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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行为、言论、思想上都追求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认为保持一致、顺其自然是个体人格丧失的表现。(五)人际关系的差异———仁义对人与利益为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根据儒家的原则,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社会关系非常重要。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注重情义,轻视物质利益。在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致使中国人把人们之间的交情或友谊看成是最重要的,为了友谊而牺牲物质财富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文化主要承袭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主张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追求人人平等和个体的优先地位。与中国人的重情重义不同,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3]。由于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东西并且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美国人在争取个人利益和福利时会采取主动的方式,与人打交道时十分直接,人与人之间多为互利关系,人情较为淡漠。由中美文化心理差异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尊崇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性本善的人性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过去价值取向,具有追求稳定的民族性格;美国的文化则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观,性本恶的人性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未来价值取向,具有喜爱冒险、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而文化又是影响消费者行为最持久、最广泛和最深入的环境因素。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信念等将长久地影响着本文化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4]。因此,同一国家的消费者在消费需要、消费对象、消费决策、消费时机等方面会表现出共性,而不同国家的消费行为模式则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中美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文化中的各个要素,影响消费者的观念,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中美两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差异。(一)消费需要的差异消费是由人的需要推动的,是人的需要的一种主观的选择形态和特定的满足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美消费者对消费需要的态度是不同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求稳”的文化心理,“无债一身轻”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消费过程中竭尽全力回避竞争和冲突。所以,在生活消费方面就会有所节制,中国人有节约的美德,不会盲目消费,每个家庭收入再少也要存点钱。同时,在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知恩图报观念的影响下,“人情”消费也就成为一种突出的消费行为特征。在美国,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在美国人的观念中,消费是创造财富,挣钱是为了花钱,有钱就花是与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而留遗产是不为上帝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认为人生要付出,付出就该享受,年轻时借款买房消费,退休后将房抵押给银行“倒按揭消费”,付出与收入均等,无须以积累防患于未来[5]。因此,美国人从来不压抑自己,他们崇尚及时享乐,强调实用主义,希望商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消费需要来生产产品,他们的消费行为都与自己的需要息息相关,不存在所谓的“人情”消费。(二)消费对象的差异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呈现出一种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主要是以群体取向为基础的。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一个家庭看做一个整体,在消费时从整个家庭进行全面考虑,注重产品对于维持家庭正常稳定运作的作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往往与整个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个家庭成员不仅要考虑自己的需要,更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需要,对整个家庭都有用的商品往往会比对一两个家庭成员有用的商品更容易被选择,在作决定时也要求全家人一致同意;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亲慈子孝的心理,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更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不惜倾囊投资。因此,在消费对象的选择上,中国人所作出的决定往往综合考虑老人和孩子的需要,特别注重是否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在美国,清教主义的文化价值核心是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美国人认为每个人均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什么需要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不是寄期望于父母和任何外部力量。由于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美国人的消费也往往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在消费对象的选择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消费行为也比较注重商品对自己的用处,而不是对整个家庭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有用性。(三)消费品牌选择的差异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他的生活方式、社交活动等。这些因素又必然会进一步影响他所青睐的品牌和对品牌的选择。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不仅把“安居乐业”当做永恒的幸福,而且认为“安居乐业”能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进步。所以,中国人在消费品牌的选择上倾向于选择一些常用的、多数人使用的、长辈们也用的商品,对新奇的高科技产品或新型产业大多抱有怀疑否定的态度。