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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1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社会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在一些英美及欧洲国家被广泛适用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此项制度虽然在我国一些地区有所实行,但欠缺普遍性、规范性和长久性,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否适用及如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等问题,学界目前尚存争议。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涵义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请求被害人谅解,赔偿或弥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带来的损失,经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再由司法机关作出撤案释放、相对不、免以刑事处罚或在量刑时作出从轻减轻处理。这样,既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宽严相济的司法制度,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和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从适用的对象上看,是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对一些轻微伤害案件的折衷处理,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被害人的心理治疗有良好的效果
在和解的过程中,通过与加害人的深入接触,得到来自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安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了补偿,被害人能够充分渲泻情感,积累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会明显减轻,有助于因受犯罪侵害受伤的心灵得到康复,过分压抑精神得到缓和。
(二)有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判决后多数均不履行“欠条”的内容,其监护人亦会因被告人被判刑而心怀恨意,不再替被告人去履行“欠条”,使被害人无法挽回因犯罪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促使被告人积极悔过赔偿,增加因和解后嫌疑人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机会,其监护人亦会乐意去履行赔偿义务,从而达到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关系,有效改造未成年人的目的。
(三)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刑事和解,是作为解决刑事犯罪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刑事犯罪往往对和谐幸福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如何使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单凭刑事惩罚来制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其效果远远不及刑事和解产生的社会效果好。这种良好的社会效果是对被侵害客体的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亦是精神和物质损害的修复。刑事和解不诉方式办理的案件,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比较好。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而加害人受到教育及付出代价,双方矛盾得到化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未成年人的改造
刑事和解,旨在保证法律在合法的前提下,更为正确、合理的实施。对于心智还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一时的犯罪行为,可能来自一时的冲动或为了一点的金钱物质诱惑,其本质的内在优点可能只是一时被掩盖而已。如果加上适当的教训和引导,使其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远比使用严酷的刑罚所收到的效果好得多。对于矫正未成年犯的心理,使其健康成长更为有利,更有利于其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其再犯率远比施行刑罚后低得多。
(五)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先进的司法活动,既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同时亦应讲求诉讼效率。实践证明,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不制度的深化,使特定的案件在不需要交付审判而终结,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诉讼资源,为社会积累财富,优化社会财富的配置。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诉讼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实施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实施,应当包括实施的前提条件、实施阶段、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和程序等等。
(一)实施的前提条件
1.确认未成年人的行为确实“有罪”。这只是法律层面上的意义,将嫌疑的身份转化为确实的罪名而已。对于各方面均无争议先行认定“有罪”,只是和解程序上及形式上的表现方式。事先认定“有罪”,有利于司法机关对和解的审核、认可和实施;有利于加害的未成年人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增强悔罪表现,对积极实施和解收到良好效果;有利于被害人确信和解的公正性,精神上更能得到安抚和治疗,收到和谐地解决存在问题及矛盾的预期效果。
