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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1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的影响就进入了会计视野，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会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葛家澍教授发表了《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首次将环境会计理论引入我国，引起了我国会计理论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近年来，许多会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正在努力对环境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关于环境会计研究的文献很多，一些研究基于环境会计本身的计量考核问题[1，2，3]认为环境责任考核主要是会计人员的工作，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导者，应从企业内部根据市场反应合理配置资源，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4]来减少环境污染。但是这些文献的研究多局限于微观层面，未明确提出环境的控制责任实施。郭道杨教授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会计的全面控制观”其中内容就包括“会计的全面控制必须把微观、中观、宏观结合在一起”。[5]此后，也有学者研究过宏观环境会计，但是其研究成果不成体系，未充分体现我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缺陷，从宏观角度研究政府的环境会计控制。通过政府参与将宏观经济调控这只大手伸入到污染企业的内部，加强企业对环境的控制与约束的力度，确保环境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建立切实可行的环境会计控制机制，产生宏微观上的环境会计协同作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和控制思想的转变，确保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会计目标不明确信息公开不够透明
环境会计的核心是将环境问题对外不经济纳入企业会计核算系统，形成对环境的可靠评估程序。?h境会计作为环境控制的手段方法，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在环境会计目标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上重新定义环境会计目标。环境会计管理控制作为交叉学科的分支，其涉及的理论内容比较广泛，除在基础会计的理论基础上，还应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物质平衡理论和环境价值论等。由于我国在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而环境会计作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环境控制纽带，必须具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建立健全会计理论体系也是实施有效的环境控制的必要前提准备。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央政府在环境控制方面其实一直是在环境控制和保护某些产业进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重污染企业就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双重角色，部分重污染企业由于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企业自愿报告的环境会计信息很难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时候政府信息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来看虽然由政府公开的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统计部门和第三方审计，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局限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及时有效性。
（二）我国政府在对环境控制时未充分考虑其特殊性
为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和经济手段对企业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干预，但是环境事件还经常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宏观调控中未充分考虑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行政体制，我国中央政府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性的控制力，因此，我国的环境控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大部分资源与环境归国家所有，政府是进行环境控制的主体，政府环境会计能否发挥有效作用对环境管理控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实施科学合理的环境控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政体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照搬国际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此外，我国疆土辽阔，东西南北发展程度差异大，地理情况行业水平也是千差万别，这也增加了我国实施环境控制的难度。
（三）政府环境控制机制存在局限性
我国政府采用的环境控制机制包括日常性控制和非日常性控制两大类。[6]日常性控制是指环境控制主体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以及制定的相关标准对企业进行的一般性控制，其控制内容比较简单，例如排污收费，管理收费，征收环境税，补贴环境保护费用，环境责任保险等。但是这种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的例行性和程序性，存在很大弊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长期而言政府对企业环境控制偏差就会出现量变积累转为质变的环境事件，这时候政府就需要采用除日常性控制以外的方式即非日常性控制来弥补这种质变，例如，进行强制性大规模检查，加大惩罚力度，提高指标标准等。但是这种控制多属于事后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方式需要具体的面对宏大众多的监管对象，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限于政府能力也不可能监管到所有监管对象。因此即使这两种手段结合控制环境问题也存在明显不足。
三、基于我国政体特殊性提出针对上述问题的建议
（一）明确宏观环境会计目标，健全会计信息公开体系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下，自然资源的权利必须通过国家的主体即各级政府来行使。因此，我国环境会计的核算应建立两个核算体系一是政府环境会计宏观环境会计，二是企业环境会计微观环境会计。这两者应该是互相补充，共同提供环境核算信息。我国政府作为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政府环境会计应该以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为目标，而进行政府环境会计的核算首先就要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集中客观核算与反映。鉴于企业自愿报告环境会计信息很难保证信息质量，建议构建政府主导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要求企业直接向该平台提供反应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环境信息，政府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和第三方审计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验证，确保环境信息的可靠性、客观性、及时性。验证后的信息可以储存上传数据库，由政府官方网站提供给各个信息用户，让立法机构、各级政府决策层与企业、公众都能通过政府环境会计信息清楚地意识到资源与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科学的环境控制，为当代人的决策提供环境信息与成本价值的引导，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会计理论和基础，实现企业环境会计的外部生产和企业环境保护工作与政府环境控制相结合，达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用绿色GDP去除一味地发展经济
