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1
劳动力要素可用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数量进行概括。劳动力质量又称人力资本，它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投资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劳动力数量可用就业人口数，劳动力资源等指标来衡量，它是指参与劳动创造价值的人口数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区人口年龄结构是：0-14岁的人口有9.1万人，占总人口的9.1%；15-64岁的人口为82.64万人，占总人口的82.64%，其中15-30岁的青年人口34.12万人，占总人口的34.12%，30-45岁的壮年人口有23.73万人，占总人口的23.73%；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26万人，占总人口的8.26%。由此可见该区的青年人口比例较高，发展潜力较大。全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情况是，按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计算，沙坪坝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29年，与重庆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8.99年比较，大约多出了2.3年。与该区200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9.56年相比，增加了1.73年，增长幅度达到了18.1%。沙坪坝区201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19.54亿元，占重庆市生产总值的5.29%。由重庆市201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得到重庆市沙坪坝区代表劳动力质量的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数据，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10年小学文化人口为15.88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是16.49%，比2000年的24.53%减少了8.04个百分点；初中文化人口数达到了29.73万，接近30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是30.87%，与2000年的33.97%相比，比例减少了3个百分点；高中文化人口有21.36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20%，与2000年的22.37%的比例相差不大，说明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大学专科人数有11.86万人，所占比例达到了12.31%，比2000年有了很大提高，增加了将近一倍的比例；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口为15.81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6.42%，在2000年该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不到10%，经过十年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了7.71个百分点。
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2
【关键词】中国 中亚五国 劳动力市场 比较分析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只有在拥有充足劳动力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资源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本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制定相关的政策，运用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得劳动力资源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所以，将它们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比较分析，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白的了解实际情况。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意义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也就意味着我国将会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以下国家：中亚五国、俄罗斯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这会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好的促进两国之间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对两个国家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可以为今后两个国家的合作提供基础和前提，方便两国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更加充分合理的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进行合理的贸易往来，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劳动力流通，从而，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中国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中国的劳工供求市场，其也可以被叫做劳动市场、职业市场、人力市场、就业市场。首先，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之一。我国人口总量在世界人口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源于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每年有大批大学应届毕业生加入到人才市场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农村每年有大批劳动力涌入城镇寻找工作岗位，因此，这又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巨大的资源。其次，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常廉价。由于，我国拥有富足的劳动力资源，所以，我国的劳动力在市场中使用的价值非常廉价。再次，由于我国国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非常低，而且，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我国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我国教育发展的缺陷，导致我国很多年轻人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所以，很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这样就导致我国的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低，这样就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最后，我国劳动力受不到专业的技能培训，所以，技能水平非常的低，这样极不利于他们的就业。
第二，中亚五国劳动力发展现状。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并且，劳动力素质也很低下，很多青年劳动力资源享受不到应有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劳动力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但是受到了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中亚五国工业的发展程度不高，还是处于以农业为主发展的阶段，所以，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很高，就业情况还是有待改善。
三、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劳动力参与情况的比较。中国在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程度要比中亚五国更高，所以，在中国男女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然而，中亚五国的观念没有中国开放，很多女人没有资格进行就业，所以，在中国劳动力的参与度要比中亚五国高。
第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比较。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比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多。中国工业发展比较快，在国家三大产业中工业具有很大的份额，而且，农业和第三产业也具有较大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但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比较不均衡，除此之外，总量过于大，所以，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中国的就业情况非常不乐观。就中亚五国而言，他们农业发展较快还有以资源、能源为基础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也需要较大的劳动力，其总量也相对来说没有中国大，因此，其就业情况要比中国好。
第三，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失业情况的比较。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所以，在我国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在每个岗位的竞争压力也有所提高，优胜略汰较为明显，一些能力较差的员工就会面临淘汰的风险。然而，中亚五国的产业结构没有明显的调整，以及其工业发展的程度没有中国高，所以其失业率比中国要低。
第四，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比较。中国教育改革开展的比中亚五国早，中国的教育实力比中亚五国强，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要比中亚五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高。
第五，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工资和人工成本的比较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层次不同，中国要比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高，所以，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较高，中国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要比中亚五国的强，导致中国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和工资要比中亚五国的高。
四、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与劣势。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较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是：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素质相对来说较低。
其次，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机遇。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劳动力需求都非常大，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加快，为世界各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最后，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需要应对的挑战。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劳动力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五、加快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措施
第一，抓住良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流通，加强对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培训，建立平等就业的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就业平台。
第二，以高科技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本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程度，从而，增强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六、结语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劳动力市场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制定相关就业政策，合理安排人员就业，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相洁.我国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J].智富时代.2015（05）.