2.自愿原则。和解,就是和谐地解决问题,必须是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出于内心的自愿。如果当事人出于胁迫或为达到某种目的,片面地在形式上实行和解,这种“和解”并不能和谐地解决问题,收到的社会效果也不是最理想的,司法机关应当不提倡。
(二)实施阶段
和解于何时提出,于什么阶段实施才合理、合法。笔者认为,案件从移送至判决之前的阶段,是实施和解的最佳时间。因为案件未移送前,属于侦查阶段,案件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侦查取证,也不利于确认未成年人是否“有罪”,如有其他成年同案人,有对成年人定案进行干扰的“嫌疑”,因而不宜此时提出。如在案件从移送至判决之前的阶段实施和解,一方面案件证据基本收集并固定,具备翻供的“免疫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认罪”和积极寻求“和解”。另外,因加害人积极“和解”而付出的努力,包括精神和物质上已补偿了被害人,并取得对方谅解及达成协议,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的加害人实行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体现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如在判决之后提出和解,其可行性不强,收到的效果也不佳,除非当事人双方真心自愿和解。
(三)实施范围
1.对人的实施范围。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宜。在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欠缺犯罪的“深谋远虑”,其主观恶性也比成年人要小得多,犯罪意念和仇视社会的心态也不强,其心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对未成年人施行教育性比惩罚性收到的社会效果要好得多,而被害人更容易宽恕未成年的犯罪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2.对案件的实施范围。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均适用和解。近年社会上未成年人犯罪有上升的趋势,对于杀人、抢劫、、贩毒等严重暴力性、恶性犯罪,应该打击的仍要打击,才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对于刑事自诉案件、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等轻罪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应当逐步推广和完善。
(四)实施的内容和程序
1.提出与受理。法官、检察官、辩方人及被害人人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与需要向主持和解的司法机关(最好设立专门的机构受理)提出和解的建议,并征求加害人、被害人双方是否有和解的意向,如有就将提案按照要求进入和解预审程序,从刑事和解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和解过程的有效性出发进行审核,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2.实施和解。由中立的主持人根据加害人、被害人双方提出的和解方案,召集双方在一起座谈,使他们能够谈论犯罪行为对各自生活的影响及交换看法,以及对和解方案进行协商,加害人通过承认过错、表达歉意等方式与被害人沟通,对如何赔偿、如何处理加害人等方面达成协议,最终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书面赔偿协议及履行协议内容。
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司法和社会话题,很容易被群众误解为花钱买刑、有钱就不用坐牢,从而对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产生怀疑。因此,推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虽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亦可能会遭到社会多方的诘难。
(一)逐步转变社会大众的观念
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让社会大众接受是一项长久性的工作,加大对犯罪刑事和解的宣传和探讨,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加强预防工作,积极推行保护未成年人措施,最大化挽救失足青少年,避免刑事追诉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减轻其回归社会适应的困难。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尽量在制度上体现出公平性、公正性、合法性、合理性、公允性,尽量避免出现人为干扰性、利益冲突性、司法腐败性,多些推广和解前举行社会听证活动,加强和解的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性,防止加害人通过种种途径、采取不当甚至违法措施影响受害人,迫使其“自愿”和解的现象发生。
(三)避免闯入刑事和解等同经济赔偿的误区
不容质疑,经济赔偿是刑事和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经济赔偿亦是刑事和解的通常手段。经济赔偿责任履行后,确实较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使刑事和解的比率提高。因此,我们应当不避嫌经济赔偿,这对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帮助。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经济赔偿,经济赔偿只是和解内容的其中一部分,也不是和解的唯一出路,只要做好双方的沟通,未成年犯罪人真诚忏悔,争取被害人的谅解,尽管被害人最终得不到经济上的赔偿,而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抚,亦能达到和解的显著效果,这一制度也不会被虚置化。
参考文献:
[1]汤火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论证.