国家在拥有环境资源所有权的同时也承担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提高绿色GDP的推动和监管责任，其中提高各项目工程的经济效率合理性是政府统筹管理的最终目的。以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为例，生态补偿可能会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而达不到预期理想效果，这时集权制中央政府的调节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中央政府虽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同时又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补偿实施的过程中应避免政府一家独大造成的腐败贪污现象。这就要求在实施生态补偿项目中增加社会监督，提高项目运营的透明度，加强市场参与度。同时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就目前来看，经济建设依旧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中之重，GDP也一直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考核的核心力量，这就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发展当地经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违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单纯的GDP考核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用绿色GDP考核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为目标来判断地区发展，而是将生态环境考核纳入其中，提高地方官员晋升标准，这将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进而对环境保护工作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政府环境控制机制集中专业化
在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达到双赢的会计目标下，又限于政府能力，我国中央政府在环境控制方面一直是在进行环境控制和保护某些产业进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笔者认为应该尽可能的消除非日常性控制以减小环境控制的成本，?D而着重专注于政府的日常性控制，通过制定更加全面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做好企业信息披露工作，减小控制偏差，进而使环境事件出现概率降低同时也就减小了例外性控制存在的必要性，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中达到政府环境控制的最大效果，实现生态经济效益。
四、结语
在我国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资源所有权与资源经营管理权分离的背景下，政府对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主要推动作用，对企业环境污染信息披露承担着监督责任。利用我国政府管理控制的先天优势，明确政府环境会计目标，进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定规则，从而科学的管理控制环境资源和进一步有效的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目前政府环境会计的应用方面还存在各种阻碍和问题，本文在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没有对政府环境会计与企业环境会计的宏微观协调统一管理控制问题进行研究，这也将是笔者在以后学习工作中继续研究的重点方向。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2
在方法使用方面，从基于辨别分析的开创性论文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预测企业失败但是没有引进宏观经济变量的辨别分析，由Shumway(2001)扩展的多时期Logit模型，加入了宏观经济变量，来测度宏观经济变量和企业破产率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包括Bruneau（2012），使用法国的大样本非财务公司的会计数据，在行业层次上使用多期logit模型来估计企业财务脆弱性指标，因为样本大，跨度时间长，所以可以考虑到企业财务状况逐步恶化至破产清算的过程。之后又有学者使用了持续期间模型，尽管这种模型有上面提到过的主要优点，但由于左截断问题仍然存在局限性，当观察期很短时，资料库里的绝大多数企业在观察期之前就成立了。除了以上几种模型外，还有很多计量方法估计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同时也包含了宏观经济变量，比如Hamerle等人使用了一个随机效应的Logit模型来评估德国的破产企业；Bonfim使用了一喝随机效应的Probit模型评估葡萄牙的破产，Pederzoli等评估了一个依赖静态的相同的违约模型，区分了扩张时期和衰退时期。Qu使用的是一个固定影响的LSDV模型；而Jimenez等使用随机效应Logit模型来测量银行贷款增加对银行违约的影响。
二、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文献的第二条主线是关注企业财务脆弱性如何影响经济周期，这样的一个问题意图在微观层面上合并信息来进行宏观经济的预测，最初关于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银行来研究的。关于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那个是影响宏观经济的，其赞成和反对的证据在辩论中仍然是非常多的，但是恢复辩论的资产负债表渠道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来自Bernanke，其论文中写道银行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停止向质量较低的投资者贷款，是对于那些他们以前已经借款过的企业来说，财务部门事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承受力，因为产生更高的有效成本的信贷减少了商业需求为当前期间货物和服务.其开发了一个小的模型，他们利用借款人资产净值和投资的成本之间的反比关系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任何的金融危机冲击前，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可以是商业周期波动的来源，在相关的研究中Coe使用马尔科夫切换模型来估算财务危机发生的条件概率，发现在实际产出模型这些估计的概率有额外的解释力，支持了Bernanke的发现。在相同的论文中，Gertler通过证明借款人的信用变化如何影响投资支出、预期的收益和整体经济，从而证明了企业的财务因素对宏观经济状况可以有定量显著的实际效果。Repullo等也开发一个宏观模型，得出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解释力。后来，Fazzari等从公司财务结构方面也证明了微观企业的财务信息对宏观经济宏波动有重要的影响。Lown也提供了证据表明了由企业失败来衡量的财务脆弱性指标和信贷标准一起可以用来解释银行贷款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
