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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1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1-0010-04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劳动力。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其中农民大约10亿人,城镇居民大约2亿多人。在人口的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巨大,而劳动力需求相对短缺,所以,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增加或减少,对促进或延缓本地区或本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因素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在本质上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活的生命体。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通常16岁以上)、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才是劳动力。经济学把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部分称作劳动力。一国的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一般根据本国的统计制度,通过人口普查、劳动力调查进行统计和估算。
劳动力供给是指一定的市场工资率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家庭或个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所谓劳动参与率是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人口所占的比率,是反映、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的指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可以按照若干标志进行分类,如总人口、不同年龄组人口或不同性别人口等。
劳动力供给是劳动者主体进行提供劳动时间决策的结果。在劳动者进行决策时,决策主体一般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劳动参与决策,即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求有酬劳动;其二是劳动时间决策,即在个人可支配时间中,闲暇与劳动时间的选择。影响劳动力决策
的因素很多。其中决定劳动力供给的首要因素是一定时期的人口数量。其次,收入的多少、工资率的高低、税收等都对劳动力供给决策产生作用。
1.人口数量多少决定劳动力总量的大小
(1)人口数量的增长决定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不同的国家由于人口数量的大小不同,劳动力的供给量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并成为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英、美、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数量相对少,劳动力供给也相对不足,劳动力是其相对短缺的资源。
(2)劳动人口参与率的高低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
一般地说,劳动参与的人口越多,劳动力供给总量越大。劳动参与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变化。从中国劳动参与率生命周期看,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生命周期都呈现倒“U”型,青年与老年劳动力参与率较低,22―55岁年龄段劳动力参与率一般在90%以上;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20―49岁男性劳动力90%以上参与劳动,20―40岁女性88%参与劳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因而劳动力供给总量也大。
2.工资率决定劳动时间供给
在人口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则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分析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工资,并把市场工资率作为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惟一因素。劳动者需要提供劳动以便获得生活资料,成年人要养家糊口。当工资率变化时,劳动力供给相应地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动对工资率变动的反应程度被称做劳动力供给弹性。一般地说,工资率提高,劳动供给增加。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但是,闲暇也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劳动者需要通过闲暇来丰富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当工资收入比较高时,劳动者将放弃一定的劳动量进行休闲和娱乐。斯蒂格利茨指出,劳动力供给取决于收入与闲暇的对比。当收入提高时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而共同影响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决策。随着收入的提高,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最初是增加的,但是其后是减少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家庭在消费与劳动力供给方面是基本的决策主体。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选择和经济行为中,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协助关系。在一个家庭中,假设已经有成员就业,其他成员是否参与劳动将取决于是否取得最大效益。因此,一般而言,个人劳动力供给决策受到工资率的影响。当制度劳动时间为t,工资率为w0,如果决策主体家庭成员处于就业―非就业无差异境界时,此时的工资率w0即为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当工资率大于w0时,选择就业;当工资率小于w0时,选择不就业。不同家庭的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呈正态分布,如图1所示。
图1中,横轴为工资率W,纵轴为以最低劳动供给价格为标识的家庭户的密度分布Q。在工资率较低时,如为W1,密度分布较低。在工资率较高时,如为W2,密度分布也较低,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当工资率为W0时,一般都是,凡是最低劳动供给价格比W0低家庭,其家庭成员就要就业了。在图中斜线所示的部分与正态分布线和横轴围成的总面积之比,就是当工资率为W0时家庭中非就业人员就业的概率。这一就业概率与相同统计范围内的劳动力参与率相似。可见,工资率对于劳动供给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工资率的变化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最后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决策。研究表明,工资率的变化对劳动供给决策主体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互关系。而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取决于主体的闲暇―收入偏好,或者说取决于主体的效用函数。如果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那么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时间供给就会减少。一般地说,当工资率较低且收入较少时,由于工资率提高而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而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供给增加;而工资率较高而且收入也在较高水平时,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因而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供给时间反而减少。
3.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税收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中,税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外学者中,布里克(Break,1974),阿特金森与斯蒂格利茨(Atkinson,Stiglitz,1980)进行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征收所得税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趋于相互抵消。哈伯格(Harberger,1974)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所得税和一般劳动税是无法转嫁的,并且税负不同将影响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分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种。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使价格下降、闲暇价格上涨,促使人们以闲暇代替工作;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后减少了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了维持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放弃闲暇,增加工作时间。但是,税收对劳动供给者的总效应是不确定的,这是由不同劳动者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通常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对高收入者而言,税收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而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结果相反。
