相连。这些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区域金融协调方案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如何协调政府决策与市场运行的关系。就当前天津市区域金融协调的种种不协调表现来看，在具体策略安排上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配套工作：
(一)健全货币政策区域实施效果评价制度
准确评价货币政策的区域实施效果，是确保差别货币政策能够正确制定实施的重要条件。为保证天津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可以建立区域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小组。
就区域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而言，它不仅要反映经济金融宏观运行的各方面情况，还应该根据天津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分别设定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主管部门的权限、职责及货币政策传导生效的微观实施过程指标。
就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小组来说，该评价小组可由中国人民银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商业银行和经济研究等部门的人员组成，主要对天津市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认真调查、检查、考核，并按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做出客观、具体、准确的定量和定性评价。
(--)完善资本市场发展的制度环境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地区性规则，取消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立的计划指标控制方法，确定天津市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结构的总体布局。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可根据当前天津市金融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在全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建立天津市区域票据市场，制定区域票据市场统一操作规范，培育社会信用评估机构、投资咨询机构和专业投资机构，活跃区域内的资金流转。
再次，天津市金融服务办可通过积极帮助、引导相关企业建立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的现代化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市场化的企业家管理制度等手段和措施，牵头构建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加快天津市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充分发挥天津市金融协调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结合天津市区域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充分考虑到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发展阶段而实施有效的政策条例、法规。加强天津市政府对资本市场发展创新的政策推动力。
(三)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首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建立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对企业单位的信贷情况进行及时控制，规范银行信贷方向；其次，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在系统内部迅速进行信息传递和业务反馈，实现系统内的信息共享；最后，利用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和区域金融的作用建立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区域信息监管平台，增强天津市区域经济活力。
(四)鼓励区域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发展
要保证民营金融机构及其融资行为的规范发展，必须避免管理制度、业务监管等方面的缺位与扭曲。这就需要天津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和天津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等机构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制度安排，并健全和完善针对民间金融机构及其融资行为的风险控制机制、资金供求机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目的在于控制风险、协调资金供求和保障小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五)加强区域金融法律环境的建设
为了严格执法、形成良好的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着重应做好下列三项工作：
其一，建立区域金融审计事务所。从区域各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聘任一批有丰富经验的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区域金融审计事务所，受托完成中国人民银行对区域内有关金融机构稽核审计的任务。
其二，合理利用区域内社会监督力量。天津市金融服务办可以加强与财政、工商、审计等地方经济监管部门的协作，开展对区域金融机构的联合监督检查。建立兼职金融监管员制度和举报制度，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监管。
其三。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反馈制度。为了便于金融监管，天津市金融协调委员会必须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建立现代信息交流平台和信息交流反馈制度，将日常监管工作的情况在天津市各地区金融机构和各有关部门、企业通报和交流。加强银企之间的沟通、联系和合作，提出意见和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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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ck，T.and R.Levin，2001：Industry growth and capi-tal allocation：doe having a market or bank―based system mat-ter?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2001064)，P147―180。
经济金融趋势范文5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复苏 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
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严重肆虐，这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更深层次的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而随着经济触底反弹，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复苏轨道，在过去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大体上都经历了一个GDP增长的“V”形变化。目前，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后金融危机时代”来描述当前的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了巨大力量。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2009年中国顺利完成了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成为世界各国效仿、学习的榜样。从GDP增速来看，且不管全球大部分国家的GDP增速绝对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2008年第1季度我国GDP增速为10.6%，持续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6.1%，然后持续上升到2010年第1季度的11.9%，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一年时间中经历了典型的“V”形变化。目前，全球各地虽然早已脱离金融危机的严重直接影响，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并没远走，其影子影响依然存留在现今世界多个国家，各国的各项产业也都处于调整与复苏时期，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在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国家进行一次较为深刻的认识和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
此次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进出口传导机制由东向西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使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将选取指标图形化以形象说明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其中选取的指标包括：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同时通过与金融危机肆虐各省市时各相应指标受损值在图上的区域差异比较，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不同区域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GDP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GDP增速都突破了10%（GDP增速为8.9%），增速最快的海南省达到25.1%。相比2009年第1季度的GDP增速后从图1中可以发现，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GDP复苏能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特征：山西以27.5%的复苏速度一枝独秀，高高在上；复苏次之的是处于10.3%-19.69%之间的西部三省甘肃、宁夏、重庆，以及东部三省浙江、海南、上海；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18个省市则覆盖东中西部，尤其东部片区较为密集；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集中在西部的、广西、内蒙、贵州四省以及中部湖南，东部的天津。
