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范文1
关键词：老龄化；城市规划；对策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保健技术的加强，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而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又使得老年人的比例逐年增长。“银色浪潮”汹涌而来，很多国家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一、何为老龄化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60周岁及其以上人口的老龄化率在10%-20%之间或65周岁及其以上人口的老龄化率在7%-14%之间的国家称为老龄化国家（Aging country）,60周岁及其以上老龄化率超过20%或65周岁及其以上老龄化率超过14%的国家称为老龄国家（Aged country）。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2000年，我国60周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据推算，到2025年，60周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8亿，占总人口18.4%；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25%左右，意味着我国正快速步入“少生、少死、高寿”的老龄化社会。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2.1 人口基数大
我国是人口大国，本身人口多。实行了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使得老年人口数量巨大，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高。
2.2 进入老龄化速度快
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走上人口老龄化的道路，而我国仅仅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就开始面对老龄化问题。
老龄化的快速来临，使社会措手不及。相对于我国快速发展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我国对老年人的政策法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生活服务设施等方面都还很薄弱。
2.4 经济发展速度赶不及老化速度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超前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实力不强的状态下迎来了“银色浪潮”。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先富后老”，而我国则是“未富先老”。
三、如何应对老龄化的到来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银色浪潮”对城市规划中用地规划、公建配套、公共空间及道路交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均对此提出了应对措施。
1、国外城市规划针对老龄化的措施
国外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国外的学者早就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中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性。但东西方国家由于不同的思想观念，面对同样的问题，采用了不同的做法。
1.1西方国家基本上都经济实力雄厚，社会福利保障齐全。同时，西方国家崇尚自由。子女在18岁后，与父母就不存在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所以，在编制针对老龄化规划的时候，比较偏向将老年人迁移至适合于老年人生活的社区，社区内所有的交通安全性、住宅舒适性、设施齐全性均按照老年人的需求设计。比如美国的太阳城。
1.2而东方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家庭观念，使得在处理老龄问题的方面，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在编制针对老龄化问题的规划时，偏向于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形式。主要在住宅的形式上开发可供几代人共同居住的新型住宅体系。在社区规划结构上创造能使老少几代家庭间建立亲密联系的空间格局。在社区建设中同时，秉承“适应终生生活设计”的原则，以适应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国内城市规划目前的措施
虽然，老龄化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但是，目前对城市建设所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凸显出来。所以，在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中，虽然也有涉及到敬老、养老问题。但没有形成有效的系统和规范。基本上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养老机构配置，其面积则比较随意。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社区内老人的比例以及出行的方便与否的问题。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还存在很多漏洞和不足。
四、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城市规划提出新的要求，如何从城市规划方面，去适应老年人的需求，将是即将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城市规划作为城市政府合理利用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性手段，理应为创建一个“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生活环境”做出自己的回答。在城市规划编制方面应做以下的应对措施：
1、前期调查
在城市规划的前期调查中，应将老年人的人口规模，现状的老年公建设施、活动空间以及老年人对诉求都调查清楚。
2、总规的层面
应在总规的层面就制订老龄设施的专项规划，内容包括各类公共绿地、城市广场、步行街以及居住区户外活动空间，其中均应统筹考虑老年人的使用要求，提供面向老年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制定有关老年设施的定量建设指标，并以地区《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为依据。这样既有利于城市建设的通常安排，又使下一步的城市详细规划可以有据可查，从而保证老年设施项目的落实。同时，在其他的一些专项规划像《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城市交通系统专项规划》中添加可供老年人使用的活动空间及方便老年人出行的无障碍设施等内容。
3、控规的层面
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应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公共活动空间、道路交通、老年住宅及配套设施的规定作为强制性内容。同时，在规划图纸中，安排老年设施的时候，以人口比例和服务半径作为配置的标准。在地块的指标控制中，对于老年住区，建筑密度不宜过大，建筑高度不宜过高。而绿地率应配置较高，形成可适应老年人居住的生活空间。
4、修规的层面
在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为老年人创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在道路交通中设置无障碍步行道、室外晨练场地，在小区级配置养老院、敬老院、托老所等公建配套设施，以及老人公园、小区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
5、城市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一直处在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规划“以人为本”的宗旨。在老龄化社会，鉴于老年人对城市空间环境中的种种不便之处的切身体会与迫切需求，城市规划部门和规划师更应该在城市规划编制的整个过程中，积极组织老年人的参与，以使规划更加合理、更贴近老年人的实际生活。应积极探讨老年人有效参与城市规划编制的组织方式，并将他们的意见和观点整合到规划编制各阶段的内容之中。
五、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不仅仅是口号，而是全社会各部门、各领域的共同责任。城市规划界也应该对“银色浪潮”的来临提出自己的措施，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邹惠萍.老龄化社会城市环境特殊支持体系规划编制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8.