美国人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观和性本恶的人性论,在价值取向上主张未来取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生活就是一场追求成功的竞赛,均等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这场竞赛并取得胜利。为了获得成功,美国人讲求竞争,追求创新,很少循规蹈矩。这种追求冒险、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引发了对新奇事物的消费投资倾向。美国人对一些新奇的、富有创意的品牌更为青睐。(四)购买决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意识,要求个人服从整体。美国强调个人主义,注重个人权益。这一文化差异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具有多重体现。在购买决策方式上,中国人往往以集体为单位进行决策,如家庭成员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起来由一名“当家人”统筹安排,在具体购买特别是单笔支出较大的购买决策中,还需要家庭成员的集体讨论。而美国人在购买决策上通常由自己做主,有自主生活能力的成年人一般都对自己的财产具有独立的支配权,无论购买什么,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自己决定。在购买决策的最后确定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性有限价值原则,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因此,中国人的收入变化对购买决策具有迅速和直接的影响。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会很快节省开支,降低支出,先前开支额较大而又非必需品的购买意图将被最先取消或者暂时搁置起来[6]237-242。而美国人在付出就该享受的思想支配下,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常规的消费和随机的消费。常规的消费是必须支出,如各种保险费支出、学费支出、房租、购房和汽车开支等;随机的消费具有弹性,旅游、运动支出属于这一类。美国人的消费一靠收入推动,二靠预期推动,三靠信贷推动。据报道,美国70%的家庭都把信用卡借贷作为家庭财务的应急手段[5]。由此可见,美国的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消费不可逆性,不会因为收入的变化改变对产品的购买,大多数人会通过借贷来满足即时的消费需要和欲望。(五)身份消费行为的差异在中国,身份消费行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身份所具备的含义以及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的功能要复杂很多。首先,中国消费者通常具有更强的身份意识,维系身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身份消费行为非常频繁。其次,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紧密相连,彼此高度依赖,这使得身份消费的目的、功能和形式也出现异化。因此,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所购买的产品是不是真的好,往往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别人说了算。他们在购买时,通常特别看重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他们带来社会性结果,并对于产品的外在可见特征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人们在消费中需要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保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面子,出于维护面子的需要,中国人会在消费中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和身份地位相符合。这同美国个体主义文化下的消费者很不一样,美国消费者强调“独立自我”,倾向于将自己看做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他们的消费选择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态度,而没有羞羞答答的面子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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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学生数学成绩梁贯成参与第三次TIMSS时,任香港课题组长.在测评中,东亚学生成绩明显高于欧美学生,而这些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文化背景对学生成绩有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为此他进行一系列比较研究,探求内在联系.2001年他对北京、香港、伦敦数学教师教学态度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除性别、资历、年龄因素外,仍存在明显差异,他猜想原因可能来自文化差异[1].而这个关键因素,以前往往被人忽视.后来通过比较发现,东亚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认为教师首先是所教知识的专家,教师对学生成绩期望值很高.东亚教师数学知识比较丰富,善于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课堂上传授大量新知识,内容复杂且较深,讲述了大量证明,利于学生从本质上掌握数学.东亚教师强调传授知识和获取知识过程并重,认同理解和背诵同等重要[2].因此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数学教师能力是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之一.2006年在他主持的ICMI第13次专项研究-《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数学教育》中指出,学生学习态度、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数学自我概念、经济条件、教育投入、教育资源对学生成绩影响不显著.东亚各国集权式教育体系、课程资源也不能合理解释学生成绩差异,东亚学生用在数学学习上的时间和西方学生差别不大,包括课外时间和作业.东亚学生在TIMSS等一系列国际数学测试中成绩优异,与教师态度与品质、教学方法、教学能力相关,东亚学生谦虚好学、个人努力、大量练习下的理解是保证成绩优异的直接原因,而这些因素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3].他在研究中国传统数学观和教育观时发现,中国人重视教育,相信个人努力就会成功[4].这促使学生具有积极的动机,在学习上刻苦和坚忍不拔,深深影响着数学学习.2010年他利用TIMSS2003中8年级数据研究表明,以快乐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动机共同对学生成绩产生影响,并对东亚和欧美发达国家作对比研究.儒家文化促进了东亚学生以结果为导向学习动机的变化,利于两种学习动机协同,使他们的数学成绩优于西方学生[5].上述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影响数学教师教学态度,进而影响教师能力、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习动机发生积极改变,使得东亚学生成绩明显优于西方学生.为分析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他实施了一系列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增进了东西方数学教育理解和交流.