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3
【关键词】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特点；对策
一、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喀什地区劳动力总体状况：喀什地区农村聚集人口众多，耕地相对较少，劳动力剩余问题一直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末，喀什地区总人口有377.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3.06万）高达77.62％，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新疆工业起步晚，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有限，加之劳动力增长较快，流动滞后，所以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较为严重。
二、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1）政府引导为主。喀什地区坚持“政府引导、培训先行、广辟渠道、全面服务”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农村技能培训和就业结构布局引导力度，不断加强劳务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扩大劳动力转移数量和拓宽转移领域范围，切实实现农民增收。（2）女性劳动力转移为主。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占38.7％，女性劳动力占61.3％，女性比例高出男性比例22.6个百分点，说明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偏多，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需求性质。喀什地区开展权益维护，解决出门“顾虑”。加大劳动力权益维护力度，对输出青年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进一步加大建立团组织的力度，选配优秀的支部委员，通过组织的力量有效地维护外出青工的合法权益，让外出劳动力出门安心，工作踏实。（3）转移劳动力年龄偏轻。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初中毕业后的待业人为主。年龄主要以16～25岁左右；这种低龄化转移造就父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很重，社会层面的理解很少，自理能力还不足的情况下转移导致青年人行为能力出现时常，心理压力过重。为此，喀什地区加强思想引导，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观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劳动者就业观念的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及劳务输出先进个人等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农民就业与创业成功的经验。帮助其在市场择业竞争中正确定位，提高求职能力，增强自谋出路、自主创业的信念。
三、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
总的看来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劳动力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1）制度和政策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来看，劳动力转移中的制度因素也是以制度障碍方式影响交易成本因素。由于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的特殊文化环境，劳动力的价值取向以及劳动力社会习俗等制度性原因，使得喀什地区专一的交易成本倍增。因此在制度层面上大做文章，从政策上降低总的转移交易成本是个首选方案。为此，实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0年后，喀什地区把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作为主要政策取向和脱贫措施之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逐渐放宽，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限制政策，给予农民工比较平等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劳动力因素。农村劳动力数量及素质，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均有重要影响。目前喀什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尤其是在沟通方面面临语言障碍；务工方面面临专业技能无法胜任现代工作岗位，转移地选择上只能以地区区内转移和自治区内转移为主，行业转移主要是以季节性行业内部转移为主，城市转移主要集中于本地县级城市为主。由于上述特征，喀什地区政府对他们加大各种技能培训，职业培养，语言沟通能力的培育等，使他们尽快适应省级转移，行业之间转移以及城市化转移提供条件。（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劳动力转移的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人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而不采取那种行动，根本原因在于行动背后的利益冲动。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经济动因的作用并不明显。转移行为中因社会偏好因素发生的一系列转移阻力显而易见。加上，区内转移的经济动力不足，搜寻工作成本加大，无能力信号显示工具，无法胜任现代岗位使得转移后的期望收入大大降低，导致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政府行为过多，而微观主体——劳动力自身积极性不足，社会效果下降之原因。
参 考 文 献
[1]韩霞．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新疆农业大学．2008
[2]盛小钰．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社会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9（6）
[3]古海尔·乃孜尔．探析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J]．企业导报．2009（12）
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4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人口流动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在于农民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而农民收入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不仅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且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因素。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
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指在一定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劳动人数间的差额。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动态和相对的概念，它随着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科学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里指的剩余是相对剩余，即隐性或不充分就业时的剩余。
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阶段。在此阶段，农业总就业人口减少，但总产量不变，人均产量提高；第二个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出后的阶段。在此阶段，农业总就业人口减少，总产量同时减少，但由于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城市劳动力的人均工业产量在这两个阶段始终保持不变。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现象的描述，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城镇的转移过程，涉及产业与空间的双重转移。
二、江苏省宿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