[2]李小云,田银生.国内城市规划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相关研究综述[J].城市规划,2011,35(9):52-58.
[3]曲莉,冯贵申.试论人口老龄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2):83-84.
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范文2
【关键词】社会保障 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
一、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特点的研究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六普”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自有的特点。我国论者们一致认为：（1）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2）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3）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影响了我国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影响的研究
国内学者一般从养老负担、基金供给、基金管理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许多学者一致认同：（1）人口老龄化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导致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伴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我国赡养比不断上升。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家庭结构模式大多呈现“4-2-1”型，这意味着：一方面，养老保险交费人数减少且交费额下降；另一方面，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且养老支出金额上升，这给养老保险的偿付能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2）老龄化导致退休寿命增加，制度给付年限延长，养老保险金供给不足，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林义指出，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现实压力，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居民的社保缴费能力有限，企业经济组织的持续缴费能力下降，各类社保补贴及缓缴项目增多，给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资金平衡带来很大压力。（3）人口老龄化凸显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社保统筹层次太低，投资渠道太窄，转换基金筹集模式以及如何在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与建议的研究
在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特点以及其对养老保险影响之后，大多数论者提出了应对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优化与制度顶层设计，重视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战略构想及有效实施。通过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逐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提高养老保障水平，让老年人口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第二，建立完善新型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将政府养老发展为全民养老。我国应该建立“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尤其要重视构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首先要加强宣传，使居家养老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政府要加大政策、资金上的扶持，引入社会资金，以保证资金的稳定性；最后，面对当前农村居家养老发展并不完善的现实，应明确各方面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责任主体包括政府、家庭、集体及专业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机构。
第三，在养老保险基金方面，首先，要完善基金管理制度和资金保证机制；其次，切实做实个人账户，完善统账结合模式，合理拓宽养老金投资渠道，有效实现保值增值；最后，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养老基金的统筹监管。
第四，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发挥老年资源优势。实行弹性退休能使退休养老保障更具灵活性，既能减轻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又能适应老年人心理状态的调整。
此外，学者李珍还注意到养老金的性别差异，她提出，当务之急是提高女干部、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使其与男性一致，统一全国的退休年龄，在此基础上再稳步提高整体退休年龄。另外，15 年的资格年限要求太宽松，需要整体考虑逐步提高。对于灵活就业等确有困难的群体，可通过失业保险等措施帮助缴费。
第五，增加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救助，落实好低保人群的救助政策和措施。
四、总结与评述
上述分析可见，国内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影响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趋势、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大部分学者就这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
（一）关于研究方法
通过对近四年（2011-2014年）文献的查看，可以发现：
第一，理论分析多，相关实证研究少。
第二，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通过查看外文资料，外国关于养老保险的研究大多包含详细的数据表格和各类调查，并且通过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最终结论；但是我国的文献中，统计数据比较简单，主要包含老年人口数量，基金支出结构等，很少构建数据结构模型，缺乏对统计资料的深入分析。
第三，研究的实用性差，研究所得的对策比较笼统，缺乏针对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相应措施。
（二）关于研究内容
第一，调查研究多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及城市，而有关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的研究明显少于前者。
第二，在养老金方面，重视养老金最优化管理问题。具体侧重研究最优化最低保障、最优化投资组合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国际视野下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程，遵循普适的社会保障规律和投资规律，真正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三，在养老机构方面，注重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养老机构无法应对老龄化市场的需求，需要大力改善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和服务模式，实现养老服务的产业化，最终实现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共赢与互补。
总之，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会随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日益深远，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为老年人稳筑起养老的安全网，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万.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浅析[J].学术探讨，2012.
[2]林义，林熙.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思路[J].群言，2013，（7）.
