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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范文1
论文摘要：针对现有文献在解释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团理论．从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角度解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仍然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1．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论不容置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确实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历史原因：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调整产业发展战略的偏差．扩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轻工业发展步伐JIl快。从理论上说．轻工业的较快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但现实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偏差无力解释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然滞后的原因。
12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论现有的户籍制度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入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户籍制度能够如此顽固地坚持着．以至于持续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1．3农村劳动力素质约束论劳动力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缺乏解释的是为什么农村教育始终落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根源又是什么?
1．4土地制度约束论现行土地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单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其解释力度不够
2基于利益刚性角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或着力于以上的一个方面．或综合以上符素进行分析，但其解释都有一定局限性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恨本原在于城市集州的利益刚性
!．1利益集团的一般理论，、所渭利益集州是指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并试图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政策、立法、行政管理等活动，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团体，但它本身不以控制政府、掌握权力为目的。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日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城市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就是在政治集团逐渐对压力集团有所反应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
2．2我国城市利益集团利益刚性的形成
2．2，1城市集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人为的经济干预，市场将根据我国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点选择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需要较少资本的轻工业优先发展。因此．为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计划经济应运而生。政府依靠计划手段保证城市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这种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为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资金．国家通过剪刀差吸取大量农业剩余并在财政和信贷上完全偏向城市重工业：为降低重工业发展的劳动成本．国家实行低工资政策，同时向城市居民提供大量实物补贴和福利待遇：为保证价格信号全面扭曲的宏观环境下，短缺的资源能够优先用于发展重工业，政府制定全面的资源配置计划．其中包括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计划。由于要保证低价格条件下的农产品供给以及减轻城市生活就业眶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转移相应地受到了严格限制，能够有效限制人L7流动以及提供利益差别的户籍制度也因此被彻底地贯彻执行。
这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其客观要求下形成的户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相互联系，共同赋予了城市集团在传统体制下利褴分配的绝对优势。这种经济资源配置的初始偏差进而形成了潜在的城乡利益集团在政治资源分配上的偏差及集体行动能力的反差当我国的政治环境逐渐对压力集团有所反应时．城市利益集团的潜在政治影响力显性化。
2．2．2城市集团利益刚性的形成。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变迁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即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城市集团是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他们对维护既得利益，“锁定”城市偏向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对于农村利益集团而言．城市利益集团规模小、组织化程度高、资源控制力强．集用综合影响力较大此．城市利益集团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其拥有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也使得政府住决策函数中赋下城市集刚较大的权蕈。这样．城市集就能够通过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持制度变迁中城市偏向的性质，形成城市偏向的路径依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但是城市集团的利益却呈现出刚性化特征。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维系着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利益差别．坚持教育的城市偏向．形成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及粘性的城市工资福利制度．最终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和分享．解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实原因
2．3城市利益集团利益刚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2．3．1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日益实现。但由于城市公共资源的容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城市会损害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因此．呈现利益刚性的城市集团必然选择支持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以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城市集团的影响下．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心理歧视、福利歧视等依然存在，这些歧视增加了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压力。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此外，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一方面许多城市的准人条件，如学历、资金、技术等，超过了普通农民的能力范畴；另一方面，与户籍制度改革配套的选举、人事、教育、医疗、征兵等制度改革滞后．这也使得理性农民对放弃农村户121、迁人城市定居保持审慎态度因而．城市集团利益刚性的存在使得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减缓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
2．3．2教育的城市偏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配极不平等。城乡教育差距源于政府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城市偏向。在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影响下，教育的城市偏向得以保持且不断强化．从而造成了城乡教育投入差距大、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经费负担程度不平衡的现状。教育的城市偏向造成了农村教育的弱势地位．影响了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削弱了进城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城市生存能力间接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2．3．3集体土地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影响土地制度存续：在城市集团利益刚性的影响下．国家选择由土地来承载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成为现实的选择。城市集团利益刚性支持下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持续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少人多．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强化，规模经济和土地流转难以实现．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土地集体产权制度的效率性约束、功能性约束和市场性约束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集体土地制度造成土地平均分配，土地的分散、细碎直接限制了土地的规模经营，限制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现代管理方法的推广．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束缚农村劳动力．不利于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生存保障功能的强化使得缺乏礼会保障的进城农民倾向于保留土地．土地福利保障功能的显化也使离开土地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的附属收益．这样．土地的功能性约束形成农f’f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粘滞效应：现行土地制度产权不清以及土地流转的预期收益过低导致土地流转困难．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现行土地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原因和结果。现行土地制度的存续是城市集团利益刚性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土地制度又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化了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