国内学者对此也做了一些研究。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会从控制人口数量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来影响劳动的总供给量以及从影响劳动者素质和社会保障税方面来影响劳动供给结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对劳动征税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劳动征税增加了劳动供给。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税率与失业呈现反相关的关系,说明了中国税收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因此提高税率,减少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劳动者为了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得不减少或者放弃闲暇,增加劳动供给。
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
从总的水平看,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生育率水平的变化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上一直很大,这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密切的关系。分析中国劳动力供给可以看出有以下特点:
1.劳动力随着总人口增加而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人口总量在建国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总人口为127 627万人,是1953年的2.19倍;就业人数在2001年比1953年增加2.42倍,达到73 025万人,是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增长,至2010年达到高峰,为71.0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20年左右达到高峰,约为9.97亿人。劳动力人口比例2005年达到高峰,为62.55%,然后保持相对稳定,至2010年开始趋于下降,劳动人口总量2015年左右达到高峰,约为8.66亿人。今后十几年中,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 000万人,如表1所示。
2.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加趋缓以致过剩
随着计划生育的继续开展,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总人口增加的速度放慢,劳动力供给开始由加速变为减速。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存在阶段性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在总量上,我国劳动力供给既有城镇劳动年龄的劳动力供给,也包括大批的农村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城镇劳动力中,很多下岗职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加上新增加的各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每年从农村中转移出大批劳动力进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200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大幅度增加,达到600多万人,而实际就业率只达到30%。每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及时就业。
造成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的原因有:第一,人口规模巨大。我国人口规模过大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此大的人口规模决定我国必然在长期内存在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第二,劳动力参与率过高是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度的又一个原因。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劳动供给总量决定于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即劳动力参与率。用公式表示就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劳动力资源量×劳动力参与率。我国一直是劳动力参与率很高的国家,不仅在城镇,而且在农村都是如此。例如,15―19岁年龄组劳动力以及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和其他国家比较,我国都非常高。如表2、表3所示。造成劳动力参与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很多家庭的人均收入较低,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不得不让那些具有一定体力的家庭成员参加劳动。我国人均收入偏低,使得在业人口养育家庭的压力过大,致使适龄劳动力过早地参与劳动,加入劳动力供给队伍,扩大了劳动力供给总量。
3.常态性结构性、季节性劳动力供给不足
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周期性的特征,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存在结构性、周期性的特征。2003年春季开始,我国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以招工难为特征的“民工荒”,就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季节性对劳动力需求所致。这种现象在其后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困难。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做出调整,以便吸引劳动力。造成这类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经济发展是不断地进行扩大投资、出口和消费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是投入要素不断增加的结果。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结果导致需求增加。二是近年来劳动力参与率有所下降。劳资双方对工资率缺乏一致的看法,难以达成就业协议。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被认为是劳动力过剩国家,对劳动者实现低工资策略,工资增长缓慢,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物价水平上升,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增加,低工资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因而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的呼声提高。在不能得到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意愿降低。因为决定劳动参与率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市场工资率和个人的保留工资水平。在保留工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工资率越高,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市场工资率一定的情况下,个人保留工资越高,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水平,提高工资是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长胜.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袁伦渠.劳动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66-67.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2
[关键词]养老金制度 劳动力市场 综述
养老金制度既是一项社会政策又是一项经济政策。一方面它为个人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从而为老年风险的规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养老金制度还通过改变个人的消费储蓄决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等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一、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供给
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供给决策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持此观点的学者占多数，如卢元(1999)、张翼(1999)及汪泽英(2004)、Ouinn(1997)、Rust和Phelan(1997)以及Maloney(1999)等，他们从理论、实证和经验数据的角度来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会促进劳动者提前退休，进而减少劳动力供给。