[3]高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影响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
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范文3
陈厚义，贵州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理论。
主要著作：《贵州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和两大战略》、《与中国化》、《欠发达地区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等。
摘要 以活得更长、工作得更久为改革取向和核心内容的退休政策调整因其生产性、自然性、功能多重性和共担性特征，在发达国家开源节流两条腿走路的老龄化经济风险应对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作用不断凸显。面对未富先老的养老格局和日益增长的老龄化经济风险，我国应该以经济发展适当优先为原则，以退休年龄政策一揽子调整为工具，基于能力和责任界定政府、企业、家庭（社区）和个人等主体的功能和角色，构建积极应对老龄化经济风险的四道防线。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经济风险 退休年龄 四道防线
我国人口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因此养老成本也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7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3.26%，比2000年增长2.93个百分点，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经济风险，即养老金成本、老年医疗成本、照料成本增加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扩大。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中国来说，如何更好地防范老龄化的经济风险，应付“未富先老”的养老格局，既保障养老财政的可持续性，又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已经成为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难题。
放眼全球，老龄化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老龄化的经济风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持续挑战；而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老龄化成本，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养老金制度改革、调整高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在这些措施中，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具有独特的功能和地位，成为发达国家广泛运用的重要工具。那么，提高退休年龄在老龄化风险防范过程中有何独特性，发达国家采取了哪些退休年龄调整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对中国又有何启示？就此问题而言，本文基于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政策调整的历史追踪与现实剖析进行了探讨。
日益增长的老龄化经济风险已成为发达国家无法承受之重
人口老龄化并非一个新现象，早在20世纪初期，瑞典、法国等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超过7%，到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特别是一些曾经较为年轻的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龄化明显加速，目前已经率先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从趋势来看，虽然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不一，但各国老年人口将无一例外地增长，预计到2030年，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都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到2050年，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更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特别是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等，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见表1）。
人口老龄化加剧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损失（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在财务上就是与老年人相关的养老、医疗、照料等财政支出不断上升（见表2）：2010年，发达国家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普遍达到10%～20%之间，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养老成本都将不同程度地上升，在GDP中的比重普遍达到20%～30%，法国甚至将高达31.9%，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将接近30%；而且，那些目前养老成本较低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韩国等），未来几十年养老成本的增长速度也将加快（特别是韩国，其养老成本将再增长接近3倍）。
在总养老成本上升的同时，各国的养老支出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从整体上看，2010年～2050年间，发达国家各种类型的养老支出（如年金支出、老年医疗支出和长期照料支出等）都将持续上升，唯一例外的就是高龄劳动者失业福利项目。但是，不同养老项目支出的增长速度并不一样：2010年，年金支出一般是主要的养老支出项目，部分国家甚至超过养老总支出的一半；由于老年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比年金支出更快，到2050年，老年医疗支出将成为多数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养老支出。另一方面，虽然长期照料支出的相对比重并不高，但一些国家增长异常迅速，2010年～2050年间，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长期照料支出的增长都普遍过2倍，韩国更将超过5倍，这表明长期照料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在持续提升。
提高退休年龄：老龄化经济风险防范的重要工具和机制
退休年龄调整是一个老龄化风险防范和成本分摊的过程。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老龄化风险，就必须对原有的经济社会体系和结构展开深刻调整和深层改革。发达国家普遍遵循了“既开源又节流”两条腿走路的改革思路：一方面，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养老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改革养老金制度，提高养老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养老金支出。在这些政策实践中，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占据着独特地位，作用日益提出。
提高退休年龄是老龄化时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要求。人口结构老化不仅推动老龄化成本上升，而且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为社会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带来老龄化成本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结构老化，劳动成本上升，进而可能对经济增长也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提高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进而提升其劳动参与率成为保障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条件。经济增长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但从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来看，发达国家极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状况：OECD国家的劳动力总量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在妇女已经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青年劳动者增加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要保障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自然需要高龄劳动者更多地参与经济生产，这就要提高退休年龄。
工作更久是预期寿命延长背景下的自然法则。人口老龄化不仅源于总和生育率下降，也因为预期寿命延长，特别是在生育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预期寿命延长将成为发达国家老龄化持续加深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以来，由于医疗技术、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升，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预期寿命持续增长：1970～2010年间，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中女性预期寿命平均增长5岁左右，男性平均增长4岁左右。预期寿命延长的老年人需要更多养老资源，关键问题是如何获得这些资源。