2．3．4城市工资福利剐性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城市利益集团利益刚性的作用下．城市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呈现刚性。这种工资福利的刚性既阻碍了劳动力价格的市场调节，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负面影响。城市职工工资福利刚性上扬．而企业在政府的职业保留制度下又不得不优先采用城市劳动力．因此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将上升；或者城市职工与外来工同工不同酬．企业使用廉价的外来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被本地职工的高工资福利所抵消。这样，企业的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等量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能力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3政府对资源分配城市偏向的纠正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内需；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一、导言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一农民大国，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大、压力大，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较多。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亿，增长81.03%。城镇人口占49.68%，乡村人口50.32%，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发达工业化国家5%农村人口的标准，我国仍有大量乡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镇中去。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必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现象，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背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是我国劳动力就业演化的一般趋势，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的客观要求。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充分就业是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充分就业息息相关。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外的相关文献较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观点是城乡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部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 Petty，1690）在《政治算术》中提出，比较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2、发展经济学对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影响深远。最著名的当属刘-费-拉模型、乔根森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刘易斯模型让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其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其理论的修改和补充，使其称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最经典的理论。乔根森模型在刘-费-拉模型的基础上，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力为零以及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均为固定工资的假设，更强调农业自身发展和技术进步，注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而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用迁移者对城市的预期收益来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了人口迁移量同城市就业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关系。
3、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的决策，认为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降低因市场不完备而造成的风险。其他影响范围比较广泛的理论模型还有推--拉理论、舒尔茨的“成本--收益”模型，诺瑟姆的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也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相关的论述。
虽然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较多，但一般都距离现在时间较远，且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些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其前提是人口迁移和流动行为不受任何制度限制，对我国制度性框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能完全做出解释，因此，不能照抄照搬。
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形成了一定影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要有：
1、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诱因。蔡昉（2003）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格局，而扩大了的城乡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李仙娥（2006）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定量分析，得出：城乡失业率比增大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比可以缩小6.2个百分点；同时通过定性分析，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结论。
2、收入差异因素影响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赵立新认为，社会资本缺失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纪韶教授和李舒丹以同样的方法对2004年和2009年对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的调研数据，分析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中的问题，提出了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选择。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在对已有文献回顾和总结后，作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之一，非农收入的因素，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输出输入地特征、制度因素等也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1、个人特征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个人特征因素包括受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年龄较小者（16-3岁）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未婚者更倾向于外出打工；大部分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外出打工，农村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一般已占据较好的农村就业岗位，迁移动机较弱。
2、家庭特征因素影响从村劳动力转移。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中的未成年孩子数量等。家庭中女性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而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则多倾向于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不过一般说来，家庭中的总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家庭中未成年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倾向于外出打工；最贫困的人群由于相对高昂的迁移成本和风险不会发生迁移，而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也不愿外出打工。
3、输出输入地特征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输入地特征包括输出地作机会、交通发达情况、输入地工作机会的获得、输入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利用道路交通和电话网络的发达程度来代表当地非农工作机会的多少，发现交通越不发达，通讯越落后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所获得的当地非农工作机会越少，就越倾向于迁移。几乎所有的调查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靠“三缘”关系---“血缘、人缘、地缘”向外转移，由有关部门组织外出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是因为在输入地形成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业的可能性，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4、转移成本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迁移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为寻找工作而支付的培训成本和迁移误工造成的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等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大，而间接成本如心理成本，尤其是对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的担忧和自身的孤独感所造成的心理成本，也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
5、制度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由于没有户口带来的相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大忧虑。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较为复杂，要真正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达到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1、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