宿迁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截止2011年底，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42.97万人，剩余劳动力229.05万人，占全部劳动力人数的51.7%。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同时，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蛰伏在农业甚至是单一的种植业上，在农村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对人力资源优势的巨大浪费；其次，“人多耕地少”的现实状况，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再次，大量农村人口的存在，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平均分配率，造成了农民生活的普遍贫困。同时，农村大量闲散人口的存在，也是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不利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业发展中各种困难的根本所在。
1.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人地矛盾严重
据资料显示，近年来，宿迁市农村平均每年净增劳动力约29万人，劳动力总数已达400多万人。如按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计算，在保持较为合适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约达220多万人。农村常年剩余劳动力大约要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季节性剩余高达50%以上。同时，宿迁市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尤为突出。伴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越积越多，形势越来越严峻。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
从转移去向分析，宿迁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多的是就地转移，即在本镇（街道）企业打工或从事个体生产经营，这部分劳动力为40.5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31.9%；其次是转移到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地区，人数为34.5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27.2%；离开本镇（街道）但未离开宿迁的转移人数为33.5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26.4%；最后是离开江苏省，在全国各地打工谋生的劳动力，人数为15.3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12.1%。
从转移产业分析，宿迁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首选的产业是工业，其次是建筑业，第三是社会服务业、批零贸易餐饮业等，转移人数为分别占总转移人数的13.5%、12.7%和14.1%。
从转移时间分析，过去农闲期间外出打短工早已不是劳动力转移的主流，宿迁市目前转移劳动力中转移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近115.5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91%；转移时间在半年到一年的有11.43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9%。此外，转移时间在半年以下的劳动力还有近10万人，这部分人由于时间短，所以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从劳力素质分析，宿迁市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总人数达68.7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54.1%；其次是高中文化，总人数为32.3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25.5%；再次是小学文化，总人数为14.9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11.8%；中专以上的有10.1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8%；其余为文盲及半文盲，约有1万人，占总转移人数的0.8%。
从转移效果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份额明显提高。2011年，宿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显著增长，达到2498元，比上年增加370元，增长17.4%，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首次超过一半，达50.7%。在工资性收入中，从本地乡镇企业等各类企业中获得的收入人均为1465元，增长11%；外出劳务收入人均为580元，增长23%。
参考文献：
[1]屈小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J].山西统计，2002（08）：22-24.
[2]李爱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讨[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01）：36-39.
[3]龚建芬.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发利用与转移浅析[J].甘肃农业，2005（01）：14-15.
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5
零售商店的运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麻省理工学院斯洛恩管理学院曾做过一项调查：通常情况下，一家典型的超市拥有39，000种商品，每周进行100种促销，每天为2，500个客人提供服务，超市员工不得不一直奔波在仓库和货架之间。在如此众多的商品交易和促销活动中，如果门店人手不足而员工待遇又不高的情况下，业绩可想而知。
这种恶性循环有望通过劳动力管理向良性转化。阿伯丁集团对劳动力分析的调查显示：“将劳动力和业务表现数据整合到分析工具中的组织成为业界最佳业绩（20%）的机会是其他组织的3倍。”通过对劳动力进行分析，经理们能及时确保员工在正确的时候位于正确的位置，进而对劳动力成本进行控制；管理者能发现合适的人员和技能组合，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结合劳动力数据和运营系统中的数据，决策者还可对决策流程进行调整。比如，零售商将店面客流量信息与POS信息结合，确定了门店转换率，之后又将这一数据与劳动力数据相结合，确定了每个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借助这些数据，将最有价值的员工分配到最合适的班次，最大限度提高盈利能力。
与制造业不同，零售业形式更加多样，劳动力管理也不尽相同。全球劳动力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Kronos全球行业副总裁Charlie DeWitt用劳动力管理在美国零售业的发展历程，向《新领军》讲述了不同形态的零售商对于劳动力管理的需求。
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6
关键词：农户；劳动力禀赋；劳动力配置
中图分类号 F063.4；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3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0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我国农村广泛确立，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活动单元逐渐拥有了独立决策的权力。农户可以自主合理配置家庭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生产，参与市场活动并追求家庭整体的效用最大化。对于农户家庭来说，效用最大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二是增加家庭的现金收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种植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的推进，农户家庭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其劳动力的配置，以求获得效用最大化，劳动力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农户家庭行为决策的差异越来越显著。首先，非同质的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活动参与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其次，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不同，参与农业生产时做出的农业生产决策也不同。