（二）工业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工业增加值都以两位数的正速度在增长，增速最快的山西省达到了39.8%。从图2可看出，2010年第1季度大陆地区各省市的工业复苏能力在图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工业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仅有山西62.2%，对照反映在图1中的白色部分；复苏能力次之处于20.00%-40.40%的区域集中于我国大陆地区中间地带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一片及东部的上海和浙江；复苏能力在5.10%-19.99之间的区域则分布较广，主要集中于三大片区-北部的东北三省、内蒙、河北、山东等地，南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以及西部的新疆、青海、四川、云南一线；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是西部的和贵州两省。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复苏，危机前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应也逐步显现。从图3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所呈现出的分布特征与GDP和工业有所不同，带状分布特征不如工业增加值增幅变化的带状分布明显。北京复苏能力最强，较之上年GDP增速复苏了54.10%；复苏能力在1.2%-30.27%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的几大省市以及山西和湖北等八个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负增长，复苏能力在1.19%- -24.03%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陕、甘、宁、川、渝、藏等省市，华南的湘、赣、桂、琼，华北的津、冀、内蒙古，东北的吉林以及华东的安徽等16个省市；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新、青、贵、滇以及东北的黑、辽，复苏能力处在-30.28%--24.04%之间。
（四）社零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各地区的社会零售额总额较去年同期波动幅度不大，从图4可知，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社零复苏能力总体上表现出内陆小沿海大的区域特征。社会零售复苏能力出现最大负值，达到-9.50%；复苏能力处于
-2.70%-0.01%之间的区域，包括华北-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中部的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东北三省以及云南、海南等17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正复苏能力，复苏能力处于0.01%-1.59%的区域为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复苏能力最强劲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1.60%-5.70%之间。
（五）出口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随着金融危机消退，我国经济率先突围，尤其是出口经济得到迅速提升。从图5可以看出出口复苏能力表现出的块状或条状分布不如工业和社零的分布明显，但仍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出口复苏最快的是西部的甘肃、青海和片区以及中部的山西；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包括东部的吉林-福建的东部沿海一线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西部的广西、云南、重庆、内蒙、宁夏、陕西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4.18%-42.29%的区域则分散呈三角形势，东北的黑龙江、西北的新疆以及南部的海南和广东；而复苏能力处于负值-50.70%--4.19%的区域则仅有贵州一省，其出口增速同比变化达到-50.7%，也是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唯一一个出口总额增速呈负增长的省份。
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复苏差异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的图形和数据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复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究其背后的原因，是经济成熟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或是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值得我们一一分析。
（一）GDP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GDP复苏能力从-3.7%-27.5%跨越了31.2个百分点，这与我国经济大环境整体好转、各省市经济基础不一、企业创新能力不同等密切相关。山西以27.5%的GDP复苏能力独领，是因为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经济底子雄厚、产业基础扎实。GDP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中甘肃、宁夏、重庆主要得力于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内部的协作发展，较好的承接了东部的产业转移；东部的上海和浙江经济成熟度处于较高水平，金融危机中逐步转移传统产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实行经济转型的典型代表；海南则主要是因为打造国际旅游岛所带来的旅游业飞跃。GDP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大部分省市正处于探索发展方式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效用并没有得到快速显现，只是逐步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正常增长速度。GDP复苏能力最低的天津、湖南和内蒙有特殊原因，而贵州和两省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因其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较差等原因难以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地区经济。
（二）工业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工业复苏能力从1.4%-62.2%跨越了60.8个百分点，变化差异较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撑，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分不开。山西工业以62.2%的复苏能力傲视群雄，归因于整体经济大环境好转，政府加大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扶持力度，全省工业产品价格逐步上涨，加上市场需求旺盛，产品销量前景看好，使得全省工业迅速增长。工业复苏能力次之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几省工业增幅较大与其战略地位提升，划定新的经济区刺激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上海和浙江则得益于金融危机后迅速进行产业转型，发展新型工业，上海世博会带来的工业发展契机也不容小视。复苏能力处于5.10%-19.99%的三大片区中东北三省及东部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传统工业发展势头逐步回升，新型产业开始逐步兴起；西部和中部各省主要因为获得政府较多优惠政策后区域之间内部协作加强，承接国际产业和我国东部的转移产业较为成功；海南省则受益于国际旅游岛的打造从而拉动一批新型工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产品加工业等的快速发展。工业复苏能力最小的一方面由于自身工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上年该指标基数较大，导致增幅空间较小；贵州省遭遇特大干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相当不错。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从-41.2%-54.1%跨越了95.3个百分点，变化比较大，主要归因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会使其融资受到一定抑制，政策性投资增长的效应会有所减弱，产能过剩矛盾凸现也会抑制投资增长。北京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最强归因于北京市上年同期基数较低且受2010年第1季度中央房地产开发大项目，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费大幅度增加，中央投资增速快于地方投资增速影响，致使全市第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开局。鲁、苏、沪、浙、闽、粤六个沿海省市及晋、鄂两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次之，原因在于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八省份继续得到了国债项目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及中央扩大投资项目建设；微观方面，金融危机过后，八省市投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对外制造业投资受出口复苏带动有所加速，民间投资表现活跃，新开工项目和规模实现“双增”，为后续投资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社零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社零复苏能力从-9.50%-5.70%仅跨越了15.2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小的指标，源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来临国内经济复苏路径加快，居民消费水平基本趋于稳定。社会零售品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在1.60%-5.70%之间；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等区域复苏能力处于0.01%-1.59%之间，呈现出正增长趋势，其原因是受燃油价格上涨和汽车消费需求上升因素影响，该区域消费需求保持强劲态势，城镇化进程加快，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期 。社零复苏较慢是由于受季节性和节假日密集等因素的影响，住宿业零售额增速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全国最高，达到27.5%）；复苏能力在-2.70%--0.01%之间的区域则主要因为云南省受干旱、北部大部分地区受低温雨雪天气等影响较大，与天气密切相关的食品消费价格明显上涨，致使部分居民在收入并未大幅增长的前提下采取适度紧缩消费行为，从而抑制了消费的快速增长，减缓了社会零售品增长幅度。