依靠市场经济的规律，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调节资源配置，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制定公（下转第132页）（上接第130页）平合理的规则，在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障碍因素的同时，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保障。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激发其消费潜能
尽管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但风险预期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小觑。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较大风险，主要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的支出风险大，让很多打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望而却步。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储蓄，激发消费潜能。
3、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
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强大的拉力，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体系，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可以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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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范文3
摘要: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或支配着其他制约因素。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能力;城市化;欠发达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途径。关于如何推进城市化,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的关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证明转移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关系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已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多个因素。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式(Fei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越强、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越大以及转移的制度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应当包括:(1)供给数量。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变化快慢,反映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释放”的数量大小和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源泉;(2)转移动力。用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表示。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预期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越强;(3)转移能力。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后者是物质能力;(4)转移空间。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示。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二、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5)制度因素。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设定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制度因素的指标。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来度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应当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从而影响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有经济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资本状况是农民数量和质量状况的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镇中的就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城镇找到工作机会。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主要在那些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或部门工作,如建筑业、服装和玩具制造、电器组装、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部分社会服务业等。因而,不难理解,从静态的角度看,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而技术含量高的技能型岗位的比重却会显著增加。这样,如果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保持不变或提高缓慢,那么其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会受到制约;反之,如果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能快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能进入更多的行业工作,获得更大的就业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第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决定力量是比较转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经济考虑。因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支付各种必要的流动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转移后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能弥补转移成本,且实际收入水平超过农业生产纯收入,才会使作为“经济人”、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做出转移决策的愿望和动力。从这个方面讲,伴随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必然会增强。因为,文化素质高,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对自己有较高的迁移预期收入,其迁移的动机和意愿就会更强烈。此外,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也与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能力有关。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能更为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他们有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获取渠道,其获取的信息质量高、数量多,决策的正确程度较高,正面强化了其向城镇转移的动机和意愿。
第三,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我国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第一产业生产率增长滞缓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素质偏低,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以农户为单位的购买力较低。而农村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即转移能力的提高,可以从两方面提升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懂得科学种田,并有利用现代工具进行农业生产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农户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以降低体力消耗。这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
第四,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之间的篱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视。不过,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对转移能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向城镇转移的阻力确实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数地区都逐步降低了外来从业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显然,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获得稳定职业与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反映了农民转移至城镇就业的“支付能力”。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他们就越有条件和能力在城镇购买或租借房屋,从而获得合法固定住所,进而在城镇落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转移过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只有稳定地转移到城镇并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在形式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却比较少,因此城市化进程也就比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有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镇找到工作的难度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为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很不稳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与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相比,素质低的劳动者的权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质低的劳动者也更易重返农村。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