三、企业的财务脆弱指标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事实上，目前只有几篇论文是真正考虑了企业的财务脆弱性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主要都是来自国外，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研究。通过使用聚合的信用风险，随着时间推移其近似于企业的破产频率，并发现了在微观和宏观角度之间一个有用的链接。同时提出了一个向量自回回归模型，将观测到的破产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同时还包括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他们还使用一个微观宏观模型，从带有微观变量的logit模型中估计的破产作为额外的变量引入到外源性的VAR模型中。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破产不再完全是内生的。使用了一个无法观察成分的多元模型揭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失败在高频率下的周期性共同运作。使用了一个结构性信用风险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EDF经验值，并使用VECM模型来研究预期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和后面的两个研究相比，Bruneau(2012)将Jacobson的宏观模型应用到法国的例子当中，同时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强调需要使用大量的微观企业资料，不只是考虑那些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企业，把破产当作完全的内生变量，并在部门层面上考虑两者的相互关系。同时提供了在持久性经济周期冲击下的第二轮效应的数据，从统计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企业破产对产出缺口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3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4
关键词：信息；股票价格；经济波动；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Pigou（1927）[1]的理论将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随后发展起来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文献背弃了这一传统，并且将技术冲击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一直在经济周期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以及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的冲击（news shock about future macro economy）在解释一些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Beaudry and Portier， 2004； Jaimovich and Rebelo， 2006； Christiano et al.， 2008）[2][3][4]。但是，鲜有学者谈及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信息在中国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期望通过将相关方法和模型应用在中国经济中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Beaudry and Portier（2006）[5]中，信息以及信息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是在一个双变量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tructural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SVECM）中识别的。在这个识别策略中，结构模型被相继赋予短期限制条件（short-run restriction）和长期限制条件（long-run restriction）。在短期限制条件中，信息被识别为股价中与技术新息（innovation）不相关的新息；而在长期限制条件中，信息被识别为对技术进步具有长期影响的新息。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推论，如果关于未来宏观经济波动的信息在经济周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模型中的变量—尤其是技术进步变量—对这两种信息的脉冲响应函数应当是相似的，而两种信息之间应当呈线性关系。这种方法在美国数据中的应用支撑了信息驱动型经济周期模型（news-driven business cycle）。Barsky and Sims（2010）[6]则将信息识别为一些向前看（forward-looking）变量（包括股价，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通货膨胀）中新息的线性加权。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逐渐凸显，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方面的联系也在逐渐加强。譬如说，利用1995-2004年的中国数据，方文全（2009）[7]验证了中国股市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王晓芳、高继祖（2007）[8]则利用ARDL边界检验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靳云汇、于存高（1998）[9]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论证了中国股市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与国外股票市场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股票市场价格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有关信息，我们完全能够利用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验证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同时利用其策略识别出该信息；这就是本文将要做的工作。
二、模型介绍
1. 信息的定义及其识别中的问题
按照Barsky and Sims（2010）中的定义，以全要素生产率代替的技术进步一般可以表达为两类冲击的随机过程：未预期到的技术冲击和以前预期到的对当前技术进步的冲击，其中，以前预期到的对当前技术进步的冲击就是本文中所要寻找的信息冲击（news shock）。进一步来说，技术进步一般可以表达为：
这个表达式符合由信息冲击定义所导出的限制性条件，但是简单的模型估计只会将两类冲击混淆，研究者只能得到两类冲击的和而无法分别产生出两类冲击序列，因此简单的估计会产生出误差，从而影响研究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信息冲击是无法在单方程的估计结果中获得的，我们只能利用向量自回归或者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估计信息冲击序列。
2. 信息识别策略
本文的识别策略是遵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模型和步骤。具体来说，假设一个由技术进步和股票价格构成的双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Bivariate Vector Correction Model）的表达式为：
分别为短期和长期结构冲击，其方差-协方差矩阵均为单位矩阵。为了保持结构模型和原始模型的一致性，结构模型必须能够产生原始模型中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这就意味着以下的关系式：
和
从上述关系式可以发现，由于包含长期限制条件的模型和包含短期限制条件的模型式从同一个原始模型中估计出来的，所以对于方差-协方差的限制条件是一样的。由于是对称矩阵，上述方程中是一个包含四个变量和三个方程的方程组，所以需要提供结构性限制条件来估计参数，这就是下面的短期限制条件和长期限制条件所要做的工作。
本文假设在短期中，股票价格新息对当前的技术进步没有影响，按照这一假设，短期结构模型中的系数存在条件；同时，对未来宏观经济和生产率的信息冲击可以识别为新息序列。在长期中，依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方法，仅有技术进步方面的新息对技术进步具有长期作用，而股票价格中的新息对技术进步不存在长期作用。该假设条件中，长期结构模型中的系数存在条件。在该识别条件中，股票价格中能够长期影响技术进步的新息与本文的信息定义较为接近，所以如果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信息驱动型的，那么两类模型中变量对来自新息序列的冲击反应应当是类似的。本文的模型估计及其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一分析基础之上的。
三、数据描述
本文的模型估计建立在我国1995年一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国技术进步数据来源于对中国生产函数的估计，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中国的技术进步。假设中国的生产函数为步序列可以估计为：