同时，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实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国家都出现了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现象也支持了这个观点。美国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1900年的65％下降到1990年的18％；同期，英国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率则从61％下降到8％，德国则从58％下降到5％(costa，1998)。
第二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参加养老保险的劳动者相对会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例如车翼、王元月和马驰骋(2007)运用2004年青岛市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养老金对45岁以上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有养老保险的劳动者更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而没有养老保险的中老年人难以找到工作，被迫减少劳动供给。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对劳动力供给有影响，但影响的方向不确定。这主要取决于税后工资率变化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博弈。如果税后工资率所带来的效用比单位时间的闲暇所带来的效用小，那么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提高将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反之，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提高将使得劳动供给增加。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梁忠(1997)、肖金萍(2006)等。另外，李莉(2005)通过文献回顾，也认为养老保险会影响劳动力供给，但是影响的方向不确定。
二、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来说，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劳动力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或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因此，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将直接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Balassa，1984)。肖金萍(2006)从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两个角度考察了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作者指出：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流动
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隐含契约的作用，降低了劳动者的流动性(Mitchelll982)。现有的实证研究也都证实养老保险会减少劳动者流动性。Mitchell(1982)、Allen，Clark和McDermed(1988)、Custman和Steinmeier(1993)等人的实证分析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养老保险费用会促进劳动者实现部门之间的流动。如黄必红(2008)就认为：高额的工薪税，可能使劳动者转移到非正规部门就业，
四、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效率
关于养老保险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养老保险可以通过促使老年劳动力及时退休的方式，使得生产率较低的老年劳动者让位于青年劳动者，以提高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同时，养老保险为个人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这将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来影响下一代劳动力的质量。另外养老保险还减轻了下一代年轻人的赡养负担，两者共同促进年轻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投资。Kermnitz和Wigger(2000)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纳入到分析中，指出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水平实际上与年轻时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纠正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市场失灵，促使人力资本水平到达最优。
另一种观点认为过高的工薪税将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失业的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力市场效率。
五、评价与启示
国外现有文献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权威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是，由于各国养老养老金制度安排不同，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各国的表现也就不同。这对于我们的学习借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在积极学习国外养老金制度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劳动力长时期供大于求”的实际，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国力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尽量减少其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负面效应。
从目前来看，高缴费率以及缴费与待遇领取之间的脱节是我国现行养老金制度劳动力市场负效应的根本原因。如何注入激励机制，同时要有利于费率的降低，这是我国养老金计划的政策设计中需要不断思索的问题。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3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场；供需弹性；新《劳动法》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48-06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据估计，1983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37亿①。一方面，对于农村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转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在城市从事那些工资低、条件差的工作，合法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长期以来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来看[1]，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从实行农业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随着劳动力流动条件的放松，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这种配置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
对城市而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城市农民工数量与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继续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来说，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这将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最终消失[3]，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这说明劳动力流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相同条件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被区别对待[5]。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6][7][8]，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从而构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社会”。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经Jeremy I Bulow和Lawrence H Summers等人发展[10]，指的是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有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就业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者；而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这两个市场之间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不愿进入第二市场，第二市场的劳动者羡慕第一市场的就业，但第二市场的劳动者无法进入第一市场。