从微观角度来看，劳动者个人是预期寿命延长的主体，预期寿命延迟意味着待其年老之时，能够享受的退休生涯更长。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劳动者就需要提前谋划和安排。由于普通人的主要收入往往来自于劳动工资，因而劳动者需要重新设计退休计划，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积累更多的养老资源，从而来为自己延长的老年生活买单，而这也符合权利与责任对等法则下的自然逻辑。
退休年龄调整本身属于功能多重的养老金改革参数。养老金制度改革是防范老龄化风险的主要工具和路径之一，因为它不仅能降低公共养老成本，而且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分配养老资源。从国际经验来看，养老金改革可以分为结构性调整和参数性调整。结构性调整是指对养老金的制度模式和结构等进行改革，如实现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转变、调整养老金的筹资结构与支付结构等；养老金参数改革则是对养老金制度的重要参数（如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缴费率和替代率等）进行调整（见表3）。
退休年龄调整属于重要的养老金改革参数，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多功能参数。各种养老金制度参数调整都可能实现某种目的：如提高缴费率将有利于增加养老金收入，降低替代率将有利于减少养老金支出，提高覆盖率则能够更有效地保障低收入人群的老年生活。不足之处在于这些改革参数的功能往往是单一的，即要么提高退休金收入，要么减少养老金支出，往往不能同时达到多个目标。与此不同，提高退休年龄具有多重功能，它不仅能够通过增加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来增长养老金收入，而且能够通过降低养老金领取人数和领取时间来减少养老金公共支出，还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提高退休年龄蕴含了各主体公平承担老龄化成本的共担诉求。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财政状况表明，老龄化成本数量异常庞大，往往占据GDP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不是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单方面能够承担的，而需要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关主体来共同承担。防范老龄化风险的主体包括四大类：政府、企业、家庭（社区）和个人。应对老龄化风险，需要在不同主体之间明确划分责任和义务，但这涉及到相当广泛、庞大的关系重组和利益冲突，必须找到合适的利益协调方法和工具。
提高退休年龄能够将各种主体的行为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主体公平承担老龄化成本的共同诉求，成为协调不同主体利益的合适工具。在政府层面上，它需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减少公共养老金支出、推动经济增长；从企业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经验丰富、技能熟练的高龄劳动者对企业技能传递的重要性，同时一些企业认识到劳动者年龄结构老化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积极应对，从而占据先机；就劳动者而言，他需要工作更长时间，进而更好满足自身由于预期寿命延长而增长的养老需求。
如何提高退休年龄：发达国家的政策体系与工具箱
从表面上看，提高退休年龄仅仅是提高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龄；但是，从政府鼓励延迟退休到高龄劳动者有继续就业的意愿，再到最后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普遍提高、高龄劳动者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存在一个链式反应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失去实效。因而，退休年龄政策的调整远非修改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那样简单。发达国家也普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多个方面展开了退休年龄政策的调整工作。
延迟正常退休年龄。提高退休年龄自然需要提高法定的正常退休年龄。法定的正常退休年龄是指根据养老金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获得全额养老金所需要达到的起始年龄，即全额年金获得年龄。除了极个别国家，多数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法律（法案）都明确规定了正常退休年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掀起了数次提高正常退休年龄的浪潮。从最近10多年的情况看，发达国家的正常退休年龄出现了如下的变化和特征。
一是正常退休年龄普遍提高，且呈现出收敛特征。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正常退休年龄集中在60～65岁，有一些国家甚至在60岁以下，且差异较大；2010年，发达国家正常退休年龄普遍提高到65～67岁，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提高到了67岁，而且不同国家正常退休年龄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二是退休年龄的提高方式具有渐进性特征，发达国家普遍经过较长时期来提高退休年龄：从提出调整计划到正式实施，一般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准备时间，然后从正式实施到最终实现计划又存在10年～20年的间隔期。三是一些国家延迟退休年龄具有阶段性特征，如澳大利亚、英国和意大利等。其中，澳大利亚退休年龄调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5年～2014年）从60岁提高到65岁，然后在第二个阶段（2017年～2023年）进一步从65岁提高到67岁（见表4）。
提前退休的惩罚与延迟退休的激励。影响劳动者退休决策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劳动者，特别是普通劳动者是否退休以及何时退休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通过经济惩罚或者奖励的方式来影响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如果要控制劳动者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领取养老金的行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提前退休能够领取到的养老金待遇，而如果希望劳动者推迟退休年龄，则需要采用增加延迟退休者养老金待遇的方法，激励劳动者工作得更久。
截至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提前（或延迟）退休的惩罚（或激励）机制，一般做法是以正常退休年龄为基准，按年降低（或提高）提前（或延迟）退休的养老金水平。目前，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扣减集中在每提前退休1年减少4%～5%的退休金，延迟退休的养老金奖励则集中在每延迟退休1年增加5%～6%的退休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放缓、养老金财政压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还提高了延迟退休的养老金激励，如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每年增长3%提高到目前的8%，英国也从7%提高到10.4%（见表5）。
调整待遇水平和筹资结构。通过修改退休金指数化方式和工资计算基础来调整养老金待遇水平。在发达国家，绝对降低养老金待遇的政策往往行不通，但是可以通过某种形式改变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从而间接降低养老金待遇，其中的主要工具就是养老金指数化方式和计算基础。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将退休金的增长方式从原有的与工资增长率挂钩转变到与物价增长率挂钩（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往往低于工资增长率），而且已经普遍按照终生的工资水平作为退休金的计算基础。经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退休金替代率，特别是强制性公共部分的替代率已经有所下降。
调整养老金体系的筹资结构与支付结构。养老收入来自多种渠道，包括社会保险缴费（税）、财政补贴和养老金资产投资收入等。发达国家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建立或加强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金结构，通过建立强制性的公共和个人账户、自愿性的个人账户、加强养老金基金投资管理、设立特别社会保障税收等形式，多渠道筹集养老金资金。目前，多数发达国家要么实现了多支柱的退休金支付，要么已经进行了相关制度改革，将在未来实施这种支付形式。
劳动力市场政策路径：鼓励劳动者工作更久。提高退休年龄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高龄劳动者能够继续在市场上工作，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往往成为产业调整、经济衰退的牺牲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自动化、信息化浪潮下，老年人的传统经验和技能受到巨大冲击，加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企业重组、兼并与整顿加剧，大量企业调整工作岗位，而中高龄劳动者（特别是中高龄白领劳动者）往往首当其冲，这导致发达国家提前退休的现象十分盛行。另外，雇主往往认为高龄劳动者工资成本高、生产率低，也不愿意雇佣他们。