目前，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角度，延续了A・恰亚诺夫（chayanov）[1]的分析思路，主要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探讨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差异，其会导致家庭生产经营决策中农作物品种选择、农作物生产方式等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2-4]，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农户的总收益[5]；二是宏观角度，是对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大多关注人力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6-9]。以前研究从人力资源禀赋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户生产经营结构现状及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内在机理，但存在两个问题：①以前的研究将农户家庭内部的劳动力看作是同质性的，但实际上农户家庭内部人力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在贫困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家庭内部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②从数量或者质量单维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资源禀赋，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可以相互替代，但如果在家庭经营决策中增加外出务工的选择，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则不明显（教育程度高的人外出概率较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
具体而言，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提高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高质量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流出[10]，从而使得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及平均质量的降低，进一步可能会降低家庭农业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备，劳动力禀赋的提高可能会使得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率提高，从而可能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水平。目前，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异质性较强的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禀赋到底会对其生产经营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
1 理论框架
1.1 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
劳动力禀赋对家庭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要素配置和要素替代来实现的。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下[1-11]，无论是对劳动力数量还是劳动力质量的讨论，都是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正是生产要素的差异（如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影响到其配置决策。生产要素主要分为三类，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短期内设定技术不变）。一般而言，农户在制定生产决策时会受到内部的资源禀赋与外部的环境因素共同影响（见图1）。
其中，内部资源禀赋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H）、资金（K）、土地（N）、技术（其中技术选择又受到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的影响）等；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市场化发育程度与政府政策调节两大方面。农户家庭会在既定的市场与政策环境下，根据家庭的资本要素存量（Kt）、本期可使用的劳动力要素（Ht）与土地要素（Nt）制定当期的家庭经营决策。而家庭经营决策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非农生产与农业生产，其中非农生产包括农户自己开办的自营工商业与被雇佣于农业以外的非农产业；农业生产主要包括自给自足型的传统农业和市场导向型的现代化农业。本研究中将重点关注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即虚线方框中的部分）的影响以及劳动力在不同类型生产中的配置结构。
1.2 劳动力禀赋差异与农户家庭经营决策的关系模型
本文从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两方面来讨论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所说的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是指农户家庭中16-65岁不再进行全日制学习的人。从劳动力数量方面来说，当农户家庭劳动力总数较多且存在劳动力市场需求时，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水平，户主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商量后会做出派人外出务工的决定，但农业仍为农户家庭生活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在当地市场发展水平较落后的情况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往往是在保证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发生的，而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田也越多，农业生产总值自然也越高。本文用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来表征劳动力质量。从劳动力质量方面来说，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工业部门获得工作及高工资的可能性越大，这些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越大，越愿意向城市迁移。忻海平、任淑华、徐凌[12]通过调研证实教育每增加一年，农民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加2.2%，收入增加12%。即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越小。但如果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其因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也更高[1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参照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构建了农户农业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t=At（Kt）α（Ht）β（Nt）γ（1）
其中，Y为农业产出，K，H，N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土地，A表示技术水平。
关于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测量，Barro和Lee[14]提出了用人们所受的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其主要想法是： 受教育年限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的多少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本文中劳动力禀赋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因此，用如下的（2）式表示农户家庭的综合劳动力禀赋：
Ht=Labi×hi（2）
h=е（Edu^2）（3）
其中： hi、Edu、Lab分别是该户家庭中劳动者的人均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表示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数量，H为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禀赋总量。由于受教育水平提升后，劳动效率会提高。因而，家庭劳动力禀赋H实际上是根据劳动力质量进行调整、折合的有效劳动力数量，Edu为表征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质量调整系数。