[2]郭海强.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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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研讨会心得体会
2020年11月11日在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有幸去兰陵参加了临沂市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研讨会活动。本次活动分为观摩教学活动及互动研讨活动两种形式。会上由全市选拔推荐的优秀教师进行了精彩的展示，纯正的发音、娴熟的教学技巧、精致的板书、亲切的教态、良好的素质，令人叹为观止。
通过本次活动，使我感触很多，现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如下:
一、对法治教学活动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本次观摩活动涵盖两个年龄阶段，有四年级的《父母默默的爱》和六年级的《我们受特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两节法律知识课。对于难懂的法律知识，两位老师讲起来却清晰明了。比如第一课《我们受特殊保护》，张老师能引导学生学习和理解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培养学生学法、知法和守法观念，帮助学生自觉地用法律法规来约束自己、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课伊始，张老师通过课前交流让学生说说未成年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引入“我们受特殊保护”。正是因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他们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怎样避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呢？引入新课《专门法律来保护》。这节课张老师设计了两个活动，活动一：专门法律有哪些。让生从课本中找找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有哪些，并请学生思考为什么通过专门的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师讲解出发点和立足点。活动二：专门法律我了解。张老师先借助教材中“知识窗”，让生明确相关法律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学生明确后，教师在借助闯关小游戏加深学生对法律的认识。最后，教师发放法律条文资料，生配乐读法律条文，巩固对法律知识的认识。课后践行环节，让生继续了解《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
二、课堂活动的设计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要让每个学生都有学习任务参与。
课程标准提出，课程活动的设计要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的学习都能得到发展。但是每个学生在学习上表现的兴趣、天分和能力以及学习方法都是不同的，在学习能力上也有不同，应该注意。
三、让学生自由的发言，在讨论的时候不去限制学生。
张老师在执教《公民的基本权利》这课中，让学生自己去摸索，鼓励学生以聊天形式来上课，让学生能够发散自己的思维，成立一个个学习的小组，让学生在其中互相交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的过程后课堂上小组之间进行抢答，让其配合完成，不做太多的干预。
四、存在不足与今后打算:
1、我的教学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缺少创新意识，学生的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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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孕育祖国希望之花——少年强则国强
为大力弘扬和宣传法制精神，让法治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学生做到：知法、学法、懂法、用法，法律就在我们身边，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我2017年12月01日受聘于温宿县五中，担任法制副校长一职。自此以后，我时常与学校联系，多次开展法制课堂，讲授相关法律知识，让这些祖国的花朵能更充分的运用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
2019年9月12日，我受邀前往温宿县五中为学生上一堂法制课，此次法制课的主要内容为：正确认识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是指因为犯罪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的侵害。小学生可能会遇到的不法侵害主要包括校园欺凌、拐骗儿童、犯等等。
讲座主要围绕未成年人与青少年的年龄界定、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及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和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分析等方面进行。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校园身边的暴力事件，以及正确的对抗措施，对于学生们而言对危险事件了解的更多才能防范于未然。遇事需冷静，三思而后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次法治教育不仅培养了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法用法意识，增强了辨别是非与自我保护的能力，提升了未成年人用法律维护自我权益的意识，还强化了全体教师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更好的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法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形成“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良好氛围，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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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全力落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工作措施。几年来，共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人246人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49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一、落实责任，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导
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更好地落实目标责任，我们成立了由县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局长Xx为组长,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基层科、宣传科、公律科、法律援助中心等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指导。初步形成了由局党组统一领导,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相关职能股室组织协调，乡镇司法行政机关自觉参与的工作格局，为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充分发挥法制宣传职能，强化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在开展“五五”普法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未成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四种法制教育形式,深入持久地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一是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普法教育机制。主动与县教育部门联系，在全县中小学校配齐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在教育局领导的密切配合下，全县中学都配齐了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严格落实责任制，规范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