有鉴于此，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推动高龄劳动者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就雇主而言，激励其增加对高龄劳动者的雇佣需求，如制定政策法规和展开培训教育，转变雇主对高龄劳动者生产率低、可塑性差的歧视和偏见；通过工资补助和社会保障缴费减免等方式，降低对高龄劳动者的雇佣成本。针对雇员而言，主要是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包括加强高龄劳动者的就业服务、创建一站式服务中心、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实行阶段性退休政策、提供继续工作津贴、提高高龄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便利性等。此外，一些国家的政府还直接充当雇主，雇佣高龄劳动者，或者奖励劳动者自己创业。
以退休年龄调整为工具，构筑防范老龄化经济风险的四道防线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正向老龄社会快速逼近，老龄化的经济风险不断增强，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因其生产性、自然性、复合性与共担性特征而成为防范老龄化风险、分担老龄化成本的重要工具和机制。我国应该以经济增长适当优先为原则，以退休年龄政策体系的调整为工具，形成长者友好、长者优先的社会共识，整合社会资源、统筹城乡发展，构建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四道老龄化风险应对防线，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老年社会。
扮好三种角色、厘清三个边界，完善积极应对老龄化风险的国家防线。国家既是老龄化风险防范体系的顶层设计者，又是积极老龄化社会氛围倡导者，还是老年福利和养老资源供给的最终保障者，在老龄化风险应对体系中发挥着多种功能、承担着多种角色。国家各种角色的扮演和功能的发挥是通过行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和市场机制等多种手段来实现的。不同手段的运行机制、适用范围不同，因此国家需要厘清法律、行政管理和市场三种手段的边界，并努力实现它们的有机组合和有序衔接。
加快公平、有效率和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顶层设计。当前，我国城乡二元、城镇双轨的社会养老制度既缺乏公平性（一些人享受丰富的养老资源，另一些人严重缺乏养老资源），也缺乏效率（未能实现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还难以实现养老金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养老金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框架，制定养老保障的长期规划战略，形成国民协商基础上的社会养老体系改革共识。就退休政策而言，主要思路是构建激励高龄劳动者工作更久的弹性退休制度，让其有工作与退休时机的选择权，从而实现劳动者活得更长、工作更久的老龄化社会资源配置目标。
积极倡导和营造长者友好的社会氛围。老龄化成本的大小与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消极或积极）密切相关，因而积极老龄化成为发达国家普遍倡导的社会建设方向，也是应对老龄化风险的有效防线。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是鼓励老年人更积极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而这就涉及高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要综合运用行政命令、政策优惠和货币激励等工具（如工作津贴、补贴或奖励制度等），消除限制高龄劳动者继续工作的各种障碍，为高龄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提供制度、政策和经济上的便利。
构筑从消极向积极、由年龄歧视变平等雇佣的社会企业防线。企业（雇主）是高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工作的决定因素，只有企业扩大高龄劳动者的有效雇佣需求，才能够真正实现延迟退休年龄。这就要求加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消除企业在招聘、晋升过程中的年龄歧视；通过工资津贴、社会保险费减免，税收减免等方式，降低高龄劳动者的人工成本。另外，还需要修改关于国家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的规章制度，鼓励企业为高龄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灵活的工作安排。
企业自身要改变年龄歧视和消极看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化被动为主动，合理运用政府积极高龄劳动力市场政策，实行人力资源重组、产品结构及技术结构升级，构建老龄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基于提升员工忠诚度、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制定灵活的聘用制度，为高龄劳动者提供更多选择，推动高龄劳动者的职业发展。
组建和加强正式制度支持下的家庭（社区）防线。家庭是经济社会基本组成单位，在防范老龄化经济风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过去20多年中，伴随着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非传统家庭（单亲家庭、无子女家庭、同性家庭）数量上升等。但是，因其经济风险分散功能、养老服务提供功能以及老年人精神慰藉功能，家庭仍然构成我国防范老龄化风险的重要支撑和核心防线。
确立家庭与社区在老龄化风险防范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实现家庭（社区）养老的正式制度支持。传统上家庭养老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在1980年代以来由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的变革过程中，我国仍未能实现家庭养老的制度化和正式化。我国需要强化针对家庭（夫妻、子女等）而非个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建立基于家庭的养老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决策机制与分配机制。就退休政策而言，提高退休年龄意味着家庭退休与养老计划的调整和改变，需要为其提供替代性或补偿性选择，如构建家庭承担、社区协助、政府资助型的家庭养老模式，实现个人、家庭和社会养老服务的无缝衔接，消除高龄劳动者继续工作的后顾之忧。
夯实以高龄劳动者积极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为核心的个人防线。从政策层面上，将积极就业政策有效从中青年覆盖到高龄劳动者身上。结合高龄劳动者自身能力与就业需求特点，建立专门的高龄劳动者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实施有针对性的就业能力培训项目，以及个人创业鼓励计划等。如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项目，为高龄劳动者提供服务性和社会性工作，以及设立“银发创业计划”等，鼓励高龄劳动者利用自身的经验和技能特长，创立小型公司、企业和门店等。
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影响；措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良好的人口环境，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压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制订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2.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数量。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龄化最终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较小。而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多是以体力要求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力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影响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额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这不但消耗大量经济增长的成果、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4.引起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着许多同青壮年不同的特点。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消费服务业的水平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严重制约，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人口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使城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减缓城镇的老龄化速度，降低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这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可以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推进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在2020年之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始终处在60%以上，虽然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提高，但在劳动力的总量上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起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到：（1）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3）利用地域间老龄化程度的显著差异，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地域间的优势互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老体系。