如果农户家庭劳动力全部参与农业生产，那么，将（2）、（3）带入（1）式中，得到如（4）式所示的生产函数：
Yt=At（Kt）α（lab×eEdu^2）β（Nt）γ（4）
但是，由于受教育水平提升，农民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加。因此，农户劳动力质量越高，参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低，因此，农户并不是将所有劳动力都配置到农业生产中。假设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Pa（lab））与劳动力质量（Edu）之间呈线性负相关，关系式表达如（5）式所示：
Pa（lab）=1-ε×Edu（5）
其中，ε为受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农业参与的影响系数，且ε×Edu≤ 1。
当农户家庭中只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时，其农业生产函数可用（6）式表示（即（5）式带入（4）式所得）：
图2中左图描绘的是受教育水平变化对农业产出（对数）的边际影响，即随着受教育水平提升的边际产出动态变化曲线。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边际产出先下降，到达低谷后，再上升。与横轴有两个交点。也就是说，在教育水平较低时，受教育水平的边际产出大于零，因教育水平提升而扩展的劳动力禀赋投向农业，会引发农业总产出的增加。但达到Edu1后，受教育水平的边际产出小于零，此时，农户不会将劳动力禀赋投向农业，而可能选择外出务工，从而农业产出可能减少。直到Edu2，可能伴随着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受教育水平变化的农业边际产出变得大于零。此时，农户会将扩展的劳动力禀赋投向商品化、高附加值农业，以增收。
图2的右图描绘的是教育扩展的劳动力禀赋与农业产出的关系，是一个横向反“S”形曲线。但由于Edu1取值较小（小于1，如式（11）所示），因此右图O-Edu1段并不明显，因此，劳动力质量与农业生产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曲线基本上可以看成正“U”形。
图2的现实含义是：当劳动力质量过低时，其在非农行业中获得工作的机会太小，劳动力无法实现转移，所有劳动力都会投入到有限的农业生产中，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值比较高，此类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用劳动力这一相对过剩要素代替资金等相对稀缺的要素；但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其在非农行业中获得工作的机会有所提高，且非农行业的收入往往高于农业，因此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由于过密化生产的劳动力边际产出虽然很低但并不为零，因此出现随着劳动力质量提高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值减少的现象；但随着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其在非农行业获得工作的机会、收益水平都会提高，因此他们一方面可能会通过向家庭汇回收益以缓解劳动力要素的极度短缺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另一方面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部分高质量劳动力会从事高收益的农业生产，这就导致了当劳动力质量超过一定范围后，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不断提高现象的出现。
1.3 劳动力禀赋差异对农户经营决策的研究假说
根据上文中的理论分析，提出下面四个假说：
（1）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其农业总收入呈正相关。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业生产投入越多，因此，农业总收入越高。
（2）农户劳动力质量与其农业总收入呈“U”形关系。即：随着农户家庭劳动力总体质量的提高，农业收入减少（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但当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农业总收入将随着增加（由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
（3）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负相关。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流出的可能性越大，非农收入增加越快，而非农产业工资率一般高于农业，因此，从事非农生产的人数越多，农业生产所占比重越低。
（4）农户劳动力质量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负相关。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质量越高，劳动力外出的收益预期越高，农户的外出意愿、务工时间、收入也会增加，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重减少。
2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2.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对武陵山区的湖北建始县和重庆黔江区的实地调查。首先，从全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选取了较具代表性的武陵山区的湖北建始和重庆黔江作为样本县（区）；其次，从2个样本县（区）中用系统抽样办法各随机抽取4个乡镇，共8个样本乡镇；再从每个样本乡镇中随机抽取3个村，共24个样本村；再从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20户农户，作为调研对象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根据课题组的研究兴趣可能会增加样本，但是不会改变原来的抽样方案。。然后派员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取有效问卷485份。调查内容涵盖了农户的就业、住宅、农地、种植业生产、作物产出销售、收入、消费、借贷等各个方面。由于问卷中存在劳动力、农业生产这两方面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选取了其中信息较为完整的446家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确实有农户不从事农业生产，回访也无法获取数据。所以这一部分数据（39户）只好放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估计结果。。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①剔除信息填写明显存在大量错误及数据大量缺失的农户；②本研究主题为农户家庭行为决策，其侧重点为农业生产，因此剔除农业生产总值为零的农户；③剔除土地经营面积、资本总量为零的农户。以确保在计量过程中数据可以被进一步处理。关于数据，本文使用了Stata10.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2.2 变量选择与描述
从上文中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将根据分析框架设立两个模型，模型一中考察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产值，模型二中考察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产值占年总收入比重。而在两个模型中，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虚拟变量，有关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农业年生产总值（P）的平均值为23 270.44，标准差为26 482.50， 农户农业年生
产总收入差别较大。农业生产总值占家庭总收入比值（R）的平均值为0.43，说明当地农户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非农生产。当生产规模有限时，农户家庭生产中几乎不存在长期雇工的情况，劳动力一般即为家庭内部劳动力（lab），均值为3.18。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均值为7.05，说明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也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农户家庭资本存量（K）、土地资本存量（N）、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S）、农户家庭地理位置（D）的平均值与标准差都说明了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数据的分布广泛，农户拥有的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本研究将会有相当强的代表性。调研的农户家庭所在地（A1），湖北建始为1，重庆黔江为0，平均数为0.54，说明两地调研农户差别较小，并以这一变量控制由于两地市场发展水平、政策差异对农户家庭经营决策带来的影响。