二是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
以漫画、图片作宣传展牌，在全县学校巡回展览。我们向省、市普法办以邮寄形式，收集关于吸毒、网吧、不尊重长辈和老师等一些漫画图片，共制作160块展牌，深入各学校巡回展览，让学生观看和自我对照剖析，并要求每一名学生写出《观后感》交给学校的法制副校长评阅。通过巡回展览，不少学生深受教育和启发，同学们感慨的说：“平时我们听法制课倍感乏味，而看这些图片让我们还有些吸引力，也领会了很多法律知识”。
三是开展把法律带回家的主题活动。
组织县普法讲师团，在各学校巡回宣讲法律知识。县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吸纳法律和授课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成立了Xx县普法讲师团。深入到全县各学校巡回宣讲《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义务教育法》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课。结合生活中实例案件进行以案说法，让学生通俗易懂，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五五”普法开展以来，全县共有中小学生2.6万余人接受法制教育。
四是开展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活动。
结合青少年实际，在Xx电视台常年开辟“普法之窗”。青少年尤其是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很容易在法律上产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一些犯法，罪与非罪的辨别亟待我们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今年，我们购买了一些愚教于乐的专题法律节目片，在Xx电视台以“以案说法”和“一问一答”等形式开辟“普法之窗”。让学生们观看后晓知以理，懂知以法，使他们懂得了很多法律知识。
三、大力实施“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程
四、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县团委、县妇联和十个乡镇设立了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站,在全县各中小学校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让各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担任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员,全县基本上形成了由团县委、县司法局组织协调，法律援助中心具体指导，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主动介入,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联系点主动参与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
二是简化了工作程序,畅通了工作渠道。为了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我们简化了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程序,规定凡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一律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同时还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先承办再申请,以节省工作时间,及时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建立了目标考核机制,确保任务分解落实。为了确保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落实到实处,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度，把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质量、服务态度列入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了奖惩措施，签订了《法律援助责任书》，规范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确保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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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xx大精神和省十次党代会关于法治湖北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开展“法律进校园”宣传月主题活动，进一步提高“法律进学校”活动的层次和效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大力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为我县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为深入推进法治远安建设和加快建设全省山区经济第一县、在宜昌率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二、活动主题
学法用法，健康成长。
三、活动时间
20xx年9月1日至9月30日。
四、宣传重点
在全校师生中着重学习宣传《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行为规范》、《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与青少年学生学习、生活、成长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五、活动内容
（一）上好一堂法制教育课。
1、聘请法制副校长集中授课，开展一场法制教育讲座，重点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与少年儿童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2、由学校分管安全卫生教育的刘主任上好秋季法制教育第一课。重点讲《道路交通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
3、召开主题班会，讲述交流发生在身边或知晓的遵纪守法小故事或违法受罚案例，开展“我最喜爱的法制小故事”评选，增强学校法制教育的参与性、趣味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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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法定人 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是一个敏感地域。未成年人一旦涉嫌犯罪，在将自己交由法律评判的同时，也提出了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司法保护课题。未成年被告人处于被追究地位，直接对话国家刑罚权，而刑罚权是国家对公民所动用的最为严厉的惩罚权，这一权力行使的过程以及最终实现的结果，都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限制甚至剥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可解决未成年被告人不能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问题，可有效对抗国家公权力，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因此，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能动地参与刑事诉讼，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意义。
一、法定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
法定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被人负有专门保护义务的诉讼参与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法定人是指被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法定人的权不是基于被人的委托或授权，也不是由司法机关指定或批准。法定人既对被人的合法权益负有保护责任，又对被人的行为负有监护义务，法定人参加诉讼是履行其对被人的保护责任或监护责任。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当然地参与诉讼，参与诉讼的法定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一般享有与被人相当的诉讼权利。法定人的诉讼行为，视为被人的诉讼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在行使某些权利时，即使被人不同意，也不影响其法律效力。