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使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老龄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多层次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3）发扬我国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进程。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点，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将社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全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务上。
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范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中青年健康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7―257―03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至少20～30年内采取相应措施。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将在2030年～2050年到来[1]。为此,我们不得不关注目前处在15-45岁年龄段的中青年群体,他们既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也是日后人口老龄化发展最严峻时期的主要成员。本文以中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他们的健康维护为切入点,旨在应对和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1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它牵涉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方面。
1.1 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然而,迫于人口压力,必须继续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使“四、二、一”家庭模式日益常态化,再加上人口迁移以及城市化等因素,老少分住、家庭小型化已成为必然趋势,空巢老人、留守老人不断增多,不仅子女对于老人的物质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愈来愈少,有些老人还担负着为子女料理家务、养儿育女的重任,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开始弱化,尤其是健康状况差、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广大农村老年居民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成为未来30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
1.2 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2]。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统计资料,我国15到54岁的劳动力人口,到2015年达到10亿左右的高峰后则呈逐渐下降趋势。未来我国不仅要面对适龄劳动力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还要面对劳动力人口中年长者比重逐渐上升的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劳动参与率下降,必将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1.3 老年服务需求缺口很大
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内地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总人口的12.5%;中国内地65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9000万,其中有960万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80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1806万。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老年大学第10次研讨会上透漏:“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使为老、助老、养老服务需求突增。据2009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资料显示,目前仅养老床位缺口达到550万张;需要养老护理员1000万人,而目前只有22万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老年服务需求缺口很大。
1.4 养老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在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介绍:“2006年,我国养老保险金总支出4897亿元,比上年增长21%;2007年为5965亿元,同比再增21.8%”。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2006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尚未包括因制度因素无法享受养老保障制度的农村老人和城乡无收入的老年居民。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养老保障覆盖面不断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会逐年加大,养老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1.5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膨胀
一般来讲,老年人吃穿用行的费用支出是可以控制的,但医疗费用却难以预测。资料表明,老年人患病率较高的前5种疾病是:高血压、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白内障及骨关节病[3],65岁以上老人一般均患有3―4种、有的甚至10种以上疾病[4]。根据2003年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来看,老年人与在职职工相比较:老年人的急性患病率是在职职工2-3倍,慢性病患病率是在职职工3-4倍,住院率是3倍左右。老年人所患慢性非传性疾病,往往病程长、诊治率高、治愈率低,长期靠药物维持,医疗资源消耗巨大。随着老年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以及“新农保”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推广,必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的需求迅速膨胀。
2 改善中青年群体健康状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
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在尽最大努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改善中青年群体健康状况,提高中年群体健康水平,则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
2.1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有效降低社会养老成本
据卫生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心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心血管病耗资3000亿元,仅高血压医疗费用300亿元。据据1993～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每年住院费用10―19岁为2244元,40―49岁为4577元,65岁以上则增加到5096元。老年人口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4倍[5]。可见老年人随年龄的增加,患病率高、诊治率高、时间长成为医疗卫生资源消费的主要群体。只有提升老年群体的健康指数,最大限度地降低老年期的患病率,延长慢性病致残甚至失能的发生周期,便可减少医疗和照料服务资源的需求,有效降低社会养老成本。但老年人所患许多慢性疾病,实际上是中青年时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积累、发展变化所致。要保证老年阶段的“顶部”健康,必须从中青年时期做起。