3 实证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设定
结合理论分析中基于柯布-道格拉斯扩展生产函数农户农业生产函数模型，提出以下两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第一组模型（模型M1-M4）的形式如下：
其中第一组模型（模型M1-M4）主要分析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的影响因素，第二组模型（模型M5-M7）则重点分析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影响因素。
3.2 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两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的结果见表2。
由图3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的数量、质量维度与农户家庭年农业生产总值间呈现“瓦形”关系，此图形象地展示了本文的假说一与假说二。通过该图，可以对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禀赋与农业生产决策之间的关系有直观全面的认识。在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环境下，农民在城市处于“落地未生根”的生存状态，为了保障基本生存，农户一般不会将农田完全抛弃，而劳动力质量――受教育水平则是影响农户是否离乡的重要因素。当家庭劳动力质量较差时，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较小，因此农户可能全部从事农业生产，存在“过密化生产”[15]的情况，这是边际产出很小但大于零，因此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总值较大；当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农户外出的可能性不断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也会随之下降，因此表现为：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农户农业生产总收益下降；而随着农户劳动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户资源配置能力提高、技术掌握能力增强，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率大大提升，且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实现资本积累，会将部分资金、技术等投入到家庭农业生产之中，因此会表现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再次提高。关于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是很显然的。在贫困地区以家庭自耕种为主的情况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中可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越多，农业总产值也越高。
（2）劳动力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M5、M6和M7中，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这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业总产值占总收入比例越低，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三。目前虽然依然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当农户家庭人数超过一定量（家庭农业生产所必需劳动力数量）就会出现劳动力转移，且非农产业收益一般比农业收益率要高，因此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也越多，非农收入比重也越高。
从表2还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劳动力质量（Edu）与农业总产值占总收入比例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质量越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获得较高工资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四。由此可见，农户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大幅增加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也将迅速提高。
3.2.2 控制变量对农户家庭经营决策的影响
从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来说，分析框架中的资本存量、土地存量、社会资本量、地区发展差异等变量在统计上均显著。这说明农业年总产值与家庭资本拥有量之间成正向关系，家庭资本越多，农业总产量出越高；家庭土地经营面积与农业年总产值之间成正向关系，一方面说明当地农业生产主要为种植业；模型3、模型4中土地变量的系数表明了土地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社会资本与农业年总产值之间成正向关系，农户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销售信息的获取等，因此农户家庭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利于农户家庭农业总收入的提高；地区发展差异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建始地区的农业生产总值更高、农户的农业参与程度更高，这与调研中观察到的现实情况相符合。
从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来看，从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虽然资本存量（LN（K））的回归效果并不非常显著，但系数为负说明资本存量越高的家庭农业生产比率越低；农业总产值占总收入比例与农户家庭土地经营面积（LN（N））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农业生产参与程度与家庭土地经营面积之间成正向关系，即家庭土地越多，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程度越高；社会资本（S）、农户家庭地理位置（D）与农业年生产总值之间回归效果不显著。对地区变量的回归效果显著，说明两地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参与程度存在着明显差异，系数为正，说明建始地区的农业生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更高。
4 结论、政策含义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CD函数，构建了劳动力资源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决策的影响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与农业产出、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的关系，并利用多元线性、非线性模型对武陵山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总收入主要受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资产存量、农户经营土地面积、农户拥有社会资本存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受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农户经营土地面积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中，需要对家庭所有劳动力、资产、土地、社会资本、市场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做出农业生产决策，而在从事非农生产中，农户更多地考虑家庭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及市场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等因素。