如果第一市场的劳动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现周期性失业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要低于第二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而第二市场则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其劳动力供需可以较迅速地由工资变化来调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表现在两个市场招聘新职员方式的区别上，第一市场的空缺职位通常不是到市场招聘而是由内部提升来完成；而第二市场则完全是市场招聘。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12]平均起来，迁移者的工资仅是非迁移者的80%，而且迁移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显差于非迁移者。[13]显然，农民工市场是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虽然农民工就业差，工资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企业总可以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而农民工也总能以较低的工资找到工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仍在持续增加，未出现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企业也未遇见劳动力短缺问题。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有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14][15]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②。
为什么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释2008年大量民工失业呢？农民工市场，甚至城镇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么，新《劳动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因吗？它是否加剧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本文试图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二、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模型
影响中国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因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系统性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因素对第一、第二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可称为非系统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与政策等。
在决定农民工市场供求的诸变量中，工资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营状况确定合适的工资雇佣员工，农民工则根据工资的高低做出转移决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农民工市场达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做决策所依据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同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是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对工资水平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熟人打听、媒体报道等，消息来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农民从做出转移决策到成为农民工市场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影响农民工供给的工资水平是前一段时期已有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还受到迁出地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当转移后的工资收入大于转移成本和不转移的农业收入之和时，农民才会做出转移决策。因此，农民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农业收入的差额作出反应，差额越大，转移的农民工越多，从而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也越多。不同的是，企业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市场，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迅速的调整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当前工资水平。在t时期，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企业根据t时期的工资作出需求决策，农民工根据t-1时期的工资作出供给决策。
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调整需求和工资水平④，在具有线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
t时期的供给：QSt=γ+δ（Wt-1-R） （γ，δ?酆0）（1）
t时期的需求：QDt=α-β・Wt （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资水平，R为迁出地区的农业收入水平，δ、β为t时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γ和α分别表示t时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其他因素。
当农民工市场均衡时，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题2：若δ?酆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水平，若δ=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等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保持单位震荡，若δ?刍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向均衡工资水平收敛。
由命题1可知，初始工资水平与均衡工资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资Wt初始状态距均衡工资越近，反之则越远。给定外部环境及供需的工资弹性，（W0-）又受转移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变工资的初始状态与均衡工资的相对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 时期初始状态时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对位置则表明此时的供求关系，W0?酆，供大于求；W0?刍，供小于求。
命题2表明，是否偏离或收敛于均衡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工资弹性，只有当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自动的收敛于均衡的工资水平，从而自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否则，工资会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甚至偏离幅度越来越大，引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的波动。
以δ?刍β为例，图1给出了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 与需求曲线D。给定初始工资W0（这里假设高于 ），顺着箭头，我们可以在S曲线上读出下一期的供给量（第1期）将为Q1，为使市场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须也为Q1，而这当且仅当工资水平在W1时，方能做到（向下的箭头）。现在，根据S曲线，工资W1会导致在第2期产生Q2的劳动供给量，且为使市场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线，工资必须定在W2的水平。重复这一推理，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偏离不断减小，劳动力市场也自动回复均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无明确起始点，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的，因此，我们总会观察到相对均衡的劳动力市场。
δ?酆β和δ=β过程与δ?刍β类似，只是δ?酆β时，工资路径虽是震荡的，却是发散的，导致劳动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三、中国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