但是，利用该模型估计中国的技术进步需要解决诸多问题。针对相关问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都做出了相应的处理。
首先，由于本文模型需要估计中国的股票价格中所反映的宏观经济信息，而中国的农业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程度较低，与股票市场的直接联系也较弱；因此，本文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模型中的总产出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产出来代表。然后，从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寻找到中国的月度环比通货膨胀率，该通货膨胀率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利用中国的月度环比数据，通过简单的相乘，能够计算出中国的季度环比通货膨胀率，然后能够进一步计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间各季度建立在1995年一季度基础上的价格，其中1995年一季度的起始价格假设为1。然后利用统计数据中的名义总产出和各季度的价格指数，本文得到了各季度的实际总产出。
其次，对中国的季度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永续盘存法的估计表达式为，其中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该估计方法要求确定起始的资本存量，各季度的投资价格指数，各季度的名义投资以及季度折旧率。本文中的各季度的名义投资能够直接由统计数据获得；而季度折旧率则为1.27%，这与年度折旧率为5%是相一致的（王小鲁等，2000；郭庆旺、贾俊雪，2004；陈彦斌等，2009）[10][11][12]。按照乔根森（2001）[13]的思想，本文采用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指数来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代替，但是该价格指数仅从2003年一季度开始，对于1995年一季度至2002年四季度之间，本文只能采用总体通货膨胀率来代替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对于各季度的投资，本文采用各季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总和进行计算。按照所选取的时间宽度，本文将郭庆旺、贾俊雪所估计的1994年底的资本存量作为起始的资本存量，但是这一资本存量是以1978年的价格进行计算的，这与本文所选取的价格基点完全不同。为此，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年度通货膨胀率，计算出按照1995年价格计算出的1994年资本存量，然后利用1995年的环比通货膨胀率，计算出1995年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与全年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该初始资本存量转化为按照1995年一季度的价格进行计算的数值从而满足永续盘存法的公式。利用所有处理的相关数据，可以估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间的所有资本存量。
再次，对于本文劳动收入份额的处理。由于本文的总产出和资本数据都是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劳动收入份额数据也最要来自于这两个产业的估计。因此，本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直接取自1995年至2004年的平均值。为了构造一个统一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笔者首先利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其总和的比重作为加权值，从而得到历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最后取历年的数值进行平均从而得到本文所需要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最终的劳动收入份额约为0.40。
最后，对于（1）式中劳动力的选取，本文将各季度末全部城镇单位的从业人员数作为本文劳动力的替代，这也与本文的模型中不包含农村部门的生产相符合的。
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和经过处理的数据，本文估算出了中国各季度的技术进步。但是估计出来的数据具有严重的季节性，所以笔者进一步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调整出来的技术进步数据可见于图1中的虚线。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技术进步总体来说是增长的，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事实相符合。
对于股票市场的价格，本文采用上证季度最高综合指数进行替代。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首先将股票价格除以本文中得到的各季度价格指数以及中国各季度15—64岁的人口总数，然后再取对数从而得到本文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本文按照历年抽样调查中该年龄段人口所占的比例以及历年人口总数估算出历年15—64岁的人口总数，然后假设同一年不同季度之间的人口增长数是相同的，从而估算出各季度内15—64岁的人口增长率，并进而计算出各季度内的人口数量。依据相关处理方法，最终各季度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可见于图1中的实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价格呈缓慢上升趋势，但是没有中国的技术进步那么平缓，它是在波动中缓慢上升的，甚至在特定的时间段有一定的下降。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是否正确，需要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扩展的Dickey-Fuller检验表明技术进步和股票价格均是满足一阶单整（I（1））的，而Johansen协整分析则表明两个时间序列数据满足9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存在协整关系的，这意味着本文所采用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正确的，模型的构造符合中国数据的特点。
四、模型估计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工具JMulTi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滞后阶数利用AIC信息准则可确定为5，第一阶段的误差修正模型采用Johansen的计算方法，第二阶段的结构模型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在估计中采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 estimation），抽样期数为2500期。按照本文第二部分中对模型意义的阐述，信息由两个结构新息和进行刻画；在估计结果中，模型中的两个总体变量对新息的脉冲响应图可见于图2。在图2中，两条实线是脉冲响应的点估计，其中，带三角形标注的实线表示的是总体变量对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2（a）绘出了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从该图中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对新息冲击的反应为零；这是与估计过程中所施加的短期限制条件是一致的，即来自股票价格的新息对当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该新息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持久的影响，来自当前的一个正的对股票价格的结构性冲击，能够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一个持续性的增加。而另一方面，通过利用长期限制条件得到的新息序列按照限制条件的定义应该是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持久性的影响，这一点也能够从图2（a）中的脉冲响应图中看出；重要的一点是，股价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基本是相似的。其中是符合第二部分中提及到的Barsky and Sims（2010）中对信息（news）的定义，即。图2（a）中的脉冲响应图表明，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完全反应在了股票价格中，同时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影响。