2.2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西方权威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生命最大效益在60-90岁之间。在世界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中,60-70岁的老人占35%;70-80岁的老人占23%;80岁以上的老人占4%。即世界上有60%的重大成果是60-80岁的老年人创造的[6]。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指出:“老年人口的潜力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有力基础,社会依靠老年人的经验、技术和智慧,不仅能首先改变他们的自身条件,而且还能改变社会条件,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要挖掘老年人的价值,利用老年人的特长,发挥老年人的余热,都必须建立在步入老年之列前,拥有健康身体,保持足够充沛的活力,具备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才能够实现变社会包袱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2.3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最大限度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成为决定老年人医疗及照料需求费用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可能因此难以脱贫甚至重新返贫。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人口与非健康人口的家庭收入有明显的距离,有成年人患病的家庭收入比健康家庭要低30%--40%[7]。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地区贫困户中,疾病为主要致贫原因的占22%左右。由于健康问题带来的高昂医疗及照料需求费用,作为包袱使老人陷在深深的自责当中,且得不到到应有的尊重,还受到社会及家庭成员的虐待甚至遗弃。关爱老人、尊重老人、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除弘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外,必须提升老人的健康水平,使他们能够适当参与社会活动,回归社会的同时找回自我存在的价值,在社会认可中获得尊重,在与人交往中体味快乐,在自助、自立、自养中感受内心的安宁。但只有从中青年甚至青少年时期抓起,才能为老年期的生存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2.4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从现在起到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段到来之前的这20年,正好是人口学专家公认的,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于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由人创造的,具体地讲是由有劳动能力的劳动人口创造的。在有限的“人口红利”黄金时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吸纳当今中青年群体充分就业,最大限度提高适龄劳动力人口参与社会劳动。这样不仅在宏观上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在微观上可以获取劳动报酬,增加个人储蓄,为自己赚足养老的钱。而中青年群体的健康,则是其参与社会劳动的前提条件。可见提升当今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2.5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符合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取向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1990年世卫组织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全球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健康老龄化的核心,就是尽可能延长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年限,缩短老年人伤残期与需要依赖他人护理的时间,使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健康预期寿命更长,缩短与社会隔绝与受歧视的年限,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积极老化”作为国际长远战略被推向了全世界。积极老化理论的基础是生命全程理论,核心是老化贯穿生命个体的全程。积极老化发展战略有三大支柱,即“健康、参与、保障”,健康不但位列其中,而且被摆在第一位置[8]。健康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发挥自身价值的保证,是遏制高昂医疗及服务费用支出的条件,是减轻国家保障负担的良策。而积极老化就是通过生命全程的努力提高老年期的生命质量,最终实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高级目标。由此可见,改善中青年群体健康状况,应对人口老龄化符合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取向。
3 中年群体健康维护的有效途径
事实证明,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中青年群体的健康问题,显得十分重要。要改变中年群体的健康状况,提升中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实施中青年群体的健康维护。
3.1 做实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教育 我国古人提出“治未病”,这是健康维护的上策。而健康教育的核心就是树立健康意识,预防疾病。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成本愈来愈高,承受生活与工作双重压力的中青年群体,总是以年轻为资本、以时间为借口、以工作为理由,肆意透支并损害健康的现实,必须通过实施健康教育,强化中青年群体的保健意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关注健康,关爱生命,合理安排生活的各个方面,增进健康存量,降低未来生存风险,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3.2 改变中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 2009年初卫生部公布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平均每年增长1000万例,且有低龄化、年轻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影响中青年群体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人的健康因素中,7%取决于自然环境,8%取决于医疗保障,10%取决于社会条件,15%取决于遗传,而60%取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告诫人们:“大约在2015年,生活方式疾病将成为世界头号杀手”。因此,中年群体维护自身健康,必须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将预防、保健、养生放在首位。
3.3 加强中青年群体的健康管理 要维护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最佳方法便是实施健康管理。美国健康管理统计表明,良好的健康管理,能减少50%的死亡率,1/3的疾病可以预防。通过实施低成本、高效能的健康管理,使中青年群体通过健康检查、健康预测等,认识自身的健康现状,了解潜在的健康隐患及其危险指数,学习预防相关疾病的基本知识,掌握疾病发展趋势以及最佳防治手段等,培养处理慢性疾病与伤害的能力。通过健康管理机构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真正做到早预防、早检查、早治疗、早康复。
3.4 拓展基层卫生服务功能要维护中青年群体的健康,就必须以基层卫生服务组织为依托,了解广大民众的卫生需求,拓展基层卫生服务功能,调整基层医疗服务方向,加强基层保健服务能力,建立健康管理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有针对性、计划性、系统性的进行健康知识宣传,做出健康体检,为广大居民做出健康预测,提供健康信息。使处在事业的开始或鼎盛时期,处在竞争漩涡之中,承受着生活与工作双重压力,因工作忙、时间紧而无法关注健康,无力维护健康,无时投资健康的中青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经济、便捷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不断接受健康监督,及时了解健康信息,实施健康干预,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生存的环境,为做出健康行为提供帮助。
3.5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 要维护中青年群体的健康,需要改变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卫生机构仅提供临床与治疗服务,健康教育、健康检查、疾病预防等有效维护健康的方式方法得不到国家相关政策支持的现状。国家应兼顾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特殊需求,培养适合基层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医务人才,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拓宽医疗保障范围,重视健康管理与疾病预防,加大预防保健经费的投入,建立以政府统筹为主导、疾病预防为中心、健康管理为基础、医疗诊治为补充、健康促进为目的的链条式综合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为包括中青年群体在内的全体居民,人人享受全面、有效、经济、便捷的卫生服务保健服务提供制度保证。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我们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养老机构与设施建设,加快发展老年产业。但我们更需要从生命全程的视角,注重中青年群体的健康维护,使中青年群体在推动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的同时,为走向老年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为将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中国网省略,2006,2.