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时改革开放刚进行不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农业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的积极性。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还很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表现为一元劳动力市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随着农业改革效果的显现，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⑦。与此同时，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镇地区转移，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开始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城市当地劳动力为主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但此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稳定状态，即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也能够以一定的工资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劳动力，政策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只影响工资水平，并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⑧。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继续稳定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波动。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
农民工市场，甚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我们尝试用农民工市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市场尚未形成，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双方分别是企业和本地劳动力。双方均根据现期工资做出供需决策⑨，工资水平能够迅速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从而达到均衡。
在第二阶段，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形成中国独有的农民工市场。在此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δ 小，而作为农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对工资较为敏感，即劳动力的需求弹性β大，由模型可知，当δ?刍β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会自动趋向于均衡工资，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劳动力市场仍会自动趋向于均衡。随着企业技术推进，对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弹性变小，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意味着整个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β变小。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对农民工来说，务农和进城务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随着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可供继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使供给弹性δ变大。
供需弹性的变化最终改变了δ和β的相对大小，到第三阶段，当δ?酆β时，Wt随时间推移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引起劳动力供需的失衡，导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术工荒”和“熟练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围农民工失业主要是无技术和非熟练的农民工失业呢？首先，对“熟练工”和“技术工”来说，供给更加富有弹性，而需求则更加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其δ比普通农民工大，β比普通农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从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熟练工荒”；其次，对“技工”和“熟练工”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属于农民工市场的一部分，和其他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即使“熟练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挤占”普通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方式继续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工的企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幸存，对城市农民工市场而言，这表明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的变化则较小，其结果是使大量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失业。
四、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开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法》旨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与1995年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其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
从企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用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与此相对应，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产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比较低，所受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新《劳动法》主要影响农民工市场而非第一劳动力市场。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的最优反应是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将降低农民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量，而新《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诸多限制则降低了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法》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由于早已达到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对企业来说，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更加缺乏弹性，因此，新《劳动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新《劳动法》看似保护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练、无技术农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弹性较大，最终结果可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新《劳动法》使得农民工在用工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时，由于我们尚不能确定新《劳动法》对δ和β的相对大小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均衡的影响。但如果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从长期看，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变化，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将加强技术改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对这部分工人的需求弹性，而长期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变化有限，需求弹性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需求弹性β小于供给弹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的周期中会加剧“技工荒”和“熟练工荒”，供给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对普通农民工岗位的“挤占”而加剧普通农民工的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的供给受上期而不是当前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则是根据当前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农民工市场是否可以通过工资的自动调节达到均衡，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是因为与需求弹性相比，供给弹性比较小。随着各种影响弹性因素的变化，从2004年开始，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其表现为先是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与技工荒，接着又是大量的民工失业。
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
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出发，探讨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政策含义是：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4