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禀赋与农户家庭在农业上劳动投放以及农业产出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质量越高，家庭总收入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可能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也充足，农业总产值也越高，但农业总产值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会下降；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平均质量越高，农户从事非农工作的收入预期越高，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也越高，但与此同时，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率也会上升，因此劳动力质量与农户农业生产总值呈正“U”形关系，而与农业总产值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呈负相关。因此，在贫困地区，包含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的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变量与农户家庭农业年生产总值之间呈现“瓦型”关系。
4.2 政策含义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应该一方面继续实行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比较收益，激励农户将更多的劳动力禀赋投放到农业；另一方面要激励农户家庭提升农业劳动力尤其是在家务农劳动力的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一致的。但更进一步的是，对目前留守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更为重要。未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 也正取决于是否有知识型青年农民加入农业生产领域。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对留守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质量的异质性程度，提高家庭劳动力总体的边际产出；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地区要素的优化配置。这对我国未来农业与农村发展意义重大。贫困地区留守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农村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比较，以及大样本面板数据的获取，将成为本研究进一步改进方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65-77. [Chayanov A. Farmers’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 Xiao Zhenghong，Translation.Be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6： 65-77.]
[2]史清华.农户家庭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及其配置方向比较：以山西和浙江两省10 村连续跟踪观察农户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0，（8）：58-61. [Shi Qinghua. The Comparison of Farm Househol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e and Its Configuration Directional：Based on 10 Villages in Shan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Continuous Tracking Observe Farmers [J]. Chinese Rural Economic， 2000，（8）：58-61.]
[3]卫新，胡豹，徐萍.浙江省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特征与差异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5，（10）：49-56. [Wei Xin， Hu Bao， Xu Ping. Farmers Produce Operating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Analysis of Zhejiang Province [J]. Chinese Rural Economic， 2005.（10）： 49-56.]
[4]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社会学研究，2012，（3）：157-181.[Shi Zhilei， Yang Yunyan. Family Endowment， Family Decision and the Returning of Rural Migrants[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2，（3）：157-181.]
[5]Dean T J ， Jacques V G.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7， 6（2）： 161- 166.
[6]钱雪亚，张小蒂.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J] .中国农村经济， 2000，（3）：25-31.[Qian Xueya，Zhang Xiaodi. Rur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ts of Return Characteristics [J]. Chinese Rural Economic， 2000， （3）：25-31.]
[7]侯风云.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就业相关性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Hou Fengyun. Chines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the Employment Research [M].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8]侯风云，李焕龙.山东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6，（07）：38-40.[Hou Fengyun， Li Huanlong.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handong Province [J]. Shandong Economic Strategy Research， 2006， （07） ：38-40.]
[9]李勋来，李国平，李福柱. 农村人力资本陷阱： 对中国农村的验证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05，（5）：17-22.[Li Xunlai， Li Guoping， Li Fuzhu. The Trap of Rural Human Capital Existed or Not：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na [J]. China Rural Survey， 2005，（5）：17-22.]
[10]王丽娟，刘彦随，翟荣新. 苏中地区农村就业结构转换态势与机制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6）：135-138.[Wang Lijuan，Liu Yansui，Zhai Rongxin.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Employment Structure Conversion in Central Jiangsu Province[J]. China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17（6）：135-138.]
[11]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41. [Theodore W S. Transformation of Rraditional Agriculture [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2003：20-41.]
[12]忻海平，任淑华，徐凌.新农（渔）村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57-65.
[Xin Haipin， Ren Shuhua， Xu Ling.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in Rural Areas [M]. Beijing：Ocean Press，2010：57-65.]
[13]方松海. 劳动负效用、要素收益与生存发展适应：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42-45. [Fang Songhai. Labor Disability ，Factor Return and Adaption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n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Management Behavior [M]. Beijing：Economic Science Press，2009，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