图2（b）中的关于股票价格的脉冲响应图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从该图中可以看出，股票价格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图是完全相似的。短期中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正的新息冲击能够使股票价格在当期中有所上升，两类新息冲击都刻画了这样一种状况。
（a）技术进步
（b）股票价格
（a）短期信息冲击的解释力
（b）长期信息冲击的解释力
图3 方差分解
注：该图表示的是预期误差的方差在各类模型中被信息冲击解释的比例。其中（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和股票价格的预期误差被新息冲击η2的解释比例，（b）表示预期误差被新息冲击的解释比例，因此，图形表示了两类新息冲击在各自模型中的解释力。
上述的脉冲响应图证实了一点，即总体经济（即全要素生产率）会受到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长期的影响，而相关信息能够通过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分析得到。关于这一点能够进一步通过对估计结果的方差分解得到。图3中的方差分解表示了各变量中的预期误差的方差能够得到相应新息的解释比例。其中图3（a）表示股票价格的预期误差的方差能够得到新息的大部分解释，而短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预期误差无法得到该新息冲击的解释，但是该新息冲击能够解释长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图3（b）则表示了两个变量的预期误差的方差受到新息冲击的解释力。从改图中可以看出，该新息序列同样能够解释大部分的股票价格额预期误差的方差，同时虽然没有施加短期约束条件，新息冲击同样难以解释短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同样它能解释长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这是与长期约束条件相一致的。
脉冲响应图和预期误差的方差分解反应了一点，即中国总体经济的波动并不是仅仅由未预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或者投资技术冲击造成的，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的冲击也可能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上述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来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宏观模型应当要合理考虑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冲击对于当前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上述的分析结果也表明，股票市场的价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关于宏观经济的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市场的“晴雨表”的作用，关注股票市场的价格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五、结论
Beautry and Portier（2006）通过将信息识别为与股票价格中与短期全要素生产率新息相垂直的结构新息，并与长期限制性条件中所估计出的信息进行比较。本文将这种思想应用到了中国的股票市场价格中，结果发现中国的股价中包含了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因此，通过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对该信息进行了一定的识别。从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图来看，信息的识别较为成功，其所产生出的结果与长期限制条件下的新息之间是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的，从而造成两类新息对总体经济变量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文章结论对于进一步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和宏观经济管理具有一定的 意义，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选取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当然，本文的研究依然是较为初步的，譬如说，本文模型是由双变量构成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多个变量之间会存在协整关系。这就需要对本文中的双变量结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拓展，这其中包括模型意义上的拓展以及限制条件上的拓展。这需要更多的工作。因此，为了能够充分理解信息在中国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中国学术界依然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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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金融不稳定性;宏观经济;非对称影响;分析
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爆发，使金融稳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欧盟和美国国会分别建立了专门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监管，中国政府也建立了专门的金融稳定局，并定期向全社会金融稳定报告，与此同时还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分析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非对称的影响作用[1]。
1 金融不稳定性概述
（一）金融不稳定性的相关理论
早期对金融不稳定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研究层面，最早的是Fisher的"债务-通缩"理论，该理论暗含了金融系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金融系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繁荣或萧条，而且金融繁荣取决于金融机构的过度负债，而萧条则取决于随后产生的通货紧缩。金融不稳定性理论早在Keynesd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就有所阐述，但是系统的对这一理论做出研究则是Minsky在1982年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该理论指出金融系统本身很脆弱，且具有不稳定性，金融机构的不稳定性来自于信息不对称时产生的逆向选择和存款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当金融机构利率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利用外部融资的投资繁荣就会被打破，并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核心观点是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会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区制状态，而且经济体的融资关系还会在金融系统的这两种区制状态之间转移。
与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相似的理论是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理论"。他指出金融系统能够放大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投资繁荣的时期，金融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的盈a利，会不断增加信贷量，信贷量的增加也创造了一种宽松的信贷环境，导致资产价格直线上升，金融不稳定性状态逐渐积累，如果没有人干预这种风险状态的扩大，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金融风险的演变过程