[关键字]人力资源供求； 预测方法； 述评；
人力资源供求缺口是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力资源利用状况的重要指标。对未来人力资源供求缺口的研究离不开对人力资源供给量和需求量的预测，而预测方法的选取对预测结果将产生重要影响。
对人力资源供给的预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经济活动人口本身的定义，从人力资源总量中扣除不能或者不要求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郭庆松（2004）使用了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和人力资源自身的供给规模两项指标来预测上海市未来几年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是将在校学生规模从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中予以扣除，然后再加入老年就业人口数和迁入劳动力人口数，而人力资源自身的供给规模的预测只需将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中减去外来劳动力人口数就可得到。刘钧，徐文娟（2011）在预测我国人力资供给规模时以适龄劳动人口为基础，将在校学生数、在押服刑犯人等不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从适龄劳动人口中扣除，进而预测出人力资源供给的规模。二是利用劳动力参与率来测算，即利用人力资源总量预测值乘以劳动力参与率预测值。王金营，丽莉（2008）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将15岁以上的人力资源总数分成15岁~24岁、25岁~44岁、45岁~59岁、60岁~64岁、65岁及以上五个年龄段，对各个年龄组的未来劳动力参与率分别作出预测和必要的假设，从而得出各个年龄段的人力资源供给量，进而汇总得到总的人力资源供给量。齐明珠（2010）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其研究的对象为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把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分为15岁~24岁、25岁~44岁以及45岁~64岁三个年龄组，然后再分别估测劳动参与率。李明生，张延平（2011）在预测广州市“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时首先是利用分要素预测方法预测了未来各年的劳动适龄人口数目，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劳动参与率的估计得到最终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
对人力资源需求的预测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运用已有的历史数据计算出历年的就业弹性，再结合定性分析给出所预测年份的就业弹性的估计值，再结合经济增长率的估计，进而计算出预测年份的就业增长率，最终得到人力资源的需求数量。周祝平（2007）在用就业弹性法对北京市2006年~2030年人力资源需求进行预测时，将就业弹性分为城镇就业弹性和农村就业弹性，然后分别对城镇和农村的就业需求进行测算，最后进行汇总得到总的就业需求量。蒋茜，孙兵（2011）通过计算出我国1995年~2009年的平均就业弹性0.116作为预测未来人力资源需求的基数，并将我国的GDP增长率设置8%、9%和10%三个水平进行预测，因而得出了未来十年我国人力资源的需求量以及每年的需求增量。二是通过建立回归模型预测，比较常见的是建立GDP与人力资源总量的一元回归模型。武晓萍（2000）通过将三大产业的实际就业量和分产业的GDP作非线性回归，得到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与GDP的函数关系式，进而预测出了三大产业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数量。俞章盛，黄晨熹（2001）在对上海市“十五”时期劳动就业容量时，分别用可比价的GDP和当年价的GDP与就业需求数量做回归分析，择优选用，运用了广义差分法消除了自相关，并在不同GDP增长速度的估计下得出了高低两个不同的预测方案。白雪梅，丁韦(2007)在建立城镇劳动力需求量对GDP的经济计量模型时引入了政策因素，将时间作为虚拟变量，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有效地修正了模型，拟合效果比较理想。
人力资源供求预测方法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研究学者采用的预测方法不同，但并不能绝对地肯定或者否定某一种方法，有的学者为了提高预测的精确性，综合采用了多种方法，但其最终目标是为分析人力资源供求缺口以及提出调控未来人力资源供求量的相关策略做铺垫。
参考文献：
[1]郭庆松.我国城市劳动力供求及就业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2004,(11):63-71
[2]刘钧,徐文娟.2010-2030年我国劳动力供求的预测和管理[J].求是学刊,2011,7(38):59-64
[3]王金营,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19-24
[4]齐明珠.我国2010-2050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J].人口研究,2010,34(5):76-87
[5]李明生,张延平.广州市“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及分析[J].统计观察,2011，(6):92-95
[6]周祝平.北京市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J].北京社会科学,2007,(3):32-37
[7]蒋茜,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J].经济纵横,2011,(5):43-46
[8]武晓萍.中国未来劳动力就业趋势研究[J].南方人口,2000,15(1):50-55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5
改革开放前，我国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工资水平完全由政府来决定。工资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工资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企业制度的改革，工资决定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原先集中在政府劳动部门手中的工资决定权逐步转变为企业决定；同时，伴随着就业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市场逐渐建立起来，劳动力市场劳动工资决定的自由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在工资水平决定方面的作用已体现出来。
然而，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市场在决定工资水平方面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劳动力市场仍呈断裂和分割的状态。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目前大体可以分割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就业市场。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根据供给者体制身份的不同，又可分割为两大块：一是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工资水平较高，且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二是体制外供给者劳动力市场。体制外供给者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劳动力供给主体的不同，这个市场还可以分为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城市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在这三个市场中，大中专毕业生一般就业于规范的“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一部门工资相对较高，工作也较稳定，但很少有福利保障和住房。这个市场和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一起构成了劳动力的主要市场。城市下岗职工多与非正规就业形式相联系，一般就业于小型企业、社区服务或自我雇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较为特殊，它直接连接着城市和农村，农民工的就业范围既包括乡镇企业，也包括城市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一部分国有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城市下岗职工所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样，工资较低，待遇较差，没有社会保障，工作亦不稳定，他们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次要市场。在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之间，劳动力是不予流动的，即使人员是流动的，但身份却是固定的，因而，尽管其间具有某些交叉的领域，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
首先看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是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的工资政策上。在行政事业单位，经历了1985、1993年两次工资制度改革，使工资决定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步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不过，从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决定上看，它并不是由市场决定。可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与传统体制相联系的行政型工资制度。