（五）出口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出口复苏能力从-50.7%-135.3%跨越了186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大的指标，归因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力由2009年的主要依靠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拉动，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转变。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及电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发热影响，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贵州省化肥、磷矿石、烤烟等重点商品出口在国外市场上失去了竞争的优势，生产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导致该省出口复苏能力最小。其他地区出口则出现不同幅度正复苏，其中复苏最快的地区为甘、藏、青、晋四省市自治区，分别达到135.30、126.20、116.40以及114.5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在于国外市场需求回暖并逐步恢复到常态。具体分析来看：一是2009年全国各地区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巨大，除川、贵、赣三省市外其他地区出口较之2008年第1季度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因此较之2010年第1季度出口增速相对而言基数较小，回升空间巨大；二是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国内各省市企业出口订单迅速增加，出口预期逐步转好；三是随着欧美国家经济及消费者市场信心逐渐恢复，经过一年多的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国外市场需求将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刚性需求拉动，同时国内各省市出口企业不断采取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优化产品结构、积极研发自主品牌、转化出口贸易方式等措施也是出口产品逐步走高的因素。
结论
文章通过从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五个方面来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区域差异及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不难发现，从这五个方面都能找到金融危机当中留下的影子和金融危机过后各地区尽力发展摆脱其影响的努力。而这其中尤其是关于工业和社会零售额这两个方面所呈现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仍是工业这一模块。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最大程度方面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是工业，而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和各地区通过加大民生投入、刺激居民消费来达到大力发展经济的因素就是社会零售能力，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后某个地区若是能在较大程度上来刺激其居民消费和民生工程发展等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将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降低。
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发轫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必须及时总结和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要在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管理模式、政府监管、金融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更加成熟的转变和发展，以此来加固自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金融趋势范文6
（一）含义
分业经营就是指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进行某种程度的分业管制。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之间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各行业之间有严格的业务界限。就是指银行只能从事银行业务，证券公司只能从事证券业务，保险公司也只能经营保险业务，并且由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分业经营模式主要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
混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业务相互渗透交叉，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经营范围。简单的说，就是银行可以经营证券投资和保险等其他业务，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可以经营部分银行类业务。以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为代表国家。
（二）分业经营的国际背景
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在西方金融业中是相互替代，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原来实行分业经营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开始放宽对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限制，出现了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是其各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三）分业经营的国内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由于当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监管体制不健全，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来约束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行为。一方面，混业经营丰富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种类，活跃了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却助长了金融泡沫的生成，导致了1993～1994金融业的混乱局面。1995年，我国颁布了《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
二、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意义
（一）有利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在经营运行中，难免会遇到风险，比如利率风险。如果一旦发生金融风险，风险则很容易在金融业中迅速传播，在各种相互影响的业务中广泛传播，最终使整个金融系统濒临崩溃，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传播至全球可以看出，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是超级快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分业经营模式下，各机构业务相互独立，不交叉不渗透，分业经营可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二）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专业化程度
在分业经营模式下，各金融机构实行专业化分工。这样各机构有足够的能力有精力去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提高专业服务的质量，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服务。
（三）有利于监管机构的监管，减少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由于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行专门由银监会监管，证券公司专门由证监会监管，这样有利于监管管理。分业经营提高了监管的专业化程度，有效的减少系统性风险，有利于整个金融业的发展。
三、我国分业经营模式的弊端
（一）分业经营不利于实现金融创新
虽然分业经营对于金融业的发展贡献很多，但是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分业经营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金融的发展，必然要求金融的深化与创新，而分业经营模式下，各金融机构业务交叉范围小，限制了经营不同业务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时间久了，金融机构缺乏危机意识，也就淡化了创新意识。同时，由于法律的限制，一些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的创新活动也不能顺利进行。所以说分业经营限制了金融创新。
（二）分业经营不利于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求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从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模式，银行只能从事银行业务，证券公司也只能从事证券业务，保险公司专门经营保险业务，各业务之间有严格的界限，资金，人力和物力在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流通受到限制，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得许多机构失去许多的盈利机会，削弱金融机构的实力与竞争力。
（三）分业经营模式受到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和西方国家混业经营模式的发展，以及我国金融业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模式受到挑战，它越来越不能满足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应适应这种变化，结合本国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寻找有利的发展模式。
四、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