金融风险的演变过程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不稳定因素的积累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全面爆发阶段。金融风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征，而且特征差异性较为明显。在早期萌芽阶段主要是出现信贷产品价格高涨等现象，之后金融企业不断适应这种不断增强的压力性，最终导致风险的迅速扩散和大规模爆发。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在这个阶段，金融机构会出现普遍的经济损失和功能损害，并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情况更为严重时还会导致其他的实体经济受到威胁。
（三）金融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且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影响会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产生差异性的作用。金融系统在稳定期和不稳定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金融系统中的诸多变量受到不稳定性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同步的变化。根据金融的区制转移特征以及金融变量的同步性，可以分析出金融变量中的潜在因素，从而研究金融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制状态下是否会有不同的作用，也就是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
2 我国关于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
纵观我国关于金融不稳定性研究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金融压力指标或金融风险只是在金融的不稳定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呈现的状态，因此这些指标相对金融稳定性来说比较滞后，也无法客观的反映金融系统的同步状态，而且金融机构的信贷价格也不适合作为金融的不稳定性指标，因为它不能全面的反映我国的金融不稳定状态。
我国关于金融系统稳定性与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理论研究比较多，但是在宏观经济不同区制阶段的非对称性研究还很少，因此我国关于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作用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参考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可以认为金融系统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并且在两种周期状态下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影响金融系统不稳定的因素和变量可能出现同步的变动，根据已有的动态因子模型分析，可以初步认识到影响我国金融不稳定性的潜在不可观因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体现。
3 视角分析与模型方法
（一）金融不稳定性的视角分析
本实验将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金融系统本身的不稳定性，从该角度出发进行模型建立，并以此作为试验变量的选取原则。这个根本原因也可以阐述为经济增长逐渐演变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专业的投资经理人低估了风险的发生，同时金融系统结构的变化也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因素的逐渐积累。
（二）模型方法
金融系统中的许多变量都具有同步性，而且这些变量很有可能受到一个共同潜在的变量的影响，那么这个共同的不可观潜在变量就可以代表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状态，因此可以结合使用动态因子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再根据"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区制状态理论，建立区制转移状态下的空间模型，得到影响金融不稳定性的潜在共同因子[2]。
（三）变量处理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指出，在投资繁荣的状态也就是金融不稳定区制状态下，金融信贷产品价格高涨，而在稳定区制状态下，资产价格往往不高，也就是说信贷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因此在分析金融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特征时可以选取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价格、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这三个变量作为参考进行分析。
4 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非对称影响验证分析
（一）金融不稳定性的共同不可观潜在因子
通过上面的模型方法和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出三个同步金融变量的相互关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的同期关系高达百分之九十，具有较高的同步性。试验结果也表明金融不稳定对参考变量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对信贷产品的价格影响最为明显，金融系统在稳定区制下的持续时间要明显长于不稳定区制状态下的持续时间，这也说明我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因素很容易消除，并且变为稳定状态后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二）金融不稳定性是金融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
金融风险发生或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系统总是朝着"资金经理人主导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金融机构在低风险的信贷环境下利用信贷产品价格这个杠杆来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素逐渐积累，当金融不稳定性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对经济市场产生冲击时，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连锁损失，最终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三）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
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不仅会给金融造成初始的经济冲击，而且这种冲击还会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验证这种影响作用需要将信贷产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加入到回归模型中进行计综合分析。经济增长一般会呈现两种发展态势，即"高速增长"和"适速增长"这两种对称性的增长态势，参考变量对"适速增长"阶段的影响程度要明显小于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影响作用，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在经济繁荣时期会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在经济低迷增长的阶段，这种影响作用却没有那么明显，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可以看出，我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呈现出非对称性的影响作用[3]。