在国有企业，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也都经历过多次改革，并先后推出了技能工资、岗位工资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分配制度。在工资决定机制方面也引入了一定的市场成分，如少数企业实行了集体谈判制，但同样没有彻底改变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旧的工资制度；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担负着稳定社会的功能，劳动力的流动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于正式工不能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由予以辞退，因此，在工资水平的决定上既体现不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也反映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就是说其工资还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也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旧的工资制度。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不像行政事业单位所表现的那样平均，而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工资差距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这主要体现在以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和以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及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为代表的垄断性行业中。有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水平居前几位的一直是以金融业等为代表的垄断性行业，而工资水平居后几位的一直是以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行业之间的差距已明显过大。工资差距的扩大，说明有各种不同因素在工资水平的决定中起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竞争因素和垄断因素。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其工资决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市场表现。在这类行业，由于国家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允许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这使得国有竞争性企业面临着来自非国有经济的巨大压力，从而不得不采取“减员增效”或“换员增效”的措施，将一部分职工下岗，大量使用农民工，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以抑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这类行业在工资水平上增长就很缓慢。市场在工资水平的决定中已有较明显的表现。
然而，同属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以金融业等需求方为代表的垄断性行业，其工资水平的决定却完全相反。由于这类行业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受到限制，因而没有或者很少有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这使得在这些行业里，旧有的就业制度得到维持，“大锅饭”、“铁饭碗”在一定程度得到保留，在享受着来自行政性垄断的超额利润的同时，享受着较高的工资，而高工资又排斥外来人员的进入，致使工资决定与劳动力市场完全脱离开来而成为垄断工资。
其次看主要市场的另一组成部分――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
的决定
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是伴随着非公有部门的发展而形成的。非公有部门是在计划体制之外产生的一种经济形式，其分配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分配制度，市场双方完全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首先，它只按照自身的实际需求雇用劳动力。由于这些部门是在计划控制之外得到发展的，因此无须承担吸纳超出需求的劳动力的责任。其次，除了市场水平的工资以外，这类部门大多不额外承担职工其他福利保障，也没有收入分享机制，工资水平完全根据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符合需要的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决定。另外，由于这类部门管理体制中责任、权利和利益较为明确，具有对于特定人力资本进行辨别、度量和监督的激励机制，因而人力资本对于生产效率的贡献比较容易观察到，从而具备了区别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禀赋而支付不同工资的条件。而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者主要是高人力资本所有者，因此，市场经济按人力资本赋予相应的报酬，使得这一市场的供给者――处于知识管理阶层的就业者，普遍获得较高的工资，这说明市场在工资水平决定中的作用得到了体现。
不过，由于大中专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供给者不断增加，他们受市场分割的影响，其搜寻的就业岗位面较窄，主要限于正规部门，即国有部门和规范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而正规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增长比较缓慢，特别是国有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效益普遍不好，工资不高，大中专毕业生不愿屈就；政府部门和垄断行业待遇较好，但仍很难进入，这使得大中专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了变化，并导致这一市场的工资水平开始趋于下降。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市场确是按照劳动力供求状况来决定工资，当大中专毕业生的供给超过所搜寻的就业岗位的需求时，市场的作用会使工资水平趋于下降；同时亦说明，由于从总体来看，我国高学历人数并不多，而目前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实际是分割的市场使工资差距的诱导机制丧失，从而使劳动力配置的作用降低。
再来看农民工所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成为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主体，而且，随着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放开，农民工也成为这类国有企业就业的中坚力量。从行业来看，农民工已分布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行业，其中绝大多数都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以及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中。由于他们特有的身份以及人数众多，使他们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一个最大的市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双方是按照劳动力供求情况来决定工资水平。从目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来看，它表现较低，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市场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供给方之间激烈的竞争，使得工资水平的上升受到了大量劳动力闲置的制约，从而表现为刘易斯所说的“不变工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在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收入的原则下，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
不过，受长期形成的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权利和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以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等不平等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必然反映到工资水平的决定上。由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劳动力需求，且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使得农民工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他们不得不在劳动报酬、包括职业选择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降低自己的要求，甚至迁就需求方哪怕是无理的要求。而劳动力需求方由于掌握着主动，并利用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健全的缺陷，刻意压低工资，这使得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事实正是这样。近一年来，媒体不断反映的“民工荒”现象，其本质就是我国劳动保护法规在农民工身上并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农民工为市场所分割，处于城市的边缘，享受不到主要市场工资水平上升带来的好处。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6