[2]蔡,王美艳,“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J],宏观经济研究[J],2006.6
[3]汤哲,项曼君.北京市老年人躯体功能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 1
[4]边齐,健康长寿之路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年
[5]宋新明,宋新明,西部大开发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双向关系J,人口与经济,2000.5
[6]蔡成祖,老年人健康与积极老龄化N,长寿研究省略,2010.6
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范文6
【关键词】 建立 综合养老保险制度 必要性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同时,人口老龄化的过快发展,会导致老年人抚养系数升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一、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基金来源渠道单一,收支矛盾日显突出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保费欠缴的情况非常严重,弹性收缴与刚性支出的矛盾日趋突显出来,加上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增加,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最主要问题之一。
(二)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
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由于一些企业破产倒闭,经济效益不好导致养老金收不抵支,拖欠养老金问题特别严重。
(三)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
我国当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却形成了一种在资金流程上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空账”运行机制。1997年《决定》指出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继续按照过去的标准,这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退休职工养老金之需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缴费困难,逃费、欠费现象严重。
(四)退休年龄偏低,且男女性别在退休年龄上差距太大
退休年龄的高低决定着领取养老金时间的长短。而退休年龄越低,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长,即用于支付养老金的基金需求就会越多。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传统理论的冲击
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私人养老保险市场成为不完全市场,而强制性政府公共养老保险能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公共养老保险还能解决私人保险市场不能处理的通货膨胀等风险,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各国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老龄化使得世界各国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而引发了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人在养老保险提供中各自承担作用的探讨。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减少了人均GDP的数量,也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这些因素与老年人口增加相结合,自然影响到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1.人口老龄化首先体现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逐渐增加,而出生率的下降导致年轻的工作人口日趋减少,也就是说,工作人口负担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不管今天的老年人以什么渠道获得资金来源,老年人消费的是现在工作的人所生产但不消费的产品。大量老龄人口的存在势必对整个社会生产出的经济资源提出挑战,也势必造成人口跨代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和跨代之间的不平等。从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看,15至54岁年龄人口数量2015年后将显著下降,55至59岁和60至64岁人口将成为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世界平均老年人口赡养率相比,我国在今后50年的老年抚养负担增长速度更加明显。
中国的老年抚养指数超出了在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的老年抚养指数的国际平均水平,意味着中国所要承受的老年抚养指数超出了国际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它国家,或者说,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压力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早在老年人开始消耗大量国家资源之前就实现了繁荣,而中国在没有实现经济的繁荣之前就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养老对社会提出的压力更大。
2.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领取养老保险金,带来了养老保险资金预算的压力。1989年全国离退休人数为2201万人,到2005年增至5088.2万人,增长了131.2%。领取的退休金从327.96亿元升至5308.77亿元,增长了16倍多。现在离退休人数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养老保险资金收入小于支出,存在资金缺口。
三、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不断进行养老保险制度创新,建立综合养老保险制度,才能应对养老保险供不应求的社会矛盾。
(一)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养老仍是目前养老的重要方式,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条件及我国传统的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但是,由于老年人口增多,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养老也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制定有利于家庭养老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使养老服务社会化。
(二)扩大基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实行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
(三)积极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即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强化个人自保的意识,加强企业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与义务,使得养老保险的各个支柱都得以(下转第43 页)
(上接第48 页)发展和完善,为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打好基础,为降低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促进个人账户实账运行创造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四)逐步做实个人账户,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1.建立账户分立制,建立个人账户专管体系。将个人账户从社会统筹金中分离出来,实行账户分立,从而避免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借”的风险。
2.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营运,确保其保值增值。
(五)鼓励个人缴费与退休待遇挂钩,实施积极的促进劳动和就业的养老保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