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三、结论与建议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最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最大。这就说明,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从而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为加快河南乃至我国落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在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中,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能力”。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加快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城镇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形成城市就业的“素质门槛”与城乡人力资本鸿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城市化进程。换言之,增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保证。
为此,应继续改革农村教育投资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以县为主”转变为“以省为主”,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同时,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按时投入和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要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和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协调机构,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各地实际展开特色培训,结合市场需求展开对口培训,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能力。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机”角度看,似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真正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是“动机”,而是劳动力的“能力”,仅有转移动机不足以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相对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就难以支付高昂的转移成本,反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以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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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4-0336-01
随着农业的发展，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如何合理有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其充分就业，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据对建瓯市1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但农村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农村非农产业容纳能力减弱等问题仍然突出。
1 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现状
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年龄在16～20岁的比重为15.4%，21～40岁的达77.1%，41岁以上的比重为7.5%；制造业占转移人数的85%，住宿、餐饮业占6.4%，交通运输、仓储业占3.3%，批零贸易业占5.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5%，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1%，大专及以上程度的占7%。
2 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2.1 农民的技术素质匮乏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教育采用的是升学模式，很少学到实用技术和从业技能，即使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也不能立即适应岗位的需要，最终多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门的窘境[1]。
2.2 农民法制观念淡薄
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农民不了解《合同法》《劳动法》等重要法律的相关内容，进而影响到农民自身权益的维护，多数农民工对劳务市场等正规职介机构心存质疑，宁愿相信“马路招工”。
2.3 城镇自身的严峻就业形势
随着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就了一批下岗失业人员，加之城镇化水平总体还不高，使得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聚集承载功能不强，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转移的矛盾突出[2]。
2.4 农村劳动力市场未真正形成
农村劳动力市场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只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农村劳动力流动大都是自发的，而由政府职业介绍部门组织安排外出的却很少。据调查，近2年农民自发外出打工的占92%，有组织的转移仅占8%。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部分处于无组织和无序状态。
2.5 农民工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仍存在其他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收入虽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3]。
3 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策
3.1 切实做好专业、技能培训计划
培训前制订切合实际的计划。专技学校可将多年送教下乡的办学经验引入转移培训的机制中。在具体实施中，把培训场所和实习基地放到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因春节前后正值农闲，学校可将培训时间安排在此阶段。除了专业课培训外，还需开设农民工进城务工常识、法律法规等相关内容。
3.2 鼓励农民工创业培训
当地政府要组织农民自主创业、自主择业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作，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其他农民就业，以创业促就业。要重视和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实现农民的就地就近转移[4]。此外，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5-6]。
3.3 整合资源，促进就业
当地政府，劳动相关部门要重视关心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通过健全统一灵活人力资源市场，紧紧围绕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新形式和新要求，下大力气整合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加大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勇于开拓创新，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7-8]。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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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人力资源；转移；培训；调查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27-0049-02
当前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小城镇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就业能力,促进就业转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业靠培训,岗位凭技能”的企业用人机制不断成熟,农村劳动力就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加大,搞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对胶州市近几年来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思考。
1 胶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基本状况
胶州市辖18处镇、街道办事处,811个行政村。总人口76.5万人,劳动力总量为40.3万人,农村劳动力16.8万人,其中农村失地劳动力1.7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8.1万人,拟转移农村劳动力4.55万人。从性别构成上看,男2.63万人,女1.92万人；从年龄结构上看,20~30岁的有21738人,31~40岁的有13922人,41~45岁的有6306人,45岁以上的3534人；按文化程度分,小学及以下13382人,初中24973人,高中及中专7052人,大专及以上93人。从调查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且不具备一定技能,难以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势在必然。
2 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的主要做法 根据当地的财政状况,按照“计划管理、定量补助”的原则,胶州市自2005年起开始组织有规模、分批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截至目前,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27604人,占拟转移农村劳动力的61%,其中,职业资格培训15807人,专项技能培训11797人,培训后转移就业率达到93.4%,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取得阶段性成果。
(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长效机制。自2005年以来,胶州市坚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对农村力培训做出专门安排,要求各镇、办事处将其列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培训力度,以培训促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将其纳入就业再就业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层层安排任务,加强督察与考核,形成了长效的工作机制。
(2)整合培训资源,健全培训体系。为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指导各类实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胶州市近年来加强对职业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工作,对培训机构的认定、职责任务、培训制度、质量管理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市劳动培训中心和市职业中心校进行资源整合,配备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实习场所,同时拥有多媒体、电子、电工、自动控制多个高标准实验室。每个专业都选聘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优秀教师,主要侧重机械制造、电子电器、商品营销、物流管理等行业的培训,收到很好的培训效果。