1.2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数学教学与学习为深入了解东亚数学教育理论、其特点及潜在的文化价值,他对东西方数学教育作全面比较.他发现东亚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文化,东西方数学教育特征各不相同[6]:(1)东亚重视学习内容,西方重视学习过程(2)东亚认为理解和记忆同等重要,西方认为记忆是机械学习,提倡有意义学习(3)东亚提倡努力学习,西方提倡快乐学习(4)东亚各国认为考试等外部动机利于促进学生学习,而西方认为只有激发学生内在动机才利于学生学习(5)东亚重视社会导向,提倡大班化教学,而西方重视个人导向,提倡个性化学习(6)东亚教师是知识丰富的学者,而西方教师重视教学方法运用.教学上,东亚普遍教师主导课堂,强调概念和技能教学,课堂容量大,教师按照一定程序教学[7].课堂上学生积极参与,保证了有意义教学的实施.他认为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可以实现互补,不能简单认为东亚数学教学就是机械的.学习上,家长和老师的期望、考试竞争压力成为学生学习的外在动机,学生相信个人努力的信念,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成为学习的内在动机,使得东亚学生数学学习普遍比较刻苦[8].学生认为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并不轻松,不认可“享受学习过程”[9],把学习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他将西方提倡的“愉快学习”与东亚提倡的“刻苦学习”进行比较,认为东西方教育者对于学习本身的理解不同.两种文化对促进在学习中产生快乐的理解、快乐的时机、快乐和满足的层次不同.西方教育学者认为学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快乐,学习应该是愉快学习,而东方教育学者认为学习应该与艰苦劳动相伴,只有艰苦劳动有结果才有真正快乐和满足[6].西方愉快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而东方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要考虑到文化价值差异.他后来提出“延后快乐”的主张,强调“愉快学习”应建立于刻苦学习获得成果后,而不是单纯上课开心.东西方数学教学和学习都受潜在文化影响,文化差异是数学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为东西方数学教育相互借鉴学习提供了参考依据.任何教学和学习模式差异都以文化和长期建立的显性或隐性教育范式为基础.接受外来模式要看其潜在价值是否与本民族文化兼容,应该借鉴其优点和长处,还要保留自己的优势.东亚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不能“全盘西化”,西方也不能照抄东方模式.
1.3文化差异影响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改革对香港的数学教学改革,2005年他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香港数学教学内容远比其他国家深,课堂教学比较连贯且通过推理和论证得到数学结果,与其他国家学生相比学习更加投入.因此虽然华人数学教育饱受批评但学生成绩优异,改革要继承优点并克服不足,而不是盲目追赶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改革要符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要使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2012年他在比较德国和香港数学课程时发现,文化背景以复杂和间接的方式影响课程实施.他后来指出,美国部分州觉得新加坡数学教育很好,便直接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但是结果并不好,他曾经说过“我和很多美国学者讲他们这样是没用的,因为你可以进口新加坡教科书,但你不可以进口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教科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根植于新加坡文化.他指出西方数学教育理念的确有先进之处,但必须谨慎引入,并批评以前的教改没有分析自身传统文化优势.他在比较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数学教科书时指出,东方教科书按照知识逻辑传授内容,西方重视学生个性和学习情境.东方教科书内容选择注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西方内容选择在于发展学生个性.数学教科书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不同.他提出数学教科书改革中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数学教师教育,他尤其注重专家教师培养.他提出儒学影响下的专家教师应具有很深的数学、教学、学生知识,很强的教学能力、鲜明的个性、终身学习的能力,还要具有勤奋工作和充满责任心等优良品质.专家教师能胜任教育研究、教师培养、学者、考试专家、学生和教师表率多种角色.他指出东亚尤其是中国,根据教师实际需要,利用观察榜样教师课堂教学等方法直接有效,这说明专家教师的定义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还指出专家教师培养放在一个体系中,而不是仅仅注重知识、技巧、技能,受教师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影响,是个长期过程.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数学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飞速发展,政策制定者们尤其需要选择适合国情的数学教育改革模式.梁贯成提出用文化差异观点看待数学教育改革,为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任何数学教育改革要考虑到它们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立足本国实际,甄别吸收他国数学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改革经验,制定适合国情改革政策,促进数学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2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的意义
梁贯成教授提出用文化差异的观点进行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并实施了10多年相关研究.其理论和研究计划有深度、新颖、可持续性,影响到对东西方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等差异的认识,促进了东西方数学教育交流,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数学教育发展需要.(1)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传统教育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各国文化、宗教价值观、社会历史背景、未来发展目标,都决定着数学教育各自特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促使改革政策制定者重视这种差异,正确认识这些传统但有效的数学教育体系.(2)各国要提高数学教育质量,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别人长处,如美国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而亚洲很多国家正在模仿美国数学教材的形式,形成很多研究课题.但是这些学习与借鉴并没有显示出哪种方法更适合本国.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全面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学和学习,及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特征,对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育体系优点进行深入研究.(3)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信仰和价值观、历史、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数学课程和评价体系.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教师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学生信念如何影响数学学习.利于发展全球教育合作.(4)20世纪末,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欧美历来把发展教育作为提高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东亚学生在TIMSS中的优异成绩引起他们极大兴趣,为此加大对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研究投入,以深入理解东亚数学学习,重塑本国数学教育.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适应了政治发展需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对数学教学、学习、提高数学教育质量有现实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数学教学和学习各层面.对传统数学教学和学习方式进行反思,用新眼光看待日常数学教学实践,更好理解各自传统.还可共享数学教育科研成果,促进实现提高数学教育质量的共同目标.