5 结语
金融系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不稳定变化，并且这种不稳定性的波动也会受到各种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又会呈现出"高速增长"和"适速增长"的非对称性阶段，因此为了及时准确的监测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动态变化，需要在金融不稳定性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就释放各种风险因子，将其合理的转移到金融稳定状态，削弱金融不稳定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曹永琴. 中国货币政策行业非对称效应研究--基于30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11，01：3-15.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6
近几年来，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进一步积累和90年代高增长周期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到目前为止，有三种主要的分析视角：第一种，关注外部均衡问题，主要是国际贸易层面的分析，把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归为汇率和汇率制度方面的因素；第二种，关注内部均衡问题，从美国的居民储蓄和财政赤字等因素出发，分析贸易赤字的根源；第三种，关注全球经济增长的联系，认为国家所采取的特定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这种增长模式对美国的依赖性，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相关研究也针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和可持续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总体而言，基于前两种分析视角的主流观点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高到不可维持的程度，为了恢复全球经济的平衡，美元必须大幅贬值，美国必须提高国民储蓄率。基于第三种分析视角的研究一般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仅是可以持续的，而且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美元币值调整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而且可能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美国贸易赤字和全球性经济失衡的调整依赖于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
本文并不想对美国贸易赤字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只是希望结合上述三种流行观点的缺陷和不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产生原因。在上述三种分析视角中，前两种延续了传统的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关注贸易账户收支余额、汇率调节的效率以及宏观经济的短期平衡问题，即开放的宏观经济稳定效应。这样的分析基本属于短期静态的范畴，缺乏动态的长期增长效应分析。第三种分析视角关注开放的增长效应，即基于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阶段的差异性，利用开放这一机制实现各国经济增长的相互依存，进而为各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面两种分析视角的缺陷，但是分析过程过于简单，不仅理论分析的严谨性不够，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的支撑。而更为严重的是，目前的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人为地割裂了开放宏观经济的稳定机制与增长机制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关于开放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一般也存在短期和长期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短期平衡和长期增长问题。但是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开放背景下的稳定性政策和增长政策往往是相互割裂的，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通常只是服务于两者中的某一个，被忽略的是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和不一致性。
而实际上，在宏观经济的运行过程中，长期增长与短期稳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冲突和不一致。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不断地进行结构或制度调整，这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或动力。但是结构调整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同时，也会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平衡产生暂时的不利影响，会使得就业、物价或产出等总量指标的表现不好。也就是说，在封闭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增长机制和平衡机制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作用就不仅体现在为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摆脱国内资源约束创造条件，更为各国克服增长机制和稳定机制之间的冲突创造了条件。本文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美国经济的增长机制和稳定机制之间的潜在冲突，探询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
二、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70年代以后，顺应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调整。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汽车、钢铁、家电等传统工业部门在美国的发展接近生命周期的尾声，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率下降。美国开始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包括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引导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高附加值的工业部门；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轻化”和“软化”；鼓励企业新产品和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最后则是顺应国际经济竞争格局和国际分工发展的趋势，对外转移传统产业，为国内服务业和高端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
具体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文中数据均来自BEA统计），在私人部门GDP中，不同行业所占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产品生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打猎、采矿、建筑业和制造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二产业）相比，私人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70年的53.2%升至2004年的67.9%。这反映出美国整体经济结构的“轻化”和“软化”。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信息及通讯技术行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77年的2.5%升至2004年的3.8%。该指标在2000年时达到4.75%，2000年以后受IT泡沫破灭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可以预计在未来肯定还会提高。这类产业规模的扩张，反映了美国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或“信息化”的趋势。