通观我国《刑事诉讼法》，法定人的诉讼权利分散在诉讼的具体进程之中。如：（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讯问和审判时的可到场权（第14条）；（2）有独立的申请回避权（第28条、第30条）；（3）自诉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人有权为其委托诉讼人（第40条）；（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有权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52条）；（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有解除超期羁押申请权（第75条）；（6）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人有独立的提出上诉权（第180条）；（7）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第203条）等。此外，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多有具体之规定。可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法定人的权利体现为各项诉讼权利，它们交相辉映，构成一道权益保护的制度屏障。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人除了不能为被人承担与人身相关的法律责任外，在刑事诉讼中与被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大体相同。法定人在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不需要经被人同意，甚至在被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法定人意见的情况下，法定人仍可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法定人的诉讼权利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二、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行使的现状
在审判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大部分是在庭审过程中可行使的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没有到庭参与诉讼，就更谈不上去行使其应有的诉权了。另外，大部分到庭参加诉讼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公权力面前显得不知所措，不能积极地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没真正地行使其诉讼权利。这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家长在庭上显得较为拘束，不知该如何陈述才对孩子有利，而另有一些家长则一味地偏袒犯了罪的子女，将怒气指向法官。这些表现不利于当庭对犯了罪的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不能有效地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一项对63名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希望法定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调查中发现，有20人不希望法定人到庭参加诉讼，他们认为父母出庭对他们没有帮助，这些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2%；有30人表示无所谓，他们觉得法定人出庭对他们的帮助作用不大，来不来就那么回事，持这类观点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7.3%；有13人希望父母亲到庭参加诉讼，他们认为父母亲到庭，有安全感或者是心理更踏实。从这组数据中可知，对法定人出庭与否，绝大多数的未成年被告人持无所谓的态度。未成年被告人持无所谓的态度的理由在于其法定人没合理行使诉讼权利，没能在诉讼中发挥对他们有利的作用。
三、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形同虚设的原因分析
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没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未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导致法定人诉讼权利未能得到落实的原因主要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自身的原因、我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权利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相关保护措施不到位等。
第一，无法联系上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没有合适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由于一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系外来人口，法院工作人员通过翻阅卷宗无法查找到其法定人的联络方式，未成年被告人由于抵触心理等原因也无法提供法定人联系方式。此外，一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由于存在父母离异或离家出走或死亡而祖父母年迈等特殊的家庭情况，没有合适的法定人参与诉讼。在这些情况下，法院不得不在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缺席的情形下审结案件。这就有悖于对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特殊保护的精神。
第二，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因家庭经济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到庭参加诉讼的权利。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很多未成年被告人系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贵州、四川等偏远的地区。这些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在老家生活，当地生活水平低下，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无力承担参与诉讼所需的费用而只好放弃了参与诉讼的权利。笔者曾碰到一贵州籍未成年被告人罗某某抢劫一案，庭审前书记员通知其父母亲到庭参与诉讼时，但其父母最终因经济困难无力承担相关费用而放弃了参与诉讼行为。罗某某这样的例子在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
第三，很多法定人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欠缺，无法真正行使其诉讼权利。一些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因受文化程度、法律知识等方面的限制，不知怎样主张、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实践中，很多未成年人的父母亲都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是文盲，因此他们看不懂法律文书，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甚至一味地偏袒犯了罪的子女。同时，很多父母亲是法盲，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更不用说如何去行使权利了。因此，诉讼权利在他们前面也就成为了一种摆设。
第四，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法律规定不完善。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还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申请回避权、委托辩护人、申请取保候审、解除超期羁押申请权、提出上诉权、申诉权等权利。这些诉讼权利也充实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确立的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到庭参与诉讼的制度。然而，法定人的上述诉讼权利只是分散在刑事诉讼的具体进程之中，法律并没明确、系统地规定这些权利。另外，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的目的在于弥补未成年人参与诉讼时所欠缺的行为能力。因此，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法定人不仅应享有与未成年被告人相当的诉讼权利，而且应享有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如必要的会见权和合理的查阅、摘抄、复制司法文书的权利，否则便不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法定人上述权利。