3国际影响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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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移动通信技术特征和优势
第一,移动网络覆盖面广,使用方式灵活,扩展性比较好,在使用过程中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连接到移动网络中去,没有其它硬件软件设备需求,方便快捷地让用户实现网络扩容;第二,移动网络的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便宜的,移动网络在建设、维护、扩容等方面都是公开透明的,是值得信赖的网络;第三,移动网络在使用上更为方便。移动网络通过终端提供给用户丰富多彩的软件设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新的移动智能通信终端更是不仅仅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使用,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来。
1.2移动通信技术在检察业务中的应用
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政府也积极地推动电子政务,将移动通信技术应用与高新的电子政务结合起来,不但减少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还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水平和效率;检察机关也在大力发展现代信息系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外出办案时,一些办案场所比如说看守所之类的对嫌疑人进行询问时,移动信息技术可以直接对现场进行监管,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二是在侦查指挥方面,移动通信技术可以实现上下级之间的任务分派、指挥、询问等等,可以将现场情况直接转达到指挥中心,方便了集中的部署和指挥。三是在远程协助方面,专家可以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对相关的操作进行远程协助;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审讯现场等场合,专家可以通过语音、视频等方式进行远程指导。四是在视频会议方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视频方式进行提审、工作汇报、在线学习等等,不同地区的人员也可以实现共同会议。五是在无线监控方面,对于那些不方便铺设有线网络的地区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覆盖,通过无线网络对这些地方进行监督管理,提高工作的效率与水平。
2移动通信技术在检察信息化应用中的发展
2.1更新思维方式,突破观念壁垒
当前我国政府和许多机构虽然开始实施移动通信技术的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移动通信技术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普及率低,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机构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们必须鼓励相关人员学习新技术、开拓新思潮、转变新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移动通信技术在工作生活的利用率。
2.2完善制度机制,统一标准规范
如今,移动通信技术并没有统一标准,不能兼容使用,带来很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政府采购限制、入网许可限制、安全保密限制、技术壁垒、标准真空、标准重叠等更是层出不穷。一方面,在政府机关移动通信应用上,我国政府进行了各种限制,没有采取合理的引导措施;另一方面,如今我国各通信运营商采用了完全自由的3G技术路线,如TD-SCDMA、CDMA2000、WCDMA等。
2.3加强技术研究,注重信息安全
检察机关信息化应用将会和公民的隐私、社会公平和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移动应用安全性、可靠性研究,对提升检察机关移动应用系统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保障检察信息化与信息安全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检察机关中,信息化建设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根本,利用当前越来越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不断提高我国检察机关的能力与水平,不断增强我国检察机关的管理与技术能力,保障我国的检察工作更为顺利的展开。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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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语言都是其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说语言与文化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语言的学习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学习,在学习语言时既要注意不同语言在运用过程中的得体性,还应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联系,以便更好的使用语言,本文重点从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运用方面进行得体性分析,分析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的语言的表达形式不同,探究了语言运用中得体性原则的提出,分析了语言运用得体性和英汉文化的种种差异,在学习的过程中深刻了解国家文化的差异,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态度,使得英语的学习水平和自己母语的学习共同发展,提高对英语文化的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并且学会不同国家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发展。