制造业产出中，耐用产品和非耐用产品的相对比例的变动趋势不明显，保持在1.2至1.6之间，围绕1.4波动。但是在制造业的设备和软件存量中，信息处理设备及软件的增长速度最快。2000年以后，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的存量规模与工业设备的存量规模持平。这反映了美国制造业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变化。虽然制造业产出结构中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相对比重以及高端产品的比例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但是资本存量结构的变化却反映了制造业生产技术的变化。
经济结构调整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1970年至2004年，美国的GDP从3.7万亿美元扩张到10.7万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倍，GDP年均增长3.2%。
三、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其与产出结构的差异
经济结构调整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但同时也对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潜在的威胁。这表现为美国消费结构与产出结构之间的显著差异。
70年代以后，美国消费和生产结构在变动趋势上是相似的。在美国家庭的总体消费支出中，耐用消费品支出的比例增加，非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比例下降。70年代初，在美国家庭的消费支出中，非耐用消费品支出是耐用消费品支出的5倍左右；到2000年以后，非耐用消费品支出仅是耐用消费品支出的2倍左右。
在美国家庭的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例上升，产品消费比例下降。70年代初，产品消费支出是服务消费支出的1.2倍；80年代以后，服务消费支出超过产品消费支出；目前产品消费支出只有服务消费支出的0.7左右。
但由于消费结构和产出结构的变动幅度和速度并不完全一样，使得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首先是产品产出和产品支出之间的关系。80年代以前，消费结构中产品支出比重的下降快于生产结构的变化；80年代两者之间的差异先增后减；90年代，在生产结构上，产品产出的比重下降较快，消费结构的变化滞后于生产变化。
其次是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比例。70年代以来，在美国家庭的产品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的比例持续上升，耐用消费品支出与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比例从1970年的0.18升至2004年的0.5。而在制造业产出的产品结构中，耐用消费品的比重稍有下降，但总体上变化较小，耐用品产出对非耐用品产出的比重在1.24至1.6之间波动。由于消费支出的产品结构变化较为缓慢，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之间持续存在较大的差异。到2004年，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0.89。至于消费结构变化滞后的原因，目前还很难准确界定。按照一般的观点，美国这样的市场应该是变化较快的市场，消费者偏好新产品，也就是在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的相互关系中，应该是前者引导后的变化。但是从数据中我们难以找出这样的趋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消费习惯（habit formation）的影响，导致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调整过程非常缓慢。
上面的比较是以制造业的产品结构来反映美国产出的产品结构，并以此与消费支出的产品结构进行比较。其实，制造业的产品结构低估了美国产出结构中耐用品的比例，因为其中没有考虑初级产品和建筑业产出的对比。把初级产业的产出看作是非耐用品，把建筑业的产出看成是耐用品。考虑进这部分因素以后，在美国整体产品结构中，耐用品对非耐用品的产出比率将会进一步提高。这将进一步拉大生产与消费的产品结构差异。
考虑到最终消费品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维持在82.6%至88.5%之间，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差异意味着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失衡。如果没有相应机制解决这种失衡，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将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经济结构调整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形成了威胁。
四、生产―消费的结构差异与美国的贸易逆差
产品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从美国的对外产品贸易结构来看，产品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一般制成品。这刚好是美国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主要差异。进一步对比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两者的变动趋势在80年代中期以后非常类似。
利用1970年至2004年的数据，对产品贸易逆差和产品的生产―消费结构差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贸易逆差与生产―消费结构差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是后者对前者解释能力很低。改变样本区间，利用1985年至2004年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表明，8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逆差与生产―消费结构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回归分析中，后者对前者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随着生产―消费结构的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上述检验结果符合逻辑推演的结果。生产―消费结构差的增加，意味着美国的产出与消费需求之间差异扩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必须由对外贸易来弥补。
在美国的产出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对比中，产品与服务相比处于短缺状态，非耐用品或一般制成品与耐用品相比处于短缺状态。反过来说，就是耐用品和服务的相对产出处于过剩状态。也就是说在美国经济中，非耐用品存在产出缺口，耐用品和服务存在消费缺口。虽然这两类缺口都可以借助对外贸易来弥补，但是两者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却是不一样的。耐用品和服务的过剩是相对于消费结构而言，这部分可以由生产过程自身所吸收，即进一步成为生产投入。而非耐用品的国内产出缺口却只能由进口来弥补。由于缺乏关于美国各产业生产投入的完整数据，在此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是只要简单地看看耐用品和服务产出的构成，就可以看出这个趋势。在耐用品产出中，包括金属制品、机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电器设备和元器件、机车、拖车、集装箱和其他运输工具在内的耐用品产出占整个耐用品产出的比重超过70%。
在服务产出的构成中，包括批发、运输和仓储、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和租赁、专业和商业服务等在内的服务产出占整个私人服务业产出的比重达到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