第五，相关司法保障措施未到位、未做细。在实践中，基层法院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在增多，法官既要办理成年人犯罪案件，又要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此不能很好地将其与一般的成年人犯罪加以区别对待，部分法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上缺乏专业性和全面性。此外，也有部分法官由于受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消极对待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影响，在思想上没有充分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容易产生未成年被告人的相关司法保障措施不到位，不够全面细致。
四、保障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的对策分析
第一，首先要在提高法定人到庭率上下功夫。对一些法定人有能力且适宜参加诉讼的，要通过各种手段通知其到庭参与诉讼。一是做好查询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联络方式的工作。通过仔细查阅卷宗，到羁押场所询问未成年被告人及要求指定辩护人询问被告人等方法，努力获取法定人的详细联络方式。二是做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出庭通知方式的工作。对经查阅卷宗发现法定人联系电话的，以电话方式告知其到庭的必要性。对只有联系地址没有联系电话的，则将相关法律文书迳行邮寄至详细地址。对有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要求辩护人协助通知法定人到庭。三是做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出庭的说服工作。通过电话和设计专用信函的方式，用真诚、感人的话语告知其出庭参加诉讼对维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和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及保障无罪的被告人不受刑事追究的重要性。四是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法院应积极与公安、检察机关协调，加强沟通、交流经验，强化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意识，加大通知、促使法定人参加诉讼程序的力度。
法定人名义上的“权利”实为一种义务，法定人怠于或不恰当行使，须承担相应责任，法律对此应作出规制。对法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可以参考德国青少年刑法，规定被告人的家长和其他法定人经传唤如果不出庭，则适用关于证人不出庭的规定。可对他处以罚款；在不交纳罚款时，可处6个星期以下的拘留，也可强制他到庭。
第二，对因客观原因无力参加诉讼的法定人，设立一定的经费，为其参加诉讼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每位未成年被告人都具有平等的地位，理应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保护，不能由于其客观的经济困难而剥夺了其法定人到庭参与诉讼的权利。因此，设立专项诉讼经费，专门为这部分人提供经济援助，保障其到庭参与诉讼。这项经费可以由法律援助中心和诸如青少年维权中心等社会团体共同承担。对申请诉讼经费的法定人，只要符合设定的条件，便能领到这笔经费（这笔经费应包括必要的路费、合理的住宿费和伙食费等）。这可以有效地解决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法定人尤其是一些外来法定人参加诉讼的经费问题，便于其适时参加诉讼。
第三，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定人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无法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的问题，可由公检法在不同阶段作相关培训，向其宣传法律相关知识，提高其法律素养。培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针对所有大众的培训，可由公检法互相配合，定期举办培训班，进行普法宣传。另一类则是专门针对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培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阶段由相关部门分批举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法定人所应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案件到法院阶段时，则由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知识培训。
第四，合理设定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阅卷权和必要的会见权，完善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诉讼权利体系。在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与未成年被告人一样行使辩护的职能，因此，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又是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当然的诉讼文书以及犯罪事实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的权利，其他辩护人经司法机关许可，也具有此项权利。根据辩护人的组成规定，法定人可能以辩护人与法定人双重身份出现，更多的只以法定人身份出现，建议不管何种身份，在司法文书及犯罪事实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上，法定人均享有与辩护律师同等的权利，无需司法机关的许可。在这点上，笔者也认同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应享有查阅、摘抄、复制的权利。此外，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同样也应享有一定的会见权。
法定人是未成年被告人最亲近的人，通过行使会见权可以稳定未成年被告人的情绪，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和无助感，帮助查明案件事实。当然，要发挥这作用，必须要为会见权的行使设置一定的条件，避免法定人一味地偏袒自己的子女，甚至阻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设定会见权时，要设置法定人提出会见权的正当理由和在会见时应有法院工作人员在场等。通过设定上述两项权利，完善法定人的诉讼权利体系，能促进法定人行使各项权利，能动地参与诉讼活动。
第五，完善相关司法保障措施，确保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在日常的工作中，在思想上我们要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做好庭前准备工作，落实各项有关法定人权利保障的措施。这是使法定人应有权利向实在权利转化的关键的一个环节。
首先，提高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化公正、效率意识。加强审判业务、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的培训。由于未成年犯的特殊性，要求审判未成年犯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责任感、感召力。因此审理未成年刑事犯罪案件的法官除了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特别是教育感化青少年的能力。
其次，在案件到达法院之后，法院工作人员需做好书送达及权利告知工作，为法定人充分行使权利提供条件。在向未成年人被告人送达书时，应向其法定人送达书，让法定人了解案件的事实，为其行权利奠定基础。同时，向法定人发放权利告知卡，告知诉讼权利，耐心解释相关问题。
再次，庭前安排审判人员与法定人适当的会见机会，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法定人有权向审判员如实地提供包括其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学习教育情况、平时的表现、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况，使审判员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未成年人的状况，并根据其具体情况与法定人进行探讨，帮助其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以及该如何教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