关键词:语言运用;英汉文化;文化差异;语言得体性
1.语言运用中的得体性准则的提出
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流,有其艺术性,成功的语言交流必须建立在语言得体的基础之上,为了描述语言表达的得体性,很多学者就此提出过一些见识,但是都表达的不是非常确切,对于语言运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清楚的说明白,直到上个世纪89年代,一位英国的语言学家Leech,提出了语言交流过程中的礼貌原则和六条准则,其中这六条准则中的第一条“tact maxim”,很多国内学者将这一条准则翻译为得体准则,并且就语言运用过程中的得体准则探讨了一系列的问题,分析了文化差异导致的在语言表达过程中的一系列差异。
2.关于语言运用中的得体的探究
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对语言的运用过程中的得体性有所探究,但是没有一个系统完善的结论来描述语言的得体性,在修辞学中,语言的得体性表达是重要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哲学中所强调的适度原则,还体现了美学中所强调的和谐原则。下面我们就语言得体性的这两方面的体现进行细致的探究,首先语言的得体性体现了哲学中的适度原则。辩证我唯物主义中的“度”的具体含义是制约事物本身或者与事物相关联的外界因素的范围、限度,世界上存在的任何物质都有自己的“度”,并且这个所谓的“度”有其自身的极限值,一旦超越了极限值就不得w了语言的得体性与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度一点都不冲突,在语言的表达过程中,都在表述过程中遵循的一个界限,虽然国家之间的文化不尽相同,但是就语言的得体性来讲这个度是通用的,语言的得体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适度”,我们通常所说的修辞学中所强调的得体就是指的在语言表达过程中最恰当表达的一个度,也就是所谓的理想的表达方式。
语言的得体性与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强调的美学原则是相通的,得体性的终极目标就是美的原则,在语言表达过程中遵循得体性原则也就是遵循美学原则。得体性原则还有自身的层次性,有些语言表达在表面上看是不符合得体性原则的,但是从更深层次方面来讲,却又体现了更深层次的得体,这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多次体现,由此可见语言的得体性原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对其进行概括,必须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不断探索其含义。
3.语言运用中得体性的英汉文化差异
语言在运用过程中的得体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身的普遍性,但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地域差异、社会差异及语言环境的差异,而具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虽然礼貌得体是人类相通的认知,但是在语言的具体表达过程中,其得体性还受到国家文化的制约,下面我国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语言运用过程中的英汉文化差异。
3.1 在礼貌话语的结构模式上英汉存在差异
在礼貌用语的表达方面,英语和汉语存在着模式差异。语言的得体性会由于不同国家语言的结构模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在英语中大部分的礼貌用语都是情态动词引导的句子,并且在一个英语句子会因为一个情态动词的使用出现很大的语义偏差,例如will和are,这两个词汇都能够引导情态动词句,但是在使用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will的语气比较委婉,而are是直接询问对方。也就是英语表达中情态动词的引用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语义。而在汉语文化中却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在汉语的礼貌用语中的表达不存在依靠情态动词来表述语义,在很多正式的场合,中国人喜欢用半文言文的形式来表达敬意,例如“鄙人不才,请多指教”类似的语句。
3.2 在类似概念的表达上英汉存在差异
在一些类似概念上,英美人和中国人在表达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的性格含蓄内敛,很多时候会自表谦虚,而英美人则直截了当,例如当面对别人的称赞时,中国人往往会说“哪里哪里”,而面对对方的称赞,英美人的反应则是“谢谢”。还有就是在接受对方的礼物时,英美人的反应是大方的直接接受,并且当着对方的面直接打开,而中国人则喜欢再三推辞,并且不喜欢当众打开,总之在中国人看来,英美人表现的非常不谦虚,而英美人看中国人,则认为他们不真诚,虚伪。还有一些对于个人问题的提问上,当向中国人询问年龄时,中国人会直接给出答案,而向英美人提这个问题时,他们则会认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总之在语言交谈中,要特别注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4.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在运用时的得体性就是强调在表述过程中的一个“度”,但是不同国家对语言的得体性的具体的“度”有所差异,在进行实际的交流沟通时,应该注意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合理的进行语言运用。
[参考文献]
[1] 李健儿.语言运用中的得体性及其文化差异[J].外语教学,1998