一、医疗保障、人口健康与劳动供给关系分析
1.宏观分析。在宏观的发展来看，对于劳动力的研究是以城市或国家为单位的，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市场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提供的全部劳动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等都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同时，社会保障等政策法规也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有更为强壮的认知和较长的寿命预期，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有更多的倾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劳动力；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为劳动者的健康提供基础保障，在医疗保障制度下，劳动者在工作中患病，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由此避免了劳动者因为患病而收入减少的情况。
2.微观分析。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劳动供给，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定义是劳动力个体能够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基础下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时间。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并不仅仅指的是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括潜在劳动力资源，而要想挖掘出更大的劳动力供给空间，最重要的就是潜在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对劳动力供给的支配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的，然而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的劳动力供给往往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就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来讲，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当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在内的指标发生变化时，劳动力供给就会受到影响，劳动力主体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就会有所变化，由此产生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二是健康状况。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主体越健康，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会越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二、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现状
第一，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劳动者选择医疗机构是存在一定偏好的。一般来讲，劳动者只有在患上大病时才会想到去大医院就诊，而且一般会选择公立医院；劳动者患上小病一般都会选择去药店。在没有医疗保障时，劳动者患病一般不会选择主动就医，但在劳动者加入了医疗保障后，患病就医的主动性得到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医疗保障的健全与劳动者的健康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婚姻状况和性别也影响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女性劳动者群体中，未婚女性远多于已婚女性，而且妻子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与丈夫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劳动参与率高的已婚女性，其丈夫的劳动收入普遍不高。对女性劳动者而言，除了要参加社会劳动，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的家庭劳动，这就说明了为何女性劳动者没有较为积极的劳动供给反应。第二，在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健康情况有很大改善，城市劳动力供给程度也较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健康也被劳动者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劳动者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时，会做出增加闲暇时间的选择，由此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就大大减少。而且，在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随着医疗保障的发展，社会对人口素质的重视度也大大提升，劳动者逐渐意识到在劳动参与中加入医疗保障的积极意义，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劳动者是否参与劳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如果是同样的就业环境，劳动者更愿意为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佣者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1.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医疗保障显现出较多的不足支出，对于人口健康的积极效果作用不明显，很多医疗保障项目建设都不完善，整体发展还处在改革和确立的状态，不能帮助劳动者有效减少生活成本。而且，如果不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患病花费会极大程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净收益，另一方面不利于劳动者支出结构的稳定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在解决城市劳动力供给问题上，进一步研究当前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医疗保障发展中，引入了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如在报销比例中，存在着制度上的设计缺陷，作为保障参数，报销比例不仅应该包括医药费支出，还应该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情况，对不同工作年限的劳动者采取不同的报销比例，如此才能更好的将劳动者的权利表现出来。另外，在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起付标准也存在着问题，对于一些低收入者，起付标准成为了经济负担，是对其保障权益的损害，而且，医疗保险的期权由于最高限额而降低了价值。上述所说在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问题，都对支出结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很不利的。
2.解决措施。第一，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如果在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上，不把人口健康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医疗保障不能对劳动力供给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一般情况下，身体状况保持良好状态的劳动者会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出勤率，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对城市发展而言，必须对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优化，以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为劳动力市场输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发展来讲，如果流动人口过多，那么就必须注重加强医疗保障，因为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在流动人口中，其又没有主动就医意识，必然会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整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对劳动力供给造成阻碍。对于非户籍劳动力人口，在医疗保障的实施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性原则，不能差别对待。第二，医疗保障要适度。医疗保障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只有保持适度的水平才能既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又满足城市劳动力人口健康需求。如果医疗保障过度，就会造成劳动供给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利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优化。在城市发展中，医疗保障水平必须控制在城市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其达到既能吸收外来劳动力，又能降低劳动成本的目标，这样才能实现平衡的劳动力供给和最佳状态的劳动产出。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