(3)科学设置专业,技能促进就业。
一是开展“订单教育”和“委托培养”。鼓励各类社会培训机构主动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定向培训,扩大培训规模。市职业中心校主动与海尔集团“联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企业用工需求,调整专业设置,使培训和就业紧密结合,累计为企业输送劳动力2300余人次,实现培训就业双赢。
二是针对农村特点,灵活安排培训时间。根据劳动力市场发展形势,及时组织培训机构走出去,广泛收集用工信息,搞好用工预测,掌握用工动向,设置对应专业。不少培训机构抓住农闲季节开展“短平快”实用技术培训,受到农民欢迎。
三是认真实施岗前培训。以企业为主体普遍对录用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提高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开设“职业道德”、安全生产等科目,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
四是大力开展岗位培训。近年来,胶州市坚持以企业职工学校、农民工夜校为主体,指导企业以农民工岗位技能提升为重点,制订职工中、长期培训计划,组织搞好农民工在岗培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先后有6人次获得“青岛市有突出贡献技师”称号,胶州建设集团宋德强荣获“青岛市2011年度首席技师”称号。
(4)资金投入有所加大。为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需求,胶州市通过不同方式和渠道,积极加大人、财、物投入,改善培训条件,提高培训质量。市财政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专项资金,根据培训工种、时间长短、难易程度,每人按200~500元给予补贴。2005年以来,市财政共投入资金800余万元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调动了富余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3 当前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加快，规模逐步扩大，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也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与其转移经济效应的测算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MP1978-2003年的数据来自蒲艳萍、吴永球，笔者按该方法计算了2004-2006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是指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经济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效益或结构转换效益，测算时采用统一的计算方法：G=∑WidxiXi，Wi表示部门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Xi表示i部门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该式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得到的关于劳动力结构转移的表达式。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本文把经济部门简单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两组数据图示如下：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与其转移经济效应之间关系分析
比较上面两图，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的趋势图与转移人口的趋势图波动周期十分相似。
从逻辑上两者形成一定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使得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其结果是产出增加，即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劳动力结构性的调整程度，或者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过程的强度，直观地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规模。但是两者的计算范围和基点不一样，数量上并不一定形成因果联系。转移经济效应从生产函数出发，对未知的经济增长中由于产业间生产率水平的不同而分解出来的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效应，不仅考虑劳动力的结构，也注重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它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劳动力结构变化，通过改变各产业产出，从而推动三产之和―经济增长的变化，因此这部分增长率的解释是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多少来说明的。转移人口，它脱离于产出的变化，而纯粹从劳动力的结构出发计算而得。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转移人口的变化和转移人口的这种类似的吻合是否真是经济上的联系，还是数据上的趋势巧合，还有待于做进一步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为分析两者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我们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该两变量展开具体分析。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进行自然对数变换，记为：LnG、LnMP。
(1)单位根检验
表1 两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检验形式ADF值1%的临界值是否平稳
LnG-8.468212
LnMP(0,0,0）-2.212812-2.650145是
ΔLnG(T,0,1）-8.468212-3.699871否
ΔLnMP(0,0,0）-2.202312-2.650145是
Δ2LnG(C,T,0)-8.320643-4.339330否
Δ2LnMP(0,0,1)-4.797402-2.660720是
(0,0,0)-2.656915是
注：Δ表示一阶差分，Δ2表示二阶差分；检验形式（C,T,L）中的C、T、L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期的选择以施瓦茨信息准则（SC）为依据。
由表三可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G和LnMP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同时平稳的，所以是二阶单整序列，即：I(2)。这样就可以对这两个变量做协整检验，检验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性。
(2)协整检验
采用EG检验，序列LnG和LnMP都是同阶单整的，做两变量的回归方程，即有：
LnGt=α+βLnMPt+εt
用和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LnGt--LnMPt若≈I(0)，即残差序列平稳，则LnMpt和LnGt具有协整关系。
利用该方法进行转移经济效应的变换形式LnG和转移人口的变换形式LnMP的协整检验，用OLS方法估计的回归方程：
LnG=-41.30301+4.351625LnMP+ε
(-8.429153) (8.112279)
R2=0.709080 F=65.80906
令ε=LnG-41.30301+4.351625LnMP
检验残差项是否平稳，即是否I(0)序列。ADF检验统计量-3.986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2.65，所以估计残差序列ε为平稳序列。由此表明LnG与LnM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和转移人口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关系，其实只是数字的巧合而已。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判定是否存在伪回归。它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所能解释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期能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序列x是y的Granger成因。对序列LnG和LnMP做Granger因果检验，输出结果见表4。
表2 Granger因果检验
因果关系假定滞后期数F统计量P值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11.200160.28373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20.204990.81620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30.439690.72725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40.363200.83131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51.800240.18203
LnMP不是LnG的格兰杰原因64.673230.01612
由表4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与转移人口之间，并不存在所有滞后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滞后6期的LnMP是LnG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转移人口的增长对转移经济效应在第6年产生效应；而滞后期1～5年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效果均非常差，说明MP对G有比较滞后的促进作用，短期影响远没有长期影响明显，可见，转移人口的积累效应将有利于转移经济效应的发挥，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为何周期为6，我们可以从国家对人口转移限制的政策出台时间做一个比较，以1978年为始年，1984年我国出台政策，明确指出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入小城镇转移；1992年中国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掀起了转移人口的又一波；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和乡镇企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民负担加重等等都影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到2002年又出现了转折，之后几年又呈现人口转移。因此从这几个转折年份看，平均周期就是6年。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对转移经济效应的冲击正作用，一方面需要国家制度环境的许可和推动，适度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条件，以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循序渐进，既有利于农村发展，也给城市容纳量以缓冲的时间，共同促进转移人口在最佳滞后期发挥有利功效；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改变就业结构，还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动，才能真正持续促进转移经济效应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单凭劳动力在产业间的结构变化而没有同步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减弱很多，时间上也会滞后比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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